上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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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毁灭》 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中译本于一九三一年译毕。有两种版本：一九三一年九月上海大江书铺版和同年十月上海三闲书屋版。在印行单行本之前，其第一部及第二部曾以《溃灭》为题，分期发表于《萌芽》月刊第一期至第五期及《新地》月刊第一本。
法捷耶夫，参看本卷第322页注〔18〕。他曾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除《毁灭》外，尚著有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文学论文集《三十年间》等。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五一年，他曾对《毁灭》进行修改多次。
〔2〕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一年上海三闲书屋出版的《毁灭》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科尔却克（E．K．gTUhN]，1873—1920） 通译高尔察克，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头目之一。十月革命后，依靠英美帝国主义，发动武装叛乱，红军击溃其所部后被捕处死。
〔4〕弗理契（K．L．[HPhI，1870—1927） 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著作有《艺术社会学》、《二十世纪欧洲文学》等。
〔5〕无产者作家联盟的裁决团体 即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评议委员会。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法捷耶夫是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6〕《乌兑格之最后》 即《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未写完。这里说“已经完成”，当指一九二九年在《十月》杂志上刊载的第一部分。
〔7〕R．D．Charques 拉·德·加尔格，《毁灭》的英译者。Verlag für Ld Politik，德语：文学与政治出版社。
〔8〕亦还君 未详。
〔9〕藏原惟人的一篇 指载于《毁灭》译本卷首的《关于〈毁灭〉》。
〔10〕《前卫》 日本发行的杂志，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东京。
〔11〕洛扬 即冯雪峰。
〔12〕拉迪诺夫（C．_NGPFTJ，1887—1967） 通译拉季诺夫，苏联美术家、诗人。威绥斯拉夫崔夫（H．KRAIXUNJhIJ），苏联美术家。
〔13〕绣像 旧时通俗小说书中人物的白描画像。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1〕
关于这一本小说，本刊第二本上所译载的藏原惟人的说明，〔2〕已经颇为清楚了。但当我译完这第二部的上半时，还想写几句在翻译的进行中随时发生的感想。
这几章是很紧要的，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
譬如，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的解剖；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因为他饿着！他对于巴克拉诺夫的未受教育的好处的见解，我以为是正确的，但这种复杂的意思，非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便不会知道的经验，巴克拉诺夫也当然无从领悟。如此等等，他们于是不能互相了解，一同前行。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当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地了解的。
其次，是关于袭击团受白军——日本军及科尔却克军——的迫压，攻击，渐濒危境时候的描写。这时候，队员对于队长，显些反抗，或冷淡模样了，这是解体的前征。但当革命进行时，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大众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3〕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又其次，是他们当危急之际，毒死了弗洛罗夫，作者将这写成了很动人的一幕。欧洲的有一些“文明人”，以为蛮族的杀害婴孩和老人，是因为残忍蛮野，没有人心之故，但现在的实地考察的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其误了：他们的杀害，是因为食物所逼，强敌所逼，出于万不得已，两相比较，与其委给虎狼，委之敌手，倒不如自己杀了去之较为妥当的缘故。
所以这杀害里，仍有“爱”存。本书的这一段，就将这情形描写得非常显豁（虽然也含自有自利的自己觉得“轻松”一点的分子在内）。西洋教士，常说中国人的“溺女”“溺婴”，是由于残忍，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谬，其实，他们是因为万不得已：穷。前年我在一个学校里讲演《老而不死论》〔4〕，所发挥的也是这意思，但一个青年革命文学家〔5〕将这胡乱记出，上加一段嘲笑的冒头，投给日报登载出来的时候，却将我的讲演全然变了模样了。
对于本期译文的我的随时的感想，大致如此，但说得太简略，辞不达意之处还很多，只愿于读者有一点帮助，就好。
倘要十分了解，恐怕就非实际的革命者不可，至少，是懂些革命的意义，于社会有广大的了解，更至少，则非研究唯物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不可了。
一九三○年二月八日，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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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毁灭》第二部第一至第三章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后未印入单行本。
〔2〕指藏原惟人的《法兑耶夫的小说》（洛扬译），刊于《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一日）。后来印入《溃灭》时，改题为《关于〈毁灭〉》。
〔3〕乌托邦 拉丁文 Utopia的音译，源出希腊文，意为“无处”。英国汤姆士·莫尔（T．More，1478—1535）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中，描述了一种称作“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4〕《老而不死论》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鲁迅在上海江湾复旦实验中学的讲演。讲稿佚。
〔5〕一个青年革命文学家 指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葛世荣。
后记〔2〕
札弥亚丁（Evgenii Zamiatin）〔3〕生于一八八四年，是造船专家，俄国的最大的碎冰船“列宁”，就是他的劳作。在文学上，革命前就已有名，进了大家之列，当革命的内战时期，他还借“艺术府”“文人府”〔4〕的演坛为发表机关，朗读自己的作品，并且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于文学是颇为尽力的。革命前原是布尔塞维克，后遂脱离，而一切作品，也终于不脱旧智识阶级所特有的怀疑和冷笑底态度，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
《洞窟》是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5〕译出的，并参用尾濑敬止的《艺术战线》里所载的译本。说的是饥饿的彼得堡一隅的居民，苦于饥寒，几乎失了思想的能力，一面变成无能的微弱的生物，一面显出原始的野蛮时代的状态来。为病妇而偷柴的男人，终于只得将毒药让给她，听她服毒，这是革命中的无能者的一点小悲剧。写法虽然好像很晦涩，但仔细一看，是极其明白的。关于十月革命开初的饥饿的作品，中国已经译过好几篇了，而这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
淑雪兼珂（Mihail Zoshchenko）也是最初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员，他有一篇很短的自传，说：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未毕业。一九一五年当了义勇军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当了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名成绩回籍〔6〕。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7〕上。”
但他的作品总是滑稽的居多，往往使人觉得太过于轻巧。
在欧美，也有一部分爱好的人，所以译出的颇不少。这一篇《老耗子》是柔石〔8〕从《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9〕里译过来的，柴林（Leonide Zarine）原译，因为那时是在豫备《朝华旬刊》〔10〕的材料，所以选着短篇中的短篇。但这也就是淑雪兼珂作品的标本，见一斑可推全豹的。
伦支（Lev Lunz）〔11〕的《在沙漠上》，也出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原译者还在卷末写有一段说明，如下：
“在青年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中，最年少的可爱的作家莱夫·伦支，为病魔所苦者将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终于在汉堡的病院里长逝了。享年仅二十二。当刚才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创作方面也将自此从事于真切的工作之际，虽有丰饶的天禀，竟不遑很得秋实而去世，在俄国文学，是可以说，殊非微细的损失的。伦支是充满着光明和欢喜和活泼的力的少年，常常驱除朋友们的沉滞和忧郁和疲劳，当绝望的瞬息中，灌进力量和希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气来的‘杠杆’。别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一接他的讣报，便悲泣如失同胞，是不为无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学上也力斥那旧时代俄国文学特色的沉重的忧郁的静底的倾向，而于适合现代生活基调的动底的突进态度，加以张扬。因此他埋头于研究仲马〔12〕和司谛芬生〔13〕，竭力要领悟那传奇底，冒险底的作风的真髓，而发见和新的时代精神的合致点。此外，则西班牙的骑士故事〔14〕，法兰西的乐剧〔15〕，也是他的热心研究的对象。‘动’的主张者伦支，较之小说，倒在戏剧方面觉得更所加意。因为小说的本来的性质就属于‘静’，而戏剧是和这相反的……
“《在沙漠上》是伦支十九岁时之作，是从《旧约》的《出埃及记》〔16〕里，提出和初革命后的俄国相共通的意义来，将圣书中的话和现代的话，巧施调和，用了有弹力的暗示底的文体，加以表现的。凡这些处所，我相信，都足以窥见他的不平常的才气。”
然而这些话似乎不免有些偏爱，据珂刚教授说，则伦支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最伟大的法规制定期，登记期，兵营整理期中，〔17〕逃进‘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自由的怀抱里去的。”那么，假使尚在，现在也决不能再是那时的伦支了。至于本篇的取材，则上半虽在《出埃及记》，而后来所用的却是《民数记》〔18〕，见第二十五章，杀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领苏甸的女儿哥斯比。篇末所写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见的俄国初革命后的精神，但我们也不要忘却这观察者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的青年，时候是革命后不多久。现今的无产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和那色黑而多须的真的神，面目全不相像了。
《果树园》是一九一九至二十年之间所作，出处与前篇同，这里并仍录原译者的话：
“斐定（Konstantin Fedin）〔19〕也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之一人，是自从将短篇寄给一九二二年所举行的‘文人府’的悬赏竞技，获得首选的荣冠以来，骤然出名的体面的作者。他的经历也和几乎一切的劳动作家一样，是颇富于变化的。故乡和雅各武莱夫同是萨拉妥夫（Saratov）的伏尔迦（Volga）河畔，家庭是不富裕的商家。生长于古老的果园，渔夫的小屋，纤夫的歌曲那样的诗底的环境的他，一早就表示了艺术底倾向，但那倾向，是先出现于音乐方面的。他善奏怀亚林〔20〕，巧于歌唱，常常出演于各处的音乐会。他既有这样的艺术的天禀，则不适应商家的空气，正是当然的事。十四岁时（一九○四年），曾经典质了爱用的乐器，离了家，往彼得堡去，后来得到父亲的许可，可以上京苦学了。世界大战前，为研究语学起见，便往德国，幸有天生的音乐的才能，所以一面做着舞蹈会的怀亚林弹奏人之类，继续着他的修学。
“世界大战〔21〕起，斐定也受了侦探的嫌疑，被监视了。当这时候，为消遣无聊计，便学学画，或则到村市的剧场去，作为歌剧的合唱队的一员。他的生活，虽然物质底地穷蹙，但大体是藏在艺术这‘象牙之塔’里，守御着实际生活的粗糙的刺戟的，但到革命后，回到俄国，却不能不立刻受火和血的洗礼了。他便成为共产党员，从事于煽动的演说，或做日报的编辑，或做执委的秘书，或自率赤军，往来于硝烟里。这对于他之为人的完成，自然有着伟大的贡献，连他自己，也称这时期为生涯中的Pathos （感奋）的。
“斐定是有着纤细优美的作风的作者，在劳农俄国的作者们里，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但在这文字的最普通的意义上）。只要看他作品中最有名的《果树园》，也可以一眼便看见这特色。这篇是在‘文人府’的悬赏时，列为一等的他的出山之作，描写那古老的美的传统渐就灭亡，代以粗野的新事物这一种人生永远的悲剧的。题目虽然是绝望底，而充满着像看水彩画一般的美丽明朗的色彩和绰约的抒情味（Lyricism）。加以并不令人感到矛盾缺陷，却酿出特种的调和，有力量将读者拉进那世界里面去，只这一点，就证明着作者的才能的非凡。
“此外，他的作品中，有名的还有中篇《Anna Timo－vna》〔22〕”。
后二年，他又作了《都市与年》〔23〕的长篇，遂被称为第一流的大匠，但至一九二八年，第二种长篇《兄弟》出版，却因为颇多对于艺术至上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赞颂，又很受批评家的责难了。这一短篇，倘使作于现在，是决不至于脍炙人口的；中国亦已有靖华的译本，收在《烟袋》〔24〕中，本可无需再录，但一者因为可以见苏联文学那时的情形，二则我的译本，成后又用《新兴文学全集》卷二十三中的横泽芳人译本细加参校，于字句似略有所长，便又不忍舍弃，仍旧收在这里了。
雅各武莱夫（Aleksandr Iakov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于做漆匠的父亲的家里，本家全都是农夫，能够执笔写字的，全族中他是第一个。在宗教的氛围气中长大；而终于独立生活，旅行，入狱，进了大学。十月革命后，经过了多时的苦闷，在文学上见了救星，为“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个，自传云：
“俄罗斯和人类和人性，已成为我的新的宗教了。”
从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端说，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的。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而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这篇《穷苦的人们》，从《近代短篇小说集》中八住利雄〔25〕的译本重译，所发挥的自然也是人们互相救助爱抚的精神，就是作者所信仰的“人性”，然而还是幻想的产物。别有一种中篇《十月》，是被称为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作品的，虽然所描写的大抵是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铁似的革命者在内，但恐怕是因为不远于事实的缘故罢，至今还有阅读的人们。我也曾于前年译给一家书店，但至今没有印。
理定（Vladimir 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的。七岁，入拉赛列夫斯基东方语学院；十四岁丧父，就营独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毕业，夏秋两季，在森林中过活了几年，欧洲大战时候，由墨斯科大学毕业，赴西部战线；
十月革命时是在赤军中及西伯利亚和墨斯科；后来常旅行于外国。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因为是大学毕业的，所以是智识阶级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读者颇多，算是一个较为出色的作者。这原是短篇小说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从村田春海译本重译的。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蕴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最初时候的周围的生活。
原译本印在《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几个脱印的字，现在看上下文义补上了，自己不知道有无错误。另有两个×，却原来如此，大约是“示威”，“杀戮”这些字样罢，没有补。又因为希图易懂，另外加添了几个字，为原译本所无，则都用括弧作记。至于黑鸡来啄等等，乃是生了伤寒，发热时所见的幻象，不是“智识阶级”作家，作品里大概不至于有这样的玩意儿的——理定在自传中说，他年青时，曾很受契诃夫的影响。
左祝黎（Efim Sosulia）〔26〕生于一八九一年，是墨斯科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他的少年时代大抵过在工业都市罗持（Lodz）里。一九○五年，因为和几个大暴动的指导者的个人的交情，被捕系狱者很长久。释放之后，想到美洲去，便学“国际的手艺”，就是学成了招牌画工和漆匠。十九岁时，他发表了最初的杰出的小说。此后便先在阿兑塞，后在列宁格勒做文艺栏的记者，通信员和编辑人。他的擅长之处，是简短的，奇特的（Groteske）散文作品。
《亚克与人性》从《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27〕（Due Euen Russland）译出，原译者是荷涅克（Erwin Honig）。从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篇“奇特的”作品，但其中充满着怀疑和失望，虽然穿上许多讽刺的衣裳，也还是一点都遮掩不过去，和确信农民的雅各武莱夫所见的“人性”，完全两样了。
听说这篇在中国已经有几种译本，是出于英文和法文的，可见西欧诸国，皆以此为作者的代表的作品。我只见过译载在《青年界》〔28〕上的一篇，则与德译本很有些不同，所以我仍不将这一篇废弃。
拉甫列涅夫（Boris Lavrenev）〔29〕于一八九二年生在南俄的一个小城里，家是一个半破落的家庭，虽然拮据，却还能竭力给他受很好的教育。从墨斯科大学毕业后，欧战已经开头，他便再入圣彼得堡的炮兵学校，受训练六月，上战线去了。革命后，他为铁甲车指挥官和乌克兰炮兵司令部参谋长，一九二四年退伍，住在列宁格勒，一直到现在。
他的文学活动，是一九一二年就开始的，中间为战争所阻止，直到二三年，才又盛行创作。小说制成影片，戏剧为剧场所开演，作品之被翻译者，几及十种国文；在中国有靖华译的《四十一》附《平常东西的故事》一本，在《未名丛刊》里。
这一个中篇《星花》，也是靖华所译，直接出于原文的。
书叙一久被禁锢的妇女，爱一红军士兵，而终被其夫所杀害。
所写的居民的风习和性质，土地的景色，士兵的朴诚，均极动人，令人非一气读完，不肯掩卷。然而和无产作者的作品，还是截然不同，看去就觉得教民和红军士兵，都一样是作品中的资材，写得一样地出色，并无偏倚。盖“同路人”者，乃是“决然的同情革命，描写革命，描写它的震撼世界的时代，描写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四十一》卷首“作者传”中语）的，而自己究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所以见于笔墨，便只能偏以洗练的技术制胜了。将这样的“同路人”的最优秀之作，和无产作家的作品对比起来，仔细一看，足令读者得益不少。
英培尔（Vera Inber）〔30〕以一八九三年生于阿兑塞。九岁已经做诗；在高等女学校的时候，曾想去做女伶。卒业后，研究哲学，历史，艺术史者两年，又旅行了好几次。她最初的著作是诗集，一九一二年出版于巴黎，至二五年才始来做散文，“受了狄更斯（Dickens），吉柏龄（Kipling），缪塞（Musset）〔31〕，托尔斯泰，斯丹达尔（Stendhal），法兰斯，哈德（Bret Harte）〔32〕等人的影响。”许多诗集之外，她还有几种小说集，少年小说，并一种自叙传的长篇小说，曰《太阳之下》〔33〕，在德国已经有译本。
《拉拉的利益》也出于《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中，原译者弗兰克（Elena Frank）。虽然只是一种小品，又有些失之夸张，但使新旧两代——母女与父子——相对照之处，是颇为巧妙的。
凯泰耶夫（Valentin Kataev）〔34〕生于一八九七年，是一个阿兑塞的教员的儿子。一九一五年为师范学生时，已经发表了诗篇。欧洲大战起，以义勇兵赴西部战线，受伤了两回。
俄国内战时，他在乌克兰，被红军及白军所拘禁者许多次。一九二二年以后，就住在墨斯科，出版了很多的小说，两部长篇，还有一种滑稽剧。
《物事》也是柔石的遗稿，出处和原译者，都与《老耗子》同。
这回所收集的资料中，“同路人”本来还有毕力涅克和绥甫林娜〔35〕的作品，但因为纸数关系，都移到下一本去了。此外，有着世界的声名，而这里没有收录的，是伊凡诺夫（Vsevolod Ivanov），爱伦堡（Ilia Ehrenburg），巴培尔（Isack Babel）〔36〕，还有老作家如惠垒赛耶夫（V．Veresaev），普理希文（M．Prishvin）〔37〕，托尔斯泰（Aleksei Tolstoi）这些人。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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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竖琴》 鲁迅编译的苏联“同路人”作家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
内收札弥亚丁的《洞窟》、淑雪兼柯的《老耗子》、伦支的《在沙漠上》、斐定的《果树园》、雅各武莱夫的《穷苦的人们》、理定的《竖琴》、左祝黎的《亚克与人性》、拉甫列涅夫的《星花》、英培尔的《拉拉的利益》、凯泰耶夫的《物事》等十篇（其中《老耗子》和《物事》系柔石译，《星花》系曹靖华译）。
〔2〕本篇最初印入《竖琴》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札弥亚丁（i．c．rNmPBYPF，1884—1937） 苏联“同路人”作家，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赞助者。十月革命前即写小说，后死于巴黎。著有长篇小说《我们》、《给成年的孩子们的寓言》等。
〔4〕“艺术府”、“文人府” 即“艺术之家”、“文学家之家”。
〔5〕米川正夫（1891—1962） 日本翻译家、俄国文学研究者。
著有《俄国文学思潮》、《苏联旅行记》，译有《托尔斯泰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等。《劳农露西亚小说集》，即《工农俄罗斯小说集》，一九二五年东京金星堂发行。
〔6〕回籍 据原文，应作复员。
〔7〕《彼得堡年报》 未样。
〔8〕柔石（1902—1931） 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共产党员，作家。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等创办朝花社。著有中篇小说《二月》、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并致力于翻译介绍外国文艺。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
〔9〕《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 英译本由S．格拉汉编选，一九二九年E．本痕出版社印行。
〔10〕《朝花旬刊》 上海朝花社发行的文艺刊物，着重介绍东欧、北欧及弱小民族的作品，由鲁迅、柔石主编，一九二九年六月创刊，同年九月停刊。
〔11〕伦支（C．D．C
FG，1901—1924） 苏联“同路人”作家，“谢拉皮翁兄弟”中重要人物之一。他崇拜西欧文艺，自称为“不可调和的西欧派”。
〔12〕仲马 指大仲马（A．Dumas，1802—1870），法国作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及《基度山伯爵》等。
〔13〕司谛芬生（R．L．Stevenson，1850—1894） 通译斯蒂文生，英国作家。十九世纪末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等。
〔14〕西班牙的骑士故事 在西欧中世纪骑士制度影响下，曾出现大批描写骑士的冒险生活和武功的作品，流行于法国和西班牙。塞万提斯（西班牙小说家）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即借用骑士小说的形式，讽刺了骑士制度和骑士文学。
〔15〕法兰西的乐剧 一种通俗的歌剧（mélodrame），内容比较轻松，起源于法国，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流行于英、美各国。
〔16〕《旧约》 即《旧约全书》，基督教《圣经》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称《新约全书》）。《出埃及记》是《旧约》的第二卷，计四十章。
〔17〕指一九二一年三月（俄历二月）俄共〔布〕通过和执行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关于实行党的统一和团结的决议，以及党在军队里和政府机关里进行的一系列整顿工作。
〔18〕《民数记》 《旧约》的第四卷，计三十六章。
〔19〕斐定（，1892—1977） 通译费定，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城与年》、《初欢》、《不平凡的夏天》等。
〔20〕怀亚林 英语Violin的音译，即小提琴。
〔21〕世界大战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世界规模的战争。参战的一方是德国、奥匈帝国等，称为同盟国；另一方是英、法、俄、美等，称为协约国。最后同盟国失败。
〔22〕《Enna Timovna》 《安娜·季莫菲耶芙娜》，费定的早期作品，发表于一九二三年。
〔23〕《都市与年》 又译《城与年》，费定于一九二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曹靖华中译本，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24〕《烟袋》 曹靖华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收作者七人的小说十一篇，以其中爱伦堡的《烟袋》为书名；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这里说曹靖华也译有《果树园》“收在《烟袋》中”，有误。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鲁迅致吕蓬尊信中说：“靖华所译的那一篇，名《花园》，我只记得见过印本，故写为在《烟袋》中，现既没有，那大概是在《未名》里罢”。但《未名》半月刊中亦无此篇。
〔25〕八住利雄 日本电影剧本作家、翻译工作者。著有电影剧本《战舰大和号》、《日本海大海战》等。
〔26〕左祝黎（1891—1941） 苏联作家。早年因参加革命运动多次被捕入狱，后在卫国战争中牺牲。著有长篇小说《人的工厂》、《时代的留声机》等。
〔27〕《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 德译本于一九二九年柏林马力克出版。
〔28〕《青年界》 综合性杂志，一九三一年一月创刊，赵景深、李小峰合编，上海北新书局发行。
〔29〕拉甫列涅夫（a．E．CNJHIFFJ，1892—1959） 苏联作家。
十月革命后曾参加红军。《四十一》（《第四十一》），是他作于一九二四年的中篇小说，曹靖华译，一九二九年六月北平未名社出版，一九三六年印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苏联作家七人集》。
〔30〕英培尔（K．L．cFSIH，1890—1972） 苏联女诗人。主要作品有长诗《普尔科夫子午线》和散文集《将近三年（列宁格勒日记）》。
〔31〕吉柏龄（J．R．Kipling，1865—1936） 通译吉卜林，英国作家。他生于印度，作品多描写英国殖民者的日常生活，著有长篇小说《吉姆》、儿童故事《林莽之书》等。缪塞（A．de Musset，1810—1857），法国作家。著有自传性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等。
〔32〕斯丹达尔（Stendhal，1783—1842） 通译司汤达，法国作家。原名贝尔（M．H．Beyle）。著有长篇小说《红与黑》、《吕西安·娄凡》，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等。法兰斯，通译法朗士。哈德（F．B．Harte，1836—1902） 美国作家。作品多描写淘金工人的艰苦生活，如《咆哮营的幸运儿》等。
〔33〕《太阳之下》 即《阳光照耀的地方》，英培尔根据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间在敖德萨的生活写成的中篇。
〔34〕凯泰耶夫（K．Q．gNYNIJ） 通译卡达耶夫，苏联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时间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
〔35〕绥甫林娜（C．D．dIZo
UUPFN，1889—1954） 通译谢芙琳娜，苏联女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维里尼亚》等。
〔36〕爱伦堡（c．M．rHIFS
Hb，1891—1967） 苏联作家。曾长期侨居国外，著有长篇小说《暴风雨》、《巴黎的陷落》，以及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等。巴培尔（c．r．aNSIUE，1894—1941），苏联作家。著有《骑兵队》、《敖德萨的故事》等。
〔37〕惠垒赛耶夫（B．B．KIHIXNIJ，1867—1945） 通译魏烈萨耶夫，苏联作家。著有小说《无路可走》、《绝路》等以及研究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普理希文（M．M．QHPGJPF，1873—1954），苏联作家。曾任农艺师。著有小说《贝林捷亚的水泉》、《太阳的宝库》，自传体长篇小说《卡歇耶夫山脉》等。
《洞窟》译者附记〔1〕
俄国十月革命后饥荒情形的描写，中国所译的已有好几篇了。但描写寒冷之苦的小说，却尚不多见。萨弥亚丁（Evgenü Samiatin）〔2〕是革命前就已出名的作家，这一篇巧妙地写出人民因饥寒而复归于原始生活的状态。为了几块柴，上流的智识者至于人格分裂，实行偷窃，然而这还是暂时的事，终于将毒药当作宝贝，以自杀为唯一的出路。——但在生活于温带地方的读者，恐怕所受的感印是没有怎么深切的。
一九三○年七月十八日，译讫记。
※ ※ ※
〔1〕本篇连同《洞窟》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一号译者署名隋洛文。后未印入单行本。
〔2〕萨弥亚丁 即札弥亚丁。参看本卷第348页注〔3〕。
《竖琴》译者附记〔1〕
作者符拉迪弥尔·理定（Vladimir 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的，今年才三十五岁。七岁，入拉赛列夫斯基东方语学院；十四岁丧父，就营独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毕业，夏秋两季，在森林中过活了几年。欧洲大战时，由墨斯科大学毕业，赴西部战线；十月革命时是在赤军中及西伯利亚和墨斯科；后来常常旅行外国，不久也许会像B．Pilyniak〔2〕一样，到东方来。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到去年止，约共有十二种。因为是大学毕业的，所以是智识阶级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读者颇多，算是一个较为出色的作者。这篇是短篇小说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从日本村田春海的译本重译的。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蕴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周围的生活。
原译本印在《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几个脱印的字，现在看上下文义补上了，自己不知道有无错误。另有两个×，却原来如此，大约是“示威”，“杀戮”这些字样罢，没有补。又因为希图易懂，另外加添了几个字，为原译本所无，则并重译者的注解都用方括弧作记。至于黑鸡来啄等等，乃是生了伤寒，发热时所见的幻象，不是“智识阶级”作家，作品里大概不至于有这样的玩意儿的——理定在自传中说，他年青时，曾很受契诃夫的影响。
还要说几句不大中听的话——这篇里的描写混乱，黑暗，可谓颇透了，虽然粉饰了许多诙谐，但刻划分明，恐怕虽从我们中国的“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3〕看来，也要斥为“反革命”，——自然，也许因为是俄国作家，总还是值得“纪念”，和阿尔志跋绥夫一例待遇的。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鲁迅附记。
※ ※ ※
〔1〕本篇连同《竖琴》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后作者将本篇前三段稍加修改，收入《竖琴》单行本后记。
〔2〕B．Pilyniak 即毕力涅克。曾于一九二六年夏来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作短期游历。
〔3〕“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意为无产阶级文化提倡者。
前记〔2〕
苏联的无产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后，即努力于创作的，一九一八年，无产者教化团〔3〕就印行了无产者小说家和诗人的丛书。二十年夏，又开了作家的大会〔4〕。而最初的文学者的大结合，则是名为“锻冶厂”的集团。
但这一集团的作者，是往往负着深的传统的影响的，因此就少有独创性，到新经济政策施行后，误以为革命近于失败，折了幻想的翅子，几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对他们宣战的，是《那巴斯图》（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评家，英古罗夫〔5〕说：
“对于我们的今日，他们在怠工，理由是因为我们的今日，没有十月那时的灿烂。他们……不愿意走下英雄底阿灵比亚〔6〕来。这太平常了。这不是他们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无产者作家的一团在《青年卫军》〔7〕的编辑室里集合，决议另组一个“十月团”〔8〕，“锻冶厂”和“青年卫军”的团员，离开旧社，加入者不少，这是“锻冶厂”分裂的开端。“十月团”的主张，如烈烈威支说，是“内乱已经结束，‘暴风雨和袭击’的时代过去了。而灰色的暴风雨的时代又已到来，在无聊的幔下，暗暗地准备着新的‘暴风雨’和新的‘袭击’。”所以抒情诗须用叙事诗和小说来替代；抒情诗也“应该是血，是肉，给我们看活人的心绪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图一流的欢喜了〔9〕。”
但“青年卫军”的主张，却原与“十月团”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后的无产者文学，诚然也以诗歌为最多，内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还在血战的涡中，文坛几乎全被较为闲散的“同路人”所独占。然而还是步步和社会的现实一同进行，渐从抽象的，主观的而到了具体的，实在的描写，纪念碑的长篇大作，陆续发表出来，如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10〕，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11〕，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12〕，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获，且已移植到中国，为我们所熟识的。
站在新的立场上的智识者的作家既经辈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现实接近起来，如伊凡诺夫的《哈蒲》〔13〕，斐定的《都市与年》，也被称为苏联文坛上的重要收获。先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现在似乎渐渐有些融洽了。然而这文学上的接近，渊源其实是很不相同的。珂刚教授在所著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无产者文学虽然经过了几多的变迁，各团体间有过争斗，但总是以一个观念为标帜，发展下去的。这观念，就是将文学看作阶级底表现，无产阶级的世界感的艺术底形式化，组织意识，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动的因子，最后，则是战斗时候的观念形态底武器。纵使各团体间，颇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们从不见有谁想要复兴一种超阶级的，自足的，价值内在的，和生活毫无关系的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文学性出发的。虽然因为作家们的眼界扩张，以及从直接斗争的主题，移向心理问题，伦理问题，感情，情热，人心的细微的经验，那些称为永久底全人类的主题的一切问题去，而‘文学性’也愈加占得光荣的地位；所谓艺术底手法，表现法，技巧之类，又会有重要的意义；学习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艺术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务，公认为切要的口号；有时还好像文学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处所了。
“所谓‘同路人’的文学，是开拓了别一条路的。他们从文学走到生活去。他们从价值内在底技巧出发。他们先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题材，自说是对于一切倾向性的敌人，梦想着无关于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国。
然而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而且他们大抵是青年——终于也不能不被拉进全线沸腾着的战争里去了。他们参加了战争。于是从革命底实生活到达了文学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和从文学到达了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终会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组织了苏联作家的联盟〔14〕。将在这联盟之下，互相提携，前进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由这样伟大的试练来作纪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七年顷，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但仅仅这几年的洗练，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
可惜我所见的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很有限，这十篇之中，首先的两篇，还是“同路人”的，后八篇中的两篇〔15〕，也是由商借而来的别人所译，然而是极可信赖的译本，而伟大的作者，遗漏的还很多，好在大抵别有长篇，可供阅读，所以现在也不再等待，收罗了。
至于作者小传及译本所据的本子，也都写在《后记》里，和《竖琴》一样。
临末，我并且在此声谢那帮助我搜集传记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鲁迅记。
※ ※ ※
〔1〕《一天的工作》 鲁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三年三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内收毕力涅克的《苦蓬》、绥甫林娜的《肥料》、略悉珂的《铁的静寂》、聂维洛夫的《我要活》、玛拉式庚的《工人》、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孚尔玛诺夫的《革命的英雄们》、唆罗诃夫的《父亲》、班菲洛夫和伊连珂夫合写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等作品十篇。其中绥拉菲摩维支的两篇为文尹（杨之华）译。《苦蓬》、《肥料》和《我要活》三篇在收入单行本前，曾分别发表于《东方杂志》半月刊、《北斗》月刊和《文学月报》。
〔2〕本篇最初印入《一天的工作》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无产者教化团 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苏联早期文化组织，成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革命后，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分部，并出版定期刊物《无产者文化》、《汽笛》等。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都犯有错误，一九二○年列宁曾给予批评。一九三二年解散。
〔4〕作家的大会 指一九二○年五月“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在莫斯科举行的作家大会，出席者有代表二十五个城市的作家一百五十人。
〔5〕英古罗夫（C．cFb UTJ） 《在岗位上》派的文艺评论家。
这里引用的他的话，见于他作的《论损失》一文，载《在岗位上》杂志创刊号（一九二三年）上。
〔6〕阿灵比亚 即奥林匹斯，希腊北部的高山，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住所，古希腊人视为神山。
〔7〕《青年卫军》 即《青年近卫军》，文学艺术和通俗科学杂志，俄共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二年创刊于莫斯科，与同年十月成立的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社有密切关系。一九二三年三月“青年近卫军”社与“十月”社、“工人之春”社同参加“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8〕“十月团” 即“十月”社，苏联早期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立。核心人物有原属“锻冶场”社的马雷希金，“青年近卫军”社的培赛勉斯基，“工人之春”社的索柯洛夫和未参加团体的里别进斯基等。
〔9〕柏拉图一流的欢喜 指幻想或理想的快乐。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著有《理想国》、《飨宴篇》等。
〔10〕里培进斯基（1898—1959） 通译里别进斯基，苏联作家。《一周间》，描写内战时期斗争的小说，有蒋光慈译本，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11〕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 苏联作家。早期作品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一九○五年革命后，转而以工人革命斗争为主题。《铁流》，描写红军游击队与敌人斗争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二四年，有曹靖华译本，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上海三闲书屋出版，鲁迅写有《编校后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12〕革拉特珂夫（1883—1958） 苏联作家，早年参加革命，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及流放，十月革命后参加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士敏土》（现译《水泥》），描写国内战争结束后工人阶级为恢复生产而斗争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二五年，有董绍明、蔡詠裳合译本，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13〕《哈蒲》 伊凡诺夫发表于一九二五年的小说，描写在西伯利亚猎狐的故事。
〔14〕苏联作家的联盟 指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全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一九三二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后解散，成立“苏联作家协会”。
〔15〕这里所说“首先的两篇”，指《苦蓬》和《肥料》；“后八篇中的两篇”，指《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
后记〔1〕
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于伏尔迦沿岸的一个混有日耳曼、犹太、俄罗斯、鞑靼的血液的家庭里。九岁时他就试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岁。“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成立后，他为其中的一员，一九二二年发表小说《精光的年头》，遂得了甚大的文誉。这是他将内战时代所身历的酸辛，残酷，丑恶，无聊的事件和场面，用了随笔或杂感的形式，描写出来的。其中并无主角，倘要寻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毕力涅克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动，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嫌恶和绝望。他于是渐渐成为反动作家的渠魁，为苏联批评界所攻击了，最甚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几乎从文坛上没落。但至一九三○年，以五年计划为题材，描写反革命的阴谋及其失败的长篇小说《伏尔迦流到里海》发表后，才又稍稍恢复了一些声望，仍旧算是一个“同路人”。
《苦蓬》从《海外文学新选》〔2〕第三十六编平冈雅英所译的《他们的生活之一年》中译出，还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时候而论，是很旧的，但这时苏联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态度，也比成名后较为真挚。然而也还是近于随笔模样，将传说，迷信，恋爱，战争等零星小材料，组成一片，有嵌镶细工之观，可是也觉得颇为悦目。珂刚教授以为毕力涅克的小说，其实都是小说的材料（见《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用于这一篇，也是评得很惬当的。
绥甫林娜（Lidia Seifullina）生于一八八九年；父亲是信耶教的鞑靼人，母亲是农家女。高等中学第七学级完毕后，她便做了小学的教员，有时也到各地方去演剧。一九一七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但至一九年这党反对革命的战争的时候，她就出党了。一九二一年，始给西伯利亚的日报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说，竟大受读者的欢迎，于是就陆续的创作，最有名的是《维里尼亚》（中国有穆木天〔3〕译本）和《犯人》。（中国有曹靖华译本，在《烟袋》中。）《肥料》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马的译本译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写的是十月革命时一个乡村中的贫农和富农的斗争，而前者终于失败。这样的事件，革命时代是常有的，盖不独苏联为然。但作者却写得很生动，地主的阴险，乡下革命家的粗鲁和认真，老农的坚决，都历历如在目前，而且绝不见有一般“同路人”的对于革命的冷淡模样，她的作品至今还为读书界所爱重，实在是无足怪的。
然而译她的作品却是一件难事业，原译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记》说：
“真是用了农民的土话所写的绥甫林娜的作品，委实很难懂，听说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乡村的风俗和土音的人，也还是不能看的。竟至于因此有了为看绥甫林娜的作品而设的特别的字典。我的手头没有这样的字典。
先前曾将这篇译载别的刊物上，这回是从新改译的。倘有总难了然之处，则求教于一个熟知农民事情的鞑靼的妇人。绥甫林娜也正是鞑靼系。但求教之后，却愈加知道这篇的难懂了。这回的译文，自然不能说是足够传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旧译来，却自以为好了不少。须到坦波夫或者那里的乡下去，在农民里面过活三四年，那也许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译罢。”
但译者却将求教之后，这才了然的土话，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乡下的土话了，于是只得也求教于生长在日本乡下的M君〔4〕，勉强译出，而于农民言语，则不再用某一处的土话，仍以平常的所谓“白话文”了事，因为我是深知道决不会有人来给我的译文做字典的。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损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 Liashko）〔5〕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个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农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后来当了皮革制造厂，机器制造厂，造船厂的工人，一面听着工人夜学校的讲义。一九○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团体，因此转辗于捕缚，牢狱，监视，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这生活中开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后，为无产者文学团体“锻冶厂”之一员，著名的著作是《熔炉》，写内乱时代所破坏，死灭的工厂，由工人们自己的团结协力而复兴，格局与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颇相似。
《铁的静寂》还是一九一九年作，现在是从《劳农露西亚短篇集》内，外村史郎的译本重译出来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写的是革命直后的情形，工人的对于复兴的热心，小市民和农民的在革命时候的自利，都在这短篇中出现。但作者是和传统颇有些联系的人，所以虽是无产者作家，而观念形态却与“同路人”较相近，然而究竟是无产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对于农民的憎恶，也常见于初期的无产者作品中，现在的作家们，已多在竭力的矫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即为此费去不少的篇幅。
聂维洛夫（Aleksandr Neverov）〔6〕真姓斯珂培莱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萨玛拉（Samara）州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九○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级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内战时候〔7〕，则为萨玛拉的革命底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赤卫军》的编辑者。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饥荒之际，他和饥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锻冶厂”，二二年冬，就以心脏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说，在一九○五年发表，此后所作，为数甚多，最著名的是《丰饶的城塔什干》，中国有穆木天译本。
《我要活》是从爱因斯坦因（Maria Einstein）〔8〕所译，名为《人生的面目》（Das As Lebens）的小说集里重译出来的。为死去的受苦的母亲，为未来的将要一样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们而战斗，观念形态殊不似革命的劳动者。然而作者还是无产者文学初期的人，所以这也并不足令人诧异。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说：
“出于‘锻冶厂’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说家，不消说，是将崩坏时代的农村生活，加以杰出的描写者之一的那亚历山大·聂维洛夫了。他全身浴着革命的吹嘘，但同时也爱生活。……他之于时事问题，是远的，也是近的。说是远者，因为他贪婪的爱着人生。说是近者，因为他看见站在进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实的路上的力量，觉到解放的力量。……
“聂维洛夫的小说之一《我要活》，是描写自愿从军的红军士兵的，但这人也如聂维洛夫所写许多主角一样，高兴地爽快地爱着生活。他遇见春天的广大，曙光，夕照，高飞的鹤，流过洼地的小溪，就开心起来。他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小孩，他却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这是因为要活的缘故；因为有意义的人生观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要求着死的缘故；因为单是活着，并非就是生活的缘故；因为他记得洗衣服的他那母亲那里，每夜来些兵丁，脚夫，货车夫，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马一般地殴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觉，呆头呆脑的无聊的将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缘故。”
玛拉式庚（Sergei Malashkin）〔9〕是土拉省人，他父亲是个贫农。他自己说，他的第一个先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很守旧的，只准他读《圣经》和《使徒行传》〔10〕等类的书：
他偷读一些“世俗的书”，父亲就要打他的。不过他八岁时，就见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莱尔孟多夫〔11〕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于使我常常做梦看见魔鬼和各种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岁的时候非常之淘气，到处捣乱。
十三岁就到一个富农的家里去做工，放马，耕田，割草，……
在这富农家里，做了四个月。后来就到坦波夫省的一个店铺子里当学徒，虽然工作很多，可是他总是偷着功夫看书，而且更喜欢“捣乱和顽皮”。
一九○四年，他一个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个牛奶坊里找着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见了一些革命党人，加入了他们的小组。一九○五年革命的时候，他参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动，攻打过一个饭店，叫做“波浪”的，那饭店里有四十个宪兵驻扎着：很打了一阵，所以他就受了伤。一九○六年他加入了布尔塞维克党，一直到现在。从一九○九年之后，他就在俄国到处流荡，当苦力，当店员，当木料厂里的工头。欧战的时候，他当过兵，在“德国战线”上经过了不少次的残酷的战斗。他一直喜欢读书，自己很勤恳的学习，收集了许多少见的书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岁，才“偶然的写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断的文学工作之中，我写了一些创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出版了）。所有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满意，尤其因为我看见那许多伟大的散文创作：普式庚，莱尔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宁。研究着他们的创作，我时常觉着一种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写的东西——简直一无价值……就不知道怎么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着，转动着伟大的时代，我的同阶级的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是沉默着的，是受尽了一切痛苦的，现在却已经在建设着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语，大声的表演自己的阶级，干脆的说：——我们是主人。
“艺术家之中，谁能够广泛的深刻的能干的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这个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暂时没有这种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难受。”
（玛拉式庚自传）
他在文学团体里，先是属于“锻冶厂”的，后即脱离，加入了“十月”。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写一个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灭的经过的小说，曰《月亮从右边出来》一名《异乎寻常的恋爱》，就卷起了一个大风暴，惹出种种的批评。有的说，他所描写的是真实，足见现代青年的堕落；有的说，革命青年中并无这样的现象，所以作者是对于青年的中伤；还有折中论者，以为这些现象是实在的，然而不过是青年中的一部分。高等学校还因此施行了心理测验，那结果，是明白了男女学生的绝对多数，都是愿意继续的共同生活，“永续的恋爱关系”的。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对于这一类的文学，很说了许多不满的话。
但这本书，日本却早有太田信夫的译本，名为《右侧之月》，末后附着短篇四五篇。这里的《工人》，就从日本译本中译出，并非关于性的作品，也不是什么杰作，不过描写列宁的几处，是仿佛妙手的速写画一样，颇有神采的。还有一个不大会说俄国话的男人，大约就是史太林了，因为他原是生于乔具亚〔12〕（Georgia）——也即《铁流》里所说起的克鲁怎的。
绥拉菲摩维支（A．Serafimovich）的真姓是波波夫（Ale－ksandr Serafimovich Popov），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铁流》发表后，作品既是划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确定为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作者了。靖华所译的《铁流》，卷首就有作者的自传，为省纸墨汁，这里不多说罢。
《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从《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译出来的，都还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作品。
译本的前一篇的前面，原有一篇序，说得写分明，现在就完全抄录在下面：——
绥拉菲摩维支是《铁流》的作家，这是用不着介绍的了。可是，《铁流》出版的时候已经在十月之后；《铁流》的题材也已经是十月之后的题材了。中国的读者，尤其是中国的作家，也许很愿意知道：人家在十月之前是怎么样写的。是的！他们应当知道，他们必须知道。至于那些以为不必知道这个问题的中国作家，那我们本来没有这种闲功夫来替他们打算，——他们自己会找着李完用〔15〕文集或者吉百林〔14〕小说集……去学习，学习那种特别的巧妙的修辞和布局。骗人，尤其是骗群众，的确要有点儿本事！至于绥拉菲摩维支，他是不要骗人的，他要替群众说话，他并且能够说出群众所要说的话。可是，他在当时——十月之前，应当有骗狗的本事。当时的文字狱是多么残酷，当时的书报检查是多么严厉，而他还能够写，自然并不能够“畅所欲言”，然而写始终能够写的，而且能够写出暴露社会生活的强有力的作品，能够不断的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
这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就是这种作品之中的一篇。出版的时候是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登载在《亚佐夫海边报》〔15〕上。这个日报不过是顿河边的洛斯托夫地方的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的日报。读者如果仔细的读一读这篇小说，他所得的印象是什么呢？难道不是那种旧制度各方面的罪恶的一幅画像！这里没有“英雄”，没有标语，没有鼓动，没有“文明戏”〔16〕里的演说草稿。
但是，……
这篇小说的题材是真实的事实，是诺沃赤尔卡斯克城里的药房学徒的生活。作者的兄弟，谢尔盖，在一千八百九十几年的时候，正在这地方当药房的学徒，他亲身受到一切种种的剥削。谢尔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父亲死了之后，他就不能够再读书，中学都没有毕业，就到处找事做，换过好几种职业，当过水手；后来还是靠他哥哥（作者）的帮助，方才考进了药房，要想熬到制药师副手的资格。后来，绥拉菲摩维支帮助他在郭铁尔尼珂华站上自己开办了一个农村药房。绥拉菲摩维支时常到那地方去的；一九○八年他就在这地方收集了材料，写了他那第一篇长篇小说：《旷野里的城市》〔17〕。
范易嘉〔18〕志。一九三二，三，三○。
孚尔玛诺夫（Dmitriy Furmanov）〔18〕的自传里没有说明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没有说起他的出身。他八岁就开始读小说，而且读得很多，都是司各德〔20〕，莱德，倍恩，陀尔〔21〕等类的翻译小说。他是在伊凡诺沃·沃兹纳新斯克地方受的初等教育，进过商业学校，又在吉纳史马毕业了实科学校〔22〕。
后来进了墨斯科大学，一九一五年在文科毕业，可是没有经过“国家考试”。就在那一年当了军医里的看护士，被派到“土耳其战线”，到了高加索，波斯边境，又到过西伯利亚，到过“西部战线”和“西南战线”……
一九一六年回到伊凡诺沃，做工人学校的教员。一九一七年革命开始之后，他热烈的参加。他那时候是社会革命党的极左派，所谓“最大限度派”（“Maximalist”）〔23〕。
“只有火焰似的热情，而政治的经验很少，就使我先成了最大限度派，后来，又成了无政府派，当时觉得新的理想世界，可以用无治主义的炸弹去建设，大家都自由，什么都自由！”
“而实际生活使我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工作（副主席）；之后，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加入布尔塞维克党。孚龙兹（Frunze，〔24〕是托罗茨基免职之后第一任苏联军事人民委员长，现在已经死了。——译者）对于我的这个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我的几次谈话把我的最后的无政府主义的幻想都扑灭了。”（自传）
不久，他就当了省党部的书记，做当地省政府的委员，这是在中央亚细亚。后来，同着孚龙兹的队伍参加国内战争，当了查葩耶夫〔25〕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土耳其斯坦战线的政治部主任，古班〔26〕军的政治部主任。他秘密到古班的白军区域里去做工作，当了“赤色陆战队”的党代表，那所谓“陆战队”的司令就是《铁流》里的郭如鹤（郭甫久鹤）。在这里，他脚上中了枪弹。他因为革命战争里的功劳，得了红旗勋章〔27〕。
一九一七——一八年他就开然写文章，登载在外省的以及中央的报章杂志上。一九二一年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他到了墨斯科，就开始写小说。出版了《赤色陆战队》，《查葩耶夫》，《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他著的《叛乱》〔28〕出版（中文译本改做《克服》），这是讲一九二○年夏天谢米列赤伊地方的国内战争的。谢米列赤伊地方在伊犁以西三四百里光景，中国旧书里，有译做“七河地”的，这是七条河的流域的总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