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林秀雄读的是甲班，他头皮上的疔疮会在秋天的最后一个礼拜痊愈。那时他和杨春和会以极其愉快的心情互相练习说国语。他们并肩坐在七峡国校朝东的围墙上，望着对面平顶山上一朵一朵开落下来的菇盖云。杨春和说：“降落伞。”“叶善师讲是天公放屁。”尔后隔了许多年，两人这一段对话将被杨春和写进他的小说之中；那部小说主要的内容是叙述一群山里的孩子如何向往及想象山外世界的故事，结构上并不容许作家提国校西邻那个空降部队眷村的情形。
至于林秀雄的爸爸、妈妈和五寮村所有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更不可能知道：林秀雄头皮上的疔疮之所以一度恶化、蓄脓，其实是和风台来袭、延误林秀雄报到入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反而责怪阿吉的符药不灵，真是冤枉到家。阿吉在立冬那天到叶善的店中抱怨，认为村人不再像以往那样听他的话的原因是有一次他在吃饭的时候不小心看了墙上的镜子一眼。叶善依然像以往一样不听他说了些什么，只拿出一盏新糊的纸灯笼给阿吉欣赏，阿吉看了又看，看不出那是灯笼，“真像草菇仔。”阿吉说。
如果林秀雄在十一岁那年遇到土地公，土地公一定会告诉他：“明年莫泅水，也莫看人泅水。”土地公是讲正经的。可是几次在山路上错身而过，两人都没照个面。事后，土地公只好推说这是他和林、廖两家没有福缘。
林秀雄和廖来发作伙去六崁泅水是第二年八月间的事。因为林秀雄从书本上读到一个让他一直难忘、而曾老师也认为那是“非常发人深省”的故事。故事中提到一位伟人视看溪流中的小鱼溯溪上游，终于在不断的挫折中奋斗成功，从而获得了激励一生的启示。对于林秀雄来说，启示就是要去做看看的意思。他带着廖来发一道从六崁逆流向上泅回五寮，溪水忽然地、悄悄地冲松了兄弟俩腰围之间相互牵系的绳索。当林秀雄爬上一座大石，喘息着回头寻望廖来发的时候，廖来发正朝六崁的方向挣舞而去。刹那之间，林秀雄先想起了故事中的小鱼（它们被画家画在课本上的时候没有一只是死的，也没有一只是活的），才扯直了比一根竹筷还长的喉咙大叫：“阿发！阿发！”
从此，七峡到三块厝的人都深信五寮村廖火旺一家绝绝对对是不祥的。人们经过廖家附近时会不知不觉地绕个圈子，时日一久，那个圈子变成一条新路，圈内生起一大片芒草、蒲公英、风信花和羊齿蕨。从廖火旺高龄已达九十岁的祖父母到廖火旺夫妻，每个人出门都要十分谨慎，以免被草丛里的虫蛇惊到；或是在他们钻出草丛的时刻惊到路人。
林秀雄的爸爸被惊过一次，那时他已逐渐淡忘廖来发生命中最后一段时日的长相，以及其他许多更重要的事情。他可以一天之内看三次田水，也可以三个月不上一次果园，但是总不会把巴拉松当成红标米酒喝下去。每次喝醉了，他就让六个儿子一排站好，他会一一询问：“你自己讲：是饿死卡好，还是淹死卡好？”他不时会将唾沫喷到儿子们的脸上。林秀雄永远记得：那饱含酒精的唾沫喷上他的粉刺便激出凉杀杀的感觉。孩子们的回答总是一样的：“饿死卡好。”至少饿死是死在家里。“饿死也姓林，对不？”林秀雄的爸爸起初这样说。但是林秀雄的粉刺长满一头一脸、甚至蔓延到脖子上来的那天晚上，他的爸爸从外面回来，面色白煞煞，眼中布满血丝，鼻孔喷出酸气，他喘息着叫林秀雄，叫了三次，然后说：“我会被廖火旺惊死！”廖火旺突然从草丛里钻出来拦住他只是想打个商量——如果他肯让林秀雄将来生的第一个儿子姓“廖”，或者姓“林廖”的话，溪对面山南保线路以下整整三甲的果园就是林家的了；而且，林秀雄还可以去考初中、将来考高中、考大学、变成状元公的钱都有拍胸脯的廖火旺出。廖火旺同时拍胸脯保证：“阿雄今嘛大汉啦，不会再被土地公抱回去饲啊啦！”林秀雄的爸爸将信将疑，回到家里把大儿子叫来摸脖子，摸了很久，才算摸到一块硬硬的糟子角，于是确实林秀雄真的长大了，不怕土地公来抢了。他望着林秀雄，说：“简罔市讲得没不对，你是贵人贵事又贵命。”
整整一年又一个月以后，林秀雄终于离开这个小山区，到八仑去念县立初中。行前廖火旺出钱，林家出面子，借用阿吉在土地公庙后面的起神坛办了三桌酒菜，招待五寮村里日已生疏的邻居朋友，说是为阿雄饯行、庆祝。其实没有人不知道：林秀雄的爸爸有酒自己会饮死，也不至于搬出来请客。倒是廖火旺宣布他家即将迎领香火进门才是正经。但是人们仍旧不肯和他太接近。靠他两侧坐的人客都尽量把圆凳子搬远些。
土地公在快要散席的时候才混进醉鬼堆里，拣了个结结实实的鸡头吃。他问叶善：“饮酒是为什么？”叶善嫌他讲话时嘴里吃东西、不清不楚没礼貌，连理都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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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林秀雄一直记得小鱼逆水上游和阿发溺水这两件事的关系，他会丧失读书的勇气和意愿。那么，他一辈子考不上初中，却可以每天待在溪对岸山南保线路旁的工寮里，让白蚁和果蝇爬满课本，到时间，廖家妇人自会前来送饭送汤，并拿走应该换洗的衣裤。这种情形将一直维持到他二十岁为止。七峡派出所的警员会在二月初冒着春雨到五寮来，通知林家人说：“叫山上那个疯子下来，他要去做兵啊啦！”
于是，林秀雄和杨春和在八仑火车站有再度相逢的机会。不过，两人仍旧不认识——杨春和当时正手捧一本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专心研读，林秀雄比他高出一个头，大腿有他的腰粗；因此他们谁也看不起谁。
他们有个共同的目的地：十一份的新兵训练中心，然而两人的心情却大不相同。杨春和是相当悲观的，他几乎已经非常清楚地预见到未来两年之中的一切，他将受到纪律的约束、体能的考验、训练的煎熬，以及思想的禁锢，他将极度不快乐，甚至有可能自杀。坐在杨春和邻座的林秀雄却不这么想，他没等火车出站便已呼呼睡着，口水滴落环胸的手臂，再淌向皮带和裤子。梦中他像飞鼠和乌鸦般地飞越山林，奔向一个他从没去过的地方——正因为从没去过，所以无从想象，林秀雄只知那是一片由山青水碧所拼成的空白，他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任何景物，他只认识自己体内爆发着的源源不绝的活力和快乐。
林秀雄睡得太熟，否则他一定会注意到那位在九湾站下车的美丽女子。她穿一袭浅蓝色的纱质洋装，腋下夹着一盒水梨苹果礼盒。礼盒是要送给她在九湾矿区的父母的。这对老夫妻只知道女儿在头城从事美发美容之类的职业，工作辛苦又忙碌，以至于没有时间交男朋友或谈论婚嫁。这位美丽女子当然也不会想到：如果林秀雄在七岁那年参加布袋戏班的话，他们在八年以前就会认识。林秀雄甚至会告诉她一个叫“麦城”的地方，同时用叫骂来隐瞒自己只有十二岁的实情。
林秀雄十三岁那年顺利考上初中之后，使他与杨春和、还有出生九湾的头城妓女不可能在同一节火车厢里相遇。他只比杨春和低一个班次，偶尔在学校公告栏上看见这位学长得到全县作文比赛第一名或佳作奖的消息。他不能在工寮里傻吃闷睡、度过整个青春期；却必须寄宿在八仑地方廖火旺的一个表弟家，害他发育得非常糟，恐怕还没有杨春和的眉毛高。
廖火旺的表弟叫游振隆，开了一家糕饼店。游振隆自制自销的柿粿相当出名，芡粉含量多、黏性特强；上年纪的老大人最爱吃，又很怕吃——不吃嘴会馋，吃了容易噎到。林秀雄睡觉和写功课的地方就在糕饼作坊旁边，那是一间贮藏室，里面有一张三脚床（另一只床脚是个奶油桶）和一张沾满陈年面粉与灰尘混合物的板桌，桌上的日光灯害林秀雄养成了眨眼的毛病。
除了吃饭、上厕所、上学之外，林秀雄几乎从不离开贮藏室，因为那会使游振隆和他的学徒误会他有偷吃糕饼的意思。这样的误会让林秀雄连正餐也不敢多吃，于是人们更有理由怀疑他随时偷吃糕饼，而且吃得很饱。在贮藏室的时间里，林秀雄只能读书、写字、手淫，以及回忆。
他经常想起五寮村和七峡国校，尽量不去想六崁和溪流。通常，清早的天光从高高的窗口斜射到枕头上来的时候，他仿佛已回到往日，独自坐在学校围墙上观看晨曦中飘摇而下的降落伞。“曾老师说那是降落伞，”他对叶善说，“不是放屁。”叶善费尽力气也发不出降落伞三字的正确读音，随即挥挥手，放弃。不过他拿出了十多盏形状有如降落伞的灯笼给林秀雄看，过了片刻，林秀雄才问说：“会飞吗？”叶善想了想，指指耳朵，表示听不见也不想听。躺在床上凝望窗口的林秀雄接着又说：“会飞才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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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林秀雄不是那么惯爱眨眼睛的话，他在初中毕业之后，将以有史以来学科最高分的优异成绩考入空军幼校，从此过着规律、严肃、有保障也保障许多人的生活。他仍将惯于埋首苦读，但是绝少有手淫的机会。他会变得比较合群，完全忘记年幼时沉迷于布袋戏傀儡的愚蠢行径。他学会打桥牌、喝咖啡牛奶，只吃军官俱乐部的牛排，而且能说一口完全不带乡音的国语。
三十岁以前，林秀雄已经拥有单飞五千小时以上的纪录。他也曾担任特种部队的飞行官，驾驶老母鸡在一万二千呎的高度下蛋一样地朝七峡山区抛送无数个降落伞。有时他兴致稍好，会侧过脸去，朝领航员比画比画手指头，说：“信不信由你——我老家就在下头。看见没有？河中游，我他妈那倒霉鬼老弟就是在那儿淹死的。”兴致差些，他会在绕行国校上空自言自语地说：“我操！那些眷村还没烧掉啊？”
他在三十岁那年成的家，老婆是空军电台的播音员，她热爱咬文嚼字的工作以及杨春和的小说。有一次问起他：“杨春和也是七峡国校毕业的哈！看人家，多有名气？”林秀雄嗯了声，说：“没听说过。”“他写过一篇妓女返乡的小说，后来还被拍成电影，很轰动的。”“我没嫖过，可不认识什么妓女。”她老婆一旦开播就收口不住了，说时已找出来那篇题名为“头城到九湾”的小说，一面翻看，一面道：“你们乡下真的会把乱叫乱叫的母鸡头砍掉吗？矮——油——”“说话客气点！什么‘你们’乡下‘我们’乡下的？操！”
他驱车带着老婆、孩子回家几趟，路上遇见不少骑着变速单车上下学的孩子，他就说：“现在的小鬼多么享福？”他自己的车飞也似的驶入五寮村，在廖火旺家门前加速通过时他会不厌其烦地向老婆、孩子和自己辩解：“别给姓廖的碰上。吃他妈三年冷饭要换我儿子的姓去，什么世界？”
世界确实不尽如人意。林秀雄不经意地对空军幼校口试官眨眼睛只是几秒钟的事，对方却判定他仪容不雅，没有资格成为堂堂正正的革命军人。于是，林秀雄只好继续在游振隆的贮藏室里再窝三年。他考上九湾的高中，不得不确立他尔后成为一名学人的前途。
如果林秀雄在几年之后有机会对前来访问的记者谈起高中时代，他会称这三年为他个人的“启蒙阶段”。“在那个阶段，”他扶了扶眼镜，眨眨眼，说：“我强迫自己读了很多书——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种种种种；几乎没有什么我不读的书。”他当然不必提及手淫的事（有一次由于动作过于剧烈而崩断了另一只床脚）；他也毋须说明：在“启蒙阶段”，他学会了一套既简单、又实用的方法来观察整个世界，尤其是他记忆中的世界。有了这套方法之后，他的记忆不再是片片断断、零零散散的图像和声音，而有了实在的、整体的意义；也惟其因为有了这种实在的、整体的意义，他才记忆得更多。
靠着这套方法，林秀雄在那间小小的贮藏室里向全世界宣战。首先，他斗争自己。他认为：林秀雄的一切早已被这个容纳他的世界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以及所有的思想，都是这整片山区的产物。他无法挣脱，一如幼小的躯体无法逆流泅泳、降落伞无法飞升一般确定。他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已经如何”。也正因为这样，他所做的任何事都不是他能负责的，一切皆导因于注定他的世界。
林秀雄是在那次极端剧烈的自我专注行动中悟出这个道理的。他崩断了床脚，发出巨大刺耳的声音，游振隆的学徒推门进来查看，发现林秀雄匍匐在床中央的位置，喘息、抽搐。“安怎啦？”那学徒问。林秀雄脑海中反复叨念念着：床本来就坏去了，床本来就坏去了……嘴里却说：“看啊！你看啊！就是要给你看啊！”他理直气壮的语调把那学徒唬愣住，以为林秀雄只是睡觉翻身时被朽坏的床惊醒，以致非常气恼。他立刻悄悄退了出去，片刻之后，再度敲门进来，手里拎着个奶油桶，脸上赧然地苦笑着。林秀雄这时已整装坐在板桌前，仍未卸下颜面上强逞的怒容，却听对方惶恐地说：“失礼，失礼。”
事情过了几天，那学徒早已忘记这次小小的冲突。然而林秀雄已运用记忆的能力逼使自己相信：他之所以崩断床脚，为的就是要人看到（否则，他仍将睡卧在危险不安之中。他甚至忘记自己手淫的情节）。
从此以后，他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理念或者错误都能如此理直气壮。这方法实在太容易了。“你只要相信‘结果就是原因’就对了。”他对自己这样说。林秀雄运用这套方法看叶善时确认：叶善糊白灯笼是因为有人死，有人死叶善才有饭吃。人死是因为好让叶善有饭吃。叶善靠死人而活。原因靠结果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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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林秀雄没有考上大学，他会在二林的罐头工厂干出纳员，然后当兵。然后回到同一家罐头工厂当会计。他会认识好几个工厂里的女作业员，分别带她们去三块厝采草莓、去头城吃夜市小摊、去任何一个热闹的庙口看布袋戏。在看布袋戏的时候，林秀雄滔滔不绝地发表他那一套辩证的世界观。“你看，是人在玩尪仔，还是尪仔在玩人？”“你看，是人在看布袋戏，还是布袋戏在看人？”“你看，是我在嚼槟榔，还是槟榔在嚼我？”
他的几个女朋友都曾一度眩惑于这种非常有智能的话题，然而为期不久。有一次他在头城黑虎将军坛旁边的夜街上搂着品管员阿芳谈槟榔与牙齿之间互相嚼咬的关系，阿芳打了两个呵欠之后停下脚步，说：“拜托你不要随便吐槟榔汁好不好？”“咦——”林秀雄拼命挤眨挤眨眼，说：“我不吐，人家扫街的做什么？他没事做，不是饿死了吗？因为有我在吐槟榔汁，别人才有头路，知莫？”说完，他又狠狠吐了一口。
如果林秀雄运气好些，西南风会把这口槟榔汁吹往清洁队员可以清扫的街边。但是西南风晚了一步，槟榔汁洒在一位健壮男士的裤裆上。那人有着来自伞兵部队中队长父亲的优异遗传，曾经在二十年前的一场围殴中随手扯烂林秀雄的上衣，弹弹指头便撕掉三张疔疮药膏。二十年下来，他长得更高、更壮，脾气变得更坏，自然记性变得更糟。他一把揪起这位相逢不相识的老同学，骂道：“操你妈瞎了狗眼！”林秀雄抖着声说：“不吐到你，你，你怎么可能打我？”对方听不懂他的辩证逻辑，但是讨厌他的态度，直罩罩地一拳捣在他的门面中央，他昏晕过去的刹那间仿佛看见门户裂开，听到钟鼓交鸣的声响，接着，便梦见自己一路口吐鲜血，朝五寮奔去。
幸而林秀雄考上了大学森林系，只在每次期末考之前做类似被人追杀的噩梦。同寝室的人问他：“又做噩梦啦？梦见什么？”林秀雄摇晃着昏痛交加的头壳，摸摸旧时生长疔疮的部位，在转瞬间忘记梦的结尾。他只说了他记得的部分：“我梦见土地公，叫我不要泅水。”
土地公其实早已忘了林秀雄是何许人也。他在林秀雄作噩梦那天费尽千辛万苦、穿越一大片芒草、蒲公英、风信花和羊齿蕨类的纠缠，来到廖火旺的窗前，警告他说：“你家凄惨啦！”
廖火旺转向阿吉求问：土地公究竟有何用意。阿吉忙问：“伊生作啥款？”“老老的、全身躯拢是花籽、草籽。”“对啊啦！”阿吉叫着，顺手翻书册，比着画了一张符，又说：“带回去贴，贴在伊和你讲话那个窗头。”“伊到底是啥意思哩？”“天机！天机！”
林秀雄参加暑期大专青年乡野服务队回到五寮来的那一阵子，天机已经不再是秘密。全村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比往年更加热烈地款待服务队，起初林秀雄误会是因为他也身在其中的缘故。过了许多天，当队员们都到溪对岸山的南果去采收芭药、龙眼的时候，林秀雄的五个弟弟排成一排向他报告那个天机：从八仑到三块厝的产业道路要拓宽了，县政府即将收购五寮村口的一大片土地作为工程的中继站，廖家门墙外的荒草原就是中继站的位置。“全村拢足欢喜欸呐。”林秀雄的大弟说。但是林秀雄却有空欢喜的感觉，原来村人的兴高采烈与他或服务队下乡毫无关系；这倒教林秀雄对拓宽路面的事有些不谅解和不愉快了。
廖火旺到林家来走动时也频频表示：土地公说“凄惨”是没错的，拆屋当然凄惨——他一家三代，老人家已经百多岁了，还要搬厝，土地公看了自然心疼。但是阿吉的安宅符更灵，它让县政府出了好价钱，以后全五寮村都在路仔边，地贵房贵人也贵。说到这里，廖火旺偷眼瞄一下林秀雄，问道：“贵命囝仔！啥咪时间娶某[某，台语，老婆的意思。
]生子啦？”林秀雄没搭理他，径自跨步出门，到空地上作了两次深呼吸，开始反省并决定他在这个村中担任最高级知识分子的角色。
如果林秀雄随随便便让村人的迷信和贪婪来迎接县政府的道路工程人员在五寮砍伐山林老屋，那么他的书就白念了。反过来说，他已经念了这么多书，就不能坐令村人无视于他的存在。事实上就是连叶善也看不见林秀雄了，他积年与白纸白浆为伍，得了一种类似雪盲的眼疾，糊出来的灯笼像一泡泡乱七八糟的云彩。
※ ※ ※
如果林秀雄抗议县政府施工破坏五寮村生态环境的行动成功，他将成为台北新闻界的英雄，并且成为本村的罪人。
到那个时候，许多传播机构会抢着报道这位年仅二十二岁、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有着惊人雄辩能力的年轻人的消息。这位年轻的意见领袖在各个报章杂志上陆续发表评论文字，抨击偏远山区民众长期以来用神话自愚、自欺、自利的实况，并将这一切归咎于基层教育工作者和官僚的诡计。“有关单位保留土地公庙却拆除民房，用意在假借敬神的虚矫身段来掩饰他们灌输村民盲目追求功利、追求文明、追求开发建设而不择手段的卑劣思想。”他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这样说。通常在书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林秀雄的眼皮和笔尖中间会浮现那个沾了一裙子鼻涕的曾老师。他在心里对曾老师表示抱歉，用笔管搔搔消炎粉喷洒过的头皮，然后运用过度激烈手淫的那次悟道所得的严正辩证法则悄声说：“我会这样，也是你教的。”
那时曾老师早已他调，正在台北市城中区的某所国校担任教务主任，忙得没有时间阅读教案和课表之外的杂书。即使她看到林秀雄的文章，也不会想起她所教过的五十八个林秀雄之间的任何一人。
五寮村人却从管区警员和县政府建设课帮办的口中听说了林秀雄大骂自家人的事。帮办和警员异口同声地表示：县议会、省议会里一天到晚有人来调查路线规画是否有“图利他人”或“图利某人”的纰漏，搞得工程迟迟不能发包，这都是五寮村那个会写字的大学生害的。“阮家凄惨啊啦！”廖火旺似乎又可以预见村人将罪咎归之于他培养了这样一位状元公的冷景，便头也不回地往草丛里钻，一骨碌朝老屋跑去。草浪推移，顺风朝三块厝的方向倒着，林秀雄的爸爸打着酒嗝说：“早知样系安呐生，我就送伊去学布袋戏咯，干！”林三婶不敢再说“贵、贵、贵”，只静默地追忆着简罔市噎死之前神情。简罔市的神情一直没变，她站在曾经插过母鸡头竹竿的田中央，挣扎着想要把没出口的话说完：“贵人不该生在这么没地理的所在。”
“如果五寮一带真是那么一个鄙劣的地方，又怎么培育得出像你这么优秀的人物呢？”那位追问林秀雄学历和经历的文教记者以略带辩证性的质询技巧问道。林秀雄则慨然答说：“我对自己目前的成绩并不满意。”
如果林秀雄学会满意自己，他也许不会为整个抗议行动终归于沉寂、无效而黯然神伤。他写了十多篇文章，在系刊和校刊上登出两篇，其余的均遭各大小日晚报和周刊、月刊、双月刊……退回。台北传播界对那条产业道路没有什么兴趣，更不相信拆几栋房子、砍几棵树、铲掉几甲山坡果园就会破坏什么生态环境。他们宁可披露一些符仔仙和灵媒在预言、占卜、解梦、猜奖方面具有奇验的真实事迹。要不，深入报道某个赖五轮机踏车行游四方、终于打入电视频道、成为民俗剧坛巨擘的布袋戏班子的奋斗历史也是不错的。
惟其在写实小说家杨春和的笔下，林秀雄的故事有着壮烈、动人的收场。他描写林秀雄投身溪流，以尸谏来表示人们对他、以及对整个山区漠视的不公与不义。在小说的结尾，一位又聋又瞎的灯笼匠在溪边放水灯祭悼死者，水灯从五寮漂至六崁附近的时候，突然被谷底的盘旋气流拔出水面，飞上穹苍。这篇小说被翻译成日文之后，观光团举着一幅幅的小旗子翩然来到五寮，以怀旧兼考古的心情和眼光搜寻着一个文明古国现存的最后传奇。
如果林秀雄从未出生……
朱四喜在完成了《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的那天晚上用大牙撬开一瓶红标米酒，忽然间觉得精神抖擞起来。他的老婆仍像平日一样隔着甘蔗板向外间屋抛送鼾声，并且不时将竹床压得咿哑作响；他的小儿子来宝在窗下吹塑料口琴；来宝的三个哥哥来福、来财和来寿则围坐在饭桌的另外三边打瞌睡、念英文，以及赞美小耶稣。这些声音都扰不着朱四喜，他把斟冒了沿儿的酒汁从桌面上吸吮入腹，觉得世界真是饱满来劲儿。一切仿佛正要重新开始。“这就对了！”他顺手拂开面前散落的花生壳儿，捧起文告来，环视一圈他的四个儿子，点点头，又强调了一遍：“这就对了。”
这种满意的感觉持续了三个钟头之久。其间他不厌其烦地向儿子们逐字逐句解说他这篇文告的内容、用意和精神。直到十一点四十分，古兰花咿咿哑哑地起床，手腕上搭着塑料围裙、橡皮水管和一只洗衣粉提袋，对丈夫说：“废话！”然后一巴掌甩在来福的后脑勺上，道：“走啊！”母子俩挤挤撞撞推门出去，朱四喜才听见来宝吹口琴的声音，以及夹杂在琴音中间的“He is a teacher. I am a student.”和“我们却ㄒㄧㄢㄇㄨ[ 台湾通行的注音符号。这里相当于xiàn mù。
]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哥！‘ㄒㄧㄢㄇㄨ’是什么意思？”来财皱着眉，老大不情愿地抢过那本浅明白话《圣经》来，望一眼注着注音符号的那两个字，懒声说道：“这你都不懂？老师没教吗？”“又不是课本的，王彼得借我的书啦。”来寿瘪着嘴说。来财把《圣经》扔还他，道：“别人有，你没有，你就会‘羡慕’；这就叫‘羡慕’。懂不懂？”朱四喜在此时沉沉睡去，又梦见他把家里的墙板粉刷了一遍。
即使他能分辨得出那些字有什么意思？那些字指的是哪些事物？他也未必对艾森豪威尔有进一步的认识……
其实，他从来不曾粉刷过墙板。这两间破房要是真有那一天髹上了白漆白粉，一大杂院的街坊都会笑说：“朱四喜这老小子中了爱国奖券了。”笑声会穿出整片违章建筑区，一直漫过仁爱路去。朱四喜宁愿和杂院里随便那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对坐比穷比病比落难，也不能稍露一些儿暴发气，也不能粉刷房子。
所以朱家的墙板和张家、李家、王家的墙板总然是一个样儿，糊满了报纸；也许只是《中央日报》和《民族晚报》的差别罢了。早些年，朱四喜不大认得字儿，可也帮衬了前院派报的王昌远一回，订了份《中央日报》。王昌远毕竟是个会营生的，派着派着报，还挣到一份代办广告的差使，逢着礼拜，就有那加印书刊的报社给附送几十张。自凡是卖不了的，王昌远就往各院里挨家挨户分送分送；从此以后，杂院里头家家的墙板都现了色彩——有珍娜露露·布丽姬妲、奥黛丽·赫本，到后来还有梁兄哥和乐蒂。那时节朱四喜和王昌远都还没成家，两间六席大的房子里装着十几二十个电影明星也不嫌挤。竹床就是那时候儿添置的，任朱四喜在上头冲着明星照片跑一夜的马也不会咿哑乱响。
除了闲慌无事跑跑马，朱四喜对墙板上的报纸仍然是敬意十足。不挑水肥的时节，他一多半儿都待在屋里看墙认字儿。他和杨人龙之间的友谊也就是在认字儿上建立起来的。杨人龙从前在老家念过师范，能一口气念下半篇社论来，连眼子也不眨一眨。通常他就这么念着，朱四喜一面听、一面认，由着杨人龙扰他一顿酒饭或者两杯酽酒茶就是了。杨人龙教他干儿子给毒死之后，朱四喜有好长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不大长进，仿佛真正失学了，再也不能增加智识了。这种感觉加上他对杨人龙的怀念，常会使他创造一些记忆，他会对来福、来财、来宝和来寿说：“开玩笑！杨大爷的学问可大了——你们是没赶上见他一见，人家肚子里装着多少书本？整张整张的报纸——什么新闻、什么社论，一写就是一大篇！开玩笑！”有时他会顺手指着一张污黄垢黑的旧报说：“喏，那就是你们杨大爷写的。”
来福哥儿四个确乎是生得晚些——要不是朱四喜强把古兰花剃光了半边头发、拿鞋带子绑在竹床上硬搞了那么几回，恐怕来福根本不会出生呢。
这么个搞法儿是王昌远给提点的——不过，晚两年王昌远也娶了亲，又随他女人信了主耶稣，便再也不肯承认：他曾经出过这种坏主意。倒是古兰花怀了身孕之后，却不再三天两头逃家“回花莲”了。朱四喜在那时节劝过杨人龙：“把金子卖了，再上个会，凑几万是几万，好歹成个家不？”“错啦！”杨人龙指了指朱四喜床头墙板上的一张画报，说：“完全弄错啦！”那是四张照片，打从左边起，依次分别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小姐刘秀嫚、配戴自制防毒面具的国军战士和台糖公司发展养猪事业所养就的一条千斤大猪公。“你瞧！”杨人龙拿食指朝墙板狠狠敲了几下：“明明是‘左起’，偏偏写成了‘右起’，这一下好——艾森豪威尔变作大猪公、戴面具的成了中国小姐，刘秀嫚戴了防毒面具，大猪公倒当上美国总统了。哈哈！这个笑话闹大了。”朱四喜递他一支烟卷儿，道：“我可是说正经的——人龙。就算你再有学问罢，成天挺着根屌棒子跑马总不是办法吧？”杨人龙仍自顾咬着烟卷儿笑：“拧了！完全拧了嘛！”
尔后朱四喜每回骑在古兰花身上发劲儿冲刺的时候，总会不经意地瞥见那四张照片，他从来不觉得艾森豪威尔和大猪公有什么错的，他当然更知道：把眼睛盯牢在带防毒面具的战士身上要比看着刘秀嫚更能使他和古兰花的战斗持久一些。
王彼得悄声说：“你们家崇拜偶像。”来财说：“偶像是什么？”王彼得说：“偶像就是偶像。”朱四喜从跪姿一跃而起，喝道：“我肏你妈个屄的偶像！”——他猜：“偶像”一定不是什么好字眼。
一直到杨人龙瞪着双爆栗子一般大的眼珠儿死在他房门口，朱四喜才知道：原来这位圣贤还是有发情思春的时刻——他的尸体就是赤条条的见证；那两排齐洁的白牙朝天张露，撑开了两片仿佛要吞吃一只大奶子的紫黑嘴唇儿，满是大奶子女人裸照的杂志就扔在他的腰旁，而他那一双经常指画着墙板间报纸的手则紧紧握着一根粗大挺直的屌棒子。王昌远悄声附耳对朱四喜说：“他八成是抹了麻阳水儿了，给胀死的。”朱四喜排开围观的左邻右舍，脱下汗衫，拼力掰开死者的十指，好容易才给遮住丑，已自发了一身汗，可是白汗衫覆搭在屌棒上之后反而使它看起来更突兀了；有人竟然吃吃地悄笑起来。警察在笑声中赶到，劈头问朱四喜：“搞什么你？你是他什么人？——妈了个屄的有啥好看？统统给我滚出去！”却在这个时刻，外头又冲进来一条身影，没头没脑地喊道：“干爹！干爹！怎么回事？怎么搞的？”警察头也不回，继续问朱四喜：“你是他什么人？”“大家都是邻居嘛！”“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昨天，不——前天。”“他说了些什么？”朱四喜抓了抓光脑壳儿，顿时觉得身上的汗水教风给吹得凉飕飕的，不由得打了个冷颤，道：“他说，他说……‘总统’的文告写得真是好，没有第二个能写得这么好的了。”
第二年的国庆节，王昌远拉着朱四喜上对街杂货铺看电视阅兵，当一尊幺五五加农炮通过阅兵台前的时候，王昌远拿手肘子捅了捅朱四喜的腰眼儿，低声说：“这铺子不赖吧？”朱四喜漫不经心地应了声“嗯”。“快要成了我的了。”王昌远说着，一条腿抖了起来，整个人仿佛装了弹簧似的，过了好半晌，终于慢条斯理地说：“那寡妇看上你哥子啦！”朱四喜这才将视线从大阅官身上移开，移过一丛丛前来看电视的人的后脑壳儿，移向柜台的后方：那边墙上有一顶十字架和一帧耶稣画像，底下站着那位面色和善的寡妇。“彼此有个照应；两下里的生意一处做，发得也快些——再一说，还是自己养个儿子靠得住。是罢？”“怎么说——这话？”朱四喜这一问，王昌远反倒聚精会神盯住电视机，咂吧咂吧嘴，才道：“你不看报的啊？杨人龙那干儿子又拜了个干爹——少校退下来的；稀里糊涂也翘了辫子，这才闹发了。是那小子给下的药。”“为钱？”朱四喜像是怕触犯什么似的小声说。“可不？退休俸、保险费、金子，抠守了十几年，到头全孝敬了干儿子咧！”
杨人龙留下来空了一年的房舍倒是由王昌远顶来住了。也就在这年年底，寡妇新娘加入大杂院，开始名正言顺地称人“弟兄”、“姊妹”，并传播主的福音。起初，朱四喜并不在意人们叫他“朱弟兄”——即使古兰花这么叫，他顶多也只是涎脸笑说：“要叫就叫‘哥哥’！”直到王彼得满月那天，街坊再度聚集到杨人龙的老房子来，有人提起他惨遭谋财害命的往事。寡妇忽然说：“那是因为他接受了撒旦的诱惑！他心里充满了魔鬼！他不领受知识的言语！当然会落得这种下场。各位兄弟姊妹……”朱四喜才打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觉得这女人真是霸道，同时认真地想念起杨人龙来。他尾随在众人后头，有样儿学样儿地伸手往摇篮里捏两捏王彼得粉嫩的脸蛋子，漫声道：“比我们来福、来财都长得好。多壮实的小子！——给起名字了没有？”“叫彼得。王彼得。”王昌远道：“是《圣经》里的好汉！”“啥？”朱四喜没用心听，反倒想起这摇篮正摆在杨人龙陈尸的所在。从这天晚上开始，他经常梦见杨人龙，他总在梦中告诉朱四喜：“其实我没死。”
他还告诉朱四喜很多事情。比方说：他觉得与其像王昌远那样娶个成天价聒聒乱噪的假洋鬼子，他宁愿天天冲着梁兄哥或乐蒂的相片儿跑马。他还说：国家多难，共产党迟早要包围打台湾的，要想反攻大陆，非得多养几个壮丁不可。只可惜了当初他没舍得讨老婆，不然还能生几个会打仗的儿子，一来报效国家，二来逢年过节的也有人替他上个供，祭拜祭拜。“你要是方便，逢年过节地替我准备一碗茶水，咱们也好好儿聊聊不是？”杨人龙苦笑着说：“扰不着你什么的。”“扰不着是扰不着，可我不成了你儿子了？”朱四喜瞪着对方鼓凸凸的裤裆说：“你真的没死嘿？”
朱四喜一醒，杨人龙自然就是死了。他翻个身，竹床一阵祟响，把古兰花也给惊醒过来。“杨人龙回来了。说是共产党要打台湾啦。还要我供供他。”朱四喜索性坐起身子，打床底下拾摸着半截香烟，点了，长叹一口，道：“这下麻烦大了。”古兰花揉了回眼，翻身又睡回去，过了半天才说：“供就供，还不是我们自己吃。”“我是说共产党。你懂什么？”朱四喜侧脸看一眼墙上那戴着防毒面具的国军，但是在阒暗之中委实看不清什么，猛可间还真能让人把他当成刘秀嫚，古兰花则喃喃念着：“我要回花莲。”通常，只有在夫妻俩好合之后，朱四喜才会答应她回娘家的事；这一次他却没作声，只吐了一个烟圈儿而已。
古兰花从花莲回来的时候换过一身装束：鹅黄色的粗线厚毛衣，黑得发亮的原子裤，两吋来高的白胶皮高跟鞋和一头鸡窝也似的鬈发。这模样惹来一院子议论，人人夸说好看——不过，大抵得斜着眼看仿佛才是滋味，她还塞给朱四喜两百块钱，说是回家表演了几场山地歌舞，从日本观光客那里得来的小赏。“赚钱是好事。”古兰花把一落土产盒堆在饭桌上，对两个儿子说：“我们要赚很多很多钱。又可以花，又可以荣耀主。”“又可以什么？”朱四喜撕开一盒薯饼，吃一个，又抓一把放在墙边的小供桌上给他朱家三代宗亲和杨人龙吃。古兰花伸手将鬈发弄蓬松了些，道：“荣耀主啊！”当天晚上，古兰花就奉献了二十块钱给主，王太太说：“主会应许你的祈求。”她并且向在场的兄弟姊妹表示：春献够多的话，她要添置许多适当的家具，把此地布置成一个“正正式式”的聚会所。
古兰花的祈求在几年以后终于应验：朱四喜不再挑水肥，而变成一个比较受人同情或不讨厌的清洁队员。他必须在每天午夜到仁爱路口排队集合，清扫马路和人行道——而不是趴在她的身上做活儿。
这时，大儿子来福已经进小学念书，有时候还能指点朱四喜一两个他不认识的字。比来财还小上好几岁的王彼得却要比呆头傻脑的来福还要懂事些。他经常在晚饭后到朱家来讲述大洪水时期地球上处处淹没的景况，听得一屋子人两眼发直，差一点流下口水，比将起来，来福和来财的知识就差得更多了。这个情势使王彼得能以十分优越的身份向朱家大大小小随便说些什么。只有一次惹恼了朱四喜——那回是在大年夜里，王彼得指着小供桌上的祖宗牌和一旁杨人龙的相片框悄声对来财说：“你们家崇拜偶像。”
朱四喜把王彼得轰出家门之后，不觉又有些懊悔。第二天一早，他趁着拜年之便，匆匆赶往前院，迎头对王昌远揖了几揖，道：“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王昌远立即比了个噤声的手势，偷眼瞧了瞧屋里，随即挺胸正色答道：“咱们家从今年起不兴拜年了。”“是你老婆的主意？”王昌远歪个头想了想，说：“也不是的。你想嘛——你来我往地，穷累；也没多大意思。是罢？”
这一年的确坏透了。从四月初那一场全没来由的大雷雨开始；“总统”也死了，房子也泡了，来福还教人给揍了一顿。朱四喜养成了一句口头禅：“倒他妈的八辈子邪楣！”聚会所的招牌当真倒下来，砸断他一颗大牙。不过，他也从此变成一个满怀忧忡的人。
大杂院淹水是“总统”去世好几个月之后才发生的。不过——除了王昌远一家之外，大家都说：“‘总统’不在了，什么都出毛病了。”连杨人龙都这么说。
“其实，我还没死。”杨人龙在淹水前一天夜里托梦给朱四喜说：“我看得可清楚呢！往后，日子是越过越难过了。”“怎么说？我不明白。”朱四喜道：“眼下过得还不错哪！到年底我打算买它一架电视机，小是小一点，黑白嘛也无所谓——这在从前可是想也不敢想的——”“你是安了家、落了户了，不想回去啦？”杨人龙猛摇手，抢道：“他老人家这一不在，还有谁带我们回去？你说呗！”朱四喜吃这一问，反而答不上话，差一点儿又醒了。杨人龙忽地又转了个话题，道：“他老人家也信耶稣教嘿！原先我还不知道咧。”“我老婆也信——跟着王昌远一家子信的；信得可虔了。”“说起来信教总还是好事。”“当然是好事！头先我还不明白。连他老人家都信了，当然是好事。”
朱四喜毕竟信得不够虔——第二天发大水的时节，他抢忙把祖宗牌位、杨人龙的相片框连“总统”玉照等一干偶像先救起来，顶在脑门上。雨仿佛一束束发光的箭矢一般从屋顶、门缝和墙板的间隙处喷涌而入，不多时便淹没了古兰花的大腿。竹床从里间屋缓缓漂向大门口，幸好来福和来财连推带拽地给救了回来，一家人把饭桌压在竹床上，大小四口各蹲在四个桌角，脑袋顶着梁，眼睁睁望着奥黛丽·赫本、李小龙、甄珍的电影海报和那张小供桌排着队浮流而去。古兰花抱着一只扑满嚎啕大哭，朱四喜则强撑着笑说：“幸亏还没买电视机。”古兰花哭得更响烈，并哽咽着数计那一桩桩漂流出去的家私：“椅子、电饭锅、水壶……我的衣服、高跟鞋……”来福兴奋地指着远处，附和着喊：“我的书包！”“你该倒霉了。”来财紧紧拥着自己的书包说。
来福之所以会留级，不只是台风天丢了书包的缘故；之所以挨揍，也不只是把鼻涕抹在同学衣服上的缘故。他班上的导师到家里来，委婉地劝说朱四喜：最好能让来福接受那种特殊的教育；老留级终究不是办法。朱四喜却表示：来福好得不得了，吃得饱、睡得着、身体越来越壮，而且——“头年里他还能教我认字儿呢！你要说我儿子脑袋不灵光，我这个老子不就更不灵光了？老师！我告诉你说：今年年头儿不对，我是倒了他妈的八辈邪楣！年头儿一过，就时来运转了。不信你试试——明年！咱们朱来福准考它个第一名。”
朱四喜借着说服老师的话语，也说服了自己。他前脚送老师出了杂院，后脚便奔往王昌远的家。“他到铺子那边去了。有什么事吗？朱弟兄。”王太太笑盈盈地说：“古姊妹还好吗？”朱四喜敷衍了几句寒暄，忙不迭地说：“我来要些旧报纸。要有‘总统文告’的。”“文——告？”“文告。”朱四喜噘撇着嘴，略带几分神气地说：“从前杨人龙说：‘总统文告’都是最好的文章，没有比那再好的了。我找一些回去，贴在墙上，学念学念。等我会了，再传给我儿；他再学会了，考个第一名，还怕留什么级？”“可是、可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文告了啊。”王太太先皱了会子眉，随手往近些日子以来的旧报纸堆里胡乱翻几下，接着才忽地展开嘴眼，笑说：“你对《圣经》有没有兴趣啊？朱弟兄！读经是好的，可以得着智慧的言语。老“总统”也常读《圣经》哪！”朱四喜搔了搔光脑壳儿，道：“我，我还是还是要找文告——这么着：等昌远回来，叫他给找找，自凡是有“总统”照片儿的，旁边儿就是文告——唉！要不是上回淹大水，我家墙上还有几篇。真是的！没有文告怎么成呢？怪不得杨人龙说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朱四喜就这么念叨着，昏头搭脑离开了王家，一面思忖：可不？头几个月竟然没想到这一层；“总统”死了，文告就绝了；这可怎么得了？便在这个时刻，聚会所门前写着“神爱世人”的一方牌匾让今年头一阵秋风给吹落了，不偏不倚砸在朱四喜凉飕飕的后脑勺、脖梗和肩膀上，其中一角戳中了他的腮帮子，登时杵下一颗大牙来。
那人望着古兰花低敞着的领口里的一双大奶子，说：“头家娘好福气！这少年，囝仔拢饲到这呐大汉啊啦。”他说着，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朱四喜也一样。
朱四喜在两年后的一个冬夜里扫完他该扫的街道，挨着冻点完名，急步冲跑回家，却在杂院口撞见一个正在和古兰花打情骂悄的小伙子。那人穿一袭皮风衣，翻起了领子坐在路边的法国椅上抖腿。古兰花和来福正在洗他那辆纯白色的豪华大轿车。那人忽地倾前上身，直勾勾地望着古兰花低敞着的领口里的一双大奶子，说：“头家娘好福气！这少年，囝仔拢饲到这呐大汉啊啦。”他说着，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胡兰花则陪笑道：“苦命人呕，说什么福气。”朱四喜明明看见她答话时眉又耸、眼又瞟的喜俏神情，直恨不得奔上前去踹她一个马趴。然而偏在这个当儿，他的后脑勺、脖梗和肩膀又剧烈地疼痛起来。疼痛逐渐蔓延开，也使他连带地扩张着心中的懊恨，对那开车的人、来福，以及他自己。
这天清晨六点半，古兰花捶着腰腿进屋，黑里却被朱四喜一把按倒在竹床上，他咬牙从喉管里迸出声说：“老子久不捅你，你当老子不成了是罢？”古兰花从来不曾见过丈夫这等模样，还当自己走错了门，当下大喊了一声，嘴巴随即又被一巴掌捂个死紧，但听朱四喜压低了嗓门道：“再叫？别当我不敢再剃光你的头发！”古兰花这才放下心，知是朱四喜没错了。朱四喜早已伏下准备，要教他老婆尝尝甜头或苦头，于是低吼一声，压低身子——立时，好些年没有动静的竹床又开始咿哑作响了。这便是来寿这孩子的由来。
可是，朱四喜并没有因此而放松他对古兰花的警戒之心。反而养成了挑剔她和顾客闲聊天的习惯。他不只挑剔老婆，也挑剔开车的人。“怪了！怎么来找你洗车的都是男的？”朱四喜常说：“天下的女人都死绝啦？”古兰花猜想丈夫之所以变得如此暴躁易怒是因为那块从天而降的招牌打坏了他的脑子。她把这个想法悄悄地告诉聚会所里的一个姊妹，并且请她不要向任何人提起。第二天，王太太就对古兰花表示：她认为朱弟兄个性上的转变是因为受到魔鬼引诱的缘故。“我们要爱他，努力为他祈祷，赶走他心中的撒旦！”
其实，也只有梦中的杨人龙明白朱四喜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说，”杨人龙说，“你想得太多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想得太多了？”朱四喜不答腔，径自翻看着那本印满了裸体女人的杂志。“你想得多，是因为你念得多了——你说：我说得对不对？”朱四喜仍不肯开口。杨人龙反而叹了口气，道：“也该怪我的！当初教你念报纸，谁知道会念出这么些名堂来。”“怎么说怪你呢？”朱四喜终于开了腔，道，“报上写的都是真的；我不念，只合不知道，是个傻子。现下好容易明白些个事儿，才算开了窍，怎么又说怪你呢？”说罢，他不禁瞥眼瞧了瞧墙板上那些个新闻；大字标题果然好不热闹。他已经认识了不少：“仇杀”、“情夫”、“红杏”、“畸恋”、“恋奸情热”、“老夫少妻的悲剧”……朱四喜就这么瞄扫一眼，心头倏地浮涌出一股羞恼之意，想起平日在清洁队等点名的时候，队员彼此谈天说地的也不外这些。“我也不是尽挑这些念的，大伙儿谈谈、聊聊，自然就明白了；就认得这些事儿了。”他嗫嚅着解释道：“不像从前你还在的时候儿，教我念念文告什么的。”然后他又想起一个新的借口，便嚷起来：“现下上哪儿去找文告？如今不像从前你还在的时候儿啦——”“谁说我不在了？”杨文龙厉声斥道：“国家多难，社会上又这么乱，共产党迟早要包围打台湾的。瞧瞧你这副精神——像是能打仗的样子么？”“我头疼、脖子也疼——”“放屁！”杨人龙喝道：“你根本是她娘的没志气！安了家、落了户，你不想回去啦？别尽顾着保老婆！凡事要往大处想：国家多难，社会上才这么乱；社会上这么乱，你老婆才有麻烦；你老婆有麻烦，大家的老婆都有麻烦，道理是一样的。要解决你一个人的麻烦，得先解决了国家的问题，天下太平了，人人才有好日子过，你懂吗？”“懂了。”
“我读小学五年级，我哥哥读二年级。我弟弟还小，没读书。我的小弟弟更小，也没读书。我爸爸跟我学写字。我妈妈在洗车，她信主耶稣，我有时信，有时不信，看情形。”
朱四喜头一回兴起自己动手写文章的念头是在来财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那天傍晚，他喝了两杯红标米酒，顺手翻阅起儿子的作文簿来，少不得骂几句。然后说：“赶那一天，你这文章能及得上你杨大爷的一半儿，我就是他妈的死了也会笑活过来。”“杨大爷死的时候光屁股。”来财说着，便自笑了起来，一旁五岁的来寿跟着笑，来福则歪嘴斜眼地斥道：“笑什么笑？”朱四喜紧跟着也斥道：“笑什么笑？谁这么胡扯八道的？”来财嘟起嘴，不说话了。朱四喜又满上一杯，朝墙边角钢架上的祖宗牌位、杨人龙的相片框和“总统”玉照敬了敬，说：“开玩笑！杨大爷的学问可大了——你们是没赶上见他一见，人家肚里装着多少书本？整张整张的报纸——什么新闻啦、社论啦，一写就是一大篇！开玩笑！”“那你会不会写？”来财偏着头问道。朱四喜怔了怔，道：“少废话！”
场面算是应付过去了。晚饭后他照例伏桌小睡，等着午夜时分应卯扫街。便在这段期间，杨人龙闯进来了——他的双颊泛起两朵酡红，步履跌跌撞撞，欺近朱四喜身前，狠狠甩了他失落智齿的半边脸一巴掌。一掌甩罢，即破口笑道：“我这二侄儿问得好——‘那你会不会写？’，说啊：你会不会写？”“我——不会。”“就是这么着——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才写了。怨不得报上尽登些男盗女娼的玩意儿，也没有人明白国家处境的艰难了。唉！我说，四喜！咱们是读过好文章的人，总然要把文章里的好处拿出来，教大伙儿明白才是。你不写，谁写？”“你呢？”朱四喜昂脸道：“你却怎么不写？”“我是个死人我怎么写？”
四喜先生台鉴：来稿敬悉。 先生的文字、命意与风格均属上乘，十分难能可贵。唯本刊近期稿挤，篇幅实属有限，碍难于短时间内刊登 大作。为免延误 先生大作之发表，特此璧还。遗珠之憾，情所不免；尚祈 先生见谅。并请不吝赐稿、赐教是幸。 敬祝
文祺
“你搞报纸搞了这么些年，总可以帮我这个小忙罢？”朱四喜对王昌远说。王昌远正忙着替一位穿着制服的大学生影印笔记本，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你不能等一会儿？——这是第几张了？”“三十七。”大学生说。“我就写一张。”朱四喜同时说。“你没算错？错了我可要赔本了。”王昌远边擦额角的汗水边说：“不是同你讲话。”“你听着就是了。”朱四喜捧起手中的文稿，飞快地浏览着，一面继续说道：“我这玩意儿不好登在老‘总统’常登的那么高处，登在底下就成。再有呢——我这模样儿也不大怎么地，我看，照片也算了罢。不过，文章可是杨人龙一回又一回、费煞了工夫给指点的；都是自己哥们儿，你不帮忙给说说，就不够意思了。”“这是第几张了？”“四十九。”“没错吗？错一张我都要赔本的。”“怎么说？昌远。”
王昌远替人家印了八十六张笔记，前后算过几通，一张不多，算是安心了。这才回过神来，一把抽过朱四喜手中的文稿，说：“你印几张？”“我，我不是要印，我是想，想托你一桩，把它给登到报纸上，报社那边你不是都熟吗？”这时，大学生侧过身，瞥一眼文稿，但见是张两折对开的十行纸，头一行里歪歪倒倒写这几个大字：“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你写这玩意儿干什么？”王昌远眯着眼，迅速地概算一遍，说：“登这个，少说也得花上万把块——你这老小子中了爱国奖券了？”“花钱？我辛辛苦苦写了那么些日子，还要花钱？”“登广告嘛，不花钱花什么？”“我想，老板你误会了。”大学生握拳掩口遮住笑意，温和地说：“我想，这位老先生的意思是要投稿——您是想把这篇——呃，这篇文章登来吗？”“是啊！”朱四喜仿佛遇到了知音，忙道：“方才我就说了嘛——光登这文告，照片儿就不必啦。”“那——找他恐怕没用。”大学生说：“你得用邮寄的，直接寄到报社去。”“找我怎么没有用？我给你影印个几十份，你一家报社寄一份。”王昌远说着便要开印，大学生抢忙道：“那不成，一稿不能两投，这是规矩。”“好好好！咱们都是规矩人，就照着规矩来。”朱四喜道：“也除非了像老‘总统’那样儿的人物、那样儿的文章，家家户户都登他的。咱们就一家一家地来呗！”
朱四喜按着规矩，一家一家地投寄着他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有的时隔几天，退稿就寄回来了；有的时隔一年半载，依旧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然而无论如何，他总记得杨人龙的指点：该写的不写，才让那些不该写的都写了。他一共写了三十几次，每次都重头至尾修改个几回，誊抄个几回。其间，聚会所的招牌换上了压克力板，里头装着日光灯，牢靠明亮，绝不可能再被风雨打落。古兰花变得异常肥胖，很少有前来洗车的顾客肯和她聊上一两句闲话。来财进了中学，有一回对朱四喜说：“我怀疑那个杨什么大爷是个gay。”来寿则向来财请教了“约翰”的英文读法和写法，并且宣称自己是“使徒约翰”，他将来长大了要像“彼得哥哥”一样，行主耶稣的道，爱上帝、爱世人。在整个家庭里，似乎只有来福不见什么改变，他每天洗不同的车子，偶尔训斥三个弟弟，只在很少的时候会搞错而训斥起朱四喜来。
然而，朱四喜经得起傻瓜儿子的训斥，却总有经不起报社编辑安慰、鼓励的时候。他的文告每经历一次退回，或者吞没，他就变得更加苦恼一些。他知道自己越写越快，也越写越好——但是，大杂院外头的世界也越来越糟糕了，不是吗？每天，他都能从墙板上新贴的报纸里读到一些他日益熟悉的罪恶，以及新的罪恶——罪恶总是和罪恶排在一起的，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有三……这时，朱四喜开始梦见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拿白漆白粉髹刷着墙板。
全国军民同胞们：这是一个非常的时代，我们都是非常的国民，大家要知道，国家有难，万恶的“共匪”随时都会来包围打台湾，情势非常非常险恶，可是，我们全体军民同胞都很有钱，而且一天比一天有钱，买东西也很方便，买电视也买得起了，可是，要知道，光是有钱、荣耀主是不够的，因为有了钱大家还会乱来，上酒家啦、跳舞啦、玩女人啦，为了钱，干儿子能把干老子都毒死，这太不象话了，所以我说，全国军民同胞们大家都要知道，没有钱没关系，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钱连大洪水都不怕，还怕“共匪”吗？还有呢，就是报纸，报纸应该多登登文告，登登有志气的玩意儿，不能说没钱就不能登文告了，多登文告，少登坏事、坏消息，大家就不会学坏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解救同胞，光复大陆，让子子孙孙都能过好日子，这就对了。
朱四喜花了粉刷墙板的钱，终于使这篇文章发表了——他在王昌远的店里影印了四千份，沿着他负责清扫的街道挨家挨户地散发出去；这一次，古兰花也帮了不小的忙——她每洗一辆车，就交给车主一份，并且祝福对方：“上帝与你同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朱四喜的家中仍传来阵阵的塑料口琴声，配合着伴奏，有孩子轻声唱着：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