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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喜忧国

张大春(当代)
明人郑仲夔有一本小小的笔记叫作《耳新》,专以载录诙奇诡怪人生为务,是为中国笔记小说之正宗。里边有一篇不着标题的故事,记载了张幼于(本名献翼)不同于常人的行径。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故事的“小说”,通篇不过两百字,分别述说了两段轶闻。
其一叙述相国吴中拜访当时已经致仕归隐的张幼于,家中童子开门迎迓之后,久久未见主人露面,吴中正在狐疑之际,忽然看见堂前庭园之中横向走来一位须发皓然、蓬散戟张的老者,右手执一短筇,飘摇而过,两人并未接一语。吴中益发好奇,追问那开门的童子。童子说:“老人的确就是主家翁。”吴中大为忿惑:这林下老儿岂能如此失礼于当朝显贵?可那童子说主家翁已经有交代:“贵客登门之时曾说‘不过是要见主人一面’,这样就算见过一面了罢?”
同一则笔记里还叙述了张幼于另一种怪异得近乎荒诞的行径。据说此老不只天生一副好银髯,每当出游的时候,他总随身携带五色胡须,藏在袖子里,行不数步,便换戴一副,以邀路人惊艳。《耳新》里的作者郑仲夔称张幼于为“奇诡之士”,这个老头儿令我想要攀交。
我在二○○七年赴北京为《聆听父亲》一书做些签售活动,第一次面对异地的读者,或许是由于主持人阿城的魏晋风度,又或许是由于对谈人莫言的朴野襟怀,猛然间我想起了张幼于以及我自己的童年时代。于是我脱稿讲述了一段其实不足以餍众听的个人琐事。那时,我还是四五岁的孩子,经常行走在纵横如棋盘的眷村小巷弄,每当有人与我同向而行,我总会加紧脚步走在他的前面,遇到左右拐弯之处便岔入横巷,骤然飞奔一段,拉开距离,随即恢复正常的行进速度,继续前行。在我那幼稚的小脑子里,身后之人若是行经巷口,赫然发现我已置身数十尺之外,一定会误以为我有什么超能神术吧?
我从来不知道有没有人真会被我耍弄的小把戏吓一跳——理智地说,肯定是没有的;然而这个把戏我玩了不下百数十次,显然我都快要相信自己具有神奇的功夫了。我的本家老前辈张幼于还有几副道具胡子,我什么都没有。

试图令人惊奇而人未必惊奇,试图令人眩惑而人未必眩惑,遥远地想来这一切似乎只是出于一个孩子的寂寞,而我持续搬弄这事已经足足三十五年了。我写小说始于高中时代。因缘约略分说有二:司马中原的《刀兵冢》和朱西宁的《蛇》。这两部书促使我从幼年时逐渐浸润的古典说部之中探出头来,四方张望,朦朦胧胧地发现了说故事以及不说故事的现代。《刀兵冢》不能算是一部名著,我是在衡阳路骑楼下的一个香烟摊上发现的。和它同列于一斑驳木架上的,还有日后多年我才读到的《狂风沙》以及迄今尚未寓目的《菟丝花》。我问父亲:“可以买这一本吗?”通常他会问我要看的理由,而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父亲觉得这书看来像是寻常的武侠而予以峻拒的话,我会说这里头讲的是太平天国的事,然而父亲很爽利地掏钱,付账走人,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因为尿急,无暇与我缠斗。而我却顺利地、意外地、极其偶然地打开了一扇通往复杂叙事的小门。
冢,坟也;瘗埋尸骨之处。整本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前段说的是一群抵抗太平天国军队的武装乡民舍生取义的惨烈情节;后段说的是千里迢递、来自四面八方的后代子孙如何为他们归葬不成的先祖筹造坟场的经过。它果真不是一部武侠小说(老实说,我略微有一点失望)。然而令我大感意外的收获则是,此书夹述夹议、插说倒叙的丰富技巧,使我开了眼界:原来小说可以在杀人盈城、流血漂杵的动作高潮之后,还能够透过人情世故、琐屑纷纭,悠然展开迷人的家常。
《蛇》更是一组“没事”的小说。两个上山采集植物的大学生投宿在一位慈祥的胖妇人所经营的民宿里。叙事者主人翁基于对山村荒野的恐惧而误以为自己的睡裤里钻进了一条小蛇,他和同伴折腾了大半夜才发现:原来蛇不是蛇,只是半截裤带头儿。这一篇小说使我低回良久,反复咏叹,原来杀人盈城、流血漂杵也可以完全不必要。
我只能挂一漏万地速写这两本小说的肤廓,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它们为我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在我开始以书写方式——而非背着人偷跑炫奇的方式——试图惹人、诱人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伊始,似乎并无深刻的自觉:原来这是“现代小说”或者“具备现代性的小说”一个重大的关键。我不只是一个说故事的人,还是一个于无事处反省“说”这件事的人。
我十八岁,念高三,总觉得这辈子是进不了大学的了,一不小心进了大学,漫漶于整个青春期的考试焦虑仍旧坚刚不朽。我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琢磨了一部题曰《悬荡》的小说。此作全仿朱西宁,描述一个大学联考后发榜前出游散心的十八岁青年陷身于缆车事故,与十几个惊惶恐慌的旅客困处于两座峭壁间下临无地的半空之中——我没忘了在这一场群戏里面把朱西宁笔下经营民宿的胖妇人也放了进来。她,还有一个背着照相机的专业报导摄影师、一个形容委琐的中年男子、一个天真烂漫却在最不合宜的时候忽然间尿急起来的小女孩……以及我们的主人翁,并未解决任何生命中重大或微小的问题。他们只是共同遭遇、共同度过,而后相忘于江湖。是的,没事。

没事是很闷人的。那些曾经吸引我、召唤我、迷惑我的“现代性”应该容有的深层思考之于我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面错过。我徒然学会了抗拒热闹,却还来不及透悟真正的冷清。某些小说家提供了我遥不可及的典范,他们之中的一个是契诃夫,另一群则是像郑仲夔一样的笔记作家们,如果要举出一个现当代的名字,我愿意先提到汪曾祺。对于这些作家而言,每一则人生的片段都可能大于人生的总体,“百年曾不能以一瞬”。
质言之,个别人生片段的意义也不会因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现实生活而更为伟大。每一则简陋的、散碎的生之光景都在违反最明确的数学公式。1+1+1+1……小于1。那个个别的“1”从庸俗纷扰的众生相里峭然拔出,就像张幼于的某一副异色胡须。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断然脱却了诸般宗教性、伦理性、哲学性对生命的大论述,仅能测得沧海于一蠡,并且觉得完足。
有些时候我会毫无根据地相信这一类的作家是“偶然性”的原教旨派,犹如临终交代遗言的曾国藩所昭示者:“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俗见以为曾公此言若非迷信,即主宿命。然而我却相信,这位老人家所洞明练达者,是一份对世事偶然的推崇和敬畏。
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在我成长的岁月里,这份争议一径是各方各面关于创作起源和目的的关注焦点。唯有离开这个焦点,我才能辨识出创作也可能植基于偶然的发现。反过来看,意义重大的偶然发现,恰恰是某个出其不意的神悟:原来我们所曾坚信的、固守的、顺理成章而以为着的一切,可能通通是误会——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曾经在每一个人生的片段里都错过了我们的人生。讲得更浅显些,人生是一连串的错过,而创作则是对于这错过的发现。
契诃夫、郑仲夔、汪曾祺这样的名字与我写作小说的技术磨练看来毫无关涉,穿梭在他们之间的是朱西宁、黄春明、鲁迅、海明威、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艾柯。我之所以列举这些名家,是因为总有个三到五年的时间,我会沉迷于这几个名字之下的某些作品。一旦入迷深刻,往往积重不返,浑以为小说之能事尽在于斯。
差不多也就在这一个阶段里,我总在思索:什么样的主题必须透过什么样的观点加以陈述,什么样的结构必须配合什么样的元素加以固着,什么样的角色不可能展现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材料又不可能出自什么样的腔调……诸如此类,治丝愈棼,往往自觉既要见树又要见林之时,不意却迭床架屋地构筑了一座空中楼阁。我认真思索过人生的本质问题吗?可能根本来不及。此时的我还来不及察觉“偶然”的野趣。

前辈作家段彩华曾经在一次聚会中随口说了个段子:四张出现在《青年战士报》头版上的新闻照片,画面分别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小姐刘秀嫚、佩戴自制防毒面具的国军战士和台糖公司发展养猪副业所养就的一条千斤大猪公。图片说明中的左起却写成了右起,于是艾森豪威尔变作大猪公、戴防毒面具的战士成了中国小姐、刘秀嫚戴上了防毒面具、大猪公倒当上了美国总统。我把这一个据说是真实发生的段子和另一则惨酷的新闻联想在一起。
那则新闻大致说的是某位颇有积蓄的退伍老兵收养了一位脔童也似的年轻男伴做义子。这义子却因觊觎义父的财物而将之毒杀。新闻爆发之后,检警单位顺藤摸瓜,才发现那年轻人曾经犯下好几起相似的命案。
对于茶余饭后摭拾谈助之人来说,现实之错谬与残忍总会在第一时间消褪殆尽。然而这两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材料却总在召唤着我,像是两个亟须媒合的热切恋人。有一天,我走访一位失散多年的老友,发现他的旧居已经残破不堪、家徒一壁。原本充当壁纸的报纸还在烈日之下颤颤巍巍地打着哆嗦,我走近细看,聊表凭吊之情,不意却发觉报纸上刊登的是某年双十节蒋介石先生所发表的文告。
这是一个奇特的偶然。我无从解释朱四喜、杨人龙、还有王昌远这三个角色是如何绾结出《四喜忧国》这个故事来的,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就在我离开那一面孤独的墙壁的时候,这文告召唤出先前那两则新闻,总然挥之不去。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人们总会毫不由自主地留下些什么,既非关乎意志,复非关乎理智,更非关乎情感,渺小的痕迹与痕迹之间,总会彼此牵引,就像中国古老神话中所谓的“息壤”,虽只一小撮、一小块,却能滋生胎息、孕育万物。俗说:作品有它自己的生命。
于我而言,每一部作品的启动与完成都含有绝对的偶然性。小说里的各个元素都在彼此瞻望等待。有时它们不约而同地浮现,有时它们七零八落地消失。写作的过程反而像是我走在巷子里寻觅着前方不远处左拐右弯、扑朔迷离的陌生身影。那些角色、场景、语言、光影甚至气味,纷纭杂陈,尤如同我捉迷藏一般。在这个过程里,有两句话对我别有启发而极为重要。一句是我自己不知如何胡诌出来的,一句是从郑愁予那儿偷了然后改装的。前一句是:“如果忘了,就不重要。”第二句是:“而创作是善等待的。”也就从这样的体会开始,我进入了一个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公然挞伐的阶段:我从未完成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我的每一个短篇也都像是在遥远的二十或者是三十多年前的某个纵横交错的巷弄之中等待着更巨大的偶然。

作品无终局,人生实偶然。
一九八五年我开始写《将军碑》(原题《将军之夜》,出自彼德·奥图主演的一部电影),在写到将军和儿子“隔着将饭桌轮流打呵欠”这一句上,我也打了呵欠,闷头去睡了。从此这半部残稿在我的书桌上搁了大半年,一篇一篇未完成的长短篇残稿,持续覆压在它的上面。面对这些看来几乎不可能完竣的手稿,我有一个近乎笃定的感觉,终我此生,应该不会再完成任何一部小说了。
这个感觉,从未因日后《将军碑》的获奖,乃至于任何一部其他在卷末注明“完”字、径付发表或印行的作品而消解。当时我独自居住在龙潭乡下的小屋里,绝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应付许多报章杂志散碎文稿的邀约,以及漫兴且恣意的阅读。也就在前后大约三年的时光里,我发现这样的生活带给我一个始料未及的启发。许多读过的书、写过的稿,前人写的、自己写的,古人想的、自以为自己想的……都交错溶融在一起。举个例子,有那么一回,高阳邀我进城夜饮达旦,散席时天色微曙,沉醉东风之余,我自觉荒废了不止两天的时间,回头叹道:“许叔,跟你这样混,简直是荒废,新得一句‘人生过处唯存悔’!”高阳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珠斥我:“这明明是王国维的句子。”
然而,应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对文学“创作”这个概念起了彻底的质疑。身在此行之中,竟不甘于冠戴此行之名,也出自一个本质性的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原创这回事。我们总是在足迹杂沓的泥砂上留下既被他人覆盖、复被后人踏掩的乱痕——苏东坡早就告诉过我们这一点,在他那著名的雪泥鸿爪之句里,关键词也是“偶然”。
三十三年来,我从未自剖过创作历程或省思。即使常有人问:你的某部作品的某个角色是否即是某个现实中的某人;你的某个故事是否蕴含着某种情感。我几乎从不答复,那是纯属个人而微不足道的事。一旦透见个人创作只是众多凌乱足迹之一瞬,作者除了置身于荒江野老屋,自成素心人之外,夫复何求?
苏东坡被贬逐到黄州的时候,会见了他的老朋友陈慥。当时与陈慥同来赴会的,还有一位姓王的老者,据说也是年轻时被逐至黄州任官而在此致仕终老的,人称王长官、王先生而不名。东坡问王先生到黄州多久了,老者告以:已经三十三年了。苏东坡遂赋《满庭芳》一阕,起句云:“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我初读此句之时,曾快意大哭,几不能自已。那是因为长江,这个意象曾经多次出现在苏东坡的诗句里。无论自其变者或不变者而观之,都是对短暂而妄图永恒的人、事最有力的嘲讽;千万人之行,浪沙淘尽。这淘洗的意象,恰恰也是《如果林秀雄》这篇我最喜爱的小说起源之处。
James Steward主演过一部电影It,s a Wonderful Life,就我印象所及,那是描述穷途潦倒的小人物,意图自杀之前,接受了天使的劝诲,天使让他看看“假如没有你的世界”——这个如果没有George Bailey的小镇将会堕入何等悲惨的境遇,不容我细述,然而George Bailey却从他根本未曾经历的人生之中得到了新生的感悟。对我而言,“如果”生命里没有了某一个人,或者“如果”没有发生过某件事,我的人生会有怎样的不同呢?换言之,我究竟错过了哪些原本可能拥有的人生呢?在“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和“物与我皆无尽藏”之间,人类从未获得真正的自由、从未作出真正的抉择,一如海德格的名言:“人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也正由于这抛掷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无从负担。聊有书写能力之人,勉强化身为自己的天使,提供“如果”二字所带来的慰藉,老实说,那不是寻常意义下的作品,只是我们难以另觅的人生。当我们认真追问“今谁存者?”的时候,答案却是:“算只长江。”

近二十年来,随着台湾社会的各种变化,俗滥套语也浮泛成灾。其中我最厌恶的一句就是:“提供另一种可能。”有时这句话也会化身成“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或者“我们还有诸多可能。”多元化社会尚未成真,但是关于多元的乐观想象和虚妄期盼却早已在绝大多数的人心中扎根了,仿佛人人都能自主地开展丰富的生活。对于作品的解读,我们也有不少类似的陈腔滥调,总爱说:每个人都有不同角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策略……这样的话常使人们坠入所谓“众声喧哗”的迷雾之中,不可自拔。相对来说,关于一部作品的正信正解犹如盲人瞎马之前的迷茫旷野,既不可得,复不可求。约莫就是在《如果林秀雄》发表之后不久,我得到了一句忠告:“这篇小说写得很有意思,但是好像有点太乱了,你会不会担心读者看不懂你究竟想说什么?”
“究竟是有点乱,还是太乱呢?”这是我的回答。
八○年代中期,也就是岛上习称的“解严”前后,台湾怎一个乱字了得。我们有无数的街头表演,棍棒与白菜齐飞,帐篷与婚纱一色——若是读不懂前两句的意义或体会不出它的逻辑,就请忽略;总之,人们不约而同地相信,最大乱度尚未触及,社会运动仍须努力。大都会的交通黑暗期掩映着信息畅流的黄金岁月,这是后现代的先声,每一种价值都在各自表述,看似提醒着:曾经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戮力争取民主与自由已经近在眉睫了,强人独裁一党专政言论钳制思想检查等等陈腐的罪恶即将远离。然而,我们无能远见:“最大乱度”永远不会来临,我们的下一步追寻却成了“最大多数”。当街头纠众游行的活动逐渐式微之际,渴望求同的意志却分毫未减,用最简单的话语描述:人越多的地方,人越多。
眼光犀利的社会观察家曾经声称的多元社会,原来只是自由市场所鼓舞的多数社会,我们不只在选举的时候数人头,也在生活的各个面向数人头。新潮餐厅,时尚服饰,流行话题,大众文学——不,没有文学,有大众的地方,就没有文学。
几乎与此同步,我们逐渐习惯了崭新的书写工具与传输工具。《晨间新闻》、《如果林秀雄》、《四喜忧国》,以及《饥饿》的前半部,还是用影印稿邮局快捷交递的,到了《饥饿》的下半部,我已经可以使用自家配备的传真机交稿。那时我还无从想象:不数年之后,我只消用鼠标按一下传送,稿件就算发表,而此际作品的一般价值也开始用点击率来计算了。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那些我们曾经满心期待的“多元”与“可能性”从未出现,它们到哪里去了?大约也就是在台北股市突然冲破一万三千点而后疾速坠落、文学出版界的朋友时时挂在嘴边:“今年大概是谷底了。”以及大量的社会知名人士开始在一种名为“书腰”的外挂纸披上推荐我们读某本书的时代,我再也没有动机去写一篇万把字的小说了。
我当然不会担心读者看得懂看不懂我的作品,我连有没有读者都不担心了。从某一方面来说,像是刻意带着点嘲谑的意味,我让那些面容肃杀、笔触庄严、满心期待“大论述”的批评家们失望——他们总有机会在私下的场合善意提醒我:不要再写《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这种东西了。是的,这种东西一口气可以卖上二十几万本,恐怕也是我根骨媚俗的铁证,更何况也就是在这个畅销的基础上,我居然还成为唱片制作人、电视节目主持人,甚至信用卡和威士忌酒的代言人。

然而说来奇怪,几乎与告别短篇小说的同时,我开始有说不完的话、编不完的事、数不完的人物,必须收纳到某个单一的叙述在线。《最后的先知》装不下的,就倒进《饥饿》里去;《伤逝者》装不下的,就倒进《病变》里去;《晨间新闻》装不下的,就倒进《大说谎家》里去;《姜婆斗鬼》装不下的,就倒进《欢喜贼》里去。或许有人认为:把篇幅拉长,令叙事丰富,表述更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应该是透过大量短篇练习之后,一个小说家展现成熟的走向,这是一条带些线性进步况味的“进步之路”。然而我却不这么想。
我反而觉得:告别那些篇幅在万把字左右的短篇小说,涉及了更根本的问题。毋宁说是我这个人的改变,不得而后已地促成了篇幅的扩充。传统的短篇小说,无论它被人视为严肃与否,多少具备一种无以名状的随机性特质,它发生在某个人生的段落上,与真实生命的整体脱离,无论令人愉悦、惊奇、哀叹、兴奋或是迷惘,都孤孑地、突兀地一闪即逝。
然而,有些作家或批评家会告诉我们,短篇小说就是应该摭拾人生诸象之中最精彩的片段,予读者以感动。不过,当我对每一个被摭拾的片段产生更深邃或绵密的好奇,对应它与真实生命持续的、乏味的、庸碌的本质,就会彻底地对“精彩片段”感到不耐,就像是足球赛事转播里的进球画面集锦,令人微觉其虚假。
仿佛说更多的话、编更多的事、添加更多的人物——也就是动更多的手脚,既可以遮掩那取材的随机性,又能够构筑那存在的合理性。长篇之长,原来并不只是篇幅,而是更具体的质疑并且勘验“偶然”。犹如取一瓢而饮,原不足证弱水三千;尽一斑之窥,犹未能见全豹之貌。于是,若非造林,无由见树;不以群驱,岂能得鱼?我在多年以后的一篇讨论“编”字的文章中,为这个体认作了侧写:“编织而就的作品会借由整体的样貌突显出个别材料的真实性,甚至因为这种还原于材料的真实性,而带来阅读的快感。说来的确有些玄,仿佛是一种反常识性的体会,我们如何跟人说明,是在看见一整张竹席之后,才明白一根一根个别的细条纹理,是如假包换的竹篾子呢?”
长篇小说的写作者显然不得不以架构宏大、细节完足的假象来呼应他置身所在的世界,他将偶然性的片段推向必然性的整体,并不是扩充或恢弘其规模,而是采取了完全异端的思维方式,抛开了先验的感悟,建构了后设的理性。对我个人而言,走向长篇,隐隐然就有借着这种饾饤其事、纷纭其志的情态,迎向台湾社会的最大乱度之意。

如果一本书可以被视为一个作者的“某一时期”的话,我的“《四喜忧国》时期”大约就是在一九八六年前后三五年之间。一九八六年台湾的服务业人口正式超越了产业人口,根据某些原本身为诗人或剧场工作者的社会观察家们——上个世纪八○年代台湾的文化特产——宣称:后现代社会正式来临。于是,无论创作与否,自凡是能够在公共论坛上发表意见的人士都忙不迭、一窝蜂地开始辨认“后现代”起来。
后现代、后工业、后殖民、后结构、后马克思、后蒋经国……大约正在当令的一切、或者是正待过气的一切,皆可以“后”字冠之。“后氏”兄弟姊妹于焉浸浸然有族繁不及备载之势。文人或文化人自打这旗鼓尚且不以为足,为了壮大行列,繁衍宗亲,还要呼朋引伴,甚至掳人勒赎。我的一部分作品,就是在这一顿挤眉弄眼的瞎折腾里被贴上了后现代的标签。这场流行的关键词有五,依使用频率高下之次第为“拼贴”、“解构”、“颠覆”、“游戏”、“嘉年华”。种种空疏而庞大的名词之所以能够唤起不止一个世代之人的争睹驱从,而且在群聚意识的底层,埋伏下不容遁逃于天地之间的网罗,却又暗中鼓励着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者率尔操觚,任性适意而为之。终于,抄袭可以解读成致敬,谵呓可以解读成愤懑,杂凑可以解读成带有即兴趣味的创新,庸俗可以解读成消解威权价值的抗争。无怪乎有学者要指认:历史即将终结。
尽管在那个也被呼号为“众声喧哗”的年代里,我不时会透过一些专栏文字对时尚论述施以冷嘲热讽,用意仍在强调:有如追随流行舞步一般,唯时髦论述是鹜,根本是思想的堕落。然而话语既然并不是说得如此直白,竟还有论者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地表示:张大春式的冷嘲热讽恰是后现代主义虚无倾向的标准体现。这一下你明白了,“后现代”有如役期男子届龄接到征集令入伍,是义务,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无论你如何抗拒、排斥、忽视、反对,你都是它的一部分。没有不归属的偶然性!换言之:沉淀在自由底层的,是深刻的钳制;隐藏于喧哗之下的,是巨大的静默。
像我这样的一个作者,或许还能够继续走在纵横如阡陌交织的小巷子里,有如《四喜忧国》的主人翁朱四喜,挨家挨户散发着手写复印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或许我还会趁着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者一不留神,便闪身钻进左弯右拐的小胡同,奔出数武之遥,并且摸出袖筒里的一副异色胡须戴上,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不对!在我的袖筒里,什么也没有;而我身后那人并未回头。
张大春
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挂上电话,我走出排指挥部,外头是片亮丽的晴空,蓝天不掺半点白云,直伸向东边的地平线,在线连绵着一列红砖灰瓦的低矮建筑,便是小镇了。中间隔着的这一方稻田正绿得起劲,田埂上远远走来几个身影。太阳当顶劈下,我便眯着眼睛,腕表正指在十二点,时间是我调驻到这个长滩来刚满两个月的一天。
田埂上的人影更近了些,是那几个镇上农家的孩子。我转身走向防风林,一阵鸡鸣从里面传扬开。林间是千条万道灌满了浮尘的阳光,隐约把那些个鸡圈寮的轮廓给勾勒了出来,我还看见那壮硕的,左腋部分特别隆起的身形,他走动时,胸上肩上和头脸上不停地流泻着无数个铜钱大小的光影。
四个班的班长已经各自跑出据点,迎到我面前行了礼。
“有命令!连部来电话:举行‘金风演习’,要紧急移防,六个小时之内所有人员及装备上车,防区现地一切设置恢复原状。”我顿了顿,一抬眼,那个壮硕的蔡其实步出了林子,完全站到阳光地里来,左肘下依旧夹着他那只赤翎黑尾的大公鸡,如一座雕像,它昂头耸冠,披一身鲜明的光纹,任海风呼呼地翻拨着它胸颈间的羽浪。
“特别注意!”仍盯着那鸡尖亮的弯啄,我补充道:“除个人和团体装备外,不得携带任何物品。”
他们点了点头。蔡其实又向他们背后靠近来两步。第三班的游火曜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挺胸:“报告排长!那鸡呢?鸡圈——”
“鸡圈要清除,鸡……自行处理。”我不由自主地回身望一眼小镇,农家那几个孩子蹲聚到一处去了:“卖掉!”
那一日我刚好下总部队来此报到,田埂上便遇着了那群孩子里最小的阿青,他蹲在田沟中,一伸手就是只蚯蚓。我见他腰带里塞着个塑料袋,里头是二三十只蟋蟀、蚱蜢和纺织娘之类的小虫。
“都闷死了,小弟!”我停下来看看,随口说了一句。
“没关系,要给蔡伯伯的大肚子吃的。”他头也不回,自顾在齐茎的秧子里拨寻着。
“什么?给谁吃?”
“唉呀——!”他很不耐烦地转回身,指一指西面的防风林:“蔡伯伯的大肚子嘛!”说罢又弯腰下去,不再理我了。
到我接掌了部队,才明白弟兄们在防风林里养鸡的事;才特别认识了开口老家,闭口老家的蔡其实,认识了小阿青,和那三十来只有名有号的鸡,其中一只雄的,站直了脊背离地有一尺半高,叫做“大柱子”。
四位班长从蔡其实身旁跑回去下达命令,他却像没见似的,趋前几步,一撒肘,“大柱子”猛展双翼,顺着他肘尖的方向疾飞出去丈许远,落地的时候拍鼓起一阵黄沙。他则跨腿并踵,行了军礼:“报告排长!要……要卖鸡?”
“快回去,听班长的。”
他也不再说什么,“喀”地行礼,又一抬肘,轻轻喊了声“来!”,那边“大柱子”跳了两跳,再一腾身,便飞回原处。他拍拍它脖颈和翅膀上的尘土,大步迈了开去。一丛黑得发亮的尾羽在他背腋间摇曳,像朵怒放的花。
这群弟兄比我早六个月来到此地,为了不荒废人力地利,就利用查哨、站岗的余暇,从事最简便的生产——养鸡。在纵深一千八百公尺左右、宽约十余公里的防风林里,搭建鸡寮,有心的还特意在四周圈上铁丝栅,不少人经常到小镇上,观察农家鸡舍的构筑,不时翻新一些花样回来。日子一久,逗趣的意思大,赚钱的算计便小了。当然,一心孵蛋生鸡,滚利卖钱的人也有,游火曜就时常提起:将来退伍回家,拿这笔鸡款结婚成家的确不无小补的。
而蔡其实总也不一样,一如他与众不同的鸡圈:没有铁丝,全是拣松枝凭手工编的栅骨,里外砌上黄泥,一说起来弟兄们便要笑话他:为的只是怕铁丝会把鸡给扎着。笑话却不只一端了;明里暗里他和他的鸡便一径是其他人逗乐的材料,可是即令话语再低俗粗鄙,蔡其实只微微咧了嘴,露出一排不怎么鲜亮的金牙,仿佛是笑着。
报到后的第三天夜里,防风林间让人分不出是海是树的涛声阵阵袭来,我乘着半空好月,信步到各个岗哨去看看。临出门时刘排副告诉我:“第二班据点和岗哨中间,排长要是见有人的话,就数蔡其实,他的鸡圈在那儿,夜里他都不离开的。”他或许是怕我让意外的动静给吓着,而我却径往第二班的防区走去。
起初,我听见一阵沉沉的脚步声,来回踱着,随即是一个人沙哑浓浊的嗓音,低低地骂了几句,四周旋又安静下来。循着漫空里回荡着的遗响,我缓缓靠上前,倚住一株松树。旁边是辆破脚踏车。
那片空地上的林木比较稀疏,土墙中央有间异常高大的鸡寮。人是穿了件汗衫,短裤衩,月光下一头短发迸着银亮的光,他背对我,两手环住胸口,突然又一指面前的地上:“你当这是在哪儿呢?在老家啊?要吃大白米啊?俺看你是吃黄了牙了,这有什么不好的?”说着虾腰举起一包东西往地上砸了,一阵鸡咕噜噜地叫。
我凑近去,地上一句破散的饲料,旁边是只半大的黑鸡。
“等你阿青哥再来了,俺叫他喂你根屎橛子吃!你再挑吧,二愣子,再挑饿死你小子活该!滚回去睡觉去!”一扬胳臂,黑鸡扑了扑翅子便跳入鸡寮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蹲下身,一把一把捧起地上的饲料,放进了食槽。
当他感觉到背后有人时,也只是静静地扭转头,身体保持不动,左手以极慢的速度向靠在门桩上的一把柴刀伸去。
“是蔡其实吧!”
“是!”他“刷”地站直了身子,柴刀在手,眼睛闪了晶光,大约一两秒钟,才丢下刀跑过来:“排长?”他给我开了门,唔唔哝哝地说了些道歉的话。
我指指寮里的一张行军床:“晚上你都睡在这儿?”
“是,排长。”
“从今天起,回据点去睡!”
“报告排长,俺不会误事——”
“回去睡。”
“是,排长。”
他送我到棚门口,没有任何表情,黑脸膛教月光给敷上一层亮彩,即使他偷偷看我一眼的时候,那里面也不见什么委屈,只是淡淡地有些月色。然而在一转瞬间,我竟真的忘了:教他回据点去的理由。
一直到下午两点半,防区设施的清查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我把损坏物品的清单交给行政士官长,松了一口气,准备到各班去看看。一步跨出门,太阳又扎得人满头发胀,它仿佛一径悬在原处,纹风不动的。原先闹成一堆的那群孩子们让刘排副给赶散了,只剩下小阿青独自坐在田边一株茄苳树底下,两手托住腮帮子,远远地瞪着我。
防风林口上是游火曜和两个戴斗笠、白衬衫敞着胸脯的老百姓,正在指手画脚地吵,旁边两辆摩托车,后座上各安了个竹编的鸡笼。见我过来,游火曜低脸一皱眉,摆了摆手:“算了算了!照你的价,斤两要够!”说罢拾起胸前的哨子使劲一吹,林子里出来十几个弟兄,人手不空,各提两大串扑扑刺刺的鸡。
我绕到第四班的防区再巡回来,弟兄们有的拆寮,有的捆鸡,笑闹间的话题不外是这笔鸡款该怎么怎么花。估量着他们的进度,五点钟准备移交应该不成问题。
经过第二班,蔡其实的土墙全摊平了,松枝栅迭得齐齐整整的;鸡寮还剩下半边;那三十几只鸡给分别装进七八个铁笼里。他正顶着日头起一根长钉子。
“一个人忙啊?”
他猛回头,半秃的额上是一片油光,汗水搭了满脸,他抹上一把:“行!人多了给俺乱糟蹋!”正说着,长钉子起了个弯,他拎锤就砸,比了几回看是直了,才满意地收住手。
“镇上来了两个买鸡的,待会儿去看看,嗯?”明知他和鸡之间的感情不寻常,我是鼓足了勇气说的。
他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看鸡笼,冲我一咧嘴:“是,排长。”
当我离开,走了十几步忍不住再回头望他一眼,他仍愣在那儿,两手交挂在一根枝桠上,半个脸遮在汗衫袖子里,活像只吊在半空中的鸡。随后便是一阵鸡鸣,我知道那是“大柱子”,然而这样望去,就好像是蔡其实在叫唤一样。
林子外头仍是一片闹乱,两个鸡笼已经被塞得半满,几只泼一点的早在里面厮杀起来,竹孔中不时飞舞出片片各种花色的羽毛。游火曜侧身靠着车垫,正和另两位班长大声嚷嚷,说什么一起算比较方便,对方听了直点头。鸡贩子脱了斗笠呼呼嗒嗒搧着凉。阿青也凑在旁返地上,拣了一把羽毛攒在大小拳头里,昂脸朝我皱皱鼻子,笑着说:“毽子!”笼里忽然伸出一只白翅膀,挣扎着摆动,竹孔太窄,它缩不回去,任凭另一只褐色的雄鸡猛啄向它的颈子。阿青跑近来拉了拉我的裤管,另只手中是装满小虫的塑料袋,这边一束鸡毛忽地举上来:
“毽子啦!”
群鸡又是一阵恶斗。
那一日我从港口查哨回指挥,正逢着蔡其实下岗,和阿青一块儿给鸡喂虫子。名叫“二愣子”的黑鸡一鼓翅子扭下架来,撞开两只小雏,抢了只蚱蜢咕咭咕咭吞了。
蔡其实扔了塑料袋,一步跨上去,攫起“二愣子”的脖梗是一阵“蠹蠹”的嘴巴子,“你小子饿瞎了眼啦?它们是谁?”他挥手一指小雏鸡,它们全跑散了,“‘黄花儿’是你小女儿,‘珍珠’是你小姨子,怎么?不认识啦?俺是怎么教你的?‘虎毒不食子’啊!歪尔妈的小混蛋!这是在家,姥姥不疼,舅子不爱的,将来出了门,谁还照应你个屁啊?年纪轻轻的嘛不好干?干土匪!你小子——”说着一把把“二愣子”掼在黄土里,扬起一片尘埃,它一溜烟冲到墙根下,侧头盯着他。
他拾起地上抖落的几片黑羽毛,走进我跟前,咧嘴苦苦一笑:“真没规矩!不吓唬吓唬它不行,唉!”指头来回搓捻着那些羽毛,转动得跟个花瓣似的,他蹲低了冲阿青仰仰下巴:“给你扎个毽子。”看来他像是有意要掩饰什么似的,我们就拿毽子当话题,聊了起来。他告诉我最好的毽羽是鸡尾左右两边直里带弯的部分;鸡脖子上的羽毛也够长,可是踢了起得不高,没有劲道。还说他四岁就踢得一腿好毽子,七岁就能自己扎了。
“那是在老家的时候,”他摸摸下巴颏上的胡子渣渣,“俺十三岁离开家,出门头一天还跟俺兄弟争个毽子,揍了一架,嘿!唉——”
阿青蹑到墙根去,轻轻抚着“二愣子”的头脊。
“你,没有亲人在这里?”
他凝眼看着阿青那边:“算算,有多少年了?”
两个粗大的巴掌反叉在腰杆上,他斜斜地站着。这时已近黄昏,树林里又暗得特别快,仿佛透了些天光,但是也觉不出光从哪里来。而我正清楚地看见,他耳根到下颚和脖子一路下来层层的皮囊,像是被拧勒过无数道而后又松弛了,便那样无力地垂迭着。“大柱子”低吼一声,飞出鸡寮,奋了奋翅子,甩摇起头颈来,接着又跳上墙头,朝林子的另一端站定了,那是西边,橙黄透着微红的一些霞光,天光,从哪里来的。
鸡贩子硬把那只白翅膀塞挤进竹孔里,对我笑了笑,斗笠在他短疏而油亮的头发上晃一晃,算是打了招呼,便喝了他的同伴,跨车要走,边发动边叫说:“游班长,再四笼有够噢?”
“有够有够啦!”游火曜刚数着钞票,回头重新来过,忽然又像记起了什么:“欸欸?等呐等呐,再六笼。”他转脸向我们解释:“还有蔡其实伊全家。”旁边一阵哄笑。
“么八洞洞准时上车。”我制住他们:“时间给我掌握好!”
“是,排长。”掩不住的喜气,从游火曜的嘴角呲了出来。
另两个看来虽然也挺高兴的,却也不像他。当我刚想离开,听见其中一个说道:“饲时没想到钱是这样就来啊呐!看伊一只一只——”
“要是再饲半年一年,再来五百斤、一千斤,生囝仔的钱我拢有啊!”游火曜沾了点唾沫在指尖上:“你几斤?”
“嗄?”
“你那班饲几斤啦?先算大只的。”
我还依稀记得那次的黄昏经不住三言两语便转成了夜色,偌大的森林中只有“大柱子”飞上腾下的声音。阿青见蔡其实光了火,悄悄地回去了。
“来!”他唤了一声,抬起那只暗铜色的胳臂,“大柱子”连扑带跳地上了他的手肘,他像个持鹰的猎人般直起来:“‘大柱子’可灵了,看家站哨不比那些横二霸三的狗子差。老家里的老人家都说鸡到夜里就瞎了,看门的话要就狗、要就鹅,俺不信啊,您看,排长!‘大柱子’这身量,跟个鹞子似的。”
“嗯!”我伸手想摸一摸“大柱子”的颈子,它猛低头,利喙对准了我的指尖。“它很结实嘛!有多重?七八斤有了吧?”
他先是愣了一下,表情就凝住了:“呃,报告排长,俺那鸡……不上秤的!”接着,显得有些歉然的样子,他干笑两声:“这,俺从来也没秤过,没秤过。”
倒是我,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仿佛真的有些强人所难,只好随口说道:“噢!——对了,‘大柱子’,‘大柱子’这名儿挺有意思的。”
“是啊!”他领我进了鸡寮,放鸡上架,点了根蜡烛,烛火一摇,那张行军床便现了形,只是位置朝里挪了挪。我想起第二班陈班长告诉过我:蔡其实仍旧经常溜到寮里睡,一大早又钻回据点,他也从不误哨,该值该休倒没有躲过懒的。这时他扯张竹凳让我坐了,自己往里站了站,像要挡住行军床一样:“是俺的奶名。在老家,俺就叫‘大柱子’。那时候——嗐,陈年骨头烂年鳃的,不说不说了。”
他上前拨弄一下烛芯,剔飞了个小火星,倏地就灭入映在木寨墙上的巨大影子里去。影子旁儿是一排手雕的衣架,那边有他的背包,肩带上缝了一支羽毛。
“回班上去吧,快开饭了。”我站起来,“大柱子”向我伸伸脖子,“有机会再跟你聊,聊聊老家,嗯?”
“是!排长,就这么说下了。”
走出土墙外,我再回头,竟看不见一丝穿透出来的烛光,然后我叫了声:“蔡其实!”
“有!”他冲出来。
“呃,晚上要是想睡这儿就睡这儿吧,不要来回跑了。”
他咧了嘴,不怎么鲜亮的金牙:“是排长!谢排长!”一面抬起手,想做个怎样的手势,像敬礼又不像,兜空那么晃了两圈。一阵风吹来,他有些踉跄,汗衫紧贴着一侧的胁腹,另侧就飘然鼓起了。
先是一阵马达声。蔡其实达达达地砍鸡寮。“大柱子”的利喙“蠹蠹”啄上来。我缓缓张开眼,电话亮黑色的机身坐在西边窗上斜罩进来的一方阳光里。命令:金风演习。有人喊:“蔡。其。实。”在老家,俺就叫“大柱子”。戴上帽子,腕表指着四点半,我走出去。
“蔡其实——!你的鸡——!”是游火曜。
一辆机踏三轮板车停在林子和稻田间的黄土路中央。
“卡紧呐啦?日头要落山啊。”那个油亮头的鸡贩子显得很不耐烦:“到底是卖啊是不卖?”
蔡其实拎了条毛巾一边搓着手,一边慢慢地走过来,小阿青撒了手里的东西从茄苳树下蹦啊蹦过来。
“怎么着?”壮硕的身躯挡在林子口,地上斜斜的影子给拉长了一截,脑袋部分摊在鸡贩子的脚前。
“鸡啊!要卖是不卖啦!”上前两步,正踩在那个头影,而头影却爬上了他的脚踝。
“卖?……鸡?”
“是啦是啦!”游火曜把整迭钞票塞进裤袋里:“人家朱老板等很久了,快快快,等下还有别的事啊!——欸!排长也来了,大家都在等啦。”
“卖?”毛巾挂上肩,他没动一动。阿青则拉了他的裤管:“好多好多毛,毽子毽子!”
“这样啦,算你便宜啦,蛋鸡一斤三十,肉鸡三五,小只的不算斤,一只——”。
“不算,通通不算斤!”他吼起来:“卖!可以……不上秤。俺的鸡个儿顶个儿!不论大小,一个,一——个两佰,俺养鸡的辛苦就不提了,可是不能用秤称,不能……两百块钱算你便宜的。俺……”
“什么?两百?”朱老板比出两根指头,来回拨动着:“你和我讲笑?先生——”
蔡其实扯毛巾抹了脸,头影移动到对方的胯下,大巴掌轻轻推开阿青:“原先俺是不打算卖的,卖也得找个正主儿,”额角上的青筋虬动着,一颗漏网的汗珠淌落,渗进泥土中:“俺不是敲你的竹杠!”
“好啦好啦,一斤算三十五,拢总同款。”朱老板戴上斗笠。游火曜像是被他出的价惊住,手指在裤袋里攒动起来,想说话又吞回去的模样。
“没有说的,两百!”
“伊和我讲笑嘛!”朱老板向旁边的我们一苦脸,又向游火曜说道:“游班长!这人的鸡我不要了,起痟嘛!什么金银鸡,叫伊自己杀了呷,会落泻!——先生!我不要买啊啦,你留着,留着!”
“啊——有话慢慢讲嘛,头家啊!”游火曜这才伸出手,在裤袋外面拍拍,又拍了朱老板的肩膀。
“不要!神经病!”
蔡其实一步迈上前,人影却罩住对方全身:“告诉你,蔡其实没有贱价钱!”
马达响了,盖过蔡其实的声音,接着是一阵黄土烟,车子沿着大路向南去了。
蔡其实又叫了一声:“俺没有贱价!”返身冲进林子。不一会儿推着那辆破脚踏车快步跨出来。
“蔡其实!”我挡住他的车头:“做什么?快要上路了,你别闹事!”
“报告排长,俺没事。”他望着我,眼睛里竟出奇的一汪平静,像那个晚上淡淡的月色:“真的,排长,俺,不会……”
我让开,他跨腿上车,阿青正迎上去,给一脚掀倒在地上,登时瞪大了眼,“哇”地哭了。蔡其实又连忙下车,哄也不得,蹲着干着急,汗水没命地淌。
哭了一阵,阿青忽然停住嘴,硬着声叫:“毽子!……大肚子的毽子,我要!”
蔡其实也不答话,大巴掌使劲捏了捏阿青的肩膀,调头扶起地上的车子,沿田埂骑了去,背影渗进小镇的轮廓里。我让游火曜随后跟着他。这边满地的鸡毛早被尘土给铺盖住了。
接防部队的先遣人员于五点正抵达指挥部,交代了一些公务,刘排副便领着他们一部分人四处巡了一阵。我趁空摇个电话问问各班准备作业的情形,说是装备五点半可以清点完毕,人员三刻应即上车,六时正出发。
“游班长!”我加问一声:“他怎么样?没事吧?”
“报告排长,没事,他只是去买了一把香,几包冥纸,很正常。”说到后面一句,我听出来他在那头掩住话筒偷着笑。
“通知第二班陈班长了没有?”
“通知过了,他说他会注意。”电话旁似乎还有别人也在吃吃地笑。
电话是挂断了,我却总觉得事情还未了。穿窗望出去,那个黏缠小鬼阿青还不肯走,刘排副一行人倒是说笑着回来了。我站出去,阳光松了些,有一半已经从指挥部的平顶面降下了,落上防风林的梢头。
“黄排长,说句笑话:你那些鸡寮,该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少尉笑着递还我那张清单。我正要答话,林子里匆匆忙忙跑出来一个人影,站定了,是陈班长,肩上扛两个打了包的军用背包,其中一个肩带部分有块很明显的羽毛形印子,颜色浅些,羽毛却不见了:“报告排长!”
我朝对面一行人做了个手势,刘排副领他们进屋去。
“怎么样?”
“蔡其实在林子里挖了个大坑,把鸡连笼子,全,全用木棍——给打烂了!……”
没等他说完,我拼力向林中跑去。
他叉开两腿,像往常一样稳稳地站着,长影子一路跌进一个长方形的大坑中,里面横竖压着六七个给砸瘪的鸡笼,一片血肉模糊,鸡毛散飞得到处都是,我不忍看下去,抬眼见他转回身,手里托着“二愣子”,他仿佛没有看到我:“这一次不是你的错!小子,你狠也罢、贪也罢,要你死是一口骨气,你小子,不要怨——”说了“喀吃”一声扭断它的脖子,丢下坑,接着一抬肘:
“来!”
“蔡其实!”猛握拳,那张损失清单给揉成一团。
“大柱子”翩然挑上原位,我甚至不知它是从那儿冒出来的,它抖了一抖全身的羽浪,耸了耸鲜红的肉冠,昂头不动了。蔡其实什么也不说,轻轻摸一遍它光洁的毛羽。一颗泪珠顺着眼角滚下,直滚到他脖颈间的层层皮纹里才消失净了。
那晚,或是以后许多夜晚的月光浮现了,从林隙透下,流泻到人身上来的不再是日间铜钱般的光影,而成为漫漫一片无色的清明。
“还记得不?”蔡其实瞑眼靠在一株松树下,肘里夹了“大柱子”,另只手梳理着它的颈羽,像说梦话:“临出门跟‘二愣子’争毽子,你爹吊起你来就是顿藤鞭:大柱子啊,是汉子就得有好价钱!争,争不来的!……”
又是一声“喀吃”!我撇过脸去。
“偿命去罢!”他叹口气,“啪”的声扔了它。回手抄起一整包饲料撒下坑,他左肘上有三条鲜明的血爪印。
“蔡其实!”
他看一眼我,像想起什么重要的事,忽然跳下坑去,从“大柱子”尾巴两边各拔了一束羽毛,插进胸袋,跳上来便拎了铲子开始往坑里填土。
填平了地,他穿上军服,戴正了帽子,一边从地上香袋里抽出三支香来点了,开始烧一叠纸钱,嘴里喃喃念着:“引路的小鬼行个好,带着它们一家回……”
我先出来,卡车已经各就各位,有两个新兵还掩着嘴“蔡”啊、“鸡”啊地笑。
“哪个敢再笑?自己掌嘴!”
风林里里外外倏地静下来,太阳落向风来的角落。
蔡其实从风里走向路这边,茄苳树下抚乱了阿青的头发,胸袋里抽出那束羽毛塞进一双小手里:“学着做个毽子吧!”
卡车引擎接连着发动,他跑过来,轻轻说道:“报告排长,俺,没事,只是,俺没有贱价的!”
我看他翻身上车,轮印朝北一路行去,两盏小小的红色尾灯一径在飞扬的烟雾中亮着。我发动吉普车,前面的烟雾里仿佛有些黑影在扑动,落地时又拍鼓着阵阵黄沙……
是它们么?
教育大学公文用笺
主旨:本校新闻研究所二年级研究生娄敬……应予退学。
※ ※ ※
公文纸上有三种颜色,黑字蓝印红框框。他忙一把从娄敬的指缝里抓过来看了,嘴边那句话还迭不及说完:“这不是开玩——”
“笑吧?”娄敬截住他的话头子。
其实他也没怎么去读那纸公文,总之是错不了的白纸黑字红框蓝印:“看样子不是。”黑色的正楷打字体笔直地站成分列式,那个“娄”大约是罕用字,有些糊,盯着看它几秒钟便越发的不像了。所以整张纸上就只有“娄”来得刺眼。
“东西带来了没有?”娄敬显然是第一次穿衬衫、西裤、皮鞋,裤角里应该还藏着那双和主人彼此都不太熟识或习惯的袜子。
“带了。”他把公文纸翻过来,“娄”字可果然是力透纸背,形成白底上唯一的斑点:“有用么?”说着他腾出另一只也在冷风里打抖的手去掏口袋,抽出几张皱窝窝的稿纸。
对方摇摇头,把公文连同稿纸夹回那本《伦理学》的书本里去:“不知道——倒是你能找出来才真算走运了——我妈在电话里都告诉你了?”
“没讲这个——”他敲敲那本《伦理学》,当然敲的是不知道那一页上的那纸公文。
“她怎么说?”
※ ※ ※
喂?请问唐隐书在不在家……我是娄敬的妈妈……隐书啊!我问你啊,有两篇稿子哪娄敬写的稿子哪,是,在不在你那儿啊?
早上他告诉我啊,说是……一两个月有了;一两个月以前他留了两篇稿子在你那儿,你记不记得,嗄?隐书。
好,那好。你把它带给娄敬……就拜托你找一找,嗯?找一找带给……是。
唉!娄敬出了点……出了很大的事啊,现在就麻烦你了隐书,帮他把稿子找出来。他啊……唉!
他已经出门了,说是十点半和你在“新闻大楼”见面……嗄?噢!让他自己告诉你好了,这个孩子啊就是脾气硬,怎么那么硬嘛他?我早就说他多少次说得我都不想说了,隐书啊,你要劝劝他啊……是嘛,他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嘛?说说他他还理直气壮的。这个将来要吃大亏的是吧隐书?你头一低不就过去了,就是不听老人言嘛这孩子!
你们这么久的朋友了,替娄妈妈劝劝,他啊,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千万别忘了啊,隐书!找着那两篇东西,交给娄敬,劝劝他……好,谢谢你啊隐书,再见……找着那些稿子啊!
※ ※ ※
稿子是窝藏在他的旧书堆里。他在打到第六个呵欠的时候才找着的,骂了一声他妈的小娄敬。然后光脚趴回床上,眯起一只眼看躺在枕头边的闹钟,十点零几分。长针指向他手里攒着的稿纸,就在大拇哥缝里露出个红批的大字:丙。
※ ※ ※
“丙?”他当然要笑起来。
“另一篇也不错。”娄敬放下手里的咸鸭蛋,又递过来两张折得不甚整齐的稿纸:“全是赵公出的题,御批的分数。”
“乙下?”唐隐书顺下去看稿子的题目“岁末感言”,得丙的那篇题目是“谈尊师重道”。“这就是你们所里的研究报告?”
“不是报告,这叫‘家庭作业’!”娄敬一口把剩下的鸭蛋塞进那两排工工整整的牙里。两只短腿在高脚凳前晃荡着:“这个星期交一篇——”
“交这种,这种——”他本来想讲“文章”的:“这种东西?研究所学生的……你们这是什么科目?‘作文练习’?”
“‘新闻写作研究’。”脚丫子伸把伸把,挨到地面上摸索那只拖鞋,然后清清淡淡地回到原先被打断的话题下:“一周一篇,每篇不得超过一千字;我已经写了七篇了——还有没有蛋?”
“吃一个尽够了。”唐隐书把碎离离的蛋壳屑抹进垃圾桶去,稀稀拉拉一阵乱响。又捡净了桌面上的残渣:“那其余的呢?不是还有几篇?呃,五篇?”
“前几回发还的早就不知道扔那儿去了。你算是运气,今天顺道带这两篇来给你逗乐子。”娄敬顺手抄起那两份稿纸,丢进桶里压在碎蛋壳上。一边又站起身仰脸看看他:“你还真该到所里来听听赵公讲课。”
“不必,”唐隐书又拾起那两篇东西:“光看他的题我就领教了。是什么科目你说?新闻——”
“‘新闻写作研究’。”娄敬转脸朝唐隐书的书架寻去,“咱们的赵公讲课归讲课,科名归科名,两码事,不搭。”
他照原样把稿折回去,折成一个看上去不方不棱、突出几个怪角的多边形:“他上些什么?”
对方没理他,径自踮起脚从架上取下一本书翻起来,眼睛直盯盯地用屁股找凳子。
“问你赵公上课讲些什么?”
“嗯——”有五秒钟,视线才从书本移到唐隐书脸上和手里摇着的多边形上来:“讲他的回忆录,最要紧的一段是他和我们‘教育大学’之间的关系——他早年的学生是学校里的教授,他本人是一家传播公司的负责人,兼,兼本校校董——唉!你们念物理的怎么会对这本书有兴趣?”娄敬用他短短的食指敲着书皮。
他伸手攫过那本《行政生态学》:“上学期有只姓娄的冬瓜介绍我念的——你们就那样听课?”
娄敬耸耸肩:“只有听啊……”说着把稿纸抽回去,又扔进桶子里:“有时候我也会想:六七十岁的老人家讲那些过去的事情,那些经验,究竟‘过去’了没有呢?也蛮有意思的……”
唐隐书再一次的把稿纸捡回来:“留着,将来等我们六七十了,这些作文也不会‘过去’,老来读、老来笑。”
“丙?”娄敬搔搔头发。
“对,笑柄!”
※ ※ ※
那只大丙也瞪着他。长针又移动了不知道几格。他索性翻回身离开稿纸——“谈尊师重道”。死娄敬。
他从纸上打着大红“×”的一段开始看下去:
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希腊自苏格拉底以来,在教育的方法上便建立起师生之间平等、双向的“对话关系”(Dialogical Relationship),尔后这个传统便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的典范之一……
大“×”上边还附有两行赵公亲笔的眉批:
一、西洋的教育方式不是我们的典范;
二、不要乱用术语和英文。
这一下他可真醒了。随手在柜上摸出一根烟,又要摸火柴。酸透了的眼皮强睁着,他继续读娄敬的原文:
……所以当柏拉图提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时,即从此一对话传统中映现了中国“尊师”与“重道”的两重意义。以“道”为“真理”则“师”并非绝对的权威;易言之,只“尊师”也并不足以“重道”……
这些文字旁边都给划上了红线,线条笔力太重,扯破了一点点稿纸,破洞旁边又是一小行夹批:
不尊师就是不重道!
他懒得再看下去了,把那根滤嘴给咬扁了却没点着的烟甩掉。然后极力想从红批的字迹上去追想那位赵公的容颜。
※ ※ ※
他只见过赵公一次,在“新闻大楼”后面的停车场上。
那辆奔驰轿车停下来的时候地面发出一阵轻柔的挤压声,黑色引擎盖上的阳光仿佛仍在滑动着。车窗上的帘布一径是拉严了的。
娄敬拱拱他的腰:“赵公驾到——我要进教室了。你先走吧。”
他抬手遮住阳光,也不回话,一屁股坐在石阶上,望着那扇缓缓开启的车门。一色的黑皮鞋踏将出来,踩踩稳,赵公便钻出来了。红通通的脸庞挂着自来笑,顶上黑的透亮和白的发光的头发稀疏而整洁,没有因为染得不透而稍显杂乱。做完一个拍拭袖口灰尘的动作之后,赵公竟然冲他一点头。当他想到要站起来的时候那蓝底暗金细纹的西裤已经闪过他的身旁,从深褐色的玻璃后门进了楼,接着便消失在沉响着清晰步声的长廊里了。
※ ※ ※
娄敬和他一起绕到楼后这段石阶上来。唐隐书又打了一个呵欠,欠出来的眼泪弄得视线有些花,于是腕表上那支短针似乎消失在长针下面了,针尖指在接近十一的位置,像一根伸长却倾侧了的细脖子。
“九点多的时候,我已经去过注册组了。”娄敬的声音有些喑哑,原来已经矮小的躯体又缩踞在低一级的石阶上,埋住脸孔的双掌上下搓动着,发角子全乱了。
“他们有什么表示?”
娄敬摇摇头:“成令不能收回。”话语给捂得走了音,“回”字发成了“活”字:“真的抱歉还麻烦你走一趟,我知道你也在赶论文,这件事少不得要烦你好一阵——”
“我他妈的只问你:谁对?谁错?”
※ ※ ※
让我来问你谁对谁错好了,隐书。
上个星期我就接到学校的通知。退学。我当时真心不愿意让家人知道这件事,你知道,那种,那种压力,心理上的,太,太强太强,他们会受不了。我在阁楼上躺了不知道几夜。看书。还是那本彼得·博格的《社会构筑的真实》,你知道。
那天我听到邮差喊挂号信,我妈应的门。过了好一阵,她喊我:娄敬。我还在想怎么答呢,她又喊:娄敬。我说嗯。
你学校寄信给家长了。她还是一样大声:你知道信上说的什么事?我下楼来,说知道。
然后她突然哽咽了:你还沉得住气啊娄敬?我说沉不住气又能怎么办?
怎么搞的嘛你?总平均只有——五十九分。上学期已经不到七十,自己还不注意。她已经要哭出来了,扶墙站在那儿。我只好说:那科“新闻写作研究”零分。
我妈又喊了起来:怎么会?你是不是没考试?没写报告?不然怎么零分?我一直靠在楼梯口,和她那样对站着。你知道。然后告诉她:教授没举行考试,没指定报告,平时作业我也都交了。为什么零分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她过了好一会儿才问我:是不是教授不喜欢你?你有没有和教授争执过什么?
隐书,你知道我和你提过一些课堂上的情形。赵公对我的印象不好,我大约可以感觉到;同学也都明白。我只能告诉我妈这些:我没和赵公争执过什么;可是他对我的任何疑问都不作回答,都解释成我对他的挑战。
真的,我们之间没有争辩,因为他根本拒绝问题。可怕!隐书,我只觉得可怕。
我妈仍旧认定了是我无理。她说:那你上课就不要提问题了啊!要内方外圆啊娄敬。教授年纪大、见识广,当然懂得比你们年轻人多。再说,无论如何人家究竟是老师啊!而且,为什么他对别的学生不这样,偏偏对你?你就跟别人不一样?将来进了社会,这样要吃亏啊你!……
可是隐书——谁能真的跟别人一样呢?当时我心里有千百句话,想去辩白那些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说辞,却又都不要说了。我妈叫我到学校再问问: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她说:记着,态度最重要。
昨天我去了教务处,才知道,我的任何态度都对事实没有意义:赵公,他,撒谎!他撒谎!
※ ※ ※
“撒谎?”唐隐书第一次打断对方。
娄敬猛然掉转身站起来,远处的校景便在一瞬间悬垂下来似的衬住他背后。一票穿着牛仔裤的女孩子总之就是能欢喜到那种程度地蹦过去,有两个一边吱吱喳喳地叫唤:“真的啊?……”
娄敬也居然还有这一份心情,望着她们已远去的身影:“真的!他撒谎。”便向唐隐书淡然无声地笑了笑。
他则又开始浑身掏摸着香烟:“赵公说什么?”
“教务处的承办先生讲出来的。”娄敬的视线又盯死在一级一级的石阶上:“你怎么可能想得到?——”
※ ※ ※
你就是新研所的娄敬?嗯。
你成绩的事是我承办的。一切按照学校的规定;换言之呢,就是按照教育当局的规定。退学通知的公文上也写得很清楚:你,娄敬是不是?好,“连续两学期学科成绩总平均未达七十分标准,应予退学。”
不错,你的“新闻写作评论”一科零分,这是你本学期总平均分数偏低的原因。为什么零分?你先不要心急。
对这件事我是很慎重的,我亲自打过电话,问了该科任课的赵教授。这张字条呢,是我完全依照赵教授电话里的口述记录的。喏,你看:
该生从未上课,从未缴交研究报告。
什么你说?教授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不能过问。至于你上过课没有、交了报告没——什么?好,至于教授究竟指定了研究报告没有,我也都不能查证。很抱歉啊老弟?一切按规定办事,之外我也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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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做什么呢?”说着娄敬接过他手里的半截烟头,吸了:“他根本没指定任何同学交报告——”
“口头报告呢?”
“随堂举行过五次,每个同学轮流主讲一回,我也讲了。你说隐书:哪里来的‘从未上课’呢?如果赵公所说的‘研究报告’就是指那几篇作文的话——”
唐隐书一指那本《伦理学》:“你有物证,至少这两篇也可以证明他撒谎!”
“可是你该听听注册组主任说了些什么。”娄敬按熄了烟头,把滤嘴一丝一丝地剥散,揉成粒,“我刚才从他那儿回来,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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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学校的成令是不会收回的,娄敬。你有理?有什么理呢?怀疑教授就没有理!现在你是一个学生在怀疑教授,要是所有的学生统统起来怀疑教授的话,那还得了吗?得了嘛你说!
证据?娄敬,这里是学校,不是法院;我们是办教育,不是打官司,你这个学生怎么连这些都分不清楚?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回去吧,该做什么做什么。
噢对了,你回来。我还可以劝你一句话:年轻人做事情啊,要多想,多想想。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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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只有直接找学校的高级主管了。”娄敬抽出书本里的皱稿纸,唐隐书连忙伸手抹去纸上一团原先他没注意到的蜘蛛网,听见娄敬边晃动稿纸边说道:“这几张字纸或者还我一个公道。”
“高级主管——”他沉吟了一会儿:“我陪你走一趟——你准备找到多么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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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长刚开完一个会,西装胸袋里掏出块崭白的手帕轻轻按拭着额头的汗水,汗水上面是一层单薄的发丝,因为人在点头的缘故而颤了颤。点头的对象是娄敬的指导教授,唐隐书忘了他姓什么,所以当对方走向他们的时只有娄敬喊了声:“孙老师。”
孙老师深深闭了闭眼,算是招呼到了,过来沉声冲娄敬说道:“待会儿来一下,我在研究室。”临走前大约是无意地又浏了教务长一眼。
“你们那一个是娄敬?”教务长先自对他们一视同仁地笑了笑。
抬抬手娄敬迎上前,腋下夹着那两篇作文的影印稿。唐隐书则甩甩肩后的书包,回头望一眼门口那台复印机,机器旁负责操作的工读生女孩连忙掉转了脸,细细的指尖没什么缘由地来回搓着复印机上那块黑皮垫子。
当他再转回头的时候,教务长正挥动着手帕:“方才注册组李主任也拨了电话给我,说你去过一趟了。他说你还带了什么文件是吧?”
“是两篇作业。”娄敬摆过一只手按在影印稿上:“刚在门口请那位小姐——”
“是赵教授指定的——报告?”
“呃,”娄敬把它遮上去:“是赵教授指定的。”
“这是你的研究报告?”掏出一副老花镜,教务长翻看了两眼,笑笑。
“学生个人不认为这算研究报告——”
老花镜猛一摘,挡在娄敬的眼前:“那么这些东西不是赵教授指定的报告喽?”
“教授没有指定我们写研究报告,根本没有。”娄敬说话的时候微微退了一步,或许是为了躲那支亮莹莹的眼镜腿。
“总之它不是报告?”
这边不再有声音,矮了半截的脑袋掉过来,朝唐隐书一耸肩。
“报告教务长!”唐隐书上前摊了摊手:“如果赵教授提到娄敬没交‘研究报告’;那这批改过了的东西,呃作文,就是‘研究报告’,作文是课堂上仅有的书面作业。”
教务长把他的上半身打量了一回,收起老花镜,又翻出手帕来擦擦鼻尖:“你,是什么人?”
“物研所三年级学生,唐——”
“噢!这里不关你的事。”说完又冲娄敬微微笑了一丝“我是不是可以保留这一份COPY?”
“请教务长做主。”
“那好。我可以先把学校的立场说给你听听。当然啦,我们是绝对尊重教授的,也绝对尊重教授的决定。”说到这里顿了顿,又摇两下那份影印稿:“不过,这两篇东西很有价值,很有价值,我再研究一下——只有两篇么?”
“一共写了七篇,赵教授都批改过了,可是一时只找到这两篇。”
唐隐书抢着接下去:“我们一回去就找另外那几篇。”
教务长缓慢而富有韵律地自行点着头:“我来想想弥补的办法……成令是不可能更改的啦!你是不是要和赵教授谈谈,请他改个分数什么的?”
“不!”娄敬直了直腰:“他一开始就没说实话;而且教务长您既然认为成令不可能更改,分数自然也——”
“注意你的态度,娄敬!”教务长用那种钢牙一挫的神情昂了昂头,额角和颊边的筋条抽鼓起来:“那么你想怎么样?”
“学生只要陈述事实,请学校作主证明赵教授的决定不合法——”
“荒唐!”教务长筒着拳把那分影印稿卷捏个死紧,声音却极力地压低了,“我告诉过你学校有学校的立场,我们是有立场的你知不知道?”他喘了口气,索性用手指拈拈汗水:“退学通知也寄了一分给家长,我倒很想知道你家长的意见。”
“报告教务长,他们让我来请示学校。”
“让你?请示?”对方又攒一下稿子,鼻翅一动,笑声便钻出来Hm了一声:“他们‘让你’这样来‘请示’?”
娄敬的两条短腿打着颤,裤子褶缝的地方变成一条曲折了又曲折的波纹:“我们都盼望,学校,能秉公处理。教务长。”
“回去问问你的家长,这是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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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娄敬的爸爸都很痛心啊隐书!
起初是对娄敬觉得失望,我想娄敬也许对你提了,我这个做母亲的能说什么呢?——我说“起初”,真是这样啊?这孩子脾气硬,说什么看事实,讲道理。他爸爸冲他瞪眼,问他为什么不低低头,跟教授赔个不是?娄敬一答话我可忍不住了,他说,我这个性也是从你们身上来的。隐书,我听了好难过,娄敬他说得不错,他说对了!我们是他的爸妈,外人不知道,我们可比谁都清楚啊!他硬,硬的有理,我又怎么能再怪他什么呢?
后来——让我再告诉你件事,隐书。——我把娄敬的事向一位同事讲了,是个小姐,比娄敬和你大不了两岁。我让她评评理。你猜隐书你猜猜看:人家怎么说?
她说:娄敬一定不对嘛!教授当然有权评分;娄敬不应该锋芒太露、不应该提什么问题。说做人要圆一点,说老师究竟是老师嘛。她还说: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下回娄敬就知道教训了……
初听我愣住了。隐书,你想想:她一个可以做我女儿的孩子家搬出我的那些道理来,我倒真的不明白谁是对谁是错了……
你可别笑话娄妈妈掉泪啊隐书!我,我自己的孩子受苦,我当初还委屈他,我……
唉!从前娄妈妈嘴上不说,心里总还撑着个“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理,这一会儿想起来,觉得自己有些,有些滑稽!
学校和教务长那边也不必问我们的意见了,事实摆在那儿,让他们自己看清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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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得很清楚。”孙老师扬手止住娄敬:“你不必多说,老师相信你。”
唐隐书靠窗找着张椅子坐下,隔桌孙老师拍拍娄敬的肩:“你班上的同学们昨天来过,把你这一学期在赵公课上的情形都告诉我了。我很感慨,真的!”
“谢谢老师!”娄敬把只食指沿着桌面上正午阳光投影的方框框画了又画。
“不要谢我,其实我一点忙也帮不上。”孙老师点起烟,扔给唐隐书一支,继续说道:“我大概只能提供,怎么说呢?——提供你心理上的支持——你不抽啊娄敬?”
摇摇头,娄敬微微露齿笑了笑:“这样就足够了,老师!谢谢。”
“前两年赵公因为教育研究所学生集体退选而被解聘的事,你大概已经听说了?”孙老师吐出一缕细长而均匀的烟雾。娄敬点点头。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两码事,至少我希望你自己能比较平静,而且,怎么说而且?——”
“而且坚定?”
“坚定。”孙老师也伸手去画书桌上的那方阳光:“事实上,我——也许还有别的几位教授——都还能了解:学生的程度不是拿成绩和态度量得精确的;尤其是你。今天找你来,我只想谈这些,别的说了也是废话,我们彼此相信!嗯?”
“有没有实际可行挽救方法?”唐隐书凑上前,一指按在那阳光影子的中央:“现在我们有物证;娄敬的同学是人证。这些,对不起,老师,都不是空口白话。”
“我可以体会你的心情。”孙老师索性摊开手掌摆平在桌面上:“你们,千万谨慎。赵公后来还能转进本系任教,你们可想而知——我不能也不愿意阻止你们,可是要谨慎!”
“老师!”久久不曾开口,娄敬的声音倏地有些硬:“我并不想争取复学。”
“哦?那你的意思是?”
“即使真相大白,我也要办离校手续。”娄敬的眉心只轻轻锁了那么一下子,便又舒缓成两绺孤独的羽翼,各归各的,小小的眼睛便接着睁大了些:“今天我要坚持的,只是请学校了解:那位教授的学术修养和人格操守都出了问题。至于我个人的学位——”
“再一年,等你的论文一完成——”孙老师显得有些不安,指尖点敲着桌面,这时阳光已经移位了。
“我不考虑!”
然后是相当漫长的寂静,只剩那指尖有一搭没一搭地敲落着。研究室就这样地显得有些膨胀了。唐隐书右边是一长排贴墙的落地书橱,玻璃橱门上的钢锁闪着薄而刺眼的亮光。远处另一些亮光是从对面的窗格间敷过来的,它投在磨石砖的地面上,那里停放着他进门后扔下的书包,里面有包香烟。他想去拿,才发现手上这支已经挂了好长的一截烟灰。总之他想走过去移动一下书包的位置也好,那样显得室内还有一点活动的声响,不要老让娄敬的话音可以在寂静里一直缭缭绕绕的。然而他懒得动弹,仿佛一动又会打破了他收拾不回来的什么。他只有盯住那只书包。
书包里还有娄敬的《伦理学》和笔记本。唐隐书翻读过那本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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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学新研二 娄敬笔记
十月二十日 新开写作研究
赵公刚才听完了我的问题,便继续回到他早先的话题——他在多少年前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从事传播事业和教育事业了。我的问题是:新闻从业人员的职责既然不只是反映和维持既有的价值系统;而且在引介其他社会或文化的观念和价值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当其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该如何检查和衡量,来决定自己是做一个旧传统的守门人呢?还是新价值的倡导者?
同学们看上去都在记笔记的样子(我也是),右边的刘光华在画赵公的头像,画在今天赵公批还的作文纸上。他也得了个丙,画像就在丙下头。画家把他的作品和赵公的评分用笔框在一道,对我摇头苦笑。然后悄悄把纸移到桌面下。揉掉。
十月二十七日 新开写作研究
赵公那些一再回放的往事让我疲倦而沮丧。连当初对这门课,对赵公最起码和卑微的期望——一种“择不善而改之”的学习心理——都消失了。
十一月三日 新闻写作研究
这已经是第二次,赵公一一询问全班五位同学家长的职业。
后来,当教室的气氛无聊到大家都感到僵窘的时候,赵公很例行公事地找到了下台阶:“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同学都低下头,有的斜眼瞄瞄我,又挤挤鼻子,仿佛是在暗示着:不要再提问题了。刘光华踩我的脚,手肘撞了我一下,有些发麻。
十一月十日 新闻写作研究
我把手表卸下来,它绕着什么在转呢?我甚至想问问赵公。表在桌上仰脸看天花板,我却必须计算它:时针跨两格;分针要绕两圈、一百二十格;秒针绕一百二十圈、七千两百格,一格一格……
十一月十四日 新闻写作研究
刚才看完了Karl Jasper的The Idea of University,这堂课还有三十八分钟。
刘光华已经盹着了。口水滴到他空白的活页纸上。赵公的声音并没有影响整个教室的安静:“你们别光是听讲啊,多提点问题嘛,嗄?”(他永远可以这么说说!)
十一月二十一日 新闻写作研究
教室的窗子开得高高在上,让人看不见外头,窗上什么也没有,一层灰湛湛的天空像是给剪齐了贴在那儿似的,让白粉墙厚厚地围住。我可以想象出:楼外通往教务处小径旁的绿树,转黄转灰的树叶撒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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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长这次是在门口等娄敬的,也仍然不理唐隐书。
“你的陈情书我收到了,写得很详细、很详细。”他把倒背着的手伸到前头来,交叠在小腹上,拿捏着一个公文袋:“我们也和赵教授商议呃谈过了——”
那个负责影印的工读生靠向门边,教务长说话时身形一转,她便又探回去了。
“你要知道,娄敬!”他掏着口袋,看不出是找手帕还是眼镜,掏掏又停下来,“因为成绩不及格而退学的学生很多很多,每学期都有好几个,你不是唯一的——”
“报告教务长,”娄敬接着淡淡地说,“一个人闯红灯给车压死了,和另一个人在斑马线上被车撞了,这不是同一回事——”
“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要插嘴!”教务长突然挂起了一抹笑容,“我们和赵教授谈的结果呢是这样的:你不是交了两篇东西吗?那么就算两篇好了,赵教授认为两篇就两篇,他还说你不上课——”
“我都上了——”
“赵教授说算你上过四小时好了,可是不够,报告他不够。口头报告有五次,你只讲了一次——”
“那是每个同学轮流,各讲一次——”
“总之是不够。娄敬!”教务长的笑容这时也向唐隐书表示一下,“当然啦!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啊,坎坷困难都会有的,你是个年轻人,年轻人要有年轻人的担当,要有年轻人的勇气。错了!不怕错;跌倒了,再爬起来!嗯?所以这件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娄敬,离开学校不表示离开人生的岗位,也许只是你不适合这个研究工作而已,是吧?”说着他把公文袋递过来,由唐隐书接在手里的时候娄敬只是睁睁地凝望着教务长。
对方终于掏出了那块崭白的手帕,和老花眼镜,他擦拭着镜片,先擦右边,再擦左边,擦完了又各在镜腿上绺两把:“这里是学校的答复,你可以看看。至于将来嘛,我们祝福你,鹏程万里,啊——前途远大。”
谁也没留意:教务长是什么时候转身离去的。他们穿过草坪踩在一些烂叶上,泥水互相挤出一阵噗哧噗哧的声音。
“娄敬!——等一等,娄敬!”
是那个女孩,她喘红的脸几乎挂不住那副厚汪汪的眼镜了。瘦小的影子冲到他们的身旁:“他们,他们——娄敬,把你的电话留给我!那天我听见教务长和那个教授在说话……现在我不方便说,我只是个工读生。你等我电话,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你,好不好?——我只是个工读生,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是我讲出来的。娄敬,你的电话?”
“谢谢你。”娄敬摇头笑了笑,很像个小孩儿,说:“谢了——周末快乐!”
他们继续沿着小径走下去,经过“新闻大楼”后面空旷的停车场,唐隐书拉拉娄敬停住脚,然后他们看着一位年老的校工为褐色的玻璃门上了锁。
如果林秀雄
如果林秀雄从未出生,符子仙阿吉的门牙不会早早地就摔断掉,媒人婆简罔市也不会被冰糖冬瓜和柿粿噎死,至于灯笼匠叶善嘛——他这门手艺恐怕永远也不会被介绍到日本去。
林秀雄出生那天,五寮村正巧来了一班演布袋戏的人物,他们居然穿着布鞋,打着径长七尺半的大圆伞,还开了一辆会喷黑烟的五轮机踏车。有人从车上沿路吐槟榔水,红腥腥的,每隔百来步就是一摊,一摊摊连接起来看,仿佛有个受伤的人从七峡方面跑来,沿途留下了令人害怕的血迹。戏班子进村的时候,阿吉刚从田里回来,田中央插着青竹竿,竿顶是一把冥纸和一只倒霉的、多话的母鸡头。阿吉忘了自己手上还满沾鸡血,便双手插腰,拦住机踏车的去路。他略带霸气以及善意地劝告车上的人:不必在五寮停留,这里的人要看戏自己会搬演,外来的任何戏班子在五寮村都会赚没钱。而且,锣鼓声太吵,会惊到林家和廖家的孕妇。
廖家的孕妇早在母鸡聒噪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惊到了,妇人从床上跳落地面,学母鸡一样怪叫,胯下崩出半红半紫的血水,和婴儿的一只脚丫。廖家人一句嫌怨话也没说,把昏死在门坎上的妇人抬到靠西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拔出死去的胎儿。廖火旺对这种事已经很熟练了——他捧着身体犹有余温的儿子,叫人去抓鸡、叫人去请阿吉、叫人去看看林家那边的孕妇是否安好;他吩咐了好几桩事情,才发现身边那个只会生死胎的老婆已骨碌碌爬坐起来,对着窗外说:“鸡仔大小声唤、唤、唤,也没人睬,天光啊呐!”
对于阿吉来说,廖家生死胎的事无疑他是要负责任的。立春那一阵子,前来请符仔的人实在太多了,忙得他昏天黑地,经常出些小错。其中就有一两张安胎符,阿吉没注意,画完之后顺手拿笔头往符脚上敲了几下,这一敲可敲坏了;阿吉望着布袋戏班一路喷黑烟、吐红血、渐渐远去时想:希望只有一张。
没有人知道安胎符出了毛病。自然也没有人知道:林家的小娃娃出世之后,阿吉匆匆忙忙奔向村尾、探看究竟、以致跌断门牙的原因如何。布袋戏班子逐渐消失在发往三块厝的山路上,阿吉稍稍觉得宽心些——至少廖家的女人可以安然睡个午觉了。
林家的孕妇则在午觉时做了一个怪梦,她梦见门户裂开,钟鼓交鸣,七峡一带的溪水涨到堤口,她自己则捧捏着几颗小石子,小石子在掌中碰来撞去、发出磨牙捣米一般的声音。林家三婶跳着双锄头也似的扁平大脚,跑去找简罔市圆梦。简罔市正在吞吃着前一天从婚筵上偷留下来的冰糖冬瓜和柿粿,没料到林三婶会突然来访,顿时慌作一团。更令她惊讶的是林三婶叙述了她大嫂的梦境——简罔市活了八十五岁,替人圆过几千个梦,却从来没有一个梦像这个一般;她噎着嗓子、瞪直了眼、指指天公的屁股、脸皮涨红,吐出三个字:“贵——贵——贵——”,她的本意是:贵人要出世,但是不应该生在这么没地理的所在。然而话没说完,人就断了气了。
阿吉去通知叶善赶制几个白灯笼的时候,隐约听到两条街外传来新生婴儿的哭声,哭声有点像戏班子里常吹的唢呐,也有点像母鸡的嘶喊,他问叶善:“有听到没?”叶善问他:“你讲啥?卡大声嘞!”阿吉只好自己歪个头壳再听听,这一回,他又以为听见简罔市说媒时惯有的“咯咯”怪笑,接着,便没前没后地冲了出去。叶善摇摇头,道声:“没采!”并且叹了一口气——每当有人来订制白灯笼,他就觉得自己亏欠那死者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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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林秀雄在七岁那年加入了布袋戏班子,他就没有机会每天赤脚走六公里的路到七峡去读小学。那么,戏班子的五轮机踏车会载着他东奔西跑,让他在十岁以前就遍游苗栗以北的大小城乡,并且在十二岁的生日那天从头城的一个妓女身上见识到自己的男性。那个妓女会问他:“你几岁?从哪里来的?”林秀雄把槟榔汁吐在床头的脸盆里,望着那一摊滟滟的红色漶染开来,同时想起五年以前他追随槟榔汁的污迹,从五寮一路走到三块厝看布袋戏的情景。那天傍晚大部分的时候秀雄是站在戏台的左侧,有时望望台前,有时望望幕后;在望着台前的时刻,他幻想自己是走麦城的关公,中空的肚腹里迸发着无比惊人的神力,正在作死前剧烈的挣扎。在望着幕后的时刻,他又确信自己的一双手已然伸进关公那中空的肚腹,纵横于七彩霓虹与浓密烟雾之间,使之永远不死。散戏以后,戏班主问他:“你几岁?从哪里来的?”十二岁的林秀雄答复那妓女说:“麦城。”对方从没听说过麦城这个地方,只好追问:“你到底几岁啦?囝仔!”“干你娘老鸡歪!比你老爸膏卡老啦!”
林秀雄的爸爸在林秀雄出世后分别在田里和老婆的身上撒了六次种;田里遭过两次风台,林秀雄则有了六个弟弟,其中一个成为廖火旺的儿子,叫廖来发。廖来发满月那天,林秀雄曾经失踪了一下午和一晚上,直到半夜阿吉前往溪边放尿时才回来。林秀雄告诉阿吉:他要去搬布袋戏。阿吉告诉林秀雄的爸爸:“你后生要去搬布袋戏。”林秀雄的爸爸先甩了儿子六个耳光,作为迟归的处罚,随即又答应林秀雄的请求。林秀雄在大门口罚跪到天亮,脸上却挂着喜悦的微笑;逢到每一个经过面前的人,他都会扬着声说:“阮爸爸叫阮去搬布袋戏!”说时牵动筋脉,脚底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啃啮着。
阻止林秀雄再度前往三块厝的是他三婶。她一直相信简罔市死前的遗言,认定这孩子贵、贵、贵;不该只是个走江湖、耍尪仔的角色。她并举证说:阿发出世前几天,阿雄的下门牙脱落,她曾经把那颗门牙丢到屋顶上,“啸——”只有飞上去的声,没有坠落来的声,这囝仔的命有多好没人知道,若是跟着野人去学搬戏,显然触犯了天公的好意。林秀雄的爸爸还没来得及辩解,林三婶已自把孩子扶站起来,林秀雄腿软脚麻,挪出一只手来搓着、揉着,却听三婶又扯起尖嗓子道:“你看你看你看——土地公搔脚底噮!看你敢作伊行?”
林秀雄的爸爸千得罪、万得罪,却是一个也不敢得罪土地公的。他望着溪对面土堤外的田亩,以沉默向土地公表示改变主意的决心,并且相信土地公会立刻阻止泛着殷红的天边那一场即将来到的风台,好答报他的虔敬。
风台过境之后,林秀雄赤脚朝三块厝相反的方向行去,行经叶善的店门口,叶善问他:“要去哪里?”“去读册。”他黯然答说。“去哪里?”“读——册——啦!”回声在山谷和河堤之间飘来荡去,仿佛无法决定去向的样子。叶善仍旧没听见,暗怪现时的囝仔讲话没气力,好像没吃饭。他带着怜伤的神色望向林秀雄的背影,不出几秒钟,却被另一幕景象完全吸引住——就在林秀雄行去的前方,很远很远的天上,正飘飘然坠落着一朵又一朵菇盖般的云彩。它们原先只是一个黑点,在眨眼间便像花一样地绽放开来,变成松泡泡的菇盖。叶善揉了揉眼睛,喃喃念道:“干!天公放屁。”
林秀雄也看到了天公放屁的奇景,这使他很快地忘记布袋戏班子的事。
如果林秀雄早几天入学他会被分在甲班,而不是乙班。如果林秀雄念的是甲班,便会交到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杨春和。杨春和住在五寮和七峡之间的六崁,从小念过村塾,长大后变成非常有名望的写实小说作家。他会把林秀雄和甲班班导李老师之间感人的真人真事写成一部题名为“山中雨露”的小说,并经人改编为电影剧本、搬上银幕(不过,因为“山中雨露”的笔画不好,片商另外给取了个名字,叫“老师带我长大”)。在这部电影中,李老师曾经奋不顾身地跃入溪涧的湍流,救起几乎溺毙的廖来发,又曾再三慷慨解囊,帮助家境贫苦的林秀雄缴交学费、杂费、簿本费、补习费,使得他能够顺利地念全初中、高中以至大学。电影结束的时候,林秀雄、杨春和、廖来发和另外十几个李老师的学生都围绕在李老师的病床前合唱《老师带我长大》的主题曲,人人眼眶中饱含泪水,但是歌声仍高亢激昂。
因为延迟几天入学而被分发到乙班就读的林秀雄运气差一些。上第一节课的时候,班导曾老师向全班介绍这位搭着两串黄鼻涕、光着一双赤脚、头皮上贴了三块疔疮膏药的新同学“林秀雄”,同学们跟着曾老师一齐说:“欢——迎——林——秀——雄——同——学。”但是林秀雄完全听不懂;几个月下来,他才恍然大悟:这种陌生的语言叫“国语”。而在乙班的学生里,只有林秀雄一个人入学之前没听过、也没读过国语。其余的人一旦用国语明白了“天公放屁”的意思,立刻一拥而上,把林秀雄狠狠地揍倒在操场中央,撕破他的制服、扯掉他头皮上的膏药。曾老师在伤处喷洒消炎粉的时候以温柔而不失严厉语气告诫他:“以后不可以再说粗话,更不可以侮辱别人的爸爸——如果人家也侮辱你的爸爸,你一定也会不高兴的,是不是?”林秀雄答:“是。”鼻涕和眼泪一齐喷到曾老师的裙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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