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也是指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派。“如昨
日死”是引用曾国藩的话：“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
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就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共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也引用曾国
藩的这句话，其中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所应负之责
任益大且难，这真要我们真诚的不妥协的非投机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联合。”
〔６〕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语见《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前２０６）
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又《汉书·刑法志
》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
，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再谈香港〔１〕
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
点了。这回却比前两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２
〕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而我是有
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的。
看看挂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说是一种经历，但我又想，这代价未免太大了，这
些行李翻动之后，单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须大半天；要实验，最好只有一两件。然而已经如
此，也就随他如此罢。只是给钱呢，还是听他逐件查验呢？倘查验，我一个人一时怎么收拾
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当日无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来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关！开箱子去！”
我拿了钥匙，走进统舱，果然看见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
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
“打开来！”
“这是对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识的我的话呢。”
自然打开来，于是靠了两个茶房的帮助，打开来了。
他一动手，我立刻觉得香港和广州的查关的不同。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
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
，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
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
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
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开来！”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试一试罢。
两块。”我原也肯多给几块的，因为这检查法委实可怕，十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五点
钟。可惜我一元的钞票只有两张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时还不肯献出去。
“打开来！”
两个茶房将第二箱抬到舱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书又变了一箱半，还撕碎了几个厚纸
包。一面“查关”，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减到七元，即不肯再减。其时已经开到第五
箱，四面围满了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
箱子已经开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罢，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议，只是“打开来”。但
我的两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厌倦了似的，渐渐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箧，每箱只抽二三十本书，
抛在箱面上，便画了查讫的记号了。其中有一束旧信札，似乎颇惹起他们的兴味，振了一振
精神，但看过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开了一箱罢，他们便离开了乱书堆：这
就是终结。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３〕的
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园真福将也！而我的华盖运却还没有走完，噫吁唏……”我想着，
蹲下去随手去拾乱书。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舱口大声叫我了：
“你的房里查关，开箱子去！”
我将收拾书箱的事托了统舱的茶房，跑回房舱去。果然，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
。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我一进门，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我
以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便交
还我了。还嘱咐我好好拿着，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
其次是开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开了十来件，乱堆在床铺上。其次是看提篮，有一
个包着七元大洋的纸包，打开来数了一回，默然无话。还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却不被发见
，漏网了。其次是看长椅子上的手巾包，内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铜子数十枚，看
完之后，也默然无话。其次是开衣箱。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锁匙略迟，同胞已经捏着铁
签作将要毁坏铰链之势，幸而钥匙已到，始庆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还是照例的抖乱，
不在话下。
“你给我们十块钱，我们不搜查你了。”一个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说。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来，要交给他。但他不接受，回过头去再“查关”。
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
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
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４〕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
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
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来，指着向我说。
我不答话，他便放下小刀，将盐煮花生的纸包用指头挖了一个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烟
香。
“这是什么？”
“蚊烟香。盒子上不写着么？”我说。
“不是。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来，嗅着。后来不知如何，因为这一位同胞已经搜完衣箱，我须去开第
二只了。这时却使我非常为难，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书籍，是极其零碎的东西：照片，
钞本，自己的译稿，别人的文稿，剪存的报章，研究的资料……。我想，倘一毁坏或搅乱，
那损失可太大了。而同胞这时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决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
整封的角子，给他看了一看。他回头向门外一望，然后伸手接过去，在第二只箱上画了一个
查讫的记号，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约打了一个暗号罢，——然而奇怪，他并不将钱带走，
却塞在我的枕头下，自己出去了。
这时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铁签，恶狠狠地刺入一个装着饼类的坛子的封口去。我以为
他一听到暗号，就要中止了。
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继续工作，挖开封口，将盖着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为两片，
然后取出一个饼，捏了一捏，掷入坛中，这才也扬长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烟尘陡乱，乱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两位同胞开手的捣乱，倒并
不是恶意。即使议价，也须在小小乱七八糟之后，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犹言如此凌乱
，可见已经检查过。王独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还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肤的主人翁的
。当收款之际，先看门外者大约就为此。但我一直没有看见这一位主人翁。
后来的毁坏，却很有一点恶意了。然而也许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钞票去，只给银角子
。银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垫垫地，确是易为主人翁所发见的，所以只得暂且放在枕头
下。我想，他大概须待公事办毕，这才再来收账罢。
皮鞋声橐橐地自远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时，是一个白人，颇胖，大概便是两位
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过了？”他笑嘻嘻地问我。
的确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问呢？
或者因为看见我的行李特别乱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罢。
他从房外拾起一张《大陆报》〔５〕附送的图画，本来包着什物，由同胞撕下来抛出去
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过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经走过，“查关”该已收场了，于是先将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还是不行。一个同胞又来了，叫我“打开来”，他要查。接着是这样的问答——“
他已经看过了。”我说。
“没有看过。没有打开过。打开来！”
“我刚刚捆好的。”
“我不信。打开来！”
“这里不画着查过的符号么？”
“那么，你给了钱了罢？你用贿赂……”
“…………”
“你给了多少钱？”
“你去问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个又忙忙走来，从枕头下取了钱，此后便不再看见，——真正天下
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见桌子上聚集着几件东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个开罐头
的家伙，还有一把木柄的小刀。
大约倘没有那十元小洋，便还要指这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来恐吓我的罢。
但那一枝香却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动，全船反显得更闲静了，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他说。
我实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我一向以为和人们抢饭碗要碰钉子，
不要饭碗是无妨的。去年在厦门，才知道吃饭固难，不吃亦殊为“学者”〔６〕所不悦，得
了不守本分的批评。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
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
变红色。〔７〕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确，监督着同胞“查关”的一个西洋人，实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
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
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８〕是我们的前辈。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五期。
〔２〕 王独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０） 陕西西安人，创造社成员，后成为托洛茨基
派分子。他这篇通信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题为《
去雁》，是他在这年五月写给成仿吾、何畏两人的。信末说他自广州赴上海，经过香港时、
一个英国人带着两个中国人上船“查关”，翻箱倒箧，并随意打骂旅客，有一个又向他索贿
五块钱等事。《创造月刊》，创造社主办的文艺刊物，郁达夫、成仿吾等编辑，一九二六年
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３〕 伏园 孙伏园，参看本卷第３８３页注〔５〕。
〔４〕 蒋径三（１８９９—１９３６） 浙江临海人，当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
历史语言研究所助教。
〔５〕 《大陆报》 美国人密勒（Ｆ．Ｍｉｌｌａｒｄ）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
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国人接办，三十年代初由中国人接办。一九四八
年五月停刊。
〔６〕 “学者” 指顾颉刚等。参看《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７〕 关于胡须的形状，参看《坟·说胡须》。下文说的关于胡须颜色的警告，指当
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发表的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一文，其中说：“把
他的胡子研究起来，我的结论是，他会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变成‘
红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是广州《国民新闻
》副刊《新时代》的编辑，后堕落为汉奸文人。
〔８〕 苗瑶 我国两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古代由长江流域发展至黄河流域，居住于中
国中部；后来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逐渐被迫转移至西南、中南一带山区。
革命文学〔１〕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
大利的唐南遮〔２〕，德国的霍普德曼〔３〕，西班牙的伊本纳兹〔４〕，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５〕，都应该作为
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
骂他的敌手的；〔６〕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
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７〕之
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
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
“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８〕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
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
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
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
得革命，五言八韵”〔９〕，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
，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１０〕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１
１〕，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
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
〔２〕 唐南遮（Ｇ．Ｄ’Ａｎｎｕｎｚｉｏ，１８６３—１９３８） 通译邓南遮，
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侵略阿
比西尼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康陶》
，小说《死的胜利》等。
〔３〕 霍普德曼（Ｇ．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６） 德国剧作家。
早年写过《日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干知识分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
护。
〔４〕 伊本纳兹（Ｖ．Ｂｌａｓｃｏ－ＩｂReｎ～ｅｚ，１８６７—１９２８） 通
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政府监
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国。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５〕 吴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以“救
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参看本卷第４５９页注〔１６〕。
〔６〕 这里说的指挥刀下的“革命文学”，指当时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的反革命法西斯
文学。如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出现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这样做》旬刊，第二斯刊
登的《革命文学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倡革命文学……从事本
党的革命运动”等语。
〔７〕 “杀身成仁”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８〕 “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诗。宋代欧阳修《归田录
》卷二说：“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９〕 “赋得革命，五言八韵” 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抵都用古人诗句或成语，冠
以“赋得”二字，以作诗题。清朝又规定每首为五言八韵，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
一韵。这里指那些只有革命口号，空洞无物的作品。
〔１０〕 叶遂宁（Ｃ．Ａ．ＥｃｅZPZ，１８９５—１９２５） 通译叶赛宁，苏联?恕Ｒ悦栊醋诜ㄖ贫认屡┐逄镌吧畹氖闱槭啤Ｊ赂锩痹蛲锩垂恍┰扪
锔锩氖纭端瘴６砺匏埂返取５锩笙萑肟嗝疲谝痪哦迥晔伦陨薄?
〔１１〕 梭波里（Ａ．Ｍ．ＣｏhELM，１８８８—１９２６） 苏联作家。他在十月
革命之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的现实而自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土》、短
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等。
《尘影》题辞〔１〕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
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
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
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在异性中看见爱，在百合花中看见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２
〕，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在此时此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委实身心舒
服，如喝好酒。然而《尘影》〔３〕所赍来的，却是重压。
现在的文艺，是往往给人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艺，或者从
文艺推出人生。
谁更为仁义和钞票写照，为三道血的“难看”传神呢？〔４〕我看见一篇《尘影》，它
的愉快和重压留与各色的人们。
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又给我喝了一口好酒。
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５〕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
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鲁迅记于上海。
A A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尘影》一书，题为《〈
尘影〉序言》，稍后又刊载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上海《文学周报》第二九七期。
〔２〕 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 这是针对胡适“提倡拜金主义”的
文章而说的。该文说：“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按“大拉”是英语ｄｏｌｌａｒ的音译，意
思是“元”，后泛指金钱），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
……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
箩，拿着一根铁杆，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去寻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
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语丝》周刊
第一五六期《随看录三》）
〔３〕 《尘影》 中篇小说，黎锦明作。它描写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前
后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局势。这个小县城在大革命中成立了“县执行委员会”和“农工纠察队
”，斗争了地主豪绅；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当地土豪和各色反动人物，与国民党军官相
勾结，对革命力量突施袭击，屠杀了许多革命者和工农群众。
〔４〕 《尘影》中有这样的描写：大土豪刘百岁被捕，群众要求将他处死。他的儿子
用几千元向混进县党部当委员的旧官僚韩秉猷行贿求救。韩受贿后宴请同党商议，说是“人
家为孝道，我就为仁义”，最后商定将刘百岁放出。“三道血”是书中主要人物县执行委员
会主席、革命者熊履堂在时局逆转后被杀头时所溅的血；“难看”是旁观者的议论。
〔５〕 《尘影》最末一章描写熊履堂被杀时，他的儿子小宝正从幼稚园放学出来，唱
着“扫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但未叙明后来结果如何。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１〕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
陶元庆〔２〕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
话〔３〕：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
—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
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
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
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
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
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
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
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
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
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
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
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
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
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
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Ｙｅｓ”“Ｎｏ”，因
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４〕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残尺
〔５〕或清朝的营造尺〔６〕，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
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２〕 陶元庆（１８９３—１９２９） 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
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员。鲁迅前期著译《彷徨》、《朝花夕拾
》、《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都由他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