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
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
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
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
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
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
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
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
以不禁婚姻？〔２６〕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２７〕的诗句，就可以知
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
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２８
〕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
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
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
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
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
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２９〕，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
，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
，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３０〕。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
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
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
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３１〕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
，是吃药的祖师。〔３２〕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
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
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
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
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
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３３〕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
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
，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
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
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
”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
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
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
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
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
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
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
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
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
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３４〕，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
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
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
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３５〕。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３６〕就像清
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笥
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
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
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
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３７〕——他记得父母了
——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
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
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３８〕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
。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
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
３９〕。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４０〕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
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
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４１〕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
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
。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４２〕，
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
，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４３〕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
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
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
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
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４４〕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
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
竹林七贤”〔４５〕。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４６〕和阮籍〔
４７〕。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
康也饮酒，刘伶〔４８〕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
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４９〕。
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５０〕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
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
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
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
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５１〕。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
—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
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
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５２〕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
承认，在《大人先生传》〔５３〕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
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
，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
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
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
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５４〕就可以
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
颜延之〔５５〕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
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５６〕，却道，人是并不好学
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
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５７〕，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
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
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
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５８〕。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
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
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
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
，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
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
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
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
以看见裴钛的《崇有论》〔５９〕，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６０〕，这些都是反对王何
们的。
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６１〕，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
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
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６２〕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
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
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
，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
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
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
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
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
，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
，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
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
，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
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
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
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
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
，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
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
在，够了。〔６３〕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
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
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
打铁，不理钟会。〔６４〕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
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６５〕——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
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
《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
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
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
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
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
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
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
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
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
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
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
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
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
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
刘勰〔６６〕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
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
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６７〕。他的态度是随便
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
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
，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
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
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
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
“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
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
当时政治的。〔６８〕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
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
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
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
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
”，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６
９〕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
成“为人”
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
文中时时提起的〔７０〕。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
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
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
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
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２〕 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
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
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
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作者后来说过：
“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捌信）他在这
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３〕 黄巾 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１８４）
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终
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４〕 董卓（？—１９２） 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军
阀。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
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政。献帝初平元年（
１９０），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
迁都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他在离洛阳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
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在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侧、郭汜等又攻破
长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５〕 党锢 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
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政，揭露宦官
集团的罪恶。汉桓帝延熹九年（１６６），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学生领袖
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百余人。以后又于灵帝建宁
二年（１６９），熹平元年（１７２），熹平五年（１７６）三次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
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直到灵帝中平元年（１８４）黄巾
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
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６〕 曹操（１５５—２２０） 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
，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汉后追尊为武帝。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
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延揽文士，奖励文学，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诗
文编为《魏武帝集》。
〔７〕 《三国志演义》 即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书中将曹操
描写为“奸雄”。
〔８〕 严可均（１７６２—１８４３） 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
清嘉庆举人，曾任建德教谕。他自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起，开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历
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编辑为十五集
，总计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三卷，并以为原书题名不能概括全书，
故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原书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由黄冈
王毓藻刊于广州。
〔９〕 丁福保（１８７４—１９５２） 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清末肄业江阴南菁书
院，后习医，曾至日本考察医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他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
朝诗》，收作者七百余人，依时代分为十一集，总计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医学书局出
版。
〔１０〕 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 一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
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常在《民报》发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后来为清朝两江总督
端方所收买，出卖革命党人。入民国后，他又依附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组织筹安会
，竭力赞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阴谋。他的著作很多，《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他在民国初年任
北京大学教授时所编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遗书》中。
〔１１〕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
五年（２１０）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无篡汉的意思，内有“设使国家无有孤，
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话。
〔１２〕 《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后汉书》：“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食；
丹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不得已受之。闻里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
：‘言汝清高，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丹闻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竖之口，
不可不勉。’遂投钱去。”按范丹（１１２—１８５），一作范冉，字史云，后汉陈留外黄
（今河南杞县东北）人。
〔１３〕 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２１０）、二十二年（２１７）下求贤令，又于建安
十九年（２１４）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魏书·武
帝纪》载建安十五年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
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
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裴注引王沈《魏书》所载二十二
年令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
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死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
，勿有所遗。”
〔１４〕 “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 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
载曹操《董卓歌》：“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
。”按郑康成（１２７—２００），名玄，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经学家，其生
存时代较曹操约早二十余年。
〔１５〕 曹操的遗令，散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其他古书中，严可均缀合
为一篇，收入《全三国文》卷三，其中有这样的话：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按
指诸妾）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宫所得绶（印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
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１６〕 陆机（２６１—３０３）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诗人
。他评曹操的话，见萧统《文选》卷六十《吊魏武帝文》：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唐代李善注：“言裘绂轻微何所有，而空贻尘谤而
及后王。”
〔１７〕 曹丕（１８７—２２６） 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按操长子名昂字子修，随
操征张绣阵亡，故一般都以曹丕为操的长子）。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废汉献帝自立为帝
，即魏文帝。他爱好文学，创作之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五
卷，已佚，严可均《全三国文》内有辑佚一卷。其中《论文》篇论各种文体的特征说：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又论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
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１８〕 曹植（１９２—２３２） 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东阿王，后封陈王
，死谥思，后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代重要诗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著作，以清代丁晏所编
的《曹集诠评》搜罗较为完备。
〔１９〕 曹当（２０４—２３９） 字元仲，曹丕的儿子，即魏明帝。
〔２０〕 《文选》 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编选。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曹丕《典论·论文》，见
该书第五十二卷。
〔２１〕 “为艺术而艺术”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Ｔ．Ｇａｕｔｉｅｒ）提出
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
，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２２〕 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 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
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
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２３〕 文章小道 曹植《与杨德祖（修）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
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
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２４〕 曹植早年以文才为曹操所爱，屡次想立他为太子；他也结纳杨修、丁仪、丁
巴等为羽翼，在曹操面前和曹丕争宠。但他后来因为任性骄纵，失去了曹操的欢心，终于未
得嗣立。到了曹丕即位以后，他常被猜忌，更觉雄才无所施展。明帝时又一再上表求“自试
”，希望能够用他带兵去征吴伐蜀，建功立业，但他的要求也未实现。
〔２５〕 “建安七子” 这个名称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
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德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