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犯》没有在人物形象上有章可循或着力下功夫，换一句话说，在结构上是人随事走而不是事绕人转。其实这也是现代畅销小说的共同特征。这种小说的构思一般起点是矛盾或事件，然后从对立的双方来寻找形成和强化冲突的人物性格。处于开阔的中间地带的人物更具有随意性，经常处于道具的处境。一切围绕着冲突的发生、展开和高潮而设置，造成舒缓有致或紧张激烈。比如小说中孔家峁的群众一拥而上毒打李狗子的场面，如果只是狗子和孔门四条龙的对立，矛盾最终恐怕不会发展到枪杀人命的惨烈。
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浦·钦巴多在斯坦福做了一项“囚禁”实验。他和助手把他心理学班上的学生分为“看守”和“囚犯”，让他们在一座建筑物的底层经历一次为期两周的监禁。实验不久，发现“囚犯”开始辱骂“看守”，“看守”也以辱骂回敬，很快“看守”便用短棍殴打“囚犯”。假戏真演而且愈演愈烈，暴行越来越严重，使他又惊骇、又懊恼，不得不提前结束实验。罗洛·梅指出：“这些学生起初彼此并无特殊的仇恨……但他们具有破坏的能力，它无须很多煽惑就能变成现实中行动的恶。恶的可能性就在表面下潜伏着。”由此可见，孔家峁的乡民们，在孔家四条龙的任意驱使下，人性中丑陋野蛮的一面次第萌发展开，必然导致成一种无意识的机械行为。18世纪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曾尖锐而刻薄地指出：群众是最难对付的，他们有时候千手齐下，搅得天翻地覆；有时候万足并举，反而慢若爬虫。“五四”以来，我们只是关注和肯定了群众运动的革命性一面，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当然是对的，只是在建设年代仍然强调群众运动的轰轰烈烈，那肯定是失大于得，“文革”浩劫是惨痛不过的最大教训。群众运动的驱策权一旦被坏人所把握，那造成的破坏真是让人制止无力，欲哭无泪。《凶犯》第一次正面地描写到这种现象，反映了张平思考现实的历史深度。
李狗子蠕动辗转在山窝与孔家峁的十三个小时，身体的艰难反而加剧了内心的思考——这种思考的问号在他担任护林员的三个月中一直没有停止过。人人都想富起来，只是孔家四兄弟为什么不顾一切地选择了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呢？用掠夺的方式，这种方式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要比他们自己实际的所得大得多。孔家峁的乡民们为什么如此的愚昧呢？他们充当孔家的奴才，受尽了剥削和欺凌，不思反抗，反而变本加厉地用野蛮来污辱外人，为虎作伥，在充当帮凶的同时使自己陷入了非人性的深渊。鲁迅先生20年代写过《药》，革命者的热血被华老栓拿去作药引子，触目惊心，发人深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悲剧仍然在一幕幕地继续着，究竟是什么原因？李狗子的疑问也正是作者的思考。荣誉军人成了“凶犯”，也许是孔家峁的乡民们逼迫所致，但是这隐藏在巨大的惨剧之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孔家峁的乡民不也一样是更加令人沉思令人扼腕的被害者？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地痞恶霸，难道不是在人们自己的温顺和善良中促成并变得越来越强横？
《凶犯》、《法撼汾西》、《天网》到后来的《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小说，与其说把关注点放在人物身上，不如说是放在小说揭示的社会问题上，人物可能是虚构的，揭示的社会问题是货真价实的。由此我们发现这类小说的一个鲜明特征：其情节中心点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让人绝望的社会问题，依靠自己、依靠政府和法律，甚至依靠上帝都无能为力。其二是非逻辑性的偶然因素而出现的人物，在社会问题的某一局部上采用极端手段干净利索地解决。李狗子自觉地心甘情愿地走向“杀人凶犯”，正是这类小说的典型构思标本。此类小说对社会发展过程中蕴涵弊病极富洞察力的描写，反映了张平的思想深度，非逻辑性的冲突结果，反映了张平作为艺术家的理想主义天性。
跋：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发展(4)
写得太实是由于现实感太强烈，这是从《凶犯》到其他一些小说比港台和西方畅销书厚重而让人称道之处，所以内地这种书总比海外的来得厚实，多了一层娱乐以外的东西。尤其张平的小说，没有多少读者为了消遣才去阅读。更多的人是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才去关注张平。太实的书又有想象不足的弱点，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的传统束缚了作家的才气和幻想，因而人们读流行小说时企望消闲的渴望总得不到满足，有时还莫名其妙地平添几许沉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建议内地文艺圈子中的人士向港台电视剧的编导们学习，学习他们那种无法无天、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无拘束，文学的翅膀才能飞得更高。但想象并不意味着逃避，无拘无束也不意味着脱离根性，否则，文学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张平则让我们感到欣慰，感到振奋，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回归和新时期文学的希望所在。
四
小说中引用了一段戏曲唱词，我把它转引过来：
恨不得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
把麻绳背捆在将军柱，
把铁钳拔出他斑斓舌，
把锥子挑出他贼眼珠，
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
把铜锤敲残他骨髓，
把铜铡切掉他头颅，
……
《凶犯》描写了两处打人的场面，一处是孔钰龙领人在街市上打一个小偷，一处是孔家四兄弟集合孔家峁全村人毒打护林员李狗子，其血淋淋的场面使人不忍卒读，加上上述唱腔，使读者的目光被引入悠久的历史文化空间：残酷，这无论坏人行凶，或者好人惩恶，在残酷这一点上是多么的惊人相似和缺乏人道呀！这样《凶犯》就不仅仅成为对现实的批判，而且成为对历史的反思了。其实细究起来，残酷，不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特征之一。《百喻经》记载佛祖为救白鸽，不惜以身饲饿鹰的故事，就写到佛祖残忍地用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身上的肉来满足鹰的饥肠。《水浒传》中写到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一上战场，杀得兴起时，板斧一抡，不管是官军对手还是百姓看客，挨头砍去，犹如砍瓜切菜一般。至于历来发生的种种酷刑和折磨人的手段，难以枚举。
文化可以认为是一种习惯，是前边对后边的一种影响，是后边对前边的一种不假思索的模仿。漫长的封建社会给后来的中国人以巨大的影响。君主有一种漠视臣民的习惯，主人有一种漠视奴才的习惯，君子有一种漠视小人的习惯，男人有一种漠视妇女的习惯。在前者的心目中，后者只不过是一件物理事物，稍微甚至大幅度地改变一下，它仍然存在着，即使消亡了，仍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再找到替代物。孔孟的儒家教化给中国人留下那么多如何做人的清规戒律和礼性教条，个性就几乎被淹没了。要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君主的重用擢拔，个人就几乎丧失了自主保护的幅度。对那些与生俱来的特权阶级来说，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说给对方听的录音机，留言簿而已。泯灭个性的礼教，对于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没有多少约束力的；封建社会把人从君主开始分成上尖下众的金字塔，越往下人越众而个性的主体意识越少且越得不到别人的承认，到了一般妇女，干脆连名字也没有了。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切中了中国国情的要害：有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受尽屈辱的中国人常常看不出有多大的内心痛苦，仅有的一丝也传不到神经中枢就忘记了。但大家都条件反射般地讨好身边的权势和主子，可憎可厌时简直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主人给他的羞辱很容易忘却，留在记忆中的只是赏赐残汤剩饭时带来的愉快，所以主人手一指便箭头般地射向主人的猎物。
《凶犯》没有精心刻画人物，这不仅指它符合畅销流行小说特征，而且有更深入到文化历史渊源核心的深层用意。因为没有简单地归罪于谁，所以名字是不重要的；因为没有浮泛地归罪于事件发生的那一瞬间，所以凸现当事人的形象浮雕也是不重要的。这些人不过是历史文化巨手牵制摆弄的皮影、木偶而已，你销毁掉表演的这几件道具，你并没有消灭取缔这种艺术。所以李狗子前思后想仍然枪杀了孔家四兄弟，才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然李狗子也多少感觉到了自己参与这出演剧的悲剧味道。明知是悲剧还要硬着头皮往下走，这位李狗子身上明显地带有中华民族中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拼命硬干的悲壮色彩。《凶犯》中的村长、乡长、县长和县委书记，本身同样融化在巨大浓郁的民族文化幕布之内，显得从面目到性格模糊不清，说到底他们也是这场历史剧中的演员。他们的鼻头有一条绳，牵在孔家四兄弟或另外一些更有权势的决定他们命运的人手中或者文化意识的手中，比群殴李狗子的孔家峁的乡民们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是可憎的，昧着良心制造了“凶犯”的悲剧；他们也是可怜的，也许他们就缺乏良知，一切都为冥冥之中的心魔召唤着制造出一出出流血或不流血的惨案。
跋：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发展(5)
《凶犯》的触目惊心的描写，思考的空间在于人在对待同类时的残酷，残酷的制造者以及参与者麻木不仁甚至引起快感，因此导致一幕幕惨剧的此伏彼起。而且暗示我们已经上演了几千年了，恐怕也不会很快地收场的，小说的流行色彩后有掩饰不尽的文化包袱。
写了多部小说，非小说的《法撼汾西》、《天网》却使张平一举成为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也使他常常无意中成为许多现实矛盾的知情者。作家天然的就是人道主义者，何况现实感尤为强烈的张平，从最初的《凶犯》，到后来的一系列描写现实矛盾冲突的《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作品，可以说，既有现实主义在市场经济制约中必然的嬗变，也有张平自觉的追求。放弃了“纯文学”的顾虑，反而达到了相当的文学高度，从这个角度看，把现实主义的传统和市场经济要求结合起来，是一条非常广阔的文学道路。
崔莹玺/文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