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监当然知道的。但是说，“啊，说不得，说不得！”
这一来便引起邹应龙底追问。内监只得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内里来了一个蓝道士，叫蓝道行，扶得一手好鸾。皇上相信的了不得。一天皇上问乩仙，“天下为什么不治呢？”那时乩盘沙，沙地动，你看上面留着几个什么字？啊，说不得，说不得！九个大字，“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皇上吃了一惊，便问贤不肖是那几个。乩仙判着，“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皇上又问“那么乩仙为什么不除他呢？”沙，沙，沙！又是一阵，乩盘上还是六个字，“留待皇帝自殛。”相公，你看怎样？当时皇上着实沉吟了一下，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一场雨声，透漏了内里底消息。看看雨也小了，邹应龙谢过主人，在风雨料峭中回去。这一晚他对着烛光发愁。严嵩是奸臣，凡是御史、给事中，都得替皇上除害。但是想起沈炼、杨继盛、吴时来底前途，何尝不值得担心？一封奏章，要是倒不了奸臣，至少便得充军三千里。可是也许皇上已经动心，只要再动一下，还愁倒不了一个严嵩！应龙真有些踌躇。朦胧之间，他竟昏昏地睡去了。他做了一个梦。据说是在东风中，他带着随从出去打猎。远远地看见一座高山，他对准放了一箭，那箭飕飕地不知那里去了。加上一鞭，他骑着马迎着东风走去，当前又是一座山，可是小得多了。山旁一座楼，下面全是田。田里只看到一堆米，米上盖了草。他晓得北方没有稻田，就算有一点罢，也不会在春天把米苫在田里。奇怪得很。不管他，且发一箭。不发还好，一发以后，只听到哗喇一声，象天塌下一样，米堆倒了！楼倒了，小山倒了，连带大山也倒了。这一场大乱，吓得应龙浑身大汗，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烛光在东风中摇恍，因为烛花长了，显见得黯淡了许多，满桌都是烛泪。应龙把烛花剪过，重新对着烛光沉思。据说当时他在桌上乱画着“高山，高山”几个字。模糊中他看到“山”字连到“高”字，正是严嵩底“嵩”！“好啊！”应龙拍着案，得到了新的启示。事情是容易了。东面的楼是“东楼”。他在桌上写一个“田”字，上面是“米”，“米”上加“艸”，明明是一个“蕃”字。他明白了，这一枝箭，不让它飕飕地落空，一定对准了射去。在烛光摇恍底当中，他起草，他誊清，一分钟没有放过。这是御史邹应龙底奏章：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巨。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属郡吏赂以千万，则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纪极！平时交通赃贿，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严年、幕客罗龙文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无耻者至呼为鹤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臧获富侈若是，主人当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乡里又何如！尤可异者，世蕃丧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养，令鹄扶榇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骚百故，诸司承奉，郡邑为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内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溪壑；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底政权倒了。世宗一面降旨安慰严嵩，一面却叫他回籍休养；严世蕃交法司讯问，最后判决世蕃、严鹄、罗龙文，充军边远。世宗对于严嵩还是不时地眷恋，在西苑奉道修雕的时候，永远舍不下这一个撰进青词的老臣。但是徐阶和新进的大学士，那个慈溪才子袁炜，不还是一样吗？
严嵩底政权终于倒了。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四年三月，内阁中只剩徐阶、袁炜两人。袁炜是徐阶底门生，但是这是老远的过去了，袁炜当然不再退让，一切的章奏，他要过问。徐阶底经验多了，在微笑中，一切的事务，都和袁炜商量。徐阶在大学士直庐贴着标语，“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他不做严嵩，他只要做贤相。他赢得一般的好感，但是他也正在计划怎样杀严世蕃，怎样饿死严嵩。对于袁炜，他只是一味地微笑：“小孩子啊，”他想，“待我慢慢地计划。”无疑地，在风和日暖的状态中，整个的政权是徐阶底了。
在严、徐政权的递赠中，我们不要忘去张居正。他曾经劝过徐阶和严嵩明白地干一下。他底计划失败，然而徐阶底计划成功了。他正在重新跟老师学经验。徐阶认识居正是国家栋梁之才，他舍不得让他做杨继盛、吴时来，甚至也舍不得让他做邹应龙，冒着最后一次的危险。他只让居正在幕后活动。严嵩失败以后，居正感觉到无限的高兴，对于自己底政治前途，抱着无限的希望。四十一年底秋天，他有这样几句诗：狂歌嫋嫋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诗四《壬戌七月望夕初幼嘉陈子嘉二年兄过访次韵》）
佳辰已是中秋近，万里清光自远天。（诗四《中秋前二夜与诸君共集双河寺》）
这年他才三十八岁，究竟还是年轻。他底希望激动了，但是“天风”只是一层虚响，“清光”也不免有些迟疑。“是老师忘去了吗！”他立刻又感到失望，他把希望和失望都交给诗卷。
赋得秋色老梧桐
凉露燕山秋自偏，高梧十寻殊可怜，萧萧落叶当寒井，瑟瑟悲风起暮烟。疑有凤凰鸣碧干，不堪哀怨付清弦，皎月夜窗闲对汝，外人谁识子云玄！（诗四）
这一首诗里“凤凰碧干”是期望，“哀怨清弦”是失望：从期望到失望，正是最大的痛苦。“外人谁识子云玄”，一语道破。居正只是怨切地说，“你们不认识，不认识啊！”究竟年轻，他还不免有些躁急。顾璘对于居正十六岁中举的事，认为太早，倘使再迟五六年，也许他可以更沉着一点。
其实徐阶把居正留在幕后，一切的政治秘密，居正都有与闻底机会。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吴维岳调任贵州巡抚，在明代贵州还是蛮荒，维岳一肚皮不高兴，居正给他说：师翁绝才冠世，卓行范俗，当路且欲虚接席以待，贵阳开府，只暂借耳。比奉手教，乃有东山之怀，岂群材所望乎？（书牍十五《答贵阳开府霁岩吴老师》）
这里很可看出居正说话的地位。关系更大的是景王夺嫡之事。徐阶掌握政权是嘉靖四十一年以后的事，景王虽然已经归藩，（嘉靖四十年）但是因为裕王底名分，始终没有确定，所以还是不断地计划。居正说过：原任少师大学土徐阶，当世宗时，承严氏乱政之后，能矫枉以正，澄浊为清，惩贪墨以安民生，定经制以核边费，扶植公论，奖引才贤，一时朝政修明，官常振肃，海宇称为治平，皆其力也。是时先帝潜居藩邸，世庙一日忽有疑于先帝，命检成祖之于仁宗故事，阶为之从容譬解，其疑乃释。此一事则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诸臣皆不得闻也。（奏疏十一《请乞优礼耆硕以光圣治疏》）
成祖曾经一度决心废太子，立汉王高煦，所谓“故事”者指此。宫庭的秘密，徐阶都和居正商论，他们间的关系可知。景王死于嘉靖四十四年，这是四十一至四十四年中间的事。
嘉靖四十二年，是一个多难的年代，福建、浙江的倭寇还是不断地进攻，幸亏刘显、俞大猷、戚继光几个名将，打了几次胜仗，把他们堵住了。北方的鞑靼，正月里在俺答领导下面，进攻宣府，南掠隆庆。十月把都儿和俺答底儿子辛爱，破墙子岭入寇，北京戒严，直到十一月解严，中间他们曾经大掠顺义、三河。嘉靖年间，北京经过几度戒严，这是最后的一度。
世宗还是没有忘情文物制度底事。正德十六年，他从安陆州入都即位。嘉靖十年，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命文学侍从之臣，为《承天大志》。徐阶当国的时候，再修《承天大志》，大学士徐阶、袁炜，都是《承天大志》总裁。四十二年，徐阶荐居正为副总裁。居正集中留下一篇《承天大志纪赞》，（文集一）还是些不痛不痒的文章。（敬修《文忠公行实》言嘉靖四十一年居正领副总裁，甫八阅月，手自脱稿，为十二纪以献。今案《承天大志》成于嘉靖四十三年，居正以书成进官谕德，前八阅月为四十二年，不应言四十一年。“十二纪”之说，亦与本集不合。）
嘉靖四十三年，《承天大志》完成，居正进官右春坊右谕德，（从五品）为裕邸日讲官。谕德是一个虚衔，居正底职务是裕王府讲官，为日后进官大学士，留下一个基础。一切看出徐阶为居正作一个从容不迫的布置。其后居正给徐阶两子书中，一再说：“仆受太翁老师厚恩，未有以报”，（书牍十四《答奉常徐仰斋》又同卷《答符卿徐继斋》）流露了他中心底感激。
裕邸进讲的事，居正自己曾经留下下列的记载：
臣追思皇上昔在藩邸，臣因进讲汉光武杀直臣韩歆事，反复开导，言人臣进言之难，叹息光武以明圣之主，不能容一韩歆，书之史册，甚为盛德之累。荷蒙皇上改容倾听。（奏疏一《请宥言官以彰圣德疏》）
这是隆庆二年的奏疏，所称皇上，即是嘉靖年间的裕王。《文忠公行实》称“太师每进讲，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词极剀切，以故皇考（指裕王）往往目瞩太师，加礼焉”，指此。
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润再劾严世蕃，逮世蕃下狱。四十四年，林润上疏数世蕃父子罪，世宗发三法司审讯。世蕃只是得意地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底计划，认定自己底罪状，只要承认受贿的事，其余还不难洗刷，最好是要三法司上疏的时候，提到严嵩坑陷沈炼、杨继盛底事实。两人底被杀，固然是严嵩底策动，但是都取过圣旨。一经提到，世宗想到前事，必然发怒，这样一来，一切的判决都推翻了，世蕃不但会免罪，而且还有蒙恩的可能。计划好了，世蕃底党徒只是一味地数说，“啊，不好！要是三法司提起沈炼、杨继盛底前事，严世蕃没有活命了。”空气在北京城里激动，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他们正要上疏，把严世蕃父子陷害沈炼等的罪状，痛快地数责一番。草稿起好了，三个人去拜访徐阶。
徐阶早知道了。“三位底疏稿，可以看得吗？”他说。
三位法司把疏稿递给徐阶。
徐阶只是说，“法家底断案，再好没有了，钦仰得很。”一边领着三人到内室里去。大家静静地坐下，左右支使出去了，门也掩上。
“诸位底意思，还是要严公子死呢？还是要他活？”徐阶问。
“这是死罪，”三位都说，“当然要他死。”
“那么，办这件案子，”他又问，“还是杀他，还是救他？”
“在奏疏里，提到沈炼、杨继盛，正是给他死罪的根据。”他们都说。
“话是不错的，”徐阶慢吞吞地说着，“可是另外有一层道理。杀沈炼，杀杨继盛，诚然是犯了天下的众怒。但是沈炼攻击严嵩以后，严嵩把沈炼底名字，放在白莲教徒底供词中，只算杀了一个白莲教徒。这是圣旨。杨继盛，因为疏中‘召问裕、景二王’一句，严嵩认为‘诈传亲王令旨’，圣上大怒，传旨定罪，成为日后被杀底张本。这是皇上底特旨。皇上是最英明的，不会认错。诸位底奏疏一上，皇上疑心三法司借此归罪皇上，必定勃然震怒，恐怕大家不免问罪，严公子也自在地回家了。诸位以为怎么样？”徐阶又问。
这一问，大家愕然了。最后决定还是由徐阶主稿，不提沈炼和杨继盛，只说世蕃“交通倭寇，潜谋叛逆”。一切都是非常机密，非常敏捷。终于由世宗降旨，把世蕃杀了。不久严嵩也抄了家，得银二百万两以外，在当时几乎和国家一年的总收入相等。
有人称赞徐阶铲除大奸，徐阶蹙了眉头，慨然地说，“严惟中（嵩）杀夏公谨（言），惟中底儿子，又由我杀了，必然有人不会见谅，我底心境，只有上天知道罢。”严嵩底政权完全没落了，整个的政局，都在徐阶手里。
嘉靖四十五年，居正由右春坊右谕德进翰林院侍读学士，（从五品）掌翰林院事。在官阶上没有进展，但是在翰林院的地位提升了。《翰林院读书说》，（文集六）大致是这一年的作品。
在四十四年和四十五年的中间，内阁又起了变化。本来是徐阶、袁炜二人底内阁。四十四年三月，袁炜病重罢归，四月，补严讷、李春芳二人；就在这年十一月，严讷又病了，内阁只剩徐阶和李春芳。春芳是一个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但是到了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阶又引进郭朴和高拱。郭朴从嘉靖四十年起，已经是吏部尚书，在资历上，久已应当入阁；高拱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曾经做过裕王府讲百大学士本来是他底本分，徐阶及早引进，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手腕。他看定高拱对他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阶却看错了。
这一年，世宗更加衰老了，因为多病，斋醮得更积极，一切的目标只是长生。“啊，长生，长生！只有生命是值得追求的，朝章国政，自然有人担负着”，世宗这样想。二月里户部主事海瑞委实看不过，决定上书直谏。直谏！一切直谏的榜样都在那里，世宗的朝廷里，正充满了血腥。海瑞买好棺材，准备后事，一边吩咐妻子，“这条性命，就献给皇上罢！”他慨然地说。他回头一看，书僮和长随都跑掉了，大祸临头，他们平时伺候主子，现在用不到逗留，什么人愿意陪主子坐监呢！海瑞点点头，他很明白。终于他上疏了，他还记得最激昂的几句：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
这不仅是一个刺激，简直是一个霹雳！世宗把海瑞底奏疏扔在地下，大声地说：“把他捉住，不要让他走了。”内监黄锦接着道：“奏明皇上，这人不会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行为，一切奏明。世宗待他把奏疏检起，读了一遍又是一遍，长叹了一声：“我虽不是纣王，此人可方比干了。”
世宗底衰迈，显然地增加了。有时他想传位裕王，让自己安心养病。他和徐阶商量。他说，“海瑞说得也不错，但是我病久了，事情怎样办得？”徐阶是明白的，他不敢劝皇帝退位，只是请皇上顾念祖宗基业，天下苍生。当然世宗不再谈传位了，他只是一意修玄。事情不是很明白吗？前年五月的夜里，正当世宗坐在天井里的时候，御座上“降”下一个仙桃。内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从空中降下的。你不相信？五天以后，又“降”下一个。这不是上天底赏赐是什么？五月的天气，北京会有仙桃么？以后的以后，白兔生子了，白鹿又生子了，这是瑞兔瑞鹿。翰林院进过奏章，还不相信么？上帝底恩赉多着呢！只要耐心等着。
皇上正在修玄，道土们底工作，越发积极。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纷纷地进仙丹，进丸药。他们是道士，也有的是医士。不管他，自古不是说巫医吗？一概升官。太医院使、太医院御医、太常寺卿、太常寺博土：一切斋戒祷祀，望闻问切的官儿都给他们。然而皇上底病只是一天一天的沉重。除了从这些道士和太医底嘴里，看不出一点痊愈的现象。
皇上在西苑病重的时候，大学士们都在各人底办公室里徘徊。徐阶底直庐里，常看到居正的踪迹。他们是在那里计划。一天，长随报告，“高阁老从直庐搬出去了。”徐阶只是微笑。他晓得高拱自到西苑直庐以后，把家眷接到西安门外，得空的时候，便偷偷地回去。“大致这几天宫内的消息不好，不晓得他想什么心事，也许以为有些长短，要准备搬家罢。”徐阶一边想着，一边摇头，“也难怪，肃卿（拱）是五十以外的人了，儿子没有一个，谁能怨他偷空回去呢？”
这一年的冬间，世宗底病势越发沉重了。十二月，世宗禁不住徐阶底忠谏，终于搬回大内乾清宫。徐阶想起武宗死于豹房底故事，知道皇帝死在宫外，究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一力奉劝世宗回宫。当然，在昏沉底中间，世宗不会知道这事底究竟。就在这一天，在位四十五年的世宗皇帝经过无数的斋醮，服过无数的仙丹，同样地也蒙过无数的上帝“恩赉”，终于在寒风凌厉的中间，舍弃了六十年的岁月而逝世了。
皇帝逝世以后，第一件事是发表遗诏。在明朝，遗诏常是大臣们底手笔。遗诏草成的时候，皇帝早已一瞑不视，所以实际和皇帝没有什么交代。但是在一个浑乱的局面以后，久负重望的大臣，常常能趁皇帝逝世的当中，把前朝的一切弊政，用遗诏底名义，来一个总清算，因此在政治上，遗诏往往发生重大的影响。武宗逝世以后，杨廷和草遗诏：罢威武团练诸军，散遣入卫边军，守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罢遣番僧，释南京逮系罪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现在是徐阶底机会了。他和居正计划一切。在遗诏中间，他们决心要扫清嘉靖一朝的弊政。斋醮是一件，土木是一件，求珠宝、营织作也是一件，一切都用遗诏底名义停止了。嘉靖初年，追尊兴献王，朝中发生争执，这是所谓“大礼”。嘉靖五年，李福达因倡弥勒佛教，“诱惑愚民，”被逮入京。刑部尚书颜颐寿主张杀李福达，但是武定侯郭勋为福达代辨，引起政治中的大波，这是所谓“大狱”。大礼、大狱两案，连累了许多的大臣，死的已死，遣戍的遣戍，仅仅罢官遣归的还算是大幸。徐阶用遗诏底名义，把大礼、大狱两案言事得罪诸臣一概复官。这都是世宗遗诏底德政。
一切的好感，集中到徐阶身上，然而徐阶忘去了同僚的高拱和郭朴。他们痛切地感到徐阶底疏忽，他们底愤怒，慢慢地凝结成怨恨和仇视，终于在穆宗一朝，种下内阁纷争底种子。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载垕即位，这是后来的穆宗。他即位的时候，年三十岁。
世宗是一位干练的君主。他崇信道教，从事斋醮，然而他永远没有忘去他是君主。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一群有名的首辅，固然曾经掌握政权，但是威柄，依然在世宗手里。穆宗和他底父亲不同，他是完全另外一个范畴的人物。世宗在位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地谨慎小心，甚至连父亲都不敢看一面。世宗逝世了，他自己做君主，但是君主底威权，在他简直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朝会的时候，他照例是不发一言。如此一年一年地过去。起初还不妨说是什么“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但是一直到第四年，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话的必要。这确有些骇人了。隆庆三年，尚宝丞郑履淳上疏：陛下御极三祀矣，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槛之罚，儒臣虚纳牖之功，宫闱违脱珥之规，朝陛拂同舟之义。回奏蒙谴，补牍奚从？内批径出，封还何自？
隆庆四年刑部主事陆树德上言，‘上下交为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训万几？“但是一切的规诤，对于穆宗，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当然，穆宗不是白痴，他只是对于实际政治发生厌倦。在宫庭里面，他有他底爱和憎。他爱女人，爱喝酒，爱和内监们一起游玩，爱鳌山，爱宫苑，爱秋千，爱龙凤舰，爱金匮玉盆：一切消闲的娱乐他都爱，一切实际的政治他都憎。事实上，实际的政治，用不到他自己操心。他有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干练的政治家；他也有李春芳、陈以勤、郭朴，这些忠谠的大臣。政权交给他们好了，穆宗自己想。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一朝，内阁里面只见到不断的混斗。
穆宗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这是他和世宗绝对不同的地方。他即位的初年，诏令户部购买珠宝，户部尚书马森执奏，不听；给事中、御史们进谏，不听。最后激怒了御史詹仰庇，他上疏说：“陛下玩好之端渐启，弼违之谏恶闻，群小乘隙，百方诱惑，害有不可胜言者。”这是直接攻击皇帝了，穆宗只给他一个不答复。穆宗对陈皇后日渐疏远，皇后迁居别宫，慢慢地郁出病来，仰庇又上疏道：先帝慎择贤淑，作配陛下，为宗庙社稷内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笃宫闱之好。近闻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载，抑郁成疾，陛下略不省视。万一不讳，如圣德何！臣下莫不忧惶，徒以事涉宫禁，不敢颂言。臣谓人臣之义，知而不言，当死，言而触讳，亦当死。臣今日固不惜死，愿陛下采听臣言，立复皇后中宫，时加慰问，臣虽死，贤于生。
这样地切直，在世宗的时候，久已应当受到廷杖的处分了，穆宗只批着，“后无子多病，移居别宫，聊自适以冀却疾。尔何知内庭事，顾妄言！”在明代，这真是难得了，一切看出穆宗是一个平庸的，然而宽厚的君主。
穆宗即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阶是首辅，内阁中最不平静的分子是高拱。
短短的十二月过去了，第二年便是穆宗隆庆元年。开了新年，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正三品，这已是进官了，但是只是一个阶梯。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同时人阁的还有他底房师陈以勤。二人入阁，当然都是因为曾为裕邸讲官的原故。
这一年居正四十三岁了，也许他还记得荆州张秀才那两句诗，“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后的今日，他已经直上尽头竿了，但是他还得努力，他要一直赶上尽头竿的顶点。
奉诏入阁以后，他有《辞免恩命疏》，这是一篇可以纪念的文章，全录于次：
奏为辞免恩命事，隆庆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节奉敕谕：“原讲官、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居正，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著入内阁，同徐阶等办事，如敕奉行。钦此。”非常之命，特出宸衷，不次之恩，滥及庸品，臣不胜感激，不胜惶悚。窃以内阁之职，几务是司，以代王言，以熙帝载，必有宏深奥衍之学，蕴经纶康济之才，然后足以协赞皇猷，弼成圣化。臣学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识不足以通当世之务，既无才望，又鲜旧劳，徒以东朝劝讲之微勤，幸逢圣主龙飞之景运，因缘机遇，骤被恩慈，擢贰铨衡，晋参密勿，力微于蚊蝝，任重于丘山，退自省循，若为堪受。昔唐李泌、陆贽，遇代、德二主于藩邸；先臣杨溥、刘健，事仁、孝两庙于青宫：咸以旧劳，遂跻台席。然当时不以为幸得，后世咸仰其休声者，盖以四臣闻望素隆，勋庸茂著故也。臣之谫劣，何足以远企前贤，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后进之士，厕迹于老成耆旧之间，以庸众之流，滥竽于俊乂英贤之列，将何以致物情之允协，昭天鉴之无私？即微人言，能不自愧？况圣明临御之始，正海内观听之时，倘举措不惬于公评，则激劝有亏于国典，隮颠之咎，宁独在臣！伏愿皇上察臣悃诚，非由矫饰，特停成命，改授时贤，俾臣仍以旧官，勉图自效。庶程才量力，在微臣免餗复之忧，为官择人，在国家有栋隆之吉。臣无任战栗郧越俟命之至。（奏疏十二）
当然地，这是一篇例行的文章。明代关于大臣的任命，到了中叶以后，演成会推的制度。《明会典》：“阁臣，吏、兵二部尚书，会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请自上裁。”（万历重修本卷五）就是指的此事。廷推便有些议会选举制底意味了。不过名为会推，其实主持者自有其人，其余的只有承认，未必公开地取决于多数底赞同。所以后来颜继祖论为“会推但六科掌篆者为主，卿贰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谏，止选郎传语，有唯诺，无翻异，何名会推！”（《明史》卷二四八颜继祖传）这是指的主持之权落在六科都给事中（明代六部皆有都给事中掌科印故日掌篆又称科长。〕以后的情形。但是万历以来，大权只在吏部尚书和文选司郎中之手，廷推只是一个形式。（《明史》卷二四《陈有年传》）其实即在西方议会制盛行的国家，选举也只是公开的形式，一切的决定，还是由一、二人主持。所以大体方面，本来有不少的类似。
但是会推的制度以外，还有特简。任用大臣的时候，会推和特简，是两种迭用的方式。有时大臣认为特简是一种偏私的恩典，甚至拒绝皇上底荣命。孝宗用中旨改徐恪为南京工部右侍郎，恪疏称“大臣进用，宜出廷推，未闻有传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进，请赐罢黜。”（《明史》卷一八五《徐恪传》）这是一个好例。可是特简底制度，永远和会推底制度并存。干练的君主，用人行政的时候，甚至大都出于特简。在宽厚平庸的君主手里，特简底大权依然存在，但是简用的大臣，不是出于首辅底推荐，便是出于近幸底引进。居正这次入阁，全是徐阶底力量。居正自言“圣主念甘盘之旧，不弃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无遗管蒯”，（书牍一《答中丞洪芳洲》）所谓“元翁”，即指徐阶。
入阁以后，便有入阁以后的措施。无疑地，居正是热恋政权的。自隆庆元年入阁以后，直到万历十年身死为止，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之中，他没有一天不在积极地巩固他底政权，也没有一天曾经放弃他底政权。政权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为。隆庆元年，他还只是一个新进，阁中充满他底老师和前辈，只有李春芳是他底同年，但是在他入阁以前，春芳已经是二年大学士了。可是居正既经入阁，便有一番抱负。也许在做翰林学士的时候，他还预备做一个文人，现在事情不同了，一切都看在他底眼里。入阁之初，他有这样的几封信：仆以浅薄，骤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至于转旋之机，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责望素深，或不能尽如其意，然亦不暇顾矣。（书牍一《答南中提学御史耿楚侗》）
深惟谫薄，任过其才，夙夜念之，若为称塞。惟当坚平生硁硁之节，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耳。（同卷《答中丞洪芳洲》）
仆以谫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跻三事，束栌作柱，用荷为梁，庸愚之人犹将嗤之，况高明耆硕如翁者乎？乃辱不鄙，远赐问贺，奖借过情，重增其愧。至勉仆以作者之事，尤不敢当。古人以行谊文章兼显于时者，世不多见。明兴二百余年，名世之辅，专门之彦，凡几作矣，而一代文章，犹未能追踪古昔，乃欲责之于椎鲁人，讵能耶？若使以其硁硁小人之守，倦倦纳诲之心，朝夕俟衮职有缺，时用一缕补之，以仰答隆遇而免于罪戾，或庶几耳。（同卷《答宗伯董浔阳》）
关于居正入阁之初，还有一段记载，应当辨正的。王世贞《张居正传》，称“当居正之进阁，阁臣凡六人，……居正最后拜，独谓辅相体当尊重，于朝堂倨见九卿，他亦无所延纳；而间出一语，辄中的，人以是愈畏惮之，重于他相矣”。其后《明史》居正本传亦称“时徐阶以宿老居首辅，与李春芳皆折节礼士，居正最后入，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明史》本传底记载，完全根据王传，连字句方面，都可以指出雷同的地方。其实两传都是错误的。
这段记载的错误，是时间的错误。居正倨见九卿，为众严惮的时候，是有的，但是这是万历以后的事了。万历元年九月，吏部尚书杨博致仕，十二月礼部尚书陆树声致仕，三年六月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老成人退休了，九卿之中，不是居正所汲引，便是他底亲戚，居正身为首辅，连带阁中的吕调阳、张四维，都几乎成为他底僚属，何况九卿！“倨”是诚然有的，“惮”也理有固然。但是隆庆元年，居正入阁之初，杨博为吏部尚书，葛守礼为户部尚书，都是居正平时严惮的人物，在官阶方面，都在居正之上，本来谈不到“倨”。隆庆六年六月，神宗即位，居正当国，七月用陆树声为礼部尚书。树声是嘉靖二十年进士，比居正前两科，居正见树声，用后辈见先辈礼。有一次树声到内阁拜访居正，因为客坐稍偏，简直不肯入坐，直待居正亲自改正席次以后，方肯接谈。这里固然看到树声底严正，但是同样也看出居正底礼遇。居正当然有居正底气魄，但是要说入阁之初“倨见九卿”，这是时间的错误。
隆庆元年四月，居正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据《文忠公行实》，这次进官，因为“永乐大典成”底原故，当然这是指重修《永乐大典》底故事。
就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内阁里发生一次阁潮。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是三个名臣底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居正和徐阶、高拱，都有相当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到他出露头角的时机，但是徐阶、高拱底对立，正在逐日地尖锐。
第一个攻击高拱的，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世宗病重的时候，高拱从直庐里，偷偷地回去，准备搬家。应嘉知道了，提出弹劾，世宗在昏眩的当中，一切不问，但是高拱认为胡应嘉和徐阶同乡，一定受了徐阶底指使，事态便扩大了。高拱有仇必报，本来谈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机会。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的制度，宪宗成化四年，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每六年一次举行。六年京察的制度确定了，但是万历以前，有时还来一个特别考察。这便是所谓“闰察”。本来明朝底文官制度。是终身制，象那些“改组”、“裁员”，以及“手谕”开除这一类的制度，都还没有发明。在大臣手里的威柄，只是“京察”。这个威柄，照理握在礼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随时过问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现在权柄在杨博手中了，这一次的京察，连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算得雷厉风行。偏偏杨博底同乡，山西人没有一个降黜的。这一来动了御史和给事中底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
应嘉弹劾杨搏挟私愤，庇乡里，错是没有说错，可是恰恰错在应嘉底吏科给事中上面。在吏部办理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应当参加，事前没有提出异议，事后偏要提出弹劾。连宽厚的穆宗也认为抵牾，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这一来高拱报复的机会到了。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同乡，这一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他毅然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
“应当革职为民，”高拱也说。
徐阶看了郭朴，再看高拱，两位阁老都紧张的了不得，没奈何，只得点点头。胡应嘉底革职，算是革定了。
明朝的言官，真是了不得。他们是一窝胡蜂，你动了一个，他们会来一群。都察院有的是御史，六科里有的是给事中，你瞧罢！京察的时候，吏部尚书对于言官，照例谈不到降黜。偏偏杨博给他们一次降黜，偏偏郭朴、高拱又主张胡应嘉革职为民，胡蜂窝惊动了，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先劾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上疏再劾高拱，御史郝杰直攻高拱“无宰辅器”。事态更加严重了。一切的责任都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处分减轻了，但是一般的言官们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高拱当然不能承认，便来一次答辩。事情又到徐阶手里了。徐阶拟旨一边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从此结束了一件公案。
可是高拱没有满意。高拱希望徐阶拟旨，给言官们一次廷杖。杖，杖，杖！高拱记得世宗的时候，言官们弹劾大学士以后，通常是一次廷杖，说不定还有更坏的在后面，杖一下，算什么？徐阶也记得这是严嵩掌握政权的故事；他知道穆宗不是世宗，自己也不是严嵩，至于为了高拱，再和言官们结怨，那更犯不着；他再三考虑，只是摇摇头。徐阶决定不和言官们结怨，但是高拱却决定和徐阶结怨了。“你手下有言官”，高拱想，“我手下也有一两个”。
高拱手下的御史是齐康。在应嘉事后不久，齐康便对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可是这一次却犯了言官们底众怒，大众聚齐了，痛痛快快地先给他一次唾骂。一敬劾齐康，齐康也劾一敬。“你说我是高党，我便说你是徐党。”北京城里有的是纸张，弹劾，弹劾！但是齐康这一边人数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欧阳一敬底气势。从此高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最后的一枝箭，却从南京放过来。
京察底大权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里，在京察的时候，得到贬黜处分的，连皇帝也留不得，神宗万历以后，偶然还留几个，这真是偶然了。隆庆以前，京察是无上的威权，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经“察典”，便是终身的耻辱。这是“上剋下”。但是明朝的制度，一切都有个平衡，有了“上剋下”，当然便有“下剋上”。四品以上的官，是京察管不了的，他们在京察这一年，每人照例“遵诏自陈”。自陈便是陈述个人的阙失，听候皇帝底处分。当然这是一种形式，自己不妨来一个“学疏才浅”，用不到直抉隐微，自行攻击。但是给事中、御史们，可以提出“京察拾遗”；经过“京察抬遗”的，没有幸免底机会。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闹翻了，因为要顾全身分，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遗。拾遗底责任，落在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就在隆庆元年五月，高拱致仕。高拱去了以后，言官对于郭朴还是不断地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致仕。这一次阁潮里，徐阶又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阁潮，然而居正毕竟度过了，在左右为难的当中，总算没有得罪老师，也没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对于言官们底嚣张，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认为“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书牍一《答少司马杨二山》）正在计较怎样地给他们一个处分。言官们得到徐阶底保障，议论逐日地激昂起来，穆宗感觉厌倦，吩咐徐阶惩诫，徐阶只是传谕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这样度过隆庆元年。
二年正月，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这一年的上半年，政局又发生了一些波浪。内阁里面，除了徐阶、居正，只有李春芳、陈以勤，都是忠厚长者，本来不会有什么波浪的。波浪却发生在皇帝底宫中。穆宗是一个宽厚的人，但是他爱玩好，爱游幸。这算得什么呢？但是古代的大臣，对于皇上私人的行为，负有政治上的责任。徐阶一再谏阻，免不了皇帝左右底厌恶。六月间，穆宗又要幸南海子，而徐阶再来一次切谏。也许穆宗委实有些厌倦了，也许他还不十分清楚，他毕竟往南海子去了。七月间，给事中张齐又给徐阶提出一次弹劾。终于徐阶也致仕了，十七年的大学士，七年的首辅，就在隆庆二年七月间舍弃了北京的政治生活，回到江南的故乡。临行的时候，徐阶把朝廷大事和个人家事，一切都托付给居正。朝廷大事，居正当然应当担当的。徐家的事，也许还有一些曲折。徐阶三个儿子，当徐阶在朝的时候，在家乡委实有些作威作福。尽管父亲在那里高讲心性之学，但是儿子们所爱的只是钱财。亲戚陆家底家长死了，孩子还小，巨万的家财，都到了徐家。家乡底怨讟，正在那里滋长，连在北京城里，也成了公开的消息。齐康不曾为此提出弹劾吗？高拱致仕了，但是会不会长在林下，谁都不能说。徐阶知道自己是林下的人了，处处都得提防。他只有吩咐居正，他知道惟有居正，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也惟有居正，可以替自己担当这些大事。（参书牍三《答上师相徐存斋十八》）
和徐阶分别以后，居正给他一封信：
不肖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之事，托之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沈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获被末光，滥蒙援拔，不肖亦自以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报主思、酬知己者。后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使老师经纶匡济之业，未获尽纾；不肖感激图报之心，竟成隔阂。故昨都门一别，泪簌簌而不能止，非为别也，叹始图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书牍十四《答上师相徐存斋一》）
“丙寅之事”，指立穆宗、发遗诏的事。这一书看出徐阶和居正中间的密切关系。其后隆庆四年，居正又有一书，述及在两度政潮中自己底立场：捧读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浅薄，猥辱老师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于丘山，报微于毫末。元年之事，选愞自立，不能昌言，以树正帜，一罪也。及谗言外哄，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二罪也。公旦远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语寤主，使金滕久闭，郊礼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逭积慝而释大惭耳，其视古人所以报知己，何如哉！翰教远贻，弥以为媿。计自今以往，世局又当一新矣。冥鸿迹远，缯缴安施？惟强饭自持，以慰耿耿。（同卷《答上师相徐存斋七》）
此书大致作于隆庆四年，最迟不出五年。三年十二月高拱召还，兼掌吏部。所谓“世局又当一新”者，自指高拱复政事。“冥鸿迹远”两句，给徐阶一些安慰。大致高拱复政以后，徐阶寒心，所谓“台翰”，当然又是一番吩咐，所以居正再与安慰。此书又可见出隆庆二年徐阶底失败，完全是因为内监们底攻击，所谓“中人内构”者指此。明白了徐阶失败底原因，便可以明白高拱复政底原因。一个宽厚的皇帝，自己不能亲政，和士大夫间失去了应有的联系，一切的耳目，寄在内监身上，政治上的波澜，都从宫庭中发出，这是穆宗底失策。明史责备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明史》卷一九《穆宗本纪赞》）只是一个平庸的论断。
徐阶去位，李春芳代为首辅，政权应当是春芳的了，但是春芳只是一个好好先生，谈不上什么作为。到八月间，居正上陈六事疏。六事是：（一）省议论，（二）振纪纲，（三）重诏令，（四）核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这是居正底大政方针。有什么远大的政见？没有的，这里只有平凡的见地，没有高超的理论。居正不是政论家，他只是一个现实的大臣。一切的主张，都针对当时的需要。省议论，核名实，饬武备三事，对于现代的国家都有相当的价值，移录如次：一、省议论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辞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隆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速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之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日，“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筐，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丁宁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行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一、核名实 臣闻人主之所以驭其臣者，赏罚用舍而已。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臣每见朝廷欲用一人，当事者辄有乏才之叹，窃以为古今人材，不甚相远，人主操用舍予夺之权，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无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则士之爵禄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恶得而不乏，事恶得而有济哉！臣请略言其概。夫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偾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告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篇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昧。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指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借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嚬笑之微，敝绔之贱，亦勿轻予。仍乞敕下吏部，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速行黜涉者，乞将诰册、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赞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故事、尽心官守，九年任满者，亦照吏部升授官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用。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升参政，全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转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材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尽者，亦乞敕下该部，悉心讲求，条列具奏。伏乞圣裁。
一、饬武备 臣惟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选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比者屡蒙圣谕，严饬边臣，人心思奋，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但战乃危事，未可易言，须从容审图，以计胜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莫如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圣志定，而怀忠蕴谋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谭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隐占，随宜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又何患于无将？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愚犹恐人心玩揭日久，尚以虚文塞责。伏乞敕下兵部，申饬各边督抚，务将边事，著实举行。候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庶沿边诸郡，在在有备，而虏不敢窥也。再照祖宗时，京营之兵数十万，今虽不足，尚可得八九万人，若使训练有方，亦岂尽皆无用，但土习骄惰，法令难行，虽春秋操练，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礼，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阅之礼，以习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伏乞圣裁。
三条以外，振纪纲条则言：“伏望皇上奋乾刚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绚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高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重诏令条则言“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发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固邦本一条，从国家经费底立场立论。本来居正对于嘉靖以来，民穷财尽的情形，目睹心伤，所以一面言“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一面又说“吟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天下之元气乎？”
居正二十五岁有《论时政疏》；上《陈六事疏》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四岁了。二十年的当中，固然有许多前后一贯的地方，但是二十年的经验，在他底主张里，发生不可磨灭的变化。他底议论，已经摆脱少年文士底习气，一切扼着要点，他所陈的六事，我们不妨分为两大项：第一是论政本，第二是论急务。
第一条到第四条是论政本。他希望穆宗有主张，有决断，一切的诏令要实现，一切的政策要贯彻，一切的议论要控制。用现代的术语，他希望穆宗实行独裁政治。不明白君主政治底内容的人，也许以为君主政治都是独裁的，其实这是观念的错误。君主政治只能加强独裁的地位，不一定是独裁政治。在一个优柔寡断的君主手里，整个的政局，常有多头政治的倾向，这不是独裁。居正底主张，是希望穆宗独裁。振纪纲，崇诏令两条，增进君主的地位；省议论一条，取缔一般的言论；核名实一条，完成独裁的机构。独裁，独裁，惟有独裁，才是居正底理想。他歌颂成汤，歌颂秦始皇，歌颂明太祖。他曾说过：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变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后世儒者，苟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殆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浑沌之再辟也。懿文仁柔，建文误用齐、黄诸人，踵衰宋之陋习，日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亦秦之扶苏也。建文不早自败，亦必亡国。幸赖成祖神武，起而振之。历仁、宣、英、宪、孝，皆以刚明英断，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坠，故人心大定，而势有常尊。至于世庙，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饬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盖人心久则难变，法之行，不可虑始，即有不便于人者，彼久而习之，长而安焉，亦自无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规模法度，最为整肃，成汤、伊尹，以圣哲勇智，创造基业，其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故国势常强，纣虽无道，而周取之甚难。以文、武、周公之圣，世历三纪，始得帖然顺服，盖天下之归殷久矣。余尝谓本朝立国规模，大略似商，周以下远不及也。列圣相承，纲维丕振，虽历年二百有余，累经大故，而海内人心，晏然不摇，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达时变，动称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议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必不可用也。（文集十一《杂著》）
《杂著》不知是哪一年度著作，从太祖洪武元年，到穆宗隆庆元年，恰恰二百年，所以这一段是隆庆二年以后写的了，或许是和《陈六事疏》同时或略后。在这一段时间里，居正希望穆宗做成汤，他自己也准备做伊尹。但是居正底《陈六事疏》，和《论政事疏》一样，没有达到应有的希望。事情再简单没有，穆宗不是成汤，不是秦始皇，不是明太祖、成祖，连带不是世宗，他只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谈不上“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当然，居正显然地憧憬到景帝任用于谦的故事。那时只要有一个负责的大臣，国家一样地可以转危为安，但是隆庆二年，整个的国家，在粉饰太平的当中，皇帝对于居正，未必象景帝那样的信任，而且内阁还有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臣，一切的大权也轮不到居正。等待，等待，居正还得等待。他所得的只有朱批“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二十个字。
成效不能说是没有的。都御史王廷复振纪纲，重诏令二事，分为八条。户部尚书马森议固邦本事，言财用之当经理者十条。兵部尚书霍冀议饬武备事，一议兵，二议将，三议团练乡兵，四议守城堡，五议整饬京营；又奏请亲临大阅。一切都是空文。
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成绩，这便是省议论。隆庆二年八月以后，议论少得多了。居正自己屡次说过：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鄙人疏发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几可望，但不知后来何如耳。（书牍一《答中丞梁鸣泉》）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李石翁宽和沈静，斡握机衡，仆亦竭其芬钝，以共相疏附，诗所谓“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者，或庶几焉。（同卷《答御史顾公曰唯》）
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义当直道正言，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恤其他。（同卷《答奉常罗月岩》）
太宰指吏部尚书杨博，李石翁即李春芳，字石麓。本来从嘉靖末年起，内阁里面，种下斗争的种子，许多议论发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这是事实。现在高拱去了，徐阶去了，吏部尚书有老成练达的杨博，内阁首辅有宽和沈静的李春芳。一切的风波平定下来。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停止，到隆庆三年的秋天，风波又起，以后波涛汹涌，直到隆庆六年的秋天。隆庆四年，居正曾说：“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龃龉，茹堇怀冰，有难以言控者，唯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书牍二《答藩伯施恒斋》）居正当日的处境，我们由此可以想象。
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学士，只是太平的宰相，在动乱底当中，他们谈不到干济。相传徐阶致仕以后，春芳长叹一声：“徐公致仕了，我说不到久留，只有早晚也去，”他说。
“只有这样，才可保全令名，”居正接下说。
据说因此春芳连上三疏，请求致仕。（《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事情也许不一定如此。但是居正对于当时的朝政，委实十分地忧虑。后来他也说“窃见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陵夷，骎骎宋、元之弊。”（书牍十《答司空雷古和叙知己》）他真不料到在这个困难中，“一起而振”的抱负只存在自己底腔子里。当他看到这几位雍容进退的大臣时，他会想起孔子底议论：“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孔子不是过激，他只觉得处在有责任的地位，应当把责任切实负起来。孔子又曾经提起质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居正当然记得《朱嘉《集注》“典守者不得辞其过。”猛兽从笼子里出来，宝贝在柜子里毁掉，这都是负责任者底罪过。居正慨然地感觉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居正自己看得很明白。
当时第一重责任，便是国防。明朝底制度，完全是战时体制，国家底政治中心，放在第一道战线上，永远脱离不了战争底威胁；忧国的大臣，当然也抱定国防第一的方略。万历三年，北边的大局，已经渐渐地稳定，居正还说“仆内奉宸扆，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驰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书牍七《答吴环洲沦边臣任事》）那么在隆庆初元，他对于边境的优虑，当然更可知。他底方针，是先行整理边防的布置，随时再作出击的计划。
从明朝初年直到张居正时代，最大的敌人只是北方的鞑靼。明朝对外的策略，第一是修筑北方的边墙，这是有名的万里长城，当时的国防工事。在长城以内设有九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用现在的术语，便是九个军区，居正所谓“神游九塞”者指此。河套一带，敌人底势力比较地薄弱，因此西部四镇不十分吃重，太原在内长城以内，也还安定。吃紧的是辽东、蓟州、宣化、大同四镇。嘉靖二十九年，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一员，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一员，简称蓟辽总督，宣大总督。这是北京的左、右两翼，拱卫国家底中心。兵部左、右侍郎出为蓟辽总督、宣大总督；总督入京，便是兵部尚书；有时特任兵部尚书，出为总督。从一切的体制里，都看出对于蓟辽、宣大的重视，四镇之中，最吃紧的还是蓟州。
最初，辽东还没有受到外来底威胁以前，这里距离鞑靼的中心还远，所以不十分吃紧，宣化、大同外面，也有山险可守，所以最危险的还是蓟州。自从放弃三卫以后，北京东北直至山海关，中国和鞑靼的交界，只剩一条边墙，敌人可以随时从喜峰口、黄崖口、古北口入境。等到敌人入境以后，他们可以随时包围北京，蓟辽总督只能在外线挣扎。情势真是最危险了，所以隆庆五年，蓟辽总督刘应节上言“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臂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成，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则选主客兵十七万，训练有成，不必仰借邻镇，亦目前苟安之计。”应节三计，上策是战略的大成功，恢复大宁以后，东北的国防线缩短，东西声息相通，北京的外围，增加几重的保障。但是自从成祖放弃大宁，整个的明朝就没有恢复三卫的决心。于是一切的重心，落到蓟州。
嘉靖年间，杨博早看到蓟州底重要；三十八年杨博上疏：“今九边蓟镇为重，请饬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他看定当时没有大举进攻的可能，所以他主张坚守。隆庆五年，杨博再起，任兵部尚书的时候，他说：“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实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臣为总督，尝拒打来孙十万众，以为当守墙无疑。”他和刘应节底议论，都是隆庆五年的议论。那时蓟州已经有一番布置，中国和鞑靼，也暂时维持和平的局势。
隆庆元年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烽火照遍山西底中部。同时土蛮进犯蓟镇，掠昌黎、卢龙，直至滦河。整个的北京又陷入战争的恐慌中，直到十月，才能解严。穆宗下诏群臣议战守事宜。居正《陈六事疏》所称“众言盈庭，群策毕举”者指此。这时吴时来已自横州回朝，进工科给事中了；时来上疏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他主张用这三位讨破倭寇的大将，练兵蓟州，抵抗北方的敌人。一则时来是徐阶的门生，二则谭纶等也是当日第一等的人材，这个主张终于实现了。谭纶本来总督两广军务，立即召回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大猷老了，仍旧驻扎广西，为广西总兵官，没有动。继光召为神机营副将，隆庆二年五月，奉令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从此谭纶、戚继光都到北边练兵，居正也和他们结下深切的关系。隆庆六年，居正当国，谭纶人为兵部尚书，直到万历五年四月病殁为止；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也直待居正病殁以后，方才调往广东。
谭纶就任蓟辽总督以后，第一着便是练兵，疏称：
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请练兵，然四难不去，兵终不可练。夫敌之长技在骑，非召募三万人勤习车战，不足以制敌，计三万人月饷五十四万，此一难也。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军事尚严，而燕赵士素骄，骤见军法，必大震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更酿他患，此三难也。我兵素未当敌，战而胜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终身创，而忌嫉易生，欲再举祸已先至，此四难也。以今之计，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春秋两防，三营兵各移近边，至则遏之边外，入则决死边内，二者不效，臣无所逃罪。又练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
一切的计划都照准，一切的困难都解决，在内阁中主持的全是居正。继光到镇以后上疏备言练兵之害七，土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继光又言“臣官为创设，诸将视臣为缀疣，臣安从展布？”“缀疣”委实是“缀疣”，有了蓟州、昌平、保定三个总兵，又有成继光底总理。总理只能练兵三万，名为总兵官受其节制，其实三镇额兵十余万，总理无从节制。所以继光底地位，正是非常困难。在困难当中，兵部尚书霍冀想到解决的方法。
假如我们认识明代的政治，我们不妨认为当时的政治中心组织，完全是二元制。中叶以后，内阁底地位，渐渐地形成为政治中心，但是名义上只是皇帝底秘书处，大学士底责任，在名义上，至多只能“票拟”，他们对于六部，在名义上，也谈不到统制。用人的大权，在吏部尚书手里，国防的大权，在兵部尚书手里，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特高。吏、兵两部尚书底实权，有时在大学士之上：景帝的时候，国家大政，完全在兵部尚书于谦手里，这是一个实例。吏、兵尚书底实权，有时完全在大学士之下，居正大权独揽的时候，也是一个实例。但是事实上内阁和吏、兵二部，永远在牵制和摩擦的当中。有时还能妥协，有时竟会冲突。在困难底当中，只有赋有政治才能的人，方能安稳地度过。
戚继光底问题来了，恰巧蓟辽总督谭纶对于蓟州镇总兵郭琥有不满意的消息，这是兵部底职权。兵部尚书霍冀看到了，事情再简单没有，他奏明了，郭琥解职，调戚继光补蓟州镇总兵。但是事情偏不这样简单。郭琥是一位得力的将官，谭纶对他没有什么不满意，戚继光由节制三镇的总理，改为一镇的总兵，实权尽管增加，名义上只是降黜。三个人都受到委屈。兵部尚书不管，内阁中的李春芳、陈以勤也不管，调处的责任只得由居正负起。我们看到他给谭纶的几封信，怎能不钦服他底苦心孤诣呢？
前闻道体小违和，无任悬念，今想勿药矣。近日处分戚帅，诚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顷会霍司马云，“公本欲论郭琥”，则属者之举，似亦与高见悬符。且事权归一，法令易行，兵不远索，浮议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岁月，蓟镇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总理体面，比之镇守为优，今既易衔，则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虽重，而礼则少损矣。昨本兵题复，虑不及此，不知公议疏中，亦可为一处否？如不可处，则于常礼之外，少加优借以鼓舞之。（书牍一《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戚帅以总理改总兵，诚为贬损！缘渠当仆以书相问之时，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仓卒题复，故处之未尽其宜，然及今尚可为也，望公于议疏中，委曲为言。不但体面降抑，为下所轻，且督、抚标兵皆欲付之训练，若不兼总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书于阁中二公及虞坡、思斋，仆得从中赞之，更易为力也。倘得如意，当于敕书中增之，其关防当改铸矣。（同卷《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戚帅复总理，不载疏中，谅公有难言者，已据部疏，拟特旨行之，即有言者，无足虑矣。（同卷《与蓟辽总督》）
向有人告仆云，“戚帅求望太过，志意太奢，虽公亦甚苦之。”故仆以为问。今奉来教，知昔之所以怏怏者，徒以削其总理旧衔耳。今既力为光复，更将何求？近屡得渠禀帖，极为感奋，颇务收拾人心，渐图实事，仍望公时时教督之！虽然，仆何私于戚哉？独以此辈国之爪牙，不少优假，无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诸将如赵、马辈，仆亦曲意厚抚之，凡皆以为国家耳。缕缕之忠，惟天可鉴，若此辈不为国家尽力，是负天矣！郭琥之贤，诚如来教，即召至，面谕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诚难知，知人亦未易也。（同卷《与蓟辽督抚》）
“阁中二老”指李春芳、陈以勤，虞坡是吏部尚书杨博，思斋是兵部尚书霍冀。蓟镇底事情和吏部无涉，但是因为杨博是中枢的军事专家，当然要听取他底意见。从一切的布置里，看出居正对于继光，是怎样地维护。谭纶不便申请，终于由居正用特旨改蓟州镇总兵官为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六，《明史·戚继光传》不载。）这是隆庆二年的事。居正与谭纶书，称“但乞谕意戚帅，努力功名以答群望，仆亦与有光焉。”（书牍一《与蓟辽总督》）又说“戚帅不知近日举动何如？折节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实效，坦怀以合暌贰，正己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务也。相见幸一勉之。”（同卷）其后一般的议论，对于继光，还是认为人地不宜，居正尽力调护，《与凌参政书》又称“戚之声名，虽著于南土，然观其才智，似亦非泥于一局，而不知变者。且既已被镇守之命，有封疆之责，岂宜别有注画乎？今人方以此窥戚之衅，恐不知者又将以为口实也。公如爱戚，惟调适众情，消弭浮议，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于国家矣。”（书牍一《答凌参政》）凌参政是凌云翼，居正底同年进士。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的当中，虽然没有赫赫的战绩，但是整个的北边，从此安静，这是继光底大功，当然也是居正底大功。
居正对于北边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谭纶提议增筑敌台，居正立即答复：昨议增筑敌台，实设险守要之长策，本兵即拟复行。但据大疏谓一台须五十人守之，则千台当五万人矣。不知此五万人者，即以摆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别有增益乎？聚则乘垣者无人，增则见兵止有此数，不知又当何处也？又四面周广，才一丈二尺，虽是收顶之式，度其根脚，当亦不过倍此数耳。以五十人周旋于内，一切守御之具，与士卒衣粮薪水之类，充牣其中，无乃太狭乎？便中仍望见教。（书牍一《又与蓟辽总管谭二华》）
关于蓟镇军粮之事，他又说过：仆近访得蓟镇军粮，有关支于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为苦。夫以数口之家，仰给于一石之粟，支放不时，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于数百里之外，往返道路，雇倩负戴，费将谁出？是名虽一石，其实不过八九斗止矣！况近日又有“抚赏”、“采柴”等项名色，颇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饱食，折冲御侮，能乎？闻旧制，各区随在皆有仓口，该官守支。今各仓廒或颇圯坏，而其制犹有，其官犹在，独不可并廒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请，但与管粮郎中一计处可也。（书牍一《与蓟辽督抚》）
大致因为居正和谭纶关系较深，所以对于蓟辽方面的书牍特多；但是对于宣大方面，他并没有忽略，所以又说：近来边臣，人思奋励，而宣、大二镇，督抚将领，尤为得人。仆以浅薄，谬膺重寄，其于该镇之事，苦心积虑，虽寝食未尝忘也。奈何人心不同，议论不一，如马、赵二帅去岁出塞之功，实数年仅见，即破格优赉，岂足为过？而人犹有议其功微赏厚者！本兵遂慉缩疑畏，而不敢为之主，其掩春防之功，抑王公之请，咸以是耳！一、二年来，言者率云“责实，责实”矣，而又不明赏罚以励之，则人孰肯冒死犯难，为国家用哉？辱教，容与本兵议之。督、抚宽洪持重，王公明达敏练，马之沈勇，赵之才气，皆仆素所敬信者。文武辑睦，事乃克济，不知云中事体，得如宣镇否也？（书牍一《与蓟镇巡抚》）
督、抚指宣大总督陈其学，宣府巡抚王遴，马、赵指宣府总兵马芳，大同总兵赵岢。本兵即兵部尚书霍冀，“慉缩疑畏”，当然是他一贯的作风。隆庆二年以来，国防的重任，都落在居正底肩头。也许他想到几个分担责任的大臣，但是时机还早，一切还得等待。
隆庆二年十二月，废辽王宪【火节】。本来隆庆元年，御史陈省弹劾宪【火节】，诏令削去清微忠教真人名号，事情还很简单。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宪【火节】十三罪，穆宗派刑部侍郎洪朝选彻查。宪【火节】倘是崇信道教的，不妨等待皇天上帝底保佑，但是他来不及等待，也不敢相信洪侍郎底彻查，有什么有利的报告。现在他是四十四岁的人了，但是他还年青，他爱游戏，爱女人，一切的生活，久已戏剧化了，也许他想起《窦娥冤血洒旛竿》这一类的杂剧。“管他呢，”他想，“不妨试一试。”他树起一面白旗，写着“讼冤之纛”四个大字。这一来事情便不简单了。按察副使施笃臣正在江陵，认定辽王造反，立刻调军遣将，五百个兵士，整整把辽王府围住，直待刑部侍郎底光临。“讼冤”不成，惹上造反的大冤，据说笃臣平时和辽王不和，所以趁此陷害。
造反要有造反底气魄，也要有造反底布置。宪【火节】只是一个贵族的无赖，他底布置也只有一面白旗，这是什么造反呢？洪朝选一看便明白了，在他底复奏里，他指实宪【火节】淫酗暴虐，甚至也指实宪【火节】僭拟不法，但是他没有说到宪【火节】造反。朝选只把事实奏明，伏候皇上底圣裁。诏书降下了，宪【火节】废为庶人，禁锢高墙，同时废辽王，所有辽府诸宗，一概改属楚王管辖，由广元王管理辽府事。这件大案解决以后，大家都指目居正。居正还记得他底祖父张镇底死吧，处分也太严厉了一点。三十一年以前的预言没有错，宪【火节】终于给居正牵着鼻子走！但是事情还不止这样。万历十年，居正死了；宪【火节】底次妃王氏还在，她看到御史羊可立正在追论居正，于是出面讼冤，指实居正公报私仇，成为居正身后抄家的张本。经过这个挫折以后，议论更多了。有的说居正因为羡慕辽府壮丽，所以陷害辽王。有的又说居正因为洪朝选不肯诬报辽王造反，所以万历八年吩咐福建巡抚劳堪，陷害朝选，朝选下狱，绝了三天饮食，死在狱中。一切只是传说，不可尽信。康熙十二年，居正曾孙同奎进京，请求删正，《明史·张居正传》底记载因此修正了，但是《辽王传》、（《明史》卷一一七）《孙玮传》，（《明史》卷二四一）还留下不可磨灭的叙述。从嘉靖十六年起到乾隆四年《明史》完成为止，首尾二百零三年，这一件公案还没有确定。倘使毛妃看到这老远的将来，也许她在两个十三岁的孩子中间，不种下这样的祸根。
隆庆三年的几件大事：第一，赵贞吉入阁；第二，大阅；第三，高拱再入阁。
贞吉、内江人，和南充人陈以勤同乡，但是科名却早了两科，他是嘉靖十四年进士，所以不但二十六年的进士李春芳和张居正是他底后辈，连二十年的进士陈以勤也是后辈。他有才具，有气魄。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围困京城，要求“入贡”的时候，大家正在束手无策，第一个反对的是他。这一次贞吉出了名，也因为这一次，受到严嵩底嫉忌，贬为荔波典史。以后他又慢慢地升起来，隆庆初年，他做到礼部左侍郎，廷推南京礼部尚书。明代，南京和北京一样，也有六部，有尚书、侍郎，可是南京官没有实权，只是一种养老的位置。穆宗看到贞吉议论侃侃，把他留下。隆庆三年八月，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贞吉入阁以后便有一番规模。他谢恩的时候，指出朝纲边务，一概废弛，准备拼此一身，整顿国事。他和兵部尚书霍冀发生冲突，隆庆四年二月，霍冀解职，这是后话。贞吉底才具是有的，热心报国也是真的，但是他是六十以外的人了，眼看内阁里的同僚都是自己底后辈，一切的举措，难免带些傲慢的心理，因此引起一般的怨恨。居正觉得贞吉可厌，同时也难兔觉得他可笑。后来万历二年，他和宣府巡抚吴兑说：“因忆前隆庆庚午，宣大忽报西虏犯蓟，蓟人侦探者，因遂称见虏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婴墙摆守，京师亦为之戒严。庙堂皇皇，即议守城之策。是时内江方幸虏之来，以信其言，兴化不能主持，举错纷纷，皆极可笑，而虏终无影响，防守一月见罢，费以数十万计。”（书牍六《答蓟镇吴环洲料虏虚报进赏》按吴兑为蓟辽总督事在万历九年蓟镇二字误题。）庚午为隆庆四年，内江、兴化指赵贞吉、李春芳。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春芳底无能，贞吉底专横，以及居正底冷眼。隆庆四年的内阁，正在酝酿另外一个变局。
居正《陈六事疏》，提起大阅之事，以后兵部复奏，认为大阅之礼，宣宗、英宗都行过，仍请亲临校阅。当时穆宗批道：“大阅既有祖宗成宪，允宜修举，其先期整饬，俟明年八月举行。”事情是决定了，隆庆三年，南京刑科给事中骆问礼言“大阅古礼，非今时所急，不必仰烦圣驾。”居正只得奏称：原臣本意，止以京营戎务，废弛日久，缓急无备。先年虽屡经言官建白，该部题奉钦依，厘革整伤，迄今数十余年，竟无成效。臣窃以为国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亲临阅视，不足以振积弱之气，而励将士之心。又自皇上御极以来，如耕措以示重农之意，视学以彰崇儒之美，一二大典礼，皆已次第举行，则大阅之礼，亦古者圣王诘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辑之列朝实录，在祖宗朝，亦间有行者，遂尔具奏冒昧上请，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饬戎务，振扬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观之，此不过饬武备中之一事，其惓惓纳忠之意，委不在此，揆之当今时务，委非所急。（奏疏一《再乞酌议大阅典礼以明治体疏》）
居正乞下兵部，再加详议，当然只是一种形式。大阅仍在隆庆三年九月举行，《明史》（卷五十七）留下一篇隆庆大阅的仪注。以后万历九年，神宗再举行一次，当然也是居正底主张。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隆庆三年十二月，内阁中的大波来了。吏部尚书杨博致仕，穆宗召高拱复入内阁，兼掌吏部事。从此内阁和吏部底大权集中到高拱手里，他成为事实上的首相。
高拱底复起，据王世贞《首辅传》及《明史·张居正传》，完全出于居正底策动，居正和司礼监李芳勾结，由李芳提出高拱入阁，兼掌吏部。据说居正底计划，不但要引进高拱，抵制赵贞吉，而月。要借此剥夺首辅李春芳底大权。其实春芳在位，始终不曾独揽政权，居正对于蓟辽的布置，也始终不曾受到春芳底牵制。贞吉入阁以后，因为个性倔强，居正当然感到不快，但是引进高拱，抵制贞吉，简直引虎拒狼，居正不会做这样的笨事。而且穆宗二年十一月间，李芳因件旨，已交刑部监禁待决，四年四月，发充南京净军。（《明史》卷三〇五《宦官传》）要说刑部监禁的内监，能够推荐内阁大臣，这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故事。
高拱这一次入阁，出于内监底力量，是无可疑的。穆宗是一位宽厚的人，但是因为他和大臣，失去了应有的联系，左右的内监，处处影响他底主张。隆庆初年最得意的内监是滕祥、孟冲、陈洪。引导穆宗游幸、玩鳌山灯、作长夜饮的，都是他们。隆庆二年，徐阶致仕，便是因为和内监不和，也许便是滕样、孟冲、陈洪这一群人作祟。高拱入阁以后，司礼掌印太监出缺，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偏偏高拱推荐陈洪。以后陈洪又出缺了，高拱推荐孟冲，再给冯保一次失望。因此冯保和高拱结下不共戴天的大仇，成为隆庆六年居正勾结冯保，推翻高拱的张本。假如我们认识徐阶失败底原因，同时再推求高拱甘心结怨冯保，一再推荐孟冲、陈洪的原因，显然地便会知道高拱第二次入阁，完全得力于滕祥、孟冲、陈洪这一群人；而且因为以后的故事，也知道高拱入阁与冯保无涉，与居正也无涉。那么，为什么隆庆元年高拱会罢相呢？事情也很显然，一则徐阶底首辅大权尚在，二则高拱和内监们，还没有发生相当的关系。隆庆三年，徐阶和高拱失职家居，丹阳“大侠”邵方先和徐阶接洽复职的事，徐阶不用；邵方再和高拱接洽，妥当以后，邵方立刻入京，不久高拱也入阁了。（《明史》卷三〇二《列女传·邵氏》）这是当时“名倾中外”（《明史》原文）的故事。所以这一次高拱入阁，推荐的人有了，居间的人也有了，一切都见于《明史》，但是《明史·居正传》却认为居正策动，不能不算是荒谬。“大侠”只是一个交通中外的恶棍，隆庆六年六月居正当国以后，吩咐应天巡抚张佳胤把邵方杀去，确是一件痛快的事。
居正对于高拱底入阁，虽然没有什么策动，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反感，毋宁说，他对于高拱，还有相当的期待。自己和徐阶底关系，这是公开的事实，但是自己和高拱，不是也有相当的关系吗？在国子监同事的时候，他们有过相互的了解，他们也知道日后在政治界应有的地位。高拱死后，居正说，“追惟平昔期许，萧、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诀，每一念之，涕泗盈襟。”（书牍十四《答司寇曹傅川》）又说“不谷与元老为生死交，所以疏附后先，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同卷《答司马曹傅川》）这时居正已经当国多年了，用不到讳饰，所言自有可信。即在高拱炙手可热的时候，居正也曾说过：“今天子基命宥密，孰与成王贤？其委任公，不在周公下，薄海内外，皆蹻足抗手，歌颂盛德。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参预国政，五年于兹，公每降心相从，宫府之事，悉以谘之，期于周、召夹辅之谊，以奖王室，此神明所知也。”（文集七《门生为师相中元高公六十寿序》）高拱六十岁生日，是隆庆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这时内阁只有高拱、居正二人。“周、召夹辅”，恰恰适合，也可看出高拱对于居正，还给予相当的地位，所以居正提到周、召的故事。但是高拱错了，“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书君奭序》）何尝不是经传底成文？“专权”虽然成为史册底贬词，但是大权独揽，便不愿意共揽，留着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在左右，而自己又没有卓越的地位，可以笼罩一切，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不安。居正亲眼看到了，所以后来当国的时候，只肯引进吕调阳、张四维、马自强这一群三等的人材；他引进的申时行，也许高明一些，但是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的进士，和居正底辈行，差得太远，不能构成威胁。高拱底失败，正是居正底借鉴。
高拱入阁，同时兼掌吏部，用人行政的大权，一手包办，在政府里，成为最大的势力。内阁中最感受威胁的是赵贞吉。恰巧左都御史王廷在隆庆四年正月致仕，贞吉和首辅李春芳说明了，在二月中兼掌都察院。一边是行政权，一边是监察权，真是旗鼓相当。从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入阁以后，到四年十一月赵贞吉致仕为止，他们是内阁中两个对峙的势力。首辅李春芳和陈以勤只是旁观，居正比较和高拱接近。这是这一年中内阁的大势。
高拱真是第一流的吏部尚书。以前吏部当局，照例不和外间来往，算是避嫌疑。到徐阶为吏部侍郎的时候，才打破这种惯习。高拱到部，吩咐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员底姓名籍贯，编造成册，同时在下边注明贤否，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材，竟是按图索骥，一求便得。他认定国防的重要，以后兵部侍郎出为总督，总督入为兵部尚书的计划，便从此确定。他认为军事行政，需要专门人才，所以对于兵部司官，不轻加更动，以后兵备道和边方督抚，也常用兵部的人员。这是他底主张。
在国家大政方面，他底第一着便是和徐阶为难。他还记得徐阶不经商量，发表世宗遗诏的故事！等待三年了，现在他要报复。世宗因为大礼，曾经贬窜许多人，徐阶用遗诏起用了，高拱对于他们，再来一次罢黜。他疏称“明伦大典，颁示已久，今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凡议礼得罪者，悉从褒显，将使献皇在庙之灵，何以为享？先帝在天之灵，何以为心？而陛下岁时入庙，亦何以对越二圣？臣以为未可。”世宗垂死的时候，相信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这一群人底医药，他们一个个升官。世宗死了，徐阶发表遗诏，归罪他们，于是他们一齐入狱，等待死刑底执行。从隆庆元年到隆庆四年，事态迁延下来了，也许是皇天上帝底“保祐”罢，高拱入阁以后奏称：“人君陨于非命，不得正终，其名至不美。先帝临御四十五载，得岁六十有余，末年抱病，经岁上宾，寿考令终，曾无暴遽。今谓先帝为王金所害，诬以不得正终，天下后世视先帝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议！”穆宗批准了，王金等因此免死，改编口外为民。遗诏当然只是大臣们底主张，但是主持世宗遗诏的，除了徐阶，还有居正。现在遗诏推翻了，我们看到居正底文章，“肃皇帝（世宗庙号）凭玉几而授顾命，天下莫不闻，而论者乃罪及方士，污蔑先皇，规脱己责，公为抗疏分辨之，君臣父子之义，若揭日月而行也。”（文集七《门生为师相中元高公六十寿序》）这是隆庆五年的事；一杯苦酒，居正慢慢地咽下。隆庆六年政变底种子，正在他胸中逐日滋长。
隆庆三年，高拱起用的时候，居正曾经说过，“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书牍一《答山西按院饶成山》）四年之初，他也曾说，“中元再相，未及下车，区区即以忘怨布公之说告之。幸此公雅相敬信，近来举动，甚惬舆情。区区在位一日，当为善类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区区去留，亦不能自必也。”（书牍十四《答同卿徐敬吾》）这一封信，便是非常地闪烁。什么是“其中人心”？何以去留“不能自必”？高拱底势力，正在逐日发展，居正已经感觉到威胁，然而他要挣扎，他不肯放弃政权。
第一个放弃政权的是陈以勤。在混斗的内阁中，他永远是中立。酣斗的战士们，高拱是裕邸的旧同事，赵贞吉是同乡，张居正是自己底门生，你教我怎样办？当国家大事的人多着呢，自己也不眷恋这一个地位。隆庆四年七月，以勤致仕了。
这年十月，高拱提议考察科道，科是六科给事中，道是十三道监察御史。高拱上次去职，失败在言官手里，现在便要考察言官。考察当然是一种临时京察，照例由吏部和都察院会同举行的，于是兼管吏部的高拱，便和兼管都察院的赵贞吉来一次正面冲突。贞吉疏称：“顷因御史叶梦熊言事忤旨，陛下严谕考核言官，并及升任在籍者，应考近二百人。其中岂无怀忠报主，謇愕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窃恐所司奉行过当，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气，非国家福也。”穆宗接受高拱底提议，事情还得办。考察的时候，高拱主张斥逐贞吉底左右，贞吉当然有他底办法，凡是高拱底左右，主张一概斥逐。僵局形成了，需要调解，调解底结果，双方人员，一概保留，但是高拱底政敌，只要与贞吉无关，还是贬斥。这一次考察，贬斥二十七人；御史王圻贬斥了；曾为给事中已迁大理少卿的魏时亮，去了；曾为御史已迁大理寺右丞的耿定向去了，曾为给事中已迁广东巡抚右佥都御史的吴时来也去了。其他还有因为曾劾高拱，此时不待考察，自行去职的御史郝杰。一切都很痛快。高拱手下，有的是言官：韩楫、宋之韩、程文、涂孟桂。谁不同意，便给谁一次弹劾。居正到了现在，慢慢地有些“去留不能自必”了！吴时来是徐阶底门生，耿定向是自己底朋友，他们都去了，居正当然有些不安。但是高拱还得先行对付赵贞吉。这一次是韩楫出马。调解尽管调解，攻击还得攻击。韩楫弹劾贞吉庸横，考察有私。贞吉上疏答辩，自称：“臣自掌院务，仅以考察一事，与拱相左；其他坏乱选法，纵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负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谓横也已。臣放归之后，幸仍还拱内阁，毋令久专大权，广树众党。”贞吉决定致仕回籍了，他只是请求解除高拱兼掌吏部的大权，以免私党底建立。但是在他解职之前，国家大计，因为意外的转变，一切还待贞吉底赞襄。
中国北边的鞑靼，从明代开国之初，直到隆庆年间，永远和中原处在战争的地位。鞑靼底领袖是小王子，但是从世宗以后，领导权落到俺答手中。进攻北京的是他；京师屡次戒严，为的是他；世宗杀兵部尚书，杀蓟辽总督，也为的是他。他手下有的是鞑靼武士，但是同样也有汉人。在已往的时代，四邻底文化，比中原低，各个战士底战斗力，也许比中原强，但是组织的能力，不如中原，所以战事还是处于劣势。汉人去了以后，组织力加强了，更加影响到战斗力，中原底地位，便从优势转到劣势。这便是内奸底“成绩”。明世宗的时候，邱富、赵全这一群人投了鞑靼，慢慢地诱合沿边的汉人，一直到几万人，成为内奸集团。他们在丰州筑城堡，开水田。这个地方称为板升，板升是鞑靼语的房屋。他们替俺答计划战争，有时也领导敌人进攻长城。
邱富死在进攻祖国的战役里，但是，还有赵全。赵全引导俺答进攻大同。赵全计划尊俺答为帝，自己也准备称王，一切的进行，顺利得和流水一样。但是祸难来了，赵全终于失败在一个女人身上。
俺答底第三个儿于铁背台吉死了，遗下一个小孩把汉那吉。俺答把他交付妻子一克哈屯，长大以后替他娶妻比吉。偏偏把汉那吉还不满足，他又爱上姑母底女儿三娘子，把她娶了。事情应当满足了，不幸俺答也爱上他底外孙女。三娘子便转移到外祖底怀抱里。嫉妒、羞愤、惭恨、怨毒，都集中到这一个青年底身上。鞑靼底帐幕，容不下失恋底痛苦。他诅咒鞑靼，终于携同比吉，和乳母底丈夫阿力哥一共十几个人脱离了北边。
十月的霜风里，十几匹鞑靼马匆匆地赶到长城底边界。他们要到大同，和大同巡抚方逢时见面。最近的过去，宣大边外，勉强偷安了几时，现在降人到了，大家晓得后边必有追兵，所以方逢时通知宣大总督王崇古的时候，便有人主张不受，他们认为孤竖无足重轻，但是逢时以为机不可失，崇古也以为奇货可居。在督抚同心的情态下面，终于由方逢时派了骑士五百人迎接把汉那吉。这一个失恋的青年，暂时成为巡抚衙门的上宾。
崇古、逢时都是这一年调到宣大的。崇古还记得在从三边总督调任的时候，居正和他说过：但此中事惰，与关西稍异。虏强，一也。云中北直虏廷，板升叛逆，倚虏为患，二也。士无斗志，惟务贿免，三也。卒惰而玩，将令不行，四也。密迩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则大虏势以为解脱之地，小胜则张虚声以邀式遏之功；积习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公所谓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庶其有療乎！愿熟计而审图焉。（书牍二《答蓟镇抚院王鉴川论蓟边五患》。按官衔及标题皆误。）
崇古看定这一次是非常之事。把汉那吉来了，其实是一个俘虏，崇古底计划是交换俘虏。一个鞑靼少年底失恋，值不得考虑，他和方逢时决定要趁此索回赵全。逢时准备派百户鲍崇德出云石堡，和俺答接谈。事情正在进行，居正已经得到消息，他立刻和崇古说：昨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见存者，独黄台吉一人耳，其孙岂即黄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望即密示，以信所闻。（书牍二《与抚院王鉴川访俺答为后来入贡之始》按题衔误。）
居正底情报很快，但是还不甚精确。等到崇古底报告到了，居正才决定对策：虏种来降，虽朝廷有道，能使远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庆幸庆幸！顾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往年桃松寨事，庙堂处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齿冷。（嘉靖三十六年，俺答子辛爱之妾桃松寨降，兵部尚书许论绐其西走，阴告辛爱执而杀之，见《明史》卷二二七《鞑靼传》）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仆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险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曰：“吾非诱汝孙来降，彼自慕吾之化，丑彼之俗故耳。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以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且给赐衣服饮食甚厚。汝欲得之，自当卑词效款，或斩吾叛逆赵全等之首，盟誓于天，约以数年，骑不入吾塞，乃可奏闻天朝，以礼遣归。今乃肆其凶逆，称兵挟取，吾岂畏汝者？今宣大人马，非复往年之比，汝来则来，吾有以待之！……“虏之入犯，乃其常事，即其孙不降，彼亦必入，我亦必防。公宜坚持初意，审定计谋，毋为众言所淆。……但那吉数人，置之镇城，宜加防范，毋令与外人相通，厚其给赐，毋使复萌归念。续降之人，真虏分配将士，华人各与宁家，亦不宜聚于一处，恐生他虞。（同卷《答鉴川策俺答之始》）
一切都应了居正底策划。崇古、逢时联名上疏：“俺答横行塞外，几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围。今神厌凶德，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这个奏疏上去以后，朝廷立刻起了一次激烈的辩论。御史叶梦熊、饶仁侃、武尚贤主张不受降：他们认为宋代受郭药师、张瑴之降，以致引起最大的战祸。现在应当送把汉那吉回去，以免引起北方的战祸。但是王崇古、方逢时主张受降，张居正主张受降，高拱也主张受降。事情决定了，把汉那吉授指挥使，阿力哥授正千户，各赏大红【纟宁】丝衣一袭。
叶梦熊等底见地并没有错。果然鞑靼骑士来了！俺答统领大军进攻平虏城，同时分令儿子辛爱统兵二万入弘赐堡，侄儿永邵卜统兵趋威远堡。整个的北边紧张起来。死亡和虏掠的空气又在荡漾。但是当初为什么用王崇古、方逢时呢？蓟辽有的是谭纶、戚继光；陕西三边有的是王之诰，也是一个不怕战争的总督。那么，来罢！这里已经有了最好的准备。居正知道，自从隆庆以来，对于北边的国防，正在逐日加强，准备和他们决战。
俺答何尝不知道。他要把汉那吉，他禁不住一克哈屯底催促。事情也怪不得，这个孙儿，是妻抚育大的，怎能怪她底迫切要求呢？但是他对于战争没有把握，也没有决心。这个时候，方巡抚派的鲍崇德来了。
“我底大兵一到，你们底将领。立刻便会死亡，”俺答愤然地说。
“不错，”崇德说，“但是我们底将领，究竟不比你自己底孙儿。朝廷待你底孙儿，真是宽厚，战事一动，你底孙儿便没有了。”
俺答还不知道把汉那吉底消息。他派人打听，把汉那吉果然活着。鲍崇德进一步和他提议，只要俺答交还赵全这一群内奸，把汉那吉随时可以回去。俺答虽然不肯承认，但是对于崇德表示非常的好感，临别的时候，吩咐他选择一匹鞑靼的好马。这些消息，由崇古传到居正，居正又有一番布置。他复信说：承教，谓宜乘老酋欲孙之急，因与为市。诚然！但朝廷纳降和戎，须自有体。今既与之以官，即为吾人，若谩然而纳之，率然而与之，事属挟取，迹同儿戏，损威伤重，取轻外夷，非计之得者也。据巡抚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回时又令自拣好马，其言虽未必皆实，然老酋舐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者，盖耻以轻博重，非不忍于诸逆也。乳犬驽驹，蓄之何用？但欲挟之为重，以规利于虏耳。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或虑虏久住不退，兵连财费者，此不揣于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经数年边患，其所省岂直数十百万而已哉？而又何惜于目前之少费哉？恐公为众议所格，措画少失，遂弃前功，故敢陈其愚。（书牍一《与王鉴川言制俺酋款贡事》）
明王朝和鞑靼都有作战底准备，但是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朝廷方面，内阁和督抚都不愿意开启边衅。鞑靼方面，俺答进攻是不难的，但是战事一动，朝廷便会立即杀去把汉那吉；自己不是为索取孙儿动兵吗，决没有自行置之死地的道理。战争与和平，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赵全底主张没有错，他劝俺答屯兵边外，以资要挟。但是赵全估错了王崇古。崇古不但不怕要挟，而且把汉那吉在手，随时可向俺答索取一个不太小的代价。赵全知道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放弃把汉那吉，但是他不敢和俺答提起；第二个办法赵全想起了，他打一个寒噤，不敢往下再想。这一个办法，王崇古、方逢时想到，鲍崇德说到，最后俺答也居然承认了。但是居正还不放心，他和王崇古说：降虏事，前已悉。若彼果能执送诸逆，则当以礼遣归那吉，厚其赏赉，以结其心，却责令奉表称臣，谢朝廷不杀之恩，赐赉之厚，因求讲和，纳款效贡。俟其诚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议其封爵贡额耳。但仆犹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赵全诸人，背华即夷，为日久矣，彼岂不预结于俺酋之左右，边墩之人，亦岂无为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许，此辈岂得全不知觉？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缚如鸡狗乎？万一语泄，彼得而谋，或聊以胁从数人塞责，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复返，轻弃重质，但获其毛贼数人，则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此其可虑者一也。据鲍崇德所传，俺酋之言，虽若哀恳，然犹身驻近边，拥兵自强，平虏城外，游骑不绝，转饷哨探，俱属艰难，名虽哀求，事同强挟，未见其为诚款也。今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遣归其孙，则彼之诚款既伸，我之怀柔有体。若拥兵交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唐时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强胡。此其可虞者二也。今之议者皆以小酋为祸媒，急欲遣之，图眼前无事耳，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今边防利害，不在于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战守之具，兴屯田之利，边鄙不耸，穑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但恐其孙一归，彼愿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图：或请乞多端，难于听许，明年当复来侵，虽获赵全等数人，恐于彼无大损益。此可虑者三也。大疏早晚即复，其中委曲，难以—一指授，望公与金湖（方逢时）兢兢图之。（同卷《与王鉴川谋取板升制虏》）
一切的处置都很机密，但是消息已经透露了一半。巡按御史姚继可上疏，弹劾方逢时通敌，事情又意外地紧张起来。幸亏高拱、张居正都是局中人，总算安然无事。居正再吩咐王崇古安慰逢时：“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闻之，意或灰阻，愿公曲加慰勉。”（同卷《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俺答营中，也正在机密进行。赵全奉召来了，他有许多的计划，要和俺答商量。但是俺答无须赵全底计划了，他吩咐手下出其不意地把赵全、李自馨十几个汉人，（《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作十余人，卷三二七《鞑靼传》作数人。《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作九人）在十二月的朔风里送到云石堡。这一次他们回国了，由云石堡送到大同，由大同转送北京。穆宗在午门楼受俘以后，祭天，告太庙，以后才把他们磔死。受俘，祭天，告太庙，都是当时最隆重的典礼。赵全、李自馨经过几度隆重的仪式，最后传首九边，也许不懊悔罢！
因为这一次的成功，王崇古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宣大总督如故；方逢时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郭乾，待郎谷中虚、王遴，一概升赏。连带加恩辅臣李春芳、高拱、张居正、殷士儋。赵贞吉已经在十一月致仕了，但是因为赞襄这次的大计，所以一同加恩。士儋、历城人，和居正同年进土，隆庆二年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以后，士儋想起陈以勤、高拱、张居正，都因为裕邸讲官的关系，先后入阁了。自己不曾也在裕邸，和他们同僚吗？他希望高拱提携，但是高拱正预备提携翰林学士蒲州张四维，谈不到提携殷士儋。他知道四维恭顺，士儋倔强，当然要用一个恭顺的同僚。这条路显然不通，但是另外还有一条大路。士儋终于取得内监陈洪底援助，十一月间由穆宗特旨入阁了。高拱厌恶士儋，士儋也怨恨高拱，隆庆五年的内阁，仍旧充满不平静的气氛。
隆庆四年的成功，完全出于意外。把汉那吉底投降是意外，俺答承认以赵全这一群人交换把汉那吉，也是意外，然而意外的终于实现了。把汉那吉经过方巡抚底款待以后，穿着特制的【纟宁】丝大红袍，再回到鞑靼的帐幕。祖父、祖母都感动的了不得。三娘子久已是祖父底人了，现在不管她。俺答底眼角，挂着感激的眼泪。他派人谢谢王崇古，他说从此以后，不再侵犯大同了。居正、崇古本来不曾希望讲和，居正还和崇古说过：“彼亦人也，能不怀感，他日有事，卒相遇于疆場，知军中有‘王太师’，（鞑靼人称明代临边大臣为太师，不必其人官为太师也。）亦必避公三舍矣。”（书牍二《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俺答立誓不侵大同，当然又是一个大意外。一切都走上了崇古底计划，他只是踹稳一步，再踹上第二步。他派人和俺答说，要他请求入贡，重行开市。打仗，有什么好处呢？虏掠底好处，是部下的，不是俺答的；失败底危险，是俺答的，不是部下的。那么为什么要冒极大的危险，替部下争取一些与己无关的好处呢？一切的主张，都是替俺答打算。俺答也明白崇古是好人，不然，他会让孙儿穿着簇鲜的红袍回来吗？他决定入贡了。崇古要他和土蛮、昆都力哈、吉能一齐入贡，士蛮是自己底主人，原谈不得；昆都力哈是弟弟，吉能是侄儿，俺答都代他们承认了。
意外当然是意外，然而也何尝不是意内？朝廷和鞑靼，永远是对立的：鞑靼强了，可以进攻中原；朝廷强了，也可以胁制鞑靼。这是实力的问题。其次，我们不要以为俺答屡次进攻北边，有什么极大的野心。他和英宗时代的也先一样，他有武力，他可以屡次进攻北边，但是他只是鞑靼中的一个首领。也先上边有脱脱不花，俺答上边也有土蛮小王子。假如他们底野心太大了，野心便应当先从鞑靼部落以内发展。但是他们所争并不在此。他们只要保全自己底利益，不妨承认主人底存在。那么，赵全不曾尊俺答为帝吗？其实这只是赵全底一种作法，俺答并没有因此要取消小王子。俺答既然承认主人底存在，王崇古、张居正底主张便容易实现了，他们要俺答请求入贡，只是要他承认明朝是他底主人。也许有一些不舒服吗？但是，不妨事，主人换了姓名，关系原属不大，而且还有重行开市底好处在后面。只要值得，俺答当然愿意。
困难不在鞑靼而在朝廷。正在王崇古诱令俺答入贡的时候，朝廷方面的议论一齐发动。他们认为封贡不便，他们记得仇鸾开马市的故事，他们要做杨继盛，他们也提起世宗最后曾经禁开马市，最后的最后，他们要主张封贡的人，担保百年之内，边境不至生事。然而他们却忘去现在不是世宗的时代，高拱、张居正不是严嵩，王崇古不是仇鸾。至于担保百年以内，不至生事，那么世界上除去不负责任的预言家，谁能保证呢？居正真激动了，他两次和王崇古说；仆窃禄无补，滥被恩私，夙夜省循，颠跻是惧，乃辱华翰遣贺，益增其愧耳，感谢感谢。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娼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仆受国厚恩，死无以报，况处降纳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复他诿！待大疏至，仍当极力赞成，但许贡之后，当更有一番措画。金湖既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须借公威望，屈留数月，庶可免事后之虑耳。（书牍二《与王鉴川议坚封贡之事》）
金湖是方逢时，在把汉那吉回去以后，逢时因为丁忧回里了，沿边的责任都落到王崇古身上，在言官们众议纷坛的时候，崇古也感觉棘手，但是居正一力挽留，直到万历元年，居正当国，才把他调回北京为戎政大臣，担负一个更重要的责任。逢时离任以后，继任者是刘应箕，巡抚都带都察院职衔，或是副都御史，或是佥都御史，下文称刘院者指此。
今之议者皆谓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为此言者，不惟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夫所谓和者，谓两敌相角，智丑力均，自度未足以胜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今则彼称臣纳款，效顺乞封，制和者在中国而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之事，万万不侔，独可谓之通贡，而不可谓之讲和也。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官给马价，市易胡马，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之便，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为之约束，毋得阑出中国财物及应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岂能必虏之不吾背乎？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利害之归较若黑白，而议者犹呶呶以此为言，故仆又以为不智甚矣。刘院既知此事颠末，又与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采取其议，及镇守、兵备以下所呈，折以高见，并图上贡额、贡期、市易事宜，仆与元老，当备闻于上，请旨行之，浮议虽多，不足恤也。（同卷《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
朝廷和鞑靼的关系到了现阶段，共有三个关键：（一）是封，指封俺答为王及其昆弟子侄为官之事；（二）是贡，指俺答及其部下入贡之事；（三）是互市，指封贡以后，明代北边和俺答所属诸部在限定的日期，指定的货物以内，实行择地通商之事。这三个关键，又有当前种种不同的难题。俺答只是一个首领，固然不能指挥土蛮，就是对于自己底子弟，也不一定都能绝对指挥。假如一部通市，一部不通市，那么因为鞑靼是整个的，难免以交易所得的资源，供给尚在敌对状态中的部落。而且即是对于俺答直接的部下，谁也不能担保将来不发生意外的变化，所以互市以后的困难，还是不少。从好的方面讲，要顾虑到封贡、互市成立以后，中国的边防，不至因此颓废，以致引起后来的外侮。从坏的方面讲，也还有一部分边将，指望每年秋天向鞑靼方面抄掠，以饱私人底欲壑。顾虑愈多，障碍愈多，事情困难了。但是为整个国家的利害计算，不能不有一个切实的决定。兵部尚书郭乾指出世宗禁止马市的故事，反对互市；给事中章端甫指摘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但是居正在内策动，再由崇古上疏。崇古说：“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又说：“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规，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横行四、五十年，震惊宸严，流毒畿辅，莫收遏刘功者，缘议论太多，文网牵制，使边臣无所措手足耳。昨俺答东行，京师戒严，至倡运砖聚灰，塞门乘城之计。今纳款求贡，又必责以久要，欲保百年无事，否则治首事之罪。岂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时，虽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诸部于身后也。……夫投之时势，既当俯从，考之典故，非今创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来王，昭圣图之广大，以示东西诸部，传天下万世，诸臣何疑惮而不为耶？”崇古这一次上疏，和居正平时的主张相同的太多了。他同样地要省议论，（参居正《陈六事疏》）同样地指摘隆庆四年的守城之策。（参居正《答蓟镇吴环洲书》）是居正底手笔吗？我们不敢说，但是不免给我们一种曾经商讨的印象。
崇古底奏疏里，又议封贡八事：（一）议封号，（二）定贡额，（三）议贡期，（四）立互市，（五）议抚赏，（六）议归降，（七）审经权，（八）戒狡饰。内阁方面，李春芳、高拱、张居正赞同了，殷士儋不反对。兵部尚书郭乾认识有关国防的事，都是兵部底事，但是没有方法解决，最后还是由皇帝下诏，召集廷议。廷议是当时的大臣会议，每人都有发言权，但是决定权却属于皇帝。这一次的大臣会议当中，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以为封贡、互市可许；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以为不可许；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以为封贡可许，互市不可许。用现在的术语说，封贡是多数通过了，但是互市还是不能通过，一切又成了僵局。郭乾把会议底结果奏明皇上，只候皇帝底决定。
这是穆宗裁决底时候了。他和大学士商量：居正是策动人，当然认为可许；高拱也在后边策动；通过封贡，全是高拱指挥，张四维四处活动底结果。在这几个人底怂恿之下，穆宗决定“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便是一面诏许封贡、互市，一面整顿国防的政策。政府底大政方针决定了：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昆都力哈、黄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赐红狮子衣一袭；其余授官的，一共六十一人，把汉那吉封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都督同知是现代的中将，指挥使是现在的上校。从此以后，鞑靼骑士都成为中国的贵族和军官，有王，有中将，有上校。他们底铁蹄，不再践踏中国底田野；他们底刀枪，不再濡染中国底膏血。当然，朝廷谈不到使用鞑靼作战，但是朝廷也用不到对于鞑靼作成。高拱、王崇古、方逢时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谭纶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进土；李春芳、张居正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土。他们回想到在自己出身的时代，正是俺答屡次南下，北京屡次戒严的时代：京师九门被围，侥幸没有失守；如今的国家，在他们手里苏醒过来了，整个的北边，解除了敌人底威胁，而且在人力和物力不再感受压迫的时候，可以从容布置。他们感觉到一种特有的愉快。朝廷方面，所费的只是几十件红袍；让红蟒、红狮子安慰鞑靼罢，当时所得的是北方底安全。
隆庆五年辛未会试，居正为主考，吏部左侍郎翰林学士吕调阳为副主考。居正嘉靖三十二年曾为同考官，那一次的进士如庞尚鹏、梁梦龙、陈瑞、曾省吾都是居正底门生，以后成为有名的人物。辛未科第一名进士张元汴，和第三名进士邓以讚同入《明史·儒林传》，但在事功方面，同样没有什么表现。同科惟有徐贞明留下一部有名的著作和一件伟大而始终没有完成的事业。他认定北方只知水害，不知水利。他也认定水害未除，正由于水利未兴。在他谪居潞河的时候，著《潞水客谈》，列举修北方水利十四利。万历十三年，贞明迁尚宝司丞，兼监察御史，奉诏垦田永平，于是招南人，大兴水利，次年垦田三万九千余亩。一切计划，正在逐步完成，但是北方人惟恐水田成功以后，江南的漕粮，必定派到北方，于是御史王之栋奏称水田必不可行，又称开滹沱河不便者十二事。经过这一个打击，贞明底计划，终于功败垂成，但是他不能不算是辛未科杰出的人才。最有表见的是刘台、傅应祯、吴中行、赵用贤。他们都是隆庆五年进士，都是居正底门生，其后对于居正，都曾经提出弹劾，因此在历史上都留下不朽的盛名。居正底不树立党羽，和刘台等底不阿附座主，都是可以称道的事件。不过从大体讲起，辛未一科的人才，还是贫乏；这一科里，任何方面，都没有第一流的人物。
俺答封贡的决策中，兵部尚书郭乾底表现太差了；没有办法，没有决断。五年三月，郭乾免职。高拱想起第一流的军事专家杨博，但是杨博曾经做过吏部尚书，他已经是六部底领袖，也许不愿意回兵部。不妨事，官衔仍是吏部尚书，由他管理兵部的事。整个的政局，因为高拱以大学士管理吏部事，杨博以吏部尚书管理兵部事，显见得畸形，但是高拱和杨博都算是用当其才。
政权是高拱的了，首辅李春芳一切放任，自己既不眷恋政权，为什么要争权呢？而且春芳也明白，大学士只是皇帝底私人秘书，首辅底地位，在政治制度上，没有明显的规定，一切都是演变底结果，既然是演变，根本就说不上固定，那吗，由他去罢。但是高拱决定不能容许春芳底存在。高拱想起自己和徐阶的夙仇，正要报复，都被春芳挡住了，因此决定攻击春芳。春芳也看见了，认得高拱不能相容，索性上疏请求致仕，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穆宗还在留他，经不起南京给事中王祯又提出一次弹劾，五月间，春芳终于致仕而去，他从隆庆二年七月至五年五月，一共做了二年十一个月的首辅。据说王祯这次的弹劾，完全是仰承高拱底意旨。从此高拱是首辅兼管吏部尚书事。凭着穆宗底信任，和他自己底才具，以及那有仇必报的气度，他已经成为事实的独裁者。
在封贡、互市的争论中，居正占据主要的地位。这次决策的大功，当然应由高拱、王崇古，和居正平分，但是居正却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郭乾徬徨歧路的时间，向皇帝请旨召集廷议的是他。封俺答一事尚未决定的时间，检出成祖敕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的故事以为前例的是他。决定以后，拟旨敕行的也是他。他正在和王崇古计议四件事：（一）开市之初，民间不愿和鞑靼交易，所以最初必须由官中布置，使人知有利，自易乐从。（二）鞑靼要求买锅，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底来源，轻易卖不得。广锅不能铸造兵器，不妨出卖广锅，但是买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掉换。（三）鞑靼使者一概不许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沿边将士失去掳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当加意防备。种种方面，他都顾虑到了。讲和也罢，封贡也罢，这是一个名称；居正只认为是停战。停战是继续战争的准备，他要修城堡，开边荒；他要消灭赵全这一群汉奸底余党，他要训练将士以防鞑靼底进攻。（参书牍三《与王鉴川计四事四要》）
居正对于国事的筹措，没有使他忘去对于老师的维护。徐阶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首辅，但是对于自己的三个儿子，竟是毫无办法。隆庆三年应天巡抚海瑞到了，这是有名的铁面御史，他对于属内的大绅巨室，一概不买账。最先感觉威胁的便是徐阶底三位少君。他们写信给居正，居正一边诰诫，一边安慰他们说：辱翰贶，深荷远情。近来人情风俗，诚为可骇，俟海公人至，当作一书善譬之。太翁老师年高，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护。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勿致贻戚可也。恃在通家，敢尔妄及。（书读十四《与符卿徐仰斋》）
这一阵风波过去以后，高拱再相，徐阶更感觉不安，居正和应天巡抚朱大器说：存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闻中翁再相，意颇不安，愿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刚峰（瑞）之在吴，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虚心剂量之，地方幸甚。（同卷《答应天巡抚朱东园》）
隆庆五年，事态更加严重。这年，徐阶生日，居正去信，自称“不敢走介，畏行多露”。又说，“鄙怀种种，亦噤不敢言，临楮惆怅而已。”（同卷《答上师相徐存斋九》）内阁的大权，完全在高拱手里，言官们又听他指挥，一步走错不得，一句说错不得，这是隆庆五年居正所处的地位。徐阶底地位更坏了。三个儿子同时被逮，田产充公了，两个儿子也问了充军的大罪，只留得徐阶慢慢地回味会不会得到和严嵩一样的结果。在严重的局势下面，居正还是苦心调护。他不愿得罪高拱，但是他要保障徐阶；集中留着下列几封信：忆公昔在姑苏，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宪节以临之。乃近闻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吴中上司揣知中元相公，（高拱）有憾于徐，故为之甘心焉。”此非义所宜出也。夫古人敌惠、敌怨，不及其子。中元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仆素所深谅，即有怨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元公曾有手书奉公，乃其由中之语，必不藏怒，而过为已甚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终老，未有显过闻于天下，而使其子皆骈首就逮，脱不幸有伤雾露之疾，至于颠陨，其无乃亏朝廷所以优礼旧臣之意乎！亦非中元公所乐闻也。仆上惜国家体面，下欲为朋友消怨业，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闻，惟执事其审图之。（书牍十四《答松江兵宪蔡春台讳国熙》按国熙承高拱旨，穷治徐阶事，见王世贞《首辅传》卷六）
松江事，高老先生业已寝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为已甚，报怨亦自有当。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夺之牛，无乃过乎？今全吴亦所以爱郑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同卷《答河南巡抚梁鸣泉》）
往者奉书云云，盖推元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业已施行，自难停寝，但望明示宽假，使问官不敢深求，早与归结，则讼端从此可绝，而存老之体面，元翁之美意，两得之矣。仆于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谓“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仆之所欲闻也，倾耳以承，幸勿终靳！（同卷《答应天巡抚》）
这三封信，都很闪铄，尤其是后面的两函。高拱和徐阶结怨，急图报复，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所指高拱给蔡国熙的信，大致是解释仇怨的话，这是表面文章，居正认为“宅心平恕”，“必不藏怒蓄恨”，只是顺水难舟，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答梁鸣泉函》，不知是否误题，梁梦龙（即鸣泉）为居正门下士，函中语气，似不类。徐阶、松江人，高拱、新郑人，所谓“全吴”“爱郑”者指此。答应天巡抚函所谓“辱回示业已施行”，正指来函“无可挽回”的表示，至于“有欲告我者”一句，是不是对于居正的一种谣言，正取一种欲说不说的姿势？现在不管他，但对于居正，还是一种威胁。“是仆之所乐闻也”，是一句挣扎的话。
高拱入阁以后，居正所处的是一个最困难的地位，一步一步都需要最大的审慎。热中的人不肯轻易放弃政权，但是要想维持政权，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庆五年居正还遇到一个问题，然而也居然被他度过了，这是胶莱河的问题。
隆庆四年九月，黄河在邳州决口，从睢宁到宿迁一百八十里河水骤浅，江南来的粮船，一概不能北上。在明代这是一个异常重大的问题。明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但是明代的经济中心却在南京。一切的资源出在南方，尤其是四百万石粮食，全赖南方的接济。从南方到北方，惟一的生命线是运河，运河发生了问题，南方和北方失去联络，整个的国家，立刻受到影响。偏偏运河不是我们所想象到的那一条安全的水道，从瓜洲渡江，要经过邵伯湖、高邮湖、氾光湖、宝应湖、白马湖，这些地方还好；再上去便是洪泽湖，淮水从安徽来，在清口和黄河交汇，这是最大的难关。再上去，从清口到徐州茶城，黄河就是运河，运河要靠黄河底接济。水量太大了，南方来的粮船随时有漂没底危险；可是水量太小了，粮船便要胶搁半途。国家底前途，完全寄顿在这一条毫无办法、不可捉摸的水道上面，真是太危险了。因此明代一面重视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底职责，一面仍是不时提出海运底问题。海运是从太仓、嘉定沿东海绕成山角，入天津的一条航线。在现代当然是一条很简单、很安全的航线，但是十六世纪的中国，航海和造船底技术不比现代，所以一路的危险还是很多。有了危险，便不免要牺牲。牺牲人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明代，连皇帝杀一个罪犯，还要经过法司五次底执奏，何况是平常的官吏！隆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运米十二万石，自淮入海，直抵天津，不能不算很大的成功，但是因为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二百石，引起南京给事中张焕底弹劾。三千二百石只是不足百分之三的损失，本来不算太大，但是张焕质问，“米可补，人命可补乎？”便无从答复了。运河既然时常发生困难，海运又危险太大，因此便有缩短海程、避免成山角的提议。这便是胶莱河。
胶莱河出自山东高密县，分南北二流：南流至胶州麻湾口入海，北流至掖县海仓入海，这是天然的水道。单凭这一条水道，当然谈不上漕运，因此便有人提议在中间另凿新水道，沟通南端的胶河，北端的莱河，这便是所谓胶莱新河。胶莱新河始终不曾完成，但是却不断地涌现在明人底脑际。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旧事重提，上疏请开胶莱新河。恰恰在隆庆四年黄河再决，高家堰大溃，运河水量不足，漕运中断以后，这一个问题，重新引起很大的注意。高拱极力主张重开胶莱河，这不是他底好大喜功，而是他底公忠体国。有了胶莱河，漕运便可以由淮入海，由胶州湾入胶莱河，再由海仓口出海直入天津，漕运便利了，北边底粮饷有了把握，国防问题、经济问题、跟着胶莱河一同解决，为什么不要开！居正底公忠体国，和高拱一样，但是他不能不顾虑到水源的问题。胶河和莱河的分水岭要凿，已经够困难了，还不算是困难的中心；有了水道，便要有水，水从哪里来？山中不是没有水，但是不够行船，更谈不到刷沙；在河水不能刷沙的时候，海沙侵入河身，那又怎样办？这些问题，居正都顾虑到，但是他更不能不顾虑自己的问题。他底境遇已经困难，他不愿意和高拱冲突，最后他想起胡槚。胡槚也是给事中，是高拱底一系，不过他是一个有定见、不随声附和的人。居正提议派胡槚查勘，高拱当然同意。胡槚到了山东以后，事情看清楚，他也主张不开胶莱河。居正又安稳地度过一次难关。他和胡槚说起：新河之议，原为国计耳。今既灼见其不可，则亦何必罄有用之财，为无益之费，持固必之见，期难图之功哉！幸早以疏闻，亟从寝阁。始者建议之人，意盖甚美，其说虽不售，固亦无罪也。（书牍三《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始虑新河水泉难济，臆度之见，不意偶中。辱别揭所云，剀切洞达，深切事理。自胜国以来，二百余年，纷纷之议，今日始决，非执事之卓见高识，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后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书至，即过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状，元翁亦慨然请罢。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盖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国家，以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国家也。此翁之高爽虚豁，可与同心共济，正在于此，诚社稷之福也。（同卷《又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李贵和提议的时候，梁梦龙尚在山东巡抚任内。地方官当然有地方官底立场，照例是不愿多事，他曾经上疏反对。现在事情是决定打销了，居正给他一函，因为这是自己底门生，所以把政治上的秘密，一齐告诉他。
胶莱新河，始即测知其难成，然以其意出于元翁，未敢速行阻阁，故借胡掌科（槚为给事中，故称掌科）一勘，盖以胡固元翁所亲信，又其人有识见，不随众以为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遥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观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元翁见之，亦慨然请停，不必阻止而自罢。以是知执事向者之言，虽极痛切，未免预发其机也。区区今处天下事，大率类此，虽竭尽心力，不过小补而已，终无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谓“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敬所在齐中，政事何如？两司及诸郡长吏，孰为可用？统希见教，不悉。（同卷《答河南巡抚梁鸣泉》）
“河南巡抚”四字误题。王敬所即王宗沐，时为山东左布政使，也是反对开胶莱新河的一个。
隆庆五年的冬天，内阁中又是一次风浪，这一次却发在殷士儋身上，土儋入阁，完全倚仗内监底力量，因此和高拱形成对立。高拱正要提携张四维，偏偏御史郜永春给四维一次弹劾。是谁主使的？高拱计算到士儋。于是他底部下动员了，御史赵应龙弹劾士儋由陈洪进用，不可以参国政。士儋正在答辩，高拱部下第一员大将都给事中韩楫出动。韩楫还没有提出弹劾，他先行扬言威胁。士儋忍耐不住了，终于在一个适当的机会，任情暴发了一次。
明朝的故事，每月初一、十五，给事中都到内阁和大学士们见面，大家作一个揖，称为“会揖”，原是一个沟通声气的办法。这一次都给事中韩楫到了，会揖以后，士儋对韩楫说：听说科长对于我不满意，不满意是不妨的，可是犯不着给别人利用！
真想不到大学士会在内阁里发出这样的议论，韩楫倒有些楞住了。高拱看看不象话，只是忿忿地说：“这算什么体统！”
高拱一发言，事态立刻单纯化，不成体统的体统多着呢！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撩起袖子，一手指着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高拱，痛痛快快地大骂：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如今因为要提拔张四维，又来驱逐我！内阁永远是你一个人的！
就在内阁里面，少保撩起双拳，准备给少师一顿毒打，少傅、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看不下了，正要替他们劝解，冷不防少保也给少傅迎头一顿痛骂。真热闹，堂堂的内阁变成全武行底战场。幸亏穆宗是一个懈怠而且宽大的君主，假使他在文华殿，看到少师、少傅、少保们底活剧，不知道会给怎样一个处分。
经过这一次的武斗，御史侯居良对于士儋又提出一次弹劾。士儋也厌倦了，一再上疏请求致仕，终于在十一月间，这位山东来的大学士，悄然离开内阁。
士儋一去，内阁便成为高拱、张居正二人底联立内阁，一直维持到六年四月高仪入阁为止。“周、召夹辅”，真正只剩周公、召公了！高拱一连驱逐了四位大学士，气概正是逐日发扬。居正单凭那套谨慎小心的作风，还是时时感觉到不安于位。殷士儋这一场痛骂真冤枉，高拱手下这一群人底目光，正在转移到居正底身上。
居正和高拱的私交，本来不错，但是现在他们底地位太逼近了。逼近便是一种威胁，高拱当然不会愉快，而且高拱有他底一群人，他们要立功，便要先替高拱制造敌人，然后再把敌人打倒。政治的主张，是由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政客的阴谋，是由光明走向黑暗。高拱死后，居正和高拱底亲戚说：“不榖与元老为生死交，所以疏附后先，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叵耐中遭俭人，交构其间，使之致疑于我，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谈，诚难户晓。”（书牍十四《答司马曹傅川》）黑暗中的动物，永远在黑暗中蠢动。
高拱对于居正，固然感到威胁，但是居正对于高拱，也时时感到危险。“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立内阁的标语。最容易引起误会的，还是徐阶底家事。居正已经是一路提心吊胆，“畏行多露”了，但是，“不行，为什么他要帮助徐阶说话呢？”黑暗中的声音要问。黑暗中的动物没有道义，没有感情；他们也不相信人类还有道义和感情。“势利呀！”他们要说，“一切都是势利，在朝的首辅便捧他一把，在野的首辅便踢他一脚：这是人情。再不然，便有另外的动机！”黑暗中的动物又动员了，他们要报效高阁老，便得搜求居正帮助徐阶的动机。他们把发明当做发现，终于认定已经发现居正底动机。
很顺利地这个消息传达到高拱。事情是这样说的。徐阶底儿子送三万两银子给居正，于是居正承认替他们维持。在大学士底朝房里，高拱看见居正，便半真半假地讥刺了一顿。这一个刺激太大了，居正变了色，指天誓日地否认这件事。经过这样剖白以后，高拱承认误会，事情勉强结束。
内阁的政潮，正在准备着新的发展。隆庆六年三日尚宝卿刘奋庸上疏条陈五事：（一）保圣躬，（二）总大权，（三）慎俭德，（四）览章奏，（五）用忠直。第二条和第四条都很活跃。奋庸说：“今政府所拟议，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诏旨，而其间从违之故，陛下曾独断否乎？国事之更张，人才之用舍，未必尽出忠谋，协公论。臣愿陛下躬揽大权，凡庶府建白，阁臣拟旨，特留清览，时出独断，则臣下莫能测其机，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他又说：“人臣进言，岂能皆当，陛下一切置不览，非惟虚忠良献纳之诚，抑恐权奸蔽壅，势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纳；言及君德则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则更化善治。听言者既见之行事，而进言者益乐于效忠矣。”奋庸请穆宗总大权，大权旁落，必有所在；又说权奸蔽壅，“权奸”二字，必有所指。同时给事中曹大埜上疏劾高拱不忠十事，据说这是居正底主使。政治底斗争，从言官发动了。高拱底部下立刻应战，给事中涂梦桂劾刘奋庸动摇国是；给事中程文再劾奋庸、大埜“渐构奸谋，倾陷元辅，罪不可胜诛”。结果奋庸谪兴国知州，大埜谪乾州判官。高拱又得到小小的胜利。
在不断的政治战争中，端拱无为的穆宗皇帝，终于感觉厌倦，在隆庆六年五月中逝世了。是年穆宗年三十六岁。
第七章 大政变
世宗在位的时候，穆宗在裕王府，娶妃昌平李氏，后来谥为孝懿皇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李妃死了，八月裕王娶继妃通州陈氏，穆宗即位以后，封皇后，后来谥为孝安皇后。昌平李妃生子翊釴，五岁死了。翊釴之下，便是翊铃，母氏无考，不满一岁也死了，所以嘉靖四十二年裕王第三子翊钧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是独子，特别得到裕王底宠爱。
裕王爱女人，最得意的是漷县李氏，后来谥为孝定皇后。李氏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宫娥；当时称为都人。这是翊钧底母亲，隆庆元年，穆宗即位以后，封贵妃。李贵妃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人。她底父亲李伟，漷县人，因为乡间不安静，避到北京，后来索性把女儿送进裕王府，做一名宫娥，却想不到以后的富贵，都从这里来了。穆宗即位，礼部尚书高仪请立皇太子，大臣们都认定翊钧是一位聪明的皇子。事实是显然的，这一位五岁的孩子已经读书了，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下面，这是一个特例。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公请立翊钧为太子，三月间，实行册立。穆宗也委实喜欢。他记得一天自己正骑着马在宫中游玩，皇太子和他说：爸爸，你一个人骑着马，摔下来怎么办？
穆宗看见儿子底关心，真愉快，连忙下马，着实抚慰一下。这时期陈皇后因为多病，住在别宫里，每天早晨，李贵妃挈带太子，到皇后宫中请安，皇后听到小靴子在阶道上橐、橐、橐！便连忙起来。自己没有儿子，但是看见这样聪明的孩子，也实在高兴。皇后把经书取出来，一句一句地问他，太子对答如流，因此更加讨得皇后底欢心。皇后和贵妃中间，尽管有一些利害冲突，但是当陈皇后看到李贵妃底知礼，和皇太子底聪明，心地也平静下来。皇太子底稚弱的心理，正在逐渐意识到政治底作用。
隆庆六年四月，高拱推荐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是月穆宗命仪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一切都很正常。
最大的祸变来了，五月的一天，穆宗在坐朝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上不断地歪动，（见敬修《文忠公行实》。《明史》不载穆宗病状。）显然地这是中风，内监冯保在旁，赶上扶住，居正也抢前去扶。在大众诚惶诚恐的当中，穆宗入宫。随即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穆宗斜倚在御榻上，皇后、皇贵妃都在，皇太子立在御榻底左边。三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面。穆宗困乏了，由内监冯保宣诏：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真是一幅惨淡的景象。看见朋友托孤，尚且目不忍睹，何况他们是裕王府中的讲官，六年以来的内阁大臣！但是乾清宫不是他们痛哭的地方。高拱、张居正含了满眶的热泪，和正在呜咽的高仪，叩了头，回到内阁，这是五月己酉。次日庚戌，穆宗皇帝逝世。大臣们在内阁里痛哭。高拱嚎啕地嚷着：“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啊！”他益发感觉到责任底严重。
穆宗逝世以后，政治上跃起一个新兴的势力。这是冯保。冯保在世宗朝已经是司礼秉笔太监，穆宗登极，冯保屡次想升掌印太监，但是因为高拱反对，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和高拱，结下了不解之仇。明朝底政治，本来充满了弹性，因此司礼监底职权，没有确定的范围。名义上司礼掌印太监是“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事实上他们底职权，可以无限地扩大。掌理章奏是一个“上下其手”的机会。照阁票批硃，是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硃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参奏疏五《进世宗御笔疏》）后来皇帝不负责任，“批硃”的事落到司礼秉笔太监手里，于是大学士虽是皇帝底私人秘书，而秉笔太监成为皇帝底机要秘书。《明史·职官志》（卷七十二）称“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在明代政制里，这正是变态中之常态。武宗时候，司礼监刘瑾甚至把章奏带回私宅，和妹婿孙聪。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答。皇帝底机要秘书，可以随时邀集亲友，同参国政，更是变态中的大变。武宗正德二年到五年间，刘瑾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五年八月，刘瑾失败以后，武宗下诏自正德二年后，所更政令，一概如旧；其实只是对于这三年中刘瑾底地位，加以实际的认识。
从五月庚戌穆宗逝世，到六月初十甲于神宗即位，这十五天中，是冯保活跃的时期。冯保底策划，是驱逐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取他底位置：因为皇后、皇贵妃底同情，这一个策划实现了。（《明史》卷三〇五《冯保传》）但是实现的时期却不能确定。《冯保传》称为刚刚在穆宗逝世以后，（传称穆宗“甫崩”）胡涍传（《明史》卷—一五《陈吾德传》附）称为在神宗即位的第六天，中间有二十天的距离。其实神宗即位以前，执行诏旨的机构，尚未完成；至于神宗即位的第六天，这是大政变的一日，没有冯保事前底活跃，根本不会发生政变。所以我们不妨假定冯保升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之日，或其后，至迟必早于第六日。（参后）这个策划底完成，大致在神宗即位以前，只待神宗即位，履行发表底手续。
《明史·冯保传》称：“保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冯保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这也是一个骇人的记载。内监和大臣同受顾命，在明代本来不是一件没有的事。嘉宗天启中，御史王允成劾魏进忠疏：“内廷顾命之铛，犬食其余，不蒙帷盖之泽；外廷顾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见田里之收”，（《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传》）确实指出大臣、内监同受顾命的故事。但是高拱、居正、高仪同受顾命，并无他人在内，这是事实。穆宗逝世的时候，孟冲尚为掌印太监，亦无越过孟冲、托孤冯保的理由。所以冯保矫遗诏是有的，但是只是矫遗诏用为司礼掌印太监，并不是矫遗诏同受顾命。最切实的证据见居正文集：公昔以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世宗）常呼为“大写字”而不名。无何，即超拜司礼，关内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荫其弟、侄数辈。穆宗不豫，召辅臣至御榻前，受顾命。公宣遗诏，音旨悲怆。今上践祚，奉先帝遗命，以公掌司礼监事。（文集九《司礼监太监冯公豫作寿藏记》）
这一篇文章，作于万历二年，正在居正掌握政权，结好冯保的时候，假如冯保曾经矫诏同受顾命，记中何以不把他底地位提清；而且后段又称冯保掌司礼监，“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谘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更和同受顾命的身分，完全不合。所以根据居正底记载，可以证实冯保没有矫遗诏同受顾命，同时也可以证实冯保为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以后。《冯保传》又称：“穆宗得疾，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日：”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及《居正传》皆不载。）显然也是一件莫须有的故事。穆宗突然中风以后，随即召大臣入宫，面授顾命。（《文忠公行实》记扶持还宫以后，即言”坐稍定，先帝召太师榻前，执太师手，嘱托甚至“。）第二天随即逝世，其间更无犹豫的时期，可以给冯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的机会。而且以居正那样地精细，决无密草遗诏，更容高拱看见的道理；同样地，以高拱那样地强干，也不会在揭破居正勾结冯保的秘密以后，随即把自己推翻冯保的计划，更和居正商榷。（参《明史·高拱传》）处处都露出矛盾。本来这一次政变，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以后居正当权，不免引起一部分人底反感，冯保更加是众矢之的，于是以讹传讹，发明成为发见，传说成为事实。到了清初修史，没有整理史实的决心，所以在记载里，不但充满许多矛盾，而且描写高拱、居正，有时竟至忘去本来的面目。
从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甲子起到十六日庚午止，这七天之中，整个朝廷，沈没在滔天的波浪之中。在政治机构方面，是司礼监和内阁的对立，在人的方面，是冯保和高拱的对立。冯保底后盾，是皇后、皇贵妃，尤其是皇贵妃，神宗只有十岁，当然和母亲站在一面。高拱底后盾，是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高拱是政治界的老斗士了，他战胜了几位元老，当然看不上一个新进的掌印太监。他后面有的是舆论和群众；内阁的内部，他知道除了自己，只有高仪和张居正。高仪是自己引进的，入相仅仅两月，当然惟自己“马首是瞻”，至于居正，高拱认定这是十几年以来的同僚，而且和自己志同道合。“‘周、召夹辅’，居正不是曾经说过吗？”高拱想着。后方的布置，没有任何的缺隙，高拱正准备和冯保作一次生死的决战。
最使高拱痛恨的，便是中旨。中旨是皇上底手谕。在现代的立宪君主国，一切的诏令要经过内阁底副署。中国古代也是如此。有中书省等的时代，诏令要经过中书省等，明代改为内阁，诏令便要经过内阁。唐朝武后在位，政治算是混乱了，但是当时人还能提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的口号。（武后元宅元年，改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明代在内阁以外，有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底诏令，都有随时复奏封驳之权，因此皇帝随时颁布手谕的自由，更受到重重的约束。不过法制是法制，事实是事实，在不上轨道的政治状况中，手谕仍旧不免出来，成为史册所记的”斜封墨敕“和”中旨“。这正是负责任的大臣所最痛恨的事。
神宗一经即位，中旨随即颁到内阁，其中的一件，便是引用穆宗遗诏，授冯保为司礼掌印太监。高拱痛恨极了，对传旨的太监说：“中旨是谁底旨意？皇上底年龄小得很呢！一切都是你们做的，早迟要把你们赶走。”一番声色俱厉的言论，小内监都传达给冯保。这可使冯保怔住了。他到皇后、皇贵妃那里去撺掇。他指出穆宗逝世那一天，高拱在内阁里嚷着：“十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
“这是什么意思？”冯保把高拱底语句改造以后，又提出质问。皇后、皇贵妃都吟味着“这是什么意思？”她们感到悚惕，连十岁的皇帝，也突然变色。在这方面，冯保正在布置他底阵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