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的出笼加上它的社会动员，已变为党内派系斗争的社会浮现。如果说民众对
政府的抗议还有它道义上的正义可言，党争这种事，任何懵懂懂介入的外人，笃
定最后都是无谓的牺牲品，除非你铁了心入夥，盼着最后分一杯羹。
我明白，就算我爱国热情高万丈，就算我一心为公毫不他顾，就算我手里正
攥着一百条妙计，我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我的正在念大学三年级的女儿那一夜没
有回家，可能正作为纠察队员在广场上拉圈。我毕竟道行不逮，连定下神来在家
中看书都做不到，只好干我历来认为最没劲的事——陪客人游览。出门之前，我
给王小嘉在门上留了一个条子，命它回家后就再也不许出去，用不着去当党争的
牺牲品。
当然我后来还是被送进监狱了。但谁都知道，我入狱的真正原因是我的作品，
外加在中国大陆被认为有点不合时宜的正常活动。为此而被关押，是可以套用一
句共产党常用的豪言壮语的：入而无悔。
(九) 五月二十七日 知识界大游行
道行不高的另一个明证是，我虽然自以为从道理上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真正
事到临头，情绪有时候还占上风。这就是说，五月下旬，我还是经不住朋友连劝
带损，参加了两次游行。我按他说的到了指定地点，一个熟人都不见，但已有记
者从人群中把我认出，并且把麦克风递过来。即使在那时，我还是说了“不同意
这次游行”。但怎么解释不同意还风风火火地来，来了还跑前跑后为《科技日报》
张罗横幅，还给喊了两声“戴老师”同学签名，就签在他正穿着的背心上? 这是我
性格上的弱点，我也逃不脱“革命是民众的节日”这一箴言。有趣的是，警察对这
一点似乎也很明了。放我回家那天，为我正式列出经过半年调查的我的“错误”中，
连给钦本立钦老板发的私人电报都拉扯进去了，居然没有游行这条，虽然他们提
审的时候最心爱的问题之一是： “说，天安门广场去过几次? ”
戴晴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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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月四日 退党
我是 6 月 4 日那天上午，在接受日本和香港两家长途电话采访时，宣布退
党的。
那天早晨，撤出的学生西行经过六部口，坦克从后面追来，朝人群碾过
去……。共产党立党立国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党指挥枪”。“枪”有了如此之作为，
党何以为党? 党员何以为党员?
我的这一决定虽然是在情绪十分激动的情况下作出的，心怀此意实在由来以
久。这久当然久不到七十年代。1975 年我以一名技术员的身分给邓小平写信，
站在普通党员立场给他提建议时，党性和党员意识还滚烫滚烫的。在那个建议里，
第一希望党政机关让出北海中南海，把有水域的公园还给民众； 第二提议每名
党员干部自行行政降一至三级。我当时没用“罪己诏”之类的字眼儿，我只想到，
党这么干，多么得民心! 多么符合它创建的初衷!
不想当党员的意念是随着大陆一点一点的思想解禁，独立人的意识一点一点
的建立而萌生的。这时的不想当党员其实已属“君子不党”的范畴。那时共产党的
脸色不过刚刚柔和了点儿，各界即门派林立，你噬我咬，好个没劲。但退党这事
一直未付诸实施，主要因为没功夫罗唆——平白无故退党也是很麻烦的——一直
拖着。“六.四”这回真是撞上了，退得干脆利落，无一丝沾沾粘粘。
有人问，“不怕么?” 好象不该怕吧。这本是一名正式党员的权利，白纸黑字
写在党章上的。但所有在大陆上活过的，似乎没人不知： 白纸黑字一回事，真
正动手又是一回事。
“那么，不后悔么，心里一点牵挂、一点留恋都没有? ” 人非草木。正因为人
非草木，才不能忘记整风、清查、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反资产阶级自由
化，不能忘记大兴水利、大炼钢铁、大办公社、大毁森林、大上错误项目，不能
忘记几代中国人怎么失了灵性、失了尊严、失了创造力思索力、失了最基本的为
人的权利。
“家里边，怕是说不过去吧? ”
如果说，我的某些尚在人世，且依然愿意与我的母亲往来的父执辈，对于我
其他“不安份”的事，在替我悬心之余还能有一定谅解的话，退党已经超过了他们
能容忍的极限。我郑重其事地奉还的，不仅一个可能受到信任、可能受到重用、
可能知道普通百姓不知道的事、可能看普通作者不许看的材料的中共党员身分，
戴晴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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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还掉了“党的孩子”有形无形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对此，在以后的几年中，
特别在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把我们这批“六.四”期间主动退党的人，又周到
地再开除一次之后，感受就更真切了。算损失么? 也许表面上看算是，特别我是
铁心打算在大陆定居写作并度过余生。但在内心深处，除了觉得难于向我的在他
的盛年就已为党捐躯的父亲作出解释之外——他死得太早，将他的党在后来的日
子里的所作所为一一历数，工作量未免有点大——没什么不平衡。用北京话说，
叫做“这回心里踏实了”。
唯一不大习惯的是，头两年，提到老共，脱口而出的还是“本党”“本党”的，
现在不得不马上道歉： “哦，错了，错了。贵——党!”
初稿于 1990 年 3 月 秦城监狱
定稿于 1992 年 5 月 哈佛大学
戴晴《也谈春夏之交》，《华夏文摘增刊·人物与回忆特辑》第 12 期 1993 年 1
月 10 日出版
戴晴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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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出? 不许进?
戴晴
在大陆，被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的人，当局究竟是不
许他们出来还是不许他们进去呢?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但很难有谁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包括守着国
门的出入口的那批大兵和他们的头儿: 公安部边防局局长。这是由于，第一，什
么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没有个确切的定义，不但《刑法》和《刑事
诉讼法》中没有，查遍自从这个字眼儿被发明出来，到或精心或随意地往别人头
上瞎扣以来所有的红头文件，也没有哪一条是可以时时加以援引而不出毛病的。
第二，就算对这样的人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但究竟把他们关在国内好，还是赶
出去好，上头一直没个准主意，弄得具体执行的人想义正词严地说点什么，老有
几分滑稽。
这几年我走的地方不算少了。虽然没有如球星影星般被围观，但被路人指指
划划，甚至上来拉手问候、抚慰之上又加鼓励的情形是常有的。他们当中没有几
个人读过我的作品，更没几个人确切知道我的观念——我为此而受煎熬、受打击、
被孤立、被嘲笑，难于与人分享，只飘飘忽忽又沉沉地属于我个人的观念。我被
人知道，只为我是“民运人士”(这真是岂有此理! )； 而政府，一会儿不让我出，
一会儿不让我进——虽然没有一次有哪位指出过我的身份文件有哪怕一点问题。
我为此而名声大噪。幸抑或不幸?
(一)
我是在 1989 年 7 月被依法“收容审查”的。据《刑事诉讼法》，任何公民，
如果有人举报，公安部门即可据此收容拘留。但是，如果 24 小时还没有拿到切
确证据，应立即放人。无奈“六·四”这事实在太大了，举报人不但是我所居住的北
戴晴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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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的“父母官”，还是我所持国籍的国家的国务委员(即陈希同)，我的 24 小时变
成了 10 个月。
1990 年 5 月，我被宣布“解除收容”，无任何刑事处罚，发返原单位，这意
味着将由单位根据我的 “错误”，看是否给我 “行政处分”。
读者在下面就会看出，警察在这里真是狡猾得很: 89 年夏天，非让抓人①，
抓。但只依法“收容”。收容审查之后，没有查到法律规定内犯罪的证据，放。在
这期间，无论报上发了怎样的文章、扣上怎样吓人的政治帽子，全不关他们的事。
警方只依据举报在调查之后说有罪没罪，至于错不错，错到什么份上，对不起，
公安政法管不到这一段，你们写文章的自己收拾去吧。
那么，具体把我说成是“动乱`记者'”、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走卒”……的《光
明日报》，怎么确认我的“错误”并加以“处分”呢?
根据劳动人事部的规定，如果一名职工的“不轨”足以构成“行政处分”，在处
分执行期间，他只能领取他原工资的 70%； 如果收容期间的工资全部发还，意
味着无处分。具体就我而言，1990 年 2 月以来，虽然还在“监视居住”期间，我
已经一连四个月拿到了全额工资，但牢房中的六个月一分钱也没有拿到②。
我等着对我的宣布。
5 月 9 日，回家； 接着，回到了我的“单位”: 《光明日报》社。
不过 10 个月，恍如隔世。有人，比如一些借“L·S”之威往上钻营了一级半级
的原同事，难免有点尴尬，尴尬之中还夹着一丝遗憾: 她怎么回来了? 想当时当
局那劲头，原以为这人不闹个砍头，总该判个十年八年吧，没料想囫囵个儿回来
了，居然背也不见驼，腿也不见拐。但非“L·S”钻营辈们则欢欣鼓舞。他们告诉
我，不但不少人曾经争着当我“监视居住”期间的看守③，“自由”之后，我只要一
踏进报社大门，立刻被他们包围，嘘寒问暖不算，还大谈形势，大放厥词。
这实在太有碍无产阶级革命秩序了! 但再塞回 Q 城已不可能； 以小偷流氓
为工作对象的保卫部——10 个月来一直是他们管我——再管下去似乎也有点说
不过去； 怎么办呢?
我等着报社头儿的接见。
“六·四”之前，我是报社唯一一名以最低的职位，却只要高兴，随时和老总们、
部主任们开玩笑，与他们似正经又非正经地争辩的人——当然在我坐牢的时候，
戴晴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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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大部份已或被告发而遭裁撤，或不愿随俗行恶而他飞。依然留在位置上
的，除为了将来的远大目标而暂时隐忍的锲而不舍者外，就是那些乘风之辈了。
我等着他们之中的谁，顶好是那名以他的本事最小野心最大而终于在他眼见已经
完全“没戏”的时刻，终因天赐“L·S”而爬上了总编辑之位的张常海④，向我宣布我
的“错误”和处理意见，包括开除我的共产党党籍的决定⑤，然后依当时情绪，或
一言不发，看都不看他一眼； 或痛快淋漓地把他大骂一顿。无奈这些新贵就是
不肯出面，那堂皇的理由当然是为彰示我的卑微: 级别! 她一个普通记者，够得
上副部级或者局级的领导接见么? 但那实在的理由谁都明白: 这人地位虽低，理
却直，脾气也大得很，谁想自找没趣?
硬着头皮出场的是人事部长张晓秋，他所执行的第一号决定是将我的记者证
收回——这不需要《法》与政府部门的规定，单位领导自行决定即可。不少朋友
劝我抵抗一阵。因为，谁都知道，在中国，新闻记者是党的喉舌。攥着北京一家
全国性大报的记者证，很能到处唬一阵子。我不是不知道这局面，但厚着脸皮沾
光这类事，历来与我做人标准不合，更何况还是沾老“左”的光。好，交。
不做记者了，做什么呢? 报社其实有不少可以暂时把我“晾”起来的以摧折我
的精神的位置: 资料室啦，工具间啦。无奈我级别虽然不高，名声还是有一点。
不但作为作家有立得住脚的作品； 干记者，也有能力、肯下苦力、还从不争功，
这是顶恨我的人也无法予以否认的。不知“我的出狱”费了他们多大的精神，总之，
张部长最后向我宣布的是: 经领导研究之后决定，你依旧属于《光明日报》职工，
在家中“休息”，工资照发。
这固然很好，但警察甩给他们的那个球还没着落: 对我的“错误”如何处置呢?
我立刻追问: “收容期间呢? 我还有六个月的工资没有拿到。”
张部长怎么会不明白我的意思，他说: “你先领 70%吧，等领导再研究之后，
该补发的一定补齐。”
“可以。”我说。“请快点研究。”
“你是不是考虑换个工作? ”张部长接着问，显然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思: “文
学艺术方面的，你不是更擅长么? ”
“不，我就在《光明日报》，到了今天这个份儿上，只有这里的领导和同志
们对我最了解。”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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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没有休息，连一天也没有，因为台湾《汉声》杂志的总编辑吴美云正在北
京，我出狱的第二天就接到她的电话，问我愿不愿作为该杂志的“大陆主编”为他
们工作。我考虑了一周，同意了。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境遇如我者，如果继
续留在国内，只能干与现实政治无涉的事——发点小财，或者作作剪纸、泥塑等
民间文化调查。从此，除了偶尔不得不分分心的小烦恼，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干起
这件虽说不算很陌生，但也称不上轻车熟路的活儿。我干得很专心，爱好和道义
责任之外，还有一份感激和无时无处不撞击出的惊喜。感激上苍在我最彷徨不定
的时候——不知别人怎样，我在被苛待、被欺负，包括局面很险恶的时候，心绪
最镇定； 危机消失了，心情反惶惶起来——遣下这样一批优秀的人，以他们高
标杆判断之下无尽的信赖——人格上与能力上——洗去我因监禁而难免在精神
深层滋长的委顿与滞惰。惊喜的是，不理会沾着铜嗅的民族虚无，不堕入《河殇》
式的叱骂、叹息，我们努力发掘中华民族的活力所在，找寻她存活千载的生命基
因，而且找到了。更况且，“L·S”枪声犹在耳，但无论走到哪儿，那些没有官阶
的人(包括相当一部分有官阶的人)无不大睁着眼睛与我热诚握手，真让人心里踏
实。
我们编月刊，内容丰茂、印制精美。我们全国跑，时间在繁忙中过去，直到
1991 年春节。就在一个多风的傍晚，我接到我远在美国的未曾见过面的弟妹——
我的小弟弟的新媳妇黎新的信。她说，妈妈(她那时正随他们在美国住着)很挂念，
想见我一面。她说，在她的东问西问之下，终于为我找到了一个设在哈佛大学的、
以在职记者为对象的研究项目，并已为我领取了一份申请表，
“把表填好寄来。”她说。
黎新是北大学士、耶鲁博士。在她的观念里，没什么不可以申请，也没什么
申请不下来。我并不具备她这份自信，但还是搬着字典，好不容易凑齐了那份几
十页的文件: 哈佛当然是大诱惑，但主要还是为了母亲。妈妈已经有了年纪，我
还能陪她几年呢? 我当时并没有料到，这一动念，会生出如许风波； 我本为私
事而放洋，到头来，竟成了没处藏没处躲的公众人物。那缘由，说起来后世都难
于相信，竟是政府的“没谱儿”——一会儿不让出，一会儿不让进。
戴晴回忆录
—102—
(三)
哈佛的“记者研习项目”是 1991 年 9 月到 1992 年 5 月。我在那年年初递上
了申请。回音几个月之后就得到了——我被录取。
当时，任何一名中国公民，因公或非因公出国时，在中国方面都要过两道
“关”，以示具有出去的政治资格: ①办理护照时的“单位意见”； ②离境时的“政审
条”。
我当时还是《光明日报》职工，只有找报社当局解决这一条路。正式的报告
打上去，张部长出面传达编委会意见: “报社不同意。”
“可以请教一下理由么? ”
“没有列入报社计划。”
“什么计划? ”
“当然是采访、报导和工作计划。”
“既然决定我休息，报社的采访、报导和工作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此期间
外出研习，又不用报社的钱，于计划何干? ”
张部长只稍稍顿了一下，很快说: “报社不同意，因为没有列入计划。”
我知道，无论我再问什么，得到的答复都只能是这一句。
这期间，哈佛曾一再发信来替我说项，并直接致信张常海，解释这项计划的
历史和记者们国际交流的重要。老“左”张常海并不一概反对“帝国主义”，他的儿
子就在海外留学，自己也从不拒绝享用洋货。他的“左”只在为自己和自己的亲随
谋前程、捞实惠的时候派用场。这位新任主编于是立刻回信哈佛对此表示赞同，
顺势推荐了三名他最心爱的部属【附录】2。
哈佛哭笑不得。
奉面与我拉锯的仍是张晓秋，但我们二人都知道决策人并不是他； 那真正
的理由，也不是他奉命说的那些。率性吵了几次，也就丢开了: 我致信尼曼基金
会致歉。他们复信说已决定将我的录取延到第二年。
我又投进《汉声民间文化》的工作，见母亲，只有往后放了。
戴晴回忆录
—103—
(四)
冬天到了。
又是一个多风的清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突然打来电话。
1988 年前后，当小说家包女士作为大使夫人驻北京的时候，我曾被请去喝
茶看电影； “L·S”以后，洛德大使卸任，再加上方 LIZHI 的一进一出很没意思，
我虽然出了监狱，与这地方也没再有过联系，直到接到这个电话。
一秘在电话中问我: “还记得塞司吗? 我们刚刚在纽约见过。”
塞司是前《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我的好友的男友。我说“当然记得，我
很喜欢他。”
一秘问“能不能见一面谈谈塞司? ”
我说“好。”
他问“今天可以吗? ”
我那天已有活动，说“明天吧。”
他说“好，明天中午，王府饭店意大利餐厅。”
我说“好。”
王府饭店的意大利餐厅是当时北京最“宰人”的地方。我知道，一名素不相识
的人把我约在这儿，出钱的怕不是他本人； 所谈的，当然也不仅是远在地球那
一头的朋友了。
第二天，我按时赴约。刚坐下，旁边最靠近我们的一张桌子，就来了四、五
个人。从他们的年纪和到这种地方吃饭都衣着邋遢看，安全部门的外勤无疑。我
知道他们的装备不错，虽有一桌之隔，将这边的每句话都清晰地录下音来，是毫
不困难的。一等秘书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我们二人依然坐下，拿起刀叉，
以正常的音量和语调交谈，就象没有那回事。
关于塞司几分钟就说完了。一秘转入正题，说起数天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
克即将来访，有人建议在大使馆开个会，把我们这些新近从牢里放出来的“ `L·S'
戴晴回忆录
—104—
良心犯”邀去和他见面。我说这是一个很坏的主意，劝他们别采纳。如果他们非
要开而且还打算请我，我拒绝。
一秘问: “你不愿开会，但愿不愿意单独见见他们，比如贝克先生的助手史夫
特? ”我说“好的，这我愿意。”一秘说他回去安排，然后将具体时间地点通知我。
吃完饭我就回家了。三天过去，一秘没有来电话，这件事我差不多也已经忘
了。
一天下午，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 张部长和一名小车司机。我有点意外。
第一，出狱以来，从来都是我找报社，他们从来没主动找过我。第二，坐小车这
种事，历来属于领导干部、行政干部、也包括关键的政工干部的特权，不是我这
种采访记者享受得到的。我那天本该想到什么，无奈张部长开口说的话让我太兴
奋了一点，党历来教导的阶级斗争观念竟忘到了九霄云外。他说的是:
“你不是一直要求工作吗? 报社决定派你到外地采访。我现在是来接你，副
总编一会儿亲自和你谈。”
我想都没想就跟他们上了车，直驶大约 10 公里之外的报社，旋即见到一位
风头颇健的新任。“玄都关里桃千树”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笑话还没出口，就被
他直接带向主题:
“秦皇岛玻璃总厂知道吗? 很有名啦。报社决定派你去写个报导。”
“这当然好，但是工业方面我不是很熟悉。”
“没关系，没关系。有经验的老记者了，什么题材把握不了? 再说还有同志
跟你一起去。”我外出采访从来独来独往，只须地方记者接应一下。这回为什么
如此兴师动众? 这念头也只闪了一下，立刻热烈回应领导派遣，一心希望作好这
次采访工作:
“离开得太久了。有没有什么文件、背景材料等等，我想先预备一下。”
“不必了，不必了，到了那里都能看到。今天就出发吧，已经让他们买火车
票去了。如果没买到票，报社从北京派车送你去。”
我笑起来: “这么急啊? 那里是发水了还是着火了? ”
他也笑了: “你是个痛快人嘛，从来都是说走就走。怎么样，说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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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痛快人，但还是觉得有点蹊跷。我想到 1989 年 9 月那份查禁我的全
部作品的内部文件【附录】3，我的名字从大陆消失，已经两年多了。
“去是可以，报导谁写? ”
“大家一起商量嘛。”
“谁执笔? ”我问。我从来不给别人打下手，只要出马，就是主将，这他知道。
“你。你资格最老，由你执笔。”他说，已经有点不耐烦。
“怎么署名? ”
“老戴，你从来不是这种斤斤计较的人嘛! ”
“确实不是，但这次不能不。怎么署名? ”
“谁执笔谁署名，行了吧? 怎么样，今天出发? 先回去收拾一下，车子定了
就去接你。”
“好。”我说，心里还有几分得意，想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在
革命阵营里引起的慌乱。其实，就在这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一名女士在我们
谈话的当儿几度进出，煞有介事地近乎鬼祟，而且极不正常地一眼都不看我。这
本该引起我的疑惑，又因太兴奋而忽略了。
副总编用他的车把我送回家。王小嘉迎上来，颇为愤愤，因为她刚刚到北大
校园书店去买书，竟进不去门。“一路都是雷子。”邻居们也说，他们刚从三环路
方向回来的。我突然明白了: 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头号帝国主义的使者，美国
国务卿预定明天到北京。
这么说，什么恢复我的采访、让我撰稿署名，全是谎话； 车接车送、周到
体贴，目标只有一个: 把我骗出首都。
且不说我之同意会见美国人全为自己的祖国； 就算你们不相信，也不情愿
中国的普通百姓过问国事，明说好了，何必行骗? 我这人什么都好商量，但是
骗……正这么想着，有人敲门。我和王小嘉交换了一下目光: “来了。”我什么都
没说，踅进另一间屋子，暗示她去开门。我听见了门响，听见他们的寒喧，听见
来人问:
戴晴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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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妈妈呢? 不是让她在家等着吗? 车已经在外面了。” 我的女儿本是个严
肃的小姑娘，可这时，我听见她说的是:
“是吗?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她刚让美国大使馆接走。”随后是一片纷乱
的脚步声和关门声，王小嘉哈哈笑着进来:
“走了，回去汇报去了。脸都吓黄了，我还没说你上北大找学生去了呢。”我
们当时真觉得有点好玩，谁也没有想到后面还有那么多的事在等着。
晚上，王德嘉回来了。他主张我今晚顶好不要住在家里。我住出去了，第二
天早晨回家时，家里已经坐着数位《光明日报》不知是办公室还是保卫部的干部
(据后来王德嘉告诉我，这是“早班”； 昨天的“晚班”直到午夜才撤)； 而住宅小区
的四周，已有不下三部有人坐在里边的轿车。
这时，我已经没有了玩笑的心绪，只想着: 这么兴师动众，干什么嘛? 美国
人难道就这么见不得? 好象宪法里并没有这么规定嘛。
我没有回家，拐进与我同在一栋楼的婆家。我先从那里给我的朋友挂电话，
请他来把我“救”出去，他说“好”； 又给美国使馆的一秘打，想告诉他我已不能呆
在家中，以及与我联络的新电话，没有人接。我于是只好将电话打到我的另一个
朋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记者苏珊的办公室，希望由她转告此情。
苏珊不在，接电话的人不能说中文。
我不知人与人透过有限的语言相互理解的限度，总之，爱米丽·麦克法考，
当时恰好到本部办事的另一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巡回记者，居然从我那
几个断断续续蹦出的英文词，如“警察”、“麻烦”、“国务卿”等等中，把事情知道了
个大概。
下面有汽车的声音，我的朋友到了。我向奶奶借了一条头巾，装成狼外婆的
模样，本想跨出楼门即跨进车门，就像 89 年 7 月那次警察把我带走的时候那样，
无奈我的朋友没有警察那样好的停靠技术，就在我走过从门到车那不足 1 米的距
离时，被守候在一旁的《光明日报》官员一眼认出。他一边像董存瑞、黄继光那
样以自己的身体顶住车门，一边苦口劝我按报社指示到秦皇岛玻璃厂去采访。
我向来最尊重敬业的人，无奈这次对何为本报宗旨，和这名勇敢的同行的分
歧实在是大了一点。我和我丈夫差不多是强行将他那忠勇的半个身子从车里推
出，一边喊着“朋友，各守本份吧”，一边驱车飞驶出芙蓉里。
戴晴回忆录
—107—
从后视镜里看见，那三部车鱼贯跟上。
警察终于出场了。
(五)
“到哪儿? ”我的朋友问，我们正沿着西三环路朝北驶。前边就是香格里拉饭
店，不但詹姆斯·贝克一行将在那里下榻，它的大厅，是北京最国际化的地方，
这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到了那里，并且坐下来喝茶，周围那么多人，还大多是洋
人，警察恐怕不会呼地上来把我铐走。但这么一来，以这种挟洋人以自重的姿态
出现，会使我从此失去和政府交涉的可能——我总觉得这里边有什么误解，我愿
意先在自己人中间解释清楚。
“到你的办公室吧，我想打几个电话。”
我们直驶民族饭店。我的朋友没有像平常那样在车场停车，而是直接停在大
堂门口。我冲出车门，紧咬在后边的警察也冲出车门。我跑进大厅，钻进电梯，
紧跟在后边的警察也在电梯门就要关上的那一刹那挤了进来。
“随他去吧。”我想，很知道自己在这类游戏里段位不够，直接按下了我的朋
友的办公室确实所在的那层楼。他按了上一层。
在办公室里，我直接拨电话到公安部，打给 89 年“我的专案组”的头儿。
“你现在在哪儿? ”对方问。我不但报了饭店名还报了房间号。他们让我呆在
那里别动。我又把电话拨到国务院，找到我出狱之后直接向政府吁请留在国内工
作的那名联络员。他似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正像往常一样发议论，责备我不该
如此顶撞领导之类，我还没开始解释，四、五名大汉闯了进来。
当时房间里有好几个人，他们堵住门，挨个儿盯着看。虽然全部着便衣，但
那阵势，职业警察无疑。一人开口道:
“这里有个叫戴晴的吧。” 我还没有回答，他们已作出判断，一个箭步冲过
来，按断我正在讲着的电话。
“我人在这儿，是我告诉你们的； 现在正通话的，也是你们中南海。有什么
不好商量，非要如此动粗? ”这几句话还没有说完，已经被他们一人一边架着胳
膊，向门口拖去。
戴晴回忆录
—108—
我的朋友本是生意人，此时也忍不住开口道: “你们是什么人? 凭什么在我房
里这么对我的朋友? ”
警察哪管这一套，硬架着往外拖。我明知抗不过他们，但也不甘心就这么被
带走，正挣扎间，一名站在一旁没有动手的中年人开言道: “正是老徐告诉我们你
在这里的(老徐就是 89 年“我的专案组”的头儿)，现在就是请你去见他。”
“有这么请的吗? 就是出示了逮捕证也不至于这样嘛。”
“好，好，让她自己走。”那中年人说。
大汉不再用力架，但还紧钳住我不放。我使劲甩胳膊，喊“还不放? 还不放? ”
“放开，放开。”那中年人也说。
“您瞧，我们这不是怕您摔着吗? ”走在我旁边的大汉嘻皮笑脸地说。说话间，
他们已经把我从我的朋友的办公室押出，沿着走廊，拖到民族饭店端头的那条服
务人员使用的楼梯，下到底层，出了旁门，在楼边一条估计供厨房使用的巷子，
正停着两部轿车。
我被押进其中一部，夹在两名大汉中间。我等着他们把我押向公安部，这样，
我在见到老徐的时候就可以说: “两年多了，你们怎么反倒比 89 年还不如了?” 但
车就是不动，坐在司机和监守位置上的大汉也一言不发。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那
中年人回来了:
“到峒谷⑥去，你在那儿休息几天。”
“不行，那是台湾《汉声》杂志的工作室，你们这么把我押去，人家以后还
工作不工作了? ”
“没有关系，情况我们都了解，以后你们照样用。”
“那也不行，天气太冷。”
“把火生起来不就行了。”
“煤和柴我都没有准备。”
“我们有的是棒小伙子，这点事还不容易。”
戴晴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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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时想不出拒绝的理由，“非去不可，也不能从这儿去，我没有带那
里的钥匙，必须回家去取。”
“那不行，不能回家。”他说着，转身走了。我当时不懂这是为什么，后来才
明白，可能那时已有记者等在我家里了。
又过了大约半个钟头，也没见什么新人露面，两部车突然起动了。我正想着，
他们会把我拉到哪儿去呢，车一路南行，已经到了《光明日报》门口。我心里不
禁好笑，警察把人秘密解押到报社门口，恐怕只有小说才编得出来。然而，实际
情况是，他们并没有把我押进去，只把车停在门边，大汉和我都不离座。
警察的车都有暗色玻璃，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部车。我朝窗外望去，门口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