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人出出进进，甚至有我非常熟识的人，但我知道，如果我在此时有一点动作，
两旁的大汉就会上来掐住我的脖子。我们等着。我知道，里面准是正在进行磋商:
当局怪《光明日报》未能顺利将我骗出北京，弄得只好出动警察暂时把我控制住；
但警察此时肯定不肯将我逮捕，收容审查也不肯，只想尽快交还《光明日报》，
顶好就塞在这幢大楼里了事，但《光明日报》又不肯。他们的讨价还价是如此艰
难，12 点了，还没有明确动作。我开始向大汉进言:
“你们身手不凡呀! 以你们这样训练有素的小伙子，擒拿我这样一个年近半
百的女性，而且六七个对一，也算不上什么本事。现在全国走私贩毒杀人越货的
那么多，你们大显身手的地方有的是，何必在这里浪费警力? 瞧，都到中午了，
你们饭也吃不上，真够辛苦。你们为国，我见美国人，也是为国。得不到理解，
不希望我见，好好跟我说，我不见就是了，何必如此? 你们扣了我将近 4 个钟
头了，我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本可以告你们侵犯人身自由。如果大家把话说清
楚，现在放我回家，客人我可以不见，这四个钟头也可以不计较。但是，如果你
们非这么押着我，下边可就要闹笑话了。这责任该谁负，你们想清楚。向头儿汇
报去吧。”
大汉们仍一言不发，不过在此期间，他们也换了人，我身边坐上了一个女民
警，一个看上去挺娴雅的年轻姑娘。我于是告诉她我需要方便。她把这意思以眼
色告诉大汉，大汉说:
“克服克服吧! ”
“这是生理问题，没法克服，思想觉悟再高也不行。”我板着脸说。那大汉出
去转了一圈，回来说:
“真的找不到地方……”
戴晴回忆录
—110—
我说: “我还不知道这一带街上没有? 《光明日报》就在眼前，每层楼都有盥
洗室……”
“那可不行，这责任我们可负不起。”
终于，在大约两、三点钟的时候，汽车开动了: 三部警察的车，两部《光明
日报》的。车子驶过天安门广场，驶过建国门，直驶上那条宽宽的、几乎空荡荡
没什么车的东郊大路。
警察以这种方式捉我，虽然可恶，但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板有眼的。
到偏僻处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乘的那部车开向一间街边公厕。他们把车停得如
此漂亮，使后车门简直就贴在了公厕门上。北京的街边公厕是没有隔间的，那年
轻的姑娘陪我进去，并不凶恶，还有几分尴尬。接着，我回到车内，先头的那个
中年人再度出场:
“请你到《光明日报》北戴河招待所休息两天。”
“现在是什么季节? 我不需要到海边休息，我要回家。”
“别这么犟，这是已经决定了的。”
“谁的决定?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有什么权力扣压我这么多个小时? ”
“你要是不合作，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怎么样? 你不是说老徐要见我吗? 他在哪儿? ” 那人连磕吧都没有
打一下，就说:
“老徐就在你们《光明日报》招待所等着你呢，你快去见他吧。”
我不敢相信，坐着不动。那中年人口气强硬起来:
“你这种态度，是让我们不得不动手了。”我当然可以反问他“还要怎么动手”，
自己已经觉得没意思。在那僻静的郊区公路上，面对五部车和正执行“党”所交给
的任务的十多个人，我还能作什么呢?
“您就去吧，就照他们说的去吧。”我身边的姑娘轻声说，不像是命令，倒像
是恳求，而且用的是“您”。
戴晴回忆录
—111—
我突然感到很难过，不仅仅为自己，更为一代又一代浪费生命和精力的中国
人。我叹了一口气:
“好吧。不过我要给我丈夫打个电话。”
“可以，可以，到了就打，你们招待所就有电话。”那中年人爽快地说。
我被押出警车，换到《光明日报》的车里，里边已经坐着两男一女，男的是
保卫部的； 女的就是那天在副总编办公室诡秘出入的忠诚小卒，显然是我这期
间的“陪同”了。保卫部长走过来，要我的手包。有幸坐了回牢，保卫部长成了熟
人了:
“老周，你这可是违法的呀。”我把包递给他，补了一句。老周是个厚道人，
只嗫嚅着:
“帮你保存，帮你保存。”又对那几个人说: “好好照顾，注意安全。”
我们的车朝东驶去。我看见路边的水果摊，提出要下去买，他们不让。我提出
由他们帮我买，大家一起吃，他们同意了。由此我判断我这回的定性是: 暂时与社
会绝对隔离的人民内部矛盾。
到达我熟悉的那座海滨小院时，天已经全黑了。
招待所王所长站在通道口，笑容可掬: “欢迎你们来北戴河疗养! ”
“谢谢。”我板着脸说，“我是被押来的。”
(六)
那时已是 11 月底，北戴河海滨区一片漆黑。《光明日报》这座有上百个床
位的招待所，已季节性关闭，只选了一间朝阳的客房，生起一个火炉，权充作院
长办公室兼值班室。
所长把这唯一一间暖和的屋子让给我，别人都蜷缩到别的冷屋子里。要是平
时，我是会推让的； 但在此刻，为显得不是一名低人一等的囚犯，便当仁不让
地接受了。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桌子上的那部电话机。
戴晴回忆录
—112—
老徐并不在这里，这我在路上就已经料到了。但电话就在眼前，我转向他们，
声明立刻要用。老王先说“坏了”，又说“不能打长途”，最后见骗不了我，才说
出“已奉命绝不许你使用它”。说了就好，但它就在我的禁闭室里，不但男人们不
可能一秒不离地在这间屋子里守着，这电话他们自己也要用，包括请示、报告、接受
指示。这景况真够所长为难的。好在他们并不把类似中宣部指示的“对长期坚持
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要坚决揭露斗争，绝不心慈手软”⑦当真； 我也充
分体谅他们奉命行事的无奈，尽量合作，答应“得到同意之后再打”，他们也就完
全相信我所作的许诺。有时候北京的电话来了，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往往先
接了，说声“我是戴晴”，把对方吓一跳之后，再叫他们来接。还有的时候，王所
长当着我的面汇报我的情况，我还不停地帮他纠正细节错误。他每餐饭都陪我一
道用，声称“提出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只要不打电话、不走出他的院子。
第一天，他给我抱来一大叠烂杂志和烂录影带，凶杀、打斗，乌烟瘴气。这
是我看的东西吗? 我向他要书，顶好是英文书，这样才看得慢。他先给我拿来一
本介绍北戴河的旅游手册，这只够将我稳住半小时。他只好到处打电话求助，一
个接一个，最后脸上终于漾起笑容，旋即跑了出去。半小时之后，一阵风似的跑
了回来，手了抱了一本真正的硬皮大书: 英文原版《世界的鸟类》——足够我钻
研几个月。
第二天，我提出要换内衣裤，坚决表示“不能克服”，并指出北戴河镇上就有
百货公司，押我来的那天已经看见了，他们可以押着我到那里去买。院长和保卫
官员对看了一眼，又出去商量了一会儿，回来委婉地告诉我“不可以出去”，非要
买，只能由他们代办。我提出代办我就不付钱。他们权衡了一下，也同意了。我
于是第一次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用公款给自己买名牌货。
第三天，按照日程，詹姆斯·贝克该离开北京了，我从他们的通话里也知道
了明天就让我回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所长与我聊起了家常，把我归作他们“老
王家”的人，我们甚至筹划将来怎么到他的老家作民俗采访。但第四天，不知为
什么，又说“可能还要在这里多留几天”。我质问缘由，没有。我再次提出和王德
嘉通电话，不行。那是 199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我说:
“现在是 10 点，你们拘禁我已经整整三天。我坚决要求你们履行三天前的允
诺，让我与我的家人通话。如果 8 小时之内得不到答复，我将开始绝食。”
这天气氛有点紧张，所长和保卫已不再使用我的“禁闭室”里的电话，而是开
车跑到镇上去打。
依旧没有答复。
戴晴回忆录
—113—
时间一点点过去，最后一抹晚霞，就要从窗边退去，我平生第一次使用的绝
食，就要开始了。我不知道后面的几天会怎么过，盘算着他们把鼻饲管从北京调
来需要的时间。
突然，门开了，院长端着一个托盘进来。我望了一眼手腕: 五点半，并不是
我们平日的晚餐时间。
“开饭了，开饭了! ”他说，脸上堆着笑。我楞住了:
“你这是……你们……”
“吃点，吃点。你看，8 小时还没到嘛! ”他说，开始一一摆到桌上。这回，
不是平日我们两人一起吃的那类便饭，是一桌远为丰盛的大餐，而且全是我平常聊
天中无意露出来的我最喜欢的菜肴。
“我不是有意对你们……”我说，
“知道，知道，我们不也是奉命行事嘛。”
我拿起筷子，望着一碟碟整齐清爽的小菜，夹起又放下。
“瞧你，瞧你，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离家这么远，身体保住比什么都要
紧。”老王说，语气中没有埋怨，只有关切。我本想说句打趣的话，眼泪噼啪落
个不住，哽噎着吃不进去——不为我自己，只为这些善良的人，为他们在不得不
执行荒谬的决定时，所表现出的同情心。
第二天早晨，又是一桌足够 6 个人用的早饭，我没有碰。11 点，保卫官员
高兴地跑进来:
“好了好了，给家里打电话吧。其实你根本不必打了，下午就坐火车回北京。”
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我们几个人一起吃了个大午餐，还喝了啤酒。
到北京已是晚上九点。报社的另外两名保卫官员在车站接我，一见面就把手
包还给了我。
“仔细搜查过啦? 没发现交给帝国主义的导弹发射基地分布图? ”我问。
“瞧您真会拿我们开心。”他们笑着说。
戴晴回忆录
—114—
“北京这两天怎么样? 我们家呢，还有人看着吗? ”
“这不就到了吗，你自己回去看看就知道了。”确实一下子就到了。跨出车门
前，我像平常一样，请他们进去喝杯茶。
“不了，不了，还有事。下次吧。”他们说，嗖地钻进车门，刷地一下就开跑
了。
我跑上楼，高兴地用少先队鼓点敲门。王德嘉把门打开，家里的灯，从走廊
到卧室，全部大开。我一下子明白了刚才那两位为什么溜得那么快——在我家不
足 20 平方米的厅里，站着、坐着、躺着起码 15 名各报记者。我还没弄明白怎
么回事，他们已经把话筒捅到我面前:
“戴女士，什么人把你带走的?”
“他们为什么要带你走?”
“你到底要和詹姆斯·贝克先生说什么? ”
(七)
“带我走的是便衣警察。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和詹姆斯·贝克
先生说的是，请给中国人时间，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接着我又讲了一个风和太
阳比本事，看谁能把一个旅人的外衣脱下来的寓言，意思不外“用风那种猛吹的
办法对待中国的改革，只有势得其反； 还是太阳融融地晒比较好。”我想我的这
番讲话一定令在场的同行很失望。因为，后来我知道，没有他们在刚刚过去的三
天里紧盯住詹姆斯·贝克问我的下落⑧，中国当局可能不会这么快就放我回家。
他们救出了我，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道义而外，或许本期望采访到一个声泪俱下的
控诉，没想到这名受迫害者还要为加害于她的强权说项。我自己就是当记者的，
这局面怎么会不明白? 但第一，我和我的前辈文人，为保持言论独立所遭受的磨
难实在太多了一点。这五天的拘禁，对一名外部世界的公民而言，不啻基本权利
的大伤害，就算从索赔的角度，也可以与滥用职权的部门大闹一场。但对共产党
治下的中国人，没杀没打，好吃好喝地供着，到时候也放回来了，心中已觉大不
一般。第二，北京警察对我，虽然没有像他们的洛杉机同行对金、或如戒严部队
“L·S”之后对北京市民那样拳脚交加，心理伤害不可能没有。但我深知他们改到
今天这个份儿上已属不易； 而且，他们的整体变化，只取决改革的大局。所以，
我选择把个人的委屈暂时放一放⑨，先从大处说。当然也有人将其溢美为“棋高
戴晴回忆录
—115—
一着”: 此时越是不怒不怨，宽柔大度，才越显得对方蛮横无理。其实我没有那
么老到，我只凭直觉这么做。
记者们当时也告诉了我一条与我的这次落难有些关联的新闻: 中美人权谈
判，达成了一个结果: 任何中国公民，只要没有刑事案在身，都有通过正常手续
出国的权利。具体到我，《光明日报》的“单位不同意你去”，就立不住了。
果然，可能就在第二、三天，报社就把我叫去。这回出面的已降为张部长的
部下:
“你不是要到哈佛去吗? 可以办手续了。”
“怎么又可以了? 调整计划，把我列入了? ”
“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正要问你们，把我关在北戴河怎么回事? ”
“这别问我们……”
“问谁? 你们找我来不是代表报社当局吗? ”
“我们就管具体交办的事，你有什么问题找头儿去。”
“头儿在哪? 让他自己跟我谈。”
“你自己找去，我们不管。”
我于是走到报社领导人办公室所在的那层楼，似乎是，他们都约齐了那天不
是这个有会就是那个有外事活动。我不信，站在走廊里喊:
“张常海，出来! ×××(10)，出来! 你们犯法了，知不知道? 你们凭什么关我?
拿出依据来! 拿出证据来! 你们以为捻死一个人还像以前那么容易吗? 你们以
为当个芝麻大的官就可以为非作歹吗? ……”
我注意到，通向走廊的几个门都悄悄地开了一个小缝，但没有一个人出来。
除了我的骂声，也没有一个人搭话。我尽情地大嚷了一通，好像连坐牢时候瘀下
的气，都嚷出来了。
接下来是张部长出马，催我办手续。那时已是 12 月，哈佛的项目已经过了
一半，而且对方已经同意将我的资格延到下一年。我答说“这次去不成了，以后
戴晴回忆录
—116—
再说吧。”他不放弃，好言好语地劝，显然是奉上头之命，尽快了结我这段公案。
我这人一怕说软话，二怕磨，加上我周围的人都劝我:“有什么是非黑白好争? 赶
快离开比什么都强。”我同意了。
待到正式办的时候，我才明白报社方这次为何如此主动。原来根据他们的“土
政策”，每一个不是由官方正式派出的人，要想出国，哪怕就出去考查两个礼拜，
都须自己签字画押辞去公职。
1980 年代以来，辞去公职的人并不在少数。大多数人下海从商，也有少数
优秀者从事实业。我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这个本事，我只能当记者，也只想当
记者。在共产党不开放出版自由的今天，我唯一的选择是留在我本来挣扎着能活、
弄好了也能出点东西、更不要说还曾为我挣来声誉的原来的位置。更况且，我为
“公家”工作到那时已历 30 年。在这 30 年间，大陆的薪给原则是，医疗住房退休
国家包干，个人月入仅够糊口而已。辞去公职，意味着与国家脱离干系。而在过
去的月入根本没有可能有所积蓄的情况下，一下子失掉了公家本应供给的一切，
其实意味着认可了 30 年的隐形剥削。
但事已至此。
我把报告交给他，其中书明，“鉴于本报的土政策，我不得不为正常的暂时
的业务进修活动辞职，但仅辞这九个月，活动一结束，我就返回。”
张部长说: “你瞧你，何苦写这么多呢?”
我说: “对你们好象不得不如此吧。”我当时以为，他们的批示，必在这张报
告上进行。批准辞职，同时也意味着批准 9 个月之后的回归原位。他们批了。然
后，一切程序加速进行，包括被几乎所有办理过私人护照的人称作“阎王殿”的北
京市公安局护照处。用他们的话说: “办照，没有不脱几层皮的”。而这回，我错
在他们的休息日赶去的时候，还被迎进内室，得享好言嘉勉(见《我的同胞的临
别赠言》)。
接着，美国大使馆政务一秘再度与我联络，通知我将在他们的协助下获得
签证:
“这是我们介入的第二个案子。第一个是……”说到这里，他笑起来，笑得
几分顽皮，似与他沉重的使命不大相称。
“第一个是? ”我追问。
戴晴回忆录
—117—
“Princeton's wives.(11)”他说。我本来最喜欢凑趣大笑，这回虽然也笑了，
但只是搭讪地笑了一下：美国刚刚播过一个电视剧《Hollywood's Husbands》，
中国流亡精英之妻以这样的形象被打趣，哪怕很轻很轻，哪怕一点不怀恶意，也
不是很好玩。
接着是在美国的准英雄式的接待。
我的心情很复杂，也很难过。我感激美国人的善意，更欣赏他们直率、热诚、
见义勇为的性格。但这些，实际上不可能不与两大国的政治斗法缠在一起。我本
视心灵自由高于一切，但落到这个份上，不但成了其间一个小小的筹码； 处在
对立面的，又是生我、养我，我也立志为它奉献才力的祖国。
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的亲人们——都以为我出来得这么辛苦，定会千方
百计在这块慷慨、富饶的土地上留下，在没有政治威胁的环境里，拼打自己的前
程。甚至已经有两位好心的律师提出免费为我办理一应手续。
我没有。我不能。我不是不羡慕那里的水、空气、树木，那里的电话与公路，
汽车和房子，还有书籍和报纸。我以我余下的生命，在中国就算一天工作 16 小
时，也得不到我只需开口请求“政治避难”，就能获得的一切。
美国变成这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担起人道与正义也不是什么说着玩儿的
事，背后有着千百万与你完全不相干的人的辛勤劳作。你为这块土地做了什么，
使你在享用的时候不觉心虚? 慷慨大度不是老实可欺，接受善意不是占了便宜就
完了，它意味此后的责任。
我揣度自己的处境，觉得还没有到不“避”一下，就会面临危难的地步。也不
能为了想过舒服日子而亵渎世间已经越来越难得的不求回报的善意。更况且，我
拿的是 J-1 签证，尼曼研习计划的宗旨是习毕回原机构服务，我必须言而有信。
1992 年 5 月，哈佛大学放长达两个月的暑假，我决定转道欧洲回家(12)。
(八)
在布拉格，接到家里电话，警察通知他们，要他们告诉我，“5 月底别回来”，
同时掷下的还有：
“等明年学完了再说，那时候也好见面。”
戴晴回忆录
—118—
我踌躇良久。我不认为作出这一安排的人是出于对我个人的恶意，但我实在
想不出不许我回北京的道理所在——包括对国家甚至对执政的共产党的好处，以
及这一决定得以实施的法律依据。当然，若按“中国特色”，将它理解为谁都不明
白、甚至不同意、但谁都不敢忤逆的“上边的意思”，倒也顺理成章，只是这个时
代早该过去了。但怎么过去，怎么让这个一个人颐指气使，大家都遭难的时代结
束，一纸命令就完事当然好，但如果没有这么简捷痛快，顶好大家都在自己的位
置上努力，让“上边”明白，他不是完人，更不是神，他的意志未必就是真理，让
他通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学会听不同意见，学会随时克制并修正自己。这道
理实在太简单了，我越想越真，真到觉得祖国的同志们要是傻到不这么想，简直
岂有此理了。
我把“按原计划”的决定告诉家里，登上由法兰克福经曼谷香港赴北京的飞
机。
按预订旅程，我应在香港机场停留大约三小时，然后搭乘中国民航飞北京。
从泰国飞过来，我径直走向中国民航柜台，办登机手续。台上的人看了一眼我的
护照和机票，即踅进里边。数分钟后，一名很体面地高级职员走了出来，胸前佩
有怡和洋行的标志:
“你不能登机。”
“能请教为什么吗? ”
“我们得到通知不允许你登机。”
“哪里的通知? ”
“中国民航，我们是它的香港代理。”
“那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呢? ”
“乘原日航回去。”
“回到哪儿? ”
“曼谷。”
“我没有泰国签证。”
“再回到法兰克福。”
戴晴回忆录
—119—
“德国的签证已经过期。”
“回纽约。”
“美国签证也已经过期了。”
“不会吧，你不是还要在美国耽半年吗? ”
“那要等我回北京再签证之后。”(13)
“再签证的文件你带在身上了吗?”
这人真是门儿清得很。我本来可以说没有带，但当时不知怎么竟忘记世上还
有可以撒撒谎这种事，就把邀请信等等老老实实交给他了。待他拿着我所有的文
件证件，说着“我们设法和美国领馆联络一下”，并且走掉之后，我才后悔起来。
我赶紧扑向电话亭，也挂向美国领馆。那天是周末，没有人听，但录音机在工作。
我对它说了我的情况，请求“不要在这里给我签证。麻烦是中国政府造成的，让
它自己解决，这对它有好处。”我挂上电话，心想，那边的办事员恐怕得多听两
遍才能弄明白。因为这种请求，对美国各处的领馆说来，恐怕不是很多。
我不知道香港当局那时正如何紧张地运作，我这里倒是清闲得很。想起一栏
之隔的香港朋友，本应打些电话报不平安，无奈私人电话本打在托运行李里了，
只好通过问讯台给传媒界朋友打。他们当然充满义愤，有的买了根本不打算飞的
机票进来看我； 周到的陆大哥还给我送来在机场的长凳上过夜的被子。
不知怎么，事情出现了转机。在我并没有申请的情况下，香港当局破例给了
我 7 天滞留，容我在这里向我的祖国交涉。我对香港的政治运作不熟悉，不知各
派势力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但对朋友们的帮助确是十分感激的。有点感到为
难的是，这感激不可能也不应一时间化作某种理念的变更，于是，就某些方面而
言，我辜负了一些推动民主运动的朋友的期望。我为此挨骂，不打算解释，心里
也没有太委屈。但我只能如此，否则也就不是我了。
那些日子，我和龚小夏(14)挤住在薛晓光家，天天给中国大使馆——也就是
“新华社”——挂电话。我们一会儿说国语、一会儿说广东话、一会儿说英文，但
总机绝不受骗，没有一次给我接到哪个头头脑脑的分机上。时间一天天过去，就
在我快要坚持不住，已经开始盘算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徐驷民先生(15)那边有
了消息。我的所在国的总理李鹏对老先生的询问做出了回答: “民航出了些技术错
误，一俟有位子，她就可以回来了。”
戴晴回忆录
—120—
此前希图蒙混过关，我已经又忍痛买了一张民航的票，原来的那张已不抱希
望。没想到作为统一处置的一环，该航驻香港头头亲自到机场，亲切地将因“自
己出了错儿”而使我蒙受的损失陪给我，真让我喜出望外，也对基层中共党员为
领导承担过失的忍辱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接下去的就是北京机场的那场大混乱。正像我 6 个月前出来的时候一样，我
的箱子又一一被打开。也像上次一样，那奉命而行的搜查并不认真。穿着海关制
服的安全官员显然并不认为我会蠢到自己挟带违禁物——就算我想带的话。
候机厅里拥着大批记者，我的手指尖刚碰到王德嘉的胳膊，就有四个人挤过
来把我们环住，挡住其他人，直朝外边拥。记者被挡在外边，想拍张照片或问个
问题几乎已无可能。其实，此次的历险，我该说的话在香港早说光了。我只是非
常同情我的同行，不忍见他们等了那么久空手而返。我对那几个拥着我们夫妻往
外走的人说:
“停停，停停，你们什么人? 我到自己国家了还没有站一会儿的自由吗? ”
他们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是保护您哪! ”
我说: “我用不着保护，你们是什么人? ”
他们说: “机场的，我们是机场的工作人员。”
王德嘉说: “对了，你们制服上身是换了，看看裤子，怎么多了一条红线? (警
察制服裤外侧有红线)。”
他们把我们塞进王德嘉借来的一部车，催着开走。当然，在后边紧咬着我们
的，还有两部。我们驶进市中心，直驶北京饭店，因为与我同机到达也遭搜查后
来却被冲散了的薛晓光将在这里下榻。我看见有便衣紧张地从后边那两部车里跳
出来，指手划脚一阵，又“隐蔽”到不知哪里去了。其中有一位年纪已经不轻了，
不停地摘下草帽挥汗。我心里突然涌上一阵怜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要到
这里等薛晓光，不过为从她的箱子里取出我送给女儿的大司奴比，不知会作何感
想。
到了家之后，户籍警已等在那里了。想想刚才那一阵大热闹，只觉得哭笑不
得。作为纳税人，我是很珍惜我国的警力的。鉴于我实在没什么需要瞒着公安和
安全部门的，而又无法让他们对此确信而放松，只好自己搭上功夫，在以后的十
戴晴回忆录
—121—
多次出出进进中，不厌其烦地与他们主动配合，详细告知归期、离期和航班(见[附
5])，并且一再提出，若须翻箱子，干脆在我打行李的时候在旁边看着； 如果真
有兴趣跟我，提前说一声，我也不再费钱租车了，干脆坐警察的车，大家省事。
(九)
自 1991 年我第一次申请出国，至今已两年多。这两年多来，我出入国门已
达十三次。虽说都在党的统一领导和号令之下，各处的情况，差异颇大。一般说
来，上海最放松，出来进去好几次，从没有理过我。广东比较紧张: 93 年初进深
圳(第四次)，在我一再声称有东西要申报的情况下，就是不让我走红色通道，
“这边，这边，”一位身着海关制服的人指着绿色通道口对我说。
“可是我有照相机、录音机，还有笔记本电脑……”
“这边，这边，走这边。”他说。
“我箱子里有海洛英，一公斤哪! ”
“别开玩笑了，走这边。”——在入关者作了如此声称之后，还非让走绿色通
道，恐怕也是全世界没有的。
同为广东的白云机场就不同了。1994 夏天年我从他们那里出境，这已是第
11 次，边防的大兵凶悍依旧，从下飞机就被扣在他们的台子前，直扣到广州的
客人都已经登机，全飞机就等我一个，才放我出境。我听见他们口中嘟囔的是:
“名单也不早打过来。”
即使国内旅行，比如我 1993 年从海口飞北京的时候，也曾被扣下来。但海
口港官员业务素养，比起白云港来，要高多了。见到我的名字，他们当然也不敢
轻易放行，也须打电话、查电脑。但他们把你请进休息室，开一瓶矿泉水，找一
个最善辞令的和你聊天，那边的工作也做完了。
初到北京的人，往往弄不明白，不少汽车后边贴张纸，上边歪歪扭扭写上两
个大字: “磨合”，是什么意思(16)。
戴晴回忆录
—122—
出狱以后，由于失去了几乎所有社会身份，只剩下“公民”一项，所以两年半
来，可与之“磨合”的，只有警察了。与警察“磨合”，应该说一点都不好玩。但不
得不“磨合”的结果，使我终于大致如我本该享有的那样: 只要证件齐备，得以出
入国门。
到了 1994 年 5 月底，就在那吓人的、被政民(政府与民运)两造都煽得神乎
其神的“l·s”五周年前夕，正碰上我在纽约的研究结束。结束就得回国，居然也得
以正常入境回家了。
门是进来了，但这并不意味与“磨合”从此分道扬镖，对此我不能不有充分的
思想准备。所以，也就是第二天吧，当我看见警察把一部破伏尔加拖到我的单元
门口开始“蹲坑”的时候，既不吃惊，也没生气。我出出进进都跟那些百无聊赖地
卧在破车里的年轻人招手、说“Hi”，包括请他们吃冰棍，和他们一起耐着性子等
讯号解除，还和他们一起议论“何不把‘L·S’定为警察节”； 而当他们在此期间忍
不住想回家过周末，或者想看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已不再对他们的头儿而是对
我说:
“您要是不出门，我就去了。这是我的 BP 机号，有事呼我。”
对于被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的人，当局究竟打算再拿
出什么新招儿呢?
1994 年 11 月 堪培拉
注释：
①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确实的材料披露于世，让人们了解“六·四”
镇压之后大逮捕的决定过程。比如说，苏晓康、李洪林……还有我这样的人怎
么被列入通缉名单。
② 也没有让我为我的坐牢交纳伙食费(￥75.00/月)，这真是很优待，因为有
的死刑犯人连枪子儿费都得自己出。
③ 按规定，我 1990 年 2 月到 5 月的“监视居住”可在任何地方执行，包括自
己家中。无奈警察嫌我的联络太广，觉得家中不妥； 我曾提出将电话暂时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