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⒐闹驹溉胛檎叨言谡鞅ο朐诮粽啪置娼崾敖敕ü环ü氖ノ鞫１弦瞪┳殴钡闹品髯虐资痔祝鄙喜遄糯竺颍椒フ氲亟胝蕉罚坏鹿脑け敢劬耍奶旎故谴笱衷谑滞焓郑鸥瑁ビ佑⒐嗽诶始昕说幕故置撬透堑乃劳觯庵旨负跸袷强裣驳钠眨匀皇鞘艿降笔蔽难ё髌返母腥尽�1914年，就像1789年，虽然看来可说是一种体制的大崩溃，也许是一种文明的大崩溃，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则是一个蜕变与更新的时刻。在1789年这个无限空间里，郁结的能量释放出来了。受到军事专业训练的广大民众怀着充分无比的良好愿望向前挺进。他们踩烂了靴跟去争取实现施里芬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们毫无怨言地把生命贡献出来，去履行乔弗里的进攻战略。他们还在继续不断地前进。支撑欧洲各支大军的热诚在1914年爆发，但在两年后开始低落下来。但是也有例外，至少英国与德国两国，这种热诚只是被纳入了顽强不屈与耐心硬撑的格局。
这种热诚是广泛传播的，不仅军队，而且包括军人之所由产生的各个社会阶层；报纸刊物既反映了又助长了这种热诚。如果把这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宣传、操纵，那是机械的曲解。英国与法国的传统政治家阿斯奎思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伯爵(Asquish,1852-1928)，英国著名政治家，1908年任首相。他的第二任妻子马戈特·阿斯奎思伯爵夫人(1864－1945)也是一位著名人士，以聪敏闻名于伦敦，曾写过自传体的小说。们与维维安雷内·维维安(Vivian，1863一1925)，法国政治家，1914年6月当选为内阁总理。
们在战争初期掌握大权的，被级别较低的人物如劳合乔治戴维·劳合－乔治伯爵(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首相。
们与克莱蒙梭乔治·克莱蒙梭(G. Clemenceau,1841—1929)，两度任法国总理，人称“老虎总理”。们不客气地挤到了一边，后者较能对我们所谓的“极右翼”作出反应。甚至在德国，平民首相贝特曼－霍尔维希(Bethmann - Hollweg)于1917年在统帅部策划下被迫下台，继承他的亨登堡(Hindenberg)与鲁登道夫(Ludendorff)的军事独裁受到一个强力组织“祖国前线”的支持，这个组织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也许最大的支持来自中下层阶级。
所有这些使得只有很少一些有远见的先知者预见到将来必定会出现全社会总动员以投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些思想家曾以为20世纪的战争将是速战速决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大规模战争还能是不速战速决的。
所有适龄男子都穿上了军服，还有谁来耕地？谁来工厂做工？算算战争的巨大费用，整个财政机器还能不垮台？——战争国际化，国际贸易中断，财政还能不垮？所以，战争一定会在圣诞节前结束，谁也不去想，要是结束不了怎么办？
到圣诞节硬是没有停战。西线并未转入僵持局面，东线也没有决定性的战果。18世纪的政治家们只向各自的君侯负责，如果现在还是他们当政，在打了一场像1914年那样既无明显胜负又耗资巨大的战事之后，到1915年也许会跑到一起来拟订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和平协定。可是，1914年启端的战争，具有公众热诚、公众期望、公众义愤的威力，是无法像1792年那样轻易驾驭的。欧洲各国人民全部武装起来，并已承受了可怕的牺牲，是不会只作出一点小调整以保持权力平衡就罢休的。俄国人，通过他们新建立的代表性机构，不仅要求保证东南欧的斯拉夫人置于俄罗斯的保护下(这样就会使哈布斯堡帝国四分五裂)，而且要求获得俄国外交政策历史悠久的老目标——君士坦丁堡。德国人，除了少数无畏的社会主义者外，要求获得领土足够抵御敌人方面的任何一种联盟，永保本国的安全。英国人，用阿斯奎思先生的话来说，在彻底摧毁“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威胁以前，誓不把剑插回鞘内，直到德国人最终彻底失败，以致其政治制度可由协约国来任意摆布。
所以，战争必须打下去。1915年好战分子再次企图在战场上作出分晓——德国人在东线实行深入穿插并侧翼包围的战术；法国人在西线连续不断地正面进攻；英国人试图用两栖包围的战术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显示它的海上威力。
到了这年的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来用来训练士兵的拿破仑战术——德国人称之为“压倒战术”，即以优势兵力压倒对方的战术，现在已经不灵了。17世纪与18世纪的战争，其战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耗竭敌方的经济资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战、疲劳战。18世纪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最好是避免战斗；到了20世纪则改用诱敌法：发动一些进攻，但并不期望获得重大战术成功，只为了迫使敌人更快地用尽其资源。1916年德国人进攻凡尔登，正是这个意思；英国人1916、1917年在西线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区别只在于更延长了时间。一位英国将军直率地说，钱袋最长的一方必将取胜。
为此，军队不再是国家战时的代理人或战士。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军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了。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抛弃了三百年来有关海战的种种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伦敦协定”还重申过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锁须严格限于可用来从事战争的物资。如今，两国认定，所有的物资都同战争有关。英国与德国就这样处于相互围困的状态。当和平到来时，战场上的胜利还不如经济上的与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多。
这种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老百姓只好承受，无处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债务，高得惊人。妇女代替男子在地里耕田，在工厂做工。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从于日益严格的必需品配给制度，勒紧裤腰带，商店里的货品已消失殆荆交战双方的社会都经历着同样的变化。政府对新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加强控制。要求广泛参预政治的压力增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政府不得不接受工会作它的伙伴，并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征收战争税不再像从前那样按公民财富多少规定不等的税率，现在拉平了。如果说，社会的军国主义化是老式的上层人士的新巧发明物，那么，他们可做了一桩最亏本的买卖。因为，在爱国心激励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胜利，这种胜利适足以摧毁上层人士自己。1914—1918年，欧洲的王朝国家，其王室与掌权的贵族世家已存在了五百年，在数周之内纷纷土崩瓦解了。
当然，为这些王朝服务的职业军队并未土崩瓦解。在某些国家，军队掌握了政治权力。而在另—些国家，军队凭藉他们的专长，听命于后继的统治者。所有的军队，一旦和平来临，便将其注意力转向探索新的问题——未来的战争(如果他们的政治主人认为可以再次起用他们的话)该如何打得更技巧、更少浪费，最重要的是更能速战速决。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tracy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人们会觉得奇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打了一场有史以来的大仗，总共死了一千三百万人，二十年后，到了1939年，欧洲各国又卷进了一场冲突，这场新的冲突使各国社会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坏，并把欧洲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彻底葬送。这是怎么发生的？难道这就是获胜的同盟国决定用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的讽刺性结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若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上一章里，我们已叙述过如何在19世纪武器技术的发展既增加了战争的摧毁性，又对从事战争的人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使这幅阴暗的图画有所冲淡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期间，运输与医药科学的发展，可部分缓解前工业时代的战事的恐怖程度。1870年前，军队中死于疾病的人数通常都要超过死于战斗的人数，比例约为五比一。1918年，这个比例倒转过来了。同样地，1815年前，在战争中受伤的人中，绝大多数人不是在数日内因伤重死去，就是成了终身残废。此后，受伤后康复的比例迅速提高。为此，有必要十分仔细地去分析那份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名单”，区分开受伤死亡人数和大部分受了轻伤回去作战又受轻伤的重复统计数字。
运输的改进使军队(至少在西欧)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时间不超过数周。这样就可以安排休息与体力恢复。最后，除了某些可怕的例外，入伍的公民把人道标准带进了军队生活，对战场上的平民百姓，对敌人，都以人道主义相待。自从19世纪的战争以来，人们勇敢地试图制订出若干基本准则，使战争行为更加人道。1859年法国——奥地利战争之后，建立了国际红十字会。1864年与190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会议，1899年与1907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会议，规定了对平民、对伤员、对战俘的对待原则，并对武器的致命性也作了规定(但很不成功)。这些人道主义行动及其精神影响的部分结果，说明爆发“大战”并不意味着回到了野蛮主义。红十字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受伤的敌人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相互警告与国际监督，保证了对战俘的公正待遇。
另一个结果，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生活条件，也是他们的前辈无从嫉妒的。按顿吃饭，饭菜不错。多亏附属的军事服务部门的发展，许多士兵实际上生活得比在家里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留下了几乎无法摆脱的恐怖印象，但对当兵的来说，倒没有这样的印象，反而是回到战后世界来，许多人感到了失望或乏味，有点若有所失。同一团的人战后聚到一起(人老了以后更喜欢重聚)，大家回忆起战时的友谊与险遇，战争的挑战与胜利的喜悦，经济上无忧无虑，又免去了家务责任，真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作为例证，可以参看：关于德国，Ernst Junger, Storm ofSteel,London, 1929；关于英国, Guy Chapman, APassionateProdigalty, London, 1933.这种对衣食无虞的怀念，对社会地位与生活意义的怀念，成为混乱的政治活动的一个显著因素，到了20世纪20年代，便孕育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尽管许多国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前年代的军国主义怀有深刻的反感，但是反感的情绪并不是普遍的。
许多人来自表面稳定的、具有爱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世界，战后进入一个混乱的、受挫的、革命的世界，感到受了欺骗；不少人想寻找替罪羊；不少人企图通过新的民粹派组织，重建军事统治的辉煌，并由此获得可靠的保障；不少人则看到了可以利用暴力在国内或在国际上通往权力高峰的可能性。这些极右的政治运动从意大利引来了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已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可行工具，而且是一种人类自我调节的活动。非但没有对战前欧洲某些地方曾有的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思潮的否定，调门反而比从前更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家主义同法国革命的思想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相当合拍，国家也正是主要依靠这些名义来要求公民效忠，但法西斯主义却是坦率地反对这些概念的。它所提倡的价值不是自由而是领导与降服；不是平等而是统治与服从；不是博爱而是种族优越感。这些观念使人联想起欧洲社会旧时代那些权威、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等一套体系，等到这些体系摧毁后才发现，这些东西原来只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因革命与受挫变得特别脆弱的德国社会，在上述心理的驱使下，产生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具有与法国大革命同样的破坏作用。它不仅向欧洲现存的“力量平衡”提出挑战，而且它根本不接受整个国际体系赖以作为基础的共同观念。
当然，不承认这些观念更早的是俄国。1917年革命后的俄国政权，依据卡尔·马克思的原理(经过列宁修正)，自认他们同资产阶级世界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但在外国干涉战争起来之后，苏联立即决定同西方邻国保持暖昧的共存关系；西方邻国反过来，看到有一种危险正在危及他们的政权的稳定，即他们国内共产党的活动，比一个外部的严重武力威胁，危险更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统治阶级害怕国内的“布尔什维主义”比害怕苏联进攻更甚。最好是把许多受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人引向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同盟者去共同对付来自左翼的威胁，让他们相信布尔什维主义是国内与国际安全最紧迫的危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发现自己在三种互斗的意识形态中搀扎。(一)1918年获胜的国家是那些信奉来自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原则的国家，他们建议建立国际性的“法律规则”，抛弃把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作法；这些思想在19世纪和平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土壤上从萌芽走向成熟。(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社会中如此众多的传统结构，大大加强了左翼革命力量，他们认为未来的一干年必然在国内与国际间进一步发生武装冲突。(三)与此同时，战后也大大加强了右翼，他们认为继续不断地进行国际战争乃人类的必然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欧洲大国因此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除非他们有力量去推广实行，否则就无法强化他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而少了美国，他们就没有这种力量。其结果，凡尔赛协定签订十五年后，欧洲国家发现自己又在准备战争了。
法西斯主义所颂扬的战争，本是士兵在前边打，将军们远在后方下命令那种战争。他们所要的战争，是那种由一个一个小队的年轻英雄组成的战争，包括飞行员、坦克手、突击队，这些“超人”用他们的胆量与暴力可以把人类的命运从一群围着铺绿台呢的桌子转、穿儿童外衣的学步娃娃变成一批干干净净、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法西斯分子希望，未来的战争只属于上层人物的事情。他们倒也不全错。技术曾经使19世纪的广大民众参与战争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到了20世纪，技术将把更强大的力量交付到高水平的技师之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成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同技术专家玩弄奥秘相混合的生死搏斗。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民几乎全部从冲突中被排除出局了，如果他们硬要参加进去，那么，他们见到的将是相对说来为数很少的军事技师们，在一个几乎无法想像的规模上挥舞着可以摧毁一切的巨大威力。
要理解为何出现这种局面，还须后退几步，先研究一下19世纪的战争中某些新的发展，这些在上一章里没有涉及到。
19世纪技术的发展使武器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些武器不仅越来越有效，而且容易掌握。在步兵武器方面，有了子弹盒就可免去装火药、装子弹；后膛枪免去了捅杆；有了子弹带便可迅速发射；校准器使射击更准确；这些使一个新兵在数周内即可成为一名射手，那是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卫队中的多年掷弹手所无法比拟的。炮兵方面：后装炮的出现，减少了后座力，免除了清扫炮筒等麻烦事，发射一颗炮弹后也无需等待很久才打第二发，而老式大炮即使由专家来放，也是效率极低的。只消稍加训练，就可以从表上认出简单的计算；只要有高度爆炸力的炮弹能充分供应，一团炮兵1914年在一个小时内瞄准一个数百平方码的目标区域发射的炮弹，比拿破仑战争年代双方发射的大炮炮弹总和还要多。所有这些，新兵只需训练数月即可掌握。这些武器的大规模生产，自然要求有大规模生产的人。
人口与城镇如此密集的欧洲社会，技术先进的武器带来的有利条件只能是暂时的，很难成为决定性因素。从前主要看数量。然而，现在，炮火的射程与摧毁力主宰一切；技术上落后的炮火，数量再多，也无机会显示它们的战斗水平。
很明显，战斗开始前，就可以知道结局将如何。
19世纪，欧洲列强把武器的优越性用到了殖民地身上。
在本书第三章里，我们已见到，16世纪初，由于独家有了炮，使葡萄牙人得以打进并主宰了印度洋的贸易。但当火器的使用在全世界普及后，欧洲由枪炮获得的有利条件便丧失了。18世纪，专业训练的质量与纪律性，再加上小心谨慎地服役，使欧洲军队对印度(举例来说)有巨大优势，而不是武器形成的优势。但到了19世纪，天平决定性地朝技术先进的一方倾斜。技术先进的列强在非洲和亚洲建筑了铁路，便于他们调动军队，补偿了他们派出兵力较少的不利因素。俄国在亚洲中部搞殖民化，美国开发西部，也都是利用了铁路这一重要因素，这同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同出一辙。欧洲的大炮、后膛来福枪，以及机关枪，使得任何一次战斗几乎在开始前就可知其胜负。几乎，不是完全。
希拉里·贝洛克的布拉德上尉充满自信：“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已有；马克西姆枪，而他们没有。”
事情并非都如此。1879年在伊萨德尔瓦纳(Isandhlwana)被祖鲁(Zulu)人打败的英国兵，1896年在阿多瓦(Adowa)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的印度兵，都可以作证。即使是优越的武器，如果使用的人技巧不熟练，或对方领导英明果敢，就不一定保证能胜利。征服殖民仍然主要或至少有一半因素依靠优越的内聚力、组织性，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对他们的武器的自信心。
欧洲有—个冲突地区，19世纪晚期技术的发展使它开始出现不稳定。这个地区能不能产生一些有利条件，足以不仅赢得一场战役，而且赢得一场战争，以便建立新的政治统治地位呢？——我说的这个区域，就是海上。
很难不去同情19世纪的海军军官们。他们不得不在一代人的空间里去调整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舰只、他们的武器，以及把他们的战术从拿破仑时代转到冯·蒂尔匹茨时代，战舰规模上从英国皇家战舰“胜利导”发展到“无畏号”英国于1906年建成此舰。，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落后了，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20世纪，所有的军种都出现了这种困境。每一种新发明的技术，从蒸气引擎到核裂变，都必须仔细研究、开发，应用到军事上来。军事专业必须逐渐成为多方面的；同时，由于在新式大军中，技术已成为骨干，必须设立技术与科学机构，去开发新武器体系并为之服务——这些部门在20世纪几乎成为最重要的部门。W·S·吉尔伯特(W. S. Gilbert)曾描绘一位现代化的少将：他的指尖上贮着全部现代的科学知识，这也许会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听众窃窃傻笑，但如果军官们缺乏知识方面的适应性使自己跟上技术的变化，并确保自己一方可以首先开发利用它们，那么，高级别的位置就不会有他们的份。
19世纪海军竞争所呈现的画面与我们今天类似。今天，开发利用核能与火箭技术可使一个国家比它的邻国具有压倒性的优越地位——说压倒性是指可以摧毁一个国家而无需开战。在19世纪已有可能使一个国家最有效地利用海上工程、冶金、大炮制造等技术，在对方还来不及发一枪一炮前就碾碎对方的舰队。19世纪40年代，蒸气引擎比起风帆来，在速度与操作上有极大优越性，尤其在窄水道如英法海峡、地中海作战时，风帆同海浪保持一致已不很重要。忧心忡忡的英国政治家们看到，纳尔逊建立的海军超越法国海军的地方，均已成为过去。用铁来造船，冲破了木材的局限性。纳尔逊(Nelson)的舰队至多总重两千吨，而19世纪60年代的铁舰已总重九千吨；世纪末达到两万吨。重量的增加不单单说明军舰大小的变化，而且还有铁甲厚度的变化，这又转过来使舰上大炮增长射程、增多弹药成为可能；鉴于大炮太重不能安置在侧舷，为此置于中央炮塔上，炮身可转180度，射程可远至两万码。
从风帆船发展到铁甲舰，曾在设计上引起一片混乱。俄罗斯人曾设计出—种环形船。英国人曾制造一只样船，试图把铁板、蒸气机以及一整套风帆结合起来，结果眼看着船身倾覆下沉。同时也引起巨大的紧张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国人向世人显示，铁甲舰发射炮弹可以摧毁一整个木帆船舰队；1862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两艘铁甲舰“梅里麦克号”(Merrimac)与“莫尼特号”(Monitor)在汉普顿(Hampton)锚地相对抗的著名事件，引起英国公众争论整个皇家海军是否已经过时了。因此，15世纪的后半叶可以看到以英国为一方，几个主要的帝国对手——法国与俄国为一方，双方进行狂热的竞赛，包括炮的大小，铁甲的厚度，以及行驶速度。到这个世纪末，德国以全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威力随后加入进来。竞赛进行到五年，1904年对马海峡(Tsushima)之役，日本海军摧毁了全部俄国舰队作出了最惊人的解释，说明海军如果在技术上落了后，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如今，真正的竞争不在海上，而在船坞。于是，德国人与英国人开始制造出一个比一个更先进的装有大口径海炮的全新战舰“无畏号”“超无畏号”，想依靠它们来主宰海洋，并设想主宰世界。
战列舰的确是国家自豪与力量的象征，在工业时代，比陆军更能说明问题。它体现了国家整个技术水平，舰只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域，舰上的大炮具有巨大的摧毁力。
一个关心自己命运的国家，就必须用它来显示自己的威力。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既然战列舰是国家威力的象征，那么，欧洲各国越来越渴望拥有更多的舰只。英国人大为宽慰的是，1897年无需剥光海上停泊点此句意指无需用尽海上停泊点所储备的油料等物资。，也可以把五十艘战列舰集合到斯匹特海德Spithead,斯匹特海德系英国汉普郡与威特岛之间的海峡的东部。1797年，驻扎在该水域的舰队在庆祝战时友谊联欢之际，军官被送上岸，士兵开动战舰，要挟当局提高他们的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
来进行“钻石庆祝”一般指六十周年或七十五周年纪念，从此处上下文看，应是一百周年纪念。；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正在失去工业领导地位，本来凭藉这一优势大可主宰世界一百年的；同时，他们又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舰队控制不了海洋，那么他们的国家将是脆弱不堪的。海军上将冯·蒂尔匹茨的舰队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技术成就(主要来自西部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东部的军人地主)的完美体现，但是，舰队无法消除人民夹在两个强大对手当中的不安情绪——一边是1870年不肯饶刷总在伺机报复的法国，一边是潜力巨大的俄罗斯帝国。战列舰也无法安慰他的因地理环境不佳引起的担忧；也无法安慰技术落后的俄国人，无法安慰国内逐渐增长国家主义的奥地利帝国。最清楚不过的变化，可以从19世纪最末一次海战与20世纪最初一次海战中看到，欧洲的舰队败于非欧洲海军强国之手：1898年西班牙败于美国，1904年俄国败于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英国及其盟国仍在海上互争雄长。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除了同对手做做“猫捉老鼠”的游戏外，别无良策。但是，德国的技术专家独出心裁，设计出潜水艇，从而开辟了新的机会。从此，翻开了海战历史崭新的一页。
1914年时，普遍预计海上争霸的决胜，仍像纳尔逊时代一样，将通过大舰队的相撞。对抗的胜利者将会把敌方的小手工艺者与商人逐出海洋，实行海上封锁；这样一来，人口稠密、依赖海外贸易与进口食物的国家只好束手待毙。这一理论喊得最响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 T. Mahan)，他的著作《海上强国在历史上的影响》(1890年)成为欧洲海军在世纪之交时期的圣经。
马汉认为，虽然摧毁对方贸易是最终目的，像法国在17与18世纪那样动用海军去直接攻击贸易活动仍是荒谬的。海军的任务应是获得“海上支配权”，这样就有可能把海洋作为自己开展海外贸易活动的道路，对敌人则是贸易活动的栅栏。这样的支配权才是最强大的舰队配亨有的特权。
马汉的理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越来越严，而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竟无所作为。英国不仅切断了德国同殖民地的自由来往(这倒并不重要)，还切断了同中立的贸易伙伴如美国的来往，这是至关重大的——尽管这样也搞坏了英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同一百年前那样，几乎达到崩裂的边缘。潜水艇从作为保护海岸的短程武器发展到能在海洋巡行达数周之久，使德国人有了可怕的报复能力。
尽管潜水艇可以强行封锁海上，但根据帆船时代订立的“战利品法律”却无法实施。该法律规定，如果怀疑一条船夹带走私货或违禁品，可以上船搜查，允许负责押送捕获船的一组船员派到被捕获的船上去，把船驶到最近的港口，那里的“战利品法庭”将判决没收船上货物。而潜水艇至多只能对敌船进行搜查，并在击沉敌船前，给船员时间乘小船离去。但如果潜水艇全部浮出水面，那么，它甚至抵挡不了最小的武装商船的攻击。为此，先把敌船击沉，然后再问究竟的诱惑是很大的。但德国人毕竟对他们的潜水艇指挥官加以限制，这倒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谨慎——例如1915年击沉“路西坦尼亚号”，船上可能带有走私货但肯定的是有一些美国公民，事情很明白，如果对潜水艇不加以限制，必然增加现已不少的仇恨德国的美国人。但到了1916年年底，似乎通过封锁彻底打败英国已大有希望，而靠陆地上作战取胜的前途又如此暗淡，为此德国统帅部决定这一风险值得一冒。但是，四个月后，美国参战了。
1918年美国军队来到欧洲，主要的不是人力上的贡献，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援。现已可以期望她丰富的资源提供给协约国，必将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如果不是潜水艇在1917年控制了海洋，美国也就不会来救急，也就可能形不成协约国。反潜水艇斗争的取胜，不仅要求发明很专门的工具如测出潜水艇深度与地点的仪器，而且是英国海军思想上的一场革命——防御是比进攻更有效的击败潜水艇的手段；商船不仅需要护航，而且可以作为诱饵；像驱逐舰那样的轻型舰，用来为商船护航，比为大舰队护航更有用。
还涉及到完善通讯联络技术，干扰敌方通讯联络的技术——无线电的发明开始真正成为战争的四度空间。
海上战争，参加人数的多少是不相干的。这是双方靠自己驾驶船只的专业战斗人员的勇气与耐力的竞争，还包括很快参加猎取潜水艇队伍的飞机；是人数更少的、负责改进武器与通讯系统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密码员的智谋的竞争；以及策划与实施战斗的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比赛技巧与判断力的竞争。电气专家的重要性至少与航海技术相等。最终胜利的一方，将是能追踪到对手的行动，认出它的信号，而同时保守住自己的秘密的战列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雷达扫描技术与无线电干扰技术发明出来后，便使这一作法成为可能的了。潜水艇上的人员、海面舰只上的人员，以及追猎它们的飞机机组人员，都是生命攸关的捉迷藏游戏的工具，也许他们就是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的模式发生在空战上——一群群受过高等训练的战斗人员操纵着复杂的武器；指挥官在很远的远距离发号施今；……总之，实际上是技术专家间的竞争。
空战最初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是作为陆地战斗的补充，开头主要用来进行侦察。慢慢地，飞机的航程、速度与武器装备逐步提高后，才看清楚，在战场上用空军来控制空中，不仅可以为炮兵提供了眼睛，而且还可以代替大炮，也许能使所有在战场上的以及战场后面的敌方行动都无法进行。海军认识到空军的作用是缓慢的。飞机在进行侦察与恫吓方面有明显作用；同时，它们还有能力炸沉船只甚至战列舰，不管舰上配置了什么样的对付飞机的武器。海军指挥官对此多少有点不愿意承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战后年代，空军一直在执拗地过高估计自己武器的性能，海军则故意不断地贬低空军的性能，双方吵嚷不休。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经验证明，航空母舰已取代战列舰，成为控制海洋的主要工具。
完全可以理解，战时空军配合陆军、海军作战的潜力还很大，但空军领导人自己不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这方面。早期热衷于加强空军的人们所关心的，主要的不是改变海战与陆战的性质，而是使海战与陆战不再必要。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清楚地说明了战争不再是由传统军事技巧所能决定的了，只要兵力与弹药能供应得上，陆军就能守下去，不会被击溃。20世纪的战争已不像从前的战争那样，只限于武装力量的抗争，或双方财力的较量。而是意志力之间的较量，民众尚武精神的较量。最终使战争结束的，已不再是军事本身的胜利，而是现已流行的说法——“国内前线”的崩溃。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民众能否团结一致？民众能否毫无怨言地承受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平的到来，往往是因为国内发生了革命，或是国内害怕发生革命，而不是战场上的获胜。
如果战争重心的核心不在军队，而在平民，如果打仗的目的是通过搞垮敌方军队来把不堪忍受的负担强加在敌方民众身上，那还不如直接进攻那个重心的核心，何必来一个消耗过程，使征服者自己也跟被征服者一样地疲惫不堪、消耗殆尽呢？与其经年累月地受痛苦，还不如数周、数日短期受苦，并尽量轻些呢？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打算破坏和平的强国，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用显示巨大威慑力量的办法，让它害怕如要蠢动将受到的打击是它所无法抵御的？
主张这种看法的人士中，有一位印度的朱利奥·道赫特(Giulio Douhet)上校，他的专著《制空权》在20世纪20年代发行很广。有同样主张的还有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批创始人，特别是空军主帅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他用这一理论来校正一支新建的军种的宗旨，这一军种的战略作用完全独立于其他地面部队。欧洲大陆的空军人员发现越来越难以拒绝官方机构的压力：要他们服从陆军的要求，因为传统上，国家的安全端赖陆军。在英国，原本是和平时期一支小型军事力量的帝国宪兵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大为一个新的兵种，干预军务的规模扩大至欧洲大陆。这是一段不典型的、不愉快的经验，此后也不会出现同样的环境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以很不情愿的心情，拨给资源，重新武装了一支不是去打传统陆地战争的陆军，而是可以把恐怖楔进敌人心脏的空军，期望以此来吓阻德国人发动战争。
但是，事实证明，英国航天工业没法同德国竞争。正是德国人首先建立起一支可以立即实施致命打击，摧毁对方城市的空军，希特勒用它来作为实现他的政策的有效威胁手段。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 1867-1947年，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遭遇过多次轰炸，用他的话来说，这种攻击是无法防御的。据认为，根据1917年7月德国空军两次轰炸伦敦的经验，大轰炸可以造成极大规模的大破坏。
但事实证明，上述两种估计即使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也是大大地夸大了。20世纪30年代，可以迅速攀高、可以低空翻转的单翼飞机的发明，以及雷达技术的发明，可以及早警告敌机来袭，做好防备，使敌机白天俯冲轰炸必须付出昂贵代价。如果在夜间轰炸，敌人必须占用一些时日来学会使用雷达，靠电子束投射，使盲目飞行尽可能准确一些，并学会使用扫描仪从黑暗中或透过云层显示出地面的地形。即使这样，防御方也发明出夜间战斗机，并学会扰乱对方的进攻所依赖的电子指挥信号。就像海战一样，空战也成为战术方面与技术方面极其精巧灵敏的应用，职业战斗人员至少要像依靠自身技术那样依靠科学家的才干，方能完成任务。只有到了大战的最后年月，美国空军全力参加进来同英国皇家空军一道作战之后，同盟国才取得了制空权，制服了早先说大话的德国人，大大限制了他们的破坏力量。但即使到了这时候，德国人的士气仍未受影响。德国人民服从政府，勒紧腰带干活，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
技术发展对陆地战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914年大战爆发后数月内，内燃机开始应用到战斗动力与运输工具上。
两年内，第一台“坦克”行动了。这些早年的装甲车的设计与使用是为了适应堑壕战的需要的。最初作为可移动的炮火，配合进攻的步兵突入敌人的防线。当最初的惊愕过去之后，便不难找出对付它的办法。最惊人的突破是德国人1918年3月在西线的成功，这一成功完全不是坦克的作用，而是步兵的作用。德国人布置来福兵不按习惯排成长长一行的作法，而是一组组“暴风队”配有迫击炮、轻机枪与手榴弹，躲过敌人强点，专攻弱点，独立作战，灵活机动，自从法国革命早期战役中见到的散兵线以来，欧洲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术。但在失去联络、失去大炮掩护的情况下，装甲车与“暴风队”都将受到很大限制；首先必须依靠十分脆弱的战地电话线，其次要依靠战地大炮，大炮要在一个破坏狼藉的战场上拖来拖去，颇难瞄准新的目标。
很实际的问题是：停战以后，人们是不大想去采用军事专家们大胆创新的意见的。装甲战的先知，英国有J·F·C·富勒〔J．F．C．Fuller)，B·H·利德尔·哈特(B．H．L．Hart)；法国有查理·戴高乐(C．de Gaulle)；德国有海因茨·古德林(H．Ghderian)；苏联有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i)元帅。这些思想家描绘的图景是：以全部用坦克组成的一整个师，去突破敌人的防线；或让坦克从潮水般的向前进攻的士兵的空档中冲过去，击垮敌人后方的神经中枢，……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也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未能回答。这些战斗单位如何同后方保持联系？供应怎么解决？重火力支持如何解决？如何确保他们不会投降敌人或者被敌人切断？如果坦克群能在前线实行突破，那么，能不能用作反坦克，有效地封住敌人的进攻呢？技术的发展有助于解决若干问题，例如无线电通讯的发展，就大有帮助。但是，甚至德军统帅部对此也抱怀疑态度，以致需要希特勒本人出面干预，于1934年建议成立了最早的一个“坦克师”。但是，这种坦克师的效果，不仅法军统帅部1938年对此所做的评价不高，就是装甲战的奠基人之一、英国专家B·H·利德尔·哈特的评价也不高，哈特已发明了对付德国坦克师的办法，包括在战场上埋地雷，布置反坦克炮，以及反坦克的装甲车等。
自然，1940年与1941年德国的“闪电战”战术，并不需要像从前的战争那样，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1940年5月在西线的进攻是冒了很大风险的——风险如此之大，以致德国最高统帅部最初不愿考虑这一进攻后面的战略概念，直到希特勒进行干预，才予接受。旗鼓相当、保持镇静的对手可能把穿插到阿登的德国装甲尖兵封锁起来，战役可能延长下去，演变成为历史上一桩灾难性的赌博。就像拿破仑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对手士气不振，这些对手在从前的战争中习惯于慢慢腾腾，不能适应现在的速度，不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1941年的对手是苏联军队，它的军官团三年前己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军队巳被搞乱，要想取胜就更难了。
速战速决的战术只适用于未作准备的对手。从长期来看，这种战术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如果坦克能进攻，坦克也能反进攻。一个区域可以布满地雷与反坦克武器，铁甲车就根本无法动弹。许多情况下，胜利端赖于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如果没有曾受高度训练、行动迅速敏捷的步兵的配合，装甲部队是不会有多少成功的；还有大炮也须紧紧跟上。所有这些，需要数百辆车来运送供应汽油与弹药，而提供这些东西又需要数以千计的车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梦想由小型、灵便、手段高超的小分队去攻击敌方供应线，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现在看到的现实却是每一支大军都有一个大“尾巴”，需要大量聪明的后勤人员才能把它们搬动，而且极易受到空军的攻击。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队，首先依靠征集来的兵员的战斗力，主要不在规模，而在多方面的适应性。1914年的军队基本上是大量用有限射程的标准武器武装起来的步兵，后勤供应由铁路运输大体即可解决，前线比较固定，从车站到前线之间来回穿梭运转就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斗部队就相当复杂了。一个步兵营不但有来福枪与手榴弹，而且还有两种型号的迫击炮，两种式样的机关枪，有轻型履带机动车，反坦克炮，手提反坦克武器，以及数种型号的地雷。装甲部队的装备更复杂；两栖作战部队与航空部队当然就更加复杂了。
所以，任何一支西方的军队中，服务、供应等后勤人员所占的比例要大大高于战斗人员；后勤人员中还包括：修理与保养车辆、武器与通讯设备的人员，司机，战地仓库与战地医务人员，所有这一大群人都须确实保证自己的食品、工资，并受到妥善管理。在苏联，“牙齿”同“尾巴”的比例更高得多：步兵数量与武器数量都高出西方国家，而且几乎要用马拉的运输工具来转运。只有装甲部队和精选的步兵部队在准备上接近西方水平。陆地战争需要科学家在知识的前线上辛勤工作以便取得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即使不如海上战争与空中战争那么更具关键意义，陆军仍然在各级水平、各个部门上都要依赖技术进步。
即使是最优秀的士兵，在遇到无线电通讯失灵或运输中断时，也是毫无办法的；而最成功的将领必然是那些能用无线电侦听设备截获敌人意图的准确情报的人。
一大批男子、妇女征召入伍后，发现他（她)们从事的是本身的职业——如摩托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女招待或厨子——就像平时一样。还有更大量的人未被征召入伍的，都在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为战争作贡献，如矿工、农业工作者、车工镟工，以及其他本来也可以穿上军装的文职公务员。18世纪与19世纪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残留痕迹的士兵平民间非常明显的传统区别，如今都消失了。尤其是自从空中战争使广大民众受到的危险同军队一样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人们觉得，在军械库当管理员或在军事基地的军官食堂当招待员比在利物浦或汉堡当码头工人或商店售货员，更安全得多。
尽管由狂热国家主义的民众支持庞大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仍然是一整个社会与另一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其绝对意义几乎同欧洲中世纪时代相仿佛：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的价值体系以及他的生存，都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威胁，这种外国势力是无法与之沟通、与之妥协的。这在东方前线尤其明显：第三帝国领导人的目标正是他们的祖先一千年前的同一目标——扩张领土，屠杀或奴役该地的人民。只有苏联政府才能把苏联人民的巨大资源点点滴滴地动员起来，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动员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殊死斗争，从而天平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过了将军们的指挥技术与军事技术奇迹的重要性。德国人就像拿破仑，依靠进攻的猛烈推动力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当进攻失败后，他们便缺乏资源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他们的对手却是苏联与美国。
虽然如此，技术引进了一个拿破仑时代未曾有过的因素，这个因素把过去那些其价值很可怀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国人如果对喷气飞机更注意一点的话，也许他们已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如果他们在火箭技术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他们也许就会发明出火箭武器，将会使伦敦夷为平地，并使盟军登陆诺曼底成为不可能。如果他们的核研究采取另一条道路，并获得更大的政治后盾，他们也许就发明出了核武器，将使面对它的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与西方盟国的大舰队就像是马赫迪的游牧部族在乌姆杜尔曼遇上了基奇纳的部队。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伯爵(Kitchener, 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在任东苏丹总督期间(1886－1888)，曾挫败马赫迪人(Mahdi)对埃及的入侵。乌姆杜尔曼(Omdurman)，亦译为恩图曼，系苏丹城市。
1945年8月，美国第一次把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每颗炸弹摧毁了一个中等城市，十二万人当场死亡。由一个非欧洲的强国来对付另一个非欧洲的强国，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里，欧洲只扮演了配角，这标志着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的结束，一个由哥伦布与瓦斯科·德·甘玛V. da Gama, 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是头一个航海去印度的欧洲人。五百年前的航行所开辟的新时代来临了。这也标志着工业化国家之间各自充分动员民众，献出全部潜能，进行大规模战争，以图废除对方的时代结束了。数年后，热核武器发明出来了。这种武器具有人类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摧毁力，并有火箭能把它们在数分钟内发射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在核时代，还需不需要职业士兵的传统技术？还需不需要爱国人民的忠诚参与？“战争”——一千年来欧洲所理解与实施的战争，是否已走到了尽头？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尾声核时代
试图回答上一章摊出来的问题，会是不成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还只有三十年。拿破仑战争过去四十年发生过欧洲列强之间的有限冲突；过去将近一百年才发生一场把各国都牵扯进去的世界大战。当然，1945年不像1918年那样，大家以为这场战争结束了今后的战争，一个人类历史上可以尽情享乐的时代已现出曙光。胜利后简短的欢欣一结束，苏联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意识形态对立重新出现，同战前一样地不可调和。几个月的时间，误解便导致了不合作；几年时间，不合作便导致军事对抗，导致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扩军备战的新水平。到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秩序似乎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位著名的美国战略分析家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 Wohlstetter)所说的“娇嫩的恐怖平衡”之上。
逝去的岁月应能谨慎地作证：事实上，和平只建立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基础上。即世界上的大国把接受现状作为各国唯一可行的政策框架，大家都不愿再承受任何大动乱。事实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维持了欧洲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在一个我们看到的1945年后经济与社会迅速变革的年代，要想保持政治稳定，需要特殊的智慧，来规划政策与措施，这就像要节俭之神从他吝啬的手中施舍出一点点东西来一样困难。不过，人们至少可以有合理程度的信心，同意在欧洲体系框架内，今后的战争，有两条充分的理由预言它们同本书上述有关战争发展的种种特点具有根本的区别。
首先一条理由，“欧洲”作为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已不复存在。正像15世纪末，哈布斯堡王室与瓦卢瓦王室那样强大的外援军进入意大利各自支持冲突中的—方，把意大利半岛分割掉，于是意大利城邦体系就不复存在了。当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以北头一次反攻显示出苏联的强大力量、珍珠港事变把美国带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内，“欧洲的历史”就此结束了。这两个国家，文化根源都来自欧洲，但她们拥有的资源的规模，把所有的欧洲强国都比了下去。她们打算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由她们来做中心；她们把欧洲一分为二，分界线就是从前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向东进军的前线。将来，就像从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欧洲国家间的任何冲突哪怕只是地方性的，也将引起各自背后的恩主的参与；反过来，也一样。欧洲如发生一场战争，将是全球范围大对抗的一个局部性冲突，战争的策划与部署，亦将限于这一范畴。
其次，欧洲不仅已经不是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而且也不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中心。15世纪以前，欧洲体系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体系同时并存，欧洲同其他地区大多数国家的交往断断续续，有些则中断了。当时的欧洲首先是扩散了其地理知识，然后是贸易，然后是军事力量的扩张；直到19世纪末，一个单一的世界政治体系建立起来，欧洲无争议地成为这个体系的首脑与中心，欧洲一发生战争，很少有国家不受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世界模式消失了，让位于所谓的“两极”或“多极”的复杂局面，——用这样的词来描绘其实是很不适当的。在这个新体系内，欧洲国家仍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欧洲大陆仍是世界上最富有地区之一，但是，她们的政治影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敏感的接触点上已被剥夺了原有的位置。这个最敏感的点，就是把冲突限制于冻结的区域之内。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战争，唯独欧洲不曾发生。但是，由于发生战争的地方主要是曾由欧洲国家主宰过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军队成为产生一些新国家或新统治集团的接生婆，因此，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此始终抱有残留的兴趣，即使没有直接参与，也总是为那些军队提供了顾问、训练或武器。
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国际武装冲突的形式几乎无穷无荆其中主要的一种形式是所谓的“常规的”冲突，所用武器还可认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武器的后代，虽然是更高级—些、更昂贵一些了，并且年复一年地寻求利用火箭技术与电子技术。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发明了“准确导向”的火箭（可在战场上迅速转移、发射，甚至可由步兵携带），便在两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继承下来最虔敬的问题上投下了疑问：用人驾驶的飞机取得战场上的制空权，以及用重坦克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参谋人员发现他们就像一百年前的参谋人员那样处于同样的窘境。他们知道，他们藉以作出推断的经验已经过时了；他们所能用来检验其可靠性的战例仅仅是中东地区与印度次大陆的简短冲突，从这些特殊环境是很难得出什么确切的结论来的。
然而，已经清楚的是，这类武器——火箭，超音速飞机，核动力潜水艇，与反潜艇驱逐舰——只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才能生产，只有教育程度最高的军队才能掌握，或者说，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才能掌握很少量的。因此，出现了两难矛盾，由于工业化国家相对较稳定，最能生产这些武器的国家最不需要它们；而面对同相邻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最危险的前景的国家，买得起这类武器并会使用的，只限于很小的范围，并须依赖北半球的富裕国家来提供。许多新国家中，拥有很少量如此高级“硬件”的，便成为一种象征，就像是18世纪日耳曼的小诸侯国拥有一支小巧玲珑、纯洁无瑕的小军队。
天平最敏感的—端是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试图进行垄断，在相当程度上的确做到了垄断。占有核武器虽然给了占有者一定程度的国际权威，但是这种权威是靠不住的。1949年，苏联赶上了美国，也掌握了裂变式原子弹，只在TNT当量上稍逊。此后，两个超级大国并驾齐驱地竞相发展热核炸弹、洲际导弹、潜水艇上发射装置、多弹头导弹，以及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竞赛规模之大，必须用最丰富的想像力才能设想出：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才能用得上这些武器。然而，这种“新发展”背后的有理性却是不去使用它，而只用于“威慑”：建立起一种局面，相互断言，如一方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立即遭到另一方的报复，这种报复是无可逃脱的，其后果是无法接受的。
两个巨人即使拥有庞大的武器库但按兵不动，就像百万富翁拥有巨大财富但未变为现金，他们仍需要超常规的军队来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并应付世界上的种种问题。鉴于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依赖保护的同盟国，似乎证明美国有必要继续保留一支海军，而这支海军的存在正好给苏联提供了理由也建立一支与之对抗的海军。由于东欧与西欧都存在着长长的、易被攻破的边疆，欧洲那些难以控制的附庸国也需加以控制，因此苏联不可能考虑遣散她的庞大军队。但是，苏联军队就在家门口，给西欧国家带来了严重问题。尽管西欧国家经济富裕、人口稠密，但也无法在政治上、经济上联合起来以便建立一支和苏联同样规模的军队。20世纪50年代初作过一些试探性的努力，结果仍然只有依赖于美国核力量威慑作用的保护。
苏联在十年之内，不仅以她的常规军力威慑西欧，而且用自已的核武库威胁美国，西欧的防卫呈现更复杂的局面。
英国与法国有了自己的小规模核力量，但这些核武器除了在本土遭进攻时可起到一点防御作用外，对别人起不到威慑作用。美国在欧洲盟国部署了战术性的核武器——核弹头火箭，限于战场上使用；但即使是有限使用，也引起了大众的不安，因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从未完全明确。也许最好的办法正是不弄明确。西方战略计划的混乱，也许不像某些分析家认为的那么重要。最根本的是要确保苏联进攻时将立即遭到顽强的抵抗。也许不能确定这类抵抗将很快运用、或最终导致运用核武器，但也同样地不确定是否一定不用。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十五年内，欧洲两个胜利的大国：英国与法国，为了巩固各自的帝国，手上有许多紧迫的问题要解决，而苏联与美国则在竞相加速欧洲的分裂。
在这方面，高技术代替不了基本的政治手段，全非洲与全亚洲，尤其是亚洲，他们从列宁那里学来革命化的组织工作的技术，并从毛泽东那里学会把革命组织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以反对外国军队支持的、不受人民欢迎、压在人民头上的政府。
毛泽东的方法曾在1937—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用过，并在1946—1949年间打败由美国装备的蒋介石军队的战斗中得到完善。胡志明1946－1954年间模仿毛泽东的方法在印度支那反对法国人取得显著成功；但在马来亚、新加坡，英国人由于把耐心、政治技巧与当地的有利环境结合起来，方能击败国家主义者。法国军队决定从失败中接受教训，研究了“革命战争”的概念，设计出对付的办法，试图用在自1945年以来就动荡不安的阿尔及利亚身上。但是法国人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地法国居民坚持不合作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人民明确表示不愿再支持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再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口号“法属阿尔及利亚”带来了无从调和的两难问题。阿尔及利亚人不能再容忍法国人的统治，正像印度人不能再受英国人统治，或一百年前意大利人不能再容忍奥地利人的统治一样。当地政府依靠外国的武器、顾问与资本，已不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后来美国在越南也发现了这个道理。
因此，到了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欧洲地平线上的军队再次缩回到保卫自己领土的规模，当然，我们已看到，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他们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问题同军事问题一样多。军队已不再像一百五十年前那样被看作是国家骄傲的体现，是国家纹章中的主干。上述高精度武器的发明逐渐使军人成为技术专家，他们的战斗力主要依靠武器的威力而不是人的力量。虽然大陆国家仍保持着征兵制，军队的核心都是掌握高技术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是从其他专业部门选拔来的，既不能轻易征调，也不容易留祝再者，维持三十年和平的结果，就像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那样，孕育出一代新人，他们对军事不感兴趣，他们轻视军事的价值，把军队看作是大可怀疑、无法理解与不屑一顾的混合物。德国尤其如此，军事传统的荣耀己黯然失色，军队难以吸引青年人的兴趣与支持。西方世界中那些在和平中诞生与成长，除了和平别的都未见过的新的一代，离开军事十万八千里，钻进了衣着打扮、头发长度与休闲生活方式等等的琐事中去了。看来自我选择最明白不过的是去追求爱情而不是战争。他们当中，越有政治意识，越对政治与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十分反感；他们愿意同外国人来往，看不到外面世界对他们有什么危险的威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参加了防卫工作，尤其是参与（或默许）把核武器用于大规模毁灭行动的，被民众看作是政府从事非正义的罪恶活动的帮凶。
核时代的战争已无需征调大量经过军事技巧训练与军事学说教育的后备役官兵了。对军事怀疑、冷漠、敌对的看法散播开来，虽然对西欧军事力量并未立刻发生影响，但长期以往，必定要产生影响。看来，军事部门的自信心有可能大大降低，并将增强反对大量军事预算的社会势力；而生产武器的费用增长又势必迫使军事部门要求增加预算。人们也许可以感到宽慰的是，经过一千年武装冲突，欧洲已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已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可以不再理会传统的战争价值，但这种感觉是完全靠不住的，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是如此地参差不齐、不可捉摸，那样的自信将被证明是不成熟的。1945年以来，并未改变战争或战争威胁仍然是国家政策的有效工具这一定论。对待那些并未设置自身安全防备的民族来说，这样的工具还的确会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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