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那氨材茄颜秸醋魇抢硭比坏摹⒚飨圆还幕袢〔聘欢酪晃薅脑慈Ｈ嗣侵鸾ハ嘈牛聘皇谴由缁崛禾逯渥杂晌拚习拿骋字胁隼吹模澜缟先绱嗣髦堑馗哺亲判猩频脑都灰嗣潜舜私涣鳎托秤牒推骄突岚讶嗣墙艚舻赝沤嵩谝黄稹７ü闹嘏┲饕逭哂胗⒐按蟮难堑薄に姑�(Adam Smith)的门徒们，正是这样教导人们的。战争是错误的法律、伪造的感觉与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物；如果世界是由目光远大、理解人类本性与社会行为准则的人们所统治的话，战争永远不会发生。伏尔泰(Voltaire)与百科全书派正是这样教导的。对他们来说，士兵是一个已成为过去的时代的残留物，是某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在这种生活里，思想开明的人们也会阉割自己；在这种生活里，总有一天，人类就会很快通统逃光。
这是对专业军队的发展的一种反应。但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法国另有一些人把军队看作是“内部组织紧密、同其他人群隔离、把战争行为降低到更加专门的深奥科学行为”的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完全不能适应社会与政治目的的伟大变革，但在表面平滑的18世纪后期正在开始积聚力量；这些势力势必会找到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与新的战争模式。有这类看法的人中有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就是雅各·德·吉尔贝伯爵，他在1772年出版的著作《试论普遍战术》一书，用他对当代战争行为的严厉攻击来开的头：我们用来打仗的军队，既是胡乱征募来的，又少适当的待遇。无论胜或负，双方都同样地资耗力竭。国内怨声载道，信誉沉沦，金钱流失。海军再征不到水兵，陆军再征不到步兵。双方大臣们都认为谈判的时机到了。和平终于来到。少数殖民地或省份易了帜。冲突的起因仍未解决，双方各自坐在废墟中忙于偿还债务、重整武器。
但是，能否设想一下：欧洲将出现一个民族，人民天资聪颖，社会资源雄厚，政府领导英明；在其国内，稳重的美德同坚实的军力在平抑扩张的政策下连接起来；这个民族决不会忘掉自己的目标，懂得如何进行廉价的战争，如何在胜利之后过好生活，而不至于因财政困难而束手无策。我们将见到这样一种民族，能像北风压倒柔嫩的芦苇那样制服它的邻居并推翻他们脆弱的政治结构。Comte de Guibert,Essai generale de tactique, Liege, 1775, I, P.xiii.吉尔贝认为无法预见到这种民族的诞生。他悲伤地说：“这样一种民族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欧洲不会再有一个国家能够立即强大起来，焕然一新。她们的成长一模一样，都在彼此腐蚀。”吉尔贝死于1791年，这一年他是看不到他有名的预言正在开始成为现实的。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第五章 革命战争
18世纪最后十年内，欧洲的社会框架，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都坍塌了下来。18世纪的欧洲，各个国家均己自成体系，疆界确定，各国君主在本国疆域内实行绝对统治。各国国王间的关系，依据国际间的法律的精确条文，严格按照外交礼节办事。各国之间的战争也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遵守同样的惯例进行，军队士兵由欧洲各国募来，军官几乎都由相互通婚的各国贵族家庭中产生。如今，所有这些都成了问题，某些地方已有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1792－1815年革命后的法国同其邻居间几乎无间歇的长达二十五年战争的结果，战事的规模是自从蛮族入侵以来从未见过的。但是，这些战争至少应当看作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同时也是革命的结果。
18世纪战争的性质，与当时社会的性质密不可分，这个国家发生了革命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国家也发生革命。一旦，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财产”（不管这些王侯为他们臣民的利益多么地辛勤工作），便成为那些献身于“自由”、“民族”、“革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是某种绝对“好”的化身，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任何代价也不为高，任何牺牲也不为大。于是，洛可可时代那种“稳健与优柔寡断的竞赛”看来已成为荒谬可笑的时代错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已觉察到，战争并非是与其他事物无关连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政策也就改变，因而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
法国军队粉碎了旧体系，建立了（尽管还只是很初步地）崭新的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其疆土从维斯杜拉河Vistula,系波兰境内的大河。一直到大西洋。
在研究法国人为何有些成功时，我们并未发现有什么新奇武器。拿破仑的军械武器几乎同腓特烈大帝时代一模一样。
是有一些新的战术创新，但这些东西在革命战争前数十年内已为军事理论家与指挥官们广泛讨论并部分试用过。从这类创新中可拣出四条来说说：一是把军队组成若干分队，可以同时沿着几条大路行进，使行军速度更高、更加灵活；二是配置一些“自由行动、自由开火”的“侦察（搜索）”队——所谓的“轻步兵”或来福枪队；二是在战场上更灵活地运用大炮，提高它的命中率；四是组成进攻性纵队，取代横列，横列虽强化了进攻性冲锋但不利于防御——也就是说，把薄层改成了厚层。
头两项改革通过改进步兵武器便可达到，这在17世纪末已经开始。当时引进的隧火滑膛枪与刺刀，使每一个步兵在发挥火力与保卫自己两方面都有了更大的独立能力；并可派遣若干配置这些武器的小分队作为先锋队、后卫队或侧翼队；这些小分队可以自我保卫，甚至抵御强大的敌人直到解除危险或撤退。18世纪中叶，这类打前哨战的小分队已很普遍。但直到“七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将军彼埃尔·德·布尔赛(P．de Bourcet)才建议全军都应按这些规则组织起来。在《大战原则》（1775年）一书中，他建议把全军分成许多自成体系的“分队”，而不再采取军队整体移动方式，各个分队各自行进，互相支援，但都能单独行动。这样不仅能提高行军速度，而且指挥更加灵活。
因此，在传统的攻城术与供应办法之外，又有了一种新的战略谋划，即以加快速度为前提的小分队互相配合，并由各分队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作战。这种组合方法还有一层好处。小单位沿着辅路进军无需全部依赖供应线，并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沿线乡村供应即可，这就能使进军速度大大提高。18世纪晚期，西欧各国都较富足，道路系统也大大改善，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军队如此行动的机会更加增多。
18世纪，打前哨战时，越来越多地运用小规模的搜索队进入森林或乡村中去进行侦察与搜索，为此需要培养这种专门人才去承担这类任务。此类行动需要有自信、反应灵敏并忠诚可靠，这在只会在长官监督下统一行动的列兵中是很难找到的。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他们在东南欧同土耳其人的长期争斗中显现出来这种才能。为了守卫边疆，帝国军队从当地征募一种独一无二的兵员，即：克罗地亚丘八原文为法文 pandours,意谓丘八、粗暴的人、掠夺者。，匈牙利轻骑兵，与阿尔巴尼亚大兵，去做担任侦察与搜索任务的轻骑兵。1741年，玛丽亚·特里萨女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因需保卫西部国土不受普鲁士与法国的入侵，即系依靠这些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的对手们抱怨说，这些轻装的军队远离大部队在前方或侧翼单独行动，就跟土匪、杀人犯差不多，必须采取步骤认真对付他们。法国同普鲁士的军队也开始征募特殊战士——轻骑兵原文为法文 chasseurs,既作“猎人”，又作“轻装兵”“狙击兵”。与山地狙击兵原文为德语 Jager，既作“猎人”，又作“(山地)狙击兵”。，让他们在起伏不平的山区巡逻，这些人都善于在山区或森林中战斗。腓特烈大帝征募了本国的轻骑兵，但完全不合他意愿的是，这支从事前哨战的分队成了一支“自由队”；后来他把他们解散了，并非常轻视地称他们为“冒险家、逃兵和土匪，他们同普通步兵不同处就在于他们缺少能使步兵变强的东西——纪律。”另一所锻炼侦察兵的学校是北美森林，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同样发现欧洲常规战术的局限性，那里的战争都是“非常规的”。出现“革命战争”曙光的前夜，各种各样的步兵几乎都穿上了猎人惯穿的绿色服装以便伪装，所有的欧洲军队差不多都采用这种办法。RevolutionFor an Authoritative Survey see Peter Paret, Yorckand the Era of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66, P28-46.至于炮兵，前已述及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18世纪60年代在法国军队中所进行的改革，使法国炮标准化，易运转，并提高了准确性。人炮在战场上的配置模式，让·杜·泰尔(Jean du Teil)骑士曾作过图解。让·杜·泰尔骑士同他的兄长约瑟夫·杜·泰尔(Joseph du Teil)男爵都是年轻的波拿巴特的教师与恩主。在《旷野作战中大炮的用法》（1778年）一书中，让·杜·泰尔指出，战场上使用大炮近似攻城的概念。他特别指出如何集中炮火威力，在敌人的阵列中炸开一个缺口。他还强调了战术因素，如火力与移位的相互依存，倾斜火力优于径直火力，但他总是回到需要集中火力这一要点上来。“我们必须把最大数量的军队与大量大炮集中起来攻击一点，方能使敌受创，……我们必须使大炮数量加倍，集中攻击一点，取胜方有把握，……大炮只有精心保养并加倍其数量，方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Robert S.Quimby, 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7, P.296.自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法国军队仍继续沿用步兵方阵齐整进攻这一正统作战方法，已成为代价昂贵的僵化方式。法国人还比不上普鲁士人那样，经过无懈可击的训练，以铁的纪律严格约束，把步兵排成横列的单层。这的确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军队才行。18世纪早期法国最卓越的军事作家谢瓦利埃·杜·富拉尔(Chevalier de Folard)竭力主张用方阵进攻，设计这种层次很密的方阵用意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震吓敌人的作用而不在火力大小，他的这种思想在法国军队中始终保持深刻影响直至革命爆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竭力贯彻这一战术，结果是敌人炮火把法国步兵方阵轰得四处逃窜。到本世纪末，这种战术也就很少采用了。最有效的步兵阵式，是由吉尔贝首创的“灵活的综合阵法”，即组成若干小型方阵，必要时可联成一线，后来成为“法国军队规则”（1791年）的基础，至少是“革命”军队奉行的正式理论。
但是，1792年，“革命”军队需要抵御进犯的对方军队时，很少有机会去实践这种正式的军事理论。皇家军队中有一部分人向革命政府效忠，但这部分军队被看作是不可信任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量的经过训练、纪律严明的步兵来运用旧政权时代的战术。即使还有教导、灌输的时间，自愿参军的士兵也不打算再遵守传统的纪律。革命军队都根据“必要“去办事，把卢梭让·雅克·卢梭(J. J.Rousseau, 1712-1778)，在瑞士出生，生活在法国，哲学家、作家、政论家。关于“自然人”的概念升华为指导性原则，对旧秩序的不自然作法不再理会。他们自由自在地打仗，以捍卫已得的自由，他们用大队进攻与分散搜索相结合的办法，高叫着“上刺刀！”猛向前冲。这是一种作战的天然模式。的确，对于这批在战斗前一两天才刚刚摸过滑膛枪的士兵来说，也只能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样的作战方式是全然不相宜的。人们不能忘记，革命军队中含有大量正规兵、军士与年轻的军官，他们欣喜地获得了在旧制度下得不到的责任与机会。尤其是炮兵与轻步兵，从前被贵族们看作是时髦的岗位，从不让平民插手。正是旧军队的正规大炮于1792年9月炮轰瓦米，拯救了“革命”。第二年，法国军队重组成新老成分混合的正式军队，一个正规的营按自愿编成两个队；国家警卫队旧的白式皇家制服改为红白蓝三色。新法国军队成功的奥秘在于把旧制度下的职业性同保卫国家的热忱结合了起来。
如果不是经过从前狂热的专制制度下的训练、现在又由一位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来领导，这些混编的部队也许还打得不如从前那样好，尽管他们也无需像从前那样作战这么久。当然，如果他们无法对抗既受过专业训练、又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也就不会从革命战争的最初几年中活下来，更不必说胜利地活下来。旧时的君主们必须仔细地计算他们的军事预算，因为保持一支正规军队在财政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革命的国家，庞大的军事预算是不会有人反对的。1793年，志愿入伍者已基本消失，为此“8月23日法律”规定：“自即日起，直至敌人被驱逐出共和国领土之日，全体法国人永远有服兵役的责任”。
一年之内，敌人被清除出法国领土，然而，无情地不断扩大的征兵工作延长达二十年之久。1794年末，法国革命军队的组织者拉扎尔·卡尔诺(Lazare Carnot)指挥着百万大军，他利用这一优势在各个战场上耀武扬威。效果总是来自数量！这是他的口头禅。“计谋没有用，军事艺术没有用，只有火、钢和爱国心才管用！”18世纪的战争中几乎已见不到的纯粹的凶残，如今又屡见不鲜。卡尔诺写道：“战争就是残暴，要么不顾一切，要么就回家。”既然恐怖已成为家常便饭，战场上自然应当变本加厉。他鼓吹：“我们必须消灭敌人，直到赶尽杀绝！”Marcel Reinhard, Le grandCarnot, Paris, 1950, Vol.II,P.100-108.战争不再是有节制的了，不再是可以不分胜负的了。
既然人能征召，那么全国的资源都可以征用来养活军队，包括武器、装备、着装与军粮。卡尔诺与其同事们为此创立了一种“有计划的战时经济”，其基础是断头台的恐吓。各地的粮食都征集起来，不顾当地居民的必要消费。设立国营的面包房，生产“相同的面包”，按供应卡分配给国民。所有消费品都由政府规定了最高价格。奢侈品全部征收来供出口，换回战争物资，全部国际贸易都由一个中央委员会加以管理。所有运输及工业生产都被宣布国有化，并用作军事工业。私藏财物以逃避管制者，或在黑市上做交易者，一律处死。武器、弹药、军服与装备的制作，都由国家来组织。甚至科学家也被征召来解决冶金、爆炸、发射，以及其他有关武器生产的问题。在默东(Meudon)设立一座供研究用的实验室，发明了头一批军事观察用的气球。巴黎同前线之间架通了信号式的电话。这是科学头一次在国家规模上用于战争活动。
行动同概念不相等。一旦外国入侵的紧迫危险消除了，人民便不再准备采用那些概念，极权政府也无法用他们惯用的手段去强制人民。一旦，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领导的“恐怖与效能”政府于1794年热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第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到8月17日。被推翻，供应军用品的企业又转为私营企业。通常负责管理这方面业务的军需处现已不能适应已发展至如此大规模的业务活动，于是贪污便盛行起来。军务合同商成为炫耀一时的“五人执政内阁”法国1795－1799年间由“五人执政内阁”统治国家。与“帝国”的新贵；纳税人（先是法国的，后来包括欧洲各国的）则受尽压榨，以饱“新贵”们的私囊。有一种说法．说拿破仑的军队有三类人；高级军官既有荣耀又有财富；低级军官和士兵有荣耀无财富；后勤委员有财富无荣耀。Jean Morvan, Le Soldat imperial,Paris, 1904,Vol.I, P479 and passim.毫无疑问，1794年后是不可能遣散这些人数庞大的军队的，如果这样做，将使法国国内一片混乱。向样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国内是供养不起这些军队的。开头是保卫法国、保卫革命的战争，现在变成了先是掠夺后是征服的战争。五人执政内阁的将军们留在国外，不怎么关心法国军队开到了何处。年轻的波拿巴特率领一支忍饥挨饿、军服褴褛的军队，仅凭着掠夺的许诺，于1796年进入意大利，事后创造出一个征服的理由。如问拿破仑的军队为什么会跟着他不仅进入意大利而且还进军埃及、德国、波兰，最终到了俄罗斯，并看到这支破破烂烂的年轻军队还不断得以扩充，其原因是他们别无选择，何况当兵总比在家里呆着要好。我们发现，其中还有一种答案是盼望掠夺战利品；另一种理由是希望促进大陆各国的交流(拿破仑的军队是推动社会流动性最有效的工具)；再一种理由是喜欢冒险。所有这些理由都可以概括进一个概念：光荣。旧时的僵硬模式被打破了，再无限制个人凭他的勇猛与才智去获得大量财富。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说的：（拿破仑）是一国的君王，同时又是军队的军事首领。那个国家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所有的机构架设起来都是为着组织并保持一支意在征服的军队。所有的政府职位与奖赏都是首先为着军队保留着的。一名军官，甚至一名士兵，也会翘盼一个王国的王位作为对他的服务的奖赏。Philip Henry, 5th Earl Stanhope, 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1831-1851, London,1888, P.81.这一时期的艺术，受到浪漫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而在“伟大的军队”中同时存在着的是更直截了当的掠夺的热心。这是这样一个时代，数代法国人，无论属于何种阶层，都会用一种可以理解的怀旧之感，回想起它来。
拿破仑正是带着这些概念去掌握军队，用他的天才既把它作为军事工具也作为政治工具。也许，在他的先辈中，只有马尔伯勒约翰·丘吉尔·马尔伯勒(Marlborough,1650-1722)，英国将军、政治家，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因战功被封为公爵。曾显示出可以与他相比的才能，把一个战役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各种军事活动与相互配合都考虑在内，而不是一连串互不联系的攻防战斗。无论敌方是谁，如1796年与皮德蒙特(Piedmont)之战，孤立并争取了这名犹豫不决的对手；1806年打普鲁士，把一个强大的顽敌彻底摧垮、消灭。政治目的决定战略计划；战略计划又须导向辨明敌方决定性的要害部位，用不可抵抗的力量奋力攻之。
这些都是拿破仑从杜·泰尔那里学来的，以及他本人作为炮兵军官候补生时学来的。他写道：“战略计划犹如攻城，集中火力猛攻一点。一旦打开缺口，平衡被打破，其余的便不在话下”。引用于 Yorck von Wartenburg, Napoleon asWar Lord, London, 2 vols.,1902, Vol.I, P38.面对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敌人，要害在于分散兵力就会在具体环节上有失败的可能，1796年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滑铁卢也差不多是类似情形。敌方虽处劣势，而我方通讯联络极易受到攻击，在此情况下，指挥官要么下决心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要么像运气不好的奥地利将军麦克(Mack)1805年在乌尔姆那样可耻地投降。
具有决定作用的火力集中，是在原先“分散”兵力的基础上的。拿破仑有意先把力量分散得很广，使敌人捉摸不出他的主攻方向。1801—1805年，在这仅有的四年短暂的休战年月里，拿破仑重新组织了法国军队，其模式后来受到欧洲各国在下一个半世纪中普遍仿效。这种模式便是在一个单一的最高指挥下，军队几乎可以无限制地非集中化。即全军分成若干军团，每个军团由两个或三个师组成，既有步兵又有炮兵，每个军团共有八千人。每个师包含两个旅，每个旅两个团，每个团两个营。l805年，这些军团驻扎在西欧地区——法国北部、荷兰、汉诺威——由于精确地安排好时间，一下子调过来围住了奥地利在乌尔姆的军队。之后，他们又各自散去，后来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聚合，同奥地利与俄罗斯人作战。次年，法国军队向北开拔，像拍打器那样迅速散开，在耶拿(Jena)摧毁了普鲁士军队。这类行动涉及到复杂的计算。几十万人在不同的道路上通过起伏不平的乡村，后几代人需要设立一个庞大的总参谋部才能计算出来，而拿破仑用他的大脑袋就装下了这一切。
这些战略谋划的目的在于使法国军队获得最有利的地位去发动战斗——这种战斗不应只当作是无可回避的罪恶，而应成为整个战役的最高潮。为此，拿破仑采用并改进了革命军队的战术。在主力部队的前头，派出一大队小规模战斗兵与射击高手，去瓦解敌人的军心。用大炮轰击敌人的阵线；数千名列队的步兵反复冲锋同敌人挤刺刀，直到敌方出现了弱点，拿破仑便向它集中火力并调出他的预备队。如果这种谋略运用得很笨拙，并且面对的是像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布置妥善、镇定自若的英国正规军队，那么，这种战术无疑于自杀。在耶拿的普鲁士军队在镇定与专业化方面一点也不比英国军队差，但经数小时的激战，不知从何方射来的狙击手的枪弹，使他们惊惶失措。普鲁士的阵线终于崩溃后，拿破仑派出轻骑兵进行追击，意欲全歼敌人，摧毁其国家。法军长驱直入，在居民中引起一片恐慌，摧毁了恢复生机的全部希望。
但是，战争继续下去，兵员的质量下降了，拿破仑的战术变得比直截了当的进军竞赛强不了许多。1806年后，军队的训练既不讲行军也不讲策略，只教如何开动武器。这种起码的技术，在行军过程向同伍的人一学就会。1809年在阿斯彭－艾斯林(Aspern-Essling)，拿破仑准备太差，就贸然把步兵纵队投入战斗，活该被奥地利军打得大败。此后，他用成倍增加大炮的办法来提高军队的质量，即使这样，他取胜的代价也很昂贵。数日后，为雪阿斯彭之耻，拿破仑决定在沃加拉姆(Wagram)实行报复，但损失了三万名兵员(对比奥斯特里茨之役只损失八千人)。1812年在博罗迪诺对俄罗斯作战不用谋略只顾冲锋，最终损失了三万人（军队供应很差），摧毁库图佐夫米哈伊尔·伊拉里翁诺维奇·库图佐夫(M. Kususov,(1745-1813),俄军统帅，著名的军事家。的计划彻底破产。滑铁卢一役，法军笨拙地强攻使两万五千人损失在威灵顿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A. Wellington, 1769-185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因打败拿破仑受封公爵。的战线前，占法军总数七万两千人的三分之一还多。
要是拿破仑不曾打赢几次仗，他的全部战略便站不住脚了。虽然他并未忽略供应问题，也的确在每次战役开始前作了精心准备，但是，他进军的速度太快以致供应跟不上。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前辈一样，他们不得不在当地农村就食。拿破仑期望军队能供养自己，军队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他们无法向当地居民说清楚法国进军的理由。当军队总人数达到六位数时，军队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自我解决供应问题。如战争时间拖长，他们必得在战役结束后立即夺取敌人的粮秣库，并强迫打败的一方供应食粮。1807年，拿破仑开始向欧洲较贫瘠的地区进军，在埃劳战役后进入波兰，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供应成为一个使人烦恼、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取胜的秘密就在于他冷酷无情地利用并加深了法国军队的供应困难，而使自己在这方面确保无虞。俄国人在1812年取胜也是依赖他们拒绝同拿破仑决战．让拿破仑深入俄国国土而供应无法跟上。余下的事就由冬天与饥饿来完成了。拿破仑只剩下三年时间来把自己约束在更传统的规模内作战，而他的敌手则较好地保留了传统的战略，显示出更好的效果。
不能低估对手们的成就来暗示拿破仑的失败最终是由于他自己做法本身的弱点，而主要的不是敌手们的努力。拿破仑的做法使法国负担太重，他的报应或迟或早总要来到。旧派的、头脑冷静的指挥官如奥地利查理大公以及威灵顿公爵庆幸自己的成功，说明18世纪形成的战略与战术原则，再加上十分重视供应线以及战场上的严格纪律，仍具有持久的价值。同样清楚的是，一成不变地用18世纪的眼光来看待拿破仑战术，也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能把18世纪战术的优越性发展到最高峰。
普鲁士在1792一1795年“第一次联合战争”中的短暂经验，以及对拿破仑1796－1801年间战争的观察，使普鲁士军队中的一批年轻军官认识到：战争学中存在着某些对抗性的东西；法国革命释放出一种民族的能量，不是什么瞬刻即逝的现象，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改变了欧洲各国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的祖国需要作出反应，不仅要从军事上进行改革，而且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革。
1806年耶拿战役灾难性的失败，证明了格哈特·冯·沙恩霍斯特，赫尔曼·冯·博因，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观点是卓越非凡的。其中的带头人沙恩霍斯特被任命为军事改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系在耶拿战役结束后成立，以重振普鲁士军队。当时还不十分清楚不应去机城地摹仿法国军队的组织、技术，诸如师旅建制以及配置轻骑兵之类。由于普鲁士军队是由长期服役的募兵组成，素来受人轻视，靠皮鞭维持纪律，因此不可能进行认真的军事改革。军队必须由严肃、聪慧、可信的爱国者组成，他们视自己为国家卫士，社会上其他人也这么看待他们。正如格奈瑟瑙(Gneisenau)不动声色地指出的：首先，有必要的是“使人民有一个祖国，如果要让他们有效地保卫祖国的话。”难道霍亨佐伦王室所继承的国土就是祖国吗？还是应当是一个更宽广、更高贵的概念——德国呢？
这些可是危险的思想——霍亨佐伦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以及附属他们的贵族，可正是认为他们是在为反对法国压迫而战。用这一种火去反对另一种火，这样的前景可并不美妙。何况沙恩霍斯特及其同事们己发现他们面对着来自朝廷及军队本身的竭力反对。有些人绝望了，放弃了，像克劳塞维茨就去俄国军队供职去了。但1813年，拿破仑军队在俄国惨败之后，情况改变了。全德国爆发出爱国主义的热忱，包括各个阶层，许多旧的壁垒打破了。引进了征兵制度，并建立起全国性的预备役制度，凡是适龄而未征召入伍的男子，全部参加预备役，可由预备役士兵自行选举军官。军队以及预备役中投入战场的共计六十万人之多。最初调度不灵，但随后便成为一支勇猛顽强的武装力量，1813年击败拿破仑的莱比锡一役，1814年打进法国迫使拿破仑退位，1815年最终推翻拿破仑，诸次战役中都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在德国召唤出一个武力国家，但因这个国家尚未通过某个国家作媒介来表现自己的力量，因此嗣后出现一个大问题。
拿破仑在滑铁卢“求饶”，是普鲁士军队与英国军队联合的杰作。普军由布吕歇尔元帅指挥，英军由威灵顿公爵指挥，后者同前者一样，也是一个新生的军事人才。英国的岛国位置与海军力量，使她在18世纪可以只保持—支编制小到边缘的陆军，为维持住这么一支陆军，多疑的国会每年绷着面孔只肯拨给一点点经费。平时，军队主要用来保护海外财产，包括麻烦最多的爱尔兰。有了战事就再征募兵士，战事停止便予解散。用18世纪最杰出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B1ackstone)的话来说．皇家正规军“被看作是国家害病长出来的暂时的赘瘤，而不是依据任何王国永久性法律组成的。”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y on the Lawsof England, Book I.ch.13,(4th edn., London, 1777,Vol.I, P412).在保卫领土方面，英国统治阶层首先看重皇家海军，其次是民兵——士绅阶级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拥护宪法的力量”。各种迹象说明，1688年皇室误认为可以利用现有的陆军来延长自己的权力，结果无疑是慢性死亡。只有发生革命才需要扩充陆军，1793年不足四万人，180l年也才扩大到不足十五万人，还是在有嫉妒心的国会一步一步细心监视下完成的。在此时期，皇家总司令约克公爵试图把军队建成可同欧洲大陆军队并驾齐驱的军队，遭到辉格党人与激进党人的一致反对。—批先觉者企图建立一所皇家军事学院来教育军官，却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苗头。事实上，军队尽管在原则上效忠于皇室，但士绅阶级对它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其渠道一是用金钱向皇室购到任职令，一是维持一种组织制度，即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即使是中等程度）与社会认可的“自我挑驯，成为征募军官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仍停留在18世纪水平，忠实地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稳定状态。军官大部分来自小贵族与士绅阶级，极少来自各种职业的、经商的中产阶级。其他级别的军士则用补贴从社会上勉强够格的人中募来。这两种属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军中依靠“非由政府任命的”军官从中沟通。曾经有几位出色的军人，其中最有名的有约翰·摩尔(John Moore)爵士与拉尔夫·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ie)爵士，企图打破这种模型，引进法国式的、较灵活、较独立的制度，但掌权的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公爵是个刻板维持18世纪传统的人物，他把旧传统一直带进19世纪下半叶。威灵顿认为无需改变。他对18世纪的战争十分精通，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仗要他去打，因此对他来说，无需乎考虑变动。据说当时一位法国将领曾说过，英国的步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好就好在他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精确地说，英国步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是如此之少。如果英国把军队发展至大陆规模，他们一定会采取比大陆国家更严格得多的模式，而实际上这又是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所做不到的。
英国人无需建立一支大陆规模的陆军，是因为从18世纪末以来，始终保持了皇家海军的优势，这支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18世纪，法国曾向英国的这一优势挑过战。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大胜，法国被排除出局，只能在北美与印度等殖民地做英国的对手。法国海军接受了犯错误的教训，二十年后，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又能够一连串击败英国，迫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上放弃了镇压造反的试图。
但是，革命摧毁了法国海军强大所依赖的专业干部，革命的热忱也已证明在航海过程无益于提高效率。法国海军的指挥系统与供应系统脱了节。至于英国，则在深刻反省1778－1783年间的耻辱。国会对海军比对陆军大方，缔结和平后的最初两年内，即1784－1785年，在国家总支出五千万英镑中，用于重建海军的经费占到两千万英镑。海军部管理机构这个奥吉斯王牛厩相传奥吉斯王养有三千头牛，三十年未打扫，后为赫克里士用河水在一日之内冲刷干净。
由一位新的审计员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打扫干净。海军上将查尔斯·道格拉斯爵士引进了炮火革新，就像格里博瓦曾在法国所做的那样，使舰上炮火机动灵活，又快又准，英国海军战士得以在近距离内接近敌舰摧毁敌舰，而无需拉开距离，排列阵形。
这种新的非凡体系给了海军司令官们大得多的主动性、机动性与控制力，使近距离战斗未出现混战局面。18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一样，也是把战舰僵硬、刻板地列成横队，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才开始打破。如今，英国的海军上将们便可以无限灵活地运用战术与计谋，且有一个有远见的海军部鼓励他们这样作。罗德尼，豪，贾维斯，尤其是高出众人的纳尔逊(Nelson)，出色地把新的专业技术同迷惑敌人的战略战术结合起来，接连不断地摧毁了所有传统敌人——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的舰队，建立起称霸全球的海上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
正是这一海上统治地位，尤其是经过1805年特拉法加之役Battle of Trafalgar,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海岸。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霍拉肖·纳尔逊指挥下，大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此役使法国海军一蹶不振，无力再入侵英国。伦敦市中心有纪念性的特拉法加广常，使英国对击败拿破仑作出了更大贡献，打破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此时的欧洲各国大都实行粮食自足的经济政策，英国同法国相互封锁，同后来在20世纪中发生世界大战一样，并不是要饿死对方，而是上述“商人战争”的继续，复归到重商主义的思想，企图用垄断贸易的手段，从财政上击败对手。1802年英法在亚眠缔结和约为何如此短命的原因之一，正是拿破仑在法国商界的充分支持下，决定复活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对英再次进行1786年英法“伊顿和约”签订后短暂停止了的贸易战(当时和约签订时，威廉·皮持[William Pitt]曾堂而皇之地引用了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法国摆脱了旧时代的关税壁垒，又因兼并了几个比利时的省份而获得了煤和铁，现已成为英国危险的竞争者。第一次与第二次“联合战争”，相互贸易封锁是一个主要的起因。法国像在1780—1783年间那样，通过“武装中立盟约”把欧洲北部的几个重商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英国。这一既定政策一直延续下来，1806年特拉法加战役之后，英国获得了海上的控制，奥斯特里茨与耶拿等陆地则由法国控制，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法令”，在所有法国控制的土地上禁止英国人来贸易（还包括英国控制的商品）。
英国人的反应是也搞封锁，但目的不是摧毁法国贸易而是去控制它。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的；“法国通过法令取消了所有同英国的贸易。英国回答说，法国除了同英国不得同别国贸易。”E. F. Heckscher, TheContinental System, London, 1922, P.120.中立国的船只只有经英国批准，履行英国的条件，才被允许同法帝国进行贸易，这一限制性规定很快引起摩擦，最终于1812年同美国开了战。由于欧洲市场不但渴求英国的商品如服装、金属，而且需要各殖民地的商品：棉花、染料、白糖、咖啡，这些现都由英国垄断，英国封锁大陆几乎可以使大陆的困难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不得不求助于走私，走私规模如此庞大，以致法国政府不仅不得不予以默许而且自己也参加了进去。
其结果，欧洲人民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渐渐淡忘，而对这这种不适宜的统制经济所产生的腐败与压迫却感受极深。拿破仑为了这种自我制约的封锁，不得不更加加强控制。1808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都被迫采用他的“大陆制度”，这样，反倒造成地中海区域对英国的普遍支持。1809年，荷兰与德国北部参加进来，1810年又有瑞典加入。拿破仑绞着两手抱怨说，如果不是英国，他就可以遣散军队，过和平生活了。到1812年，如果说全欧洲大陆，包括法国，到处都酝酿着不满情绪，那么，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皇家海军耐心的、表面不张扬的封锁的结果，早期的一系列胜利使皇家海军己完全可以做到这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五年前自蒂尔西特协议(Tilsit)奉行“大陆制度”，到了这一年也认为他同英国的木材、谷物交易受到干预是不可容忍的，便挑战性地恢复了同英国的贸易关系。拿破仑认为已无选择余地，只有用武力使俄国服从。
但是，还必须看到另外的一面。英国的经济也不能毫无损伤。战争己不再是一百年前那样是贸易与获利的同义词。
英国商人把法国殖民地贸易夺到手固然不坏，但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布匹与金属制品的厂家无法轻易地把货物私运进一个市场限制很严的欧洲大陆。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便对英国开放了贸易市场，才使货品积压的危机稍得缓解。向南美洲的出口额从1805年的八百万英镑增加到1809年的近两千万英镑！这一贸易模式一直沿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这是一桩祸福参半的买卖。这种狂热的投机活动导致1810年的市场崩溃。与此同时，由于对英国封锁大陆进行报复，开始扼制英国商品，英国对欧洲的出口额也从1810年的七百七十万英镑降为1811年的一百五十万英镑。英国的仓库内积压着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工人闲置起来，开始发生暴动与捣毁机器事件；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粮食歉收使英国的面包价格飞涨。
英国军队被召来担负此后四十年一直担负的比任何国外战争走得更远的任务：压制英国人民的不满。
所以说，在革命的拿破仑时代的辉煌军事事件的背后，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的斗争，对发动战争起着决定性作用，越往后，其作用越显著。战争成为全面的了，不单是军队的冲突，而且是全体民众的冲突。这种倾向由于技术的发展而更加强化，在维也纳会议闭幕后数年内，欧洲大陆开始了这种变化。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tracy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1814年后，鉴于二十年来的革命与入侵几乎要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来，因此他们颇不轻松地重新坐稳马鞍，确认拿破仑的经验不值得重现，欧洲还是应该恢复并维持18世纪时的政治平衡、社会稳定的局面。重建这样的平衡，被认为比开发由法国革命引起的处于欧洲社会表面下的政治与军事潜力更重要得多。拿破仑的强大军事力量系依赖整个社会的革命化转变，而主张复旧的其他各国君主是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拿破仑战争于试图推翻欧洲现有的国家制度也许具有威力，但不管对此如何评价，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想保留这种威力。
因此,在半个世纪内，欧洲各国的军队已恢复到18世纪的模式：军官由贵族担任，士兵均长期服役，军队与社会其他群体相隔离。为抵抗拿破仑挑战曾对本国军事结构稍作调整的国家——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都毫无障碍地回到了传统方式。普鲁士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与其同事引进并由“1814年军队法”建立起来的征兵制(三年服现役，两年预备役，从有钱人中选举预备役军官)尚未全部废除，但改革者已湮没不显或已退休，预备役制逐渐衰变为乡村俱乐部，征兵制也尽量少用或尽可能偶一为之；贵族阶级已在军官团内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法国完全回到“旧时代”已不可能。拿破仑从前的军事助手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 Cyr)于1818年，苏尔特(Soult)于1832年，已把法国军队的体制建在拿破仑军队的框架上。法国的军事法规保留了征兵制的原则，但实际上只运用于买不起免税权的贫困阶级。这一征兵制度又维持了七年，以便刷新一支完全不同于革命时期“全民皆兵”模式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化军队。军官不再一律由贵族担任而改用有专业的人才，下级军官大都从列兵中提拔，他们同民间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从本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动荡中认识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提问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法国军队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的军队一样，也是保卫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可靠工具；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在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镇压国内的暴动与革命，而不是相互打仗或准备打仗。
然而，拿破仑的经验也不容忽视。存在军队的正式理由是保卫国家，因此自然就要发动战争，必要时还要大打。拿破仑战争时期及以后，欧洲所有强国都建立了或重组了军事学校，以教育指挥官，训练参谋人员，如英国的皇家军事学院(1802年)，法国在圣西尔的军事学院(1808年)，普鲁士设在柏林的军事学院(1810年)，俄国的帝国军事学院(1832年)，教程中都包括了近期战役的教训。法国革命前已存在的军事题材文学，发展成为一股潮流，有不可阻挡之势。战事进行期间及战事结束后，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等级的军人，都急于把他们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发表种种武断的评论。最受尊重的战略，是那些强调老式战争同新式战争有连续性的战略观点，他们把拿破仑的才能同腓特烈大帝的才能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伟大的战略家赖以获胜的基本原则可望在未来战争中也有效。在这些人的著作中，——包括普鲁士将领冯·威利森(Willison)的《大多数战争的理论》(1840年)，英国爱德华·布鲁斯·哈姆利(E．B. Hamley)的《战争行动》(1866年)，以及最出名的瑞士安东尼·德·约米尼(A．de Jomini)的《战争艺术的价值》(1838年)，都把拿破仑指挥战争的艺术看成同18世纪的战争艺术一样，认为只是个简单的谋略问题，即在保卫本身安全的同时如何威胁敌人的两翼，如何保证交通联络畅通，保证在决战时刻有优势兵力等等。当时最伟大的军事著作——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1832年)也是一本探索基本战略原则的书，他关注最多的是分析与解释革命战争与老式战争的区别，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战争的道义与政治因素，同军事素质同样重要，法国革命使这些因素起了变化，显而易见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与老式战争迥然不同。由国家全力以赴并追求彻底胜利的战争，所采取的形式总是不同于那些军力有限、目标有限的战争。欧洲在革命年代假如不曾真正经历过前一类战争——“绝对的战争”，那么，或许还以为这类战争只不过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一种抽象的计算标准。克劳塞维茨总结道：断言这类冲突决不会再现未免过于草率。“如果事实上只是忽视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从而筑起一道栅栏，那么，这道栅栏倒坍之后再要重筑可就难了；相互敌对，至少是重大利益相冲突，将以和我们今天相同的方式去表现它自己。”I.Carl von Clausewitz,Von Kreige, book VIII, Chapter3.确切不过的是，爱国热忱的爆发，对自己的危险性同对敌人的危险性同样大。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们不希望在活着的时候再见到这样的热忱，为此作了三十年的努力来竭力防止。但是，他们在欧洲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成功同时使工业与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却又最终使得战争如果再起的话，其规模将使拿破仑战争相形见绌。
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至克里米亚(Crimea)战争间的四十年中，陆地与海上运输都使用了蒸气引擎。对海上战争的影响将在下章内讨论。陆上，火车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取代了有时需长达数周的长途徒步行军(即使指挥英明也会在途中损失十分之一的人)。英国1830年有一团军队由曼彻斯特开拔到利物浦(相距三十四英里)，只用了两个小时而不再是从前的两三天。与此同时，莱茵兰的德国人开始领悟到，法国复兴后，他们可以迅速集中大量军队，重演拿破仑式的入侵，这是无法预测的。最初，英国与法国对铁路感兴趣是因为可以迅速调动军队去镇压大城市中的暴动；而对普鲁士来说，铁路将给他们带来省钱的军事力量，他们四散在欧洲的领土如今可以用铁路网与新的运输制度有效地连结起来了。
头一个显示出铁路作用的战争是法国同奥地利帝国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争。当时法国约有十二万人，只用了十一天便到达战场，而从前越过这一距离需要两个月。
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铁路运输的问题。士兵与马匹可以迅速运转了，但后勤又是另一回事。法国军队发现他们没有弹药，没有药品、饲料、架桥材料或攻城设备，他们之所以能打得不错只因为奥地利军队的状况也不比他们强。普鲁士总参谋部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两个最大假想敌的战略，抓住这一教训，设立一个专管铁路运输的部门，但在1866年自己同奥地利的战争中仍犯了错误，经过改进，在1870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中却获得不曾预料到的效果。在这期间，美国南北战争提供了更加辉煌的例子说明铁路运输对战略家提出的新问题与各种可能性。
的确，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了解战况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从前民众只能从简短的政府声明或士兵的事后叙述中了解情况；而电报的发明，使战区与基地间的联系密切多了，这种快速联络不仅使首都的政治领导人同战地指挥官们便于联系，而且在报纸的地位确立并更加雄心勃勃后，编辑与战地记者的联系也大为方便了。英国民众可以随时了解克里米亚战事(1854－1855年)的细节，其结果，使他们对这场战争比对前次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事更加关心；尽管克里米亚离英国很远，他们所知道的军事行动情况只比上一场战争略少一点。
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通讯革命，把欧洲人民(已变得更有文化，城市化，并有政治觉悟)带入同军队活动更加接近、更多参与的新局面，尽管政府仍企图把军队隔离开，不使他们同民众接近，因为政府认为这种接近更像会瓦解军队而不是鼓励军队。但是，军队同他们所出身的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一个纯粹军事的需要，即为支持军队不得不更深地榨取社会的资源。
18世纪时，普遍认为军队投入战场的规模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由于供应跟不上。18世纪的战争很少超过八万人的。正如我们已见到的，这样的限制在法国革命时期被超越过去，因此补充给养便必须依靠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抢掠，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1812年进入俄罗斯遭遇的灾难说明即使如此冷酷无情的轻举妄动，也有它的极限。随着铁路的发明，这类限制消失了。一旦调动军队的复杂性由铁路解决之后(如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例子)，管理军队的限制，剩下来只有：征召适龄的兵员人数，征兵对象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以及管理火车、装备与动员的能力。
1870年，“北部德意志同盟”与法国开战，投入的兵力是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时的两倍：一百二十万人。1914年，德国军队倍增至三百四十万人；其邻国的军队也大大增加了。19世纪末，欧洲大陆列强保卫自身的安全看来主要(不说是全部的话)依赖能投入战场的武装力量的规模。
这一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866年与1870年的德国统一战争的经验。当时，普鲁士只用了数周时间就摧毁了奥地利帝国的军队，第二次是摧毁了法国的军队。而后一次还以拿破仑方式占领了敌国首都，并对一个彻底孤立的仇敌任意开列了苛刻的媾和条件。正如克劳塞维茨预言的那样，“绝对的战争”再次出现，而这次是由克劳塞维茨的门徒、普鲁士总参谋长老赫尔姆斯·冯·莫尔特克(H．von Moltke)带回到欧洲来的。
普鲁士军队效能的基础是强制征兵制，虽然自1814年实行以来已渐式微，但从未完全放弃过。自从开始是摄政王后来成为国王的威廉一世于1858年加冕以来，这项制度便复活了。这位君王把复兴普鲁士军事力量作为他毕生的主要目标，为此不惜同国会迎头相撞。他的军事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 von Roon)重新规定：士兵服现役三年、后备役四年；此后，经过训练的士兵进入边防军，丧失独立的社会地位，受正规军的管辖。这一系统由分布在各地的军团掌握，军团指挥官负责征集现役军人与后备役军人，以及边防军，并负责训练、装备；最重要的是，还要对军队的速度、效能与作战动员负责。在动员正规军的同时，经过充分训练的后备役官兵也在被动员之列，经过细心设计的铁路系统派往总参谋部计划好的战区前线。
总参谋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沙恩霍斯特创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由莫尔特克(1857年任总参谋长)加以彻底改组。长期以来，为解决供应问题以及巨大兵力的配置问题，确有必要使总参谋部的责任膨胀，并把经过训练的参谋人员(即使还没有完全成为专家)分布到各支军队中去。发展铁路带来的军队规模的扩大，无论平时准备或战时的指挥与控制，都大大增加了难度。在法国、奥地利与英国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人数还略多于军事官员，但因声望不高，通常受到团部同事们的排挤与轻视。莫尔特克反其道而行之，把参谋人员变为精英层，从最出色的团级军官中挑选，由他亲自训练，并让他们轮换担任参谋职务与指挥职务，以加重他们的责任心。在普鲁士军队以及日耳曼帝国(1871年诞生）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不仅仅是“办公室主任”，而且是专业顾问，军事指挥官常常要听从他们的指导。1870年对普鲁士来说，既是政府工作方法获得胜利又是武装力量获得胜利的一年：政府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效益标准。拿破仑时代的浪漫英雄主义在第二帝国的军队中复活了，在一些小殖民地打了几仗获得小胜。但大多数法国将领指出：英雄主义已经覆没，胜利应归功于现在的体制已使战争成为一种科学的计算、统筹规划与专业上的专门知识。
1871年后，普鲁士的体制——征兵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动员艺术，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部——已为欧洲大陆各国所仿效。三十年后．在南非与古巴的灾难性教训之后，英国与美国也因各自的需要采用了普鲁士模式。
同管理方面的革命同时出现的是技术上的革命。我们已见到，15世纪与19世纪之间，在欧洲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中多么缓慢地改进着武器系统；渐进的、小步小步的改良，使大炮运转较灵活些、命中率稍高些；以及如何把火绳枪变成燧火枪，长枪变成刺刀，而火枪的射程提高不多；运输方面也没有超越靠人力或马力拖拉的限制。但是，1815到1914年间，正如交通通讯革命导致战略的转变一样，武器技术的革命改变了战术。
1870年，火器有一次变化。首先是有了来福枪——枪管里有了螺旋形的来福线，既增长了射程又提高了准确性大约五倍之多。从16世纪以来，来福线原理曾用于运动枪支；18世纪以来，曾用于轻步兵火枪。但从枪口上枪弹，发射率很低；它们通常被看作是精确的武器但显太纤细，而对步兵排来说，炮火的密集比射程与准确性更重要。19世纪40年代，发明出有来福线的滑膛枪，子弹可以落进枪管里，发射时自动入槽，发射频率与旧式滑膛枪相近，但射程与准确性均有超出。同时，火燧枪的发射机制也由更可靠得多的击火帽所代替。有了这些武器，19世纪50年代，法国、英国、俄国与奥地利的军队先是在克里米亚大打，后来又在意大利大打。
普鲁士没有参加这些战斗；直到1866年，同奥地利打了一仗，近二十年才给步兵装备的德雷西“针枪”的效果始得以测定。这是头一次有来福线的后膛枪——使用笨重，射程还不如前装枪，由于枪尾散出大量烟，使发射人很不好受。但是，前装枪发射一颗子弹的时间，后膛枪可发三颗，而且，很有利的是可以卧在地上发射。这在战争历史上是头一次：步兵可以在数百码射程内无需使自己当作靶子就可以杀死敌人——普鲁士军队1866年充分利用了这一优越性，嗣后欧洲其他各国也迅速改善了本国的后膛枪。
大炮也有了同样的发展。到l860年，所有的欧洲军队都配置了各种类型的由前面装炮弹、炮管有来福线的大炮，射程在一千至三千码之间。这方面，普鲁士比奥地利、法国都落后了。1866年，各种大炮的不同表现引起一场迅速兴起的战术革命，普鲁士采用了弗雷德里希·克虏伯(F.Krupp)发明的新式后膛钢炮。这种大炮主宰了1870年的各个战常普鲁士的将领们用优秀的法国来福枪在德国军队身上试过几次以后，便把本国的军队安置在射程之外，然后用本国的枪炮痛击法国军队，直至法军投降。
因此，到1870年，一支进攻的军队想靠近敌军已很不容易。普鲁士的步兵袭击法军阵地，法国的轻骑兵进攻普鲁士的阵地，都是伤亡惨重。最后普鲁士之所以取胜，部分原因归功于他们的大炮，部分原因是由于兵力上的优势允许他们采用侧翼包抄的战术。1870年后，靠近敌人的难度更大了。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强力爆炸物——立德炸药苦味酸组成的烈性炸药。、无烟线状火药、麦宁炸药也是苦味酸组成的另一种烈性炸药。，这些炸药与黑色火药(有烟火药)不同，是瞬间充分燃烧的，因此没有烟散出来妨碍发射者，只在枪管里有一点沉积，放慢了发射频率。但射程之远是当时所有武器都不能及的。步兵所用来福枪的有效射程如今可达一千码。枪管口径可以缩小了，使枪的重量减轻，命中率提高，并有了可能使步兵携带更多的弹药。子弹盒与金属弹的采用，使装弹更容易更快捷。所有这些武器的改进，同本世纪末装有子弹带、用水冷却枪管、一分钟能射出数百发子弹的机关枪的发明相比，都相形见绌了。用这样的武器进行攻击，阵地如何守得住？
19世纪末的—些战术家们全都同意，攻击成功只能靠发明一种更密集的炮火。当时出现的大炮的某些新发明使这一希望成为可能。射程的增长意味着战场上的大炮无需像1870年时那样只能在无障碍地用肉眼看得到的条件下打个几千码；现在，已能间隔五英里，从隐蔽处所发射，无后座力，开炮后无需再次校正方向，发射频率与准确性均有提高。重型大炮的射程达二十英里以上——某些例外的“怪物”能射五十或六十英里——并能轰坍所有现存的堡垒。1870年所预示的，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证实——大炮将成为中心，可能成为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武器。到1918年，靠大炮来夺取滩头阵地，由步兵去守住滩头阵地，便成了惯例；而滩头阵地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为炮兵观测提供了便利。
最后，最古老、最受尊敬的轻骑兵怎样了呢？它在袭击、侦察方面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还保持着，——在新近扩大了的战场上，重要性比前更甚。在运输弹药方面也有其重要性。作为“马上的步兵”的价值，从前作为“龙”的价值，仍在南非洲的空旷地区明显地显示出来，这还未提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常但是，轻骑兵不愿接受任何暗示，说他们未来的作用只限于辅助性的，而不再是在战场上起到威风凛凛的决定性的冲击作用，以此视作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希望，鉴于大炮火力的提高，可使步兵的火力不致过分突出。如果改良了马匹的品种，已大大扩大的军种间的差距也许可以部分弥补。为此，1914年可以见到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改进骑兵，配备马刀、长剑，加强马匹的训练，发挥骑兵在突围、突破方面的作用。东部欧洲未筑连续防线的广袤地区，骑兵仍发挥着有效作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西部欧洲，只需数星期就能弄明白，——除了本国某些指挥官外——重骑兵已经是代价昂贵的老古董。即使是侦察方面的作用，不久也被摩托车与装甲车所代替了。
军事思想家们并未低估新武器带来的问题。1870年的经验教训在1877－1878年的俄罗斯——土耳其战争，1899—1901年的英国——波尔战争(南非)，1904—1905年的日本——俄罗斯战争所强化了。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步兵完全可以钻进防御良好的阵地，用现代化的武器杀伤来犯之敌。一位独立观察家：波兰银行家伊凡·布洛克(I．Bloch)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后，在他的著作《未来的战争》(1898年)中说：鉴于从统计上来看今后的进攻战已不可能成功，战争不再成为政策的有力工具。可以理解，军事领导人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并不否认，任何军队发动一场敌人阵地早有防备的进攻，必须准备有沉重的伤亡；像1870年德国军队所实施的侧翼包围的战术，必须要有大量军队才行。无论何种情况，只有人力资源丰富的军队才能占据决定性的优势。无怪乎1871年至1914年间，各国的总参谋部竞相要求扩充军队。
最迫不及待的是柏林的军事计划制定者。德国总参谋部须策划好在两个战场上打仗的战争：既打法国，又打俄国。
一年一年过去，在俄罗斯帝国1890年后建立了铁路系统，俄国军队可以征到更多的兵员后，情势越来越严重了。俾斯麦(Bismarck)的政策是同俄国与奥匈帝国通好，以孤立法国；他的继承人则放弃了这一政策，法国遂于1891年同俄国重新修好；德国总参谋部认为战争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德国人要考虑的是首先把兵力集中在哪个前线？要争取一场色当模式的全面胜利，看来唯一的可能是突破狭隘的西欧地区；但是，法国前线如今碉堡林立，突破此处绝无可能。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 vonSchlieffen)伯爵提出一个著名方案：大迂回穿过比利时侧翼包围，抄法国的后路，打一嘲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战斗”就可摧毁法军，这样就可以使德军转向东去对付规模庞大但行动缓慢的俄军。施里芬于1905年退休，将这一想法留给了继承者，继承人越研究越觉得这一方案难以执行。后勤问题无法解决。最根本的困难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力，必须要在1912年通过一项新的军事立法来增加德国军队的规模。
法国很自然要作出反应，也延长了服役时间。但法国总参谋部不像德国总参谋部那样关心现代战争中的防御力量。
首先，他们武断地认为1870年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法国将领固守阵地处于被动，而没有实施拿破仑式的争取主动，在敌军面前大胆行动。其次，正如我们已知道的，早在18世纪，法国军队的传统一直是急于进攻，不愿固守阵地以耗竭敌人。法国将领们(其中最突出的是斐迪南·福歇[F．Foch])记住了拿破仑的格言，说战斗时必须以三倍的兵力去进攻对方，他们相信，即使对方防御力量强大，只要有英勇果敢的领导，组织好优势兵力，进攻必定可以取胜。为此他们在1914年计划以争取主动进攻(当然估计到流血牺牲)的办法来挫败德国，意志坚强的指挥官是不会退缩的。
1914年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欧洲各国都已知道，军事效率并不决定于一些小股专业兵力的效率，而在于人力同合乎战略的铁路网的恰当组合。在这两方面都占优势的任何国家，即使其他方面都同别国一样，准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欧洲的政治地图。因此，人力的有效运用与人们的福利，便成为国家所关心的大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出生率本身就是军事力量的指标。法国见到1870年后本国出生率下降而宿敌德国的出生率却在直线上升，深感不安。兵员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联合王国在对俄战争前，在征召入伍的兵员中发现体格不合格者占有惊人比例，从而不得不改善其社会政策。还有基本的教育水准。现代化的军队现己成为复杂的组织，要求即使是等级最低的士兵也要有文化，会计算。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军土们有文化比军官们有文化更重要。而一般的说法则是：普鲁士的教师们赢得了普法战争。这一说法同公众对威灵顿的说法大同小异，说滑铁卢一役的取胜，是在伊顿公学伦敦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的操场上就决定了的。
不是说，贵族阶级的传统品质——勇敢、主动、独立、有领导能力——在战场上不那么需要了；高级军官笼统说说意图，交给低级军官去办就可以了。战争需要大量优秀军官。单凭贵族头衔是得不到优秀品质的，尽管本世纪下半叶土地价格暴跌，使有地阶级以新的兴趣把军事职业看作是拯救经济的源泉。即使贵族阶级还可以继续贡献出他们传统的有超凡魅力的领导才能，对职业士兵也要求有更好的品质：懂得技术，其中有些人还须有一流的管理能力。正规军军官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专业精神：继续作为英勇的领导人，还要求成为经理人、工程师。
军官类型的转变，在法国实现起来并无多大困难，因为革命后，军官团中的大多数已是中产阶级。哈布斯堡帝国的贵族阶级总是随机应变的、折衷主义的。俄国的贵族想在军队里找差使是决无问题的；但俄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过干部训练学校训练的中产阶级与中间偏下阶级的子弟所领导的。德国就远不是那么好改了。德国军官团同王室有特别亲密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家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到了本世纪中叶的多事之秋，普鲁士军官团认识到自己不仅在为皇家抵御外敌，而且还在为皇家镇压国内的分裂势力。尽管他们承认总参谋部逼迫他们扩军是军事上的必需，然而，军队领导人怀着理解的心情也已看出这种趋势：有自由思想背景的中产阶级暴发户大有来取代他们之势，各级军士们则都将是那些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人。
他们无需担心。19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中产阶级极端分子带着文化方面的与政治方面的“起义时代发酵粉”，在1848年当然是革命的，进入50年代后也仍然处于爱找麻烦的位置。俾斯麦则力促普鲁士王室宣扬爱国(爱德国)主义，用这个办法来拔掉那些极端分子的“刺”，到了1871年，这些人便高喊起“皇帝万岁”来，喊得比任何人更响亮。此后，德国资产阶级便支持武装力量，同他们关系融洽，因自己能从预备役军官委员会脱身而高兴。但是，资产阶级同军队一样，对工业无产阶级中逐渐增长的社会主义意识感到害怕，尤其是军事当局更感忧虑。鲁尔、莱茵兰等地的新兴工业大城市中的工人素无对封建领主效忠的传统，这种状况同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情况大不一样，那里大部分土地仍归地主贵族所有。而恰恰是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最快，征召入伍的兵士也最多，这些人的可靠程度如何？先不说打法国人，就说让他们去压制德国上层阶级日益畏惧的革命，以“保卫社会秩序”，他们能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吗?普鲁士军官团所惧怕的，正是卡尔·马克思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所希望的。从军事来说，他们两人都是热诚的学生与精明的评论家，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使他成为19世纪最出色的军事评论家，他们两人都显示出对军事技术有详尽的研究，并对军事发展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关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这一概念是英国与法国的自由主义分子从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一词，系指18世纪欧洲思潮的主流。17世纪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人文科学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进入18世纪后，更多的人们相信了自然规律与宇宙法则，思维更为理智。继承下来，但在英国根子更深，可追溯到那些不奉国教的教派的主张，经过理查德·科布登与约翰·布赖特等有识之士发扬阐述，获得较大的政治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不赞同19世纪30年代浪漫革命派的观点，那些人相信由社会精英发动的起义便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军事力量始终是变革人类活动的工具，今后也将如此，但是这种变革必须符合某些客观规律。革命需要等待时机。职业士兵(迄今为止仍是旧社会统治者手中用来镇压人民的可靠工具)被经过训练、掌握了军事技术的人民群众所替代之日，便是可期盼的革命诞生之时。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希望、普鲁士军官团所害伯的事情没有出现——至少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确实处于再也无法容忍的紧张状态。德国军队并未被搅乱，相反，所有的军队，德国的或其他各国的，都被证明是军国主义化的有效工具。
“军国主义”一词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已被如此普遍地滥用，学者在使用此词时必须小心。我们在此使用此词只是指军事结构的重要性已占着全社会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社会强调等级制度、强调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强调个人行为中体力上的勇气与自我牺牲，强调在极端艰苦环境下的英雄式领导；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种观念，认为国家体制内不可避免地出现武力冲突，为此必须培育出具备必要品质的人来引导这一冲突。到19世纪末，欧洲社会的军国主义化已达到很显著的地步。战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事情，或者是一小群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了。武装力量不再被看作是皇室的禁卫军，而是国家的保卫者了。
王朝统治者靠尽可能多穿制服出现在众人面前来强调自己领导国家的作用；用军队游行、军队乐队、军事典礼来强调国家形象，使各阶层的民众也能普遍认同。
军国主义化的国家主义不单纯属于资产阶级所有。马克思写到“工人无祖国”时，他也许真实地反映了早期工业革命时的情况，这些工人生根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农村，在城市中度过了艰苦的童年，至今仍同这些城市格格不入，同剥削他们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五十年后，随着国家教育的实施，力量强大的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报刊的出现，局面变了。到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对于国家主义的反响已经等同于对社会主义的反响，能把这两种思潮搅到一起的人便成为其中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工人阶级冲破各国边境联合起来的呼吁，在1914年吹起的喇叭声中随风散开了。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早期出现的那种过激的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乃反动统治阶级成功地向群众灌输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使群众放弃支持革命，吸引群众支持现存的社会制度。实际上，统治阶级中那些最反动的人，是最不相信国家主义的。黑格尔与马志尼朱塞佩·马志尼(J. 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爱国者、革命者。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其吸引力，他们认为，民主同国家主义是互相促进的。参预国家事务的意识越强，国家越能真正体现它所建立的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不平凡的制度，人民保卫国家、服务于国家的积极性也就越高。国家成为民众效忠的焦点之后，宗教势力才能被遏制。国家为那些已经超过爱幻想的年龄、尚未事业有成的人们准备好了人生的目的、多彩的生活、激动的时刻与庄严的地位。但是，国家只有同别的国家相比，才能量出它的价值与力量。无论国家的目的有多么和平，国家的理念有多么高大，它想避免(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都在试图避免)一个结论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个结论就是：国家的最高使命是战争。
这样来解释1914年最令人夺目的现象，似乎就可以讲得通了。这一年，激动的人群拥塞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大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