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集中营这个术语就是在这里发明的，并且立即得到了沿用和固定。这是一个后来在国际上大为流行的二十世纪的主要术语。它出现的时间原来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八、九月。这个字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使用过。但是只和战俘以及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有关。在这里它第一次用到了本国公民身上。词意的转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战俘集中营不是监狱，而是对这些人必要的预防性集中。现在所要做的不正是对本国人实行法律之外的预防性集中吗？列宁的灵活的头脑只需想象到围在一群未经判罪的人们四周的铁丝网，顺便就能找出一个需要的字眼——集中。
不过革命军事法庭的头头也正是这样写的：“集中营的监禁具有隔离战俘的性质。”这就是坦白地说：拿他们当做抓来的俘虏，具有战争行为的全部特征——只不过是对本国人民的罢了。
如果说，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强迫劳动营属于一般监禁场所，那么，集中营就决非“一般场所”了。它是直属契卡管辖的关押特殊敌对分子和人质的地方一固然，后来关进集中营的，也有一些是经过了革命法庭审判的；但是源源不绝地送进来的不是被判了刑的人，而只是根根敌对性特征抓耒的。从集中营逃亡，刑期增加（同样是不经过法庭的）十倍！（要知道当时叫得很响的口号是：“十人为一人！”“百人为一人！”。）因而，如果什么人原来的刑期是五年，逃跑后被捉住，刑期便自动延长到一九六八年。从集中营再次逃亡，按规定应枪毙（这一条当然是一丝不苟地执行了的）。
在乌克兰建立集中营的时间比较晚，是从一九二O年才开始的。
但是营地的根子埋藏得比这还要深，还要深，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它们的地点和痕迹。大部分最早的集中营内的情况，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根据那些营中最后的幸存者的一些证词抢救出一点材料。
那时，当局惯于把集中营设在修道院里面：那里有牢固严密的围墙，坚实的房舍，而且都是闲置不用的（修道上不算人，随时可以撵出去）。所以莫斯科的集中营设在安德隆尼克；诺沃斯帕斯克、伊万诺夫等修道院。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彼得格勒《红色日报》的一则消息报道说，第一座集中营“将设在下诺夫戈罗德市的一座闲置的修道院里……预计初期将遣送五千人去下诺夫戈罗德集中营”（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在梁赞市，集中营也是设置在以前的女修道院（喀山修道院）里。关于这个集中营我听到以下情况。关在那里面的有商人、神甫、“战俘”（旧军官而未在红军中服役的，抓起来以后称为“战俘”）。但还有一些不知该属哪一类的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叶-夫也进去了）。营里有织布、缝纫、制靴等车间以及“一般劳动”（一九二一年已经这样称呼了）。犯人还进城去完成修缮和建筑等工作。他们上下工都有人押送，但是个别的工匠是不用押送的，按不同的工种单独放他们出去干活计。老百姓在家里用好吃的东西款待这些人。梁赞市民对待这些“剥夺分子”（他们的正式名称是“被剥夺自由分子”，而不是犯人）深抱同情，这些人的行列经过的时候，纷纷给他们施舍（面包干、煮熟的甜菜根、土豆）。押解队也不阻拦他们接受施舍。“剥夺分子”们把得来的东西在他们内部均分。（这些举动哪一样都不符合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想。）有的“剥夺分子”被安排在符合他的专业的单位里（叶-夫被安排在铁路系统），这是最走运的，他们能领到在城里来往的通行证（晚上回营睡觉）。
营里的伙食是（一九二一年）：一天半磅面包（完成了生产定额，再加半磅），早晚是白开水，中午是一大勺菜汤（那里头有几十粒麦片和一些土豆皮）。
点缀营中生活的，一方面是官方派遣的好细的告密（以及根据告密而实行的逮捕），另一方面是剧团和合唱团。“剥夺分子”们在原来澳贵族俱乐部大厅里为梁赞居民举行音乐会，他们的管乐队在市里的花园里演奏。“剥夺分子”们和当地居民越来越熟悉，越接近，搞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时候，当局开始把“战俘”遣送到“北方特种营”去。
集中营所以缺乏牢靠性和严峻性，其教训就在于它是处在平民生活的包围中的。因此才有了建立北方特种营的必要（集中营于一九二二年废除）。
这是营地黎明时的曙光，它值得我们对它每一种色调的变幻进行更仔细的观察。
托洛茨基建立的两支劳动兵团，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被勉强留在其中的士兵的怨言，不得不解散。但是劳动营在俄罗斯联邦结构中的作用非但没有因为此举而逐渐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一九二0年未，在俄罗斯联邦共有八十四个劳动营，分布在四十三个省份里。如果相信官方的统计（尽管这些数字也是保密的），在这些劳动营里一共拘禁着二万五千三百三十六人，此外还有二万四千四百名“国内战争的俘虏”。以上两个数字，特别是后者，看来都是缩小了的。然而如果考虑到，由于采用了所谓“减轻监狱负担”、凿沉驳船以及别的大规模消灭被拘禁人员的办法，使统计数字多次地从零开始，这些数字也可能是准确的。所有的缺额后来都得到补充。
早期的劳动营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说来，似乎成了不可捉摸的东西。在里面关过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对外人讲过那里的情形：任何证据都没有。文艺作品、回忆录讲到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只提处决和监狱，却根本没有描写劳动营的。你从字里行间、从言外之意里都看不出关于劳动营的一点暗示。因而米哈依洛夫自然是要搞错的。这些营地在哪里？叫什么名称？是什么样子？……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条令有一个决定性的（所有法学家都能指出的）缺陷。它丝毫没有谈到犯人的阶级区分。也就是说，没有提出对某一类犯人应当给予较好的待遇，而对另一类应当给予较差的待遇。但是它规定了劳动制度，这是我们想象营中情况的唯一依据。工作目规定为八小时。可是，由于事情新鲜，以致头脑发热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对于犯人的任何劳动，除营内勤务外，都按照相应工会的计件工资表付给……（骇人听闻！难以下笔！）百分之百的报酬！（按照宪法强迫你干活，也按宪法付给你报酬，还有什么话说？）诚然，从工资里扣除了劳动营维持费和警卫队的工资。“表现好的”受优待，可以住在私人住宅里，只到营地来上工。对“劳动特别积极的”，答应可以提前释放。但是总的说来，对管理制度没有做出详细的指示，实际是由各劳动营各行其是。“在建设新政权的时期并鉴于各监禁场所异常拥挤的状况，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的问题（！——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因为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减轻监狱的负担方面。”读这些话，就像是读一段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马上就会冒出好些问题：那些倒霉的监狱到底怎么啦？“我们的监狱秩序很糟糕……最短期的监禁都变成一种折磨。”这种拥挤不堪的现象的社会原因何在？“减轻负担”——是该理解为枪毙呢还是分散到各劳动营？“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问题”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司法人民委员部没有时间保护犯人不受地方劳动营长官的肆意侵害。是不是只能这样理解呢？没有管理制度的细则，那么，在凭“革命的法律意识”办事的年代，每一个劳动营的土皇帝都可以拿犯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学？
根据一些简略的统计数字（全是从同一本《文集》里摘出来的），我们得知：劳动营里干的基本上都是粗笨的体力劳动。一九一九年在手工业作坊里劳动的犯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一九二年占百分之十。我们还得知：一九一八年年末，中央惩治局（听听这名称！不觉得毛骨悚然吗？）正忙于建立农业劳动营；也得知了：在莫斯科建立了几个由犯人组成的国有化房屋水暖设备修理队。（这一类犯人显然是没有人押送的。他们拿着螺丝扳子、焊烙铁、各种管子，往来于莫斯科的街头、机关大楼的走廊；出入于当时的大人物的住宅，如果首长夫人来电话叫人去修理的话。——这样的场面没有写进任何一部回忆录，任何一个剧本，也没有拍进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在押犯人中没有这类专家怎么办？可以断定会从外面抓进来一些的。
幸运地保存下来的俄联邦全部监禁场所的负责人叶·希尔文特同志向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监狱——劳改系统一九二二年情况的进一步的资料。人民司法委员部和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所有监禁场所在这一年第一次合并为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交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翅膀下。（在他的另一个翅膀下面已经有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禁场所，他仍不嫌过饱似地想把这方面的一切也全部管起来。）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下辖三百三十处监禁场所，剥夺自由者总人数为八万至八万一千人，比一九二年增多了，“监禁场所人口今年确有不断的增长”。但是我们从这同一本书中可以看到（第四十页）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起，关押人数从来没有少于十五万，有时候达到十九万五千人。“监禁场所人口数变得越来越稳定”（第十页），“列为革命法庭审判对象的百分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一定的增长趋势”（第十三页）。而在不久前发生人民骚动的地区——中部黑土省份，西伯利亚，顿河两岸，北高加索，侦查中人数占被监禁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这证明着劳改营发展的良好远景。
一九二二年归监禁场所总局系统管辖的有：劳动感化院（即服刑监狱），关押所（即侦查监狱），递解、检疫、隔离监狱（奥廖尔监狱“无力容纳所有难以改造的犯人”，恢复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如此光荣地敞开了牢门的“克列斯特”监狱），劳改农场（刨灌木丛和树根，用人力），末成年人劳动院以及集中营。可谓发达的惩治事业！在监狱里，“每五个定员空位需要安排六个多人，并且有许多这样的院所，那里一个定员空位要容纳三个以上的人员”（第八页）。
我们也可以知道建筑物（监狱和劳动营）的状况：它们破烂不堪，以至连最基本的卫生要求都不能满足，“到了不能使用的程度，以至整座楼甚至整个感化院所都不得不关闭”（第十七页）。关于伙食，“一九二一年监禁场所的状况是很困难的：被监禁者没有足够数量的口粮。”“从一九二二年起由于转入了地方预算，监禁场所的物质状况应当认为几乎是灾难性的”（第二页），各地省执委甚至不肯发给被监禁人员足额的口粮。年初国家计委拨给十五万至十五万五千名被监禁人员十万人的口粮，伙食标准降低了，某些食品根本不发（四分之三的被监禁者获得的热量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了十五个全国性的以外，根本取消了对全部监禁场所的口粮供应。“被监禁人员在饿肚子”（第四十一页）。
国家很想，很想有群岛，只是没东西给它吃！
劳动报酬的价格已经降低了。“物资供储极端不能令人满意……预计恐怕会成为灾难性的”（第四十二页）。“几乎到处都感到燃料不足。”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监禁总局系统不低于百分之一。这表示一个冬季将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许还会达到百分之十？
这不能不反映在警卫工作上。“大多数看守人员直截了当地逃离工作岗位，有些做投机买卖，跟被监禁人员进行交易”（第三页）——此外还会盘剥他们多少！“工作人员被饥饿驱使的职务犯罪事件激增”。许多人次行去干待遇较好的工作。“有一些感化院只剩下一个院长和一个看管人员”（可以想象是多么没本事的），因此，“不得不吸收模范的被监禁人员担任看管”。
不把这个正在死绝的群岛解散回家，而是把它硬拖到光明的未来，这必须具有怎样的捷尔任斯基的精神力量和对共产主义惩罚事业的信心啊！
结果如何？一九二三年十月——已经是晴朗的新经济政策年代的开始（而距个人迷信时期还相当遥远），拘禁的人数为：三百三十五座劳动营内共有被剥夺目由分子六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名；二百零七座感化院内共有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三人；一百零五座关押所和监狱里共有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三十五处劳改农场里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另外有一千零四十一名未成年者和病号。
而这一切还没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算在内！多叫人高兴的增长！灰心丧气分子们丢脸了。党又对了：被监禁者不仅没有死掉，人数反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监禁场所还超过了一倍，并没有垮掉。
还有一项关于劳动营内过度拥挤现象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犯人增长的速度超过劳动营组建的速度）。第一百个定员空位的实际容纳量，一九二四年为一百一十二人；一九二五年——一百二十人；一九二六年——一百三十二人；一九二七年——百七十七人卢亲自在里面蹲过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一个空位需要容纳一点七七个犯人，营中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包括板铺上的空位、食堂里的饭钵以及营里发的棉背心之类的东西）。
通过劳改营系统的发展，展开了一场对世界各国的“监狱拜物教”发动的一场勇敢的“斗争”，其中也包括对除了监狱之外什么新鲜玩艺儿也没有想出来的早先的俄国。（“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的沙皇政府带着某种特别刻毒的虐待狂发展着它的监狱系统。”）
尽管一九二四年以前在群岛上仍然很少有普通劳动营。那几年占主要比重的是封闭型的监禁场所。以后也没有减少。克雷连科在一九二四年的报告里要求增加特种隔离所的数量，以便关押非劳动者和劳动者中特别危险的分子。（克雷连科本人后来也显然变成了这种分子。）他的这种提法一字不改地写进了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
在跨入“建设时期”的时候（意思是从一九二七年起），“劳动营的作用……（您以为呢？现在，当取得了所有的胜利之后，该如何呢？）……在日益增强——用以对付最危险的敌对分子，暗害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宣传活动。”
总之，群岛不会沉到海底去的，群岛将会存在！
任何群岛的造岛过程都是这样，先是某些支撑地层发生某些看不见的移动，后来在我们眼前才出现地面的景观。在我们的群岛的形成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我们的智力几乎不能理解的极为重要的变动和改换名称。最初是创世时期的混乱状态：监禁场所由三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捷尔任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即“恩克弗德”（彼得罗夫同志）、司法人民委员部（库尔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有时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马上成立的），有时是强迫劳动管理总局，有时又是监狱管理总局。司法人民委员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是监狱管理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后来是中央惩治局（一九一八年五月），它下面是各省的惩治处，甚至还有各省处召开的代表大会（一九二O年十一月）。以后改成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央劳动改造局（一九二一）。不用说，这种多头领导对于惩改事业是没有好处的。捷尔任斯基致力于实现统一管理。恰好，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全俄契卡的结合。捷尔任斯基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起兼任了内务人民委员。到了一九二二年，他达到了目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把全部监禁场所统统移交给他的内务人员委员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劳动营的警卫系统也与此平行地进行着改组。最早是共和国对内警卫部队，后来是内勤部队。一九一九年它与全俄肃委兵团合并，捷尔任斯基兼任这支部队的军委主席。（尽管这样，直到一九二四年，有关逃亡事件的频繁，有关工作人员纪律废弛的状况，如酗酒、玩忽职守、只拿钱不办事之类，仍听到不少批评）到一九二四年六月才依照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法令，在押解警卫部队里实行了军事纪律，由海军人民委员部给这支部队补充了兵员。
与此同时，于一九二二年成立了中央指纹登记局和中央役犬及警犬繁育场。
在此期间，苏联监狱管理总局改称为苏联劳改机关管理总局，不久以后又改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下属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该局的局长同时担任苏联押解警卫部队的司令员。
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大动荡啊！牵涉到多少处的楼梯、办公室、哨兵、通行证、印章、招牌啊！
监狱管理总局之子——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就是我们今天的古拉格（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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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群岛露出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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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白夜的白海上，大索洛维茨岛把一座白色的教堂举出水面，教堂的四周围绕着一圈由长满赤褐色苔藓的巨圆石垒成的卫城的高墙。灰白色的索洛维茨海鸥不停地在卫城的上空翱翔，唳叫……。
“在这块净土上似乎还不存在罪孽……这里的自然界似乎还没有成熟到犯罪的年龄。——这就是索洛维茨给予普里什文的感觉。
在有我们之前，这一群岛屿便从海水中升起了，在有我们之前，在这里的地面上便注满了两百多个鱼虾丰富的湖泊；在有我们以前，大雷鸟、野兔、麋鹿迁入了这些岛屿，而这里却从来没有过狐狸、狼和其他猛兽的踪迹。
冰河侵来又退去，把花岗岩的巨圆石堆积在湖泊的四周。湖泊在索洛维茨漆黑如夜的冬季里封冻着；海水在怒号的狂风中激荡着，冰凌在海面上漂浮，有些地方凝结成冰层；北极光映亮了半个天空；然后，天空又渐渐地发白，气候渐渐地变暖；云杉长高，变粗，禽类发出咕咕的低鸣和吱吱的尖叫，幼鹿嗷嗷地长啸。——地球带着世界的历史旋转，一个个的王朝衰亡又兴起，而这里仍是没有猛兽，也没有人类。
诺夫戈罗德人有时在这里登陆，他们把这些岛街划入了奥胞涅日的辖区。卡累利阿人有时也在这里居住。库利科夫大战之后五十年，亦即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前五百年，两位高僧——萨瓦季和佐西马驾着一叶扁舟渡过了珍珠母色的海洋，认定这个没有猛兽的荒岛是一块圣地。他们来后，便出现了索洛维茨修道院：自那时起，先后修建了乌斯宾斯基（圣母升天）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变容）两座大教堂，斧山顶上的“断头”教堂。还有另外的二十来座教堂以及二十来座小礼拜堂。此外有峨尔峨他隐僧修道院，三位一体隐僧修道院，萨瓦季隐僧修道院，穆克萨姆隐僧修道院以及设在偏远地点的独居修道士和苦行修道士居住的孤单的隐庐。在这些岛屿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起初是僧侣们自己，后来还有隶属修道院的农民。用几十条运河把湖泊联接了起来。湖水通过木制的管道流进了修道院。最惊人的工程是，不知用什么办法把“不可移动的”巨大圆石铺砌在沙滩上，硬在穆克萨姆岛上修筑起一道堤坝（十九世纪）。大小穆克萨姆岛上，开始放牧肥壮的畜群。僧侣们喜爱照料动物，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原来，索洛维茨的土地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富饶的，能够养活这里的好几千居民。菜园里出产着瓷瓷实实的色白味甘的白菜（它
的菜茎享有“索洛维茨苹果”的美称）。所有的菜蔬都是本地产的，
都是好品种。还有自己的花房，甚至栽培着玫瑰。捕鱼业很发达，
有海上捕捞业，有在与海洋隔开的“总主教养鱼池”里的鱼类养殖业。在几百和几十年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自己的谷物磨房，自
己的锯木厂，本地陶窑烧制的器皿，自己的铸铁厂，自己的铁匠
作坊，自己的装订工厂，自己的皮革制作业，自己的马车制造业。
甚至有了自己的发电厂。样式复杂的异型砖和自用的小型海船也
全由自己制造。
然而，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岛上的人民生活却从来没有获得
过独立于军事思想和监狱思想之外的发展，而且也不知道将来能
不能获得这样的发展。
军事思想：决不能允许一些不懂事的僧侣们平平常常地生活
在一些平平常常的岛屿上。这些岛屿位于大帝国的边缘，因而它
们就必须和瑞典人、丹麦人、英国人打仗；因而就需要建起围墙
厚达八米的要塞，建造八座塔楼，开出狭长的炮门，保证大教堂
的钟楼上有良好的观测视界。（修道院确实曾于一八0
八年和一八五四年两次抵御过英国人的进犯，均获得胜利。但在“一六六七年与尼康总主教的支持者发生冲突时，僧人费奥克季斯
特打开了一个暗道，把索洛维茨卫城出卖给沙皇的大臣。）
监狱思想：这太妙了！又是在一个孤独的岛屿上，又有坚固
的石墙！有地方可以禁闭要犯，也有可以责成看管要犯的人。我
们不妨碍他们拯救自己的灵魂，可是他们必须替我们看守囚徒。
（基督教修道院的这种兼职使得多少人的信念遭到破灭！）
萨瓦季在圣岛上登陆的时候想到这个吗？……
这里关押过教会异端分子，也关押过政治异端分子。阿夫拉
米·帕利岑在这里坐过牢（也死在这里）；普希金的舅舅工·汉尼
巴尔因为同情十二月党人也在这里蹲过。扎波罗日军营最后一个
统领卡尔尼舍夫斯基（彼得留拉的遥远的先驱者？）在垂暮之年被关到这里，经过长期监禁，年过百岁之后才获释放。
然而所有那些人几乎是可以按名字数出来的。不过索洛维茨修道院的古代史在我们苏维埃时代亦即在索洛维茨劳改营时代被披上了一件神话的罩衣，它哄骗了参考指南和历史记述的编写者，因而我们今天在某些书里看到索洛维茨监狱是刑讯监狱的说法。据说这里又有拷问架的吊钩，又有皮鞭，又有烙铁之类。实际上，俄国一般的修道院囚牢里根本没有这些伊丽莎白时代以前的刑讯监狱或西方宗教裁判所里使用的刑具。这全是一个不老实的并且一窍不通的研究者捏造出来的。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他就是小丑伊万诺夫，营里的外号是“反宗教杆菌”。此人原是诺夫戈罗德大主教的仆役，因为把教堂珍品盗卖给瑞典人而被捕。一九二五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他上窜下跳，千方百计地逃避一般劳动，以便保住性命。他干上了在犯人中进行反宗教宣传的专业，当然也变成了情侦科（情报侦查科。就取了这样一个坦率的名称）的人员。不仅如此，他还推测说僧侣们一定在这里埋藏了许多珍宝，使得劳动营的领导们都动了心，于是组成了一个由他带领的发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挖了好几个月。——呜呼，僧侣们欺哄了反宗教杆菌的心理学推想：他们在索洛维茨什么珍宝也没有埋藏。伊万诺夫为了光荣下台，便把在地下修筑的庶务、贮藏、防卫等用途的房屋解释成为监禁和刑讯的场所。据他说，经过了那么多的世纪，细小的刑具自然未能留下来，但是有一个钩子（是吊肉胴用的）就足以证明这里曾有过拷问架。至于为什么十九世纪的酷刑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就比较难以说出理由。于是他得出结论说：“索洛维茨监狱的制度，自上一世纪起，变得大大地温和了。”反宗教杆菌的这一“发现”非常合乎时宜，也使大失所望的长官们多少得到一点安慰。文章刊登在《索洛维茨群岛》上，后来又由索洛维茨印刷厂印成单行本，从此便十分成功地熏黑了历史的真相。（索洛维茨的繁荣昌盛的修道院革命前驰名全国，极受人们尊重，所以小丑耍的这一套把戏更被认为是适合形势的需要。）
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对这些不怀好意的僧侣寄生虫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给修道院派去一些政委和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宣布把修道院改为国营农场，命令僧侣们少祷告，多为工农劳动。僧侣们整日劳动。由于他们对于下网的时间和地点具有特殊的知识，能够捕到味道非同寻常的鲜鱼。这些鲱鱼全运到了莫斯科，送上了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然而修道院里的珍宝，尤其是集中在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大量珍品，使外来的领导和训导干部心中不能平静：这么多的珍珠宝贝作为呆滞的宗教货物积存在这里，未能转入劳动者（他们）的手中。他们此时便采取了一个与刑法典稍有抵触而与剥夺非劳动者财产的总精神完全符合的手段——在修道院里放了一把火（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建筑物损坏了，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许多珍宝不见了。而主要的是，所有的登记帐簿都烧掉了，没有办法查清究竟损失了多少东西，什么东西。
用不着进行什么侦查，革命的法律意识（嗅觉）还不能提醒我们该怎么办吗？烧毁修道院的罪犯不是僧侣这帮黑色的狗东西还能是谁？把他们统统撵到大陆上去！把北方特种营统统迁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八十高龄甚至百岁的老僧们跪下恳求留他们死在这块“圣土”上，可是当局以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将他们一概扫地出门，只留下最必需的人员：渔业队；穆克萨姆岛上的畜牧专家；会酿白菜的梅福季神甫；铸铁匠人萨姆逊神甫；还有另一些有类似用途的神甫。（在卫城里拨给他们一个与劳动营隔开的角落，有单独出入口——鲱鱼门。他们被称为“劳动公社”，但是为了照顾他们受毒太深的实际状况，把坐落在墓地上的奥努弗里教堂留给他们，让他们在里面做祷告。）
囚犯们时常爱说的一句谚语：“圣地不愁没人住”，果真变成了现实。钟声沉寂了，神灯和香火熄灭了，再也听不到弥撒和彻夜祈祷的声音，再也没有人昼夜不停地喃喃诵经，圣像壁毁坏了（只有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的还保存着）。可是，身穿拖到脚后跟的超长下摆军大衣、缝着带特殊标志的黑色袖章和领章、头带没有五角星的黑箍制帽的英勇的契卡工作人员，于一九二三年六月来到这些岛上，在这里创建了一座森严的模范劳动营——工农共和国的骄傲。
连这些具有阶级性的集中营那时也被认为是不够严格的了。于是，一九二一年创建了“北方特种劳动营”，缩写是C几OH（“大象”），归肃委管辖。第一批这种营地出现在彼尔托敏斯克、霍尔莫哥雷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严但是这些地点显然被认为是难以警戒的，从长远看来不适于犯人的大量聚集。首长们的视线自然地转向了离它们不远的索洛维茨群岛。那里已经有现成而完善的经济设施，有石砌的建筑物，距离大陆二十至四十公里，这对于监狱管理人员说来是够近了，对于逃犯说来是够远了。而且有半年时间和大陆断绝联系——是一颗比萨哈林岛还要难啃的核桃。
对于“特种”两个字的含义，各种条例中还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但是索洛维茨劳动营营长艾赫曼斯当然在卢宾卡得到了口头的说明，来到岛上，又对自己亲近的助手们做了传达。
索洛维茨的故事现在也许不会使以前的犯人甚至六十年代的普通人感到惊奇了。但是请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契诃夫时代及契柯夫以后时代的俄国人，一个号称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即二十世纪录订十年的人，一个当时教育出来的尽管受过国内战争的震荡但仍习惯于人们应有的食物、衣服和口头交往规范的人，然后再请他跨进索洛维茨的大门克姆佩朋克特——克姆中转站吧。这个递解站设在既没有一棵乔木也没有一丛灌木的荒芜的神父岛上，它靠一道堤坝与大陆相连。他在这个光秃肮脏的畜圈里首先见到的是检疫隔离连（当时犯人们编成“连队”，还没有“作业班”）。人们身上穿的是……麻袋！普普通通的麻袋：下面露着腿，好象穿着裙子。上半截为头和双手挖了洞。（亏他们想得出来。可是没有俄罗斯的机智克服不了的难题！）新来的犯人，当他还有自己的衣袋的时候，可以暂时躲过这条麻袋，可是他对这个麻袋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就会看见传奇般的骑兵大尉库里尔科。
库里尔科（别洛博罗多夫也和他一样）出现在解犯纵队面前的时候，也是穿着缝着吓人的黑袖章的契卡人员的长下摆的军大衣、黑袖章缠在陈旧的俄国军服料子上显得特别古怪，好像是死亡的徽志。他跳上一只木桶或者别的什么合适的高台，对新来的犯人们发出突如其来的刺耳的狂叫：“喂-！都听着！这地方不是索（苏）-维埃共和国，这地方是索-洛维茨共和国！你们要放明白点！索洛维茨这块地面上，检察长的脚还没有踩上过！他也永远踩不上来！你们要知道，把你们送到这里来，不是要你们改造！天生的罗锅子，改不过来了！告诉你们我们这儿的规矩：我说‘起立’，就起立！我说‘趴下’，就趴下！给家里的信要这么写：活着、健康、对一切都满意！完啦！……”
瞠目结舌的名门贵族、京城的知识分子、神甫、毛拉和愚昧无知的中亚人恭听着这一番从未听过、见过、读过的训话。没能在国内战争中出名的库里尔科现在以这种历史性的特殊方式把自己的大名写进俄国的史册。随着每一句恰到好处的叫嚣和训词，他的劲头越来越大；更有无数新的更加锋利的叫嚣和训词不断地脱口而出。
在自我陶醉和滔滔不绝地喊叫声中（可是他内心却在幸灾乐祸地想着：你们这些书生，我们跟布尔什维克打仗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你们想避风头吗？结果被人家揪到这里来了。这就是给你们狗屎不如的中立主义的报酬！而我们也能跟布尔什维克交朋友，我01是干实事的人！），库里尔科会这样地开始他的教练；
“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再来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你们喊‘首长好！’声音要大，要叫全索洛维茨群岛，要叫海峡对面都能听到。两百人一齐喊，要能把墙都震塌！！！再喊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
库里尔科盯着要每一个人都使劲喊，直到喊得累趴下，才转入下一个科目——全连围着柱子跑步：
“腿抬高！……腿抬高！”
到这时候，连他自己也不好受了，连他自己也像是演到第五幕最后一次谋害之前的演员了。经过半小时操练后，他用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的喉咙向正在和已经东倒西歪地瘫在地下的人们许下了一个愿，这句话一语道破了索洛夫卡的实质：
“我将来要强迫你们吸死人的鼻涕！”
而这仅仅是为了摧毁新来者的意志的第一次操练。下一步将是命令他们睡在腐朽发黑的木板工棚的光板地上。这还没有什么，只要给班长一点贿赂，就能把他塞到铺板上去。其他的人将要在板铺之间的过道里站一个通宵（犯了过错的人还得站在便桶和墙壁之间）。
这还是在极幸福的“大转变的一年”以前，在产生个人迷信以前，在政策被歪曲和被破坏以前的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发生的事……（从一九二七年起，增加了一项，就是板铺全归盗窃犯们占有，他们把自己身上的虱子弹向站在地下的知识分子们。）
在等候“格列布·博基号”轮船期间，他们还需要在克姆中转站从事一段劳动。其中有的人将要被逼着围绕一根柱子跑步，嘴里还要不断地喊：“我是懒虫！我不爱劳动！我瞎捣乱！”一个工程师提便桶时摔了一跤，洒了一身粪尿，他们把他关在工棚外面，让脏东西在他身上结冰。在这以后，听到的将是押解队的吼叫：“不许掉队！我们不警告就会开枪！齐步走！”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拉枪栓的声音“想找麻烦吗！”冬天押着他们在冰层上步行，犯人还要自己拖着小船，以便在没有封冻的海面上乘着它渡过去。开冻以后就把他们装进轮船舱，塞得那么满，以致到达索洛维茨之前必然有人憋死，连赭红色围墙中的雪白的修道院也来不及看到一眼。
新来的犯人到达索洛维茨后，大约在几小时之内就能经历到入营澡房里的一场恶作剧：他脱光衣服，第一位服务员在盛着绿色肥皂水的大木桶里蘸一下刷帚，在他身上涂蹭；第二位服务员上来一拳把他推到斜木板或台阶下的什么地方；那里有第三位服务员拿一桶水朝这个惊呆了的人身上泼来；第四位马上把他推到穿衣间。已经有人从上面把他的“破烂”乱七八糟地扔在那里了。（从这个恶作剧里可以预见到整个古拉格的面貌，包括它办事的速度和对人的价值的态度。）
新来者就是这样吞进索洛维茨精神的。这个精神全国还不知道，这是正在索洛维茨酝酿中的未来的群岛的精神。
新来者在这里也能见到穿麻袋的人；有的人穿着普通的“自由人”衣服，新的、破的都有；有的穿着用军大衣粗呢料子做的索洛维茨式外套（这是一种特权，也是地位高贵的标志。营地行政人员才穿这样的衣服），带着用同样呢料制成的“索洛维茨帽”；他忽然看见，囚犯当中走着一个穿—……燕尾眼的人！而且，这个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谁也不朝他扭过身去，也没有人笑。（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原来的一身穿破为止。这个倒霉的先生是在“大都会”饭店”被捕的，那只好请他穿着燕尾服将就熬完刑期了。）
《索洛维茨群岛》杂志（1930年，N01）上说，领取标准服装是“许多犯人的幻想”。只有在儿童教养院里才发给全套的公家服装。举个例子说，一个女犯是什么也领不到的，无论内衣、长袜还是包头布。抓住了一个穿着单布连衣裙的大婶，那就请她穿着它度过北极圈内的严冬吧。因此许多犯人蹲在连队的宿舍里，身上只有一件内衣。当局也不撵这样的人出去上工。
公家的衣服如此珍贵，所以在索洛维茨对于以下的场面谁也不觉得希奇或野蛮：隆冬季节，囚犯们在卫城附近脱掉衣服鞋袜，把全套服装整整齐齐上缴给公家，然后光着身子跟到二百米外的另一堆人中间，在那里另外发给他一套衣裳。这一套手续表示：他们正由卫城管理处移交给费利蒙诺沃铁路支线管理处产但是，如果让他们穿着衣服移交，接收单位可能不把衣服还回来，或者以坏换好，暗中掉包。
还有另一个冬季的场面，事由不同，但风尚一致。他们查明卫生科的医院不符合卫生要求，命令用开水烫洗。但把病人放到哪里去？卫城内所有的房屋都挤得满满的。索洛维茨群岛的人口密度超过比利时（索洛维茨卫城内的密度又如何？）。于是把所有的病人用被子兜着抬到雪地里，放三个小时。洗完了再拖回来。
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新来者是白银时代教育的产儿吧？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还是一无所知呢！他在这里看到：身穿用军大衣料子做的粗呢制服的班长们互相之间以及对着连首长以端正的军人姿势行军礼，可是正是他们手里拿着长根子——即所谓“制子”“（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人懂得的动词：挨制子）驱赶着自己的工人去上工。他在这里看到：雪橇和大车不是用马拉的，而是用人拉（几个人拉一辆），并且还有一个专门名词——“马临代”（马的！临时代理人）。
他还会从别的索洛维汉人嘴里听到一些比眼见的更可怕的事。人们会向他说出一个阴森的字眼“谢基尔卡脚、这指的是斧山。山顶上有一座两层的大教堂，禁闭室就设在里边。关禁闭的待遇是：两面墙壁之间装着几根胳膊粗细的树根。受处分的囚犯整个白天都要坐在这几根树棍上（夜晚躺在地上，但因过于拥挤，只能人深人）。树棍安装的高度正好使犯人两脚挨不着地面。保持平衡并非那么容易，所以囚犯整个白天就得使劲支撑着，如果掉下来，看守就跑进来揍人。还有：带到外面，让他站在三百六十五级的石阶的上端（从大教堂通往湖边，是僧侣们建造的）；把他从头到脚捆在一根圆木上，以便加重分量，然后横放，沿石阶推下去（中途没有一处平台，台阶十分陡峭，捆着人的圆木停不下来）。
嗯，树棍其实无需到斧山上去找，卫城里的永远挤得水泄不通的禁闭室里也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把你放在一块有尖脊的巨国石上，在那上面呆牢也是不容易的。夏天叫做“坐树墩”，意思是光着身子喂蚊子。但是这时需要派人监视受罚者，如果把他扒光再把他捆到树干上，就可以由蚊子自己去完成任务。还有——把整连人拉到雪地里，叫他在那里受罚。还有——把犯人赶进湖边的烂泥洼里，让他在齐脖子深的烂泥里呆着。还有一种方法：把马套进空辕杆，把受罚者的双腿系在辕杆上，警卫队士兵骑上马背，策马在伐林残址上奔跑，直到马后的呻吟和呼叫声听不到为止。
新来者没有开始索洛维茨的生活，没有开始服他的等于无期的三年刑期，就已经在精神上被压垮了。但是如果当代的读者用一根指头指着说：瞧，这是公开的杀人体制，死亡营！那你就过于匆忙了。哎，我们才不这么简单！在这第一个试验场上，以及在后来的其他场所，包括规模最大的营地，我们不是公开行动的，而是采取多层次的、混合的方式，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顺利，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长久。
忽然，一条威风凛凛的汉子骑着一头山羊走进卫城的城门。他的神气很庄重，也没有人笑话他。他是什么人？为什么骑山羊？这个人叫杰格佳廖夫，过去是放牛的。（请勿与自由人杰格佳廖夫——索洛维茨群岛部队首长混淆。）他本来要求给他一匹马，可是索洛维茨马很少，就给了他一头山羊。但是他凭什么赢得了这个荣誉？因为他放过牛吗？不，他现在是树木苗圃主任。他在这里，在索洛维茨，正培育着远方的外国树种。
从这个山羊骑士身上便开始了一首索洛维茨的幻想曲。索洛维茨僧侣搞起来的简单而合理的蔬菜种植业全被破坏了，连菜也快没有吃的了，为什么偏要培育外国树种不可？可是你要知道，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引种异国树木可以表明索洛维茨也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在改造世界呀，有建设新生活呀！但是种子、资金从哪里来？问题恰巧在这里：有钱为苗圃买种子，而给伐木工人吃饭偏偏就没有钱了（这时候伙食还不是按定量供给的，而是按经费多少提供的）。
还有考古发掘工作呢？对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发掘委员会。了解过去对于我们是一件有很重要意义的事情。
劳动营管理处对面有一个花坛，那上面镶砌着一头很可爱的大象，象背的披衣上镶嵌出一个字母“y”。另外在当做这个北方国家的货币使用的索洛维茨流通券的票面上，也印着同样的画形谜。这是多么愉快的家庭假面舞会啊！这里的一切不是很可爱吗？调皮鬼库里尔科人成只是吓唬我们吧？
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内多年流通着稳定的货币。特殊的货币有助于把这些劳改营更好地与世隔绝。甚至各级行政及警卫人员，更不用说犯人，都要把他们持有的全部苏联货币交出来，换取订成小本的“结算票”（厚纸，有水冲，面值为二、五、二十、五十戈比，一、三、五卢布。不同发行年代的票子有不同的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的签字——博基、科甘或者M．贝尔曼。在营内私藏国家货币应判枪决。（这种严厉措施的目的之一是为逃跑制造困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有劳改营范围内，一切帐目都是用这种票子清算。释放时（如果有这个时候的话……）持有者拿它换回国家货币。一九二三年后劳改营数量激增，所有这类票券都取消了。（M·M·贝科夫提供。）
瞧我们还有自己的杂志——也叫《大象》（一九二四年创刊，最初几期是打字的，从第九期开始在修道院印刷厂排印），一九二五年改称《索洛维茨群岛》，二百份，甚至还有一种附刊——《新索洛维茨报》（让我们与可恶的僧侣时代彻底决裂！）一九二六年起改为全国发行，庞大的印数，巨大的成功！要知道在二十年代是不把索洛维茨藏起来的，甚至不断地在人们耳边絮叨它。公开地耍索洛维茨牌，公开地以索洛维茨自豪（有过自豪的勇气！），苏联歌曲中提它，游艺演出的说唱段子里拿它逗笑。要知道阶级正在消失（消失到哪儿去？），索洛维茨也快到头了。
对杂志的审查工作甚为浮皮潦草，犯人们（据格鲁波科夫斯基说）写了一首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的打油诗，竟然通过了！后来他们又从索洛维汉剧场的舞台上面对着前来视察的格列布·博基演唱：
博基、费尔德曼、瓦西里耶夫和武尔
答应给我们一大口袋厚礼……
——首长听得高兴1（心里确是美滋滋的！尽管你大学没上完，照样在历史上留名。）副歌是：
谁把索洛维茨赏给了我们，
请你们务必亲自光临。
和我们一起呆上三年五载，
将来回想保险愉快。
——首长们捧腹大笑！爱听（谁能猜到其中的预言？……）
但是一九二七年杂志就停刊了：当局表示没有心思开这个玩笑。一九二九年，当索洛维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全国劳改营整个转入再教育的方向以后，杂志又复刊了，一直出版到一九三二年。
胆大妄为的舍普钦斯基（被处决的将军的儿子）当时在大门口挂出一条横幅标语：
“索洛维茨要为工农服务！”
（要知道，这也是预言！但是这东西他们不喜欢，猜出来了，叫人拿掉了。）
话剧团演员穿着用神甫法衣改制的戏装。《铁轨轰鸣》。舞台上是一对对七扭八歪地跳着狐步舞的人们（作垂死挣扎的西方）和画在背景上的胜利的红色锻炉（“我们”）。
幻想般的世界！看来库里尔科这坏蛋果真是在开玩笑！……
此外还有一个索洛维茨地志学会，它出版自己的研究报告，在那里发表的有关于别具一格的十六世纪建筑艺术，关于索洛维茨动物志等方面的论文。文章写得周密翔实，显示出忠实于科学的精神，对所研究的对象怀着脉脉的深情，好像作者是一些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来到这些岛上的悠闲而怪病的科学家，而不是已经经历过卢宾卡的、整日担心上斧山、喂蚊子、被“拖尸”的囚犯。索洛维茨的兽类和禽类，也具有和这些忠厚的地志考察者同样的精神，竟没有绝种，没有被猎尽，没有被驱赶到别处，甚至没有受到惊吓——一九二八年还有成窝的野兔满不在乎地走到大路旁边，好奇地注视着把囚犯押送到安泽尔的情景。
野兔没有被打光，是什么原因？人们向新来者解释说：小兽和飞禽在这里是不怕人的，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道命令：“爱惜子弹，除向犯人外，不准开枪！”
这么说来所有的恐吓不过是玩笑华！但是——“让开！让开！”——在像涅瓦大街一样热闹的白天的卫城大院里，有人大声吆喝。三个有着嗜毒者面容的浪荡公子似的年轻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不是用“制子”而是用马鞭驱散囚犯的人群）拖着一个只穿内衣的浑身瘫软的瘦削的人，快步地往前走。这个人的面孔实在可怕——它竟像液体一样往下流淌！这就是所谓“拖到钟楼底下”。他们把他推进这个小门洞，然后朝后脑勺开枪。陡直的台阶通往下方，这个人沿着它滚下去，一次足可以填进七、八人之多。事后派人来把尸首拖走，再打发几名女犯（这些是出走到君主坦丁堡的那些人的母亲和妻子；她们是自己不肯放弃信仰也不许改变她们的子女的信仰的宗教徒）来擦洗台阶。
为什么要这样？不能在夜间——悄悄地干？但是为什么要悄悄地？那样子弹就会白白地浪费了。在白天，当着稠密的人群，子弹能发挥教育作用。一枪的效果等于打死十个。
也有另一种枪毙方法——直接在奥努弗里墓地上，在女犯宿舍（原来是朝圣女香客的客房）背后。因而女犯宿舍旁边那条路就叫做行刑路。在当时你可以看到，在冬天的雪地里，一个光着脚只穿内衣（不，这不是为了对他用刑，这是为了不糟蹋靴子和外衣）、双手被铁丝反绑着的人被带到这里来户犯人昂首挺胸，不用手拿着，而是叼在嘴唇上吸着他一生最后的一支香烟。（据这种神态，可以判断他是一名军官。要知道，这里有度过七年战场生活的人。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是历史学家B·A·波托的儿子。派工员问他的职业，他耸耸肩膀说：“机枪手。”由于年纪小，又碰上国内战争的高潮，他没有来得及获得另外的职业。）
幻想般的世界！事情有时候会是这样。历史中许多事情是重复的，但在短暂的期间或有限的地点也存在一些空前绝后的结合。其一例是我国的新经济政策。早期的索洛维茨也是一例。
对这里的成千上万的犯人，只派了数量很少的契卡工作人员来监管。（就连这些人来这里也是半受处分的性质。）总共才二十至四十名。（最初没有考虑到要来这么多犯人，但是莫斯科一个劲儿地往这里送，送，送。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为止，仅仅是头半年，单在一个十三连——一般劳动连，队尾报数时就已经喊道：“376！十路横队！”这说明共有三千七百六十人。十二连也这么庞大。号称“万人坑”的十七连就更大了。除了卫城之外，已经有了几处派遣点——萨瓦季耶沃、费利蒙诺沃、穆克萨姆、三位—·体修道院、“小野兔”——野兔列岛。）截至一九二八年，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一万六千。而犯人当中有多少“机枪手？”有多少久经行伍的老兵油子？况且从一九二六年起形形色色的老牌刑事惯犯也源源而来。怎么样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不能暴动？
只有用恐怖！只有用斧山！用树棍！用蚊子！在树墩中间“拖尸”！白昼的枪决！莫斯科往这里遣送犯人时不考虑本地的力量，但是莫斯科也没有用任何虚伪的规章限制自己的契卡人员：只要是为维护秩序，不管什么事，做了就是做了。当真是永远不会有一个检察长踏上索洛维茨的地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件镶着玻璃珠的薄纱外衣呢？——平等的时代！新索洛维茨！犯人的自我警卫！自我监督！自我管制！连干部、排干部、班干部全是来自犯人。又是业余文艺活动，又是自我娱乐！
被恐怖和玻璃珠笼罩着的是一些什么人呢？什么人？世袭贵族。职业军人。哲学家。科学家。美术家。演员。高等法政学校学生。
以下是幸存者记忆中保留的少数索洛维茨人的名单：希林斯卡妮-沙赫玛托娃、沙霍夫斯卡娅、菲茨图姆、杰利维格、巴格拉图尼、阿索齐阿尼-艾里斯托夫，戈舍龙·德·拉·福斯，西维尔斯、奥索尔金、克劳德、巴赫鲁申、阿克萨科夫，科马罗夫斯基、沃伊科夫，瓦德博利斯基，翁里雅尔斯基，B·列瓦绍夫、沃尔科夫、罗金诺-罗金斯基，古多维奇，陶贝、穆罗姆采夫。前立宪民主党领袖涅克拉索夫（是他吗？）。财政学家奥泽洛夫教授。法学家博罗金教授。心理学家苏哈诺夫教授。哲学家——梅耶尔教授、阿斯科尔多夫教授、丹扎斯，神智学者苗布斯。历史学家——安齐费罗夫、普里谢尔科夫、戈尔登、扎奥泽尔斯基、瓦先科。文学理论家——利哈乔夫、蔡特林。语言学家安尼奇科夫。东方学者皮古列夫斯卡娅。鸟类学家波里亚科夫。美术家布拉兹、斯莫特里茨基。演员——卡卢金（亚历山大剧院），格卢博科夫斯基（科罗连科的侄子）。王十年代索洛维茨关闭以前，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父也在这里蹲过。
由于教养，由于传统，他们太骄傲，所以决不会显出沮丧和恐惧，决不会嚎哭，连在朋友们面前也不诉苦。永远带着微笑是好风度的表现，即使是在走向刑场的时候。好像这个孤悬在咆啸的大海中的北极监狱只是野餐中发生的一次小小的误会。尽情地开开玩笑吧，尽情地对狱吏们进行嘲弄吧。
于是，流通券和花坛上出现了“大象”。于是，出现了当马骑的山羊。如果七连的成员都是搞艺术的，它的连长准会叫做“孔斯特”；如果什么人的外号叫伯瑞雅戈达，他一定是浆果干制组的组长。于是，就有了和杂志审查员糊涂虫开的那些玩笑。于是，就编出了各种小调。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奥索尔金喜欢在散步时开玩笑说：“在岛上CommentvonsporteZvous？”——“ALagercommeaLager。”（“您在岛上身体可好？”——“在营里就是这样。”）（法语）
这一类小玩笑，这种故意显示的独立无羁的贵族精神最使陷入半野兽状态的索洛维茨狱吏们恼火。有一次他们决定枪毙奥索尔金。正在这一天，他的年轻的妻子（他本人也不到四十岁）登上了索洛维茨的码头！奥索尔金请求狱吏们不要让这次探视伤他妻子的心。他答应只留妻子在这里呆三天，她一离开，就枪毙好了。瞧瞧人家的自制力。我们咒骂贵族，结果自己却把这种自制力丢光了。有点小灾小难，小小的痛苦，就龇牙咧嘴。而人家一连三天和妻子在一起，都不让她看出一点痕迹，不做一句暗示！没有一声低沉的语调！眼神里没有一丝阴影！只有一次（他的妻子还活着，她回忆说），当他们沿着圣湖散步时，她猛一回头，看见丈夫痛苦地抱住头。“你怎么啦？”“没有什么。”他马上变得开朗起来。她本来还可以多留几天，但他说服她离开。当轮船驶离码头的时候，他已经脱掉衣服，等待枪毙了。
但是要知道，总算还有人赠给他们这三天。奥索尔金的这个三天，以及另外一些事例，表明索洛维茨的管理制度当时还没有披上“体系”的错甲。它给人的印象是：索洛维茨的空气是已经达到极端的残忍和几乎还是憨厚的模糊状态的奇异的混合物。当时还模模糊糊：这一切将来会如何？索洛维茨的特征哪一些正变成伟大的群岛的萌芽，哪一些一出土就注定要枯死？总之索洛维茨人对这件事还没有坚定的共同信念：他们经管的北极奥斯威辛炼人炉已经点燃，它的炉膛已经对所有运到此地的人开放（而实际上正是这样……）。当时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所有人的刑期都短得要命：十年的很少见，连五年的已不常有，老是三年、三年。当时的人还不会玩法律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按紧再放开，放开再按紧。“这一切将来会如何？”——这种鸿蒙初辟时代的混沌状态对于由犯人充当的警卫队员不可能毫无影响。即使对于狱吏，也会稍有影响。
不管到处公开宣扬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词句多么鲜明：敌人唯一应得的命运就是被消灭！但当时的人仍然不能设想这种对每一个有头发、眼睛、嘴巴、脖子、肩膀的具体的两足个体的消灭。他可以相信阶级正在被消灭，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们还是应当留下的，不是吗？……在另外一些比较宽厚和含混的概念的熏陶下成长的俄国人的眼睛，就像透过度数不对的眼镜片看东西一样，总是不能准确地看清这种残酷的学说的词句。“恐怖月”、“恐怖年”好像还是不久前公开宣布过的，但是人们就是不肯相信会有这等事。
群岛的这几个最初的岛屿也受到了这个五光十色的二十年代中期特有的不隐定性的感染。当时全国还弄不清楚，那些事全不许干了吗？或者相反，正好从现在起什么事都许干了？老脑筋的俄罗斯还是非常相信那些热烈的词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冷漠无情的人心里早就有了底，只有他们知道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打破这个局面。
教堂的圆顶毁于大火，但石砌的墙体是永恒的……人们在天涯海角开垦了田地，但如今却荒芜了。永不平静的大海色彩变化万端。寂静的湖泊。不害怕人类的动物。残忍无情的人们。信天翁带着群岛的第一个岛屿的秘密飞往比斯开湾过冬。但是它们不会把这信息告诉海滨浴场上无忧无虑的人们，不会告诉欧洲的任何人。
幻境般的世界……为时不长的主要幻景之一就是：营中的生活是操纵在……白卫军官们的手里。所以库里尔科并不是偶然现象。
情况是这样的。在整个卫城里，唯一有自由人身分的契卡人员就是全营值班员。看大门（那里没有了望塔）、岛上巡逻、抓逃犯全由警卫队负责。警卫队里除了自由人，还招收普通的杀人犯、伪造货币者、其他刑事惯犯（但不要小偷）参加。可是整个的内部组织工作由谁来搞？谁来经管行政科？谁来当连长、班长？总不能让神甫、教派分子、耐普曼、学者和大学生（这里也有不少大学生，但是索洛维茨犯人头上如果带着一顶大学生制帽，就被认为是挑衅和放肆，是招灾的标记和枪毙的申请）。最胜任这些工作的当然是前军人。而在这里除了白军军官还有什么人？这样，在契卡人员和白卫军官之间——既非互相勾结也不见得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就形成了索洛维茨的合作。
双方的原则性都跑到哪里去了？奇怪吗？惊人吗？只有那种搞惯了阶级分析而不会用别样方式进行思考的人才觉得惊讶。但是对于这样的分析家，世界上第一件事情都一定是奇怪的，因为世界和人类永远也不会适合他事先准备好的框框。
既然上级不给红色名额，索洛维茨的狱吏们连魔鬼也会找来替他们办事。这是符合规定的：犯人应实行自我监督（自我压迫）。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人可以委托呢？
对于永恒的军官——“军界精英”——说来，哪怕是劳动营内生活（营内压迫）的组织大权，也怎么能轻轻放过呢？怎么能顺从地站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别的什么人笨手笨脚、马马虎虎地承办这件事呢？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探讨过肩章对人心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你们以后再瞧吧。到了红色指挥员们被关进来的那一天，你看看他们是怎样地拚命往警卫队里钻吧。看看他们是怎样巴不得捞到一支看守员的步枪吧。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重新取得信任！……我已经说过：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召募我们去当他的御林军呢？……）是的，白卫军官们也许会这样想：反正是完了。既然全完了，那还在乎什么！也可能有这种想法；“搞得越糟越好”，我们帮你们制造一个在我们的俄国从未见过的兽性的索洛维茨，好让你们臭名远扬。还可能这样想：我们的伙伴们什么都同意了，那么我干什么好呢？难道像神父那样到仓库里去当会计吗？
然而索洛维茨的主要幻景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白卫军官们占据了索洛维茨的行政科以后，竟然和契卡人员争斗起来！劳动营从外面说是你们的，从里面说是我们的。决定谁在哪里劳动，派到哪里去，是行政科的事。我们不干涉外部的事，你们也不要干涉内部的事。
这怎么行呢？要知道，整个劳动营内部必须普遍安插情报侦查科的眼线！情报侦查科是营内占第一位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当时的行动特派员也是由犯人中选派的，这可以说是自我监督的最高成就！）白卫军官们掌握的行政科专门跟它对着干！其它部门，如在后来的劳改营里变得十分重要的文教、卫生两科，当时还是既薄弱又可怜的。以H·弗连克尔为首的经济科也仅是混饭吃而已。它跟外部世界进行着“贸易”，主管着实际并不存在的“工业”；日后发达昌盛的门道，当时还没有找准。因此斗得起劲的就是情报侦查科和行政科这两派势力。这种斗争从一进克姆佩朋克特就开始了：新押送来的诗人亚·雅罗斯拉夫斯基走到班长身边，咬着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班长用军人的清楚的口齿向他大声吼道：“你原先是个暗的，以后就当明的吧！”
斧山、禁闭室、告密材料、犯人的个人档案都在情报侦查科手里，提前释放或是枪毙都由他们做主。他们还负责对书信和食物包裹的检查。行政科负责分派劳动、岛内的调动和向岛外的遣送。
行政科查出谁是眼线，就把他遣送出去。眼线被捉拿的时候，逃到情报侦查科的屋子里躲起来。他们硬是追到那里，砸门而入，把眼线拽出来强行押解出去。
眼线们被派遣到康德岛的伐木场。幻想般的故事在那里仍继续着，被揭穿了因而变成了废物的眼线们在康德岛上出版报头叫做《斯图卡奇》的壁报。他们在那上面怀着感伤的幽默进一步互相揭底，例如兜出某某过去是上头宠爱的“大红人”之类的劣迹。
情侦科的头子们这时就针锋相对地对行政科的热心分子们提起诉讼，增加他们的刑期，送上斧山。但是他们的行动遇到一个麻烦，暴露了身份的秘密人员，按那些年的解释，应该称做罪犯规事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条“公职人员泄露不应公开的情报”——不论此项泄露是否由于他的意愿而发生，也不论他担任的是多大的职务）。情侦科不能保护和挽救败露了的眼线。出了事——自己负责。遣送康德岛的作法几乎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情侦科和行政科之间“敌对行动”的顶点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当时白卫军官们冲进了情侦科，砸开了保险柜，取出并且公布了全部眼线的名单。从此这些眼线们全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罪犯！在这以后，行政科的势力一年比一年不行了；前军官越来越少，安插进去的刑事犯越来越多（例如，在轰动一时的列宁格勒暴徒审判后关进来的“丘巴罗夫集团成员”）。最后，行政科逐渐地被制服了产
到了三十年代，营地的新时代开始了。这时连索洛维茨也不再是索洛维茨，而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劳动改造营”。一颗黑星——这个新时代的思想家纳夫塔利·弗连克尔——正在天空升起，他的公式变成了群岛的最高法规：
“我们必须在头三个月中就榨取出犯人的一切，过后他对我们就没有用了！”
萨瓦季和格尔曼，还有佐西马，你们都在哪里？是谁出的主意要在这既不能畜牧，也不能捕鱼，粮食蔬菜也不能生长的北极圈附近定居的？
噢，毁坏繁荣的大地的行家们啊！你们竟能这么迅速地，仅在一两年之内，就导致一份模范的修道院产业全面的不可挽回的衰败！这是怎样做到的？是抢光运走了？还是全在原地糟塌净了？有几千双空闲的手，却不能从肥美的土地里取得任何东西，这也颇不容易！
只有自由人才能吃到牛奶、酸奶油，不错，还有鲜肉，还有梅福季神父种植的出类拔萃的大白菜。而犯人们吃的却是腌咸的或风干的烂鳕鱼；用大麦粉料或黍子煮的连土豆也不放的稀场。白菜汤或红菜场从来没有见过，其结果就是出现坏血病，甚至“办公室连”的犯人也全部长脓疮，那些干一般菊新的镜不用说了。从远地派遣点押送回营的犯人队伍变成了“匍匐大队”（从码头上真的是四肢贴地爬行着回来）。
家里汇来的钱，一个月准许用九卢布。在格尔曼小礼拜堂里开设了一间小卖部。食物包裹一个月许可寄来一次，由情侦科拆包。如果不给他们送贿赂，就会宣布包裹中许多东西不合规定，如麦片等，不能给你。尼古拉教堂和乌斯宾斯基大教堂里的板铺越长越高——一直长到了四层。在贴着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见照片6y的宿舍里住的第十三连，也不比这里宽敞。下工回来的时候，三千五百人一起涌向这个门洞，请想象一下在这人口处挤成什么样子。到锅炉房打开水要排一个钟头的队。每礼拜六的晚点名要拖到深夜（如同以前的晚祷……）。对于卫生当然是特别注意的：强迫犯人们把头发推光，把胡子剃掉（所有的神父也一律照办）。此外，长衣服的下摆都要剪掉（尤其是僧袍），因为据说它们是传染疾病的主要来源（而契卡人员的军大衣是拖到地面的）。真的，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病人和老人，冬天是没法从本连的板铺上爬起来走进洗澡房的。虱子就可以把他们结果了。（为了多领一份口粮，活人把死人藏在板铺底下。尽管这样做对活人是不大有利的：虱子会从变冷了的尸体上爬到有热气的活人身上。）卫城里有一个很差劲的卫生科，它附设着一座很差劲的医院。在索洛维茨的其他各地，是没有任何医药的。
只有一个例外，那是在安泽尔岛上的各各他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一个惩戒派遣点。那里治病的办法是用……谋害。被饥饿和虐待弄得奄奄一息的囚犯们躺在各各他教堂的地上，衰弱的神甫挨着花柳病患者，年迈的残废人挨着年轻的小偷。根据垂死者本人的请求，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各各他的医生给没有希望的病人服用士的宁——烈性毒剂。只穿着内衣的胡子老长的尸体冬天要在教堂里放很久。然后把它们在门庭里竖着激起来，因为这样可以少占地方。到了该运走的时候，只消从各各他山顶上往下推就行了。
这个山名和修道院的名称很不寻常，别处没有见过。传说（十八世纪手抄本，国立公共图书馆，《索洛维茨圣僧列传》），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修士司祭约伯在这座山下做节前彻夜祝祷，忽然看见圣母“在天上光华中”显灵。她说道：“这座山从此称做各各他，山上将建造一座教堂，一座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它将会因为遭受无数苦难而白头。”因此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建造了教堂。但是两百多年过去，这个预言仍是一句空话，似乎看不出何时能够应验。自从这里有了劳动营，你便不能这样说了。
一九七五年去过的人说，寺院毁了（六十年代还是完整的），但墙壁还保留着，有些地方还能看到壁画。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区爆发了伤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伤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维茨岛。在这个地方的冰冷的“剧场大厅”里同时倒卧着好几百名伤寒病人。成百的人进了坟场。（派工员为了怕把名单搞乱，就把姓氏写在每个犯人的手上。这样一来，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写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调换刑期。）一九二九年押来成千上万的“巴斯马赤”“他们带来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现黑斑，必死无疑。这种病决不可能是索洛维茨的犯人们推测的鼠疫或天花，因为这两种疾病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早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病被称为“亚细亚型伤寒”。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办法加以根除：如果监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统统封闭在屋里，不让出来，只把食物递过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如果能断定，群岛在索洛维茨时代对自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孩童还没有猜出他自己将来的性格，这将会是我们的一大科学发现！接着，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地考察它的性格是怎样一步步地显示出来的。可惜不然！虽然当时没有什么人可以请教，也没有先例可以效仿，好象也没有什么先天的遗传——群岛却很快就认清了自己的性格并把它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未来的经验中的许多东西，早在索洛维茨已经发明了。已经有了“免除一般劳动”这句话。全体犯人都睡板铺，可是已经有人睡木床；整连人住在一间大庙堂里，可是已经有人住在单间里。有的二十人一间，有的四、五人一间。已经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权力：打量每批新押解来的女犯，给自己挑选一个女人（几千个男人只有一两百女人。后来增加了一些）。靠溜须拍马和出卖别人取得舒适地位的斗争已经在进行。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撤销了办公室内的职位，可是后来又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刑事惯犯们只会把一切事情弄乱。不断传来的凶险的风声已经把营内的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对谁也不要相信！”——这已经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它挤走了和冻杀了“白银时代”的温情主义。）
自由人也已经尝到了劳动营生活的甜头，开始认真地享受它的快乐。自由人的家庭有权得到营里派给的免费的女厨子，随时可以叫劈柴工、洗衣妇、女裁缝、理发匠到家里来。文赫曼斯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北极别墅。波将金的排场也很大，此人是沙俄龙骑兵上士，后来成了共产党员、契卡干部，现在又当了克姆中转营的营长，他在克姆市内开设了一个饭店，他的乐队队员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生，女服务员穿着丝绸布拉吉。三十年代初期，从实行配给制的莫斯科来的古拉格的同志们可以在这里痛快地吃喝玩乐一番，给他们端菜的是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帐单是象征性的，只要三十来戈比，其余的钱由劳动营报销。
索洛维茨卫城还不是整个索洛维茨，这还是最受优待的地方。真正的索洛维茨甚至不在各个修道院里（把社会党人运走以后，在那些地方成立了劳动派遣点），而是在森林采伐场上，在远处的工地上。但是现在最难探明这些偏远荒僻的场所的情况，因为正是在那里劳动的人没有活下来。据我们知道，早在那时候就已经是：秋天不让他们晒干身上的衣服；冬天在老厚的雪地里干活也不发给御寒的衣裳和靴袜；工作日的长短根据劳动定额决定：定额完成了，工作日结束；没有完成，你就别想进屋。当时也已经发明了这种“开辟”新派遣点的办法：把几百名一批的犯人派到一些毫无准备的荒无人迹的地方就算了事。
但是索洛维茨的最初几年，要求拼命干活和下达突击任务看起来是阵发性的，是间歇发作的火气。它们还没有变成缠住不放的制度。全国的经济还没有以它们为基础，五年计划还没有制定。北方特种营最初几年显然并没有对外承担硬性的经济计划，而且对于营内劳动的耗工量也并没有认真的统计。因此他们忽然可以随随便便地用惩罚代替正经的生产劳动：从一个冰窟窿里舀水灌进另一个冰窟窿，把圆木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后再搬回来。这表现出残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现出原始性。当要求拼命干活变成了一种周密的制度以后，在严寒中往身上泼水和捆在树上喂蚊子就已经是多余的了，是浪费刽子手们的精力。
有这样一个官方的数字：一九二九年以前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参加劳动的犯人只占全体犯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至四十一”（在国内有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也只可能是这样）。不清楚这里面包括了劳动营本身的内勤劳动或者仅仅是“外活”。但是其余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犯人反正也是没有那么多内勤劳动可干的。这种比例不能不同样表现在索洛维茨。可以肯定，整个二十年代那里有不少犯人没有被派去从事任何经常性的劳动（部分的原因是他们身上没有衣裳），或者只担负着形同虚设的职务。
震撼了全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震撼了索洛维茨。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新局长（一九三0年前上任的）诺格捷夫（就是那个屠杀社会党人的萨瓦季修道院劳动营的长官）“在大为震惊的听众的一片惊讶的低语声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报告了以下的数字：不算北方特种营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长的森林采伐业，单单依照铁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两家的“外活”订货计划，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务：一九二六年产值——六万三千卢布；一九二九年——两百三十五万五千卢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两番。在卡累利阿的摩尔曼斯克边疆区境内，道路建设的产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万零五千卢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万卢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先前苦于不知怎样消耗犯人体力的冷冷清清的索洛维茨到此告终。劳动——魔术师前来帮忙了。
索洛维茨的创办时期，一切都是通过克姆佩朋克特进来的。它度过了成熟期以后，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又通过克姆佩朋克特往回扩展，向大陆扩展。现在犯人吃到的最大苦头，就是到大陆上的派遣点去劳动。先前索洛维茨在大陆上只有两个派遣点，索罗卜和苏姆关厢，两处都是沿岸的修道院的地产。现在北方特种营膨胀起来，已经忘记了修道院的边界。
犯人们开始修筑一条由克姆往西穿过沼泽地带的克姆-乌赫塔公路，“过去认为在这里修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夏天淹死，冬天冻死。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对这条路怕得要命。在好长时期内，卫城大院的上空回响着低沉的恐吓声：“怎么？？想去乌赫塔了？”
这时动工的第二条公路是帕兰多夫斯克公路（以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为起点）。在施工过程中，契卡人员加什泽命令把炸药填在一块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过望远镜观看怎样把他们崩上天。
据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红山（卡累利阿），让一群犯人留在森林里过夜，作为对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惩罚，结果冻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常规的索洛维茨方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另一个传说就比较难以置信了：一九二九年二月，在克姆-乌赫塔公路上的一个叫库特的小居住点附近，一个大约一百人的犯人连队因为没有完成定额而被赶进火堆里——全都烧死了！
告诉我这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当时站在附近的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卡利斯托夫教授，是一个老索洛维茨囚徒，不久前才去世。是的，我没有搜集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旁证（可能谁也搜集不到。还有许多别的事情，也搜集不到证据，哪怕是一条孤证）。但是他们既然能把人们冻死，把人们炸死，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烧死？是因为干这件事在技术上困难一些吗？
请那些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的人读一读下面的材料吧。这是同一年，由同一个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由同样的犯人，但在另一地点——科拉半岛修筑道路的情况：
“在白河河谷，沿着伍德亚尔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难，修通了一条通往库基斯伍乔尔山（磷灰石产地）的全长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们用……”（你们想的是用什么？有一个词好像要脱口而出，但是不能写到纸面上，不是吗？）“……原木和沙土把沼泽填平，整平了由于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复杂地形。”在这以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又在那里修筑了一条铁路——“需要在冬季的一个月内完成十一公里……”（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可？为什么不能推迟到夏天？）“……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万立方，”（在北极圈内！冬天！那难道是泥土吗？那比任何花岗岩还要坚硬！）“必须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镐、铁棍和铁锹去挖掘。”（有手套吗？……）“大量的桥梁工程延缓了修路的进度。昼夜三班，煤气灯的光芒射穿了北极的黑夜。在云杉林中开伐通道，掘出树根，迎着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风雪……”
请你们再读几遍。现在请眯上眼睛。现在猜想象一下：您，一个柔弱无力的城里人，契柯夫的迷恋者，落进了这个冰冷的地狱！您，带着绣花小圆帽的土库曼人，迎着这场夜间的暴风雪！并且还要请您挖挖树根！
这是在最光明最美好的二十年代，还是在各种各样的“个人迷信”之前，当时地球上白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和棕色的种族都把我国看做自由的明灯户在这些年代，游艺剧场里正在大唱特唱有关索洛维茨的逗趣的歌曲。
仅在若干小岛上建立一座与世隔绝的特种营的这个原来的意图，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被生产任务）破坏了。在索洛维茨诞生和成熟了的群岛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恶性扩散。
这时便产生了一个课题：既要把我国全境都向它开放，又不让全国被它征服，被它吸引，被它接管和同化。群岛的每一个小岛屿，每一块小高地都必须处在苏维埃汹涌大海般的敌意包围之中，两个世界中许界限分明，不许互相掺混。
这时便有了引起“惊讶的低语声”的诺格捷夫的报告。他说这些话是为了写成一个决议，为了写成克姆市劳动者的决议（接着就会登上报纸，就会在各村镇张贴）：
“……苏联国内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以及空前增长的战争危险……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北方特种营管理局与劳动群众同心协力，提高警惕……
“……通过组织社会舆论……展开斗争，反对……自由人与犯人拉拉扯扯、窝藏逃犯、收买赃物和公物……反对阶级敌人散布的关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呢？是说营里关着完全无辜的人们。是说如何在那里把他们整死。
下面还有一条：“……人人都有义务及时报告……”
可恶的自由人！他们和犯人交朋友，他们窝藏逃犯，这是极可怕的危险。如不及时制止，就搞不成什么群岛。国家就要灭亡。革命就要失败。
于是针对着这类“恶意”的流言，散布出一些诚实而进步的流言：营里关着的是杀人犯，暴徒！每一个逃犯都是危险的强盗！关上门，提防着，救救你们的孩子！捕捉吧，告发吧，协助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协助——赶紧来报告！
现在，随着群岛的蔓延扩大，逃亡事件增多了：林业和筑路派遣点上的绝无生望的前景，但毕竟逃犯脚底下踩着的是完整的大陆，这里总归有一线活命的希望。即使当北方特种营还局限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的时候，逃亡的思想也不断地扰动着索洛维茨人的心。容易受骗的人期待着自己的三年期满，而有先见之明的人已经明白，无论是三年也好，二十三年也好，他们都是看不到自由的。要自由，只能逃亡。
但是从索洛维茨怎么逃呢？海面半年结冰，而且不是整的，许多地方有裂沟。飞旋的暴风雪，彻骨的严寒，无边的浓雾和黑暗。春季和夏季的大部分又是白夜，值班汽艇老远就能看见。只有夏末和秋季，夜晚渐长的时候，才是方便机会。当然不是从卫城里逃出来，而是认可以走动和有时间进行准备的派遣点上逃走。人们在靠近海岸的树林里造好小船或木筏，夜间划出去（有时直接骑在原木上），碰运气，主要是希望遇到一艘外国轮船。岛上的人们根据警卫人员的慌乱、汽艇的出海，知道发生了逃亡事件。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又兴奋又紧张，好像是他们自己在逃跑。他们悄悄地问：还没抓住？还没发现？……想必许多人哪里也没到就淹死了。也许有什么人到达了卡累利阿海岸，那个人便会比死人更无声无息地隐藏起来。
那次著名的逃亡英国的事件是在克姆发生的。那个勇敢的家伙（我们实在孤陋寡闻，不知道他的姓氏）懂得英语，但是没有让别人知道。他得到了在克姆码头给外轮装木材的机会，和英国人接上了头。押解队发现少了人，把这艘英国船扣留了一个星期，搜查了几遍，但是没有找到逃犯。（原来：每当从靠岸的一侧开始搜查时，英国人把他用锚链从另一侧放到水下，嘴里叼着一根出气管。）为扣留外轮而付出了一大笔违约罚款。最后做出了犯人大约已淹死的结论，就把轮船放了。
经海上逃走的还有别松诺夫等五人（马尔扎戈夫，马尔布罗斯基，萨佐诺夫，普里布卢金）。
于是在英国便出现了一部书，好像还不止出了一版（尤德·刘松诺夫《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
这部书使欧洲大吃一惊，（他们无疑会指责逃犯作者夸大其词；“新社会”之友们当然不会相信这部诽谤性的作品！）因为它与人们已经熟知的情况相抵触：《红旗报》（德共机关报）关于索洛维茨岛上天堂的描写，苏联驻欧洲各国政治代表处散发的介绍索洛维茨的画册：精美的纸张，一间间舒适的僧家的富有真实感的照片。（身在奥地利的我国女共产党员娜杰日达·苏罗夫采娃从我国驻维也纳政治代表处收到一本这样的画册后，曾愤慨地驳斥了欧洲流行的关于索洛维茨的诽谤。而她未来的丈夫的姐姐这时候恰好蹲在索洛维茨，她本人也注定了将要在雅罗斯拉夫水隔离所“排成单行”放两年的风。）
诽谤虽然是诽谤，但是它终归造成了一个叫人伤脑筋的缺口！一个以“党的良心”索尔茨为主席的全俄中执委的委员会前来调查在索洛维茨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家原来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嘛！……）。但这个委员会只不过坐着火车沿摩尔曼斯克铁路转了一趟，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办。至于上岛考察，他们认为再好莫过于派——不，劳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去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的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
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警卫人员们忙碌起来。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们的期待！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利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发送到遥远的派遣点，以便营里留的人少一点，卫生所让许多病人出院，打扫环境卫生。用没有根的云杉戳在路旁，形成了一条通往三个月前创办的儿童教养院的“林荫路”（几天之内枯木了）。这个教养院是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骄傲，那里的孩子都有衣穿，而且没有一个是敌对阶级的成分。高尔基当然会有兴趣在那里看看，为了使少年罪犯们将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现在是怎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和挽救的。
只是在克姆发生了疏忽：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犯人们在波波夫岛上为“格列市·博基”号轮船装货，这时不知从哪里忽然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们，要上这艘船！发明家和思想家们！尽管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但这也是一个值得你们郑重研究的课题：一个光秃秃的小岛，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在三百步之外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诸位能拿出解决办法吗？把这些有碍观瞻的穿麻袋片的男人们藏到哪里去？如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现在看到了他们，他整个这次旅行将等于白费。是的，当然，他会努力不去注意他们，但是也要帮帮他的忙啊1把他们扔到海里去？他nJ会在水里扑腾……理进土里？时间来不及……不，这件事只有当之无愧的群岛之子才能找到出路。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苦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幸福湾走下了轮船。和他并排走的是他的儿媳妇，穿着一身皮货（黑色皮革的制帽，皮外套，皮马裤，瘦窄的高筒皮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活的象征与俄罗斯文学家并肩而行。
高尔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们的簇拥下，迈着轻捷的阔步，走过几个宿舍的走廊。所有的房门都大敞着，但他几乎一间也没有进去。在卫生科，穿着崭新的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夹道欢迎，但他几乎一眼都没看就走出去了。从这里，北方特种营的契卡人员们毫无畏惧地把他带上了斧山。这里有什么看的呢？原来，禁闭室里并没有人满为患的现象，而主要的是，根本没有什么树根！一根没有。盗贼们坐在长椅上（这时索洛维茨已经有了大量的盗窃犯），他们全都在……读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站起来告状的胆子，但是也想出一个花样：把报纸反着拿在手里！于是高尔基走到一个人身边，不做声地把报纸正过来。他发觉了！他猜透了！他不会弃之不顾的！他会出来保护他们的！
乘车去儿童教养院参观。一切多么文明1每人单独睡一张木床，有床垫。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是的，作家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唉，你这坏孩子，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学祖师爷刚刚建立的安乐生活……莫斯科市内的宫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一辆四轮马车接他到特种营长官的别墅里去进午餐。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但是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噢，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他怎么竟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走？！）
这就是他们向新的一代灌输对正义的信仰的方式。
人们试图对我们说，这位文学界的领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发表对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赞颂。但是这怎么行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欧洲面前啊！这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在这样危险而复杂的局势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吗？……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的。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的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个现象。高尔基在索伦托吃惊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声誉，也未获得更多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变成了雅戈达的自愿的俘虏。斯大林搞死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出于过分的谨慎：高尔基对一九三七年也会唱赞歌的。
至于劳动营的管理制度，他们的确履行了诺言。管理制度修改了——在第十一惩戒连里，现在是人贴人地连续站一个星期。一个委员会来到了索洛维茨，这次已经不是索尔茨的那个，而是侦查惩戒委员会。经过调查（在当地情报侦查科的协助下），查清了索洛维茨管理方面一切暴虐行为都是白卫军官（行政科）的勾当，一般说是贵族分子，部分是大学生干的（不错，就是那些从上一世纪起就不断在圣彼得堡煽风点火的大学生们干的）。这时候又发生了神经失常的科热夫尼科夫（远东共和国前部长）、舍普钦斯基和牛相杰格佳廖夫三人的纯属胡闹的失败的逃亡事件。这个事件被夸大成荒诞离奇的白卫军官的大密谋，说他们计划夺取一艘轮船开走。于是开始抓人，虽然没有一个人承认过这个密谋，但案子照样越滚越大，抓人越来越多。
预定抓三百人。如数抓完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夜晚，全管犯人被赶回宿舍锁起来。为了缩短去坟场的道路，打开了平时封闭的“圣门”。整个晚上，一批接一批地带到刑场。（每带出一批人都传来一阵狗的绝望的哀号，这是一条被挂在什么地方的叫做“黑子”的狗，它每次都以为它的主人巴格拉图尼正走在这一批人中间。各连的犯人们根据狗叫声计算着带出去的批数，但是枪声在狂风中听不清楚。这个哀号声绘刽子手们的刺激这样大，以至第二天就把黑子和跟着黑子一起叫的狗统统枪杀了。）
行刑者有那三个吸吗啡的浪荡公子，有警卫队长杰格佳廖夫和……文教科长乌斯宾斯基。（只有从表面看问题的人才会觉得这种结合是奇怪的。这个乌斯宾斯基的历史具有所谓“典型性”，即不是最普通的，但却能集中表现出时代的精髓。他是作为一个神父的儿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正是以这样的身分遇上了革命。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审查、限制、流放、迫害。要知道，这个家庭包袱是甩不掉的，自己的老子是换不了的。不对！乌斯宾斯基发现了办法：他宰了他的老子并且向当局宣布他这样干是出于阶级仇恨！这是一种健康的感情，几乎根本不能算谋杀！他得到了轻判。进营以后马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露了头角，不久就获得释放。现在他已经是自由人身分的索洛维茨文教科科长了。这次执行处决是他主动要求的还是别人要他证实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不清楚。那天黎明时，有人看见他在洗脸地前抬着腿，洗刷染满鲜血的皮靴筒。
他们杀人的时候喝得醉醺醺，枪打得马马虎虎——仅仅盖上了一层薄土的大坑到早晨还在那里动弹。
整个十月份，也包括十一月份，又陆续从大陆上运来一批批的人，到这里来枪毙。（库里尔科也随其中的一批被处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乐队的伴奏声中，由犯人们把整个坟场推成了平地。
经过这些处决之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长易人，扎林接替了文赫曼斯，据认为这就是新的索洛维茨的法制时代的开始。
不过新时代也不过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维茨。这些人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领取任何证件和护照，不肯在任何文书上签字，手里不肯拿钱。他们之中为首的是一位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盲人，拄着一根长拐杖。每一个明白人都能看清这些教派分子无论如何也进不了社会主义，因为进了这个社会就得大大地和各种证件打交道，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死掉。于是就把他们送上小野兔岛。这是索洛维茨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沙土地，没有树木，荒无人烟，只有一间先前的打鱼僧人居住的过夏小屋。当局表示可以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口粮，但有一个条件：每一个教派分子必须在表册上签收。他们自然拒绝。这时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出来干预。别看她当时还那么年轻，也别看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年龄也还不大，她这已经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会计室、派工员和正推行人道主义管理制度的劳动营长之间奔走交涉。起先请求怜悯这些教派分子，后来请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岛上去，指派她作记帐员，她可以负责按日发给他们食物并经营全部帐目。这似乎和劳动营制度毫无抵触，但仍遭到拒绝。安娜大声喊道：“可是你们供给疯子口粮并不要他们签字啊！”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员回答说：“这也许是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不了解……”（这当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别人谁敢负这个责任？）结果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就被送到岛上去了。过了两个月（正好是两个月，因为这时候该上岛去劝他们签收下两个月的口粮了），人们乘船登上野兔岛，只发现了他们的被啄碎了的尸体。全体都在，一个也没有逃跑。
现在，在我们这个伟大世纪的六十年代，有谁来追究罪责呢？
不过，孔林不久也被撤掉了，因为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好像判了十年）。
索洛维茨劳动营的面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渐变化。从一个为必遭灭亡的反革命分子准备的无声陷阱越来越变为对当时说来是新式的，对我们现在说来是旧式的普通人的劳改营的模样。国内“劳动人民中特别危险分子”的人数急剧地增长。普通刑事犯和无赖们大量地送到岛上来。老资格的惯窃和初出茅庐的扒手们登上了索洛维茨的土地。这里的营地里灌进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们在克姆中转站相遇的时候，前者向后者喊着说：“我们偷东西，可是不卖身！”后者也给她们以响亮的回答：“我们卖的是自己的，不是偷来的！”）原因是，当时全国宣布了（当然不见报）开展消灭卖淫现象的斗争。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统一规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许多人被轰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了。从理论上说是明明白白的，正当的劳动很快就能把她们改造过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们总抱着自己低贱的社会职业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气白赖地要求给押解队营房擦地板，趁机勾引红军战士，破坏押解勤务条令。她们也同样轻而易举地和看守员交上朋友，当然不是免费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维茨，她们被安顿得更好。分配给她们最好的宿舍，每天有人给她们送来穿戴和礼物，“尼姑们”和其他女反革命给她们的汗衫绣花，借以从她们手里挣一点钱。刑满之后，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阔气地拎着装满绸缎的箱子；出发到苏联各地去开始她们的正当生活。
男贼们在这里干起了赌牌的营生，而女扒手们则认为在索洛维茨最有利的事莫过于生孩子；当地没有托儿所，有了孩子就可以在本来就短暂的服刑期间免除劳动。（在她们之前的女反革命分子从来没有走过这条道。）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索洛维茨来了第一批未成年罪犯，以后就不断地送来了（全在十六岁以下）。起先把他们安置在卫城附近的儿童教养院。那里有前面说的那些装门面的木床和床垫。他们把公家发的衣裳藏起来，嚷着说没有衣裳，不能上工。后来连这些小家伙也派到林场去干活。他们有的从那里逃散，有的假冒姓名和刑期，结果是被捉回来，被清查出来。
随着好成分的犯人们的到来，文化教育科顿时振作起来了。使劲地号召扫除文盲（但是小偷们对“红桃”和“梅花”本来就会认），挂出了一条横幅：“犯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术语：“再锻造”。（正是在这里发明的！）
这时候已经是一九三0年的九月，党中央向全体劳动者发出了展开竞赛和突击运动的号召，犯人们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既然各处的自由人都在拉车，难道还不该让犯人驾辕吗？）
我们下面引用的资料不是来自活着的人，而是摘自法律学家阿维尔巴赫的大作，因此建议读者将它们除以十六、除以二百五十六，有时候甚至需要在它们前头加上负号。
一九三O年秋，建立了索洛维茨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工作者运动指挥部。穷凶极恶的累犯、杀人犯和强盗突然变成了“精打细算的经济工作者，熟练的技术指导者，能干的文化工作者”。（安德列夫回忆：他们惯于冲着你的脸吼叫：“给我交出木方来，你这反革命！”）小偷和强盗们刚一读完党中央的号召，马上丢掉手里的尖刀和纸牌，心急火燎地要求建立公社。他们在章程上写着：公社社员的社会出身必须是贫农、中农和工人（需要说一句：在登记分配料的名册上，盗窃犯的出身一概写为“前工人”——舍普钦斯基的口号“索洛维茨为工农服务！”差不多变成了现实），“五十八条”绝对不能入社。（社员们还提出了一项建议：把他们的刑期全部加在一起，再除以他们的人数，算出一个平均刑期。服满这个刑期后，全体同时释放！尽管这项建议体现了共产主义精神，但契卡人员认为它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索洛维茨公社的口号是：“向工人阶级偿还欠债！”还有一个比这更精彩的：“献出全部，不要分毫！”（这是一个已经完全成熟的口号，大概是值得在全苏普及的。）对于犯了错误的社员，他们想出了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惩罚办法：禁止这些人出工！（对于小偷们，恐怕我不出比这更严厉的惩罚了！！）
不过索洛维茨的行政长官们并不像文教工作者那样头脑发热，他们并不过分信赖小偷们的积极性，而是相反地采用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突击工作——突击供给”！这意思就是把全体社员们迁入单独的宿舍，在那里他们得到较软的床铺，较暖和的衣服，单独开火，吃得比较好（当然是牺牲其他犯人的利益）。社员们对这些非常满意，为了使所有的社员都能留在社里，他们走下了一个人也不开除的规矩。
非社员们也很喜欢这样的公社，他们全部申请加入。但是上级决定不接受他们入社，而是建立第二、第三、第四个“劳动集体”，它们已经享受不到上述的全部优待。但任何一个集体也都不要“五十八条”，尽管那些最放肆的流氓无赖们也总在小报上教训“五十八条”们说：“现在是你们该懂得我们的营是一个劳动学校的时候了！”
一篇篇的报告用飞机送到古拉格：索洛维茨的奇迹！盗窃犯态度的急剧转变！罪恶世界的激情转化为突击、竞赛和完成生产财务计划的动力！上头看了不胜惊讶，马上把这里的实验结果广为传播。
从此索洛维茨就开始这样生活了：一部分编入“劳动集体”，他们完成任务的百分数不是简单地提高，而是成倍地增长！（文教科用集体的影响解释取得这个成绩的原因。可是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图赫他”——劳动营里玩惯了的虚报产量的把戏。）
另一部分是“无组织的”（也就是吃不饱的，穿不暖的，干重活的），很容易理解，他们总是完不成劳动定额。
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索洛维茨突击队代表会议决定：“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壮阔浪潮来回答资本家关于苏联强迫劳动的谰言。”三月，突击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三个。可是在四月间忽然要求它们实行总清洗，因为“阶级异己分子钻进了集体，以便从内部进行瓦解。”（果真是个谜：“五十八条”一个也没有让参加，是谁在瓦解它们？恐怕是因为虚报产量的事露了馅。只顾吃喝玩乐，一算帐，砸了锅，只好拉出几个来打屁股，好让别人能继续混下去。）
在欢乐的喧哗声后面，进行着解送犯人的无声的工作：“五十八条”们正脱离原生的索洛维茨肿瘤，被送到辽远而凶险的地带，去开辟新的劳改营。
听说一艘（又一艘？）运犯人的超载驳船沉没了（又是偶然的？）。
可是某些犯人从安泽尔被单个地、秘密地带出去。警卫人员都奇怪：这是什么神秘的犯人？
读者，请您打开俄国极北地区的地图。从索洛维茨群岛去西伯利亚的海路要经过新地岛。以破冰船打头的船队每年一次（六月一七月）开往西伯利亚，运去犯人和各劳改营一年的口粮。很多年在新地岛上也有劳改营，那是最可怕的——因为落到这里来的人是“没有通信权”的。从来没有一个犯人从这里回去过。这些苦命人在那里开采和建设了什么，怎么活的，怎么死的——这些今天我们都还不知道。
但总有一天我们能等到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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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群岛病灶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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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群岛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与全国息息相关。国内还有失业现象的时候，就不存在对犯人劳力的需求，进行逮捕不是动员劳力的手段，而是扫除障碍的手段。但是，当打定了主意，要用一台巨大的搅拌机把全国一亿八千万人口都搅动起来的时候；当一个超工业化计划被推翻了，以便用一个超超超工业化计划代替它的时候；当消灭富农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已经预先决定了的时候，也就是在“大斩断[转变]的一年”的前夕，对群岛的看法以及群岛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委员会（这说明还是在雷可夫当主席的时候）对国内惩治政策的状况和各监禁场所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在惩治政策方面，认为有许多不够的地方。决定：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应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劳动营的管理制度应更加严厉（而对“社会不坚定分子”则根本不判刑）。此外：对强迫劳动应做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要使犯人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另方面要使国家得到经济利益。并“认为今后必须扩大劳动营地的容量”。明白地说，就是要求为计划中的大规模逮捕事先准备好更多的营地。（托洛茨基也曾预见到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不过他提出的办法，又是他那个靠义务动员制组织的劳动军。辣根不比红萝卜甜，都是一路货。但是不知道斯大林是故意和自己永恒的对手顶牛，还是为了更彻底地打消人们的怨言和回家的希望，他决定让劳动军的战士们先从监狱的机器里通过一遍。）当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现象消除了以后，扩大劳动营的经济意义也就出现了。
如果说一九二三年索洛维茨关押的总人数不超过三千，那么一九三0年已经有五万人左右，另有三万在克姆。从一九二八年起，索洛维茨的癌细胞开始扩散。首先扩散到卡累利阿，在那里修筑道路，砍伐供出口的木材。北方特种营这时也很乐意地做起“出售”工程师的买卖：他们可以不用押解地前往北方的任何地点，为当地工作，他们的工资用转帐办法付给劳动营。一九二九年在摩尔曼斯克沿线，从洛杰诺耶波列到太鲍拉之间的各地，已经出现了北方特种营的劳改点。它们从这里继续沿着沃洛格达铁路线移动。它们的活动如此频繁，以至必须在兹万卡火车站上设立一个北方特种营的调度站。一九三0年洛杰诺耶波列的斯维尔拉格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开始独立经营。在科特拉斯也已经组成了一个科特拉格。一九三一年诞生了白海波罗的海拉格，中心设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这个劳改营注定了将在今后两年内给群岛带来永垂青史和传遍五大洲的光荣。
癌细胞继续向外扩散。它的一边被大海阻挡，另一边是芬兰的国界，但是一九二九年在红色维舍拉附近建立劳改营却没有受到任何妨碍。而主要的是，整个东边，所有通向俄罗斯北部的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从索罗卡到科特拉斯的道路很快就修通了，（“索罗卡——我们要提前建成它！”——犯人们常拿这句歌词取笑它的作者C·阿雷莫夫。然而这个人却能换而不舍，终于有了出息，变成了一个诗人和歌词作家。）劳动营的细胞移动到北德维纳河畔，形成了北德维拉格。它们越过这条河，勇敢地向乌拉尔前进。一九三一年在该地建立北方特种营北乌拉尔分营，不久后变为索利卡姆拉格和北乌拉尔拉格两个独立的劳改营。别列兹尼基劳改营开始了一座大型化学联合企业的建设，当时有许多赞美它的文章。一九二九年夏天，从索洛维茨派出了一支由犯人组成的考察队，在地质学家M·B·鲁辛斯基教授率领下，前往奇比尤河勘探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在那里发现的石油。勘探获得成功，于是在乌赫塔河畔设立了一个劳改营——乌赫塔拉格。但是它也没有静止在原地，它的癌细胞迅速地朝东北方向转移，并吞了伯朝拉河，从而改组为乌赫伯朝拉格。很快它又有了乌赫塔、英塔、伯朝拉和沃尔库塔等地的分营，它们全都是未来的庞大的独立劳改营的基础。
这里也还遗漏了许多。
幅员广袤而交通闭塞的北方边区的开发，要求修筑铁路：从科特拉斯经过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和罗普恰通往沃尔库塔。因而需要新建两个专门修筑铁路的劳改营。其中的北方铁路拉格负责由科特拉斯至伯朝拉河段；伯朝拉格（请不要与搞工业的乌赫伯朝拉格相混！）负责由伯朝拉河至沃尔库塔一段。（诚然，这条铁路的修建过程很长。它的维姆段即由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至罗普恰的一段是一九三八年完工的。铁路全线直到一九四二年末才竣工。）
就这样，几百个中等的和微小的新岛屿升出了冻土带和泰加林的汪洋大海的水面。群岛新的组织系统也在行军途中，在战斗序列中逐步建立起来：劳改营管理局、各劳改营、劳改点（独立劳改点、警备区劳改点、中心劳改点）、劳改地段（也就是“派遣点”和“派遣分点”）。管理局内设处，而奋劳改营内设科：一科——生产科，二科——登记分配科，三科——契卡行动科（又是第三！……）
（这时期的学位论文是这样写的：“对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的个别不守纪律的成员的教育机关的轮廓正提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监狱到教育机构》文集，第四二九页。）真的，阶级没有了，犯罪分子也就没有了。可是你心里好象猛地一惊：这么说，明天到了无阶级社会，就没有人坐牢了吗？……哦，还有个别不守纪律的……原来无阶级社会也少不了班房。）
所以说，群岛的整个北部都是由索洛维茨衍生出来的。但决不是只此一家！在伟大的号召之下，劳动改造营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遍地开花。每一个省都搞起了自己的劳改营。成百万公里的铁丝网不停地延伸，延伸。铁丝交错着，交织着，铁棘刺在公路旁、铁道旁、城市郊区快乐地眨着眼睛。丑陋的劳改营了望塔的尖顶成了我国风光的最可靠的标志，它们没有出现在美术家的画幅里和影片的镜头里，这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偶合而造成的奇怪的结果。
还是国内战争时代的老习惯，修道院的建筑物被加紧地动员起来，以满足劳改营的需要。它们坐落的地点非常符合隔离犯人的要求。托尔若克市鲍里斯格列布修道院变成了一个中转站（现在仍然是），而瓦尔代修道院变成了少年罪犯教养院（与后来的日丹诺夫的别墅隔湖相望）。谢利格尔湖中的斯托尔勒内岛上的尼罗修道院变为一座劳改营。萨罗夫修道院变成了波奇马各劳改营的本部。这样一个个数下去是没完没了的。在顿巴斯，在伏尔加河的上、中、下游，在乌拉尔的中部和南部，在中亚，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到处都在兴建劳改营。官方宣布，一九三二年劳改农场占地面积在俄罗斯联邦是二十五万三千公顷，在乌克兰是五万六千公顷。以一个农场平均占地一干公顷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光劳改农场——即最次要的和条件最好的劳改营——当时已达到三百处以上（不算全国边缘地区）！
关于按劳改营地点的远近分配犯人的问题，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每次都是正好赶上十月革命的纪念日）的一纸公文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取消了原来的“严格隔离”的办法（因为它妨碍创造性的劳动）。规定凡刑期在三年以下的送往一般（近处的）监禁场所，刑期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送往边远地区产因为“五十八条”们从不会得到三年以下，所以全体都涌向了北方和西伯利亚——去进行开发和死亡。
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些年代正在少年队的鼓点下齐步走……
群岛上存在着一个顽固的传说，什么“劳改营是弗连克尔发明的。”
我觉得前面几章已经足够有力地驳斥了这种不爱国的甚至侮辱政府的臆造。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但我想，我们还是成功地表明了为镇压和劳动而设立的营地的诞生日期是早在一九一八年。他们用不着什么弗连克尔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犯人不应该在道德的思索中浪费时间（“苏维埃劳动政策的目的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改过自新”），而应该劳动，同时必须给他们规定非常严峻的、几乎是力所不能及的劳动定额。早在弗连克尔之前他们就已经常常把“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挂在嘴上了（早在艾赫曼斯的时期，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已经是“通过劳动进行消灭”）。
是的，甚至用不着现代的辩证思维过程，也能想得到利用犯人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早在一八九0年交通部就决定动用阿穆尔边疆区的流刑和苦役犯人从事修筑铁路的工作。对苦役犯人是简单地强迫，对流刑移民和行政流刑犯则是准予其参加筑路工作，为此可以获得刑期的三分之一或对半的折减（不过他们宁愿采取逃亡的办法把刑期一下子甩掉）。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00年，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湖滨段劳动的苦役犯有一千五百多人，流刑移民两千五百多人。
但总的说十九世纪俄国苦役地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的：劳动变得越来越不带强制性，越来越少。到了九十年代，连卡里地方的苦役监狱也变成了单纯关押的场所，不再进行劳动。阿卡图依苦役监狱这时期对劳动的要求也缓和了（雅库博维奇）。所以动用苦役犯修筑贝加尔湖滨铁路勿宁说是一种临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不是又看到了第一部第九章里描写的长期犯监狱里的“两个犄角”或“抛物线”了吗？（第一部第九章）一个是日趋宽大的犄角尖，一个是日趋残酷的犄角尖。
有意义的（当然不会是强制的了）劳动有助于罪犯改过自新，这种思想还在马克思生下来以前就是人frl知道的，上个世纪在俄国监狱管理工作中也已经实行过。一度当过监狱管理局长的fi·库尔洛夫介绍说：一九0七年犯人的劳动项目很多；他们的产品价格低廉，这使犯人坐牢的时间产生效益，使他们出狱时能拿到钱并且有了手艺。
可是不管怎么说，弗连克尔还是真的变成了群岛的神经。他是历史如饥似渴地期待和召唤着的走运的活动家之一。在他以前，劳改营好像也存在，但却没有具备那种完美无比的最终的和统一的形式。真正的先知总在最需要他的时刻来临。弗连克尔在群岛上出现，正是在病灶扩散的开始阶段。
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连克尔，土耳其犹太人，生于君主坦丁堡。商学院毕业后从事木材贸易。他在马里乌波尔开设了一家公司，很快变成百万富翁，“黑海木材大王”。他拥有自己的部队，甚至在马里乌波尔出版他自己的报纸《一戈比》。该报的任务是中伤和困扰他的竞争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连克尔通过加利波利进行贩运武器的投机生意。一九一六年他预感到在俄国即将发生风暴，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就把资本转移到土耳其，他本人也随之在一九一七年去了君主坦丁堡。
他本来可以继续过他的紧张而甜蜜的商人生活，即不会吃到那些大苦头，也不会变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是某种宿命的力量召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不过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起，许多决非革命流亡者的国外俄侨纷纷回国，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很热心地但后果险恶地出了力。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弗连克尔在君士坦丁堡的那几年变成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除非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原因，否则很难看出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但以下则是事实：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他来到了苏联，在这里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由他个人出面建立了一个用苏联纸币收购珍宝和黄金的黑市交易所（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全苏外宾商品供应公司的“黄金运动”的开山老祖）。生意人和经纪人都很熟知他的过去，对他信得过，于是黄金便流进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金库。收购的生意做完了，为了表示感谢，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关进了监狱。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然而，不知疲倦和不爱抱怨的弗连克尔还蹲在卢宾卡的时候或者是在押往索洛维茨的途中就向上面打了一个什么报告。显然，当地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以后，就决定对这个生活也进行一番务实的研究。他在一九二七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但是马上和解犯队伍分开，住在修道院界外的一间石屋里，派了一个勤务兵照顾他，准许他在岛上自由行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当了经济科长（这是只有自由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并且发表了关于在头三个月内把犯人的体力榨干的著名的论点。一九二八年他已经搬到克姆去住。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收益很大的附属企业。他把僧侣们积攒了几十年如今呆滞在修道院仓库里的皮革运到克姆，把犯人中的皮匠和皮鞋匠集中到那里，制出式样美观的鞋子和皮货运到库兹涅茨桥大街上的门市部出售（这个商店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经营的，全部进款归它所有，但是买皮鞋的女士们并不知情，当她们自己不久后被拽进群岛的时候，也不会想起这个商店，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莫斯科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犯人们最好的朋友（也是契卡人员最好的朋友）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我现在这支柔顺的笔事后描出的群岛地理上的许多东西，他当时在交谈者的烟斗的咝咝声中已经用粗犷的线条勾画在苏联大地图上了。正是弗连克尔，显然也正是在这一次，提出了无所不包的劳改营登记制度。这种按甲、乙、丙、丁四组登记的制度连劳改营长官都钻不了空子，更不用说犯人：所有的非营内服务人员（乙）、无病假证明的人员（丙）、未受禁闭处分的人员（丁）在服刑期间每天都必须做苦工（甲）。世界苦役史上还没有见过如此包罗万象的规定！正是弗连克尔，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提议取消反动的犯人伙食平等制。他拟定了一个在全群岛统一实行的对少得可怜的食品的再分配办法——面包等级表和热食等级表。其实他是从爱斯基摩人那里学来的：用一根吊着一条鱼的杆子，伸到奔跑中的拉车狗的前面。他还提出了折减和提前释放等办法，作为对劳动成绩优良者的奖励。第一个实验场地——伟大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大约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拍板决定的。这位精明强干的货币投机商不久即被任命为那里的——不是工程主任也不是劳改营长，而是专为他设置的一个职务——“施工主任”，即劳动战场上的总监督。
这就是他。充满内心的那种凶恶的非人的意志明摆在他脸上。但是在那本介绍白海运河的书里，一个苏联作家为了颂扬弗连克尔，关于他会写出这样的话：“在运河工地上，他拿着手杖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出现在那里，一言不发地走向施工地段，倚着手杖，两脚一前一后地站住，就这样站几个小时……侦查员和检察长的眼睛，怀疑主义和讽刺家的嘴唇……他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权力欲和骄傲感的人，他认为对于一个首长主要的就是权力，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不容分享的权力。如果为了权力而需要人们害怕你———那就让他们怕吧。”这位作家甚至能转得过舌头来赞叹他的“无情的讥讽和冷漠，似乎任何一种凡人的情感都是这位首长不能理解的”。
我们觉得最后一句话是关键性的，无论对于了解他的性格还是他的历史。
白波运河工程开始时，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运河建成后，他得到了一枚列宁勋章并被任命为贝阿拉格工程处长（“贝加-阿穆尔干线”是未来的名称）。三十年代的贝阿拉格（贝加尔-阿穆尔干线劳改营）的任务是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没有复线的各段修筑复线。纳夫塔利·弗连克尔的官运远远没有到此为至，但是我们还是放到下一章去讲吧。
现在轮到我为之写出这部土生土长的作品的群岛的全部漫长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在苏联的公开文字中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反映。在这方面，同样是那些使劳改营了望塔从来没有进入摄影机镜头和我国的风景画的不幸的偶然因素起了作用。
但是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的情形却不相同。关于其中每一项工程我手头都有一本书。所以至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依据苏联的文献的和负责的证明材料。
在认真的论文中，在利用某种资料以前，都应该先对它进行描述。我们也要这样做。
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一部书，开本与福音书差不多大小，硬纸壳封面上压印着半神半人的浅浮雕肖像。书名为《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国家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作者们把它献给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看来是为大会赶印出来的。它是高尔基主编的《工厂史》丛书的一种。该书的编辑有：马克西姆·高尔基、阿维尔巴赫和菲林。最后一个名字在文学界知道的人不多，我们解释一下其原因：谢明·菲林，虽然年纪很轻，却是古拉格的副局长。在当著作家的虚荣心驱使下，他单独写了一本关于白波运河的小册子；列奥波德·列昂尼多维奇·阿维尔巴赫（我们已经遇到过的伊达·列昂尼多夫娜的兄弟）则相反，在苏联文学中没有比他更荣耀的了，《在文学岗位上》杂志责任编辑，给作家们打棍子的主要打手，他还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外甥。
产生这部书的历史是这样的：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一百二十位作家乘轮船游览刚完工的运河。维特科夫斯基，犯人身分的运河工程施工员亲眼见到，在轮船通过闸门的时候，这些穿白西装的人聚集在甲板上，把闸门区内的犯人叫过来（当时在这个地方的多数人已经是操作人员，而不是施工人员），当着运河长官们的面问一个犯人爱不爱他的运河和他的工作；他是不是认为自己在这里得到了改造；首长们对犯人的生活福利关心得够不够。提的问题很多，都是这一类的。所有的人都是从船上向岸上提问，当着长官们的面，仅用了轮船通过闸门的这一段时间。这次游览结束以后，八十四名作家用各种方式开了小差，没有参加高尔基的集体创作（但也许去写他们自己的歌功颂德的诗歌和特写去了），其余的三十六名组成了一个创作集体。经过一九三三年一个秋冬的紧张劳动，他们完成了这一部独一无二的著作。
出版这部书本来是为了流传千古的，本来是为了让子孙万代永远阅读和惊讶的。但是由于一种宿命的巧合，书中照片上露面的和文字中颂扬的大多数领导人在两三年以内都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这部书的所有印本自然都从图书馆里取出销毁了。一九三七年，这部书的私人拥有者因为不想为了它而去坐牢，也都把它毁掉了。现存的册数已经很少，而且没有重版的希望，所以我们更觉得自己肩负着不使书中写出的指导思想和事实在我国同胞心中永远湮灭的重大责任。如果不为文学史保留下该书作者们的姓名，那也是不公道的。起码是这些人的名字：M·高尔基，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薇拉·因贝尔，瓦连京·卡达耶夫，米哈伊尔·左琴科，拉宾和哈茨列文，尼库林，科尔涅利·泽林斯基，布鲁诺·亚先斯基（《彻底打垮阶级敌人》一章），E·加布里洛维奇，A·吉洪诺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K·芬。
修建运河的犯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本书，高尔基做了这样的说明：“运河军战士们”缺乏表达他们接受改造的复杂心情的“必要的词汇”，而作家们是掌握着这些词汇的，所以他们要来帮忙。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作家们需要这本书：“许多作家访问了运河以后……得到了充实，这对于他们的创作有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种新的气氛正在当前的文艺中出现，它将推动我国文艺前进并把它置于我们伟大事业的水平上。”（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苏联文学中仍然感觉得到的那个水平。）至于这本书对于干百万读者（其中许多人很快自己就要流入群岛）的必要性，则是不言自明的了。
集体作者们对于他们描写的对象抱着什么观点？首先是：确信所有的判决都是公正的，所有被驱赶来修运河的人都是有罪的。甚至“确信”这个字眼都嫌太无力：在作者们看来，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讨论的余地，甚至连提都不该提出来。这件事情在他们眼里就象夜晚比白天黑一样的明显。当他们利用自己的词汇和形象向我们灌输这个三十年代的仇恨人类的传奇的时候，“暗害分子”这个字在他们的解释里成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实质。对提早播种（可能是在雪地和泥泞里？）发表了反对意见的农学家，给中亚提供了水源的灌溉专家，在他们眼里全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暗害分子。这些作家们在书的每一章里谈到工程师阶层，全是用一种自上而下的口气，好象谈论低级劣等的人种。在这本书的第一二五页上，指责革命前很大一部分工程技术界人士有不老实的行为。这不是对个别人的指责，完全不是。（我们应该理解为工程师们甚至对沙皇制度也挖过墙角吗？）写这些话的人，没有一个能（像马戏团的某些马能做到的一样）求出哪怕最简单的平方根。
作者们向我们重复着那些年代流行的荒诞的传闻，当作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在工厂食堂里有人用砒霜毒死了女工；如果国营农场的牛奶变酸，那不是因为工作马虎，而是阶级敌人为了使我国人民饿得闹浮肿（原文就是这样写的）而采取的策略。他们使用笼统的和不指名的笔法，又端出那个作为集合名词的凶恶的富农，他进工厂劳动，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里面。这没有什么，人家是人类心灵的知情人嘛，想象这种事情在他们显然是比较容易的：某人依靠某种奇迹逃避了往冻土地带的流放，躲进城里。当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依靠另一种更大的奇迹竟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去挣钱养家湖口，而是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
在另一方面，对运河工程的领导者，对雇主，作者们却不能也不愿抑制自己的赞扬。尽管已经是三十年代，他们仍然顽固地把这些人称作“契卡”，害得我们也不得不使用这个名词。他们不仅赞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意志，他们的组织，而且还在最高的人性的意义上赞赏他们本人，认为他们是一些令人惊异的人物。有关雅科夫·拉波波尔特的一段插曲就有代表性。此人原是德尔普特大学学生，未能毕业就疏散到了沃龙涅日，在他的新故乡当上了省契卡副主席，后来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副局长。作者们描写，一次他巡视工地，对工人推车的情况不满意，便向工程师提出了一个毁灭性的问题：四十五度的余弦等于几，你记得吗？工程师被拉波波尔特的博学压倒了，羞愧难言，马上改正了自己破坏性的指挥，推车的工作马上提到了高度的技术水平。用诸如此类的笑话，作者们不仅给自己的叙述添加了艺术的作料，而且也把我们提上了科学的高峰！
雇主的职位越高，作者们描写时怀着的崇敬就越深。对古拉格局长马特维·别尔曼的溢美之词如长江大河。对拉扎尔·科甘的热情洋溢的赞颂也是滔滔不绝。这个人原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一八年投靠得胜的布尔什维克，先后在第九军特别处处长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队副司令员的岗位上证明过自己的忠实性。他是古拉格的组织者之一，现在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局长。种甘同志谈到“钢铁一般的人民委员”时说。“雅戈达同志是我们的总领导，是我们每日每时的领导。”对于这个言论，作者们更是只能大表赞同。（这本书倒霉最主要就倒在这句话上！连幸存下来落在我们手里的这一本，吹捧亨里希·雅戈达的那一段，连同他的肖像，也被撕掉了。为了寻找他这张肖像，我们花费了好长时间。）
在劳改营里印的那些小册子里，这种调子渗透得更利害。下面是一个例子：“尊贵的客人们——卡冈诺维奇、雅戈达和别尔曼同志（每一间工棚里都挂着他们的肖像）来到了三号船闸。人们干得更欢了。他们在上头露出微笑——这微笑传给了在基坑里劳动的几百个人。”在官家谱写的歌曲里也是：
雅戈达亲自把我们带领和教育，
他的眼光敏锐，他的手腕有力。
对劳改营生活方式的全面的热爱，使作者们唱出了这样的赞美诗：“不论命运把我们抛到苏联国土的哪个角落，即使是最遥远的荒野和僻壤——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何一个组织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秩序……准确和自觉性的印记。”然而在俄国的穷乡僻壤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什么组织呢？只有劳改营。把劳改营当做进步的灯塔——这就是我们手里这部历史资料的水平。
主编本人也讲了话。高尔基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德米特罗夫市举行的白波运河建设者（这时他们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上来了）最后一次代表会上致词说：“从一九二八年起，我就注视着国家政治保卫局重新教育人的工作。”（这说明还在索洛维茨以前，在那个男孩子被枪毙以前，刚从国外回到苏联，他就注视着了。）接下去，他已经是强忍着泪水，向在场的契卡人员们欷嘘地说：“你们这些神通广大的小鬼们，你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作者们在这里注明：契卡人员们这时只是露出了微笑。（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高尔基在这本书里也特别指出了契卡人员的高度的谦逊精神。（他们不喜欢公开，这的确是一个感人的特点。）
集体作者们对于白波运河施工期间的死亡并不是简单地闭口不谈，也就是说，没有遵循只讲一半实话的怯懦的规则，而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施工中没有死一个人！（大约他们的帐是这样算的：运河开工时是十万人，完工时仍是十万人。这说明全都活着。他们只不过是忘了在两个严寒的冬季被工程吞噬的一批批新解来的犯人、但这已经是应该由不老实的工程技术人员们去解算的余弦值一类的问题了。）
作者们看不到任何比劳改营劳动更令人兴奋鼓舞的东西了。他们认为强迫劳动是热火朝天的自觉性创造活动的最高形式。请看，这就是进行再教育的理论基础：“犯罪分子是旧时代的丑恶环境的产物，而我们的国家是美丽的，强大的，宽宏的，我们应当把它变得更加美丽。”照他们的看法，这些被拉来修运河的人，如果不是雇主们派他们来沟通白海和波罗的海，自己永远也不会找到生活的道路。因为你们要知道：“对人的原料进行加工，比对木料进行加工，要困难不知多少倍。”——怎样的语言！怎样的深度！这是谁的高论？这是高尔基在这本书中批驳“‘人道主义’的华丽词藻”时说的话。而左琴科经过深思之后写道：“接受改造——这就意昧着并非单纯想服完刑期和获得释放（这类可疑现象总归是有过的吧？——作者注），而是要真正地获得思想上的转变和建设者的自毫感。”噢，好一位人学家！你在运河上推过独轮车吗？而且是吃着惩戒口粮推车……
这本给苏维埃文学带来光荣的可尊敬的书，我们在探讨运河的问题时还将以它为依据。
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白波运河作为群岛的头一件大工程？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必要性迫使斯大林这样做吗？我们看到完工后的情况，就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不是。是想和曾沿这条路线地面拖运自己舰队的彼得一世成和首次提出修这条运河的沙皇保罗争一高下的崇高精神使他突然浑身发热了吗？可是英明的领袖未必知道这些事。斯大林需要的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搞一项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将能吞掉许多劳力和许多生命（由。消灭富农运动的结果而多余出来的），它具有毒气杀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时又可以留下一座属于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伟的纪念碑。在他最喜欢的奴隶制的东方——斯大林一生中差不多样样都是从那里学来的——人们有修建“大运河”的爱好。我几乎看见了，我们的君主满怀深情地查看着集中了大部分劳改营的欧俄北方的地图，一面用烟斗柄在这地区的中心地带划出了
一道从一个海洋通向另一个海洋的线条。
这个工程项目，必须宣布为紧急的。因为在那些年代在我国凡是不紧急的事情一件也做不成。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么谁也不会相信它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一连手推车翻了被压在下面慢慢死去的犯人也必须相信这个重要性。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也就没法让犯人死掉，没法为新社会清除地基。
“运河必须又快又省地建成！——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记得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意味着什么）。二十个月！——这就是伟大领袖给自己的罪犯们规定的建成运河和完成改造的两大任务的期限：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四月。连两个整年都不能给，他迫不及待。二百二十六公里。多石土壤。地面乱石堆积。沼泽。“波维涅茨台阶”的七座船闸，面向白海的倾斜面上的十二座船闸。同时，“这可不是给予了足够的期限和批给了外汇的第聂伯工程。修建白波运河的任务是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分钱的外汇也没有批！”
现在我们越来越看清了意图：原来斯大林和国家太需要这条运河了，所以一分钱的外汇也不给。让十万犯人同时给你们干活，还有什么比这更贵重的投资？限你们在二十个月之内把运河给我交出来，一天也不许拖延！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对那些工程师一暗害分子们发发脾气了。工程师说：构筑物要做混凝土的。契卡人员回答：没那闲工夫。工程师说：需要大量钢材。契卡人员：用木料代替。工程师：需要拖拉机、起重机、建筑机械！契卡人员：都不会有。一分钱外汇都没有：一切用人力！
该书把这称做“对技术任务的敢想敢干的契卡式的提法”。换句话说，就是拉波波尔特的“余弦”……（附带说一句：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一书的不同版本里，“余弦”的值是互不相同的。）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为了这个北方的项目从塔什干调来中亚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灌溉技术专家（恰好这时候及时地抓进来了一大批）。使用这些人在莫斯科的富尔卡索夫胡同（大卢宾卡后面）建立了一个特别（又是特别，多么心爱的字眼！）设计室。（不过契卡人员伊万琴科向茹林工程师问道：“已经有了个伏尔加-顿运河设计方案，你们干嘛还要设计？就照它修吧。”）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在实地勘测以前就开始设计！同时另派一些勘测队赶赴卡累利阿。设计人员一概不许走出设计室的大院，更不用说去卡累利阿（警惕性）。于是往返电报满天飞：那里标高多少？那里是什么土质？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当一列列运犯人的火车开到未来运河的沿线时，那里既没有工棚，也没有供应；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明确的计划。他们该做些什么？没有工棚，却有北方的初秋。没有工具，但已经是二十个月中的第一个月严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终于来到施工现场的工程师们没有绘图纸、直尺、图钉（！）。办公的工棚里连电灯也没有。他们在油灯下工作，这很像国内战争！——我们的作者们陶醉了。
他们油腔滑调地告诉我们：女人们穿着丝绸的连衣裙来了，可是在这里每人领到的是一辆手推车！还有：“在通古达有多少旧友重逢啊？过去的大学生，世界语学者，白军中的‘战友’！”其实白军中的战友们早在索洛维茨就已经重逢了。而我们倒要感谢作者们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语学者和大学生也领到了白波运河工程的手推车的情报。作者们乐呵呵地告诉我们：从克拉斯诺沃次克劳改营、斯大林纳巴德、撒马尔汗运来了穿着布哈拉袍子、缠着穆斯林头巾的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而这里却是卡累利阿的严寒！这可是巴斯马赤们没有预料到的！这里的劳动定额是每天凿碎两立方花岗岩，并且用手推车运到一百米以外！大雪纷飞，把一切盖在下面。手推车从跳板上撒进雪坑里。
但还是让作者们自己说吧：手推车在湿滑的木板上东歪西倒，底朝天地翻下去，“推这样的手车的人活像一匹套在辕里的马，”（第—一二———一三）不要说花岗石，就是冻土，“装满这样一手车，也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再看一个比较广阔的画面：“在覆盖着积雪的挖得奇形怪状的凹地里，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往，在石头上磕磕绊绊。两三个人弯下腰，一起抱住一块巨大的圆石，想抬起来。圆石纹丝不动。他们喊来第四个、第五个……”但是这时我们这个光荣时代的技术前来帮他们的忙了：“他们用绳网把圆石从开挖的河床里拉出来。”绳网是用一根缆绳拽着的，而缆绳是靠一架“马拉的绞盘牵引的”！另一种办法是用木制的桔槔把石块吊起来。此外，还有这样一些白波运河工地上的最初的机械。是五个还是十五个世纪以前的？
这些人是你们说的那些暗害分子吗？不，这些人才是真正天才的工程师！人家把他们从二十世纪硬摔进穴居时代，可是，你瞧，他们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白波运河工程的基本运输工具是什么？书中告诉我们，是一种运土的平板大车。可是另外还有一种白波运河型的福特汽车！它是这么个东西：厚重的木制大平台装在四个木头滚子上，用两匹马拉，专门运石头，每一辆手车由两个人负责，在上坡的地方由一个“钩子工”搭力拉上去。如果既没有锯子，也没有斧子。怎样才能把树放倒？我们的灵活的头脑能找到答案：用绳子系在树上，由几队人轮流朝不同方向拉，把树根晃松！我们的灵活的头脑什么问题也能解决——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运河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指示修建的！报上这样写，广播里天天这样说。
请想象一下这场大会战的画面吧。“穿着长下摆的浅灰色军大衣或皮外套”的契卡人员们亲临战场，他们一共三十七名，带领着十万犯人。无人不爱他们，依靠这股爱的力量移动着卡累利阿的大圆石。你瞧他们在这里站住了。弗连克尔同志手指前方，菲林同志咬着嘴唇，乌斯宾斯基同志（弑父者？索洛维茨的刽子手？）没有讲话。于是成千人在严寒的今夜或冰天雪地的本月内的命运就决定了下来。
这项建设工程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完成没有使用现代技术和设备，而且整个说来没有得到全国的物资供应。“这不是一天天烂下去的欧美资本主义的速度。这是社会主义的速度！”———作者们无比自豪地说。（到了六十年代我们将会知道这叫作大跃进。）全书歌颂的正是技术的落后和手工业的土办法。没有起重机？自己动手做土“德利克”（动臂起动机）。机身是木制的，只有磨擦部件是金属的，也是由自己铸造。作者们欢呼：“运河上有我们自己的工业！”连手车的轮子也是他们用自己的土化铁炉浇铸的！
国家对这条运河的需要是那么紧急，而且是那么匆忙，以至连修这条运河用的手车轮子都找不来。大约列宁格勒的工厂承担不起这项订货。
不，把这项二十世纪最野蛮的工程，这条“用手车和丁字镐”修成的大陆运河比做埃及的金字塔是不公道的，这太不公道了。要知道，埃及的金字塔是用当时的现代化技术建成的！！而我们使用的却是四十个世纪以前的技术！
这就是我国的“窒息汽车”“的构造。我们没有供毒气室使用的毒气。
请你试试看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工程师！所有的堤坝都是土筑的，所有的泄水闸都是木制的。主坝到处渗漏。怎样夯实？——用马拉着滚子在坝顶上来回压！（斯大林和国家只有对两样东西不吝惜——犯人和马，因为马是富农家的牲口，也是命该死绝的。）要消灭土木结合处的渗漏也是很难办到的。要求用木料代替钢材！于是工程师马斯洛夫发明了一种菱形木闸门。没有混凝土浇筑闸壁！用什么加固？人们回忆起俄罗斯古代的“木笼”——用圆木拼合的大木槽，高达十五米，内部填土。请使用穴居人时代的技术，但是要按二十世纪的要求承担责任：如果哪里漏水，“要你的脑袋！”
钢铁般的人民委员雅戈达给总工程师赫鲁斯塔廖夫的指示信里写道：“根据现有的报告（即眼线们和科甘-弗连克尔·菲林打来的报告），你在工作中没有显出也没有感到要有必要的毅力和热心。我命令你立即回答，你是否准备立即（瞧瞧这语言！）……认真把工作抓起来……并且迫使从事怠工和捣乱的那一部分（哪一部分？谁？）工程师老老实实地工作……”总工程师该怎样回答呢？他还想活呐……“我承认自己的有罪的软弱性……我悔恨自己的松懈……”
同时我们耳边不断听到哇哩哇啦声：“运河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指示修建的！”“工棚里面，河道工地上，小河旁边，卡累利阿的茅舍里，卡车顶上，都装着广播喇叭，白天黑夜都不睡眠的广播喇叭（请你们设想一下！）。这些数不完的乌黑的大口，这些没有眼睛的黑色面具（形象！）不知疲劳地大声报告着：关于这条运河工程，全国的契卡人员是怎么想的，党是怎么说的。所以你们也该这样想！你们也该这样想！‘我们叫自然低了头——我们就能得自由！”’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万岁！作业班之间的竞赛！大队（二百五十人—一三百人）之间的竞赛！劳动集体之间的竞赛！闸门之间的竞赛！最后，警卫人员也和犯人们展开了竞赛！？
当然，主要的依靠，还是放在社会亲近分子身上换句话说，就是放在小偷身上。（这两个概念在运河上已经合二而一了。）深受感动的高尔基站在讲坛上向这些人大声疾呼：“要知道，任何一个资本家偷的东西，比你们全体加到一起都多！”贼骨头们受宠若惊，欢呼雀跃。“大颗的泪珠滚出了以前的扒手们的眼眶”。当局指望着把“犯法分子的浪漫主义”利用到建设上来。小偷们怎能不感到万分荣幸？一个小偷从大会主席台上对到会人说：“我们连着两天没有领到一点吃的，但是这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他们永远能抢别人的）。对于我们最可贵的，是人们用对人的态度和我们说话（工程师们可不能夸这个口）。我们河道＿L的岩石，硬得连钢针都打折了。这没什么，能克服。”（用什么克服？是谁在克服？）
这就是阶级论？依靠自己人，反对异己分子，这是劳改营的根本原则。书里没写白波运河上的作业班长们的伙食如何；但是别列兹尼基的一个目击者说，有作业班长（全是盗窃犯）的单独伙房和口粮定量，比当兵的吃的还好。这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拳头有劲，并且让他们知道攥紧拳头该干什么……
在第二劳改点经常发生偷窃、抢饭碗、抢菜汤票的事，但盗窃犯并不因此而被开除出突击队：这种事无损于他们的社会面貌和生产干劲。他们送到工地的是冷饭。他们偷走烘干室的衣物。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波维涅茨是一处惩戒工地。整个是一塌糊涂，一团糟。面包不在波维涅茨烤，而是从克姆市运来。在希日尼亚工段，粮食定量不照发，工棚里木生火，人人长虱子．纷纷病倒——这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运河是遵照……的倡议……建设的！到处都有文教科。（流氓一进营就成了教育员。）制造了一种经常的战斗警报的气氛！忽然宣布了要搞一个突击夜战——为了打击官僚主义！教育员们恰好在下午收工的时候钻进办公室里去闲逛，就算是参加了突击。忽然，通古达工段出现了缺口（不是漏了水，是完成计划方面的缺口）！组织突击！决定把工作定额提高一倍！一点不含糊！忽然，某个作业班冷丁地完成了日计划的百分之八百五十二！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宣布了一个全面的超产日！打击拖后腿分子！请看正在给某个作业班发奖励馅饼。面孔怎么这样憔悴？这是盼望已久的时刻，可是显不出一点快乐……
似乎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一九三二年夏天，我们的衣食父母雅戈达巡视了全线，表示满意。但是十二月发来了他的电报：定额均未完成。必须制止成千人无所事事的现象！（这一点你是相信的，这一点你是看见了的。）劳动集体打着褪了色的旗子无精打采地去上工。上头发现了，修建运河应挖掘的全部土方量，按照进度报告，已经完成了好几倍，而运河还是没有竣工。应付差事的苦力们把冰块填进木笼里代替土和石头。春天一开化，水就冲过来了。给教育员们提出了新口号：“弄虚作假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武器。”（最爱弄虚作假的是盗窃犯；用冰块填木笼准是他们的花招！）还有一个口号：“弄虚作假者是阶级敌人！”于是给小偷们任务：到处揭发弄虚作假，检查反革命分子作业班交的活！（此乃是他们把反革命分子作业班完成的任务算在自己帐上的最好机会。）“弄虚作假就是企图破坏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整个劳改政策”——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实质！“弄虚作假就是窃取社会主义财产！”一九三三年二月，他们把一批提前释放了的工程师重新抓起来，因为发现了弄虚作假。
明明是热火朝天，干劲十足，哪里又来的这种弄虚作假？犯人们为什么想起要干这种事？……显然他们是一心想着复辞资本主义。这里面一定有国外白俄分子的黑手。
一九三三年初下达了雅戈达的新命令：各管理处一律改称战区指挥部！百分户五十的机关人员投入施工劳动（铁锹够用吗？……）！实行三班制（夜间可差不多跟北极一样）！吃饭直接在工地上（吃的是冷饭）！发现弄虚作假——送法庭审判！
一月间开始了分水岭大会战！各大队带着伙房和家什全集中到了一个工段！帐篷不够，睡在雪地里——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运河是遵照……的倡议……修建的……
从莫斯科来了个一号命令：“宣布直到竣工为止的全面突击”每天下班以后，把女打字员、女办事员、洗衣女工一律轰到工地上去劳动。
二月，整个白海运河劳改营范围内禁止接见亲属。不知道是因为斑疹伤寒的威胁，还是为了对犯人施加压力。
四月，四十八小时的连续突击——乌啦！了不起啊！！——三万人不睡觉！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前夕，人民委员雅戈达向敬爱的导师报告：运河按期完工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基洛夫乘船巡视运河，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有一张照片，他们坐在甲板上的藤椅里，“吸着烟，谈笑风生”。（基洛夫的命运当时已经注定了，不过他还不知道。）
八月间，一百二十名作家做了运河之游。
该地区没有为运河服务和操作的人员，他们把扫地出门的富农运到那里（“特别移民”），别尔曼亲自选定了他们的定居点。
而大部分“运河军战士”们从这里开拔，前去修建下一条运河——伏尔加莫斯科运河。
让我们暂且抛开这一部嘴尖皮厚的集体大作吧。
不管索洛维汉看起来多么阴森，可是从索洛维茨押到白波运河工地来继续服刑（也许是送终）的犯人们到这里来以后才真地感到以前不过是闹着玩，只是到这里以后才发现了真正的，也就是我们大家后来都逐渐熟悉了的劳改营是什么模样。与说教宣传交织着的一刻不停的骂娘声和野蛮的吵闹声代替了索洛维茨的寂静。连白波运河劳改营管理处所在地麦德维日戈尔斯克的劳改点，每一架所谓“小车厢”（当时已经发明了这个东西）里不是睡四个人，而是睡八个：每块板上交错着躺两个。代替修道院的石砌建筑的是透风的！临时工棚，再不就是帐篷，再不就干脆睡在雪地上。连从惩戒工段别列兹尼基调来的人也都说这里实在够呛，尽管他们那里也是一天干十二小时。超产日。突击夜战。“献出全部——不要分毫”……由于现场的拥挤和混乱，爆破岩石时造成许多人残废和死亡。蹲在大圆石缝里往肚里灌冰凉的稀汤。干的是什么样的活儿，我们在前面已经读到了。关于伙食怎么样——请问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能有什么样的伙食？（据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说，在麦德维日戈尔斯克的自由雇员食堂里，也只供应放了几条刀鱼和几粒麦片的浑汤。）衣服——是自己家里穿来的一身，直到磨得稀烂。招呼只有一句，吆喝只有一句，口头语只有一句：“快干！快干！快干！……”
据说开工后头一个冬天，一九三一与一九三二年之交，就死掉了十万人——等于运河工地上经常保持的人数。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倒不如说这是个缩小的数字：在类似的情况下，在战时的劳改营里，每天百分之一的死亡率是平平常常、众所周知的事。按这个比率，运河工地上的十万人在三个月内就可以死完。此外还有整整一个夏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冬天呢。可以估计，少说也死了三十万。
一九三三年初，各劳改营同时关押的犯人总数可能还不超过一百万。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秘密《指令》提供的数字是八十万。为了对这些数字不感到奇怪，必须考虑到这种因大批死亡而造成的人员更新，这种以新的活犯人替换死掉的犯人。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员维特科夫斯基在白波运河工地上当施工员。他曾靠弄虚作假也就是用谎报完成数字的办法救了好多人的命，下面是他描绘（维持科夫斯基《半生》）的一幅黄昏时的景象：
“每天收工后，工地上留下许多尸体。薄雪盖在他们脸上。有的蜷缩在翻倒的手车下面，手插在袖筒里，就这样冻僵了。有的是把头俯在膝盖之间冻坏的。那边有两个人是背靠着背冻在一起的。这都是一些农家子弟，是最理想的干活的好手。他们几万人一批地被遣送来运河工地，当局还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一家拆散，不让他们和自己的爹同进一个劳改点。一上来就要他们在布满砾石和大圆石的地段上完成连夏天也完成不了的定额。没有人能指点他们，警告他们；他们还是按照在农村干活的样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很快就把身体累垮了。结果你看，两人搂在一起冻死了。夜间派雪橇来收尸，车夫把尸体扔上雪撬时，发出木头似的梆梆的声音。
“夏天，没有及时收敛的尸体只剩下骨头，它们和石碴一道进入混凝土搅拌机。它们就这样化为别洛莫尔斯克市附近的最后一道闸门的混凝土，永远保存在那里了。”
还有一点是，建设领导人的残忍超出了“东家”本人。尽管斯大林说过“不给一分钱外汇”，然而却批了四亿苏联卢布。而他们为了向上面买好，只花了不到四分之———九千五百三十万卢布。
白波运河工程的报纸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许多运河军战士在宏伟任务的“美的感染”之下，纯粹为了美观，利用休息时间（自然没有粮食补贴）用石头铺砌运河的岸壁。
他们应当在岸壁上砌出六个姓氏，斯大林和雅戈达的六个主要帮手，白波运河的六个总监工，六个雇佣的刽子手：菲林一别尔曼-弗连克尔一科甘一拉波波尔特-茹克。
看来还要加上白波劳改营警卫队长布罗德斯基。还有代表全俄中执委的运河监护人索尔茨。
还有运河上的全体三十七名契卡人员。还有颂扬过白波运河的三十六名作家。也别忘了剧作家波戈廷。
这是为了使乘轮船过往的游客们读一读并且——想一想。
可是糟糕——根本就没有游客啊！
怎么会这样？
就是没有嘛！连轮船也没有。那里没有任何接班次航行的船只。
一九六六年，当我快写完这部书的时候，想在伟大的白波运河上做一次旅行，亲眼观光一番，和那一百二十位比比高低。但事与愿违……无船可乘。万不得已可以申请搭乘货轮。但那上面要检查证件。我的名字被他们搞得很臭，人家马上会怀疑我这是去干什么。所以，为了保证这本书的安全起见，还是不去的好。
然而我终于朝它靠近了一步。首先到了表德维日戈尔斯克。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当时留下来的工棚。有一座宏伟的宾馆，上面有五层楼高的玻璃塔。要知道，这里是运河的大门口啊！要知道，这里应是内外宾客云集，车马盈门的地方啊！……但结果却是门前冷落，只好把它变成一座寄宿学校了。
去波维涅茨路上，林木萧疏，乱石遍野。全是巨大的圆石。
从波维涅茨出发，不远就是运河。我沿河走了很长一段路，尽可能靠近船闸，以便仔细地观察。禁区。打瞌睡的警卫。但有的地方看得很清楚。闸壁是原来的，仍是那种木笼。我根据见过的画片能认出来。马斯洛夫发明的菱形闸门已经换成了金属的，也不再是用人力开启了。
但是为什么一切这样安静？四周渺无人迹。河道和船闸里都没有一艘来往的船只。看不见管理人员的走动，听不到轮船的鸣笛。闸门也总是关着。这是一个晴和的六月的白昼。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就这样走完了波维涅茨“台阶”的五座闸门。过了第五号以后，我在岸边坐下。印在我们的“白波运河”牌纸烟的所有烟盒上的、我们的国家如此紧迫需要的、伟大的运河啊，你为什么悄然无声？
一个身穿便服的人向我走过来，用眼睛盘查着我。我装得傻乎乎地说：这儿有卖鱼的吗？这条河上有船坐吗？原来他是船闸警卫队长。我问他：为什么这里没有客轮？他吃惊地说：那怎么行？我们怎么能开客轮？美国人马上就会闯到这里来看。战前倒是开过客轮，战后就没有了。“让他们来看看有什么关系？”“难道能让他们看吗？！”“可是为什么这里根本没有人来？”“有人来，但是不多。你瞧，河床很浅，才五米。原来想扩建，但是很可能在旁边另修一条新的，一劳永逸。”
哎，你别说了，我的队长！这一套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九三四年刚刚发完了勋章，就已经搞好了一个扩建计划。第一条就是：加深河床。第二条：与现有船闸平行地修建一连串供海轮通过的船闸。匆忙出废品。由于那个竣工的期限，由干那些要命的定额，他们不仅谎报了河床的深度，同时也降低了通过的能力；为了给苦力们一口饭吃，不得不在土石方上弄点虚假。（不久以后他们把这种弄虚作假推到工程师头上，发给了他们新的“十元券”。）为了给运河让路，把摩尔曼斯克铁路八十公里长的一段改了道。在这项工程里没有耗费手车的轮子，至少还算一件好事。可是要他们在运河上运什么呢？运到哪里去呢？附近的森林都砍光了，现在该从哪里运？把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木材运到列宁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本身就是销售木材的港口，外国人老早就在那里购运木材。况且运河有半年的封冻期，也可能更长。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用？噢，是的，有军事的用途：为了调动舰队。
“它太浅了，”警卫队长抱怨说，“连潜艇都不能靠自身的动力通过；得装在驳船上才能拉过去。”
那么巡洋舰怎么办？……噢，深居简出的暴君！精神错乱的夜猫子！这一切你是在哪一场恶梦里想出来的？！
该死的，你忙什么？是烧着了还是刺着了？为什么非规定二十个月不可？要知道，这一百万人中的四分之一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好吧，就算世界语学者是卡在你喉咙里的刺，可是那些农村娃娃们本来还可以为你干多少活啊！你本来还可以叫他们去打多少次冲锋啊——一为祖国，为斯大林！
“代价可不小哇。”我对那个警卫说。
“可是建成的速度很快！”他满怀自信地说。
应当建在你的骨头上！
我记起关于白海运河的书里那张自豪的照片：拿来当电线杆用的俄国中世纪的十字架。
应当建在你们的骨头上……
那一天我在运河边上度过了八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一艘自动推进的驳船从波维涅茨驶向索罗卡，另有一艘同样类型的船从索罗卡驶向波维涅茨。它们的编号不同，我只是根据编号才能把它们区别开，确信这一艘不是刚才那一艘返回来的。因为它们戴的货完全相同：同样是放糟了的除了当劈柴没有别的用处的松木。
二者相抵，结果等于零。
而脑子里老想着那个一百万人的四分之一。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之后，接着就是伏尔加莫斯科运河。全体劳力立即开赴该地；劳改营营长菲林，工程局局长科甘也一同前往。（他们为白波运河得到的列宁勋章是到那里以后才领到的。）
但这一条运河至少还是有用的。它光荣地继承和发展了白波运河的全部传统。我们在这里甚至能更好地理解，病灶急剧扩散时期的群岛和停滞稳定的索洛维茨时期的群岛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了。现在回想索洛维茨的无声的残酷，反而感到不胜惋惜。因为现在对犯人的要求不仅仅是干活，不仅仅是用越抡越没劲的丁字镐去敲碎那难啃的岩石。不，他们在夺走你的生命的时候，还要先钻进你的胸膛去搜查你的灵魂。
在运河上最难受的，莫过于要你事事表态。哪怕你只剩下一口气了，还得装出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样子。你还要用饿得不听使唤的舌头在会上发言：要求超额完成计划！要求揭发暗害分子！要求严惩敌对宣传，严惩富农分子的流言蜚语（劳改营里的一切流言蜚语都是富农分子散布的）。你还得随时留神，切莫招惹什么嫌疑，给自己带来新的刑期。
现在拿起这几本粉饰和赞美那些在劫难逃的人们的生活的不要脸的书，几乎没法相信，这些东西是有人认真地写出来的，有人认真地读过的。（是的，办事周密的书刊检查总局已经销毁了存书，所以这次我们得到的也是最后剩余的几本。）
下面，我们的维吉尔亲将是维辛斯基的勤奋的学生阿维尔巴赫
连拧一根普通的水螺丝，一开始也要费一番工夫的：轴心要取正，螺丝不能偏。但是吃进去以后，就可以腾开一只手，继续往里拧就行，还可以吹吹口哨。
维辛斯基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劳运改造营之所以与充满赤裸裸的暴力行为的资产阶级监狱根本对立，正是因为它担负着教育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国家截然相反，在我国与犯罪现象进行的斗争中，暴力起着次要的作用。我们的重心转移到组织和物质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措施方面来了。”（你脑子里可要多打几个褶子，才不至于脱口说出“代替棍棒的是口粮等级表加宣传”这句话来。）还有这样的话：“……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对于……和犯罪现象的斗争，也在发生着魔术般的！（真会造词儿：魔术般的！）影响。”
阿维尔巴赫紧随老师之后，也做了类似的阐发：苏维埃劳动改造政策的任务是“把最恶劣的人的材料（还记得“原料”吗？还记得“害虫”吗？——作者注）变为完全合格的、有用的、积极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只是改造的成功系数太差劲儿……二十五万个恶劣的材料倒毙了，获得提前释放的积极的有觉悟的分子只有一万二千五百人（白波运河工程）……
是的，早在一九一九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内战还打得正凶的时候，当邓尼金眼看要打到奥勒尔的时候，当此后还将发生喀琅施塔得及唐波夫的暴动的时候，不是就宣布过“用教育体制代替惩治体制”（换句话说，这不就是一般地不再惩治任何人了吗？）的决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