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在腾诺逃跑的一年前发生过一次逃跑事件，它成了腾诺的借鉴。一九四九年九月，斯捷普特种营（矿山，杰兹卡兹甘）第一分部跑了两个政治苦役犯——格里戈里·库德拉和伊万·杜舍奇金。库德拉是乌克兰人，身体壮实，老成持重，头脑清醒，但是一旦发起火来就像查波洛什的哥萨克一样，连刑事犯都怕他。杜舍奇金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安详的白俄罗斯人。他们两人在矿山劳动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度探井。探井上口用铁篦子盖着。他们利用上夜班的时间偷偷把铁蓖子一点一点地摇晃松了。与此同时，他们把面包干。刀子和从卫生所偷来的热水袋悄悄带进探井，藏起来。逃跑那天晚上，他们下井劳动时分别向班长请假，说身体很不舒服，不能劳动，想在下面躺一下。原来夜里井下没有看守人员，班长拥有全权，不过晚上干活时班长也不敢逼得太紧，因为有时候会发现班长的脑袋被敲碎，扔在井下。两个逃跑者把热水袋装满水，带着自己的储备品钻进探井，然后爬到顶上，拆掉铁篦子爬出去了。这个出口离岗楼虽不远，但已经在隔离区之外了。他们悄悄地跑掉了，没有被发现。
他们从杰兹卡兹甘通过草原朝西北方向走。白天躺在地上，夜间赶路。哪里也没有找到水。一个星期之后杜舍奇金躺在地上不想再起来了。库德拉用希望鼓舞他，告诉他前面有几个小山丘，那里可能有水。他们总算挣扎到那里了，可是山丘上的坑里只有稀泥，没有水。这时，杜舍奇金对库德拉说：“我反正不能走了。你把我扎死，喝我的血吧！”
道德家们！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决定才是正确的呢？库德拉自己也是两眼直冒金星。杜舍奇金反正活不成了。那为什么让库德拉也渴死呢？……可是，假如他很快就能找到水的话，他今后的一生中想到杜舍奇金时将会怎样呢？……库德拉对杜舍奇金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我一个人再往前走走看，假如天亮之前找不到水，再回来使你摆脱这痛苦，总比两个人都死好。库德拉又朝前面的小岗爬去。他看到一道小沟，在这里，就像一些十分不可信的小说里所讲的那样，他发现了水！库德拉滚下去，趴在水边喝呀，喝呀！（只是天亮后他才看见那水里有许多蝌蚪和水草。）他用热水袋装了满满一袋水，又爬回杜舍奇金躺的地方：“我给你拿水来了！水！”杜舍奇金不相信。他喝着水，但不相信（因为许多小时以来他一直梦见自己在喝水……）。然后，俩人又一起爬到小沟边，又在那里喝了许久。
喝水之后，感到肚子饿了。但是第二天夜里他们爬过一个山岗，前面就是天国般的山谷地带：有河流，有青草、树丛、马群，生气盎然。天黑之后，库德拉悄悄走近马群，刺死一匹马。两人从马的伤口处直接吸吮马血。（保卫和平的卫士们！你们那一年正在维也纳或斯德哥尔摩召开喧嚣的保卫和平大会，正用麦秆吸着鸡尾酒！你们中间有善于作诗的吉洪诺夫，还有擅长新闻特写的爱伦堡，可是，你们当时可曾想到，吉洪诺夫和爱伦堡的祖国同胞正在吸吮死马的尸体？他们是否曾向你们解释：按照苏维埃的方式，和平是应该这样来理解的吗？）
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点起火来烧马肉吃。这样，走了很久。步行绕过了图尔盖台地的阿曼戈尔德山；但走上大路后，遇到了卡车，上面的哈萨克人曾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并威胁说要把他们送交警察局。
再往前走，他们时常遇到小河和小湖。这时库德拉又抓到一只羊，宰吃了。他们逃出来已经一个月了！十月即将过去，天气渐渐冷起来。他们经过第一片大树林时看到一间没人住的土坯屋，就在这里住下了：他们不想再离开这个富足的地方。因为家乡并不吸引他们，并没有给予他们安静生活的希望，所以他们的逃跑没有最终目的地。这种情况下的逃跑是注定要失败的。
晚上，他们常常摸到附近村庄里，有时偷一口锅，有时撬开人家仓库的锁拿走一些面粉和盐，偷走一把斧头和几个盘碗之类（逃跑者就像游击队员，在一般和平生活中必然很快地成为窃贼……）。有一次他们从村里偷走一条牛，拉到树林里宰了。可是，这时下了一场雪，他们本应躲在屋里不出来，以免被人发现脚印。但是库德拉想出去弄点干柴。他刚出屋就被护林员发现了，立即开枪打他。“是你们呀，小偷？是你们偷走了牛？”在土屋旁边发现了血迹。他们被带到村子里，锁在屋里。人们叫喊着：马上打死他们！留他们干什么？！但是区里来的检察官带来了全国通缉犯的照片，对村里人宣布说：“你们是好样儿的！你们抓住的不是小偷，是两个大政治土匪！”
于是，情景骤然改观了：周围的人谁也不再喊叫。牛的失主是个车臣人，是由高加索迁移来的。他反而给被抓住的人送来了面包、羊肉，甚至还有车臣人大家凑的钱。他说：
“唉，真是的！你要是早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车臣人就是这样。）库德拉被感动得哭起来。经过这许多年残酷无情的生活之后，心灵已经受不住这种同情了。
两个人被押到库斯塔奈镇，在这里，在铁路局的临时羁押室里，士兵们不仅把车臣人送给犯人的东西全部拿走（留下来自己用！），而且没有给他们吃饭。（考涅楚克大概也没有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谈这些事吧？）在上火车之前，把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的手反铐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库斯塔奈火车站的月台上，供旅客观看。
如果这发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任何一个别的令人满意的城市车站的月台上，旅客们也许会匆匆走过去，谁也不会注意这个像从列宾的画里走出来的、被捆绑着跪在那里的白发老汉。不管是文学书刊出版社的编辑们、进步电影的导演们，还是人道主义的宣讲士们和军队的军官们，都一样，更不必说那些工会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了——大家都会头也不转地走过去。至于那些普通人，那些丝毫不突出而又不担任什么负责职务的老百姓，也会尽量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走过去：他们担心警卫人员会盘问，会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他们的户口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商店齐全，供应多好啊！可不能拿这个冒险……）（要说在一九四九年，这种现象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难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不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和文明的人们会停下脚步在警卫人员面前维护这个戴着手铐跪在地上的白发老人吗？）
但是，这不是莫斯科。库斯塔奈镇的人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们都是受到憎恨的人，或者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他们朝这两个被捕的人围拢上来，把马合烟、香烟、面包扔给跪着的人。库德拉的两手被铐在背后，只好弯下腰用嘴去啃面包。但是，警卫人员却一脚把面包从他嘴上踢掉了。库德拉倒下去，又跪趴着向前．想去咬那块面包，卫兵又把它踢得更远！（喂，你们那些进步的电影导演们，是不是能记住这个老人的镜头呀？）这时，周围的老百姓不答应了，他们开始喧闹：“放开他们！给他们松开！”开来了一队警察。这一队人当然比群众厉害。群众被驱散了。
火车开来了。两个逃跑者被押回肯吉尔劳改营监狱。
哈卢克斯坦一带发生的逃跑事件，像这里的草原一样千篇一律。但是，或许就在这千篇一律之中更容易理解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吧？
一九五一年。又是在杰兹卡兹甘，又是从矿山，有三个人在夜间通过一条废探井爬出来了。他们跑了三个夜晚。渴得受不住。不远处看到几个哈萨克人的蒙古包。两人建议去哈萨克人那里要点水喝，第三个人，斯捷潘，决定不去，他留在土岗子上观察动静。他看到他的两个同志刚进去不久，就被哈萨克人追出来，当场就被抓住。个子不高、身体瘦小的斯捷潘独自顺着小山沟继续逃跑，除了一把刀子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企图往西北方向走。为了躲避人，常常不得不偏离方向。躲避人比躲避野兽还要紧。他用刀削了一根棍子，用它来打黄鼠和跳鼠吃：他先从远处扔石头打它们，等它们跑回洞口抬起前腿叫的时候，就可以用棍子打死它了。他尽量把血都吸出来，然后用干锦鸡儿草点火把肉烤熟吃。
正是这烤肉的火堆把他出卖了。有一次，斯捷潘看见一个戴着哈萨克大皮帽子的人骑马朝他这边跑来，他急忙踩灭篝火，用干草把他的“烤肉串”盖住：不能让哈萨克人看见他吃什么。哈，萨克人来到近前问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斯捷潘告诉他：原在杰兹达的锰矿上做工（那里确实有自由工人），现在是去找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妻子，离这里大约有一百五十公里。哈萨克人问国营农场的名称。斯捷潘说出了一个可能性最大的名称：斯大林国营农场。
草原的儿子啊！你骑马走你自己的路多好呢！？这个穷小子什么地方妨碍了你？但哈萨克骑手却严厉地用蹩脚的俄语对他说：“你撒谎！你是坐监牢的！跟我走！”斯捷潘骂了一声，不再理他，起身走自己的路。可是哈萨克人骑着马同他并排走，重复着刚才的命令——跟我走！然后，他骑马跑到旁边去，想看看有没有自己人。但是草原上一个人也没有。草原的儿子啊！你就放了他吧，你不是看见他只拿着一根木棍想在草原上走几百里路吗？他没有吃的，反正是会死于饥渴的。也许你是需要那一公斤菜叶的奖赏吗？
这一个星期以来斯捷潘在草原上和野兽们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于倾听草原上微小的沙沙声和呼啸声了，忽然，他感到空中有一种新的呼啸声、他不是根据判断，而是本能地感到某种危险的来临，不由得猛地往旁边一跳。这一跳把他救了！原来是哈萨克骑手扔过一条套马索来，想套住他。斯捷潘及时地跳出了圈套。
狩猎两条腿的动物！！要人还是要一公斤菜！？哈萨克人骂了一句，拉回套索。斯捷潘继续往前走，边走边盘算，尽量盯住哈萨克人。那人又催马到近前来了，又准备好了套马索，又掷了出来。就在这一刹那，斯捷潘突然朝他冲去，一棍子把他打下马来。（斯捷潘本来是没有什么力气的，可这是生死关头！）“叫你领赏去，败类！”——斯捷潘的棍子带着无穷的仇恨狠狠地继续打向哈萨克人，就像一只野兽在用牙齿撕裂另一只野兽。直到流出血来，他这才住手。斯捷潘拿了哈萨克人的套马索、鞭子，骑着马走了。马鞍上还挂着一个背包，里面装着食物。
他又继续逃了很久，走了两个星期。但他给自己定下一条严格的规定：到处都要坚决地避开主要的敌人——人，他的同胞们。他已经把马放弃了，渡过了一条河（他不会游泳！他是乘着自己用芦苇做的小筏子渡过的。当然，他原先也不会做筏子）。他猎获野物吃。有一次夜晚遇到一只类似熊的大兽，好容易才躲开。有一次他腹饥口渴，疲劳不堪，实在想吃点热东西。他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蒙古包，决定进去讨点东西吃。蒙古包前有个土坯墙围起的小院。院外门前拴着两匹备好鞍的马。当他看到一个穿军装、马裤、胸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正从门里迎面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开了。太晚了。那人已走近围墙。斯捷潘心想：完啦！哈萨克人是出来解手的，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一看到斯捷潘，他很高兴，好像根本没注意斯捷潘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快请进去吧！进去吧！你就来作客人吧！”蒙古包中间坐着一位老父亲，还有另一个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这是两兄弟，上过前线，现在在阿拉木图也算得上两个人物了；这次是来看望父亲的（向农庄要了两匹马，骑马来到这蒙古包）。他俩都经历过战争，因此还是人。而且今天喝得大醉。酒醉后的宽厚心情完全占有了他们（伟大的斯大林一直努力铲除的就是这种宽厚态度，但他终究未能完全根除掉）。使他们高兴的是，酒宴上又多了一位客人，尽管是矿山上的普通工人。这个工人说是往奥尔斯克去的，他妻子在那里很快就要临产了。他们并没有要求客人出示证件，而是给他喝酒、吃菜，让他躺下休息。看，竟有这样的事……（对人来说，酗酒什么时候都是件坏事吗？当酗酒能把人身上的某种优秀品质揭示出来的时候，它也不好吗？）
斯捷潘比主人们醒得早；他总担心这里有陷阱。醒后他悄悄溜出来。不，没有陷阱：两匹马仍旧好好地挂在大门口。其实，他满可以骑上其中的一匹逃走，但他也不愿意做这种对不起两个好人的事，还是步行离去了。
他又走了好几天，路上有时可以看到汽车。每当汽车过来的时候，他总是及时地躲到一旁去。他走近铁路线，顺着铁路线走，晚上来到奥尔斯克车站。那就坐火车吧！他胜利了！他创造了奇迹：只带着一把自制小刀和一根木棍就独自一人穿过了辽阔的草原地带，前面就是目的地！
但是，在车站的灯光下他看到荷枪的士兵在铁路沿线守卫。于是他又沿铁路旁的小道走。第二天早晨他便不再躲躲藏藏了：他已经到了俄罗斯共和国，到了故乡啊！一辆汽车扬着尘土驶来，斯捷潘第一次不再躲避汽车了。从这第一辆没有躲避的故乡的汽车里跳下来一位故乡的民警：“你是干什么的？拿出证件来看看！”斯捷潘解释说他是个拖拉机手，正在找工作。正好这时走过来一位农庄主席，对民警说：“你别找他的麻烦！我们农庄正缺拖拉机手呢！在乡下谁会带什么证件！”
斯捷潘同农庄主席坐车走了一天，谈妥了工作条件，一起喝酒、吃菜。但是到了傍晚斯捷潘忍不住了，又想跑到二百米以外的树林里去。但是，民警是很利落的：一枪！两枪！只好停下来。他被绑住了。
看来，像是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在草原上。这里的士兵们守候的是另一个人，不是他。民警最初看见他时觉得不像，才同意放他跟农庄主席走的。抓住他之后，把他送到内务部区分局羁押室，起初对他十分客气；给他茶水和夹火腿的面包吃，给他好烟，由分局长亲自审讯而且用“您”称呼他（天知道，这些大间谍明天要被带到莫斯科去，说不定他会告状的）。“您的发报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小队把您送到这儿来的？”
“小队把我送来？”斯捷潘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在地质勘察队干过活。我大部分是在矿山上干活的。”
但是，斯捷潘逃跑的结果并不是吃什么夹肉面包，它甚至比吸尸体的血还要糟糕：他被押回劳改营后，遭到长期的残酷殴打，后来，这个受尽折磨和损害的斯捷潘竟然堕落了，从他原来的状态一落千丈；他向肯吉尔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签名保证帮助当局发现企图逃跑的人。他成了一只“诱猎鸟”。他常常把这次逃跑的全部过程详细地讲给同牢房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听，观察并等待着对方的反映。如果有反映，表现了逃跑的念头，斯捷潘就去向监狱的行动人员汇报。
从特种劳改营的逃跑是惨绝人寰的。这个特点在每一次艰难的逃跑中都有所表现。但它突出而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发生的一次没有理智的、血淋淋的逃跑事件上。此事也是发生在杰兹卡兹甘。
六名逃跑者从矿井里开始逃跑的时候，首先把另一个他们认为是眼线的囚犯杀死了。然后六个人从一口废井里爬出去，进入草原。这是六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囚犯。因此，刚逃出来就不想一起跑了。当然，如果他们有一个聪明的计划，分散逃跑也未必不正确。
但是，他们没有计划。其中一人立即跑到离劳改营不远的自由工人村里去找他的女相好。他叫开门，但并不是想在她家里暂时躲一躲，藏在地板下面或天花板上面呆些时候避避风（如果这样，那倒是很聪明的），而是想同她作短暂的欢聚（这就使我们一下子看清了他这个刑事犯的面孔）。他在她家鬼混了一夜和一整天。第二天晚上他竟然穿起她从前的丈夫的衣服，同她一起到俱乐部看电影去了！劳改营看守有的也来看电影，认出了他，当场就把他绑走了。
另外两个格鲁吉亚人轻率而自信地向火车站走去，想乘火车去卡拉干达。但是，从杰兹卡兹甘通往外界的路，除了牧人和逃犯走的小径之外，只有一条去卡拉干达的铁路，铁路沿线有许多劳改营，每个车站上都有行动人员哨所。因此，他们还没到卡拉干达就被抓住了。
其余三人朝西南方向逃走，选了一条最艰苦的路。这里没有人，但也没有水。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乌克兰人，上过前线的普罗科片科，有一张地图，他劝另外二人选择这条路，并且说他能领他们找到水。两个同伴一个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江湖骗子，另一个原先是小偷，瘦小干瘪。三个人走了四天四夜，没吃没喝。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勒勒人和小偷对普罗科片科说：“我们得和你告别啦！”“怎么啦，哥儿们？你们想分开走？”普罗科片科没有立即听懂他们的话。
“不，我们想把你结果掉！反正咱们不能都逃出去。”
普罗科片科苦苦哀求他们，他把帽子撒开，从布夹层里取出他妻子和孩子们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想以此感动他们：“哥儿们，哥儿们！咱们可是一起逃出来寻求自由的呀！我一定能把你们领出去。前面不远就应该有一口井！一定会有水！再忍耐一下吧！饶了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但是两个人还是把他桶死了，指望着能喝他的血。他们割断了他的血管，但是血不往外流，立即就凝固了！……
这又是可以拍进纪念影片的一个镜头：两个人在草原上杀死另一个人，血不往外流……
两人彼此像狼一样互相注视着，因为下一回该是他们两人之中的一个要遭殃了。他们互相警惕着向前走去，朝着刚才普罗科片科老头指的方向走去……竟在两个小时之后看到了一口井！……
但是，第二天，搜索队从飞机上发现了他们，抓回去了。
审讯中他们把认出这件事。后来此事在劳改营里传开了，人们决定捅死他们替普罗科片科报仇。但是，劳改营当局把他们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后来又转押到别处去审判。
只好相信命运了。相信你逃跑的成败取决于跑出来时冲了吉星还是凶星。不管你有多么周密而长远的计划，但在关键时刻营区的电灯突然全灭了，因而你就没有弄到汽车以至全部计划落空。而另外的一次逃跑却完全是由于一时冲动开始的，可是偏偏各种情况都像早已有了巧安排似的。
一九四八年夏天，也是在杰兹卡兹甘的第一分部（当时这里还没有建立特种劳改营），有一天早晨派出一辆自卸卡车到很远的采沙场去拉沙子，把沙子运到灰浆搅拌场去。采沙场不是固定工地，也就是说那里没有专门的警卫人员。只好让三个装车的囚犯也坐车去，随车回来。这三人都是判了长期刑的，有的十年，有的二十五年。押车的三名士兵中有一名上等兵。司机是个解除看管留营劳动的刑事犯。机会！但是，对于机会必须像它突然到来那样迅速而及时地抓住它。他们要下定决心，要互相商量，而且这一切都不得不在押车士兵的眼前和耳边进行。往车上装沙子的时候士兵们就持枪站在旁边。三个囚犯的经历相同，和当时千百万人的经历一样：先是上前线，然后是德国俘虏营，从德国俘虏营里逃跑，又被敌人抓回去，关进惩戒集中营，战争结束了，他们被从集中营里放出来，接着，为了对这一切表示感谢，苏联当局把他们关进了“自己人的”监狱！既然当年在德国都敢逃跑，为什么今天在自己国家里不敢逃跑呢？一车沙子装好了。上等兵坐到驾驶室的司机旁边的坐位上。两名冲锋枪手坐在车箱前部，背靠驾驶室，面向车后，持枪对准坐在车箱后部沙子上的囚犯。汽车刚开离采沙场，三名囚犯一个暗号同时向两名押解兵的眼里扔沙子，随即扑倒在他们身上，夺下冲锋枪，从驾驶室的后窗口用枪托一下子就把上等兵打昏了。汽车停住了。司机吓得要死。囚犯们对司机说：“别怕！我们不会动你！你不是他们的狗腿子吧！？快卸车！”马达开动了，转眼间一车沙子，比黄金还宝贵的、给三个人带来自由的沙子，卸在地上。
就在这个时候，也像几乎所有逃跑中的情况一样（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点吧！），奴隶们表现得远比押解人员宽宏大量：他们没有枪毙三个士兵，没有殴打他们，只命令他们把衣服和靴子脱下来，就放他们光着脚、穿着内衣走掉了。“你呢，司机？你跟谁走？”“当然跟你们走，那还用说！”司机也立即下了决心。
为了迷惑三个光脚押解兵，囚犯们（他们将为这宽宏大量付出代价！）先把车往西开（平坦的草原，随便往哪里开都行！）。路上，一个人穿上等兵的制服，另两人换上普通士兵制服，然后驱车向北方驶去。三人都有武器，司机有驾驶证，有什么可怀疑的！尽管如此，路过电话线的时候还是要把电话线弄断，以便切断他们的联系（把车开到近前，用绳子挂一块小石头扔过去，搭在电线上，拉绳子，把钩子带上去，拉断电线）。这当然要花费时间，但是值得。汽车全速开了一整天，直到跑完三百公里，汽油耗尽才停下来。于是他们注意从对面来的车。一辆“胜利牌”小卧车开过来了。他们把车叫住。“对不起，同志，职务在身嘛，我们得检查一下您的证件。”原来是两位要人！区党委的领导！去农庄检查工作或是去给农庄鼓舞士气的，也许只是想去好好吃上一顿。“喂，出来吧！把衣服脱了！”要人们苦苦哀求，生怕打死他们。把这两个只穿内依的人带进了草原，绑起来，拿了他们的证件、钱和衣服，乘上“胜利牌”轿车，开走了。（上午被扒掉制服的士兵一直到傍晚才走到就近的矿场。矿场的岗楼上对他们喊：“不许靠近！”“我们是自己人！”“只穿一件内衣，什么自己人！”）
“胜利牌”汽车的油箱不满，连备用油罐也用上总共走了二百公里就完了。天已经黑下来。他们看到放牧的马群，虽然没有笼头，却也成功地抓住几匹，抓住马鬃，骑上去，继续逃跑。但是，司机却从马背上掉下来摔伤了腿。三人建议他坐到后面，两人骑一匹马，带他走。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朋友们，你们不必怕。我绝不会去报告！”他们给了他一些钱和“胜利牌”汽车的驾驶证，骑马走了。这位司机就是看到这几个逃犯的最后一个人，从那以后谁也再没有见过他仰而且一直也没有被送回劳改营。他们几个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二十五元券”和“十元券”统统留在特别处的保险柜里，没有找零钱，就头也不回地跑掉了。乳臭未干的检察官们向来就喜欢勇敢的人！
那个司机确实没有去报告。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的农庄里找到了工作，安静地度过了四年。但是。艺术爱好把他毁了。他会拉俄式手风琴，拉得很好，常在自己农庄的俱乐部里演出。后来他参加了全区文娱会演，后来又去参加全州会演。他自己也几乎忘掉过去的生活了。但是，观众里有一个杰兹卡兹甘的看守，认出了他，当场在后台就把他抓走了。按第五十八条又判了他二十五年，把他押回了杰兹卡兹甘。
也还有另外一类逃跑者。这类人不是凭一时冲动和绝望的拚死心情而逃，而是凭技术，凭一双灵巧的手逃跑。
肯吉尔营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利用火车车辆的逃跑。有一个工地上经常开来运水泥和石棉矿石的货车。把货物卸在隔离区，开走空车。于是，有五个囚犯便开始准备一次靠技术的逃跑。他们要在普尔门式货车车辆的车帮里面再装上一层木板车帮，人可以藏在中间。这层车帮要用合叶作成折叠式的，像屏风一样，把它拿上火车时看去像是一块为了卸车用的搭板。一切都计划得十分周密：卸货的时候，担任卸货劳动的囚犯就是车辆的主人了，那时可以把准备好的东西拿进车箱，把它拉开，用卡子固定在硬车帮上，五个人背靠车帮站好，用绳子把假车帮拉起来，固定住。车箱里满是石棉粉，假车帮上也是石棉粉。至于这节普尔门车辆在纵深上会稍微短一点，这从远处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在时间计算上比较复杂：车辆必须在火车开走之前卸空，这时候囚犯们要仍旧留在工地上，不能提前上车，等到确信马上要开车时才能上去。他们就在这最后一刻拿着刀子和食物跑过去了，可是，这时其中一个人的脚给铁路道岔卡住骨折了。这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他们未能在押解人员集合点名之前把假车帮安装好。他们被发现了。后来对这一逃跑事件进行了公审。
曾在空军学院学习过的巴塔诺夫也试验过类似的方法，不过他是一个人单独子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木材加工厂制作房门，这些预制的房门从工厂用卡车运到工地去安装。木材加工厂的工作是昼夜不停的，因此，岗楼上始终有警卫。但是工地上只是白天有警卫，晚上就撤掉。巴塔诺夫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被装在一捆门框里，两面用门板钉起来，装上汽车，卸在工地上。在木材加工厂里，趁着交接班时的混乱混过了查点人数这一关。所以当天晚上没有发现有人逃跑。在工地上，他夜间从门框里爬出来，逃跑了。但他在去巴夫洛达的路上又被捉回来。（这次逃跑是在他上次逃跑一年之后，他上次坐汽车逃跑时轮胎被打穿了。）
逃跑而被捉回的人和逃跑前被察觉的人；参与过那些使整个劳改营的土地燃烧起来的事件的人；由于行动人员的深思熟虑而受到特别监视的人；拒绝服从命令的人；还有其他各种不驯服的人——所有这些人使得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的加强管制棚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新建的两厢砖房已经容纳不下了，惩戒室（距营部不远的第二号工棚）也容纳不下了。又新开辟了一个惩戒空（第八号工棚），它是特别为“班杰拉分子”建立的。
每发生一次逃跑，每发生一次骚乱事件，三个惩戒棚的制度都要变得更加严厉一些。（为了忠实地反映刑事惯犯们的历史，这里应该指出：埃克巴斯图兹加强管制棚里的“每狗”们对此是十分不满的，他们经常嘀咕：“坏蛋们！别再逃跑吧！因为你们逃跑，我们都快要被这严厉的制度给卡死啦！……在一般劳改营里，这种事只打几个嘴巴就了事了。”这些话也正是监狱当局希望他们说的。）
一九五一年夏天，整个第八号工棚惩戒室在计划集体逃跑。这个工棚距营区障碍地带只有三十米远，所以他们决定挖地道。但是，他们干得太明显，几个小伙子在自己人中间公开议论、商量。他们以为，既然大家都是“班杰拉分子”，就不会有眼线。实际上却早已有人当了眼线。他们那不像样子的地道刚挖了几米，就被出卖了。
第二号工棚惩戒室的领袖人物对于八号工棚的吵吵嚷嚷的逃跑计划十分不满。倒不是怕暴露之后加强管制，而是因为自己也离障碍地带三十米，也正在挖一个高质量的地道，而且在八号工棚开挖前就开始了。他们担心：既然两个惩戒室都想到了挖地道，那么猎犬们也会想到这一点并且会开始检查。但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主人们最怕的还是抢汽车逃跑，所以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的防范上，决心把所有的工地和生活区全用一米深的地沟围起来，使任何汽车都通不过，就像中世纪嫌城墙不够，还要挖护城河一样。这些日子囚犯们已经在工地和隔离区周围挖出了一条条整齐的地沟。
第二号惩戒工棚是在整个埃克巴斯图兹隔离区内部又用铁丝网圈起来的一个小区。铁丝网围墙上的小门经常锁着。除了在石灰场劳动的时间之外，这里的囚犯每天只有二十分钟可以在小区内活动，其余时间全被关在工棚里，只有去上工和回来时才通过大营区；他们不能到大食堂去吃饭，饭由炊事员用木桶给他们送来。
惩戒室的囚犯把去石灰场只看作晒太阳和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谁也不去用力铲那有害健康的石灰。一九五一年八月底发生过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刑事惯犯阿斯帕诺合用铁棒打死了阿尼金。阿尼金曾经在暴风雪中利用大风旋起的大雪堆爬过铁丝网逃跑过，但一昼夜后又被捉回来，关进了惩戒室。关于他的事已见第三部第十四章。）从那以后，这里的囚犯更是拒绝当这种“工人”了，因此，整个九月间惩戒室没有人去劳动，实际上等于蹲在监狱里。
这些人中间有不少“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从夏天开始，他们逐渐集结到一起，终于组成了一个“十二人逃跑小组”（哈吉耶夫·穆罕默德，他是埃克巴斯图兹地区伊斯兰教徒的领袖；瓦西里·库斯塔尔尼科夫；瓦西里·布留欣；瓦连京·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一个喜欢挖地道的波兰军官及其他几个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其中库班的哥萨克人斯捷潘·科带瓦洛夫还是居于主要地位。他们订了盟约：谁要是泄露哪怕一个字，谁就别想活，或者自己自杀，或者别人把他捅死。
这时候，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区已经被四米高的围墙围得严严实实。顺着围墙还有一条四米宽的耕翻过的前沿地带，墙外还有一条十五米宽的隔离禁区，最后是一条一米深的沟。逃跑者们决定使地道通过这整个障碍地带，而且要把地道挖得十分可靠，让谁也不能提前发现它。
初步调查表明：房子的基础较低，整个工棚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很小，挖出的上没有地方放。看来，这个困难很难克服。那么，就不逃跑？……于是有人提议：天花板上面有很大的空间，把土弄到天花板上去！通过无法隐蔽的、经常受到检查的工棚的居住空间偷偷把几十立方米的土运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每日每时都要这样往上运，还不能掉下来一点点，不能留下痕迹？这似乎不可想象！
但是，一旦想出了解决办法，人们欢呼起来了。只有这时才算把逃跑计划最后确定下来。解决办法是在分小组选择住房的同时找到的。这座按芬兰式建筑的工棚原本是为自由工人们建造的宿舍，把它合并到劳改营营区内是个错误，整个营区再没有第二栋这样房子了：工棚里分成一个个小房间，而这种房间又不像其他房间那样可以塞进七个“小车厢”，而只能接三个，也就是说只能住十二个人。十二名逃跑者中有几个人是住在同一房间里的，于是逃跑者也就选中这一间作为基地。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通过自愿换床位或者用玩笑或嘲笑来排挤那些碍事的人（“你睡觉打鼾太厉害了……”“你……’”理由多得很呢！），慢慢地把“小组”外的人统统挤到别的房间去了，十二个“‘自己人”终于集中到这间屋里。
惩戒室与一般营区隔绝得越是严格，惩戒室里的人受到的惩罚和压迫越是厉害、这些人在整个营区中的精神作用力也就越大。对全营的囚犯来说，惩戒室的人要求定制一件什么东西，那就像是传下一道圣旨。现在，凡是技术上需要的东西都可以订货，这些东西会在某个工地上制作出来，会冒险通过营门口的搜查带进隔离区，然后再留着第二次危险（放在烂菜汤里，面包里，或者放在药品箱里）带进惩戒室里。
他们首先定制和得到的是刀子和磨刀石。然后又要来了钉子、小螺丝、油石灰、水泥、白粉子、电线、小滑轮。他们用小刀整齐地锯断了三块地板木条上的阳榫，取下了一块压住这几条地板的护墙板，拔掉这几条木板两端（靠墙的一端和搭在房间中部地板横梁上的一端）的钉子，就把这三块板掀了起来。然后，在它们朝下的一面用小木条把三块板拼起来钉成一个整块托板。在其靠墙的一端，钉小木条的钉子中有一颗大钉子是从L向下钉的，但没有把它钉到底，稍稍留一点钉子帽，把这个钉子帽用地板颜色的灰腻子填腻上，再弄上一点尘土。把这整块托板放回原处，它就仍然非常严密地和整个地板合在一起，没有一点缝和损伤，也没有可以把它拿起来的地方，因为从来没有在板缝处使用过刀斧之类。然后再把护墙板放回原处，压住这块板。取下这块托板的方法是：先把那块活动的护墙板拿掉，用一个铁丝圈套住大钉子帽，把托板拉起来。这就是地道入口。进入地下挖土的人每次换班都要把护墙板取下来再装回去。他们每天要“擦地板”（为的是使地板保持湿润膨胀，不出现干裂缝）。这个进入地下的任务是主要任务之一。总的说来，他们这个房间一直收拾得非常干净整齐，从来没有人穿着鞋躺在床上，也没有人吸烟，个人的东西从不乱放。床头小柜里也没有碎屑残渣之类。因此，每次来检查内务的看守都是在这个房间停留的时间最短。“搞得好，有文化！”看守们一边这样说着，就去检查下一间了。
第二个任务是土的提升工作：要把挖出的土提到天花板上面去。这个房间里，也和其他房间一样，有一个砖砌的俄式大火炉，它和墙之间有一条空隙，可以挤进一个人去。想出的办法是：把这个空间封死，把它从居住空间变为坑道的一部分。他们在一间空房里干净彻底地拆卸了一个“小车厢”床，用拆下的木板把这个空间的开口封死，立即钉上灰板条，抹上灰泥，刷成和炉子一样的白色。看守们难道会记住工棚里二十个小房间中哪一间的炉子和墙连在一起，哪一间的炉子稍微离开墙一点吗？空房里的“小车厢”少了一张也没有被发现，因为人们拆得干净利落，毫不露马脚。只是在头一两天中，看守有可能发现墙上的灰泥是湿的。但是，要发现这一点，他就得绕过炉子弯腰到床后去看。这间屋子是清洁整齐的模范呀，何必呢！即使被他看出来，这还不等于全部坑道计划的暴露，可以推说：这是为了使房间整洁美观，那个没有用的空隙经常落灰，又很不好看！
灰泥都干了之后，这才用刀子把已经封死的这个空间的地板和天花板剜掉。在这里，又用拆床的木料装了一个梯子。这样，狭小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就同天花板上宽敞的空间连在一起了，像是一口看守们看不到的竖井。它也是多年来第一口能够使那些刚强的男子汉们心甘情愿地在里面拚命劳动的竖井！
劳改营中也会有同梦想结合在一起的工作吗？会有把你的整个身心都吸引住的、使你废寝忘食地去干的工作吗？有。这样的工作只有一件，那就是为了逃跑而进行的准备工作！！
下一个任务就是挖土。用刀子挖，磨刀子，这是勿须多说的。但还有不少别的问题。这里还需要进行矿山测量学的计算（这由工程师穆吉亚诺夫担任），既要到达安全深度，但又不要超过需要的深度；要使坑道的走向符合最短距离；要确定坑道的最合理的截面；要随时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方；要正确地规划好坑道出口。还有换班的组织工作：每天挖土的时间越多越好，又不能换班太勤；还要毫无破绽地全员按时接受早晚两次点名。这里还有个劳动服装问题，洗手洗脸问题。（总不能带着一身泥土到上面来接受点名吧！）也有照明问题：一条六十米长的坑道怎么能在完全黑暗中挖成呢？他们把电线拉入地下坑道。（还得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接通才行！）也还需要安装信号装置：如果有人突然向工棚这边走来的话，怎样才能及时地从长长的、不透气的坑道里把挖土的人叫上来呢？或者，坑道里的人怎样才能安全而及时地通知上面他们必须立即上来呢？
惩戒室的制度很严格，但严格也有它的弱点：看守们不可能悄悄地突然进入工棚，他们必须通过铁丝网之间的唯一道路走近工棚外的栅栏门，打开门上的锁，然后走到工棚的门，再打开锁。拉开门上的铁栓时也要有响声。这一切都可以从小窗户里观察到，不过不是从自己屋里的窗户，而是从门口附近的一间空“单间”的小窗里可以看到；在那里设一个“观察哨”就行了。坑道里使用灯光信号：闪两下——注意，准备退出坑道；连续闪光——紧急警报！火速出来！
进入坑道时把衣服全脱光，脱下的衣服放到枕头和床垫下面。进入地板下的地道口之后，要通过一条狭窄的裂缝似的小道，谁也不会想到前面就有一间宽敞的“小屋”，这里的灯经常亮着，备有工作服和裤子。另外四个光着身子沾满泥土的人（换班下来的）爬上来，仔细地在这里洗掉身上的泥土（泥土在汗毛上结成小泥球，需要把它泡软，或者就连汗毛一起扯下来）。
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的事被发觉时，第二号惩戒棚的上述工作已经进行一些时候了。所以，不难理解这些创造家们当时多么担心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那可太遗憾了，甚至是屈辱。幸而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初，腾诺和日丹诺克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一年之后又被送到（实际上是回到）这二号惩戒室来。在这里刚刚喘了一口气，腾诺就又开始不安分了；他需要准备新的逃跑！他指责人们说，目前这个最好的逃跑时期很快就会过去，不能总是无所作为地呆着！但是，那些坚定不移、不顾一切的逃跑者们对于他的话却毫无反映（挖地道的人正好十二个，分成三班，不需要第十三个人）。这时腾诺便直接向他们提出了挖地道的建议！但是，人们回答说：考虑过了，但基础太低。（盯着这个久经考验的逃跑者的探索的眼睛硬是摇头说“不”，这自然是冷酷的。简直就像不允许一只受过训练的伶俐的猎犬去搜索猎物一样。）但是，腾诺太了解这些人了，他不能相信他们这种普遍的冷漠态度，他认为这些人不可能全都一样地堕落了！
于是腾诺和日丹诺克便开始对他们进行热心而内行的观察，这种内行的观察是看守们办不到的。腾诺发现：他们几个人经常到门口的同一间小屋里去吸烟，而且总是一个出来，另一个再进去，从没有结伴去过；白天他们的房门总是从里面插上的，别人叫门时从不立即开门；屋里总有几个人在熟睡，好像夜晚还睡不够似的；有一次，他看见瓦西里·布留欣从放马桶的地方转出来，全身是湿的。“你怎么啦？”“噢，我刚才洗了洗身子。”
他们是在挖掘，很明显，一定在挖掘！但是，在哪儿？为什么不说？……腾诺找这个人谈，找那个人谈，试探他们：“你们太不谨慎啦，朋友们！你们这个招法可不够谨慎！还好，是我看出来了，要是叫眼线发现了呢？！”
终于，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接受腾诺带领的四人小组参加进来。首先，他们建议腾诺对房间进行检查，发现痕迹。腾诺检查了每一块地板和墙，竟什么也没有发现！大家都十分满意。于是腾诺就高高兴兴地又开始为自己劳动了。
地下的劳动是这样组织的：一个人躺着凿掉工作面上的土；另一人在他后面弯着腰把凿下的土扒进特制的帆布小口袋；第三个人把绳子套在两肩上拉着小口袋往回爬行，通过坑道和地板下面拉到“竖井”下口，在这里把小口袋一个一个地挂在从天花板上系下来的钩子上，第四个人在天花板上把空口袋放下去，把装上的口袋拉上来，轻轻地在天花板上把土撤成薄薄的一层。每次换班之前都要用炉渣把新土盖上，天花板上的顶间里有的是炉渣。每班内部的分工也变动，但不常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迅速而高效率地完成最累最重的挖土和运土工作。
运土时，起初是一次拉两个口袋，后来从炊事员那里“抄”来一只木托盘，把土口袋放在托盘上，这样就可以一次拉四个口袋了。绳子从颈后绕到胸前经过两腋下拉着身后的托盘。后颈的皮磨破了，两肩两膝酸痛，拉一趟就满身是汗，作完一班下来，简直累死人。
挖土时的姿势非常不方便。只有一把短柄铁锹，每天都要磨。先要用它挖出一道一尺左右深的竖沟，然后半躺半卧地背靠着挖出的土，铲下土块来扔到身后。地下有时是石头，有时是粘土。遇到非常大的石头就只好绕过去，使地道拐弯。每八至十小时换一次班，每班控不到两米，有时连一米也挖不到。
最困难的是坑道里空气不够：人们头晕、恶心，甚至失去知觉。必须解决通风问题。通风孔只能通向地面，打在障碍地带附近，也就是打在最危险的、经常处于观察下的地带。但是，没有通风孔不行，简直无法呼吸。他们定做了一块“螺旋桨”式的钢片，装上横把，做成像手摇钻似的东西，就用它从下面向上挖出了一个通到地面的垂直孔道。可以通风了，呼吸轻快多了。（地道通过障碍地带之后。他们又在外面挖了第二个通风孔。）
哪一项工作怎样作才更好？他们不断总结经验。随时计算着地道的进度。
地道，或曰隧道，穿过带状地基之后渐渐向外直伸出去。只是遇到大石头或工作面不准确时稍微出现些弯曲。地道宽半米，高九十公分，顶是拱券形的。根据计划，顶面距地面为一米三、四十公分。地道两旁用木板加固。随着工程的进展，在地道里拉的电线也越来越长，接上的新灯泡已不只一个了。
顺着地道看去，它像一条地下铁道。这是劳改营内的“地铁”！……
地道已经挖成几十米了，已经挖到了障碍地带以外。头顶上有时可以清楚地听到换岗哨兵的脚步声，军犬的叫声。
可是，突然……突然一天早点名之后，他们看到监狱首长、短小精悍的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亲自带领一群看守朝惩戒室这边走来了。这时白班的四个人还没有进入地道，屋里倒是没有可指摘的地方。（这是逃跑者严格规定的。）逃跑者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被发现了吗？被谁出卖了吗？或者只是临时抽查？
一声命令；“各自带着自己的东西，全到工棚外边来！一个也不许留！”
命令执行了。所有囚犯都被赶出来，集合在放风的小院里，坐在各自的布口袋上。只听见工棚里面一片响声——看守们在扔下“小车箱”上的木板。又听见马切霍夫斯基喊道：
“拿工具来！”
看守们把铁棍、斧头等拿进去。听见用力拆卸木板的声音。
逃跑者的命运就是这样的！用了多少智慧，花了多少劳动，寄托了多少希望和经历了多少兴奋的日夜啊！——一下子，不但全成泡影，还得蹲禁闭，遭毒打、审讯，再判新刑期……
但是，不！不论是马切霍夫斯基，还是看守们，谁也没有幸灾乐祸地挥着手高兴地跑出来。他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掸落着身上的尘土，灰溜溜、气呼呼地从工棚里出来了：搜查毫无结果。“给我一个一个走过来！”——又下达了一个气急败坏的命令。开始一个人一个人地检查个人的物品了。囚犯们经过搜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一场大破坏！好几个地方（凡是钉得不牢或者有个小缝的地方）的地板都被撬起来了。各个小房间里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有些床被恶狠狠地翻过来。只是逃跑者这间有文化的房间没有遭到破坏！
不了解逃跑情况的人们气愤地说：
“这些兔崽子们怎么就坐不住呢？！他们搜什么？”
逃跑者们则庆幸自己没有把挖出的土撒在地板下面该是多么正确，否则这次肯定会被发现。看守们并没有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搜查（只有鸟儿才能够从顶楼上飞走！），何况顶楼上的新上也全都用炉渣盖得好好的。
猎犬们没有嗅到！没有嗅到！啊，多么高兴！只要顽强地劳动，严格地谨慎小心，就不可能没有成果。这回一定可以控成功了！距离障碍地带外围的防护壕只有六米到八米了（最后这几米必须挖得十分准确，必须使洞口不高不低正对准壕沟的底部）。
然后怎么办？这个问题科诺瓦洛夫、穆吉亚诺夫、哈吉耶夫和睦诺四个人这时已经计划好了，并且已由十六人全体通过。决定晚上十点来钟，在全营晚点名结束之后逃跑。那时看守们都各自回家或回到自己的工棚里去了，岗楼上哨肖兵已经换岗，下岗的哨兵也已经离去了。
到那时全员一个一个地进入地道。最后一人要在“小窗口”对营区进行监视。然而他要同倒数第二人把抽掉的那块护墙板对好，钉在那块活动地板上，好使人们进入坑道后盖上地板时护墙板正好安在原来的地方。那个还露出一点的大钉帽要拉下来，固定住，还要在那块地板下面装一个木闩，盖上后从下面关死，好使人们不能再从上面把它拉起来。
还有：逃跑前要把走廊里的一个小窗上的铁格子取下来。这样，早上点名时发现缺少十六个人，看守们就不会立即断定是挖地道逃跑的了。必然会到隔离区的其他部分去找，也会以为是蹲惩戒室的人们去找某个眼线算帐去了。也会到特种营的其他分部去找，认为是跳墙跑到其他分部去了。干净利落！地道不会被发现，窗子下面又没有足迹，十六个人像是让天使带到天上去了！
从地道进入环营壕沟之后，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沿着沟底爬到离岗楼较远的地方（地道出口离它很近），再一个一个从沟里爬出来上路。每上去四个人就停一会儿，以免引起怀疑，并且可以借这个时间观察一下。（最后一个人还要采取预防措施：他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抹了泥的木盖子从外面堵在地道出口上，用身体把它靠进洞口，再从外面扔上一些土！这样，第二天早晨从壕沟里也不会发现地道出口的痕迹。）
经过村子的时候，要一组一组地走，还要大声谈笑。如果遇有阻拦，大家合力抵抗，直到动刀子。
总集合地点是铁路道口附近，那里常有许多汽车通过。铁路道口比旁边的马路高，大家趴在附近地上，不会被发现。这个道口修得不很好（逃跑者们平时上工经过这里，看见过），只是随便铺了一些厚木板，所以运煤的汽车和空火车车皮经过这里时都开得很慢。等汽车一过路口，便有两个人举起手来要求汽车停下，从两旁走过去，请求司机捎一段路。晚间汽车上大都只有一个司机。这时立即抽力抓住司机，强迫他坐到驾驶室中间去。瓦连京·雷日科夫立即掌握方向盘，其他人迅速跳进车厢，向巴夫洛达全速前进！一百三、四十公里的路程，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达到。快到渡船渡口时，沿河岸往上游开，那里有灌木丛（押送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留意到了），把司机绑起来，放在灌木丛里，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以后就分成小组，各奔前程了。现在正是征购粮食的季节，到处路上都有许多汽车通过。
挖掘工作计划在十月六日完成。在这之前两天，十月四日，两名参加者，腾诺和一个小偷瓦洛佳·克里沃舍因，突然被编到另一批犯人中间去，准备押到其他地方。他们原想耍个花招，想法生病，争取留下来。但是行动人员威胁说不服从就给他们戴上手铸，哪怕半死也得押走。他俩担心过分坚持可能引起怀疑，所以也就只好服从了，为了朋友们作出了牺牲。
起初，腾诺执意要加入这个挖地道小组，现在他的愿望完全落空了，他没能成为第十三个人。倒是被他拉进来的、他所庇护的、过于散漫和缺乏自制力的日丹诺克成了第十三名。当初是斯捷潘·科诺瓦洛夫和他的朋友们最后向腾诺让了步，才把秘密告诉他的。
挖掘完成了。出口恰好：穆吉亚诺夫没有计算错。这时下了一场雪。所以他们把行动时间推迟了两天：等地面干一干。
十月九日晚上，一切都按原来的设想准备妥当。第一批四个人是科诺瓦洛夫、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和他那个经常的技术助手波兰人。
接着就是倒霉的小个子科利亚·日丹诺克爬出坑道进入壕沟了。这时，当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他听到沟上面不远处有脚步声。他本该沉住气，趴下不动，等人们走过去再往前爬。而他却过分机伶了：他探出头去想看看是什么人在走路？
俗话说得好：跑得快的虱子总是先被篦子梳掉。但他这个“跑得快的虱子”却毁掉了一组逃跑者，毁掉了一组难能可贵地配合得这么好而又计划得这么周密的逃跑者！毁掉了在这次逃跑中交织在一起的十四条漫长而复杂的生活道路！这次逃跑对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特殊的、使过去和将来都具有意义的重要作用，他们中间每人都有另外一些人——一妇女们，子女们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们——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们呢！这个“虱子”一抬头，这些人的一切就全都陷入了十八层地狱！
原来，上面走的正是警卫队副队长。他看见了这个“虱子”，喊了一声，开了一枪。于是，他的那些卫兵们，那些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个逃跑计划，因而根本不配同它作斗争的卫兵们，竟然成了抓获这些逃跑者的“大英雄”。而我的读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还在用平尺敲着书页傲然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这时，所有逃跑者都已经钻进地道，取下了窗上的铁格子，把护墙板钉好在那块活地板上了。现在他们一个个只好向后爬去，向后！向后！
谁能真正完全理解这绝望的懊恼？理解这对于自己辛勤努力的蔑视？
他们爬回去了，熄灭了地道里的灯，又把走廊窗上的铁格子装上去。不一会儿，整个惩戒工棚里挤满了劳改营的军官，警卫营的军官，卫兵和看守们。开始按档案卡片点名了，然后把所有的囚犯全都赶进了石砌的监狱。
小屋里的坑道入口始终没被找到！（如果一切都能按原来的设想实现，看守们还不知道要寻找多久呢！）不过。他们在日丹诺克“露馅儿”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半堵塞的窟窿。但是，即使顺着地道来到工棚下面，也还弄不清人们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地道的？把挖地道的上藏到哪里去了？
他们只是发现了那个有文化的房间里少了四个人。现在只好狠狠地殴打剩下来的八个人了——殴打便是蠢人探求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办法。
现在为什么还要隐瞒它呢？……
后来，当局组织了全体警备人员和看守人员到这个地道里来参观。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负责人马克西缅柯少校还曾在总局的会议上向其他劳改营的负责人夸耀说：
“是啊，我们营里有过地道。是的，那简直是一条地铁！但是，我们呢……我们有高度的警惕性……”
其实，只不过是由于一个“虱子”……
立即响起了警报。已经逃出的四个人自然不能再逃往铁路道口。计划全打乱了！他们跳过大路对面的围墙，进入无人的工区，穿过工区，又跳墙出去，向草原跑去。他们不敢留在村庄里拦汽车，因为村庄里已经布满哨兵了。
就像一年前的腾诺一样，他们立即失去了前进的速度和逃脱的信心。
他们朝东南方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前进。他们既没有路上吃的食物，也没有力气，因为最后几天为了早些挖通地道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一逃跑的第五天，他们进入一个蒙古包想向哈萨克人要点食物。不出所料，哈萨克人拒绝给东西吃，并且用猎枪向要饭的人开枪。（这难道是草原上放牧人民的传统吗？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旧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哪儿来的？……）
斯捷潘·科诺瓦洛夫用刀子对付了猎枪，刺伤哈萨克人，夺了猎枪和食物。他们继续前进。但是，哈萨克人骑马追寻他们，在他们快到额尔齐斯河岸的时候追上了。哈萨克人叫来了行动人员小组。
后来，逃跑者被包围起来，打得血肉模糊。再往后……再往后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现在谁能对我们说，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者们的逃跑也曾遇到过这么多困难，曾是这么缺乏外部支持，曾处在这样敌意的环境中，被捉住之后曾受到过这样非人的惩罚，那么，就请他给我们举出实例来吧！
给我们举出这样的实例之后，再指责我们没有进行斗争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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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拿冲锋枪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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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黑袖口长大衣的士兵守卫过我们。红军战士守卫过我们。自卫队员守卫过我们。预备队的老兵也守卫过我们。最后，是身强力壮的、出生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没有见过战争的孩子们拿起新式冲锋枪来守卫我们了。
我们与这些孩子们之间只有一条沉默的、死神的纽带联系着：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打死我们中间的任何人。每天早晚两次，各一小时，我们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起走路：每天早晨，我们都无精打采地走向我们和他们都不需要去的地方，我们走在路中央，他们走在路两旁；每天傍晚，我们打起精神往回赶路，我们奔向自己的畜圈，他们也奔向自己的畜圈。双方都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家，所以，这些畜圈也就等于大家的家了。
走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看他们的短大衣，也不看他们的冲锋枪，那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可是，他们却始终盯着我们这黑色行列。按照规定，他们是应该总盯住我们的，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命令，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有责任用射击阻止我们的任何未经允许的举动和多跨出的一步。
我们身穿黑色厚棉衣，头戴用“斯大林毛皮”制的灰色棉帽．脚上是歪扭的、不像样子的、已经穿过三期、换过四次底的破毡靴，衣服上缝着一块块号码布。我们这种样子在他们眼里像什么呢？他们怎么能像对待真正的人那样对待我们呢？一
我们的样子使人望而生厌。这奇怪吗？不。当局就是有意使我们的样子叫人讨厌的。我们的队伍被武装士兵押解着走在宽阔的街道中央，村庄里的自由居民们，尤其是中小学校的女教师和学生们，从人行道上斜视着我们，目光里充满恐惧。据说他们生怕我们这些可惜的法西斯余孽会突然四散开来，冲垮押解队伍．跑到村里去抢劫、强奸、杀人、放火。像这样一些野兽般的家伙除了干这些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念头。警卫部队正是保护村里人不受我们的侵害的。警卫部队多么高尚啊1在我们建造起来的村庄俱乐部里，警卫部队的中全邀请女教师跳舞的时候完全可以以英雄自居。
这些孩子们从警戒线上，从了望塔上，总是在盯着我们。但是。人们却不允许他们对我们有丝毫的了解。只给他们一项权利：不须事先警告即可直接用冲锋枪向我们射击！
唉！假如他们能在傍晚到我们工棚里来看看，坐在床边听听我们的谈话，听听这个老头儿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那位叔叔又是为什么，那么，那些了望塔上，那些岗楼上，就不会再有人了。冲锋枪也就不会再射击了。
但是，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和狡猾性就在于：这些人与我们之间的死神联系是建立在不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他们对我们表示同情，就会作为背叛祖国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他们想同我们谈话的愿望本身就等于对神圣誓言的违背。本来嘛，何必同我们谈话呢？J政治指导员不是会在规定的时间同他们进行谈话l吗？！政治指导员会把他们所守卫的这些人民敌人的政治情况和精神面貌告诉他们。他会详细地、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这些丑八怪们多么危险，多么有害，给国家造成多大负担（这样就更能诱使他们拿这些活靶子试试枪法了）。政治指导员有时也会在腋下夹来一大包卷宗，说这是囚犯档案，是特别处只借给他看一晚上的。他会从中抽出一张打字文件来，读读那上面列举的罪行。就凭这些罪行，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有炼人炉都用上也不解恨。然后，他会说，这些罪行就是那个修理过电线杆上的电灯的电工干的，或者是那个管某些不谨慎的朋友们做过一个小柜的木匠干的。
政治指导员不会自相矛盾，他也不会失言。他绝不会告诉孩子们这些人被关起来只是因为他们信神，或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理，主张正义，还有一些人甚至是什么也不因为。
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在这里，哪个人都不能和另一个人随便交谈，而必须通过军官和政治指导员。
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则在于他们的无知。
而劳改营的全部力量就在于这些孩子，在于这些戴红肩章的士兵，在于了望塔上的杀人凶手和追捕逃跑者的人们。
下面是当时内罗勃拉格的一个警卫人员关于政治指导员的一次训活的回忆：“萨穆京中尉是个窄肩膀、身体瘦长的人，脑袋扁平，活像一条蛇。他长得很白，几乎看不出他有眉毛。我们知道他从前经常随便开枪打死人。现在是他给我们上政治课。他用毫无变化的语调说：‘你们所看守的这些人民敌人就是法西斯分子，是坏蛋！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
那些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那些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那些眼看着一个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啊，他们是祖国的惩罚之剑。
斯大林死后，我这个被永久流放的人曾有些日子躺在塔什干的“自由人”的医院里。忽然，我听到一个乌兹别克族年轻人在向病友们讲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情况。他说，他们的部队“是负责看守刽子手和野兽的”。这个乌兹别克人承认，看守人员也吃不饱，因此，他们看到在矿上干活的囚犯领的口粮（当然是指那些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工作的人）只比他们这些执行神圣警卫职务的人的口粮少一点，心里很不舒服。尤其使他生气的是，他们，警卫人员们，还不得不站在了望塔上受冻（不错，倒是穿着一直拖到脚后跟的长棉大衣），而人民的敌人们到了工地之后似乎就整天在烤火堆旁呆着（他们仰便从岗楼上也能看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或者就在那里整天睡觉（看样子他是当真认为国家对这些敌人太宽厚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机会，使我能用警卫人员的眼光看看劳改营！我问这个乌兹别克年轻人：你看守的是些什么样的坏蛋？你自己同他们谈过话吗？于是，他告诉我，他的这些话全是听政治指导员说的，政治指导员还在政治课堂上给他们读过囚犯的“档案”呢！由此可见，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以及关于囚犯们成天睡大觉的童话当然也是经过军官点头承认之后才在他头脑中确定下来的。
啊，欺骗这些孩子的人们啊！……你们还不如不生到这个世界上好！……
那个乌兹别克青年还说，内务部的一个普通士兵每月工资是一百三十卢布，（即相当于陆军普通士兵工资的十二倍！国家对他们为什么这样慷慨？是因为这些人担任的职务困难十二倍吗？）而在极北地区的内务部士兵则拿四百卢布，这还是现役军人，即衣食住行全由国家供给的人。
这位青年还讲了一些别的故事。例如，他的一位战友在押解一批囚犯去某处的途中，忽然觉得有一个囚犯像是要逃跑。于是他一拉扳机，一梭子弹飞出，当场打死五名囚犯。因为后来所有警卫人员都证明当时因犯们排队走得很老实，所以他的这个战友受到了严厉“惩罚”：为了这五条人命罚他十五天禁闭（当然是在温暖的禁闭室里）！
这一类的事，“群岛”的居民们谁不知道许多，谁不能举出若干件呢？我们在普通劳改营时就发生过多少起啊！有些工地上还没有设置障碍地带，只有警卫人员在四周警戒，形成一条看不见的警戒线。忽然，一声枪响，一名因犯被打死：据说他是“越过了界线”。其实，也许根本没有越过，因为界线是看不见的。可是，不会有第二个人到近前去检查一下死者的脚究竟越过了没有。大概总是越过了吧，因为这是警卫人员说的，只有他们才注视着界线，囚犯只顾在干活呀！正是那些城实地一心一意干活而没有注意界线的人才会吃这一颗子弹！在奥泽尔拉格时，有一次囚犯们在诺沃琼卡火车站附近割草。一个囚犯看到两三步外的地方还剩一点草，勤俭的农民的主人翁心情不允许他扔掉这把草：走两步把它也收到草堆里吧——一颗子弹飞来！而开枪的士兵反而因此得到了一个月的奖励休假！
还有过这样的事：某个警卫恨上了某个囚犯（因为囚犯没替他办某件事），他就会找机会报复一枪。有时则纯粹是恶作剧：警卫命令囚犯去拿界线之外的某件东西，囚犯倍以为真、但他刚刚走过界线就被一枪打死。或者扔出一支香烟去，“喂，拣起来拿去抽吧！”囚犯是会去拣这支烟的，他就是这种下贱东西。
为什么开枪？常常莫名其妙。例如，在戒备森严的肯吉尔营，有一天，白天，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迹象。一个叫丽达的西乌克兰姑娘利用劳动空隙洗了一双袜子，拿去晾到障碍地带前沿的斜坡上。这时，了望塔上的卫兵立即举枪上肩，一枪就把她打死了。（后来听说那个卫兵仿佛也曾想自杀。）
为什么？带枪的人嘛！一个人拥有打死或不打死另一个人的无限的权力嘛！
而且这里是有利可图的！首长永远会袒护你。从来不会因为你打死了囚犯而惩罚你。相反，还要鼓励你、奖励你！你开枪开得越早，囚犯刚刚迈出半步你就把他放倒了，这就更能说明你警惕性高嘛！因而奖赏也就越高。补发一个月的工资！给一个月的假期！（是啊，香警戒部队的领导设身处地想想看，如果他这个营里没有这种表明高度警惕性的记录，这算个什么营？！他这个首长还算个什么首长？！要么就是这里的犯人都十分老实？那不就可以削减警卫人员了吗？！一旦建立起来的这种警卫制度本身就要求不断地有人死亡！）
甚至在警卫部队的射手们中间还会形成某种互相竞赛的心理：你打死了一个，得了奖，买了黄油。那我不是也可以打死一个，也领奖去买黄油吗？想回家乡去看望一下自己心爱的姑娘吗？那就朝着这灰色动物中的某个开一枪吧，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月的假期回去一趟。
我们在普通劳改营时早就了解这种情况。但没想到特种劳改营里却有了一些创新：像这位乌兹别克人的朋友那样直接朝队伍开枪，像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奥泽尔营岗楼上发生的事件那样，或者从盼望塔上直接朝营区开枪。
是啊，他们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这是政治指导员们的工作成果。
一九五三年五月，肯吉尔营的拿冲锋枪的孩子们突然无缘无故地朝着已经回到营门正等待入门前搜查的囚犯队伍打了一梭子弹。当场十六人受伤，但是，假如单是受伤还好！孩子们使用的是早已被所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公约所禁止的爆炸子弹（“炸子儿”）：子弹从身上出去的时候造成一个漏斗状的窟窿，内脏被炸开，下颚骨和肢骨被炸碎。
为什么定要给特种劳改营的警戒部队配备爆炸子弹？这是经谁批准的？这些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可是，警卫部队的人们看到在我的小说里囚犯们给他们和看守起的外号是“鹦鹉”，而且现在这个名词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他们简直气得不亦乐乎。不！囚犯们应该爱那些警卫和看守，应该把他们叫做护身天使才对！
这些孩子们当中也有一位没有生气。（不错，他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他决心维护真理。他叫弗拉季连·扎多尔内，一九三三年生，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曾在内务部军事警戒部队服役，一直在内罗勃拉格担任警卫。他给我写来好几封信，他说：
“这些年轻人并不是自己要到警卫部队去服役的，他们是被兵役局召去服兵役的，兵役局把他们派到内务部。他们受到射击和警戒放哨的训练。他们受冻，在夜里偷偷哭泣：让内罗勃拉格和它的一切统统见鬼去吧！他们才不需要这些东西呢！因此，不要责怪那些年轻人吧！他们是士兵，是在为祖国而服役；尽管在他们那荒唐而可怕的服役工作中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理解（请问，难道也有一些能够理解的吗？要么就全可理解，要么就全不可理解！——作者注），但是他们是宣过誓的，他们的职务也并于轻松啊。”
他的话诚挚而有理。发人深思。他仿佛竖起了一些木桩子把那些孩子们保护起来了。这些木桩子就是：誓言、为祖国而服役、他们是士兵！
但是，那也应该说：在他们身上做人的一般基础也未免过于薄弱了吧，甚至可以说丝毫没有这种基础，因为它连抵制誓言和政治课的力量都没有。并不是从任何一代人中，也不是从任何一个民族中都能培育出这种孩子们来的。
应该不应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相信别人胜于相信自己的良心呢？这难道不是二十世纪的主要问题吗？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没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念；而仅仅以铅印命令中或首长口头指示中的善恶是非为标准？誓言！誓言是以颤抖的声音庄重地宣读过的咒语，它的意义在于保卫人民免遭恶人残害；但是，它却又是多么容易被利用来为恶人服务而反对人民啊！
让我们回忆一下瓦西里·费拉索夫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打算对他的刽子手说出的话吧：只你一个人有罪！人们在杀人，这只怪你一个人！我的死也全由你一个人负责，你一辈子就记住这句话生活下去吧！世界上如果没有你们这些行刑的刽子手，也就木会有死刑！
如果没有警卫部队，也就不会有劳改营了！
当然，不论当代人还是历史，都不会不看到罪责是有等级的。当然，谁都明白，士兵们的长官应负较大罪责；他们上面的行动特派员的罪责还要大些，发出指令和命令的人罪责更大，而指示别人去发出命令的那些人罪责最大。
但是，射击的、警卫的、端着冲锋枪对准我们的毕竟木是他们，而是这些孩子们！用皮靴向着倒在地上的囚犯头部乱踢的毕竟也是这些孩子们！……
弗拉季连在信中还说：
“人们向我们的头脑里灌输，强迫我们背诵带‘CC’字样的一九四三年条例，即一九四三年制定的绝密的警卫部队条例，这个条例的规定十分严酷而可怕。何况我们又是宣了誓的。还有行动人员和政治协理员的监视，还有小汇报和告密。每一个射手也都是建立了个人档案的……被围墙和铁丝网隔开的穿黑棉衣的人们和穿军大衣的人们同样都是被囚禁的人，不过前者是囚禁二十五年，后者是三年而且。”
他这几句话讲得似乎很有力量，他说那些警卫部队的射手们仿佛也是被囚禁在那里的，只不过并非由军事法庭，而是由兵役局囚禁起来的。但是，不对，并不都是“同样”的，因为穿军大衣的人可以用冲锋枪“很出色地”朝着穿黑棉衣的人，甚至朝着他们的人群，扫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
这个弗拉季连还解释说：
“年轻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入。当然，也有狭隘、无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认真的人。顺便提一下，在这方面特别卖力气的是那些从少数民族中召集来的新兵——巴什基尔人、布里亚特人、亚库特人。但大多数士兵则是些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是默默地服从，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邮递员送邮件来的时刻。最后，也有一些好小伙子，他们同情囚犯，认为他们是遭到不幸的人。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们的职务在人民群众中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回家度假时一般都不穿制服。”
弗拉季连还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了他的这些想法。这是他做得最成功的地方，尽管像他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其实，弗拉季连之所以被分配到警卫部队，是由于懒惰的特别处的疏忽。他的继父沃伊尼诺原是个老干部，从事工会工作多年，一九三七年被捕。他母亲因此被开除了党籍。他的生父当时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属下的一个旅长、一九一七年入党的党员，这时他便急忙宣布和前妻以及儿子完全断绝关系（这样他总算勉强保住了党票，但还是丢掉了内务部部队的将军军衔）。弗拉季连的母亲为了洗刷自己的污点，在战争期间自愿成为供血站的供血者；（没关系，她的血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可以输用！）弗拉季连本人“从儿童时期就憎恨戴蓝滚边帽子的内务部军人，可是现在这蓝滚边帽子却戴到自己头上了……在我的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印下了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情景——一些穿着和父亲一样制服的人们粗暴地在我的小床上乱翻乱扔的情景。”他在信中还说：
“我不是个好警卫战士：我同囚犯们讲话，也替他们办事。我有时就把枪放在他们的烤火堆旁，替他们到小卖部去买东西或替他们把信投入邮筒。我想，在独立劳改点里，在普罗梅朱托契娜娅、梅萨柯尔特、帕尔玛等处，人们一定还会记得我弗拉季连这个卫兵的。囚犯作业班班长有一次对我说；‘请你留心观察人们，倾听一下他们的苦衷吧，那你就会明白……而我本来就是把这些政治犯当作自己的爷爷、叔叔和阿姨看待的……我实在厌恶那些军官们。我发牢骚，生气，我对射手们说：‘他们才是人民的真正敌人呢！’因为这些事，因为我不服从命令（“怠工”），因为我同囚犯什1讲话，他们就开始审查我了……那个细高个子中尉萨穆京……打我嘴巴，因为我不肯签署关于囚犯信件问题的供词，他就用石制吸墨器砸我的手指。我可是个二级拳击手呀，我能玩三十公斤的哑铃！假如这个瘦猴在拳击场上遇到我的话，哼！……但是，当时有两名看守按住了我的胳臂……不过，这个时候审查我的人已经顾不得我了：那正是一九五三年内务部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时候。最后，没有给我判刑，但却给我发了一张无法找到工作的‘黑籍证’——上面写明我是根据第四十七条丁项被革职的：‘由于极端的无纪律性以及粗暴地破坏内务部条例，被内务部机关革职。’这样，我在警戒营的禁闭室里挨冻和遭受毒打之后，被抛上回家的路……一路上多亏一位获释的作业队长阿尔森照料了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警卫队里的一个军官要想对囚犯们表示一点点宽容的话，他会怎么样？他只能当着士兵的面或者通过士兵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他要在别人都怀有仇恨的情况下这样做。这自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何况，即使他这样做了，也会有人马上去告密。
制度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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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营区的土地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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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令人惊奇的不是劳改营里没有发生过骚乱和暴动，而是骚乱和暴动毕竟还是发生过。
这些骚乱和暴动，也像我们历史上一切不合人心意的东西那样，也就是说，像占全部历史真实事件的四分之三的事件那样，已经被人们仔细而巧妙地阉割、缝合、修饰、加工过了；骚乱的参加者早已被消灭，聪明的见证人们都吓破了胆，而镇压者写给上级的报告也已被焚毁或隐藏在二十层的保险柜里了。因此，发生在十年或十五年前的这些暴动如今已经变成了神话。（人们说：根本没有存在过什么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这种说法难道还令人奇怪吗？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嘛！……）
等到这些事件已经不再会使任何一个活人激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允许历史学家们去研究那剩下来的一点点文件了；于是，考古学家们在某个地方用铁锹挖两下，在化验室里烧一点什么东西，到那时，这些暴动的日期、地点、经过概况及其领导人的姓名就会渐渐地清楚了。
那里面也会包括最早爆发的事件、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在乌斯特乌萨附近的奥施库里耶施工场地发生的雷丘宁事件。据说，雷丘宁原是个自由雇佣人员，还是这个施工场地的主要负责人。他向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和犯第七条35款的社会异己分子们发出号召，召集起二百名左右志愿者，解除了由自卫队员组成的警卫队的武装，夺取了一些马匹，逃进森林去打游击。后来他们逐渐被消灭。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当局还在借口与“雷丘宁事件”有牵连而逮捕一些毫不相干的人。
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不，那时已经不是我们了！）会了解一九四八年在五0一工程（修建西瓦亚玛斯卡—萨列哈尔德铁路的工程）工地上发生的神话般的暴动。那次暴动之所以像神话，是因为各个劳改营的人暗地里都谈论它，可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还因为它不是发生在有这种群众基础和情绪的特种劳改营，而是发生在普通劳改营，那里的人是被眼线们所离间、被刑事犯们压倒了的，连他们作为政治犯的权利都受到唾弃，他们甚至不相信囚犯还可能暴动。
据传说，整个事件都是原来的（不久前的）军人发动的。按理，也只能是这样。如果没有这批人，全部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就等于一群没有血肉、没有信念的乌合之众，而这批年轻人（几乎全不到三十岁）是些什么人呢？他时曾是苏军野战部队的军官和士兵；被敌人俘虏过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在弗拉索夫部队、克拉斯诺夫部队或其他民族部队里干过的原被俘人员；当年这些人曾在战壕的两边对峙，互相作战，而今，在这劳改营里，他们被共同遭受的压迫联结在一起。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转战于各条战线的青年人能够很好地运用现代步兵战术，懂得怎样掩蔽和消灭巡逻队，他们到劳改营后还没有被分散开，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当时他们仍然处在战争的全部惯性支配下，并且保持着自信心。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像他们这样一些年轻人应该整营整营地驯顺地死去？甚至逃跑在他们眼里也是一种不彻底的妥协办法，有点像单个人的开小差。他们认为应该共同斗争．
一切都考虑好了。由某一个囚犯作业队首先开始了行动。据说为首的叫沃罗宁，他从前是个上校，只有一只眼睛（也有人说他刚沃罗诺夫）。人们还提到一个叫萨库连科的坦克兵上尉。他们打死了警卫人员（当时的警卫人员和现在的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正规部队士兵，而是后备队，预备兵）。接着便去解放其他几个囚犯作业队。他们攻占了警卫部队驻扎的小村庄，从外部向本劳改营营区发起攻击，解除了了望塔卫兵的武装，打开了整个隔离区的大门。（这时立即发生了必然的分裂：隔离区的大门全打开了，但大部囚犯并不向门外跑。囚犯中有些人刑期不长，他们根本没有打算暴动；也有根据所谓“八七”法令和“六四”法令被判十年至十五年的，但他们也不想受到适用第五十八条的判处。囚犯中也有犯第五十八条的，但有些人宁愿忠心耿耿地跪着死去。也不想站起来救人。而那些冲出大门的人也不全是想帮助起义者的；还有一些刑事惯犯，他们立即高高兴兴地跑到自由工人村庄抢劫用物去了。）
起义者们用自卫人员的武器武装了自己（被消灭的警卫人员后来全埋葬在科契马斯基地），他们又攻占了邻近的一个劳改点。然后决定联合起来去攻打相距只有六十公里的沃尔库塔市。但是，谈何容易！空降伞兵部队切断了去沃尔库塔的道路，超低空飞行的强击机向起义者猛烈扫射，他们只有四散清逸。
接后便是审判、枪毙、判刑二十五年或十年。（顺便也给许多没有参加行动而留在劳改有的人“刷新了”刑期。）
十分明显，从军事上看，他们的起义是毫无希望的。但是，谁能说慢慢地消瘦，慢慢地死去更有希望呢？
其后不久就建立了特种劳改营。大部分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挑选出来了。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一九四九年在别尔拉格特种劳改营的下河图里亚赫分部发生过一次大致相同的事件：解除警卫人员的武装，缴到七八支冲锋枪，从外部向劳改营展开进攻，击溃警卫队，切断电话线，打开劳改营大门。这一次，劳改营里可全是身上佩带号码的、带有烙印的、注定要毁灭而毫无希望的政治犯了。
可是，结果呢？
囚犯们也没有冲向大门……
带头暴动的人固然已经无可丢失，他们变起义为逃跑，分批向梅尔加方向逃去。他们在埃里根—托斯勘附近受到部队和小型坦克的堵截（指挥战役的是谢苗诺夫将军）。
暴动者全被打死。
记得有个谜语：世界上什么最快？谜底是：思想！
这是对的，但又不对。思想，它有时也很慢，啊！简直慢得很呢！人，人们，社会，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对于自己的真正处境，往往要经过艰难的道路，而且往往是很晚，才能有所认识。
斯大林把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赶往特种劳改营的时候，他几乎是在得意地显示自己的权力。本来这些人已经被他十分牢靠地看管起来了，但他却还要施展诡计，想控制得更好。他指望特种劳改营会使这些人更害怕。结果适得其反。
斯大林在世时制定的整个镇压制度的基础，是将心怀不满的人们隔离齐；不让这些人彼此见面；不让人们知道总共有多少这样的人；使全体人民（包括心怀不满的人本身）都相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心怀不满的人，有的只是极个别的心灵空虚、怀恨在心、注定要灭亡的孤独的个人而已。
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却成千上万地集在一起了。他们数了数，而且他们明白了：我们这些人的心灵远远不是空虚的，而是具有对生活的崇高认识；这些人对生活的认识远比那些看管和出卖他们的人高尚得多，远比那些极力证明这些人为什么应该烂死在劳改营里的“理论家”们高尚得多。
特种劳改营的这个新情况起初几乎并未引起任何人注意。表面上似乎一切都是普通劳改营的继续。不错，一向构成劳改营体制和管理当局的支柱的刑事犯渐渐不那么神气了。但是，看守们的加倍凶恶和强管棚面积的不断扩大却似乎又补足了这方面的削弱。
可是，有一件事值得注目：随着刑事犯之有所收敛，失盗现象消失了。如今人们已不再用怀疑的目光，而是用亲切的目光看着身旁的人了。我说，朋友们，我们也许确实够得上是……政治犯吧？……
如果是政治犯，那么，躺在床上或坐在小队的火炉旁时，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可以更随便些吗。当然。得瞧瞧周围，看看旁边站的是谁。其实，管他呢；让他听着好啦，反正已经判了二十五年，还能怎么样？
从前，整个劳改营的心理状态是：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反正找不到正义和公理；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而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开始消失了。为什么找不到？为什么将来还会如此？……
囚犯作业队里的窃窃私语的内容开始改变了：人们不再谈每人的口粮多少，不再议论烂菜汤，而是谈论一些在外界无法听到的事情，而且这些议论越来越随便，越自由，越大胆了！这时，队长们也突然意识到他的拳头已不再具有左右一切的力量：有些队长的拳头根本就抢不起来了，另外一些队长抢拳头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不那么有力了。有时候队长也会放下架子，坐到旁边来听一听，跟着说上几句。这样，队里的人便开始把队长也看作自己的伙伴了：他也是自己人！
队长们经常要为各种小问题去生产计划处或会计室：商量给谁减不减口粮，把谁派到什么地方干活等等。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新空气、某种朦胧的严肃性、责任感和某种新的意义传染给了在那里工作的杂役们。
那些杂役们（尽管还远远不是全部）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当年他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时候，曾强烈地希望在这里抢到一个杂役的职位，现在终于抢到手了。那怎么反而不像在普通劳改营那样过得舒服了呢？现在他们不是可以关在小屋里做油焖土豆吃、和其他杂役住在一起、离开那些干活的人吗？不！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些并不是主要的。为什么？那么什么是主要的？……他们已经不好意思像在普通劳改费那样夸耀自己怎样吸别人的血，怎样靠别人过活了。杂役——这些看守的帮手们也开始在干活的人们中间交几个朋友，有时竟会把自己的干净新棉衣和别人的脏衣服构在一起，愉快地同干活的人们躺在一起聊天，度过星期日。
从前，普通劳改营的囚犯可以粗略地分为几大类；杂役和干活的人；普通刑事犯和犯第五十八条的人。现在却不同，分类更复杂、更有趣了：同乡，信仰同一宗教的人，饱经世事的人，有学问的人等等。
劳改营当局是不可能很快发现并理解这种情况的。可是派工员们已经不再带着那一米长的打入木棍，甚至不像从前那样吼叫了。他们现在是和和气气地同队长们讲话，例如：喂，科莫夫，该叫人们上工了吧！（并不是派工员的心灵上起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空气中似乎出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新东西。）
但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点点变化要经过多少岁月，多少岁月啊！它比季节的更替还要缓慢。而且这些变化并未波及所有队长和杂役，它只影响了心灵深处多少还保留着一点盖满了灰土的良心和友爱的那一部分人。而甘心当坏蛋的人仍旧可以顺利地当他的坏蛋。认识上的真正进步，思想上的震动，英勇的向前迈进，还都没有发生。劳改营依然是劳改营，我们照旧受压迫行无可奈何。一我们的出路仍旧只有钻过层层铁丝网朝草原逃跑、而他们则是用冲锋枪扫射我们，放出军犬咬我们。
勇敢的思想，不顾一切的思想，逐步前进的思想，这就是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到不是我们从他们那里逃跑，而是让他们从我们这里逃跑呢？
这个问题一旦被提了出来，一旦有多少人想到了这个问题并把它提了出来，有多少人听到了它，劳改营的逃跑时代也就从此结束，一个骚乱的时代便宣告开始了。
但是，怎样来开始这个时代？从哪里开始？我们已被束缚住，被许多触须缠住，没有行动自由呀！到底该从哪里入手呢？
看来像最简单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很不简单的。早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有人想到过应该把眼线们干掉。那时候也曾有人安排过：从木材垛上滚下一报原木把眼线砸到涨了水的河里去、这类事在这里也不难想到呼！那么，该首先剁掉哪些触须呢？好像大家都知道，但却谁也不真正知道。
实然，有人自杀了。在“第二号”惩戒工棚发现一个人上吊了。（我是根据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情形叙述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的。在其他特种劳改营里，经过情形也大致一样。）劳改营当局并没有感到什么麻烦，把死人从圈套里卸下来，拉出去扔掉完事。
队里的人们却互相传说着。那人是个眼线，不是自己上吊的，是把他吊死的。
警告！
劳改营里有很多卑鄙的家伙，其中吃得最饱、最粗暴、最无耻的要算食堂管理员季莫费·斯某。（我不是要隐瞒他的姓氏，实在是忘记了。）他甚至有自己的卫队——一伙吃得肥头大耳的炊事员，还豢养了一批家奴，打手，是那些经常在食堂打零工的人。他和这批打手对囚犯们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了。有一次，他毫无道理地打了一个矮小黝黑的“小鬼”。平常，他打的是谁，他向来是不放在心上的。可是，在特种劳改营里长大的、受到近年来新气氛熏陶的这个“小鬼”可不是普通的孩子，他是个穆斯林。劳改营里有很多穆斯林。这些人可不比普通刑事犯。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在日落前在营区西部把额头贴在地上或高举双手作祈祷（普通劳改营还有人嘲笑他们，这里却没有人笑）。这些伊斯兰教徒有自己的领袖，而且在近来的新气氛中仿佛也组成了自己的代表会议。于是，教徒们作出了决议：报复！
星期日大清早，当那些家伙还赖在热被窝里的时候，被打的“小鬼”和另一个北高加索的印古什族人悄悄潜入了杂役们住的工棚，找到斯某住的房间，两刀子就迅速结果了这个体重足有九十多公斤的家伙。
但是，当时人们还多么不成熟啊！这两个人竟没有企图遮盖一下自己的脸，也根本没想逃跑，而是离开尸体，拿着带血的刀子，怀着已经尽到义务的满意心情，坦然走去向看守自首了。他们将要受到审判。
这都是摸索前进中的探索。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或许也还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堂堂正正的公民却在继续向前探索：这是不是那需要抓住的主要一环啊？是不是就应该通过这一环打断整个锁链？
“打死眼线！”对，就是它，就是这一环！把刀子捅进眼线的心窝！制作刀子，杀死眼线——对，就是它！
现在，当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墙上书橱里的一排排人道主义书籍正在威严地注视着我，它们那灰暗无光的陈旧书脊，像透过薄云闪烁的星光一样，不住地向我投来责难的闪光，似乎在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应该用暴力获取！一旦我们拿起剑、刀、枪，我们便会很快地同那些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和暴虐者同流合污了。那就会没有止境……
会没有止境！现在，在这里，在温暖而洁净的屋里，我坐在夏邑的写字台旁，我也完全同意这一点。
但是，应该自己试试无辜地被判上二十五年刑，身上缝上四块号码布，两手经常要背在身后，早晚两次受到搜身，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别人的小汇报而被拖进强管制工棚，永远地被踩进泥坑里，……试过这一切之后，从那里，从那个泥坑里，你才会感觉到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说教统统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大闲人们的废话！
会没有止境！？……那么会不会有开端？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线希望呢？
被压迫人民得出的结论是：仁慈是无法根绝凶恶的。
眼线们也是人？？……劳改营看守们向每个工棚宣读了必须传达到整个彼斯强拉格所有囚犯的恐吓命令：关押女囚犯的某劳改点有两个姑娘（其出生年月表明她们都很年轻）进行了反苏谈话，因此，经过由……组成的法庭判处……
这两个姑娘都是已经判了十年刑的，她们曾躺在床上小声谈心。是哪个死畜失去给她们告密的呢？这个告密的畜生不也是被判了刑的吗？眼线们还算得上什么人？！
没有怀疑了。可是，要开始最初几次打击毕竟不那么容易。
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怎样开始的。（所有特种劳改营里都开始杀人了，甚至关押残废的斯帕斯克营分部也开始了。）我们这里是从杜波夫卡押来一批犯人之后开始的。这批囚犯基本上是西乌克兰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子”。他们在各地对整个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他们推动了这辆大车。是这批杜波夫卡来的囚犯给我们带来了骚乱的杆菌。
从游击队员的小路上直接被抓到劳改营的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关在杜波夫卡的时候就已经认清了环境。在押囚犯们的冬眠状态和奴隶般驯顺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决心自己拿起刀来。
在杜波夫卡，他们）的觉醒带来了骚乱、火灾和劳改营的解散。但是，过于自信的、瞎了眼的劳改营主人们（这也难怪，他们已有三十年未曾遇到过任何反抗，已经习惯于无人反抗他们了。）甚至没有想到该把转押到这里来的骚乱者同我们隔离开。他们反而把这批人分编进全营的各个队了。这是普通劳改营采用的办法。把人分散开就可以使抗议的声音湮没掉。但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开始自我净化的环境中这种办法却只能有助于火舌尽快地吞噬整个劳改营。
新来的人们跟着各个作业班一起出工，但是他们根本不干活或者只是做做样子，他们躺在有阳光的地方（正是夏天I）小声谈天。这时候、从旁看去，他们很像那些合法地这样做的刑事犯：他们也同样年轻、养得很好、身体健壮。
但是有一条法规越来越清楚了，不过这是一条新的、令人吃惊的法规：“谁混灭了天良，谁今夜去见阎王！”
如今，杀人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比逃跑最多时期的逃跑还要频繁。这些谋杀事件的作案者都很有把握，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晓：谁也不拿着带血的刀子去自首。人们保存着自己的生命和刀子还要去做别的事呢！他们最喜欢的时刻是清晨五点钟。每天这时候看守们便来打开工棚的大门，打开之后走去开下一个工棚，这时囚犯们几乎还全在睡觉。于是戴着面具的复仇者便悄悄溜进早已看准的房间，走近那张早已看好的床，准确而万无一失地杀死那个已经醒来并尖声嚎叫的或者尚在睡梦中的告密者。在确信他已经死去之后。复仇者们才在重大方地离去。
他们是戴着面具的。看不见他们在眼上的号码，号码布撕掉
或者盖起来了。但是，即使被杀者旁边床上的人根据体形或面部
轮廓认出了是谁，他们非但不会急于主动去报告，而且在审讯时，
甚至在监狱“教父”的威胁之下，也不会投降，他们会坚持说：
“不，不，我不知道，我没看见！”而且这已经不单纯是根据那条
为一切被压迫人民所掌握的古老真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
不得”——在行事了，这也是在保全自己！因为谁要是说出来，谁
也就会在下一个早晨五点钟去见阎王；行动特派员对他表示的好
感丝毫也帮不了他的忙。
这样．杀人（虽然才发生了不到十起）便成了一种常规，成
了一种通常现象。囚犯们早晨去洗脸和领早饭时往往互相打听：今
天又干掉了谁？在这个令人不寒而采的体育项目中，囚犯的耳朵
听到了在地下后起的正义的战鼓声。
这事是完全秘密进行的。只要某个人（一个公认的权威人
士）在某处向某人提出一个名字：干掉这个家伙！至于由谁去干，
哪一天干，从哪里弄到刀子，这些他就不必管了。至于管这些事
的战斗队员们，他们也只知道自己必须执行法官的判决，但不知
道法官是谁．
必须承认，在眼线们并无正式文件任命的情况下，这个没有
建制的、不合法的、无形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却远比我们所知道的
一切法庭、三人小组、军事审判庭和特别庭所作的判决要准确得
多，错误少得多。
囚犯们把这种杀人叫作“屠宰”。这种屠宰准确无误，后来甚
至发展到白天干，几乎是当众进行了。从前在罗斯托夫市担任过
相当高级的内务部职务的一个大坏蛋，一个身材不高、满脸雀斑
的家伙，现在是囚犯工棚的“棚长”，他就是星期天白天在“马桶
间”被杀死的。人们已经变野了，大家都挤到马桶间去观看那血
淋淋的尸体。
后来，人们开始寻找那个出卖了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计划的告密者。（劳改营当局察觉此事后，急忙把从杜波夫卡押来的主要人物统统关进了八号工棚惩戒室。但是，没有这些人，屠宰照常进行。）复仇者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在营区内追赶那个告密的眼线，眼线朝着管理处的工棚猛跑，复仇者在后面紧迫，眼线一头。钻进劳改营分部主任、大胖子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办公室，复仇者也紧跟进去了。这时少校正坐在圈椅里，劳改营的理发员在给他刮脸。根据劳改营的规章，少校在营区内是不得带武器的。猛然看到闯进来几个持刀的人，少校吓得魂不附体，推开剃刀从圈椅上跑下来，连呼饶命。他以为人们是要宰他。看到人们当面杀死了那个眼线，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没有一个人企图杀害少校。刚刚开始的这个运动有一条规定：只杀眼线，不触动看守和劳改营头头们）。但是，少校还是趁机从窗户跳了出去。脸刮了一半，还系着白围裙，他就径直朝岗楼跑去，拼命地叫喊：“了望塔！开枪！了望塔，开枪啊！”但是了望塔上并没有开枪……
还有一次，眼线没有被当场杀死，他挣脱掉，带着刀伤跑进医院。医院里给他作了缝合包扎。但是既然少校都吓得求饶，医院能救得了他吗？两三天之后眼线被杀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五千人的大劳改营里只杀死十几个人。可是，刀子每砍下一次，缠在我们身上的触须就脱落一批。感觉到像是吹来了一股爽人肺腑的清新空气！表面上，我们似乎仍旧是囚犯，还关在劳改营里，但实际上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因为我们自从有记忆以来现在才平生第一次能够公开地大声说出自己所想的一切了！没有经历过这一转变的人是想象不出这种自由的！
如今眼线们“有眼无线”了！……
在这之前，行动处的人向来就可以随意把某个囚犯白天留在营区，几小时几小时地同他谈话。谁知道谈什么呢？！是要他汇报？给他新的指示？从他那里摸清那些还没有作什么、但可能作些什么的与众不同的囚犯？了解那些将来可能成为反抗中心的人物？
过去，每到晚间，全队的人下工回来后自然会向这个人提出问题：“今天为什么把你留下了？”而被留的人总是回答说：“就是给我一些照片看，叫我认认人……”不知他说的是实话，还是拿这种谎话作掩护。
战后这些年，确实常常把一些人的照片拿给囚犯看，让囚犯辨认出战争时期遇到过的人。但是，总不可能给所有的人都是着照片吧，也没有这种必要啊。可是谁回来都这么说，自己人和告密者都这么回答。于是囚犯之间便产生了相互猜疑，这猜疑也就迫使每个人不敢再同别人讲话和来往了。
如今，猜疑消除，空气净化了！如今，契卡行动人员如果命令谁不出工，想把他留下来，这个人竟会不留下来。这不可能！从肃反委员会成立，到政治保卫局，到内务部，几十年来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他们召唤去的人竟不是怀着一颗激烈跳动的心急忙凑到跟前去，竟不是摆出一副谄媚的面孔迈着碎步紧跟在他们后面走去，而是傲慢地（因为本队的人们都在看着他呀！）拒绝去！这不可能！如今，仿佛在派工地点上空有一台看不见的天平在摆动：天平一头的小盘里放满了各种熟悉的怪影：侦讯室、拳头、棍棒、整夜罚站、站笼隔离室、阴冷潮湿的禁闭室、老鼠、臭虫、军事法庭、加判第二次刑期、第三次刑期。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一瞬间的事，这只是一盘慢慢磨碎骨头的大磨，它不会在一瞬间把你全部吞噬掉，经过这一切之后，人还有可能活下来，这里所有的人不是都经历过这些吗？
而放在天平另一端的小盘里的东西很简单，只是一把刀。但这把刀就是为你这个退让的人准备的！这把刀就准备插入你的胸膛，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而是明天一清早，而且任凭它什么“契卡格勃”都没有力量救你这一命！这把刀并不长，但恰好可以插入你的肋下；它甚至连个正经的刀把也没有，只是用绝缘胶布把没有刃的一头缠了起来，但这样才有摩擦力，正好拿住，不容易从手里滑出去！
归根结底，还是这后一个充满活力的威胁更有分量！它给予一切软弱者们以力量，帮他们摆脱蚂蟥的纠缠，使他们跟着班集体走。（它也给予这些人以辩护的口实：我是想留下来的呀，首长；可我怕挨一刀……您当然没有受到这种威胁，所以修不能想象……）
还不止这些。如今不仅行动特派员和劳改营其他主人召唤人的时候人们不敢去了，而且人们也不再敢随随便便往营区邮商或上级设的申诉意见箱里投个信封或一张写了字的纸了。每当需要投一封信或投寄什么申诉书时，人们总要先拿给别的人看看：‘喂，你可看看，检查一下，这可不是告密信．来，跟我一起投进去吧！”
现在，劳改营当局变得既聋又瞎了！表面上，大肚皮少校和他的副手普罗科菲耶夫大尉（也是个大肚皮）以及所有看守仍旧自由地在营区走来走去，毫未受到威胁，照旧在我们中间走，盯着我们。但他们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如果这里没有告密者，穿制服的人是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的：在他走近之前人们就不说话了，转过身去，藏起来或者走开了……也可能旁边就有渴望着出卖同伴的忠实情报员在那里着急，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人敢于发出任何一个暗号。
几十年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机关赖以建立其成信和荣誉的那个情报机器现在失灵了。
表面上，还是那些作业班组，囚犯们还是到原先的工地去劳动。（我们这时已经商量好要对抗押送的卫兵。我们不允许他们调整我们五人一排的队伍，不让他们在中途点数。我们达到了目的。一旦我们中间没有了眼线，连冲锋枪手也显得无力了。）我们也劳动，做到一般地完成任务。回生活区的时候像从前一样让看守搜身（可是，刀子却从来未被发现过！）。实际上，现在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已经不是劳改营当局硬性拼凑的劳动班组，而是别的人类联合体，首先是民族。产生了眼线们无可奈何的民族中心：乌克兰人的、穆斯林的、爱沙尼亚人的、立陶宛人的。而且这些中心得到了巩固。这些中心没有人选举，但是它们按照年龄、智慧、受迫害的程度等等十分合理地自然形成了，所以它在本民族的人们车间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显然。也成立了各个中心的联合机构，类似所谓“民族协商会议”之类的东西。
这里应该及时说明：并非一切都像勾画主流时所看到的那样纯净而顺利、也有过一些所谓“温和派”和、“极端派”之类互相竞争的集团已自然，这里也有个人之间的好恶和感情成分在起作用。个别想当“领袖”的人的自尊心在作祟。有些年轻的“牛犊子战斗员”还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其中某些人只想到自己既然于这份”差事”，就应该吃得好些，他们为此就直接去威胁卫生所的炊事员，要求给他们开额外的病号饭，如果炊事员拒绝，他们就把炊事员杀死，不顾什么道义标准——已经干惯了，而且有刀子和面具在手嘛！总之。在这个健全的核心中也慢慢开始滋生蛀虫了——它几乎是古今中外一切革命运动中司空见惯的、不足为奇的。必然会有的附属品！
也发生过一次单纯的差错。一个诡计多端的眼线不知怎么嗅到了气氛。因此，他睡觉时再三恳求一个爱劳动的老实人和他换换床位、老实人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那个老实人被杀死在床上。
尽管有这一类偏差．但大方向始终十分明确而清楚，并且也取得了预期的社会效果。一劳动的作业班组还维持原样，数目还是那么多，可是，奇怪，劳改营里感到缺少班长了！这对古拉格群岛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起初。这种“人员流失”现象是自然的：有人住进了医院，有的人刑期快满、被调进总务大院了。但过去派工员周围总是有一群贪婪地想捞到这个职位的人在等待着：为取得班长职位还要送一块黄油，送一件绒线衫呢！现在，不但没有人再贪图班长职位，反而是有些班长每天跑到政工处去磨，请求尽快撤掉他。
如今，队长们从前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压制、强迫——已经失灵了，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地想出一套新方法来的。班长的人选越来越成问题，以至于派工员不得不亲自到工棚同大家一起抽支烟，聊聊天，顺便向大家请求。“小伙子们，作业班总不能没有个头头吧。这可不像话呀！嗯？你们随便选一个吧，选出来，我们马上批准！”
后来，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因为一些班长开始往加强管制棚里逃跑，好在石砌的监狱里找个藏身之处1不只是班长，还有象阿达斯金之类的施工员吸血鬼，还有一些眼线，他们在暴露之前或者在感到事情不妙、名单就该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大吃一惊，急忙逃跑到加强管制工棚里去！这些人直到昨天还在人群中装好人，还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示自己赞成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囚犯中间谁敢不这么说！），昨天晚上他们还同大家一起睡在公共工棚里（其实，昨晚睡着了吗？是不是在那里紧张地思考对策，随时准备着闪开刺过来的刀子，并在暗中发誓这是最后一晚住在这里了呢！？），可是今天却突然不见了。于是，值目的囚犯得到命令：把某人的东西收拾一下，送到加强管制工棚去！
这是特种劳改营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它既可怕，又有趣。现在不是我们逃跑，而是他们从我们这里跑掉；从而使我们这里净化！这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空前的、不可想象的时期：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夜里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了。报应已经不再等到来世，不等待历史作出判决，而是一把刀子明天早晨就会使你得到报应，这报应是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光明正大者感到脚下的营区土地柔软而温暖，叛徒则感到脚下的土地像针毡，像在燃烧！这种情况只有在童话里可以想象得出，而对于营区以外的空间，对于我们的外界自由社会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过去从未看到过，或许将来也不可能看到的。
阴森森的石砌加强管制工棚早已经扩建完了。小小的窗孔外面装着罩斗。它阴冷、潮湿、黑暗。周围是大厚木板筑接起的坚固围墙。劳改营主人为了关押那些不听话的、逃跑的、顽固不化的、牢骚满腹的勇士们而精心建造了这加强管制工棚，不料如今它竟忽然不得不接受眼线、吸血鬼和凶恶的打手来休息养老了！
应该说，第一个想到去找契卡人员的人，想到凭着自己长期忠实的效劳而请求他允许自己躲进石头房子。从而逃避人民那愤怒惩罚的人，还是相当聪明的。人们自己要求住进更严格的监狱，不是逃出监狱，而是逃进监狱，自愿地同意不再呼吸新鲜空气、不再见到阳光，——这种情况似乎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呢！
劳改营首长和行动人员对于最初逃进来的几个人表示了同情，倍加爱护地把他们收留起来；毕竟是自己人嘛！给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里挑选了最好的房间（一些说话刻薄的人把这种地方叫作“储藏室”），给他们发了床垫子，命令把他们屋里的炉子烧暖和点，允许他们每天出来散步一小时。
但是，“继第一批聪明人之后，不那么聪明但却同样渴望活下去的人们也跟上来了。（某些人逃跑时还没法替他保留面子：谁知道呢，说不定将来还得回来同囚犯们住在一起？大辅祭鲁德丘克逃进加强管制棚之前就有过一场表演；晚上熄灯号之后，几个看守突然来到他的房间表演了一场严格搜查的戏，甚至连床垫子都撕开了，然后就“逮捕”了鲁德丘克并把他带走了。不过，囚犯们很快就确切地得知，这位喜爱绘画和吉他琴的骄傲的大辅祭也住在拥挤的“储藏室”里）眼看这种人已经有十名，十五名，二十多名了！（我们用劳改营长官的姓给他们命名为“马切霍夫斯基班”。）于是，不得不压缩有效面积而开辟第二个“储藏室”。
不过，眼线只有当他们混在群众中间而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才是需要和有用的。眼线一旦被发现就一钱不值了，他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劳改营里起作用。因此，现在只好让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白吃饭。他们又不去参加劳动，毫无益处。不行，就算内务部对他们慈善吧，也总有个限度吧！
于是，当局就制止了这股求救的水流。来迟了的。对不起，你就留在工棚披着羊皮等待那一刀吧。
告密者也像是摆渡的船夫：这时需要你，事后不相识。
劳改营当局关心的是对应措施，是怎样才能制止囚犯们这可怕的运动，并且挫败它。他们习惯于做的，也是他们实际上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命令。
这些掌握着我们的身心的人们最不愿意承认我们的运动是政治运动。因此，在那些气势汹汹的命令中他们把已经开始的这个运动统统称之为匪徒活动（这些命令由看守们到每个工棚里来宣读）；，大概他们觉得这样称呼比较简单、容易理解，也更亲切吧。不久前，他们把真正脱匪徒冒充“政治犯”送到我们中间来当“眼线”，现在呢。相反，政治犯——第一次成为政治犯的人——却又被叫作“匪徒”了。命令里只是笼统地宣布：一这些匪徒必定会被发现（眼下还一个也没有发现！），而且（更没有把握地说）这些人将会被处决！命令里甚至号召囚犯们起来谴责匪徒们并同他们进行斗争！……
囚犯听完传达之后，各自暗笑着散去。“劳改营军官们不敢把政治性的东西称为政治性的（虽然三十年来一向是不管侦查什么案件都任意扣上“政治”帽子的）。这使我们感到了他们的虚弱。
这确实是虚弱！把运动称为匪徒行为，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诡计。这样一说，劳改营当局就没有责任了。否则，它怎么竟然使得劳改营里发生了政治运动呢！？这样说的好处和必要性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因而上面也开始使用这种提法了：从州内务局和劳改营管理局到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内务部本身都是这么说。一个非常害怕公开报道消息的制度必然会喜欢同样地欺骗自己。如果被杀死的是看守或军官，那他们就无法回避适用第五十八条第8分条《恐怖行动》，不过，那他们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判处枪决了。现在，他们看到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可以把特种劳改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描绘成“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这是震撼过整个普通劳改营的，也是由古拉格群岛的领导当局自己发动起来的战争。
“狗咬狗的战争”值得在本书中单独写一章，但为此还需要收集许多材料。我只好请读者去阅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研究报告《罪恶世界随笔》，虽然那里面写得也不够全面。
简单地谈谈吧。“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大约爆发于一九四九年（经常发生的小偷与“母狗”〔狗腿子〕之间个别人的互相残杀又当别论）．一九五———一九五二年间曾大打特打。那时，盗贼世界分化为各色人物的小集团：除了纯粹的小偷和“狗腿子”之外，还有：不择手段派（“不择手段的窃贼”）、所谓“马赫诺分子”、大捞派、酿酒派、“小红帽”、魔手派、带棍派以及其他种种。
到了五十年代那个时期，劳改营的领导苏门已经不大相信那绝对正确的理论所教导的改造刑事犯的办法了。因此，它似乎下决心要摆脱这一负担，于是它便开始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忽而支持这一派，忽而支持另一派，利用受支持的派别的刀子去干掉另外一些人。这种屠杀曾公开地、大规模地进行。
后来刑事惯犯中的凶手们也学会了对付办法：他们或者借他人之手杀人，或者亲自出马，事后强迫别人承担罪责．一些年轻的普通犯人和当过兵或者当过军官的人，在可能被杀的威胁下，不得不把别人的杀人罪承担下来，从而按第五十九条第3分条“匪徒行凶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而那些盗贼团伙的头头们却在一九五三年依据“伏罗希洛夫”大赦令像没事人一样释放了。（不过我们也不必进住：后来他们又一次次地进了监狱．）
当我们的报刊上又掀起一阵风，并且刊登一些奢谈改造的多情故事时，字里行间偶尔也会透露一些关于劳改营残杀事件的消息（当然是十分模糊不清而且不真实的）。这些消息中往往故意地（为了对历史进行隐瞒）把“狗战”和特种劳改营里的“屠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杀人混为一谈。劳改营题材是大家所感兴趣的，人们都贪婪地阅读这类文章，但是从这些文章里却什么也弄不懂（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些文章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消息报》上就发表过一篇疑点百出的所谓记实性中篇小说，出自记者加利奇之手。里面说，主人翁科西赫从劳改营里写了一封长达八十页打字纸的申诉信，感动了最高苏维埃。（第一，请问，科西赫哪里来的打字机？是从行动人员那里借来的吗？第二，谁会去读这长达八十页的东西？还没有看完第一页就该打呵欠了。）并且说这个科西赫曾被判刑二十五年，是由于在劳改营里的案件被第二次加刑的、那么究竟是由于劳改营里的什么案件？为了什么增加刑期的？说到这里时作者加利奇表现了我国新闻记者的一般特点：含糊其辞，叫人摸不着头脑。读者不明白：科西赫究竟是在狗咬狗的斗争中杀了人，还是犯了杀死眼线的政治性杀人？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了：如今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把一切杀人都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匪徒行为。请看这家中央报刊是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一点的吧：“贝利亚的走狗们（是啊，一切都往“大灰狼”身上推吧，总不会错，大灰狼什么都能承担下来！）当时在劳改营里掌握着权力。（当时？那么在这之前呢？现在呢？）那些本来应该认真执法的人却用自己的肆意妄为代替了严明的法律。（怎么回事？违背唯一的指令？谁敢这样做？）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囚犯之间排技山间，制造仇恨（着重点是我加的，这句话倒是实话。———作者注）（利用眼线的办法当然也包括在这个提法之内了）。那是一种畸蛮的、无情的、人为地煽动起来的仇恨。”
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办法来制止劳改营里的杀人事件，自然是办不到的，因为杀人者本来就已经被判二十五年了。于是，－九六一年又颁布了新命令：在劳改营里杀人者处死刑，当然也包括杀死眼线的人在内。赫鲁晓夫发布的这条命令倒是斯大林时期的特种劳改营所需要的。
他们就是这样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枪毙劳改营内的凶手的权利，也就是说，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对应措施了。他们无法制止这场越演越烈的运动。
发布的命令没有奏效。囚犯们并没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进行谴责和斗争。因而劳改营当局便采取了第二项措施：对整个劳改营实行惩戒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所有日常的自由时间，即除开劳动之外的全部时间，包括星期天，我们都必须像在监狱里一样被镇在屋里，必要时使用马桶，饭也在工棚里吃。人们用大桶把粥和烂菜汤送到工棚里来，食堂里空无一人。
这个办法使人很难忍受，不过，它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在工地上完全变得做做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来。更主要的是这给看守们增加了一项额外负担：他们现在不得不经常在劳改营里拿着钥匙从这头跑到那一头，一会儿要给倒马桶的卫生值日开门关门，一会儿要开饭，一会儿又要把病人押送到卫生所去，再从卫生所押回来……
劳改营当局原来指望我们受不住这种严格的制度，因而会恨那些杀人者，把他们招供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有精神准备，认为忍受一下还是值得的。当局的另一目的是：现在每个工棚总是关着，这样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别的工棚去杀人，而本工棚里的人总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又是一个凶手也没有找到，大家还是都“没看见”，“不知道”。接着又在工地上把一个人的脑袋打了个窟窿。这就更是关闭工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惩戒制度废除了。又想出另一个办法：修建一道“万里长城”——一道大墙。这道墙的厚度是两块土坯长，高四米，就修在劳改营区中部，用它把营区分割为两部分，但暂时先留下一个豁口。（这个计划适用于全部特种劳改营。其他许多营已经把整个营区部分割成若干小区了。）这道墙对于外部的村庄毫无防护意义，因而托拉斯不会支付这笔建筑费用，所以整个建筑的担子全落在我们这些囚犯身上：制作土坯．翻晒土坯，搬运、糊墙等全部工作都要我们在星期天和下工回来之后的时间（夏天天长）完成。我们十分讨厌这道墙，明知当局叉在准备某种卑鄙勾当，可是不能不干。我们得到解放的程度还很小啊，只是头脑和嘴巴解放了，从肩膀直到月间整个身手仍旧和从前一样陷在奴隶的泥潭中。
发布恐吓命令、实行惩戒室制度、修境——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监狱里的思维方式。可是，突然，怎么啦？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作业税则到摄影室去，给每个人拍照片，态度客气，而且不是让你戴着那个狗脖套一般的号码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头摆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请你随便坐下，随便摆个什么姿势，愿意怎么照就怎么照。那些爱劳动的人们还听到了文化教育科长“不小心”据出来的一句话：照像是“为了办理证件”。
办理什么证件？囚犯需要什么证件？……一种兴奋的心情在囚犯们中间传开了：会不会是为了解除看管在准备出入证？会不会是……？也许……？
有一个回家度假的看守回营了。他（当着凶犯们的两）大声对别的看守说，旅途中他看见过好几列火车，满载着释放回家的人，被释放的人们用标语和绿树枝把列车装饰起来，高高兴兴回去了。
天啊！心脏在激烈地跳动！是自，早该如此嘛！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先从这件事做起的！莫非终于开始做了吗？
还听说有人收到了家信，说他的邻居已被释放，现已回到家里！
忽然，有一个已经拍过照片的班被某个委员会传去谈话。要求一个人一个人地进去谈。斯大林的照片下面摆着铺了红布的桌子，桌旁坐着几位劳改营军官。但不仅是他们，另外还有两个在劳改营从未见过的陌生入，一个哈萨克人，一个俄罗斯人。这些人庄重地坐在桌旁，面带微笑，在填写着什么表格：姓、名、父名、一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经习惯回答的触犯刑法多少条、判刑多少年和刑满日期，而是详细的家庭状况。妻子、父母、有无子女、子女的年龄、现住何处、住在一起还是分居。所有这些全都记下来了！……（委员会的成员还时而提醒记录人员：把这点记下来！把这个情况也写下来！）、讯问的问题很奇怪，触及人的痛处，但又令人愉快！听到这些问题，连那些已变成铁石心肠的人也很不得大哭一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听到的一直是那不连贯的嚎叫声：犯哪一条？利期？判决机关！？突然，这么一些和颜悦色、严肃认真、通情达理的军官坐在你面前，慢条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询问你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连自己都不敢去触动它，有时躺在床上和邻床的人说上一，两句，或者一两句也不敢说，……这些军官（对呀，去年十月革命节前夕不就是这个军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没收掉，给你撕得粉碎吗！你忘了？现在原谅他了？），这些军官现在听到你说妻子已经改嫁，父亲已经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儿子时，对你深表同情地叹着嘴，他们互相交换一下眼色，摇摇头。
是啊，这些军官不是坏人，他们也是人，只是因为他们担负的这种狗差事才……各个项目都已填完，最后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嗯，那么你B已希望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父母住的地方，还是你从前住的地方？……”
“什么？我……就住在第七号工棚呀……”囚犯睁大眼睛回答说。
“这我们当然知道！”军官们笑了。“我们是问。你希望住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吧，假如把你释放了，那么给你的证件上该填你要在哪儿落户呢？”
囚犯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是阳光、彩霞……他的头脑懂得，这是梦，是童话，这不可能，他的刑期是十年或二十五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满身泥土，明天还要被赶到工地去劳动。但是几个军官，包括两名少校，却明明坐在面前不慌不忙地、深表同情地继续在问：
“你到底想上哪儿去，上哪儿？你倒说一个地方呀。”
囚犯的心脏跳得更快了，一种感激的暖流流遍周身。于是他就像个羞红了脸的男孩要说出自己心爱姑娘的名字似的，说出了内心中的秘密，说出了如果他不再是身带四块号码的、可诅咒的囚犯的话，他希望在什么地方度过自己的余年。
军官们把这个地点也记下来了！命令叫下一个人进来。而头一个人便疯人似地跑到走廊里，急不可待地把刚才的事情讲给同伴们听。
队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叫进屋里，回答友善的军官们提出的问题。五十个人中间只有一两个人苦笑了一下，回答说：
“呆在这个西伯利亚一切都很好，只是气候热些。能不能把我送到北极圈内去？”
或者说：
“请您这样写上：我生在劳改营，也要死在劳改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
军官们就这样同两三个班谈了话（全劳改营共有二百个作业班）。劳改营的囚犯兴奋了好几天：他们有的还争论呢！尽管一半人从未相信这一套。这种时候过去了！委员会后来再也没有找人谈话。其实，给囚犯“照像”并不花费什么钱，只是用没装胶卷的照像机咔嚓一下就行了。但是，要一组军官坐在那里亲切地向这些面貌可憎的囚犯问话，他们实在受不了。既然受不了，那么这一无耻的欺骗手段当然也就未能奏效。
（不过，还得承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九年建立这类严格管制的劳改营时，当然有过永久性计划。但是，曾几何时，一九五一年，它的主人们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表演这类亲切的把戏了。还需要有什么样的成功呢？为什么在普通劳改营时代他们没有被迫作这类表演呢？）
于是，刀子又开始闪光了。
于是，主人们决定：抓人。没有眼线，他们摸不准应该抓谁，但是，大概总有些怀疑对象和想法吧（说不定还是有人秘密地给他们通消息）。
一天，收工之后两个看守来到工棚，像是例行公事一般对某个囚犯说：
“喂，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这个囚犯看了看周围的同伴，回答说：
“我不去。”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极为平常的抓人，或者叫逮捕，我们是从来没有反抗过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原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啊：我不去！我们这已经得到解放的头脑现在终于懂得这一点了！
“为什么不去？”两个看守走到眼前来了。
“就是不去！我在这里呆着满好。”囚犯坚定地回答。
“他应该去哪儿？……为什么必须去？……我们不放他走！……不放他走！……你们走开！”工棚里四面八方都说话了。
看守们踌躇了一会儿，走开了。
他们又在其他工棚里试了试同样的办法。结果一样。
豺狼们明白了：我们已经不是从前的绵羊。现在他们抓人必须借助于欺骗手段，或者在岗楼里干，或者为了一个人而抓全班。想从群众中把一个人拆走，那是办不到的。
我们清除了污秽，我们摆脱了监视和偷听，我们翻身放眼一看，明白了。我们的人成千上万！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能够抵抗！
我们选定了眼线、告来者、叛徒这个环节开刀，抓住这个环节拉断整个锁链．这选择该是多么正确风过去就是我们中间的人在妨碍我们生活。就像古代的祭坛上一样，他们的血流出来了，我们消解了沉重的诅咒。
革命在高涨。原来似乎一度停息了的革命的微风，如今像飓风一般吹进了我们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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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摸索前进，扯断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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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与我们的警卫者而开的那条地沟，如今已经塌陷成一条深谷了。我们双方站在这深谷两边的斜坡上彼此打量着，都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了
说我们“站在”斜坡上，当然是形象的说法。实际上我们仍旧每天由我们的新班长带领着走去出工。（新班长或者是秘密选举出来、事先约定他要为大家服务的；或者还是原来的人，但现已变得十分通情达理、友善和关心群众了。）我们出工时并不迟到，大家尽量不给别人制造困难，也不再有人拒绝劳动。每天完成工作定额。看来，劳改营主人完全可以对我们团到病愈。我们也似乎可以对他们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近来根本不再大声训斥和威胁了，也不再借口一些琐事就关人禁闭；好像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见了他们不再脱帽了。如今，马克西缅科少校往往一直区到早晨派工之后才起床，傍晚收工时则常常等在岗楼附近，趁我们等待搜查的工夫同国犯们开一两句玩笑。他吃得他抱的。乐呵呵地望着我们，就像塔夫利亚地方的牧主望着草原上放牧归来的无数羊群一样。星期天偶尔也给我们放映电影、不过，修筑“长城”的劳动仍然十分繁重。
尽管如此，我们双方还是都在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不可能长久维持现状：不论我们还是他们，都感到有所不足。总要有一方发起进攻。
但是，我们还想争取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部毫无顾忌地公开说出来。（尽管仅仅是在劳改营隔离区的范围内，尽管一生中这么迟才享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但这种享受毕竟还是甜蜜的！）难道我们能够指望把这样的自由扩展到隔离区之外，或者带着它到外界去吗？不能，当然不能。我们还能提出什么别的政治要求吗？想也想不出来！且不说这是没有希望或不起作用的吧，简直就是想不出！身处劳改营中，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国家发生全面变化，也不能要求它取消劳改营，否则，人们会从飞机上朝我们扔炸弹的。
我们能够提出的自然而合情合理的要求只是：重新审理我们的案件，撤消毫无道理地强加给我们的刑期。但是，好像这也是毫无希望的。当前恐怖的臭气弥漫全国，越来越浓，在这种气氛中，法官们会觉得对我们大部分人的判决是合理的，而他们似乎也成功地使我们相信了这一点！再说，对案件进行复查似乎也提得很不具体，使群众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利用“复查”欺骗我们是最容易的：许诺，拖延，再派人来重新“调查”，这就可以拖上几年。即使是突然宣布要释放某人并且从工棚把他领走了，我们怎么知道不是把他带去枪毙，不是押往别的监狱，不是又给他判了新的刑期呢？
前个时期的所谓“委员会”表演的那场戏，不是已经充分说明这一切都是可以扮演的吗？当时甚至装成了未经“复查”就打算放我们回家的样子……
大家一致同意并且毫无疑问的只有一件事：要求取消最伤人自尊心的一些作法——工棚夜间不要上锁，拿掉马桶；去掉身上的号码；我们的劳动不应完全不给报酬；要允许一年写十二封信（其实，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里已经都做到了，那里甚至一年可以写二十四封信，但是难道那里可以生活吗？）
我们要不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看，我们已经这么习惯于不自由了，甚至不想去追求自由……
我们也认真考虑了方式方法：怎样提出这些要求？要作什么？很明显，两手空空的我们是对付不了现代化军队的，因此，我们的道路不可能是武装起义，只能是罢工。在罢工过程中，比方说，可以自动把身上的号码布撕下来。
但是，我们血管里仍然流着奴性血液。大家都从自己身上撕下那狗牌子似的号码布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就像架起机关枪走上街头一样是一件十分勇敢而大胆的、孤注一掷的行动；“罢工”这个词在我们听来是那么可怕，以至于不得不借助于绝食来支持：我们觉得，一如果在罢工的同时开始绝食，仿佛就能增强我们罢工的道义权利。对于绝食，似乎我们还拥有某种权利，但是，罢工？……我们一代又一代从来都是这样认为的：“罢工”这个词极端危险，而且，当然，是反革命的，它与“协约国、邓尼金、富农怠工、希特勒”等词汇属于同一类。“＿这样，我们自己就完全不必要地决定开始绝食，等于事先自愿地消耗掉自己在斗争中需要的体力（幸而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劳改营重犯我们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这种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