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
第二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包括为了强使某一部分国土脱离苏联的行动。对此的惩罚是直至枪决（下面每一分条都是如此）。
扩大的含义（这不能写在条文中，但可以由革命的法律意识提示）：任何共和国实现退出苏联的权利的一切企图，都在此列。须知“强使”一词并没有说明对谁而言。甚至如果某一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都愿意分立，而莫斯科却不愿这样做，分立就将是“强使”的了。因此爱沙尼亚的、拉脱维亚的、立陶宛的、乌克兰的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义分子一向很容易地依这一条文得到自己的十年和二十五年。
第三分条“给予同苏联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任何方式的帮助”。
这个分条提供了对任何一个在占领区生活过的苏联公民判罪的可能性，不管他是给德国军人钉过鞋后跟，还是卖过一束小红萝卜，或者是一个曾与占领者跳过舞并度过一夜因而提高了他的士气的女公民。并非每一个都曾依这一条文判过刑（由于在占领区生活过的人太多），但每一个都可能被判刑。
第四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异想天开的）帮助。
好像会发生疑问：谁能列入这一条呢？但是，借助于革命良心进行广义的释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合格的对象：所有在一九二O年以前，即在写成这个法典前几年出国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一九四四四五年）被我们的军队在欧洲追获的流亡者，都按五十八条4判刑：十年或枪决。因为他们在国外如果不是帮助世界资产阶级还能做什么呢？（通过音乐结社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境内也可以帮助。）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有的孟什维克（这一条也正是为他们制定的）以及后来国家计委和最高经委的工程师什1也都帮助过
它。
第五分条：促使外国向苏联宣战。
一项疏忽：应当把这一分条用于斯大林及一九四＊四一年在他周围的外交和军事人员。正是他们的盲目和丧失理智才造成了那种结果。不是他们那是谁使俄国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可耻失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同沙皇俄国在一九0四或一九一五年的失败相比的，是俄国从十七世纪以来从来未有的。
第六分条间谍行为。
这一条释读得如此广泛，如果把所有依这一条判刑的人结算一下，那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人民在斯大林时代既不是靠农业也不是靠工业或其他任何东西维持生活，而是靠给外国当间谍维持生活、靠特务机关的钱过日子。间谍行为这是一种十分简便的罪名，是无知的罪犯、有学问的法学家、报棍以及社会舆论都能理解的罪名。
这一分条释读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判刑不是直接因间谍行为，而是因：
IIIII间谍嫌疑（或者HIII未经证实的间谍行为．为这也能给你一个“整轴儿”！）甚而是因为：
CBIIIII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问如，你的妻子的熟人的熟人和一个外国外交人员的妻子在同一个女裁缝（她当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那里做一3一件衣服。
这些五十八条6、IIIII和CBIIIII是一些粘性很强的条文，它们要求严路看守、密切监视（因为特务机关也能把触须伸进劳改营和自己的宠儿接头），并禁止免除押解。总的说，任何大写字母条文，就是说完全不是条文，而是这种大写字母的吓人结合（我们在这一章里还要遇到另一些），经常带着神秘的气息，你永远不明白。它们到底是五十八条的增生物呢，还是某种独立的很危险的东西。带着大写字母条文的囚犯在许多劳改营里甚至比带着五十八条的囚犯还要受到压制。
第七分条：破坏工业、运输、商业、货币流通和合作社。
在三十年代这一分条极为盛行，并在简单明了人人能懂的暗害行为这个外号之下抓住了群众。确实，第七分条中列举的一切，每日每时显而易见地遭到破坏一总该有人负罪责吧？……千百年朱，人民进行建设，进行创造，向来是诚实的，甚至给老爷干活也是如此。从留里克时代起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暗害行为。可是当财产破天荒第一次归人民所有的时候人民的几十万优秀子弟却纷纷去进行暗害（条文里并没有使用暗害行为这个概念。但由于没有它便不能说明，为什么田里长草，产量下降，机器损坏，所以辨证的嗅觉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条恐怖行为（不是指苏联刑法典负有责任“说明……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的那种恐怖行为，而是自下而来的恐怖行为）。
恐怖行为的含义非常非常广泛；不光是在省长的轿式马车下放置炸弹才算恐怖行为，而且，譬如说，打了自己的私敌一记耳光，如果他是党的、共青团的、民警机关的积极分子，就已经构成恐怖行为。更不消说杀死积极分子从来也不与杀死普通人同样量刑（顺便说，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王法典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丈夫杀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党群众这就算丈夫走运，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条，是个普通犯，是社会亲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党员丈夫就成为带着五十八条8的人民敌人。
援引那个十九条，即将犯罪意图视同准备的条文适用第八分条，导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扩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胁积极分子“好，你等着瞧！”，而且连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妇的一句詈骂“咳，瞎了他的眼睛！”，也被认定是TH恐怖行为的意图，也可以当做从严适用本条的根据。（这听起来有点过分夸张，像是滑稽剧但这个滑稽剧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我与这些人一起坐过牢。）
第九分条用爆炸或者放火……实施破坏或者损毁行为（必定怀有反革命目的）。简称为破坏。
扩大化的作法是，强加以反革命目的（侦查员对于犯罪人脑子里想的事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工作和生产中发生的人所难免的疏忽、错误、失败都不能得到原谅，都被看成是破坏。
但是，对五十八条中哪一分条的解释，也没有象对第十分条那样广而无边，革命良心也没有燃烧到如此程度。它的原文是：“包含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这个条文的但书只规定了在和平时期的最低刑（不能低于！不轻于！），而最高刑则是没有限制的！
一个堂堂大国对自己公民的言论竟是如此恐惧！
这个著名条文的著名广义解释是：“包含号召的鼓动”可以理解为朋友（或者甚至是夫妻）间的私下谈话，或者私人信件；而号召则可能是个人的劝告（我们得出“可以，可能”的结论，是以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为根据的）。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思想，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强的，就早削弱I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颠覆！
“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谁就是
反对
我们！”
（马雅可夫斯基）
单份书写的信件、笔记、隐秘的日记，都可以理解为“制作文字材料”。
第十分条有了这样美满的广义解释，还有哪一种脑子里出现的、嘴巴里讲出来的或用手写下来的思想是它囊括不了的？
第十一分条是个特种条文，它没有独立的内容，而只是给上述各分条加重分量的添秤，适用于有组织地准备犯罪或者犯罪人参加了组织的情况。
实际上这一分条广义解释到并不需要有任何组织。我对这一分条的精致适用有亲身体会。校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秘密地交流过思想，两个人就是组织的萌芽，就是组织！
第十二分条最触及公民的良心：这是关于对上列任何罪行不检举的条文。为惩治不检举的深重罪孽，没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这一分条已经广义解释到如此无边无际的程度，以至进一步的广义解释已经不需要了。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干的！
第十三分条看来是早已解决完了的：在沙皇暗探机关供职（担任后来的同类职务，相反却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
有心理上的根据怀疑约·斯大林还有依五十八条这一分条的前科。有关替这种机关办事的文件，好多都毁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好多都没有公布。前警察厅长B·Q·钟科夫斯基在科雷马快死的时候肯定地说，二月革命后头几天匆忙烧毁警察局的档案，是几个有利害关系的革命家的一致的冲动。实际上，在胜利时刻为什么要烧毁如此有价值的敌人档案？
第十四分条惩罚“有意识地不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故意漫不经心地履行这种义务”的罪行不言而喻，用刑是直到枪决。这简称为“怠工”或“经济反革命”。
而区别故意和非故意，只有侦查员根据自己的革命法律意识才能做到。这个分条曾适用于不交征购粮的农民。这个分条曾适用于没有做满规定的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员。适用于没有完成定额的劳改犯。在战后这个条文开始波及从劳改营逃跑的盗窃犯，就是说广义地认为盗窃犯逃跑的动机不是恢复甜蜜的自由生活，而是颠覆劳改营制度。
这就是五十八条遮盖了整个人类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后一根扇骨。
对这一伟大条文作了这个概评以后，我们往后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
锻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试锋芒的、在以后十年的各条水流中都浸淬过的五十八条的利剑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冲锋中开始大杀大砍。
应当说，一九三七年的行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计划好的，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苏联的许多监狱里都进行了设备改装从牢房里搬走单人床，搭起紧挨的板铺，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列宁格勒的大楼（内务机关办公楼）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们回忆说，似乎第一次打击就是密集的，全国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个夜里动手（但是由于熟知我问的动作的迟钝，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秋天，当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来，人们满怀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时候，斯大林这个诙谐家却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关于三七年，这里无须再重复已经大写特写的并且还将多次重复的东西：党、苏维埃管理机关、军事指挥的上层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的上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未必在哪个省里能保全下省委第一书记或者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
现在，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们也开始觉得只是一种盲目的和表面的执行力量。
奥丽加·恰夫恰瓦泽讲述当时梯比里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他们的助手、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任命了新人。过了两个月，又关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留下来的是：一般会计、打字员、清洁工人、通信员……
逮捕普通党员方面，看来有一个无论在笔录和判决书上都不写明的秘密动机；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列宁格勒执行得特别坚决，因为在新反对派“纲领”上这些人都签了名（他们怎能不签呢？他们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宁格勒省委呢？）。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0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
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天择。这就是用蠢事搞疲劳战术。
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采砾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当时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像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
从间接的统计资料中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是有见证人的证实的：那些还没死光的住着被扫地出门的富农的“特别村”，一九三七年划入了群岛范围：或是迁入劳改营，或是就地圈为劳改区。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汇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给它增加了好几百万人。
被那股洪流卷进并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岛的人们的成分是那么光怪陆离，因而谁要科学地找出规律性，恐怕要伤很大的脑筋（何况这些规律性是当代人不懂的）。
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其余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动人员的门道了。
前契卡人员亚历山大·卡尔加诺夫回忆说，塔什干接到电报：“即送来两百！”而他们刚刚扒拉过一遍，好像再也“无人”可抓了。尽管从区里送来了五十来个。主意有了！把民警机关抓起来的普通犯改定为五十八条！说到做到。但控制数字还依然没有达到！民警机关报告：吉普赛人在市里的一个广场上无法无天地搭起了帐篷，怎么办？主意有了！包围起来把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人统统作为五十八条扒进来！于是任务完成了！
还有这样的情形，原来给沃舍梯的契卡人员（民警局长扎博洛夫斯基讲述）摊派的任务是在全共和国共枪决五百名，他们请求增加，又批给了他们二百三十名。
这类稍稍加进一点暗语的电报是由普通电报局拍发的。在捷姆留克市，女报务员丝毫没有疑心地转告内务机关的总机：请于明日将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诺达尔。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听到了大逮捕和发送犯人的消息从而猜出了其中的奥秘。她把接到那封电报的事告诉了女朋友。她当即就被抓了进去。
（用“一箱肥皂”这个暗语代表“一个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熟悉肥皂的制造？……）
当然，某些局部的规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狱的有：
我们在国外的真正间谍（这往往是一些最真诚的共产国际人员或契卡人员，许多是外貌动人的妇女。把他们召回祖国，在边境就抓起来，然后让他们同原先的共产国际上司，譬如说同米罗夫一科罗纳，当面对质。那个上司承认自己是为某个外国特务机关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属自动成为外国特务，而且越忠实，危害越大！）；
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统统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流放去哈萨克斯坦）一这是按血统抓人的最初尝试；
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人（全当作白色爱沙尼亚的间谍，只根据姓名就抓）；
所有拉脱维亚步兵和拉脱维亚契卡人员是的，正是不久前构成契卡的骨干和骄傲的拉脱维亚人，革命的助产士！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们从那里交换过来的，从而为他们免除了可怕的拉脱维亚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宁格勒封闭了；赫尔岑研究所拉脱维亚分所；拉脱维亚文化宫；爱沙尼亚俱乐部；拉脱维亚中等技术学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文报纸入
在一片喧闹声中大牌阵也不再摆下去了，还没抓完的，一概扒干净。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这场游戏已经该结束了。现在从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乌发和萨拉托夫）把社会主义者们收监看押，全体一道审判，像一群群牲口似地赶向群岛的屠宰场。
在以前的各条水流中从来没有忘掉知识分子，现在也没有忘记。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密工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对中小学教员也没有小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了以省国民教育局长彼列利为首的三十名中学教员的案件，一条吓人的罪名是：在学校里举行新年松树游艺会是为了要烧掉学校！而在工程师们（已经是苏维埃一代的工程师，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了）的脑门上棍棒以钟摆的均匀节奏打下来。由于矿层的某种扰乱两个迎头工作面没有相接，矿山测量员尼古拉·密尔古利耶维奇·米科夫为此得到了五十八条7，二十年！六名地质工作者（科托维奇小组）“因有意隐瞒地下锡储量（！就是说因未能发现这些储量！）以备德国人到来”（告密）五十八条7，各判十年。
紧跟着主流的还有一条专流：妻子、家属！一般是党员高干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宁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无通信权利”的，还是已经死了的）的妻子。对家属通常全都判给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农轻些，并且子女仍允许留在大陆）。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城市发动的正面进攻：C·II·马特维耶娃在同一个浪头里，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个兄弟（四人中的三个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名电工技师因他的工段上断了一根高压线，按五十八条7，二十年。
彼尔姆工人诺维科夫被控准备爆破卡马河的桥梁。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尔姆）白天被捕，夜里来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单，要她签字证明这些人都在他们家里开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会（不用说，这是没有的事）。条件是答应放她回去照看三个孩子。她签了字，毁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当然，依旧留在牢里。
娜杰日达·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诚然，九个月后查明她并不是将军的亲戚，就放了她（咳，区区小事：在这期间她妈妈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旧鲁萨市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话：“帕尔钦斯基应当知道这事！”而帕尔钦斯基是保卫冬宫的。一对不起，我们那里有个护士叫帕尔钦斯卡哑！把她抓起来！果然抓了。原来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枪决后她躲到这个偏远地区来了。
包鲁什科兄弟（巴威尔、伊凡和斯捷潘）于一九三0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从波兰来到自己的亲人这里。现在他们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间谍嫌疑），十年。
克拉斯诺达尔市电车女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边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第二天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达尔文的物种天择）。反苏宣传，十年。
名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的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谁记得这些信呢？！日复一日，一连几小时，千篇一律的使人发昏！想必播音员列维坦能记得牢：他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念过这些信。）邻居告了密（啊，这个邻居现今在哪里呀？），COg（社会危险分子），八年。
一个识字不多的砌炉匠爱在空闲时间练习签字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空白的纸张，他就在报纸上签字。他在父亲和导师尊容上写了花体字的报纸，被邻居在共用厕所的纸篓里发现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喜爱自己的肖像，用它们登满报纸，把它们繁殖几百万份。但苍蝇却很少尊重它们的神圣性，况且，报纸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正如人们通过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觉间互相传染流行病菌一样，人们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传染着致使对方遭逮捕的病菌。因为，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
七年前，城市瞧着怎样痛打农村，而认为这是自然的。现在农村本来也可瞧瞧怎样痛打城市但它过于愚昧无知，没有这个眼力，何况自己还在继续挨打。
土地测量员（！）沙乌宁因为……区内牲口大批倒毙（！）和收成不好（！）而得到了十五年（区里的头头也因这些事全部被枪决人
区委书记来到地里督促春耕，有一个老农民间书记是否知道七年来集体农庄庄员靠劳动日没得到一克粮食，得到的只是麦举而且还不多。因这个问题老汉得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则是另一种遭遇。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儿卖死力气，总希望能挣到点什么。他真个地挣到了一颗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狼嗥似地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现在是否能归纳起来说，当时关进监狱的完全是些无罪的人呢？但是我们忘了说明，罪这个概念本身早已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则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用有罪与无罪这些落后概念来进行投机了严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机关历史上的一个难以置信的事件，是它们历史上的污点！不过这个回流是不大的，约占已经抓起来还没有判刑、还没有远送和没有死掉的总数的百分之一、二。数字不大，可是用得巧。这是从一个卢布找回的一个戈比，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叶若夫身上，巩固新上任的贝利亚的地位，为了使领袖形象更光辉，这样做是需要的。用这一个戈比就机巧地把整个卢布理进地里。如果这些人“弄清了问题，获得释放”，（甚至报纸都不打哆嗦地写到个别受诬陷的人）那就等于说其余被抓进去的肯定是坏蛋！而回来的人都一声不响。他们具了甘结。他们吓成了哑巴。群岛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间“乌鸦车”，白天游行队伍。
而且，就在那几年内，根据包罗万象的五十八条的同一些分条，这个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说有谁注意到一九四0年的一条不肯和才去断线学系的妻子的水流？在这个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电影院爵士乐队的全体成员被抓进监狱，因为说他们都是人民敌人，这件事就在当地现在有谁记得？有准注意到一九三九年从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投奔斯拉夫祖国苏联的三万名捷克人呢？不能担保其中没有个把间谍。他们全都被送进了北方劳改步（在战争时期捷克兵团就是从那儿冒出来）。啊，对不起，我们木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乌克兰人、西部白俄罗斯人、后来在一九四0年又向波罗的海沿岸人以及摩尔达维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吗？我们的手足兄弟们原来都根本没有经过清理，于是一股一股的社会预防的水流就从那些地方涌出来了。捉拿太殷实、太有影响的人．也一并捉拿太独立不羁、太聪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过去属于波兰的省份里，特别集中地捉拿波兰人（正是在那个时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腾事件的蒙难者，为未来的西科尔斯基-安德尔斯军队贮存了青饲料）。到处捕捉军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愈来愈沉默。他们失去了反抗运动的潜在领袖人物。大家都学会了识时务，旧关系、旧熟人都渐渐疏远了。
芬兰留给了我们一条没有居民的峡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个卡累利阿和列宁格勒却对有芬兰血统的人实行搜捕和迁移。我们没有察觉这股小溪流：我们不是芬兰血统。
把我方被俘人员当作叛国分子审理一这也是在对芬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尝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尝试！一然而真怪，我们却没有察觉。
排练熟了恰好战争也就爆发了，同时又是大规模撤退。从准备放弃给敌人的西部各共和国里，应当赶紧在几天之内把还可以抓的人抓出来。在立陶宛，仓卒间丢下了整个部队、团队、高射炮营和炮兵营但却运出了几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里交给了盗窃犯去洗劫）。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开始紧急逮捕。但火烧眉毛，撤退的任务更紧。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类的整个要塞撤出来，但没有忘掉在利沃夫、罗夫诺、塔林及其他许多西部监狱的监房和院子里把政治犯枪毙掉。在塔尔图监狱里枪杀了一百九十二人，尸体扔进了井里。
怎样想象这种场面呢？你什么也不知道，牢房的门打开，就向你开枪。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监狱的石墙，谁也听不见，谁也不会传出去。不过，据说，也有中弹后没有死的。我们也许还能读到一部关于这件事的书？
一九四一年德军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断了塔干罗格，车站厂的货车里还留着待撤退的犯人。怎么办？总不能释放吧。也不能交给德国人。拉来油罐车，把货车车厢都浇上石油，然后点燃。全部都活活地烧死了。
在后方，第一股战时的水流是一谣言传播者和恐慌制造者，这是根据战争最初几天颁布的法典外的专门法令逮起来的。这是试验性放血，是为了维持整体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条（那些在战争年代劳改营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于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点儿没有亲身去尝尝这个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面包店前排队，一个民警把我叫去并把我带走问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说情，那我一开头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后是未交出收音机或无线电零件者的水流。发现（根据告密）一个电子管就判十年。
同时也出现了日尔曼族水流一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日尔曼族移民，以及在苏联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尔曼人。决定因素是血统，甚至国内战争的英雄和老党员，只要是日尔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统是根据姓名来判断的。设计工程师华西里·奥科洛科夫认为在设计方案上签这个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时还可以这样做）为罗伯特·施坦凯尔多漂亮！而且还设计了艺术字体写法现在却有口难辩，被当作日尔曼人抓起来“这是你的真名吗？从法西斯特务机关接到些什么任务？……”而那个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听的姓改成了科尔贝的唐波夫省人卡维尔兹涅夫是何时得到了与奥科洛科夫同样遭遇的？……
日尔曼族的流放本质上与消灭富农一样，只是轻一些，因为允许携带较多的东西，并且不是送到那么致命的坏地方。至于法律形式，跟消灭富农一样，它也是没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几十万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这是君主的圣谕。此外，这是它第一次作这类的民族试验，这在理论上使他感到兴趣。
从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涌出了突围者的水流。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是几个月前我国各城市用乐队和花束欢送过的。在此以后，他们遭遇了德军坦克的最沉重的打击，在普遍的混乱中，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没有当上俘虏。相反！他们结成分散的战斗小组，在德军的包围圈里度过一段时间，然后突围出来。他们回来以后，非但没有像亲兄弟般拥抱他们（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这样做），让他们休整、探亲，然后归队反而被当作嫌疑分子编成丧失权利、解除武装的小队，带到审查甄别站，在那里，保卫部门的军官们一开始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甚至怀疑他们冒名顶替。审查的方法是交叉讯问、当面对质、互相供述。经过审查，一部分突围者重新获得自己原来的姓名、军衔和信任，编入各部队。另一部分，暂时是小部分，则构成了叛国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们得到五十八条1一乙，但起初，在标准制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战部队这样清洗。但是远东和蒙古还有一支庞大的不作战部队。不让这支军队生锈是保卫部门的一项崇高任务。哈尔钦河和哈桑湖的英雄们不作战闲话就多起来，再加上现在又让他们练习使用原来对自己的军人都保密的捷格嘉辽夫式自动步枪和团迫击炮。手里拿着这样的武器，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西线退却。隔着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他们怎么也搞不通，我们一天后退一百二十公里，不过是重复库图佐夫诱敌深入的策略。只有从东部军队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这个思想。嘴巴收紧了，信念也就成为铁的了。
自然在上层人物中也出现了对退却负有罪责的人的水流（总不能是伟大的战略家对此应负罪责！）这是不大的半百人光景的将军流。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四一年十月就起解了。将军们中间最多的是空军将领空军司令斯穆什凯维奇，E·C·普图兴将军（他说：“早知如此我就先在生身父亲头上扔炸弹，然后再坐监牢！”）及其他一些人。
莫斯科城下的胜利产生了一股新的水流：有罪的莫斯科人。现在定下心来考虑，发现那些既不逃走也不撤退，而是不害怕地留在受到威胁、连政府都迁走了的首都的莫斯科人是有嫌疑的：或者是有意破坏政府威信（五十八条10）；或者是有意等待德军（五十八条1一甲，同时援引十九条，这股水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喂养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侦查员）。
不用说，五十八条10，ACA（反苏宣传）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整个战争时期笼罩着后方和前线。撤退出来的人如果讲述了退却的惨状（报纸上明明写着退却是有计划进行的嘛），得到这一条；在后方胡说口粮配给少的人，得到这一条；在前线胡说德军技术强大的人，得到这一条；一九四二年，不论在哪里，凡是胡说被围困在列宁格勒的人们正在饿死的人，都得到这一条。
同一年，在刻赤失利（十二万人被俘）、在哈尔科夫失利（被俘更多）以后，在往南向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大退却的过程中还吸出了一条很重要的水流，那是不愿死守阵地、擅自后撤的军官和士兵，用不朽的斯大林的第二二七号命令的话来说，这些人使祖国蒙受的耻辱，是最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条水流没有到达古拉格，他们由各师的军事法庭作了加速处理，全部被赶进惩戒连而无影无踪地消耗在前沿阵地的红沙里。这是为斯大林格勒胜利奠基的水泥，但没有载入俄国的通史，而是留在下水道的专史之中。
（顺便说，我们在这里试图探寻的只是从外界流进古拉格来的那些水流。至于在古拉格内部各贮水池之间的抽送，战争年代特别盛行的所谓营内判刑，则不在本章研究之列）。
为了认真起见，也需要提一下战时的一些回流：上面提到的捷克入、波兰人、从劳改营释放出来送到前线的刑事犯，都是属于这一类。
从一九四三年起，当战争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折以后，开始冒出一股来自原敌占区和欧洲的成百万人的水流，它的水量一年比一年充沛，直到一九四六年。
它的两个主要部分是：
在德军占领下生活过的或给德军做过事的公民（给他们的是带“甲”字的十年：五十八一I-甲）；
当过俘虏的军职人员（给他们的是带“乙”字的十年：五十八一1-乙）。
每个留在敌占区的人总要生活，因此就要有所为，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与每天吃的饭一起给自己挣得未来的犯罪构成：如果不是背叛祖国，那至少也得落个资敌罪。然而实际上只要在身份证上注明曾在敌占区生活就足够了。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使那么广大的空间变得荒无人烟，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为了提高一般的觉悟，只把以下各类中百分之见的人有罪的、半有罪的、四分之一有罪的以及那些同他们在一道篱笆上晒过包脚布的人关起来就够了。
但是只需要一百万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组成一打旺盛热闹的劳改点了。
不要以为，诚实地参加过地下抗德组织就必定可以免于掉进这条水流。一个基辅共青团员由地下组织派到基辅警察局去做事，以便取得情报。小伙子诚实地向共青团组织送情报，但是我军一到，他却得到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既然在警察局供职，就不会不沾染上敌人的习气，也不能完全不执行敌人交给的任务。
把在欧洲生活过的即便是当过东方奴隶的人判刑，更是心狠手辣。他只不过是看到过一小块欧洲的生活，并且可能讲出来，讲这些事，在我国从来叫人不舒服（当然，除了那些明智作家的旅途随笔以外），在破坏严重、生活无着的战后年代更是叫人不舒服。而要说在欧洲完全糟得很，根本不能生活，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大多数战俘，特别是那些在西方看到比德国死亡营稍多一点东西的战俘被判刑，正是这个原因，而根本不是单纯因为他们当了俘虏。
这是慢慢显出来的。一九四三年就已经有一些乱淌的四不象的水流，如沃尔库达工地上。长期称为“非洲客”的那一批人。这是美军在非洲从隆美尔集团军中抓到的俄国战俘（“志愿兵”），一九四八年用十轮卡车经埃及一伊拉克伊朗把他们遣返祖国。在里海的荒凉海湾里，立即把他们圈进带刺的铁丝网，从他们身上撕下了军阶标志，搜光了他们的美国赠品（不用说，得利的是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因为还没有经验，既没有判什么刑，也没有适用什么条文，先一概送到沃尔库达，听候上面的专门指示。因而这些“非洲客”在沃尔库达的处境实在莫名其妙：没人看守，但没有通行证他们在沃尔库达一步路也不能走，而通行证他们是没有的；付给他们自由雇佣者的工资，但把他们当犯人使用。可是专门指示总不下来。把他们忘了……
被扣留人员也一概当作战俘来判刑，从这个做法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上面讲的道理。例如，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我们的一批水兵被风浪抛到瑞典海岸。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过着先前和后来都没有过的富足和舒适口子。苏联在退却、进攻、冲锋、死亡与挨饿，而这些坏蛋却在中立国吃得肥肥胖胖。战后，瑞典把他们还给了我国。背叛祖国是毫无疑问的但事情不知怎的进行得不顺手。因此就让他们各奔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扬资本主义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铆上了反苏宣传的罪名（卡金科一伙）。
后来，因这伙人闹了一个笑话。在劳改营里，他们已经闭口不谈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却不知怎地打听到了他们的遭遇，在报刊上刊登了一些诽谤性的报道。这时候，小伙子们已经分散到远远近近的各个劳改营去。突然，用特别通知书把他们全都集中到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喂得膘肥体壮，让他们留起了发式。让他们朴素大方地穿戴起来，进行了排练，谁该讲什么，并警告说，哪个混蛋要是讲的不一样，将在后脑门得到“九克”“一准备就绪后就把他们带到记者招待会去同外国记者和在瑞典时的熟人见面。过去的被扣留者显得精神饱满，讲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学习、工作。他们不久前在西方报纸上（要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报亭都有西方报纸出售）读到产阶级的诽谤，感到十分愤慨，大伙写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宁格勒来了（路费并没有使谁为难）。他们的红润润、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驳斥了报纸的造谣。羞惭的记者们纷纷去写道歉声明。对于所见所闻做另外的解释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记者招待会的主角们会后立即被带往澡堂，剃了头发，穿上以往的破衣烂衫，分送到原来那些劳改营去。既然他们表现得不负所瞩就没有再给任何人加刑。
作为来自收复区的总流的一部分，一股接一股的犯了过错的少数民族水流迅速而集中地通过：
在一九四三年加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
在一九四四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如果没有正规军队和军用卡车去帮助机关，这些民族就不会那么有效而迅速地奔赴自己永远的流放地。部队雄赳赳地把山村包围起来，于是几百年定居在那里的人在二十四小时内以空降兵的神速动作被送到车站，装上列车一立即开往西伯利亚，开往哈萨克斯坦，开往中亚细亚，开往俄国的北方。刚刚过了一昼夜，土地和不动产就已经转归继承者们所有了。
像在战争初期对待日尔曼族人那样，现在对这些民族也是只看血统，不登记造册，就送去流放党员也好，劳动英雄也好，还没打完的这场战争的英雄也好，都向那里流去。
在战争最后两年，自然出现了一条德国战争罪犯的水流，这些人是从一般战俘营系统中挑出来，通过法庭转入古拉格系统的。
一九四五年，对日战争虽然只打了不到三个星期，可是为了满足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紧急的建设需要，弄来了大量的日本战俘，从日本战俘当中也进行了挑选战犯送往古拉格的工作。（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是我仍然确信，对这些日本人的判刑大部分不可能是合法的。这是一种报复行动，是为拖长使用劳动力期限采用的手法。）
从我们的军队打进巴尔干半岛的一九四四年底开始，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当它到达中欧的时候，顺着古拉格的渠道还流来了一条俄国流亡者（老年人是在革命时期离开的，青年人是在那里长大的）的水流。揪回祖国的通常是男人，让妇女和儿童留在侨居地（诚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抓，抓的只是那些二十五年来哪怕稍微表示过政治观点的，或者出国前在革命时期曾表示过观点的。对那些纯粹过着植物生活的人没有触动）。主流来自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较少；东欧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俄国侨民。
与西边相呼应，一九四五年从满洲也涌出了一条流亡者的水流（有的木星马上逮捕：邀请他们以自由人身份全家回国，在国内把家拆散，送去流放，或者关进监狱）。
整个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有一条总算是真的反苏维埃政权分子（弗拉索夫分子、哥萨克一克拉斯诺夫分子、希特勒建立的民族部队中的穆斯林）的巨流向着群岛滚滚流去，他们中间有的是死心塌地的，有的是胁从的。
与他们一起，抓获了不下一百万从苏维埃政权下逃出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难民。这些平民起初在盟军占领区成功地隐藏了起来，但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被盟国当局奸诈地送还到苏联手里。
数目不详的波兰人一国家军的成员、米科瓦伊奇克的拥护者，在一九四五年经过我国监狱进入了古拉格。
还有若干数量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
从战争结束时起，后来多年不断地滚滚流淌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班杰拉分子）的充沛的水流。
在这个几百万人的战后大迁徙的背景上，很少有人察觉这样一些小股细流，如：
勾搭外国人的女郎（一九四六一四七年）即允许外国人向自己献殷勤的女郎。对这些女郎依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治罪；
西班牙子女就是那些在他们的国内战争时期被带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年了的人。他们虽然是我国寄宿学校里教育出来的，但同我们的生活却很不合拍，许多人闹着“回家”。也给了他们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特别顽固的一五十八条6，替……美国当间谍。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不忘记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一股短短的……神甫返流。是呀！真是奇迹！三十年来第一次释放神甫！说实在的，并没有到一个一个劳改营去找寻这些人，凡是外面的人记得并能说出名字和准确地点来的一就释放出来，以便加强正在重建的教会）。
应当提醒大家，这一章决不企图列举所有肥沃了古拉格土地的水流而只举出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水流。好像上解剖学课程，详细描述了血液循环系统之后，可以接着从头详细描述淋巴系统。我们也可以接着从头考察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普通刑事犯和真正的刑事惯犯的水流。这种描述也可能会占不少篇幅。这可能会使许多著名的、现在已经部分遗忘了的（尽管从来也没有用法律手续废除过）、给贪得无厌的群岛供应了丰富的人的原料的法令得到阐明。那是关于旷工的法令。那是关于生产劣质产品的法令。那是关于私自造酒的法令（贯彻这项法令的高潮是一九二二年，但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抓得很多）。那是关于惩治集体农庄庄员不完成规定出工天数的法令。那是关于在铁路上实施军事状态的法令（一九四三年四月，根本不是在战争刚开始时，而是在它的好转期）。
按照古已有之的彼得大帝的传统，每颁布一项这样的新法令，就是当前最重要的法规，毫不考虑甚至不记得前一项法规。这些不接头的地方，要求法学家们去协调，但是他们干得并不热心，也不十分顺利。
法令的这种脉动造成国内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的奇怪景象。你会发觉，无论偷盗、杀人、私自造酒或强奸，都不是时而在这里或那里作案，都不是由于人的弱点、淫欲和放纵而偶然发生，不是的！全国的犯罪作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奸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对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应。每种犯罪好象自己凑上去挨法令的打击，以便尽快消失！只要英明法律制定了和加重了对某种犯罪的惩治办法，在全国各地这个种类的犯罪率立即激增起来。
铁路军事化法令把战争年代铁路工作人员中占最大多数的妇女和少年赶上了军事法庭，他们没有经过兵营的训练，常常迟到和违反制度。关于不完成出工天数的法令简化了放逐那些不愿白干活的集体农在庄员的手续。如果以前为此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并适用“经济反革命”的条文，那么现在只要一纸区执委会批准的集体农庄决议就够了；而且庄员们本身知道尽管被流放，可是不被划成人民敌人，也觉比较轻快。（规定的出工天数在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对高加索人最优待七十五个劳动日，但连他们也有不少人被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去流放八年。）
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们不打算对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作长篇大论的和富有成果的考察。只是既然已经讲到了一九四七年，我们就不能对一项最宏伟的斯大林的法令缄口不言。论述一九三二年时，我们已经提到过著名的“八月七日法”或“八七法”，依照这个法律，许多人因一颗穗头、一根黄瓜、两个土豆、一块木头、一轴线（在笔录中写的是“二百米缝纫用材料”。毕竟不好意思写“一轴线”。）而被关进狱中，刑期都是十年。
但是，斯大林所理解的时代的需要在变化，在等待一场酷烈的战争时，十年好象是够了，现时，在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后，看起来就有点单薄了。于是又一次置法典于不顾，或者是因为忘记了已经有过许许多多关于偷盗的条文和法令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宣布了一项使它们一概不作数的法令，不知发愁的犯人们立刻把它命名为“六四”法令。
新法令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它的新鲜：法令一出，这类犯罪就应当随之勃发，保证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优越性在于刑期：如果去剃穗头的，为了壮胆，不是一个乡下丫头，而是三个（“有组织的匪伙”），去偷黄瓜或苹果的是几个十二岁的淘气孩子，那么他们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劳改；在工厂里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废除死刑前几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后，一个由来已久的歪理什么只有政治不检举行为才是国事罪如今被纠正了。现在对有关盗窃国家或集体农庄财产的不检举行为，也处以三年劳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颁布后的最初几年，成师的城乡居民被遣送去耕种古拉格群岛的土地，替代那里死绝了的土著居民。诚然，这些水流是通过民警机关和普通法院到那里去的，没有充塞战后年代本来就已经过分满溢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渠道。
斯大林的这条新路线现在，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应当空前起劲、大量和长久地捕人当然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来。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监视明显加强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连斯大林的不讲理时代也是前所未见的“二进宫”的悲喜剧。
用古拉格的语言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条命的不幸的人们，他们熬过了不堪设想的、难以忍受的十年，现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备受折磨、精疲力尽以后，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过短促的残生。但是某种野蛮的幻想（或者是固执的狠毒心肠，或者是不知厌足的报复心理）促使大元帅一胜利者发布一道命令：把所有这些残废人重新关起来，无须有新的罪过！往吞咽机里填塞它本身的下脚料，这甚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他都不利。但斯大林正是下了这样的命令。这是历史人物对历史必要性要脾气之一例。
于是，又来抓所有这些刚刚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来的人。来抓的人无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无精打采地去。他们对于全部苦难历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有问“为了什么？”也没有向亲人说“我会回来的，”他们挑些比较脏的衣服穿上，在劳动营制的烟荷包里装满马合烟，便去签署笔录（而笔录总共只有一条：“是你坐过牢吗？”一“是我。”“再坐十年。”）
这时，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来的人关起来一这太少！还有他们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子女不是也应当关起来嘛！要知道他们一天天长大，还会想起报仇的（也许他晚饭吃得太饱，做了个和这类子女狭路相逢的恶梦）。经过考虑、估量，开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将领们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还不是全部！这样就开始了一条子女一复仇者的水流（十七岁的林娜·科萨列娃和三十五岁的叶林娜·拉科夫斯卡娅都落入这类子女行列）。
在欧洲大混杂以后，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终于又把屋墙筑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钉得低低的，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把原来一九三七年的空气搞得浓浓的。
于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连串地出现了。
臆想的间谍（十年前是德田间谍，现在是英美间谍）；
教徒（这一次多数是教派分子）；
还没有斩尽杀绝的瓦维洛夫派和孟德尔派的遗传学家与育种学家；
亲西方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吓掉的普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们（大学生从严）。时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国技术；
BAII吹捧美国民主；
III3崇拜西方。
水流与一九三七年相似，价刑期则不相似：现在的标准已经不是那古旧的“十卢布纸币”，而是新的斯大林的“二十五卢布票子”。现在十年已经算是幼儿园的刑期了。
从新颁布的泄露国家机密惩治法令中也涌出了一条不小的水流（认为是机密的有：区里的收成；任何一种流行病的统计资料；任何车间和小工厂的生产任务；民用机场的名称；城市公共交通路线；劳改营在押犯人的姓名），依这个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从来也没有被遗忘。在森林战场上怒气冲冲地捉到的班杰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着。同时，所有西部乌克兰的乡村居民，多少同游击队有过接触的（留他们住过一夜，给他们吃过一顿饭，没有告发他们），也得到十年劳改与五年流放。大约从一九五年起，又引出一条班杰拉分子老婆的水流为了尽快收拾完他们的男人，以不检举的罪名给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时候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抵抗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从那里进涌出新的社会预防和保证实现集体化的强大水流。整列车整列车地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把城市居民和农民运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历史的节奏在这些共和国里发生了错乱。现在他们必须在压缩得短短的时期内重新走一遍全国已经走过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还有一条民族的水流亚速夫海沿岸、库班和苏呼米的希腊人涌往流放地。他们在战争年代可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父亲的事，现在父亲是不是为了在希腊遭到的失败拿他们出气呢？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个人丧失理智的产物。大多数希腊人去了中亚细亚的流放地，表示不满的进政治隔离所。
在一九五0年前后，不知是同样为了出那场打输了的战争的气，还是为了和已经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亚转交给我们的马尔科斯起义军战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岛。
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犹太人水流已经明确地露了头（从一九五①年起，他们已经作为世界主义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岛）。医生案件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策划的。似乎他要搞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然而，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图。上帝命令他好象借助于人之手一命呜呼了。
前面的一番叙述看来足以表明，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
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是过分满的。
当你们悠然自得地从事于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尔对萨特的影响、搜集毕加索的图画、乘坐有包房的车厢去疗养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别墅的时候“乌鸦车”不断地在城里乱窜，国家安全人员在敲门和按门铃。
因而我想，这篇叙述也证明了，“机关”从来没有白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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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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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契诃夫笔下那些老是猜想二十——三十——四十年后将是什么情形的知识分子回答说，四十年后在俄罗斯将有刑讯，将用铁环来箍紧脑门，把人放进盛有酸性液的浴槽中去，把赤身裸体绑起来的人丢给蚂蚁和臭虫去咬，用汽炉子上烧红的通条插进肛门去（“暗烙印”），用靴子慢慢踩压性器官，最轻的则是整星期不让睡觉、喝水，打得血肉横飞——那么不论哪一出契诃夫的戏都不能演到底，所有的主人公都会进疯人院。
不光是契柯夫笔下的主人公，而且任何一个本世纪初的正常的俄国人，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个党员，能相信、能忍受对光明未来的这种诽谤吗？这类事情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还可过得去，在彼得大帝时期已经显得是野蛮行为，在比伦时期还可能对十——二十个人采用，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就已经绝迹，——然而在伟大的二十世纪繁荣昌盛时期，在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设想的社会里，在天上已经有了飞机，已经出现了有声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的年代——这类事情却并不是由哪一个坏蛋，也不是在一个秘密地方干的，而是由几万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面野兽对于百万没有自卫能力的人进行的。
只有现在闪烁其词地称之为“个人迷信”的返祖现象的大发作是骇人听闻的吗？也许我们在那些年代举行普希金的百年祭，不害臊地上演契诃夫那些已经得到答案的戏剧才是可怕的？或许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后还有人对我们说：这些事不要讲了！如果回忆千百万人的苦难，那就会歪曲历史的前景！如果刨根问底地探求我国风习的实质，那就会使物质上的进步黯然失色！最好还是去回忆鼓风炉、轧钢机、挖通的运河，不，运河不要回忆……那就去回忆科雷马的金子吧，不，这也不要……一切都可以回忆，但是要善于回忆，要歌颂……
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咒骂宗教裁判。难道除了烧人的火堆就没有庄严的祈祷仪式了吗？不明白农奴制为什么使我们那么不喜欢。要知道并没有禁止农民每日去劳动。他可以在圣诞节挨门逐户去唱祝歌，而姑娘们在三一节还编制花冠呢……
现今书写出来的和口头的传说加于一九三七年的独特性，一般人认为就是捏造罪名和进行刑讯。
但这是不对的，不确切的。在不同年代，在几十年内，依照五十八条进行的侦查，几乎从来也不是查明真相，而只是履行项不可避免的肮脏手续：把一个不久前自由的、有时是高傲的、永远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人压弯，把他拖过狭仄的管道，管道配件的钩子会撕破他的皮肉，在那里他将透不过气来，这样他就会央求赶快上另一端去——可是另一端把他甩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群岛的一名现成的土著，而且直接掉进了那一块福地（傻瓜总是牵手牵脚不肯往前走，他以为管道也有往回的出口）。
无文字记载的年代过去得越多，搜集幸存者们分散的见证就越困难。这些见证告诉我们，制造假案在机关成立的早期就开始了——这是为了使人感觉到他们经常的不可替代的救世活动，不然随着敌人的衰落，说不定在哪个倒霉的时刻机关就全消亡。从科瑟列夫的案卷中可以看出，契卡的地位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初就已发生动摇。阅读一九一八年的报纸时，我偶然碰到一则关于破获十人集团可怕阴谋的官方报道，这十个人想（还只是想！）把大炮拖到教养院的屋顶上去（瞧瞧那有多高）——并从那里向克里姆林宫开炮。他们是十个人（其中可能有妇女和少年），不知有多少门炮——这些炮是从哪里搞来的？口径多大？怎样顺楼梯推到阁楼上去？怎样在倾斜的屋顶上安放？可别在打炮时滚下去！为什么彼得堡的警察同二月革命作斗争时不把重于机枪的东西拿到屋顶上去？然而这个预示一九三七年社会结构的幻想作品是大家读过了的呀！相信了的呀！……显然，日后还会有人向我们证明，一九二一年的“古米廖夫案件”是一个假案。同一年梁赞的契一杯制造了关于当地知识界“阴谋”的一桩假案（但勇敢分子的抗议信还能到达莫斯科，于是案件就搁下了）。就在那一九二一年，处决了天然力促进会系统内的腐泥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们对那个时代俄国学术界的气质和情绪有足够的了解，狂热病的烟幕未能挡住我们观察那些年代的视线。我们大概不用进行考古发掘也能看清这种案件有多大价值。
一九二0年十一月十三日捷尔任斯基在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中提到：契卡“常给一些诽谤性的申诉大开方便之门”。
E·多亚连科回忆一九二一年说：卢宾卡的囚犯接收站，四五十张木床，整夜带进来一批一批的妇女。谁也不知道自已犯了什么罪，共同的感觉是：无缘无故地捉人。全监室只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被抓——她是社会革命党人。雅戈达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么，为什么你落到这里来了？”意思是，自已说吧，帮忙安个罪名吧！关于一九三0年梁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们所讲的也绝对一样。普遍的感觉是，大家都是无缘无故地坐牢。实在找不到罪名，只好指控特-夫的姓是假的。（虽然姓是再真实不过，仍由特别庭给他扣上个五十八条10，三年）。侦查员不知找什么碴儿好，便问：“干什么工作的？”“计划员。”——“写份说明书来：‘工厂的计划和它的实现办法’。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了什么被捕的。”（他在说明书中会找出点什么头绪。）
从那地方是回不来的，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习惯吗？除了一九三九年短暂的有意识的倒退动作外，审讯结果把人放出来的事，只能听到极少、极个别的传说。而且：这个人或者很快又被关进去，或者放出来是为了跟踪监视。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传说，机关的工作中是从来不出废品的，那么无罪的人怎样处理呢？……
达里的《详解词典》做了这样一个区别。“调查不同于侦查之点是，它的实行是为了事先查证有无进行侦查的根据。”
啊，神圣的天真！机关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调查！上面交下来的名单，或者最初的嫌疑，密人员的报告，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都会引起逮捕，随后必然认为有罪。给予侦查的时间并不是用来弄清罪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来磨难、消耗、削弱受侦查的人，使得他但求赶快结束，即便用斧子砍头也罢。
在一九一九年侦查员的主要手法就已经是：把手枪往上摆
不仅政治罪的侦查这样进行，“普通罪”也如此。在审理燃料总管理局案件时（一九二一年），被告马赫罗夫斯卡娅申诉说，在审问时给她灌了可卡因。公诉人驳斥道：“如果她申诉说，她受到粗暴对待，用枪毙威胁她等也许这些勉强还可以相信。”手枪吓人地放在桌上，有时对准着你，侦查员就不必花力气去臆想你的罪状，而是：“说吧，你自己知道！”在一九二七年侦查员哈依金就是这样要求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在一九二九年也是这样要求维特科夫斯基的。四分之一世纪后也丝毫没有改变。在一九五二年，国家安全部奥尔忠尼启则市侦查处长西瓦科夫对第五次入狱的斯克里普尼科娃说：“狱医给我们的表报上说，你的血压是240／120。这太低，畜牲（她已经五十出头了），我们要叫你升到三百四，让你这条毒蛇断气，见不到青伤，见不到外伤，见不到骨折。我们只要不让你睡觉就能办到！”如果斯克里普尼科娃在通宵审讯后白天在监室里闭上眼睛，看守就会冲进来大声吼叫：“睁开眼睛，不然我就从床上把你倒拖下来，把你站着捆到墙上！”
在一九二一年，夜间审讯是主要的。当时就用汽车的前灯照脸（梁赞的契卡，斯捷利马赫）。一九二六年在卢宾卡（贝尔塔·甘达尔证明），曾利用采暖设备一会儿向监室输进冷空气，一会儿输进臭气。还有闭塞式的监室，那里本来就没有空气，还要继续烘烤。好像诗人克留耶夫曾住过这种监室，贝尔塔·甘达尔也曾住过。一九一八年雅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参加者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卡西亚诺夫叙述说，把这种监室一直烤到身体毛孔出血为止，从监视孔里看见了这种情况后，便把囚犯放在担架上抢去签署笔录。“黄金”时期曾用过”热”法（以及“盐”法）。一九二六年在格鲁吉亚曾用烟卷烧灼受审讯人的手；在梅捷赫监狱曾把他们在黑暗中推到脏水池里去。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联系：既然无论如何要问罪——威胁、暴力、刑讯就不可避免，而且罪名越离奇，审讯也就应当越残酷，才能逼出供状。既然假案从来没有断过，那末暴力和刑讯也从来没有断过。这不光是一九三七年才有，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特征，是一般性的现象。所以如今在前犯人的一些回忆录中有时读到“刑讯是从一九三八年春天起得到允许的”，之类的话，令人觉得奇怪。能够制止机关实行刑讯的那种精神道德上的阻障从来也不存在。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周报》、《红色宝剑》和《红色恐怖》上，公开讨论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否能采用刑讯的问题。接后果来判断，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虽然不是全面的。
关于一九三八年确切些应该这样说：如果说在这年以前，每个侦查案件采用刑讯时都需要办理某种手续，都需要取得许可（即使很容易取得），——一那末在一九三七——三八年由于非常的形势（要求在规定的短期内通过个别侦查机构把规定的几百万人犯送进群岛，而以前的大规模水流，为“富农流”和“民族流”，都未曾通过这样的机构。）允许侦查员根据他们的工作和规定期限的需要，无限制地、任意地采用暴力和刑讯。并且，对刑讯的种类也不作规定，容许各显其能。
在一九三九年，这种全面广泛的许可被撤销了，重新要求对刑讯办理书面手续，并且可能并不那么方便（然而普通的威胁、讹诈、欺骗、用不让睡眠和关禁闭来消耗体力，从来也没有禁止过）。但是从战争本期起和在战后的年代已经明令规定了一定类别的囚犯，对他们预先允许采用种类广泛的刑讯。列入这里的，有民族主义分子，特别是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即有一个真的或者臆想的地下联络网，必须把它整个拽出来，必须从抓来的人嘴里搞出全部姓名。例如，在罗穆阿尔达斯·普兰诺·斯基留斯集团中约有五十名立陶宛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被控张贴反苏传单。由于当时立陶宛监狱不足，就把他们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韦利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一些人在那里受了刑讯，另一些人没有经受住双重的侦查工作制度，结果所有五十个人一个不剩地都招认了。过了一段时间，立陶宛来了通知，张贴传单的真正肇事者找到了，而所有这些人都毫不相干！一九五0年我在古比雪夫递解站遇见过一个从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来的乌克兰人，在追查“关系”和个人的时候他受到了各种刑讯，包括罚站禁闭室，这种禁闭室有一根插进来供一昼夜四小时睡眠时支撑用的小树棍。在战后曾对科学院通讯院士列维娜进行了残酷折磨。
还有，把重口供、轻证据、轻事实这项“发明”归属于一九三七年，恐怕也不对。它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只有维辛斯基的精彩学说是赶在一九三七年提出来的。然而它当时仅下达到侦查员和检察长，是为了坚定他们的精神，至于我们这些局外人，又晚了二十年才知道——当它在报纸文章的从属句子和次要段落里当作一件早已周知的事情挨骂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原来，在那人们记忆中阴森恐怖的一年，安得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很想讹念为亚古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在他的一篇驰名于专业界的报告中，根据极端灵活的辩证法精神（无论国家的公民，以及现在的电子机器，我们都不许可按这种辩证法行事，因为对他们说来早就县县不是就是不是），指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判明绝对真理，而只能判明相对真理。由此他迈出了两千年来法学家们所不敢走的一步：那么可见侦查和审判所能查明的真相，也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因此，在签署死刑判决时，我们反正永远也不可能绝对地确信，我们所处决的一定是有罪的人，而只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接近有罪的人，在某种假设上、在一定意义上有罪的人。也许维辛斯基本人当时对这种辩证法安慰的需要并不下于自己的听众。从检察长席上叫嚷“把所有的人都当作疯狗枪毙”的时候，他这个既凶恶又聪明的人心里明白，被告是无罪的。很可能，他和布哈林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都曾抱着极大的热情致力于为法庭上的谎言进行辩证法的修饰：布哈林觉得，如果连个罪名都没有就死掉，未免太愚蠢、太窝囊——他甚至需要找到自己的罪过！而对于维辛斯基来说，感到自己是一个逻辑家总比感到自己是一个露骨的下流坯更愉快些。
由此产生一个最实用的结论：寻找绝对的罪证（罪证都是相对的）、无疑的证人（他们可能说得不一致）是白费时间。至于相对的、近似的有罪证据，侦查员不用罪证也无须证人，不必走出办公室，“不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且依靠自己的党性感觉、自己的道德力量”（既依靠睡足了、吃饱了和不挨打的人的优越性）“和自己的性格”（下毒手的毅力），也能够找到。
当然，这一套理论比拉齐斯的指示要雅致得多。但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在一件事上维辛斯基不够彻底，离开了辩证逻辑：不知为什么他同意子弹依然是绝对的……
这样，先进法学的结论，沿着螺旋形的发展轨道，又回到了古希腊罗马前的或中世纪的观点。像中世纪的刽子手那样，我们的侦查员、检察长和审判员一致同意把受侦查的人的招认看做是有罪的主要证据。
然而，朴拙的中世纪为了退出合意的供认，采用了戏剧性如壮观手段：拷问架、轮子、火盆、锯齿杆、插木橛子。在二十世纪，有了发达的医学和不少的监狱经验，认为利用这种强烈手段“加温”是多余的。在大规模应用时——是累赘的。并且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情况：斯大林从来也不把话说死，总是要下属们自己去领会，他则给自己留下后退的狼窟，好去写《胜利冲昏头脑》。对成百万人进行有计划的摧残，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不管自己的权力多大，斯大林对于成功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巨大的材料上作试验比在小材料上情形可能不同。但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的中央通令中有过关于“施加肉体影响”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斯大林始终应当披着天使般纯洁的法衣。因此，应当设想并没有开列过刑讯和凌辱方法的情冲印发给各个侦查员，而只不过要求每个侦查处在指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供指定数目的全部招认了的家兔。只不过讲过（口头上，但经常地），一切旨在实现崇高目标的办法和手段都是好的，谁也不会因受侦查的人的死亡而追究侦查员的责任；狱医应当尽可能少干预侦查的进行。想必曾经举行过同志式的经验交流，“学先进”；当然还宣布过“物质利益”原则——加夜班的高报酬，缩短侦查期的奖金；当然也曾警告过，没有完成任务的侦查员将要……现在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个省局出了问题，那么它的局长在斯大林面前是干净的：他没有发过用刑的直接指示。然而却保证了刑讯！
一部分普通侦查员（不是那些发疯似地热衷的）懂得上司们在给自己留后手，也力求从比较温和的方法开始，而在加温时，则避免采用留下太明显的痕迹的做法：打出了的眼珠、揪掉的耳朵、折断的脊椎骨，就连遍体青紫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的各省局以及同一省局的不同侦查员那里，除了“熬鹰”之外，看不到整齐划一的刑讯方法。传说顿河罗斯托夫和克拉斯诺达尔的刑讯特别严酷，但没有证明材料。在克拉斯诺达尔想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办法：强迫被侦查人在空白纸上签字，然后自己填进假话。不过，还用得着刑讯吗？一九三七年牢房里没有消毒措施，伤寒肆虐，尸体留在拥挤的人群中五天不收，谁要是在号子里发了疯——拖到走廊里用棍子打死。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以所谓轻便手段为主（我们现在就将看到这些方法）。这是条不会出差错的路子。其实人的平衡状态真正界限是很厌的，因而要使一个普通的人失去自制能力，完全不需要拷问架、火盆。
现在我们试着举出某些最简单的方法，这些方法摧折囚犯的意志和人格，而不在他的肉体上留下痕迹。
我们先从心理方法说起，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准备自己去经受监狱苦难的家兔们说来——这些方法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力量。即便你是有信念的，那也是不好受的。
1从夜审开始。为什么主要的攻心战全在夜间进行呢？为什么机关从其初创起就选定了夜间呢？因为夜间从睡梦中被拖出来的（就连还没有受到“熬鹰”折磨的）囚犯，不可能象白天那么平稳和清醒，他较易受到影响。
2用诚挚的语调进行说服。这是最简单的。为什么要玩猫捉老鼠呢？在其他受侦查人中间稍微呆过一阵以后，囚犯其实就已经懂得了总的形势。于是侦查员就懒洋洋地、友好地向他说：“你自己清楚，刑期是反正要得到的。如果你要抗拒，那末在这里，在监狱里，你就会拖垮、就会失去健康。而上劳改营去—一就会看到空气、阳光……因此还是立即签名为妙。”很合乎逻辑。如果问题只涉及自己，头脑清醒的人便同意签字。但这是罕见的。于是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对党员则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咱们国内供应不足，甚至有饥荒，那您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就应当决定：您是否能说这是整个党的过错，或者是苏维埃政权的过错？”“不，当然不！”——亚麻中心经理急忙回答。“那么您就拿出勇气把罪责自己承担起来！”于是他就承担起来了。
3粗暴辱骂。方法很简单，但对于有教养的、娇生惯养的、气质柔弱的人可以发生很大效果。我知道两起神甫让步于普通辱骂的事件。其中一个（市蒂尔卡，一九四四年）由一名妇女负责审讯。起初他对这个妇女的彬彬有礼在监室里赞不绝口。但有一次他回来时郁郁不乐，好久不肯重复她那些淋漓尽致花样翻新的骂人话。（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引用她的一句妙语。）
4心理对比的打击。出其不意的转变：整个审讯或者一部分审讯都是极端客气的，以名与父名相称，答应给予种种照顾。后来突然摇晃一下文件夹子：“嗨，毒蛇！后脑门给你九克！”接着伸直双手，好像要抓头发，好像指甲尖上还装着针，朝你慢慢逼近（对付妇女这种方法很有效）。
另一方案：两个侦查员交替，一个拳打脚踢，另一个很可爱，几乎很亲切。受审问的人进入审讯室时每次都发抖——这次要见哪一个？对比之下情愿向第二个签署并招认一切，哪怕根本没有的事。
5预先凌辱。在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三十三号”）的著名地下室里，在大街人行道的厚玻璃下（过去的仓库），叫等待审讯的人犯脸朝下一连几小时趴在大走廊的地上，禁止抬头，禁止出声。他们像做礼拜的穆斯林一样趴在地上，直到传带员前来碰碰他们的肩膀带去审讯。——亚历山德拉·奥-娃在卢宾卡没有作出所需的供述。把她转到了列福尔托沃。在那里的接收站上，女看守叫她脱掉衣服，把她光着身于关在隔离室里，然而中走了她的衣服，说是去消毒。马上来了一些男看守，从监视孔里窥看，哄笑并评论她的身体。—一如果普遍询问，想必还可搜集到许多例子。而目的是一个：造成精神颓丧的状态。
6任何足以使受审问的人心慌意乱的方法。请看对莫斯科省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是怎样审讯的。女侦查员在审讯过程中自己三下两下脱光了衣服（脱衣舞！），但一直继续进行审讯，若无其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走近他的身边，力争他在供述中做出让步。也许，这是她个人的一种需要，也可能是一种冷静的计算：受审问的人头脑一发昏就会签名！而她则丝毫也受不到威胁：有手枪、电铃。
7.恫吓。最易采用和非常多样化的方法。往往与诱引、许愿（当然是假的）结合起来进行。一九二四年：“不承认，就得上索洛维茨去。谁承认，我们就放他。”一九四四年：“把你分到什么样的劳改营，全在我决定。劳改营与劳改营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还有了苦役营。你要是坦白—一就上轻松的地方去。要是抗拒—一二十五年戴上镣铐在地底下干活！”——拿另一个更坏的监狱进行恫吓：“要是抗拒，就送你到列福尔托沃去（如果你是在卢宾卡），到苏汉诺夫卡去（如果你是在列福尔托沃），那里就不会像这样和你讲话了。”而你已经习惯于想：在这个监狱里管理制度好像还过得去，那里谁知道会受什么罪？还有转监……让步吧？……
恫吓对于那些还没有被捕、而暂时是用传票传到大楼去的人有很了不起的作用。他（她）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失去，他（她）什么都怕——一怕今天不放回去，怕没收财物、住所。他情愿作出许多供述和让步，但求避免这些危险。她当然不知道刑法典，于是在审讯开始时至少要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伪造的法典摘录：“我已受到警告，凡作假证者……五年监襟”（实际上——第九十五条——一两年以下）……拒绝提供证词的—一五年……（实际上第九十二条——三个月以下）。在这方面已经通行了并且将永远会通行一种侦查方法：
8谎话。我们这些羔羊们是不许撒谎的，而侦查员却经常不断地说谎话，所有这些条文对他都没有关系。我们甚至失去了提出“他说谎话该判什么刑？”这个问题的依据。他可以随便在我们面前放上多少份伪造我们亲人和朋友签名的笔录—一而这还算是一种很雅致的侦查手法呢。
结合诱引和谎话进行的恫吓，是对传唤来作证人陈述的亲属施加影响的基本方法。“如果你不提供这样的（所需的）陈述，他将更糟糕……你将完全毁了他……（母亲听到后将作何感想？）只有在这张（塞给他的）纸上签名，你才能挽救（毁灭）他。”
9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对受侦查人也很起作用。这甚至是最有效的一种恫吓手段，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可以摧毁无所畏惧的人（啊，这是多么有预见性的格言：“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敌人！”）。记得那个谜按人吗？他什么都忍受住了—一自己的痛苦、妻子的痛苦，而对女儿的痛苦却没有忍受住……一九三0年女侦查员里玛利斯这样进行威胁：“我们把你的女儿逮捕起来，把她同梅毒病患者关在一起！”还是个女人！……
威胁把你心爱的人都关起来。有时带着音响伴奏：你的妻子已经抓进来了，她往后的命运全看你是否坦白。现在她正在隔壁房间里受审讯，听吧！果真隔墙有女人的哭声和尖叫声（其实这类声音都是相似的，何况还隔着一堵墙，而且你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度，你已经没有能力鉴别；有时这只不过是在放一张录有“标准妻子”声音的唱片——女高音或女低音，这是某人的合理化建议）。但接着已经不是弄虚作假，而让你通过玻璃门看到，她悲伤地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走着，——不错！你的妻子！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走廊里！你的顽固不化毁了她！她已经被捕了！（而她只不过是用传票传来办理某项微不足道的手续，在约定的时刻放她通过走廊，但吩咐她，头不要抬起来，否则别想从这里出去！）——有时还给你念她的信，一点不错是她的笔迹：我和你脱离关系！我听到了你干的那些卑鄙事情，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既然这样的妻子、这样的信在我们的国家里未始不可能有，那末你就只好凭心灵判断，你的妻子是不是这样的？）。
侦查员戈尔德曼（一九四四年）通过威胁向B·A·科尔汉耶娃索取咬别人的供词：“我们要没收你的房子，把你那些老太婆扔到街上去。”信念坚定的科尔涅耶娃丝毫也不为自己担心，她做好了受难的准备。但戈尔德曼的威胁对于我们的法律来说是完全现实的，她为亲人们忧心如焚。一夜之间几种笔录都被拒绝了，被撕碎了，最后到天亮时，戈尔德曼开始写第四稿，这次受控的只是她一个人，科尔汉耶娃便怀着内心胜利的感觉欣然签了名。连普通的人的本能——进行辩护和甩掉莫须有的罪名——我们都没有给自己保存下来。其实哪谈得上这个！能把全部罪责由自己承担起来，我们就很高兴了。
像自然界中的任何分类没有硬性的界限一样，我们也做不到一清二楚地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区别开来。例如，象下面这样的玩意儿当列入何类：
10.声法。叫受审问的人坐在六米——八米的距离之外，强迫他一直大声说话，重复自己的话。对于已经疲乏不堪的人这是不轻松的。或者一个侦查员用硬纸壳做两个喇叭筒，和另一个进屋来的侦查员靠近囚犯身边，对准他的两个耳朵叫嚷：“招认吧，坏蛋！”囚犯被震得发聋，有时便失去听觉。但这是一种不经济的办法，只不过是侦查员们在单调的工作中也想寻寻开心，于是就各显神通地想出一些花招。
11呵痒。也是寻开心。把手脚绑起来或者按住，用羽毛往鼻子里呵痒。囚犯便天旋地转起来，他产生一种感觉，仿佛是在往脑子里钻孔。
12在被告的皮肤上掐灭烟卷（上面已经讲到）。
13光法。关着囚犯的监室或隔离间里昼夜不灭的刺眼的电灯光，对于墙壁刷着白粉的小屋说来亮度大得过分的灯泡（小学生们和家庭主妇们节约下来的电力）。眼皮发炎，这是很痛的。而在审讯室里又有室内聚光灯对准了他。
14别出心裁。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前夜，契博塔廖夫通宵十二个小时没有受审讯。不对：带去过好多次，契博塔廖夫，手背起来！带出监室，跑上楼，进了侦查员办公室。传带员退出。但是侦查员不提一个问题，有几次连坐也没有让他坐，拿起听筒就说：把一百0七号房间里的带走！来了人，带他回监室。身子刚落铺，门锁响了：契博塔廖夫，审讯！手背起来，到了那儿：把一百0七号房间里的带走！
而一般地说，对犯人施加影响的方法可以在侦查室以前就开始采用。
15监狱是从隔离室开始的，就是说从“匣子”或“立柜”开始的。一个人刚刚从外边被抓进来，正处于思绪起伏的高潮，决意要弄清问题，进行争论、斗争———一跨进监狱就被关进一个匣子，有时里面装着灯，他可以在那里坐下，有时是黑漆漆的，而且只能站着，还被门挤着，他被关在这里几小时，半昼夜，一昼夜。一切难以预料的时刻。也许他要一辈子被活砌在这里面了？他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他行不出来！这种心潮翻滚的最初时刻渐渐消逝。有一些人意志消沉了———正好在这时候就给他们来个第一次审讯！另一些人憋了一肚子火——那就更好，他们马上会侮辱侦查员，做出一些失策的事——那就更容易把案子给他们套上。
16隔离室不够的时候还这样做。在新契尔卡斯克市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叫叶连娜·斯特鲁季斯卡娅在走廊里的凳子上坐了六昼夜—一让她不能靠，不能睡觉，不能倒下来，也不能站起来。这是六昼夜呀！你试试去坐上六小时！
又一个方案，可以让犯人坐在像化验室椅子那样的高椅上，使他脚不着地，这样，脚很快就麻木起来。让他坐上八至十小时。
有时，在审讯时，在囚犯一直有人盯着的情况下，要他坐在一张普通的椅子上、但要这样：坐在最边边上，坐在座位边缘的枝上（再往前些！持往前些！），让他刚好不滑下来，但要使椅子棱角在整个审讯时间内硌痛他的屁股。几小时不许他动一厂。光这些吗？不错光这些。你去试试！
17因地制宜。隔离室可以用陷阱代替，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戈罗雀维茨军队集中营里就采用过这个办法。抓起来的人被推进这种深三米、直径两米的陷阱，让他几昼夜呆在露天，日晒雨淋，陷阱既是他的监室，又是他的厕所。三百克的面包和水，用绳子系着放下去给他。请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刚刚被捕，心里正像开锅似地翻腾着的人，处在这种境地是什么滋味？
不知是因为给红军所有保卫部门下达过统一的指示，还是因为他们相同的野营生活，这种方法曾经非常盛行。例如，一九四一年驻扎在蒙古沙漠上的哈勒欣战役参战部队第三十六机械化步兵师里，对一个刚被捕的人，二话不说（保卫科长萨穆廖夫），交给他一把铁锹，命令他挖掘一个有准确尺寸的坟坑（这已经是与心理方法交织在一起）。当被捕者挖到超过腰部时，叫他停止，命令他坐在坑底，从外面已经看不见他的头。一名哨兵看守这样几个坑，四周好像是空无一人、在一片荒漠上，受侦查的人在蒙古酷热的白天头上没有遮盖，寒冷的夜晚身上没有衣服。什么刑讯都不搞——为什么要花费力气动刑呢？口粮标准是：一昼夜一百克面包和一杯水。丘利佩尼奥夫中尉是一个魁梧大汉，拳击运动员，二十一岁，这样坐了一个月。十天后，他满身虱子。十五天后才第一次传讯。
18罚跪。——一不是在某种假借的意义上，而是在直接的意义上下跪，屁股本许贴脚后跟，腰背挺直。可以在侦查员办公室里或走廊上罚跪十二小时、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侦查员自己可以回家、睡觉、娱乐），有一套规定办法：罚跪的人身边设岗。哨兵按时轮换。让谁罚跪最合适呢？已经被压弯、已经准备投降的人。让妇女罚跪最合适。——一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讲述了这类方法的一种变体：让年轻的洛尔德基帕尼泽跪着，侦查员往他脸上撒尿！什么别的办法都攻不克的洛尔德基帕尼泽，却被这种做法摧垮了。可见，对付有傲气的人，这办法也很有作用……
19要不就罚站。可以在审讯时罚站，这也能消耗他的体力。摧折地的精神。也可以让他在审讯时坐着但在两次审讯之间站着（设置岗哨，看守盯着不许靠墙，如果睡着了倒下来就踢，就拽）。要叫一个人变软，要他供什么就供什么，有时只要罚站一昼夜，就已经足够了。
20每回连续三、四、五昼夜的罚站，通常不给水喝。
越来越懂得要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配合起来。还明白了，所有上述的办法，都可以结合：
21“熬鹰”。中世纪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方法的重要，因为它不知道一个人能在其中保持他的人格的范围是多么狭仄。不让睡觉（再结合罚站、干渴、强光、恐惧和对前途一无所知——你那些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能模糊神智、动摇意志，使人不再成为自己的“我”（契河夫的《想睡觉》，但是那里要轻得多，那里的小姑娘可以稍稍躺一下，息息精神，这样的一分钟就可以救命地使脑子清醒）。人的行动一半是无意识，或者完全是无意识的，因此就不要为他的供述见怪于他……
请想象一个外国人，还是不懂俄语的，在这种神志模糊的状态中让他在什么东西上签字。一个叫尤普·阿申布伦纳的巴伐利亚人就这样签了字，承认曾在“杀人汽车”上干过。一九五四年在劳改营里他才得以证明，当时他在慕尼黑的电焊工训练班学习。
话是这样说的：“你不肯坦白交代，所以不许你睡觉！”有时居心恶毒地不是叫他站着，而是叫他坐在特别引起睡意的软沙发上（值班的看守就在那个沙发上并排坐着，见他一眯上眼睛就踢他）。请看一个受害者（在此以前他刚在臭虫隔离室坐过一昼夜）怎样描写受刑后的感觉：“由于大量失血直打寒颤。眼皮发干，好像有人拿一块烧红的铁紧挨着你的眼睛。舌头干渴得肿起来，稍稍一动就像刺猥在扎。吞咽痉挛使喉咙像刀割一样。”
“熬鹰”是一种伟大的刑讯手段，并且完全不留下可以看得见的痕迹，甚至连申诉的口实也不给你，哪怕从未见过的检查团突然降临。“没有让你睡觉？可是这里并不是疗养所呀！工作人员也跟你一起没有睡觉。”（他们白天已经睡足了。）可以说，“熬鹰”在机关军已经成了万应药剂，它由一种刑讯手段变成了国家安全部门的生活常规，因而是最省事的方法，不必设什么岗就能达到目的。在所有的侦查牢房里，从起床到熄灯，一分钟也不能睡觉（在苏哈诺夫卡，还在其他一些监狱里，为了这个目的，白天把床折到墙里，在另一些监狱里，根本就不许躺下，甚至不许坐着闭上眼睛）。主要的审讯都是在夜间进行。自动形成这种状况：谁正在受审讯，谁就在一星期内至少五昼夜没有时间睡觉（星期六夜里和星期目的夜里侦查员们自己努力争取休息）。
22作为上述方法的发展——侦查员的车轮战术你不仅睡不了觉，而且接连三、四昼夜由侦查员轮流交替不断宙讯。
23臭虫隔离室。上面已经提到过。在漆黑的木板钉的匣子里，繁殖了成百只、也许是成千只臭虫。关进去的人身上的外衣或军便服要扒掉，顿时间饥饿的臭虫从墙上爬下来。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纷纷落到他的身上。起初，他还猛烈同它们进行战斗，在自己身上、在墙板上掐死它们，被臭味熏得出不了气，但过了几小时后他就精疲力尽了，就乖乖地让它们吸血了。
24禁闭室。监室不管怎样不好，但禁闭室总要比它更坏，从那里看，监室永远是天堂。在禁闭室里，人受到饥饿和一般是寒冷的折磨（在苏哈诺夫卡还有热禁闭室）。例如，列福尔托沃的禁闭室根本就不生暖气，暖气片只给走廊供暖，而在这“供暖的”走廊里，值班的看守还需要穿着毡靴和棉衣来回走动。囚犯被扒掉衣服，只剩内衣，有时只剩一条衬裤，他必须一动不动地（因为面积狭窄）在禁闭室里呆上三、四、五昼夜（热的烂菜场只在第三天才有）。在最初时刻你心里想，我恐怕连一小时也受不住。但某种奇迹使人挨过了五昼夜，也许从此落下一辈子的病根。
禁闭室有不同类型：潮湿的，有水的。已经是战后了，在契尔诺维茨监狱里让玛莎·T光着脚在齐踝骨深的冰水里呆了两小时——招认吧！（她当时是十八岁，还多么怜惜自己的脚，还要带着这双脚活多少年呀！）。
25，锁在站龛算不算关禁闭室的一个变种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对C·A·契博塔廖夫曾这样施刑：把他赤身裸体关在一个混凝土做的站龛里，在那里他既不能屈屈膝，又不能把手舒展一下换换位置，也不能转动头部。这还不算数。冷水开始一滴一滴往头顶上掉（多么高妙！……），于是一道道的小溪便顺着身子流下来。对他当然没有说明这只是二十四小时的事。可怕吗？不可怕吗？——但他失去了知觉，次日发现他好像已经死了，他苏醒过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用阿莫尼亚水、咖啡因、按摩身体才使他恢复过来。他好久想不起——一地从哪儿来，前夜发生了什么事情。整整一个月他甚至不适于受审讯（我敢于推测，这种站龛和滴水装置不是为契博塔廖夫一个人制作的。在一九四九年，我那个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同学也曾在类似的场所呆过，虽然那里没有滴水。在哈巴罗夫斯克与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之间，十六年内可能还有其他的点？）。
26饥饿。在介绍配合施加影响的方法时曾经提到过。这不是什么稀见的方法：用饥饿迫使犯人招认。说实话，饥饿的因素，像利用夜间审讯一样，已经成为普遍的施加影响办法。贫乏的监狱口粮在不打仗的一九三三年是三百克，一九四五年在卢宾卡是一百五十克。因此，耍弄允许和禁止送牢饭，允许和禁止到小卖部买食物的游戏——这是使用于所有人的，是万能的办法。还有一种利用饥饿的特别强烈的办法：一个月期间只给丘利佩尼奥夫吃每天一百克的口粮——后来，把他从地坑里带出来，侦查员在他面前摆上一锅浮着一层油的红菜汤，放上半个斜着切下来的白面包（怎样切法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丘利佩尼奥夫今天仍然坚持说，切得实在太诱人了）。然而一次也没有让吃。这是多么老式、封建式、洞穴式的做法呀！只有一点是新鲜的，那就是实施于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的人也讲到类似的做法，这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还要转述契博塔廖夫遭遇的一件事，因为它是配合方式的范例。把他关在侦查员办公室里七十二小时，唯一允许做的是带去上厕所。其余都不许：不许吃，不许喝（旁边就放着一瓶水），不许睡觉。在办公室里老有三个侦查员。他们分三班轮流工作。一个经常（默默地，丝毫也不打扰受侦查的人！）在写什么东西，第二个在沙发上睡觉，第三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只要契博塔廖夫一打瞌睡，马上就打。然后他们换了角色（也许他们自己因工作上出了毛病正在受处分？）。突然给契博塔廖夫送来饭菜：油呼呼的乌克兰红菜汤，配有炸土豆块的煎肉排，装在水晶高预瓶里的红酒。契博塔廖夫因为一生厌恶酒类，所以不管侦查员怎样勉强（也不能过分勉强，否则就要搞坏这场游戏）还是不喝。吃过饭以后便对他说：这是你当着两名证人做的供述，现在签名吧！—一原来就是在一睡一醒的两名侦查人员在场时，默不作声地写成的那份东西。从第一页起，契博塔廖夫就看到，他同所有著名的日本将军有密切往来，并从他们那里得到间谍任务。于是他便开始一页一页地勾掉。他遭到一顿毒打后被赶了出去。而与他一起抓来的另一个中东铁路工作人员市拉吉宁，经过了相同的场面，喝了酒，迷迷糊糊地签了名——一结果被枪决了（对子饿了三天的人一杯酒就有多大力量呀！而这里是一大瓶呢）。
27.不留痕迹的殴打，用橡皮棒打，用木裙子和砂袋打。打在骨头上，例如，审讯员用皮靴踢骨头几乎贴着肉皮的小腿，是很痛的。旅长卡尔布尼奇-勃拉文被接连打了二十一天（他现在说：“过了三十年，浑身骨头还都在发痛，头也痛。”），回忆亲自挨过的和别人讲的，他统计出五十二种打法。比方有这种做法：把手夹在专门的装置里——使被告的手掌平贴在桌上——用直尺边缘敲打关节——能让你嚎叫出来！是不是该把打落牙齿作为殴打的特殊形式单独提一提呢？（卡尔布尼奇给打掉了八颗牙齿。）
一九四九年被捕入狱的卡累利阿省委书记r·库普里亚诺夫给打掉的牙齿有的是普通的，它们不算数，有的是金的。起初给收据，说是拿去保存。后来觉得不对头，便把收据收回了。
每个人都知道，拳打腹腔神经丛能叫人暂时停止呼吸，但却留不下一点点痕迹。列福托尔沃监狱的西多罗夫上校在战后采用过用一只胶鞋向男人的睾丸发任意球的做法（被球打中过腹股沟的足球运动员会知道这种打法的分量）。这种疼痛无与伦比，一般会失去知觉。
28在诺沃罗西斯克的内务人员委员部里，发明了一种夹钳手指甲的机器。后来在递解站看到许多诺沃罗西斯克犯人手指甲脱落。
29还有和平衣呢？
30还有折断脊椎骨呢？（也是那个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
31上勒口（“燕子飞”）？这是苏哈诺夫卡监狱的方法，但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也使用它（侦查员伊夫科夫，一九四0年）。用一条粗布长巾勒住你的嘴（上勒口），再从背后把两端系在脚后跟上。就这样像个轮子似地，脊背咯吱作响，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让你肚子贴地趴上两昼夜。
还需要继续列举吗？还要举很多吗？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
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
不过且听我往下说。无需这些刑讯，甚至无需最“轻便”的方法，就可以从大部分人取得供词，就可以把毫无防备的、挣扎着想回到自己暖窝去的羊羔用铁牙咬住。力量和处境的对比太悬殊了。
啊，从侦查员的办公室里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满了危险，到处是真正的非洲丛林。而我们曾经认为它是那样简单！
你，甲，和你的朋友乙，彼此多年相识，彼此完全信得过，在见面时敢于谈谈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没有任何别人在场。也没有任何人能偷听你们。你们彼此也没有告发，绝没有。
可是你，甲，不知怎么地被列入了计划，被揪着耳朵拉出羊群，关进监狱。由于某些原因，其中也许包括某人告了你的密，包括你为自己亲人担心，包括稍稍的缺觉，包括小小的禁闭室，你决定自己破罐子破摔了，但决不咬别人。于是你便在四个笔录上签名招认了，说你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你讲过关于领袖的笑话，希望第二候选人当选，所以你走进投票室里去想把选票上唯一的那个人涂掉，但是墨水瓶里没有墨水。还有，你的收音机有十六米的波长，你竭力想透过干扰从西方广播里听出一点什么。你的十年是保证木成问题了，然而肋骨却完整无缺，肺炎暂时也还没有，你也没有出卖任何人，好像你应付得挺聪明。你已经在监室里表示，对你的审问想必很快就要终结了。
但是你看！侦查员不慌不忙地欣赏着自己的笔迹，开始填写第五号笔录。问：你同乙是否交过朋友？是。你在政治问题上同他无话不谈吗？不，不，我不相信他。但你们经常见面吧？不很经常。嘿，怎么不很经常？根据邻居的陈述，仅仅最近一个月，某日，某日，某日，他就上你那里去过。去过吗？好吧，也许是这样。邻居注意到，你们从来不喝酒，不喧嚷，讲话很轻，走廊里都听不到（啊，朋友们，喝酒吧！打碎酒瓶吧！骂娘骂的声音响些！——这会使你们不受嫌疑！）——嗯，这又怎么啦？——而且你也上他那里去过，你在电话里说：我们俩那天过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夜晚。后来，在十字路口又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与他在大冷天站了半个小时，你们脸色阴沉，露出不满的表情，这里恰好有你们会见时的照片。（特务的技术，我的朋友们，特务的技术！）那末，—一你们在这次会见时谈论些什么？！
谈论些什么？！……这是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想法——你忘记了你们谈论些什么。难道你非记住不可吗？好，就算忘记了第一次谈话。难道第二次也忘了！第三次也忘了？甚至那个内容充实的夜晚也忘了？还有—一在十字路口，还有同丙的谈话呢？还有同丁的谈话呢？不，你想，“忘了”—一这不是出路，这上面站不住脚。于是，你那受到逮捕的震荡的、因恐惧而受伤的、由于缺觉和饥饿而变昏沉的脑子，便上下求索，以期找到一套巧妙的比较近乎情理的说法来把侦查员蒙混过去。
谈论些什么？！如果你们谈论了冰球（这在一切场合都是最太平无资的，朋友们！），谈论了女人，甚至谈论了科学，那还好，可以复述一遍（科学———距冰球不远，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科学中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因此可能会粘上关于泄露机密的法令）。可是如果实际上你们谈论了城里最近又在抓人？谈论了集体农庄？（当然说集体农庄里不好，因为谁会说它们好呢？）谈论了降低计件工资额？瞧你们在十字路口板了半小时的面孔——你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
也许，乙已经被捕（侦查员向你担保说——一是的，并且已经把你供出来，现在就要把他带来当面对质）。也许他正泰然自若地坐在家里，但马上就会从那儿给拉去审讯，并会同他核对你们那时在十字路口板着脸说了些什么？
现在，事过之后，你才明白：生活是这样的，当你们每次分手时，你们都应当商量好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时，不管怎么审问，你们的供词就会口径一致。但是你们没有说好？你们毕竟没有设想到，这是怎样的热带丛林。
说你们约好去钓鱼？而乙却可能说根本没有谈过什么钓鱼，说的是函授教学。你非但不会顺利通过侦查，反而会把结子系得更紧：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你闪出一个念头—一成功的还是致命的？——应当说得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当然，要磨平一切棱角，去掉一切危险的东西）——一人们不是说，谎话永远应当说得接近真实吗。也许，乙也能想到该这么办，说出些离这不远的话，双方供词在某些方面能碰上头，于是就不再纠缠你们。
过了许多年你会明白过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明智的想法，装成一个难以置信的大傻瓜要正确得多：我自己过的日于一天也记不得，就是打死我也记不得。但你是三昼夜没有睡觉。你费好大劲儿才能留意自己的思想，留意在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况且不给你一分钟思考的时间。况且一下子两个侦查员（他们喜欢彼此往来串门）缠住你不放；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于是你就供述：谈到集体农庄（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但很快就会上去），谈到降低计件工资额……究竟说了些什么？说对降低感到高兴？但这不是正常人说的话，又会搞得不像真的。要完全像真的，得这样说；发了点小牢骚，说工资额卡得紧了点。
而侦查员是亲自作笔录的，他译成自己的语言：在我们这次会晤时，我们诋毁了党和政府的工资政策。
将来有一天乙会责怪你：哎，笨蛋，我说的是—一我们约好了去钓鱼……
但你是想比你的侦查员更狡滑、更聪明！你有迅速敏锐的思想！你是知识分子！于是你就弄巧成拙了……
在《罪与罚》里，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出了一个非常透彻的看法，这个看法只有自身经历过这种猫捉老鼠游戏的人才能得出来—一他说，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无需我替你编造案情，你们自己就会编造好了现成地给我端上来。是啊，正是如此！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出契河夫笔下的《歹徒》那样妙不可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说他犯了什么罪，他总要努力编出一套故事，不管怎么假，总会是有头有尾的。
然而，屠夫侦查员抓的不是这种连贯性，而只是三言两语。他是知道什么货色什么价钱的。而我们却毫无准备！……
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育和培养就是如何去掌握自己的专业、履行公民义务、服兵役、练身体、端正品行、甚至养成审美能力（这方面马马虎虎）。但是，无论上课、教育、经验都一点也没有提示我们经受生活的最大考验：无缘无故的逮捕和无事生非的侦查。小说、戏剧、电影（它们的作者们自己最好去喝一喝古拉格这杯苦酒！）把坐在侦查员办公室的人给我们描绘成真理和仁爱的骑士，像我们的亲爹。——一什么题目的课没有给我们讲过呀！甚至拿它们考得我们满头大汗——一但是谁也不会讲一堂关于刑法典的真实含义和广义解释的课，而且这些刑法典在图书馆不开架借阅，在书亭里不出售，到不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手中。
好像是童话，据说在三海之外的某个地方，受侦查的人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这就是说，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刻，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通晓一切法律的清醒头脑！
我们的侦查工作原则，还在于不许受侦查人对法律有任何了解。
出示起诉书……（对话：“在上面签名吧。”“我不同意起诉书。”“签名吧。”“但我什么罪过也没有呀！”）……你依照苏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第2款和第五十八条11受控诉。签名吧！——但这些条文说的是什么呀？让我看看法典！—一我没有法典。——那就上处长那里去拿来！——他也没有。签名吧！——但我请求给我看法典！—一规定不许给你看，它不是为你写的，而是为我们写的。而且你也不需要看，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条文说的正好是你犯的那些罪。而且现在让你签名并不是要你同意，而是证明你已经读过了，证明起诉书已经给你看过。
在其中的一张纸上突然闪出一种新的字母组合：YIIK（刑诉法典）。你起了戒心：YIIK同YK（刑法典）有什么区别呀。如果碰上侦查员心情舒畅，他会问你解释：这是刑事诉讼法典。怎么？那么说，甚至不是一本，而是整整两大本法典你都一无所知，可是眼下正根据它们的规定开始了对你的惩治？！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年、后来又过了十五年。在我的少年时代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青草。刑期已经服满，甚至无期的流放也已结束。但不论什么地方—一不论在劳改营的“文比教育”处，不伦在区图书馆里，甚至在中等城市，—一我眼里没有见过、手里没有拿过、不能买到、不能搞到甚至不能询问苏联的法典！而且，我所熟识的那些经过了侦查、法院并且不止一次被劳改和流放的几百万囚徒——其中也没有一个人眼里见过法典，手里拿过法典！（深知我国的多疑气氛的人懂得：为什么不能在人民法院或区执行委员会询问法典。你对法典的兴趣将会是一种非常的现象：或者你正在准备犯罪，或者想湮灭罪迹！）
只有当两个法典结束了自己的三十五年存在的最后日子，只有当它们应当被新法典代替的时候，——一只是那个时候，我才在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售货柜上看到它们，两个平装的小兄弟，yk和yllK（因为已经无用便决定把它们放出来）。
我现在深受感动地阅读着。例如，刑诉法典规定：
第136条—一侦查员无权用暴力和威胁的方法强迫被告
供述或招认。（预见得多么清楚！）
第111条——一侦查员还必须查明证明被告无罪的情节，
以及减轻其罪责的情节。
（“我可是在十月革命期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呀！……我枪毙了高尔察克！……我清算过富农！……我给国家节约过一千万卢布！……我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两次负伤！……我得过三次勋章！……”
我们并不是为这个审判你——历史张口露出了侦查员的牙齿，——你做过好事——这与案情无关）。
第139条——被告有权亲笔书写供词，并要求对侦查员
书写的笔录加以修正。
（哎，要是及时知道这条多好！正确些说：如果实际上真是这样多好！但是像乞求恩典似的，我们总是徒然地请求侦查员不要写上“我的卑鄙谰言”来代替“我的错误言论”，不要写上“我们的地下武器库”来代替“我的生了锈的芬兰刀”）。
啊，要是给受侦查人先上一课监狱学多好！要是进行侦查工作时先排演一下，然后再来真的多好！……对一九四八年的二进狱者就没搞过这种侦查把戏—一因为那是白费劲。但初进狱者没有经验、没有知识。并且无人可与商量。
受侦查人的孤独！—一这就是不公正的侦查获得成功的又一个条件！整个机关扑上去摧毁这个孤独的受压的意志。从逮捕那一刻起，以及在侦查的整个最初突击期，囚犯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在监室里，在走廊里，在楼梯上，在侦查室里，——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应当与自己的同类接触，不应在任何人的微笑中，在任何人的眼光中，汲取到同情、忠告、支持。机关尽一切力量去遮住他的未来，歪曲他的现在：把他的亲友都说成是已被逮捕的，把一切物证说成是已经找到的。夸大自己对他及其亲人进行制裁的可能性，夸大自己给予饶恕的权利（机关根本没有这种权利）。把真诚“海改”同减轻判决和劳改营待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根本就不存在）。当囚犯惊魂未定、受尽痛苦并失去自制能力的短短时期内，从他嘴里尽可能多取得一些不能翻悔的供述，尽可能多牵进一些清白无辜的人（有的人精神颓丧到那种程度，甚至请求不要向他们念笔录，受不了，拿来签吧！拿来签吧！）—一只在那以后，才从单人监室放他到大监室去，在那里他将后悔莫及地发现并回味自己的错误。
在这个决斗中怎能不犯错误呢？谁能不犯错误呢？
我们说过“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但是在三七年（还有四五年）监狱发生人满之患的时候，这个新抓来的受侦查人的理想的孤独原则无法得到遵守。囚犯几乎从最初几小时起就处在人烟稠密的集体监室中。
但这也有它的优点，可以弥补不足。监室的拥挤不仅代替了狭小的单人隔离室，它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刑讯，特别可贵的是，这种刑讯长达整整的几昼夜、几星期—一并且侦查员不用花任何精力：刑讯囚犯由囚犯自己未进行！监室中挤进了那么多的囚犯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小块的地方，人踩着人，甚至根本不能移动地方，彼此坐在脚上一例如，一九四五年在基什尼奥夫的羁押所里一个单人监室塞进一了十八个人，一九三七年在卢甘斯克——十五人，而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一九三八年在定员二十五人的布蒂尔卡标准监室中蹲在一百四十人中间。他对牢房生活描写得很好。厕所这样拥挤，以至一昼夜只让解一次手，有时甚至是半夜去，放风也这样！他在卢宾卡接收站“狗窝”里曾经计算，整整几个星期内，每一平方米的地面平均同时要摆三个人（请合计一下，请安排一下！）在“狗窝”里，没有窗和通风装置，由于体温和呼吸，温度高达四十至四十五度，大家都只穿一条村裤（冬季衣物垫在自己身下），他们的赤裸肉体挤在一起，由于别人的汗水，皮肤长上了湿疹。他们就这样几星期地蹲在那里，既不给他们空气，也不给他们水喝（除了烂菜汤和早上的一杯茶）。
这一年在布蒂尔卡新被捕的犯人（已经过洗澡房和隔离间的处理）几昼夜坐在楼梯台阶上，等待起解的犯人腾出监室。特-夫早七年，即一九三一年在布蒂尔卡蹲过，他说，板铺下都塞得满满的，犯人们躺在沥青地上。我晚七年即在一九四五年蹲过——同样的情况。但不久前我从M·K·勃-契得到了一份关于一九一八年布蒂尔卡拥挤情况的宝贵的个人证明：在那年十月（红色恐怖的第二个月），挤得那么满，甚至在洗衣房里设置了七十人的女监室！那末，布蒂尔卡什么时候空过呢？
如果再加上用马桶代替上厕所（或者相反，从一次上厕所到另一次上厕所之间，在监室里没有马桶，像在西伯利亚某些监狱里那样）；如果再加上吃饭四人合用一个钵子，并且还相互坐在膝盖上；如果时而拉出什么人去审讯，时而推进个挨过毒打、困倦不堪、浑身瘫软的什么人；如果这些瘫软的人们的样子要比侦查员的任何威胁更有说服力；一个等了几个月还没有传讯的人会觉得，任何一种死亡，任何一种劳改营似乎都比他们的扭曲的姿态轻松得多——这种种也许完全可以代替理想的孤独状态？并且在这样乱七八糟的人堆里，向谁讲心里话，很不好下决心，也并不是经常能找到一个能商量事情的人。因此对于刑讯和毒打，当侦查员拿它作威胁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就相信，而一看到受过刑讯的人们，你便深信不疑了。
受害者会亲口告诉你，怎样往喉咙里灌盐水，然后一昼夜在隔离室里受干渴的折磨（卡尔布尼奇），或者，用擦板擦背直到出血，然后再涂上松节油（鲁道夫·平措夫旅长两者都尝到了，而且还用针插进他的指甲，灌水直到要把肚子胀破——逼他在笔录上签名，招认他想在十月革命节阅兵式上把坦克旅开向政府领导人）。从全苏自然科学家协会前艺术部主任亚历山德罗夫那里，可以获知阿巴库莫夫本人是怎样打人的（一九四八年），亚历山德罗夫被打断了脊椎骨，身子向一侧倾斜，他失去了抑制眼泪的机能。
是的，是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决不鄙弃这种粗活（亲临前沿的苏沃洛夫！），他喜欢有时亲手拿拿橡皮棍。他的副手留明就更乐意打人。他是在苏哈诺夫卡的“将军”侦查办公室里干这种活的。办公室有核桃木的护墙板，门窗上挂着丝绸帘子，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幅波斯地毯。为了不弄坏这件漂亮东西，给准备挨打的人在地毯上铺了一条肮脏的血迹斑斑的长垫子。在拷打时作留明助手的不是普通的看守，而是一名上校。留明抚摸着直径四厘米的橡皮棍，客气地说：“这么说来，您光荣地经受住了‘熬鹰’的考验（一个月不让睡觉，亚历山大·多尔甘是靠耍滑头才支持下来的——他站着睡）。现在我们拿棍子试试。我们这里没有人能支持两三场的。请您褪下裤子，请趴在垫子上。”上校骑在挨打者的背上。多尔甘想计算打击的次数。他还不知道，由于长期挨饿，屁股已经塌下去，橡皮棍打在坐骨神经上是什么滋味。感到痛的不是挨打的地方，而是头痛欲裂。在第一下打击后，挨打者就痛得失去理智，用指甲乱抓垫子。留明继续打，力求打到点子上。上校用他那肥胖的身躯使劲压住——这正是为权力无边的留明当助手的、肩章上有三颗大金星的人该干的工作！（在一场以后，挨了打的人就不能走路了，当然不是把他抬出去，而是在地上拖出去。臀部很快就痛得扣不上裤子，伤痕却几乎没有。发作了一场很厉害的腹泻，而多尔甘坐在自己的单人监室的马桶上却哈哈大笑，他还要去挨第二场，第三场，打得皮开肉绽，留明狠劲上来，动手朝他肚子上揍，打破了腹膜，肠子流下造成严重的疝气，他得了腹膜炎，拉进市蒂尔卡医院，强迫他干缺德事的企图也就暂时歇手了。）
你也会受到这种折磨！在这种场面以后，基什尼奥夫的侦查员丹尼洛夫用通条打维克多·希波瓦尔尼科夫神甫的后脑壳，揪住发辫拉来拉去，简直像是父亲的爱抚（对神甫这样揪方便些，对普通俗人则可以揪住胡子从办公室的一角拖到另一角。而对付李哈德·阿霍拉——芬兰赤卫队员，追捕悉尼·雷利的参加者和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时的连年——一的办法是用钳子夹住他那大八字胡的一端把人提起来，一会儿又夹住另一端，各持续十分钟，不让脚着地）。
但最可怕的是用下面的办法来对付你：扒掉你下身的衣服，让你仰卧在地上，两腿叉开，帮手们（可爱的军士们）坐在腿上、抓住你的手，侦查员——女人也不嫌弃这种事—一站到你叉开的两腿中间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个某个时候曾经使你成为男人的东西，逐渐地、有节制地、但越来越用力地往地上压，一面瞧着你的眼睛并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问题或出卖人的建议。如果他没有过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还有十五秒钟可以喊叫出来，说你一切都招认，说你决意让那些被你咬出的二十个人坐牢，或者在报刊上诋毁任何你视为最神圣的东西……
让上帝而不是人们去责备你吧……
派进监室来的“耳目”轻声说：“没有法子！全招了吧！”
头脑清醒的人说：“简单的盘算：留得青山在……！”
牙齿已经没有了的人朝你点头：“人家以后不会给你安牙。”
深知底细的人作结论：“招认也罢，不招认也罢，反正要判刑。”
还有什么人在角落里预言：“不签名的，他们要枪毙！为了报复，为了使他们在侦查当中干的事不留痕迹。”
要是你死在审讯室里，他们就向亲属宣布：“判了劳改，剥夺了通信权。”让他们去找吧。
如果你是个正统派，那末就会有另一个正统派靠过来，怀着敌意看看四周，免得局外人偷听，开始热烈地对你做工作：
“我们有义务支持苏维埃的侦查工作。我们周围充满了战斗。怪我们自己：我们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有这种腐烂东西在国内繁殖起来。正在进行着残酷的秘密战争。这里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敌人，你听见他们的言论吗？党并没有必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报告——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既然这样要求，那就应当签名。”
还有一个正统派悄悄凑近来说：
“我签名咬出了三十五个人，所有的熟人都咬出来了。我也劝你：尽可能多说出一些姓名，尽可能多拉一些人进来！那时就会明白，这是瞎扯淡，就会把大家放了。”
这正中机关的下怀！正统派的自觉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的自然地合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正需要这把姓名的折扇，正需要姓名的这种扩大再生产。这也正是他们工作质量的标志和抛出新套索用的木橛。“同谋！同谋！思想一致的同伙！”——硬逼着每一个人交代。（据说，P·拉洛夫交代说红衣主教黎塞留是他的同谋，把他写入了笔录——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恢复名誉时的那一次审讯，谁也没有感到奇怪。）
正好说到了正统派就再说一点。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刊，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受惩办。而且今天头顶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大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末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那该怎么办呢？你——一个触肤知痛的、柔弱的、眷恋亲人的、毫无准备的人，怎样才能顶得住？
要能够强于侦查员和整个这种圈套需要什么呢？
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在牢门口就应当对自己说：生命已经完结，稍稍早了一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永远也不会重获自由，我已注定灭亡——现在或者略迟一些，但迟些将更难受，还是早一些好。财产我再也没有。亲人们对我说来已经死了——我对于他们说来也已经死了。我的肉体从今天起对我已经无用，非我所有。只有我的精神和我的良心依然是我所珍惜和尊重的。
在这样的囚犯面前——侦查机关将会发抖；
只有割断一切尘念的人才会取得胜利！
但怎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石头呢？
例如，别尔佳耶夫小组里有的人被变成了审判庭上的傀儡，而拿他本人却没有办法。本想把他拉进这一场审判，两次逮捕，曾带到（一九二二年）捷尔任斯基那里去进行夜间审讯，加米涅夫也坐在那里（可见他也不嫌弃通过契卡来进行思想斗争）。但别尔佳耶夫没有卑躬屈膝，没有央告，而是坚定地阐述了作为他不接受俄国现政权的根据的那些宗教和道德原则，结果，他们不仅认为让他出庭没有好处，而且把他释放了。人竟出了观点！
H·斯托里亚罗娃回忆一九三七年布蒂尔卡板铺上的邻居，一个老太婆。每夜都审讯她。两年前，一个从流放地逃跑出来的过去的大主教曾在她家借宿过。“可别说是过去的，他是现在的！不错，我有福气接待了他，”“好，那他以后从莫斯科出来到谁那里去了？”“我知道，就是不说！”（大主教通过教徒的关系逃到了芬兰）侦查员换了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在老太婆的脸前晃拳头，而她对他们说：“你们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剁成碎块也没用。其实你们害怕长官，互相害怕，甚至害怕把我杀死（“线索断了”）。可我什么也不害怕！就是马上去见上帝也行！”
在三七年也有过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从审讯室回到监室来取行囊。他们选择了死亡，但没有株连任何人。
不能说俄国革命者的历史给过我们坚强不屈的范例。但这里无法比较，因为我们的革命者从来也没有见识过拥有五十二种方法的这种真正的好的侦查工作。
舍什科夫斯基没有摧残拉季舍夫”。拉季舍夫根据当时的惯例也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儿子们将依然会当近卫军官，并且谁也不会断送他们的前程。谁也不会去没收拉季舍夫的世袭领地。但这个卓越人物到底还是在他短短两星期的侦查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放弃了自己写的书——并请求宽恕。
尼古拉一世没有这份聪明——把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抓来逼她们在隔壁公事房里尖叫或者对十二月党人本人用刑，——不过他也没有这种需要。对十二月党人的侦查完全是自由的，甚至把问题送进单人囚室让他们事先考虑。没有一个十二月党人后来回忆说他的回答被人曲解。不追究对“暴动准备”知情不报的责任。被判刑者的亲属也没受到任何牵连（关于这一点，有沙皇的特谕）。但是，甚至雷列耶夫也是“详尽坦白，毫无隐瞒”地回答问题。甚至彼斯捷尔都分裂出来了，供出受他委托埋藏《俄国法典广的诸同志，以及埋藏地点声很少一些人，像卢宁那样，显示出对侦查委员会的不屑和蔑视。大部分人表现得平平庸庸，互相攀扯，许多人低首请求宽恕！扎瓦利申把一切都推在雷列耶夫身上。E·11·奥波连斯基和C·11·特鲁别茨科伊甚至赶紧咬出格里鲍耶陀夫来——这点，连尼古拉一世也不相信。
在《仟悔书》里巴枯宁在尼古拉一世面前卑躬屈节地向自己脸上吐口水，从而逃脱了死刑。精神的渺小？还是革命的狡计？
好像，承担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任务的那些人应当是因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而被选中的吧？可是，格里涅维茨基与沙皇同归于尽，而雷萨科夫却活着并落到了侦查机关的手中。就在当天他已经败露了秘密接头住所和参与密谋的人，由于害怕断送自己的年轻生命，就急忙把比预期能从他那儿得到的更多的情报告知了政府！他悔恨交加，不知所云，他建议“揭穿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秘密”。
在前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受侦查人如果认为所提问题不适当或涉及了个人隐私，宪兵军官就当即把问题撤回。——一九三八年在克列斯特监狱，老政治苦役犯泽林斯基像小孩那样被扒下裤子用通条抽打了一顿以后，回到监室痛哭流涕地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一再举一个例子。从一篇现代的研究文章中我们得知，宪兵们拿走了列宁的《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一文的手稿，但是没有能够通过它追查出作者来。
“在审讯中，不出所料（这里和以后的着重点都是我加的—一作者注），宪兵们从瓦涅耶夫（大学生）处了解到的东西并不多。他总共只不过告知他们，在他那里发现的手稿是搜查前几天由一个他不愿说出姓名的人放在一个包着其他东西的大包里拿来交他保存的。侦查官毫无办法（怎么？那淹到踝骨的冰水呢？盐水呢？留明的棍子呢？……），只能把手稿送去鉴定。”结果竟是一无所获——一看来佩列斯韦托夫本人是熬过了若干年监牢生活的，他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来，如果有一个《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文稿的保存者坐在侦查员面前，侦查员还能有些什么办法！
C·11·梅利古诺夫回忆：“那是沙皇的监狱，幸福的回忆中的监狱，现在政治犯们几乎怀着欢乐的感情去回忆它。”
这里有一个观念的差距，这里完全是另一种尺度。正如果戈理时代以前的盐粮贩子不能领会喷气式飞机的速度一样，不经过古拉格接收站绞肉机的人，是不能完全认识到侦查机关的一大神通的。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尤莉娅·鲁米扬采娃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内部监狱，为了查明从这个集中营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绝回答！对于不知底细的读者来说，这是英勇精神的范例。对于具有古拉格痛苦经验的读者来说，这是侦查员颟顸迟钝的范例：尤莉娅没有在刑讯下死亡，没有被逼得发疯，而是在一个月后活得好好地干脆被放了出来！
这类应当使自己心如木石的想法，当时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我非但没有割断温情脉脉的尘缘的准备，连那几百支法贝尔牌的战利品铅笔在逮捕时被没收，还长久地使我耿耿于怀。后来从漫长的监狱岁月中回顾对自己的侦查阶段，我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豪。我，当然，本可表现得更坚强些。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一直神智昏沉，精神颓丧。这些回忆所以没有使我感到内疚，只是因为，谢天谢地，我避免了株连任何人。可是已经差一点落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与我的同案人尼古拉B）的陷入囹圄带有孩子气的性质，虽然我们已经是前线的军官了。战时我与他在两个战区作战，互相之间通信，明知部队有检查信件的制度，却忍不住在信里几乎公开地表示对最最英明的人的政治不满和责骂，该写父亲的地方，我们使用了一眼能看穿的“贼头”这个代号（后来我在监狱中讲述我的案情时我们的幼稚只是引起了讪笑和惊奇。人们对我说，这样的傻瓜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也相信这一点）。突然，我阅读关于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案的研究著作时发现，他们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因不慎的通信而落网的，并且只是这个情况才于一八八七年三月救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命。
暗杀小组成员安德烈尤什金寄给哈尔科夫的朋友一封坦率的信：“我坚信（我们这里）一定会发生一次最无情的恐怖行动，而且不是在遥远的未来……红色恐怖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为我的收信人担心（他已经写过好多封同样的信——作者注）……如果他遭到那个那我也会遭到那个，而这是不希望发生的，因为将牵连许多很能干的人。”根据这封信进行了五个星期的从容不迫的搜查——经过哈尔科夫，目的是打探出彼得堡的发信人。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查明了安德烈尤什金的姓名——于是三月一日，在预定的暗杀前，已经带着炸弹到达涅瓦大街的掷弹者被抓了起来！
我的侦查员H·H·叶泽波夫的办公室高大、宽敞、明亮，窗户很大（“俄罗斯”保险公司大厦不是为刑讯而建造的）——于是，利用它的五米高度，挂起了威力无穷的主宰的四米高的全身立像，对这个主宰，我，一粒小砂子，献出了自己的仇恨。侦查员有时站到他面前，演戏似地发誓赌咒说：“为他我们情愿献出生命！我们为他决心躺到坦克下去！”在这幅祭坛似的庄严法像面前，我的那些什么净化的列宁主义之类的咕咕哝哝显得实在可怜，而我这个渎神者所应得到的也只能是死亡。
单单我们通信的内容就已构成给我们两人判刑的充足材料；从它们开始放到军邮检查机关行动人员桌上起，我和维特凯维奇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只是让我们给他们扩大战果，多给他们带来些好处。但更无情的是：已经一年了，我们在行军挎包里每人不离身地各带着一份我们在一次前线会面中拟定的《第一号决议》，以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存，只要一个人能活下来。这个《决议》是对我国整个欺骗和压迫制度的有力而扼要的批判，接着，像政治纲领中应有的那样，大致叙述了改造国家生活的方案，并用这样一句话作结束：“没有组织，完成所有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甚至用不着侦查员的牵强附会，这已是一份成立新党的文件。和它密切相关的还有我们通信中的话——胜利后我们将如何进行“战后的战争”。因此我的侦查员不需要为我发明什么花样，他只是尽力地给我还曾写过信的或曾给我写过信的所有人套上绳索，以及查出我们这个青年集团后头有没有年长的指使者。我在书信中，对我的同龄男女大胆地、几乎是鲁莽地表达了大逆不道的思想——而朋友们不知为什么仍继续同我通信！甚至在他们的回信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可疑的用语。现在叶泽波夫也像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那样，要求我对所有这些作出有头有尾的解释：如果我们在受检查的信中都能写出这类话，那么我们私下谈话时更能说些什么呢？我总不能向他保证激烈言论完全是信里说的吧……我得用昏昏沉沉的脑子现编一些我和朋友们见面的情形（见面是信里提到的），要编得很像真的，要和信的色调一致，要沾一点政治的边——但毕竟够不上刑法典。还要把这些解释一口气讲出来，使我的老练的侦查员相信我的单纯、技穷和彻底坦白。要使—一这是最主要的———我那懒惰的侦查员不想去清理我装在自己这个该死的箱子里带来的该死的货物——许多本用黯淡的硬铅笔写成的“战时日记”，笔迹细得像针一样的、有的地方已经蹭掉了的日记。这些日记是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的奢望。我不相信我们的奇妙记忆力，因此在整个战争年代我努力记下所看到的一切（这还不算是大问题）和从人家那里听到的一切、我不谨慎地记下了我的战友们所讲的全部内容——关于农业集体化，关于乌克兰的饥荒，关于三七年，由于仔细的习惯并且因为从来没有挨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咬，所以明明白白地写上了是谁对我讲的。从刚一被捕起，当行动人员把这些日记扔进我的提箱，用火漆封上，让我把这只箱子拎到莫斯科———把烧红的钳子就夹着我的心。你看，所有这些在火线上，在死亡面前曾是那么自然的故事，现在到达了四米高的办公室里的斯大林的脚下——并且对于我那些纯洁的、英勇的、有反叛精神的战友们散发着潮湿监狱气息。
在侦查期间最使我感到压力的是这些日记。为了使侦查员千万不要在它上面多下功夫，不从那里把前线上自由的人们的筋脉抽出来——根据需要，我表示了若干次悔过，根据需要，我对自己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表示了若干次觉悟。我被这种走刀尖的把戏弄得疲惫不堪——直到看见谁也没有被押来同我对质，直到露出终结侦查的明显迹象，直到在第四个月上把我的“战时日记”全部扔进卢宾卡炉子的血盆大口，直到又一本在罗斯遭到毁灭的长篇小说的红色残渣在那里迸散，化成黑蝴蝶似的烟炱从最上面的烟囱里飞腾出来。
我们放风就在这个烟囱底下——在一个混凝土匣子里，那是大卢宾卡的屋顶，和六层楼平行。耸立在六层以上的围墙，还了三个人身的高度。我们耳朵听到了莫斯科——汽车鸣笛声。而宽到的——只是这个烟囱、七层楼了望台上的哨兵，以及这一小块正好罩在卢宾卡上的天空。
啊，这种烟炱呀！在战后的第一个五月里，它不断地落呀，落呀。它在我们每次放风时都是落得那么多以至我们心里想，莫非卢宾卡在烧自己三十年来的档案。我的毁灭了的日记只是瞬息即逝的一缕细烟。于是我便回忆起三月里一个寒冷的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他提出一些通常的粗暴问题，记录着，歪曲着我的话。宽敞的窗户上结成的冰花正在融化，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光。我有时真想从窗户里跳出去——纵然一死也好一现于莫斯科，从五层楼跳到人行道上碰个粉身碎骨，像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一个顿河罗斯托夫的无名先驱者从窗户里（从“三十三号”）跳出来一样。在窗户冰冻融化了的地方可以看得见莫斯科的一个一个屋顶，屋顶上飘着一缕缕欢乐的轻烟。但我并不是往那里瞧，我瞧的是手稿，它像丘冈似地堆满了半空旷的三十平米的办公室的整个中部，刚刚堆在那里，还没有整理。在练习本里，在厚纸夹里，在自己装订的硬书皮里，一叠叠钉起来的和没有针起来的，或者只是一张张的纸，——手稿躺在那里，形成一个埋葬着人类精神的墓家，这个墓家的圆锥形的顶尖超出侦查员的写字桌，几乎使我看不到侦查员。于是我便对那个我不知道的人的劳动油然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怜悯之心，这个人昨夜被捕，而搜查的成果到凌晨已被扔在刑讯室的镶木地板上，四米高的斯大林的脚下。我坐着，一面猜想，是谁的不平常的生命在这一夜被带来遭受折磨和摧残，然后付之一炬？
啊，有多少构思和著作葬送在这幢建筑物里！——整代毁灭了的文化。啊，从一宾卡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炱呀，烟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后代子孙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无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实上却并不完全如此！……
要划一条直线，总共只须标出两个点就行了。
爱伦堡回忆，一九二0年契卡在他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
一九五0年，国家安全部的一个著名的上校福马·福米奇·热列佐夫对犯人们这样说：“我们并不打算花费力气去向他（被捕者）证明他有罪。让他向我们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吧。”
在这条吃人的简单的直线之间，包容着千百万人的数不清的回忆。
多么加速和简化了的侦查呀！真是以往的人类闻所未闻的。机关根本不必花费力气去找寻证据！一只被逮住的家兔，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写信、给任何人打电话，从外面带进任何东西，被剥夺了睡眼、食物，没有纸张、铅笔，甚至没有钮扣，被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光板凳上，应当自己去找寻并向无所事事的侦查员摆出证据，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如果他找不到这些证据（他从哪里能找到呢？），从而也就给了侦查机关说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证据！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个当过德国人俘虏的老人坐在这条光板凳上，摊开光秃的手指，终于做到了向恶魔般的侦查员证明他没有背叛祖国甚至没有这样的意图！真是一件丢脸的事！那怎么样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尔卡而不是在特维尔林荫路上对我讲这件事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主要的侦查员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们两人同老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回忆往事的夜晚，然后两人一起在证人陈述上签了名，证明在这个晚上，饥饿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们中间进行了反苏宣传！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把老人转给第三个侦查员。这一位给他撤销了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国的罪名，但一丝不苟地给他办好了同样的十年刑期的手续，因为他在侦查时进行反苏宣传。
侦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对侦查员们自己来说，当他们办棘手的案子的时候，是履行刽子手义务，而在办容易的案子时，则不过是消磨时间，以便取得工资。
而好办的案子始终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例如，博罗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经常到波兰去探望父母，并且那时没有领取出国护照（爸爸和妈妈住在离他十俄里的地方，但外交家们签字把这部分白俄罗斯地方给了波兰，而在一九二一年人们还不习惯，还照老样子往来）。侦查只用了半个小时。去过吗？——去过。——怎样去的？——骑马去。——得到了十年，
KP11！（反革命活动。）
但这样的速度有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味道，而这个运动在蓝箍帽中间是没有追随者的。按照诉讼法典，任何案件的侦查期限为两个月，在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允许请求检察长延长几次期限，每次一月（检察长当然不会驳回）。因此，白费精力，不利用这种拖延，用工厂里的说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哄抬定额，那是愚蠢的。侦查员们认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侦查的最初突击周内，可以使使嗓子和拳头，消耗消耗意志和性格（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然后就把案件拖延起来，好多积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在两个月内终结一项政治案件的侦查被认为简直是不成体统的。
国家的制度由于缺乏对干部的信任和灵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惩罚。对于那些精选出来的干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这些人登记上下班时间，而对于传来讯问的犯人那更是必须进行登记，以便检查。为了保证得到附加工资，侦查员有什么办法呢？把自己的某个受侦查人传来，让他坐在角落里，提上个把吓唬吓唬人的问题———自己就忘记了他，只顾长时间看报，做政治学习笔记，写私人信件，互相往来串门（让传带员坐在那里替自己装样子）。侦查员坐在沙发上同前来的朋友安安静静地聊天，有时忽然想起来，便严厉地望着受侦查人说：
“瞧这坏蛋！瞧他这个少见的坏蛋！好吧，没有关系，对他不吝惜这九克！”
我的侦查员还不断打电话。例如，他打电话到家里，一面用眼睛瞄着我一面跟妻子说，今天晚上要通宵审讯，天亮前不用等他回来（我丧气了：这么说，我要通宵受审讯了！）。但马上他又拨了自己情妇的电话号码，低声细语地约定现在就到她那里去过夜（好了，可以睡点觉了！—一我的心轻松了）。
这样，无缺陷的制度只能由执行者的缺陷来加以缓和。
有些求知心比较强的侦查员喜欢利用这种“空白”的审讯来扩大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问受侦查人关于前线的情况（关于那些他们老是没有时间躺到下面去的德国坦克）；关于犯人去过的那些欧洲和海外国家的风俗习惯；关于当地的商店和商品；特别是关于外国冶游场所的规矩和各种有关女人的事情。
依照诉讼法典，检察长应当密切注视每一个侦查案件的正确进行。但在我们的时代，谁也没有在表示侦查即将终结的所谓“检察长讯问”以前看到过他。我也被带去受过这种讯问。
科托夫中校——一个平静的、保养得很好的、无个性的淡黄头发的男子，既不凶恶也不善良，一般说什么也不是，坐在桌旁，打着呵欠，第一次浏览我的案卷。他当着我的面还用了十五分钟光景的时间默默地去熟悉案情（因为这种讯问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也是要登记时间的，所以没有必要在登记的时间之外去查阅案卷，何况那样还要把案情细节在脑子里记住几个小时）。然后他抬头用冷淡的眼光瞧着墙，懒洋洋地问我对自己的供述有什么补充。
他本来应当问：我对侦查的办理过程有什么意见？有否侵害我的意志和违反法制的情形？但检察长们早就不兴这样问了。要是问了呢？要知道整个这个部的上干间房间的大楼，以及分布在苏联各地的五千所它的侦查大楼、车厢、洞穴和地屋，正是靠违反法制而存在的，因此不是我与他能把这种局面扭过来的。何况所有多少高级些的检察长都是取得本应由他们加以监督的国家安全邪门的同意才占有自己的职位的。
他的设精打采，他的息事宁人的神气，以及被这些无休无止的愚蠢案件造成的疲劳样子，不知怎地也传染给了我。因而我没有向他提出关于事实真相的问题。我只是请求改正一个过于明显的不合理的地方；本案控告的是我们两个人，但对我们的侦查却是分开的（我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在前线），因此，承担诉讼的是我一人，而提出的控告则是依据第五十八条11，就是说，作为集团、组织。我审慎地请求撤销第11分条的这个附加罪名。
他又花了五分钟时间翻了翻我的案卷，喘了口气，摊开双手说：
“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是一人，两个人——就是人们。”
他按了一下铃，让把我带走。
不久，在五月末的一个夜晚，我的侦查员又把我传唤到那间壁炉大理石台上放着带有雕像的青铜座钟的检察长办公室里去履行“第二百零六条”，依刑诉法典条文规定，办理让受侦查人阅看案卷并作最后签名的手续。侦查员毫不怀疑会从我这里取得签名，便坐在那里急急忙忙地写起诉书了。
我打开厚夹子的封面，在封面内侧贴着一张铅印的条文，我在其中读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我原来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就有权对侦查的办理不当提出申诉——而侦查员则必须把我的这些申诉依时间次序入卷！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侦查终结后……
唉呀！这个权利，后来跟我一起坐牢的几千个囚犯中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继续往下翻阅。我看到了自己的书信的照相复制件和不知名的注释家（如利宾大尉之流）对其中含意的完全歪曲的解释。还看到了大尉把我那小心的供词变成的夸张的谎话。最后还看到了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即我，一个单干的，却作为“集团”受控告！
我不很果断地说：“我不同意，您的侦查搞得不合规矩。”
“那好吧，一切从头来吧！”他不祥地咬紧了嘴唇，“我们把你弄到关伪警的地方去。”
甚至好像已经伸出手来要夺走我的“案”卷（我马上用一根手指头把它按住）。
落日在卢宾卡五楼窗外的什么地方放射着余辉。外头是五月。办公室的窗户，像这个部所有的外窗一样，关得死死的，连冬天的糊窗纸也没有撕掉——不许外面的热气和花香冲进这些暗室。最后一道光线已从壁炉上的青铜座钟上消失，轻轻响过一遍钟声。
从头来？……看来死也比一切从头来轻松些。可是今后好歹还能希望得到某种生活（要是我当时知道竟是怎样的生活！……）。再说那个关伪警的地方是去不得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惹他生气，因为这关系到他将用什么调子来写起诉书……
于是，我就签了名。连带十一分条一起签了名。当时我不知道它的份量，只是告诉我，它并不增添刑期。由于这十一分条我陷进了苦役营。由于这十一分条，我在“获释”后，没有任何判决，被发配去永久流放。
但也许这样更好。没有这种种，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
我的侦查员，除了用不让睡觉、撒谎和恫吓等等完全合法的方法外，没有对我采用任何手段。因此，他不需要象一些恶作剧的侦查员那样，为了保险起见，在办理第二百0六条规定的手续时塞给我一份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某某人，保证永远不向任何人讲述对我侦查的方法，否则甘愿受刑罚的制裁（不知根据何条）。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省局里，这项措施是配套地进行的：打印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连同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一起塞给囚犯（以后从劳动营释放时——还有一份不向任何人讲述劳改营制度的甘结）。
又怎样呢？我们的逆来顺受的习惯，我们的被压弯（或折断）了的脊背，使我们对这种土匪式的消灭罪迹的方法既不可能拒绝，也不可能表示愤慨。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
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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