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心态很矛盾,也很让人纠结。
可李隆基没有办法。
毕竟他仍然是皇帝,这世上值得他眷恋的东西还有很多,需要他承担的东西也还很多。所以,他只能拖着这具丢失了灵魂的皮囊,继续踏上凄凄惶惶的流亡之路,继续走向茫然不可预知的远方。
这天早上,当玄宗的銮驾刚刚走出驿站门口,队伍就忽然停止不前了。因为禁军官兵又不想走了。
准确地说,是他们不想往西南方向走。官兵们说,剑南是杨国忠的地盘,那里的将领都是杨的死党,如今他们杀了杨国忠,去剑南岂不是自寻死路?
所以,他们坚决不去。
可是,不去剑南又能去哪呢?
官兵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去河西或陇右,有的说去朔方的灵武,有的说去河东的太原,有的说干脆哪也不去了,往回走,杀回长安城!
玄宗懵了。
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还真是一点没错。面对这帮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玄宗真是彻底无语了。在他看来,除了蜀地,上面说的那些地方没有一个是安全的,至于说杀回长安,那就更是近乎脑残的无稽之谈了!
可玄宗心里这么想,嘴上却一个字也不敢说。因为昨天发生的一切犹在目前,所以他只能眉头紧锁,嘴巴紧闭,用沉默表示抗议。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刚刚被玄宗任命为御史中丞兼置顿使的韦谔发话了。他说:“要想回京师,就必须有足够的兵力抵御叛军,眼下我们根本没这个实力,不如暂且先到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再慢慢商量下一步去哪里。”
这是一个暂时化解僵局的折中方案。因为扶风是一个南北枢纽,既可以由此北上,前往河、陇、朔方,也可以由此入蜀。玄宗就此方案询问众人,官兵们也都没什么意见,于是队伍即刻开拔。
可是,玄宗一行刚走出没多远,就不得不又停了下来。
因为前面的路被一群老百姓堵住了。
玄宗无奈,只好迈下车辇,换乘一匹马,来到队伍前端。挡路的百姓立刻拥上前去,说:“长安宫阙,是陛下的居所;历代陵寝,是陛下的祖坟。陛下抛弃居所和祖坟,又能往哪里去呢?”
玄宗手握缰绳,骑在马上沉默了很久。最后,他仍然不知道应该跟父老们说些什么,只好让太子李亨留下来安抚他们,自己赶紧拍马先走了。此时的玄宗当然不会想到,从这一刻开始,太子李亨就将与他分道扬镳了。
随着他们父子的分途,属于玄宗的辉煌时代将黯然收场,而新一页的唐朝历史也将悄然掀开。
当地父老眼见天子绝尘而去,马上又缠住太子,说:“皇上既不肯留,我等愿率子弟追随殿下,讨伐叛贼,收复长安。倘若殿下和皇上都到了蜀地,那么偌大的中原,又有谁来替百姓当家作主?”
太子李亨面露难色,沉默不语。就在这个时候,从附近村镇涌来了数千个手拿镰刀锄头的青壮农民,一下子把他和随从团团围住,说什么也不让他们离开。
李亨想了半天,才找了一个理由,说:“皇上远涉险阻,我又怎能安心离开他?何况,我还没有当面跟皇上辞行,最后是去是留,还是要听皇上的旨意。”李亨话刚说完,眼泪就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然后一边抹泪一边就想拍马走人。
当然,他没能走掉。
因为又有三个人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们是广平王李俶(李亨长子)、建宁王李倓(李亨第三子)和宦官李辅国。
三个人死死拉住李亨的马头,说:“逆胡进犯宫阙,四海分崩离析,不依靠人心,何以兴复社稷!今日殿下若跟随皇上入蜀,叛军必定烧毁栈道,断绝蜀地与关中的交通,如此一来,无异于把中原拱手让给贼人。人心一旦离散,就很难重新凝聚,到时候想回都回不来了!而今之计,只有集结西北的边防军,再召回河北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联合东征,讨伐叛军,克复二京,平定四海,使社稷宗庙转危为安,再修复宫室迎回天子,岂非人间之大孝,又何必执著于区区儿女之情?!”
见此情形,李亨不得不点头同意,随后便让广平王李俶去跟玄宗禀报。玄宗带着队伍走了一段路后,就停下来等太子。可左等右等,最后却等到了太子准备与他分道扬镳的消息。
玄宗摇头苦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两个字:天意、天意、天意……
随后,玄宗从护驾的禁军中拨出两千人马,让他们去跟随太子,并告谕将士说:“太子仁孝,足以担当社稷,你们要好好辅佐他。”接着又命人转告太子:“你努力去做,别挂念我,西北的那些胡人将领,我历来待他们不薄,相信一定会效命于你。”最后,玄宗又让人向李亨转达了传位之意。
李亨闻言,赶紧派人回禀,表示自己绝不接受传位之命。
当然,这只是一个姿态。
短短一个月后,李亨就在部众的劝进下,“遵马嵬之命”,在灵武登基即位了。
基本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嵬驿“父老遮留”的这一幕,也就没有后来的灵武即位。
正因为此,所以后人普遍认为,“父老遮留”其实是李亨导演的一出戏,目的是为了脱离玄宗,以便寻找机会自立门户。甚至还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嵬驿之变”也是李亨一手策划的。因为从“马嵬之变”到“父老遮留”,再到“灵武即位”,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因果链条贯穿其间。也就是说,其内在动因都是李亨要从玄宗手中夺取天子大权。
那么,真相是否如此呢?
说李亨是“马嵬之变”的幕后主使,在逻辑上固然可以成立,但证据并不充分。综观涉及这一事件的相关史料,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支持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李亨并非事变主谋,他只是事先知情,并对陈玄礼的行动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亨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同谋,不能算主谋。
至于“父老遮留”这一幕,则极有可能是李亨策划的。其因有三:
首先,玄宗幸蜀这一年,李亨已经四十六岁了,入主东宫也已整整十八年,对于这样一个老太子来说,生命中最大的愿望当然就是登基即位了。可是,如果跟随玄宗流亡巴蜀,即位之事必然要被无限期地推迟。所以,李亨肯定要想办法脱离玄宗。
其次,剑南是杨国忠的地盘,而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朝野共知,虽然现在杨国忠死了,可李亨仍然会跟大多数禁军将士一样,担心自己入蜀之后的命运。就算杨国忠的旧部不为难他,但终究是寄人篱下,做任何事情都放不开手脚。倘若如此,不要说何时才能轮到他当皇帝,即便是固有的太子权威也将大打折扣。所以,李亨无论如何也不会跟随玄宗入蜀。
最后,玄宗在巴蜀建立流亡朝廷,固然可以凭借蜀道的艰险阻挡叛军的进攻,获得一时之苟安,但是凡事利弊相生——既然叛军不容易打进来,你唐军当然也不容易打出去。就像那些劝留的百姓所说的那样,要是玄宗父子都躲到巴蜀去了,那就等于把中原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安禄山。换句话说,一旦李唐的流亡朝廷龟缩在西南一隅,那么四方的平叛力量极有可能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而所谓的“收复两京、中兴社稷”也只能流于空谈。对此,李亨不可能没有忧患之思。所以,就算不考虑个人的政治利益,而是仅从社稷安危的角度出发,李亨也必须与玄宗分道扬镳,自立门户。
据《旧唐书·李辅国传》称,马嵬之变后,“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由此可见,无论是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史料上看,李亨与玄宗在马嵬分道扬镳,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绝非出于偶然。
既然李亨与玄宗分手是势在必行之举,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要以什么方式、什么借口来分?
这里有两条高压线是绝对碰不得的:一、不能引起玄宗的不快和猜疑;二、不能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
那么,要怎么做才妥当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民意”来说话。
如何显示民意呢?
那当然就要把老百姓请出来了。因此,李亨才会与儿子李俶、李倓及心腹宦官李辅国精心设计了“父老遮留”的一幕。有了这一幕,就足以表明李亨是在被动与无奈的情况下与玄宗分手的;并且只有这样子,才能表明李亨秉承了天意,顺应了民心,从而占据道德制高点,为日后的“擅自即位、另立朝廷”奠定必要的舆论基础。
和太子分手后,玄宗继续西行,于六月十七日抵达岐山(今陕西岐山县)。还没等他喘口气,就听说叛军前锋已经逼近,玄宗不敢停留,又一口气逃到了扶风。
到了扶风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再次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该往何处去?
禁军官兵们不但不想去剑南,而且个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对护驾之事越来越感到厌倦,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满天飞,连咒骂天子的话都出笼了。陈玄礼竭力想平息将士们的怨气,无奈到了这种时候,他的权威也已经大打折扣,士兵们几乎都不听他的。
眼看又一场马嵬之变行将爆发,玄宗忧心如焚,却又无计可施。
万分庆幸的是,几天后,从剑南运来了十余万匹进贡的彩帛,恰好运抵扶风。玄宗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马上命人把所有彩帛陈列在城楼下,然后集合禁军官兵,对他们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演讲。
玄宗说:“朕这些年老糊涂了,所用非人,导致逆胡叛乱,被迫流亡至此。朕知道,你们仓猝跟朕离开长安,不得不与父母妻子诀别,一路跋涉到这里,身心都已疲惫至极,朕实在是愧对你们。从这里到蜀地的路还很远,而且那里郡县狭小,恐怕也供养不起这么多人马,朕现在准许你们各自回家,朕就和皇子、皇孙、宦官们继续西行,相信自己也能走到。今日,朕就与诸位在此别过,请大家把这些彩帛分了,作为路上的盘缠。你们回到长安后,见到父母和家乡父老,请转达朕对他们的问候。从今往后,大家各自珍重吧!”
这番话说完,玄宗已经泪如雨下。
毫无疑问,这是一张足以打动人心的悲情牌。虽然这张牌不乏欲擒故纵的意味,但我们决不能怀疑李隆基此刻的真诚。毕竟这些日子以来,李隆基和所有人一样,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所有骄傲而虚假的面具也都被残酷的现实一一剥落。所以这一刻,与其说李隆基是在用皇帝的身份跟将士们讲话,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向人们进行忏悔和告白。
因此,在这番真情告白中,我们几乎看不见一个皇帝经常使用的套话和空话,而是能够真切地触摸到一个老人的内心。换言之,我们听到了人话,感受到了一些有温度的东西。
不管在什么时候,人们总是喜欢有温度的东西,也总是厌恶空洞的政治说教。
所以,将士们当场被感动了。
当玄宗在城楼上泣下沾襟的时刻,楼下的将士们也不约而同地流下了眼泪。他们齐声高呼:“臣等无论生死,决意跟随陛下,绝不敢有二心!”
玄宗默然良久,最后只说了四个字:“去留听卿。”(《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从这一天起,所有的牢骚怪话就自动消失了,再也没有人咒骂皇帝,也没有人吵着要回长安了。当然,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安抚效果,那十余万匹彩帛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即便已经是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落魄天子,唐玄宗李隆基的人格魅力仍然是不可小觑的,其政治号召力也是不容低估的。
成功导演了“父老遮留”的一幕后,李亨虽然如愿以偿地脱离了玄宗,获取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
因为他面临的问题同样是——该往何处去?
偌大的天下,哪里才是安全的栖身之所?哪里才是属于自己的“龙兴之地”?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马嵬驿上空黑云漫卷,驿站周围那些茂密的野草在狂乱的风中东摇西摆,发出一阵阵令人烦躁的哗哗声。
广平王李俶看了看神色凝重、一言不发的父亲,又看了看闷声不响的众人,微微干咳几声,头一个打破了沉默:“天色已晚,此地不可久留,大家有什么打算?”
众人抬眼瞥了一下李俶,又瞥了一眼太子,心里都没有主意。
建宁王李倓用一种锐利的目光飞快地扫过众人,见没人吭声,便朗声说道:“殿下曾经遥领朔方节度使,当地文武官员每年都有进京拜见,我和他们见过一两次面,约略记得一些人的姓名。如今,河西、陇右的部众(指哥舒翰驻潼关兵团)基本都已战败投降,留守河、陇的士卒中,多数人的父兄子弟身处贼营,所以很难保证他们不生异心。相比之下,朔方距离此地最近,而且兵马强盛,眼下叛军刚刚占据长安,正忙着抢劫掳掠,暂时无暇扩张地盘,我们应利用这个时间火速赶往朔方,以此为根据地,再慢慢规划复兴大业。”
其实,李俶、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早就商量好了去处,此刻的这番问答,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说服众人而已。
众人闻言,皆称善。而对于太子李亨来说,尽管他并不觉得朔方就一定安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他唯一的选择。随后,太子集合队伍,下令往西北方向进发。
入夜,太子一行刚刚走到渭水河畔,便与潼关溃退下来的一支残兵猝然遭遇。由于夜色漆黑,咫尺莫辨,双方都把对方当成了燕军,于是大打出手。一场激战过后,双方都死伤过半,最后定睛细看,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自己人。李亨把两边的残部集合到一块,沿着河畔找到一处水位较浅的河段,然后骑马横渡。没有坐骑的官兵涉不过去,只好挥泪回到南岸,眼睁睁看着太子一行飞快地消失在夜色里。
李亨率众渡过渭水,经奉天(今陕西乾县)北上。由于担心燕军追击,太子一行拼命狂奔,一昼夜疾驰三百余里。抵达新平(今陕西彬县)时,士卒和器械已亡失过半,剩下来的部众不过几百个人。进入新平后,李亨听说当地太守薛羽已经先他一步弃城而逃,顿时勃然大怒,即刻命人追击,硬是把薛羽抓回来一刀咔嚓了。当天,李亨又进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当地太守徐瑴同样弃城而逃,李亨照例将其捕杀。
一连杀了两个太守,李亨自己都有些困惑了。
难道李唐的人心就这么散了,再也无从收拾了吗?
难道帝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再也无法拯救了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李亨并不太长的余生中,他将耗尽生命中全部的力量和心血,来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肃宗登基】
燕军攻克潼关后,安禄山压根就没料到玄宗会在第一时间逃跑。他以为燕军与唐军在长安必有一场恶战,所以不敢贸然进攻,而是命崔乾祐暂守潼关,等待大军集结。
直到崔光远的儿子揣着降表屁颠屁颠地跑到洛阳时,安禄山才得知:原来玄宗早就撒丫子逃跑了,而长安也已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安禄山不禁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他完全没想到,李隆基竟然是如此怯懦的一个人,更没想到长安会如此轻易地落入自己手中!
随后,安禄山即命心腹大将孙孝哲、中书令张通儒率军前去接收。
天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亦即玄宗逃亡的十天之后,燕军兵不血刃地占据了长安。安禄山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仍旧让崔光远担任京兆尹,命将领安忠顺率兵进驻皇宫御苑,同时让孙孝哲统御关中诸将。由于孙孝哲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所以燕朝的文武将吏都对他忌惮三分,连宰相兼西京留守张通儒也不得不受他节制。
长安既然落入孙孝哲这种武夫手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接下来的日子,凡是跟随玄宗逃亡的那些公侯将相,其滞留长安的家眷全都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无论男女老幼均被砍杀,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燕军士兵在长安城中日夜搜捕,每天都会抓获一批李唐朝廷的文武官员,以及藏匿在宫外的妃嫔、宦官和宫女。那些日子,天天都有数百辆囚车被全副武装的燕军士兵从长安押解到洛阳。囚车上的男男女女有的哭号,有的哀求,有的拼命咒骂,有的一脸麻木,可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表情和反应,他们眼中却都写着相同的两个字:绝望。
当然,长安城中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不会被押上囚车,更不会感到绝望的。
他们就是变节者。
为首的是前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
自从杨国忠当权后,陈希烈就靠边站了,所以一直对玄宗怀恨在心;而驸马张垍曾得到玄宗的口头承诺,说要封他为宰相,结果始终没有兑现,因而也是牢骚满腹。对于这样一些旧政权的失意者来说,长安沦陷非但不是一种灾难,反而是他们咸鱼翻身、扬眉吐气的良机。所以,燕军一进入长安,他们便忙不迭地跑去向新朝廷宣誓效忠,毫不犹豫地当了“唐奸”。
不过,这唐奸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像陈希烈、张垍之流,都是属于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物,安禄山需要他们来为新朝做广告,让人们对李唐王朝死心,所以才会接纳他们。换句话说,想当唐奸也是要有资格的,假如没什么利用价值,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囚车和铡刀。
对于陈希烈、张垍等人的“弃暗投明”之举,安禄山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随即任命他们为燕朝宰相。此外,还有一些较具声望的李唐朝臣和在野名士,也都被安禄山授予了相应的官职。
转眼间,安禄山就在长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朝廷,大明宫的城楼上插满了燕朝的旗帜。
这是大唐立国一百多年来,第一次丢掉帝京长安,第一次被人剜掉了政治心脏。
然而,这却不是最后一次。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大明宫的城楼上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插上不同颜色的旗帜,而那些旗帜也将一次又一次地刺痛李唐臣民的目光。
此刻,距安禄山范阳起兵不过八个月,燕朝已然据有两京,且“西胁汧、陇(甘肃东部及陕西西部),南侵江、汉(华中地区),北割河东(河北、山西)之半”,俨然已经占据了李唐的半壁江山。
安禄山似乎有理由相信,那残余的另外半壁,很快也将落入他的手中。可事实证明,安禄山不会得逞。
因为他的野心虽然很大,但是他的格局却和他的野心不成正比。
史称燕军占据长安后,“自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玄宗)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很显然,无论是安禄山本人,还是他麾下的文武将吏,都缺乏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缺乏一种包容四海、抚驭万民的气魄和胸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禄山即便登基称帝了,也肯定成不了真正的统治者。
即便他占据了东、西两京和李唐的半壁江山,也终究只是一个拥兵割地的草头王。
在他心中,只有地盘,没有天下;只有权谋,没有政治;只有霸术,没有王道!
所以,很快我们就将看到,入据长安非但不是安禄山走向胜利的一个标志,反而是他步入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正当燕军在长安日夜纵酒、纸醉金迷的时候,玄宗一行已经越过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河池(今陕西凤县)。同日,剑南副节度使崔圆也带着奏表赶到河池迎接圣驾。他的奏表洋洋洒洒,但中心思想只有八个字:“蜀土丰稔,甲兵全盛。”玄宗龙颜大悦,当场擢升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在河池休整数日后,玄宗便在崔圆的护卫下启程入蜀。
差不多与玄宗入蜀同时,太子李亨也已到达平凉(今宁夏固县),进入了朔方的辖区。朔方留后杜鸿渐得到消息,当即敏锐地意识到——太子分兵北上,自立门户的意图非常明显,这种时候,只要把太子迎到朔方,并拥戴太子即位,自己就能成为新朝的首功之臣。
他喜不自胜地对左右说:“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随后,杜鸿渐即刻派人赶赴平凉,向李亨呈上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朔方的士兵、马匹、武器、粮草、布帛及各种军用物资的储备情况。数日后,杜鸿渐又亲自到平凉迎接李亨,说:“朔方军乃天下劲旅,如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都在坚守,等待着复兴的时刻。殿下只要前往灵武(朔方治所),训练军队,同时传檄四方,聚拢人心,讨平逆贼指日可待。”
应该说,从马嵬驿北上时,李亨对于朔方将吏的忠诚度还是心存疑虑的。毕竟,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非常时期。四方郡县仍在坚守的固然不少,可开门降贼或弃城而逃的恐怕更多!尤其是从长安出来的这一路上,所见所闻无不让李亨感到心寒。这些日子以来,李亨的内心其实一直被悲观和怀疑的阴云所笼罩。正因为此,几天前路过新平和安定时,他才会愤然杀掉那两个贪生怕死的太守。与其说李亨这么做是在维护朝纲、杀一儆百,还不如说他是在发泄内心的抑郁和愤懑。
不过现在,李亨总算感到了些许欣慰。
因为杜鸿渐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忠诚实在超乎他的意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连日来悲观郁闷的心情,同时也增强了他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七月九日,在杜鸿渐的陪同下,李亨一行终于安全抵达灵武(今宁夏灵武市西南)。
可是,刚一到灵武,有一件事就引起了李亨的不快。
原来,杜鸿渐在得到太子抵达平凉的消息时,就已经吩咐属下设置了一座行宫,里面的装饰、器物、帷帐等等,全部仿造长安皇宫,搞得相当奢华。李亨抵达灵武后,每顿膳食也都备足了山珍海味和美酒佳肴,其规格和排场几乎不亚于天子御膳。
在李亨看来,杜鸿渐这么搞实在是太离谱了。
国难当头之际,你搞这么多花样干吗?这显然违背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利于李亨收揽人心;其次,你杜鸿渐想拍马屁可以理解,但也不能拍得这么没有技术含量啊!你就不能务实一点,别玩这些虚的?
李亨很生气,随即命杜鸿渐把这些没用的花架子通通撤除了。
李亨不想要花架子,是因为他想要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皇位,就是他已经渴望了整整十八年的天子之位。
从个人角度来讲,李亨已经四十六岁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他蹉跎了;从当时的整个天下大势来看,李亨也必须当这个皇帝。如果不当皇帝,李亨就没有资格号令四方,没有资格领导李唐的臣民们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平叛战争!
可是,尽管玄宗在长安和马嵬驿先后有过几次口头上的传位之命,可那毕竟是口头上的,没有形成正式的传位诏书。在此情况下,李亨如果在灵武自行即位,就有“擅立”之嫌,根本不具备权力交接的合法性,也严重违背了古代的伦理纲常,足以遭致“不忠不孝、无君无父”的骂名。
因此,李亨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杜鸿渐给他搞的这些花里胡哨、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拥立和劝进!
虽然这样子坐上大位显得合法性不足,但李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现在只能先把号令天下的旗帜立起来,至于那些合法性的东西,以后再找机会慢慢弥补。
先上车,后补票!
杜鸿渐把马屁拍到了马腿上,着实尴尬了几天,可他这个人很聪明,马上就意识到太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
随后,杜鸿渐就与另一个官员裴冕联名,率领朔方的所有文武官员向太子上书,请李亨“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当然,他们的请愿马上被太子婉拒了。可他们锲而不舍,又由裴冕出面向太子进言:“跟随殿下的将士都是关中人,他们之所以千里迢迢地追随殿下到此大漠边塞,就是希望为国家立下尺寸之功。如果不能及时凝聚人心,一旦离散,就很难再挽回。因此,为了社稷安危和平叛大业,请殿下务必听从民意、随顺人心!”
随后,裴冕等人又连续劝进,李亨当然是一一拒绝。直到他们递上第五封劝进书的时候,李亨才勉为其难地点头同意。
在中国古代,很多人要当皇帝的时候,都需要手下人跟他们一起玩这套“欲迎还拒,一唱三叹”的劝进游戏。像李亨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当然更需要这套东西来弥补合法性的不足。别人往往是“三劝”就把屁股挪到皇帝宝座上了,而李亨足足“五劝”!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七月十二日,亦即抵达灵武的三天后,李亨在灵武郡城的南楼举办了一场并不隆重,甚至略显寒碜的登基大典,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新一任天子。后世按其庙号,称其为唐肃宗。
在登基大典上,群臣欢喜舞蹈,李亨也留下了百感交集的泪水。
同日,李亨改元“至德”,遥尊远在巴蜀的玄宗为太上皇。
对此毫不知情的玄宗李隆基就这样“被退位”了,属于他的天宝时代也就此成为了历史。当然,除了朔方的军民,基本上没人知道大唐天子已经从李隆基变成了李亨,更不知道这一年的年号已经从“天宝”变成了“至德”。
即位当天,肃宗便任命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为中书舍人,其他将吏也各有任命。制度草创之际,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当时的肃宗麾下,仅有文武官员二十多人,上朝的时候,官员们都站得稀稀拉拉的,怎么看都是个山寨版的朝廷。
当时有一个朔方将领叫管崇嗣,根本没把这个山寨版朝廷当一回事,上朝时居然背对肃宗而坐,还跟其他人嘻嘻哈哈开玩笑。监察御史李勉见状,立刻发起弹劾,并把管崇嗣关进了御史台监狱。肃宗李亨马上表扬了这个敢于执法的御史,说:“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当天就把管崇嗣放了。
值此非常时期,李亨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武将治罪。不管天子尊严受到了多大的蔑视,他也只能忍着;不管眼下的局面有多么艰难和窘迫,他也只能撑着。
作为一个身逢乱世并且是非正常即位的天子,李亨别无选择。
有趣的是,就在肃宗灵武即位的三天后,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退位”的玄宗还在普安(今四川剑阁县)发布了一道诏书,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兼任“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命他“南取长安、洛阳”;同时任命另外几个儿子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为各个方面的节度大使(皆一人统领数道),并授予他们“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之权。也就是说,此时的玄宗仍然以皇帝的身份在进行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仍然试图以遥控的方式领导四方的平叛力量。
这是唐朝历史上颇富戏剧性的一幕。
儿子不待传位而自行登基,尊父亲为太上皇;父亲却仍以皇帝自居,封儿子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同一时刻,帝国出现了两位天子、两个朝廷、两个权力核心、两套施政体系。于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出现了——到底谁该听谁的?
玄宗仓皇逃离长安时,四方臣民都不知道皇帝去了哪里,直到这份诏书发布,人们才知道天子所在何处。可是,就在接到玄宗诏书的同时,太子灵武即位的消息也已传遍四方,李唐的臣民们不禁纳闷——往后的日子,我们又该听谁的?
【灵武:帝国的灵魂】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七月二十八日,玄宗一行历经艰险,终于抵达此次流亡的终点站——成都。随同他抵达成都的扈从官员和禁军将士,只有一千三百人。
为时四十多天的流亡生涯宣告结束。回想起一路上所经历的饥饿、疲惫、忧愁、恐惧、痛苦、哀伤,玄宗的心情真是久久难以平静。
八月二日,玄宗发布了一道大赦天下的诏书,似乎是要与天下人分享他劫后余生的喜悦。同一天,河北官员第五琦(“第五”是复姓)入蜀觐见,向玄宗奏报说,平叛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帝国的财赋重镇在江淮地区,如果玄宗授予他相应职位,让他专门负责管理江淮财赋,他保证能为各地的平叛官兵提供源源不断的军费。玄宗闻奏,欣然授予第五琦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之职。
而在此之前,玄宗在入蜀的一路上已经先后任命崔圆、房琯、崔涣为宰相,对流亡朝廷的权力高层进行了必要的重组。种种迹象表明,从马嵬驿之变后,玄宗显然一直在努力走出事变的阴影,并一直在尝试着重新履行一个皇帝的职责。再结合玄宗在普安发布的那道具有战略意义的诏书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刻的玄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以往的自信和从容,并且已经作好了“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充分准备。
然而,历史老儿却在这时候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八月十二日,几个来自灵武的使者风尘仆仆地抵达成都,给玄宗带来了太子李亨已于一个月前在灵武即位的消息。
尽管马嵬分兵的那一刻,玄宗对这一天的到来已经或多或少有所预感,可当它真的到来时,玄宗还是感到了极大的意外和震惊。
当然,他没有让内心的惊愕流露在脸上。
事实上,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已经四十四年的皇帝,作为一个经验极度丰富的政治家,玄宗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思想上完成了自我说服的工作,在心态上完成了从皇帝到太上皇的角色转换。因为他知道——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叛乱,正值盛年的儿子李亨肯定比他这个七十老翁更适合作为戡乱平叛的领袖,也更有可能带领李唐臣民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尽管李亨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让他很有些不爽和纠结,可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玄宗也只能面对现实,把内心的种种负面情绪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以大局为重,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的政治利益之上。
因此,当灵武使者不无忐忑地向玄宗呈上太子的奏章时,玄宗立刻报以一个宽宏而豁达的笑容,同时一脸欣慰地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八月十六日,玄宗最后一次以皇帝身份发布诏书,宣称自即日起,由他发布的公文不再称为诏书或敕令,而称为“诰”;皇帝向他呈送表疏时,一律称他为太上皇。此外,所有军国大事,一概交由皇帝裁决,事后再向他奏报;一旦收复长安,他就不再过问任何政务。
八月十八日,玄宗又命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携带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代表他前往灵武,正式册封李亨为帝。
短短几天之内,玄宗就快速启动了皇权交接的程序,把手中的权力全盘移交给了李亨,仅仅保留了对军国大事的知情权,而且这个有限的权力还是有时效性的,一旦回到长安就自动取消。也就是说,一旦天下稍定,玄宗就要作为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太上皇,彻底淡出帝国的政治舞台。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谢幕姿态。
玄宗并非不喜欢权力,也并非不眷恋这块由他主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可他最后还是果断地选择了退出,并且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仅此一点,他就比历史上那些死到临头还抱着权力不撒手的皇帝强多了。虽然玄宗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形势所迫,但假如他丝毫没有放权的念头和急流勇退的智慧,也绝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这么完美的谢幕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玄宗李隆基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尽管由于他晚年的荒疏朝政和骄奢淫逸,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可当他一旦清醒过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一个杰出政治家所特有的那种智慧与胸襟。
简言之,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往往要同时具备两种素质:一是拿得起,二是放得下。
在某些时候,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
自从潼关失守后,河北战场的形势就随之出现了重大逆转。
本来,郭子仪和李光弼已经完全掌握了河北战场的主动权,正在博陵围攻史思明,下一步计划就是直捣范阳;而唐朝的平卢节度使刘正臣也正准备自柳城南下,与郭、李兵团遥相呼应,夹攻燕军老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潼关失陷的消息传到了河北。考虑到京师和天子的安危,郭子仪和李光弼不得不解除博陵之围,率主力撤出河北战场,自井陉口退回河东,以备随时回援关中。
唐军一撤,史思明立刻尾随追击,却被李光弼击退。史思明在李光弼这儿捞不到便宜,马上又掉头北上,攻击平卢的刘正臣。刘正臣没料到燕军会主动出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部众阵亡七千余人。刘正臣慌忙抛弃妻儿老小,单身匹马落荒而逃。
唐军主力既已撤离,河北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时任常山太守的王俌第一时间丧失了坚守的意志和决心。倒也不能全怪他贪生怕死,实在是因为他麾下没有正规军,只有从附近地区招募的一些民团,其战斗力与郭、李兵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更不是燕军的对手。所以,王俌决意向燕军投降。
然而,王俌的心思很快就被一些部将觉察。随后,诸将合谋,利用一次打马球的机会杀了王俌,夺取了常山的指挥权。可是,诸将心里都很清楚,即使不投降,单单靠手下这些民兵也是守不住常山的。要想抵御史思明,唯一的办法就是向附近友军求援。
当时,信都(今河北冀县)太守乌承恩麾下有一支三千人的朔方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身经百战,个个有以一当十之勇。常山诸将随即派人前往信都,请求乌承恩率部进驻常山。可是,无论来自常山的使者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乌承恩始终不为所动,硬是不肯挪窝。
数日后,史思明、蔡希德挥师南下,进攻九门。唐军进行了顽强的防守。攻到第十天时,唐军终于宣布投降。史思明大喜过望,立刻入城准备接收。可就在他登上城门的一瞬间,唐军伏兵忽然杀出,史思明无路可逃,只好从城楼上纵身跃下,被鹿角(削尖的木桩)刺伤左胸,连夜逃回博陵。
唐军的诈降之计虽然成功了,迫使史思明不得不退却,但此时的唐军将士心里都很清楚,燕军的退却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卷土重来。而诈降的手段是可一不可再的,到时候,九门至常山一线注定要落入燕军手中。
进而言之,没有了郭子仪和李光弼,河北迟早是史思明的天下!
八月初,史思明再度发兵进攻九门,于十日攻克。城陷之日,史思明疯狂报复,屠杀了数千人。随后,燕军乘胜进围藁城。二十日,藁城陷落。
九月初一,史思明进攻赵郡,于五日攻陷,随即猛攻常山。十天后,常山陷落。燕军再度屠城,又杀了数千人。
随着常山等地的相继陷落,河北唐军的士气又一次落入了低谷。
就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肃宗灵武即位的消息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他就是一直在平原郡坚持抗战的颜真卿。
得到消息后,颜真卿惊喜交加,马上写了一道奏表,封藏在“蜡丸”(古代传送秘密文件的惯用方式)中,派人送到了灵武。肃宗见表,随即颁布诏书,对颜真卿及河北军民的坚贞和勇毅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鼓励,并加封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仍保留他的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等职,然后同样以蜡丸形式把诏书下达到了平原郡。
颜真卿接获诏书,立刻命人传谕河北诸郡,及河南、江淮等地。
直到此时,大河南北的李唐臣民才知道年富力强的太子李亨已经即位为帝,人心顿时大为振奋,抗击叛军的意志也越发坚定。
就在肃宗的诏书下达河北之前,郭子仪已经率领五万朔方精锐回到了灵武,原本兵少将寡的肃宗朝廷立刻变得兵强马壮。李亨大喜,当即擢升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太原)留守,二人都兼任同平章事,且原任的职务全部保留。
随后,李光弼与郭子仪分兵,率五千人马进驻太原,以防史思明西出井陉,进攻河东。
很显然,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此次回师,对于困境中的肃宗李亨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自从叛乱爆发以来,郭、李二人就成了唐军的一面旗帜,也是朝野瞩目的重量级人物,他们能够在新朝廷刚刚建立的时候及时归至肃宗麾下,这不仅是在军事上增强了新朝廷的实力,更是在政治上极大地增强了肃宗朝廷的号召力。可以说,直到郭、李兵团的到来,肃宗朝廷才终于摆脱了草创时期一无所有的尴尬局面,初步具备了一个戡乱朝廷应有的规模和实力。“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灵武,一座普普通通的西北边塞,如今却聚焦了天下人的目光,承载了李唐臣民的全部希望。
在这个四海分崩的非常时期,它已然成为帝国的灵魂。
【长安乱】
正当肃宗李亨在灵武努力开创新局面的同时,沦陷的长安却在经受着一场可怕的灾难。
最惨的,当属滞留长安的李唐皇族。
燕军入据长安不久,安禄山就下令孙孝哲捕杀了霍国长公主(玄宗的姐妹)和众多的李唐王妃、驸马、皇孙、郡主、县主等。令人发指的是,安禄山的命令并不仅仅是把这些天潢贵胄一杀了事,而是杀完之后还要剖腹掏心,把一颗颗血淋淋的心脏挖出来祭奠他的长子安庆宗。此外,凡是杨国忠、高力士的亲信党羽,以及安禄山素所憎恶的那些王公大臣,基本上也都死得很难看。燕军当街用铁棒打烂了很多人的头颅,致使他们脑浆涂地,鲜血横流,其状惨不忍睹。据说前后有八十多人死于非命。
在安禄山的恐怖统治下,不光是李唐皇族和王公大臣遭遇灭顶之灾,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安禄山听说玄宗逃跑时,长安百姓趁乱哄抢了很多财物,便以此为由,命军队和各级衙门天天出动,四处抄家。凡是家中藏有些许财物的,一律没收家产,并将其逮捕治罪。而且一家遭难,亲朋好友也都会受到株连。一时间,“连引搜捕,支蔓无穷”,致使“民间骚然,益思唐室”。(《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毛泽东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理古今皆然。虽然长安百姓没有像燕赵民众那样大范围地揭竿而起,但他们也自有抗暴的手段。
大多数手无寸铁的百姓跟燕军展开了心理战。当他们得知太子李亨自马嵬分兵北上后,就天天传播小道消息,说太子已经在北方集结了一支大军,随时会南下克复长安。不仅如此,还有很多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跑到街上,扯着破锣嗓子大喊:“太子大军来啦!太子大军来啦!”
长安百姓自发的这种心理战让燕军苦不堪言。白天,每当燕军望见北方的地平线上烟尘大起,就以为是唐军杀来了,于是一个个惊惶奔走;晚上,他们经常会在睡梦中被街上那几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惊醒,而醒来后便再也不敢入睡。总之,在长安百姓的频繁骚扰之下,燕军官兵基本上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日子一久,很多人都患上了神经衰弱。
除了心理战之外,京畿地区的一些豪杰义士也组织了许多地下抵抗力量,今天干掉一支巡逻队,明天杀死几个斥候兵。虽然每一次的动作都不大,但却神出鬼没,让燕军防不胜防。燕军也曾经发动过几次清剿,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些抵抗力量就像春天里的韭菜,刚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让燕军伤透了脑筋。
燕军刚进入关中时,其势力范围不仅包括京畿地区,而且北抵洛交(今陕西富县)、西至扶风(肃宗即位后改名凤翔,今陕西凤翔县)。
可到了后来,随着抵抗运动的不断兴起,燕军不得不大幅回缩战线,其力量所及,北不过云阳(今陕西泾阳县),南不过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西不过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基本上只据有长安一座孤城。燕军小股部队只要敢迈出长安西门,就随时有可能被抵抗组织灭掉。
正因为长安和关中百姓这种卓有成效的抵抗运动,才使得燕军被牢牢牵制在京畿地区以内,既不能西进追击玄宗,也无法北上进攻灵武。尤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此,江淮地区收缴上来的财赋,才能通过襄阳西上,绕道上郡(今湖北郧西县),再通过凤翔中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玄宗所在的成都和肃宗所在的灵武。
对于山河破碎、社稷倾圮的李唐王朝而言,这条运输线无疑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只有保证这条生命线的畅通,肃宗李亨才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并打响一场匡复社稷、重整山河的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凤翔太守正是诛杀虢国夫人的原陈仓县令薛景仙。肃宗即位后,第一时间就提拔了他,让他坐镇凤翔。事实证明,肃宗的这项人事任命在日后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凤翔的战略地位异常突出,它既是防御燕军西进的一座桥头堡,更是帝国财赋运输线上的一处重要枢纽。而薛景仙到任后,屡次击退了燕军的进攻,牢牢捍卫着这个战略要地,可以说为危机中的李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关中抵抗运动的日渐活跃,燕军的军心开始动摇了。
首先叛离燕朝的是一个叫阿史那从礼的同罗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