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不能流露丝毫,而且还要向安禄山宣示效忠。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哥舒翰只能向这个昔日的仇敌卑躬屈膝,摇尾乞怜!
什么尊严、晚节、君臣大义、一世英名,让它们通通见鬼去吧!眼下,除了把灵魂出卖给这个恶魔,换取苟延残喘的生存,哥舒翰已经别无选择。
他伏地叩首,用一种十足谄媚的语气说:“臣肉眼凡胎,不识圣人,罪该万死!但如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若留臣一命,让臣写信招降他们,不用多久,天下即可平定。”
安禄山闻言大喜,当即任命哥舒翰为燕朝的司空、同平章事,同时把火拔归仁抓了起来,对他说:“你卖主求荣,不忠不义,该杀!”然后就把他一刀砍了。
可是,哥舒翰企图以尺寸之书而招降各方唐军的想法,实在是一种痴心妄想。
他的招降信很快就一一发出去了,然后收回来的,却是如出一辙的鄙视和义愤填膺的痛斥。哥舒翰从各方唐将洋洋洒洒的回信中,只读出了一句话——哥舒翰,你为什么不去死?!(《旧唐书·哥舒翰传》:“诸将报书,皆让翰不死节。”)
是啊,我为什么不去死?
死是何等容易,活着又是如此艰难,我为什么不去死?
然而,强烈的求生本能最终还是战胜了哥舒翰的自尊和愧疚,使他仍然选择了卑贱屈辱地苟活,而不是轰轰烈烈地死去。
其实,哥舒翰并非没有选择。在最后的时刻,他完全可以选择像颜杲卿那样坚守大义,壮烈殉国。倘若如此,一代名将哥舒翰留在史册上的声名将永垂后世,万古长青。
可惜,他没有。
哥舒翰戎马半生,曾经活得像一个英雄。可最后一步,他却让残酷的命运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蝼蚁。
不,是他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蝼蚁。
可是,变成一只蝼蚁就能苟活于世吗?
当哥舒翰向各方唐将发出的招降信全都无效的时候,当事实证明他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时候,安禄山还会用高官厚禄养着他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安禄山随后就把他软禁了。又过了几天,安禄山觉得留着这个家伙实在没用,就把他一刀咔嚓了。
哥舒翰就这么死了,死得窝窝囊囊、一文不值,还在身后留下了变节投敌、苟且偷生的千古骂名。相比于含冤而死的高仙芝和封常清,哥舒翰的结局显然更为不堪。高、封二人至少赢得了后人的同情,可哥舒翰却只能招来世人的鄙夷和唾骂。
然而,哥舒翰最后落到这种下场,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吗?是什么力量把他一步一步逼进了这个历史的死角?又是谁,一手造成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这三位名将的人生悲剧?
如果说高仙芝和封常清之死是在为帝国的不幸买单,那么哥舒翰之死则是在替李隆基和杨国忠背黑锅。因为,哥舒翰的变节投敌使他变成了朝野上下的众矢之的,所以至少在客观上掩盖了玄宗朝廷决策错误的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李隆基和杨国忠在“潼关失守”这件事上应负的历史责任。
不过,老天爷毕竟是公平的。不管你是谁,只要做错了事,迟早总要让你受到惩罚,付出代价。别人也许可以暂时替你买单,暂时替你背黑锅,但是你自己种下的苦果,最终还是要由你自己品尝。
李隆基和杨国忠,马上就将尝到他们亲手种下的苦果……
第七章逃亡进行时
【孤独的长安】
潼关其实不是一座关,而是一张牌。
一张多米诺骨牌。
当它岿然不动的时候,会造成一种假象,让玄宗朝廷自以为手中的牌还很多。可当它轰然倒下的时候,就会引发可怕的多米诺效应,让某种残酷的真相瞬间暴露在玄宗君臣面前。
这种真相就是——李唐的人心散了。
潼关失守后,几乎只在一夜之间,河东(今山西永济市)、华阴(今陕西华县)、冯翊(今陕西大荔县)、上洛(今陕西商州市)等郡的防御使就纷纷弃城而逃,各地的守军也跟着逃亡一空。从东到西,自北而南,能够拱卫京畿的军事力量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帝京长安,孤零零地兀立在偌大的关中平原上,看上去就像一面华丽而空洞的旗帜……
潼关陷落的当天,就有哥舒翰的部将逃回长安禀报军情,然而玄宗却没有立刻召见。
因为他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
尽管玄宗料定东征军已经完蛋了,可他仍然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希望潼关还在唐军手中。所以,玄宗当天就命李福德率三千监牧兵驰援潼关。
只要守住潼关,就还有时间组织反击,还有机会反败为胜。
然而,玄宗的最后一丝希望转瞬就破灭了。
从李福德出发的那一刻起,一直到这一天的日暮时分,玄宗一次次登上瞭望“平安火”的高台,可直到昏暗的暮色逐渐模糊了他的视线,东方的地平线上始终没有燃起他望眼欲穿的那一簇火焰。(按照《唐六典》记载,所谓的“平安火”是唐代的一种军事预警机制,亦即每隔三十里设置一座烽火台,若无敌情,每天日暮准时燃起烽火,否则就不燃。这种预警机制与我们平常熟知的恰好相反——其他朝代的烽火都是报警用的,而在唐代则是报平安用的。虽然方式相反,但性质一样。)
看不到平安火,玄宗心头迅速掠过一阵痛苦的痉挛。
很显然,潼关丢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种无边的恐惧就像这漆黑的夜色一样,一下子就把他吞没了。
六月十日,玄宗召集宰相举行了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潼关已失,长安危急,该怎么办?
其他几个宰执大臣相顾骇然,都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杨国忠神色从容,并且不慌不忙地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
他的对策很简单,就一个字——跑。
如果在这个动作前面加上一个方向的话,那就是——往西南跑。
西南就是巴蜀,当时称为剑南道。众所周知,巴蜀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饶的富庶之地,也是李唐朝廷最重要的财赋来源地之一,因此,一旦关中不宁,这里当然就是流亡朝廷首选的避难所。此外,杨国忠长期遥领剑南节度使,自从叛乱爆发以来,他就暗中命剑南留后崔圆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作了充足的准备,一旦形势不妙,他随时可以拥着玄宗往剑南跑。
此时此刻,除了逃亡巴蜀,玄宗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没有了。
所以,他当即不假思索地批准了杨国忠的逃亡计划。
当然,这是一个绝密计划。除了几个宰辅重臣、亲近宦官、得宠妃嫔,以及少数皇室成员以外,其他人一概不知。
皇帝要逃跑,知道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
为了尽量不让满朝文武察觉天子和宰相要跑路,六月十一日,杨国忠特地把文武百官召集到朝堂上,作出一副惶恐无措、痛哭流涕的样子,询问大家有何御敌之策。此时,李唐朝廷的衮衮诸公们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谁还能有什么对策?他们只能哭丧着脸,一个劲地向杨国忠表示:一切全凭宰相大人定夺。
杨国忠撒完烟雾弹后,抹抹眼角的几滴干泪,说:“早在十年前,就有人状告安禄山要造反了,可皇上就是不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实在不是宰相的过错啊。”
都到这个时候了,杨国忠还不忘推卸责任。百官们无不在心里问候他的十八代祖宗,可表面上,大伙还是不得不对他唯唯诺诺,因为他们都在眼巴巴地盼着这个当权宰相能够帮他们指一条活路。
可百官们绝对没有想到,天子和宰相早已决定把他们彻底抛弃了。
这一天,大唐帝京长安变成了一座恐怖之城,无论官绅士民,人人惊惶奔走,不知道如何逃避这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原本安宁祥和、繁华富庶的长安,此刻只剩下恐慌、混乱和萧条。
六月十二日,早朝的钟声照常敲响,然而上朝的官员却不到十分之一。为了稳住人心,玄宗还装模作样地登上了勤政楼,下诏宣布要御驾亲征。
自从安禄山起兵以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宣布要亲征了。如果说臣民们对前面两次还感到有些半信半疑的话,那么这一次,所有的长安人基本上都是把它当成笑话来听的。“上御勤政楼,下制,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不过,这个笑话并不能让人莞尔或者捧腹,只会让人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悲哀。
就在玄宗宣布要御驾亲征的这一刻,逃亡计划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了。这一天,玄宗紧急任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相当于流亡朝廷的后勤总管),提拔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其实就是让他留下来当替死鬼,同时命宦官边令诚掌管宫中的所有钥匙,这个间接杀害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凶手,现在也被玄宗抛弃了。
同日,玄宗命快马携诏书先行赶赴剑南,以颍王李璬(玄宗之子)即将前往剑南就任节度使为由,命当地准备好一切接待工作。当天下午,玄宗就搬到了“北内”的一座偏殿里。当时,太极宫称为“西内”,大明宫称为“东内”,兴庆宫称为“南内”。所谓“北内”,估计就是靠近玄武门的地方。玄武门是禁军驻地,玄宗这时候搬到这里来住,显然说明他马上就要开溜了。傍晚时分,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禁卫六军,赏赐给将士们大量钱帛,另外又让陈玄礼挑选了九百多匹膘肥体壮的御马,以备跑路之用。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少数参与的人,绝大多数官员和百姓都被蒙在了鼓里。
没有人知道,此刻的长安已经变成一条撞上冰山的豪华巨轮,而他们的船长早已悄悄解开了独自逃命的救生艇。
过了这个夜晚,绝大多数臣民就将和长安一同沉没。
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沉船事件”之一。然而,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先行逃离的也不是妇女和儿童,而是领导。
六月十三日黎明,李隆基一生中最凄惶的时刻来临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白居易《长恨歌》)
李隆基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从彻夜难眠的焦虑和不安中走了出来,从数十年的盛世迷梦中走了出来,神色恍惚、步履蹒跚地迈上了那驾前途未卜的马车,迈上了一个太平天子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流亡生涯。一夜之间,这个风流皇帝真的老了。
作为一个七十二岁的人,其实李隆基早就老了,可他在叛乱爆发前之所以一直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是因为有盛世伟业的光圈在渲染,还有艺术和爱情的魔力在滋养。如果说人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的话,那么李隆基的心理年龄顶多只能算是中年。所以,虽然时光的潮水会裹挟着每一个人从出生、成长一直奔向衰老和死亡,但是李隆基的生命河流显然筑起了一道堤坝——由功业、艺术和爱情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大坝的承重材料,为他成功拦截了数十年的时光潮水,从而有效延缓了生命的衰老。
至少在心理上,在精神状态上,李隆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当安禄山粗暴地将李隆基的生命堤坝一举击碎的时刻,当所有的光圈和魔力遽然消失的时刻,被拦截多年的时光潮水就在李隆基身上发生了某种“泄洪”效应。于是,真相瞬间裸露,一直拒绝衰老的李隆基不得不面对一个客观事实——他已经是一个七十二岁的古稀老人。
最惨的是,这个老人现在还要被迫抛弃他的帝京长安,抛弃他的九重宫阙,抛弃他的万千臣民,抛弃他一生追求和经营的一切,凄凄惶惶地亡命天涯!
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惨的事吗?
李隆基不知道。
可残酷的命运马上就会告诉他——有。
上苍不仅要夺走这一切,最终还要夺走他的最爱——杨贵妃。
【千乘万骑西南行】
这一天,跟随玄宗一起逃亡的人有杨贵妃、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以及太子、皇子、公主、妃嫔、皇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等少数几个大臣,此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宦官和宫女。这支逃亡队伍在陈玄礼所率禁军的护卫下,从延秋门(宫城西门)出太极宫,匆忙向西而逃。
当时,只有住在宫内的皇家眷属才有幸跟着玄宗逃出生天,而住在太极宫外的妃嫔、公主、皇子、皇孙等,都被抛弃了,更不用说一般的臣民了。
不过,最后的时刻,玄宗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惦记着老百姓的。
经过左藏(国库)的时候,杨国忠对玄宗说:“烧了吧,免得落到贼人手里。”玄宗满脸哀伤地望着这个曾经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所在,长叹一声道:“算了,如果贼人来了得不到它,必然会劫掠百姓;不如给他们,免得让老百姓受苦。”
玄宗一行出长安西门后,很快就过了西渭桥。队伍刚一过桥,杨国忠立刻命人将桥焚毁。玄宗一见大火燃起,赶紧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当即命高力士带人回去扑火,让他把火灭掉再回头追赶队伍。
玄宗已经不惦记百姓很多年了。这一刻,他终于又想了起来。
这场叛乱带给了他无尽的痛苦,但也带给了他一丝久违的清醒。
只不过,这样的清醒来得太晚了。
六月十三这天,尽管整座长安城早已人心惶惶,可还是有一部分忠于职守的朝臣仍然坚持上朝。是日清晨,部分朝臣按时来到宫门,只听宫中报时的更漏依旧清晰可闻,而在门口站岗的卫兵和仪仗也如同往常一样肃穆森严。
一切看上去都和往日并无不同。
然而,当片刻后宫门开启,朝臣们一下就懵了。只见一群又一群的宦官和宫女疯也似的从门里冲了出来,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莫名其妙的朝臣们赶紧拦住一两个追问,才知道皇上已经失踪了。一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聪明的人立马撒腿往家里跑,可还是有一些朝臣不死心,慌忙跑进宫里去找。
然而,此时的皇宫早已炸开了锅,人人自顾不暇,到处是一片乱七八糟的末日景象,哪里去找皇帝的踪影?!
长安城就这样天翻地覆了。王公大臣、士绅百姓一个个携妻契子,争相逃命,而一些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则趁火打劫,冲进平日可望而不可及的豪宅大院,把那些有钱人来不及带走的东西洗劫一空。有些胆大的暴民甚至骑着小毛驴冲进皇宫,大肆劫掠金银珠宝,还纵火焚烧了左藏库。
面对如此严重的暴乱局面,新任京兆尹崔光远不敢坐视,赶紧和宦官边令诚一起带人灭火,同时紧急任命了一批府、县的代理官员,并派兵捕杀了十几个领头的暴乱分子,才稍稍稳定了社会秩序。
可是,如果我们认为崔光远和边令诚是在尽忠职守,那就把他们看得太高尚了。
实际上,他们早就想好了退路。
玄宗逃亡当天,崔光远就让儿子带上投降书,到洛阳去见安禄山了,同时带过去的,还有玄宗交给边令诚的一大串宫禁重地的钥匙。
你李隆基可以不声不响地脚底抹油,我们当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另择明主。
你可以不仁,我们当然可以不义。
没啥好说的,这很公平。
玄宗一行过西渭桥后,继续向西进发。玄宗命宦官王洛卿为前导,告谕沿途郡县准备接待。到了这一天的中午时分,饥肠辘辘的逃亡队伍抵达咸阳的望贤宫。可让玄宗没有想到的是,整个咸阳根本看不到半个接待官员。派人一打听,才知道咸阳县令和县衙的官吏们早就溜了,就连负责打前站的宦官王洛卿也逃得无影无踪。
玄宗无奈,只好命宦官们在咸阳街头张贴皇帝驾临的告示,希望能有一些忠于朝廷的官吏或百姓出面接待。结果,鼓舞人心的告示贴得满大街都是,响应号召的人却一个也没有。
当皇帝当到了这个份上,玄宗真是满心悲凉。都说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他今天算是深刻领教了。眼看日头已过中天,所有人的午饭都还没着落,玄宗愁得不知如何是好。杨国忠见状,也顾不得自己的宰相颜面了,连忙亲自跑到市场上买了一堆烧饼,权且让天子充饥。
可这些烧饼就算能喂饱玄宗,也喂不饱他身后的一大群金枝玉叶啊。正犯难时,当地一些善良的百姓不忍见天子挨饿,终于挑来了好几担糙米饭,还有一些小麦和大豆。早就饿得眼冒绿光的皇子皇孙们立刻扑上前去,直接用手抓着吃,转眼就把所有食物扫荡一空,可摸了摸肚皮,却感觉还没有吃饱。
对于咸阳父老的雪中送炭之举,玄宗深为感动,赶紧命人拿钱酬谢。众人看着形容憔悴的天子,都忍不住伤心落泪。玄宗一下子悲从中来,也不禁掩面而泣。
献食的百姓中,有一个年纪最大的叫郭从谨。他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话,一直不知道跟谁倾吐。现在见此情景,他也就不管什么尊卑之礼了,赶紧颤颤巍巍地走到玄宗面前,说:“安禄山包藏祸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没人入宫揭发他的阴谋,可陛下却把举报的人诛杀,才导致祸乱的发生,以致陛下不得不流亡到此。从前那些圣主明君,之所以广求天下忠良,使自己耳聪目明,其缘由正是在此。我还记得宋璟当宰相时,屡屡犯言直谏,天下赖以太平。可是后来,朝中的大臣们再也不敢说真话,只知道阿谀取容,讨陛下欢心,所以宫阙之外的事情,陛下一无所知。我虽为一介草民,也早就料到会有今天,只可惜九重宫阙,森严遥远,区区之心无路上达……要不是事情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又怎能亲睹陛下之面而一诉衷肠呢!”
郭从谨这番话虽然没什么高明之处,但至少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在安禄山起兵之前,很多人都已经看出了他的狼子野心,甚至包括像郭从谨这样一个足不出户的乡野村夫,都已经察觉到了危险的来临。既然连郭从谨都能察觉,玄宗为什么就没有察觉呢?
其实,玄宗并不是没有察觉,而是不愿意去察觉。
因为他早就被上天宠坏了,所以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一手造成的错误。人们一直以为他是在替安禄山辩护,其实他是在替自己辩护。换言之,晚年的玄宗表面上越是自负,内心就越是脆弱,所以他不愿从自欺欺人的梦境中醒来。只要在有生之年安禄山不反,他就可以把梦做下去,一直做到驾鹤西归。至于身后事究竟如何,那就不是他考虑的范畴了。虽然这么做很像赌博,可李隆基一生的运气都很好,所以他敢跟老天爷赌这最后一把。
只可惜,这最后一把他输了。
他一生辛辛苦苦赢来的一切,终将在这最后一把中输个精光。
听完咸阳父老郭从谨的一番肺腑之言,玄宗愧悔难当,只好老实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直到送走郭从谨等人,玄宗还是粒米未进。负责膳食的官员跑遍全城去采购,忙活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搞了一顿比较像样的御膳。玄宗让所有随从官员先吃,自己挨到了最后才吃。至于那些护驾的禁军将士,玄宗则命他们分散到各个街坊和村落去乞食,约定未时(下午二时)回来集合,然后继续出发。
将近午夜时分,玄宗一行抵达金城(今陕西兴平市)。这里比咸阳更不堪,不但县令和官吏逃之夭夭,连老百姓都跑得差不多了。好在老百姓家里还囤积了一些粮食蔬菜,白天没讨到饭吃的禁军将士自己动手,总算饱餐了一顿。
从长安到兴平大概只有六十里路,可玄宗一行却走了一天一夜。而且就在这么短的逃亡路上,随从人员已经逃散大半,就连宦官总管袁思艺(与高力士同任内侍监)也抛弃了他的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之大吉了。
对于此次出逃,很多人显然都不抱希望。在他们看来,跟着落难的皇帝这么跑,就算不被叛军追上,兴许在半路上也会活活饿死。与其这样,还不如拍屁股走人,自己去找一条活路。
后半夜,疲惫不堪的玄宗带着妃嫔、公主,和皇子、皇孙住进了金城附近的驿站。驿卒早就跑光了,驿站里到处黑灯瞎火。昔日养尊处优的这帮皇室成员,此刻也顾不上什么尊严和体面了,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破草席上,你枕着我的大腿,我靠着他的肩膀,顷刻间便已鼾声四起了。
这天夜里,不知道唐玄宗和杨贵妃还有没有条件单独住在一起。就算有,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相拥而眠了。
明天,这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旷世佳偶就将阴阳两隔,生死殊途,从此在各自的轮回路上飘零辗转,纵使相见也不复相识,唯余一脉千古难消的幽幽长恨,任无数后人叹息吟咏……
【马嵬驿之变】
六月十四日,大约中午时分,玄宗一行走到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马嵬镇)。
这里只是帝国千百个驿站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可没有人会料到,它马上就将因为一起重大的事件而永载史册。
行至马嵬驿时,禁军将士们忽然都停了下来,再也不想往前走了。
因为从长安这一路走来,他们已经郁积了太多的不满。
这些禁军官兵都是长安人,仓猝跟随玄宗出逃,被迫抛弃了妻儿老小,本来心里就一百个不情愿,加之一路上连饭都吃不饱,更让他们感到委屈和愤怒。于是,他们开始不断抱怨,心中的怒火逐渐升腾,走到马嵬驿时,种种不满的情绪彻底爆发,以致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
面对群情汹涌的六军将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心中暗暗叫苦。
他知道这回麻烦大了。
此次出逃,他肩上的责任最重。作为禁军的最高长官,他既要负责天子、宰相和一大帮皇室成员的安全,又要在将士们吃不饱的情况下号令他们,其艰难处境可想而知,所以他自己也窝了一肚子火。
此刻,陈玄礼很清楚,如果不能给怒火中烧的六军将士找一个宣泄的对象,后果将不堪设想!
陈玄礼心念电转,马上就有了主意。
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把矛头指向朝野共愤的杨国忠了。
他随即大声对部众说:“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咨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
此言一出,就像一支火把扔进了柴草堆,六军将士纷纷攘袂高呼:“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旧唐书·杨国忠传》)
诛杀杨国忠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不过,陈玄礼并没有马上动手。
因为,他不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早在四十多年前,身为禁军将领的陈玄礼就参与了李隆基诛杀韦后的唐隆政变。对于兵变这种事,他自然比一般人更为轻车熟路,可同时也更为成熟和冷静。
他深知,杨国忠是皇帝跟前的头号宠臣,要杀他,就意味着要和皇帝翻脸。换句话说,诛杀宰相这种事情,说好听点叫做“清君侧”,说难听点就是逼宫,就是谋反!陈玄礼可不想背上谋反的罪名,所以,必须为这场兵变寻找一个强硬的政治后台,使行动更具合法性。只有这样,陈玄礼才能放手一搏。
那么,谁最有可能作为陈玄礼的政治后台呢?
答案只有一个——太子李亨。
众所周知,早在李林甫当政期间,杨国忠就曾多次充当李林甫的打手,屡兴大狱陷害太子。及至杨国忠当权,他与太子的矛盾更趋尖锐。到了安禄山起兵后,玄宗曾提出要让太子监国,甚至流露了传位之意,可最后还是被杨国忠搅黄了。所以,太子李亨与杨国忠可谓势同水火,不共戴天。
主意已定,陈玄礼立刻找到东宫宦官李辅国,通过他向太子汇报了诛杀杨国忠的计划。
得知陈玄礼的计划后,李亨心里自然是极度赞同的,可他很聪明,他知道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一不留神就可能引火烧身。所以,他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表态,更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
当然,他也没有表示反对。
不反对就等于默许。陈玄礼心领神会,遂下定决心动手。
恰巧在这个时候,随同玄宗从长安逃出来的一批吐蕃使节正围在杨国忠马前诉苦,说他们找不到吃的,让宰相帮他们解决肚子问题。杨国忠大不耐烦,正准备打马走开。陈玄礼见状,顿时灵机一动,忽然回头对部众大喊:“杨国忠勾结胡虏谋反,杀了他!”
士兵们随即一拥而上,有人马上张弓放箭,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杨国忠大惊失色,慌忙掉头而逃。可他刚刚窜进驿站的西门内,哗变士兵就追上了他,一人一刀下去,转眼就把他砍成了一堆肉酱。随后,余恨未消的士兵们又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了驿站的大门上。
天宝末年最得宠最拉风的一个宰相,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而且死得比谁都难看。
其实,把安史之乱完全归咎于杨国忠,是当时的人们冤枉了他,甚至可以说是高抬了他。
因为,他远远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果真要追究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唐玄宗李隆基肯定是一号人物,其次是一代权相李林甫,最后才能轮到杨国忠。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历史总是把吃饱的感觉归功于第三个馒头。这句话乍一看不太好理解,可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人们在评价历史事件的时候,总是习惯于为它找一个最近的、最浅显的原因,而忽视一些较远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再打个比方。一根稻草肯定压不跨骆驼,可要是一根接一根往上加,最后总有一根会把它压垮。这时候就会有人把骆驼的垮掉,归罪于最后一根稻草。
而在盛世唐朝为何垮掉这个问题上,杨国忠就是人们眼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不幸的“第三个馒头”。
杨国忠之所以引起公愤并最终死于非命,原因不过如此。
哗变士兵杀了杨国忠后,愤怒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又生出了一种发泄和杀戮的快感。
杀一个人是杀,杀一群人也是杀,那就干脆把平时看不顺眼的家伙通通杀了!反正事情已经闹开了,索性就把它闹大!
于是,局面开始失控了。
乱兵们紧接着又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御史大夫崔方进被眼前的一幕吓得面无人色,可还是放不下领导的架子,哆哆嗦嗦地指着士兵们说:“你们怎么敢杀害宰相?”
话音未落,他的脑袋就飞离了身躯。
另一个宰相韦见素听见外面闹得鸡飞狗跳,赶紧跑出来看个究竟。乱兵们不分青红皂白,冲上去就是一顿暴打。韦见素当即血流满面,所幸士兵中有人喊说:“不要伤害韦相爷!”并出手相救,韦见素才得以逃过一死。
当时,玄宗在驿站内惊闻外面扰攘喧哗,忙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侍从人员支支吾吾地告诉他:听说是宰相杨国忠谋反,已经被士兵们杀了。玄宗大为震惊,但也无可奈何。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尽力安抚哗变士兵,以免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过激行动。
此时,哗变士兵已经把驿站围得水泄不通。玄宗拄着手杖,趿拉着便鞋,踉踉跄跄地来到驿站门口,跟凶神恶煞的士兵们说了一大堆好话,劝他们各自回营。
可大兵们却一个个鼻孔朝天,对皇帝的一番好言好语置若罔闻。玄宗无奈,只好让高力士出面,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片刻后,高力士把答案带回来了。他转达陈玄礼的话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此言犹如五雷轰顶,让玄宗顿觉天旋地转。
玄宗万万没有料到,士兵们到最后竟然会把矛头指向杨贵妃!
在玄宗看来,杨玉环只不过是个女人,而且从来没有干预朝政,你们何苦跟她过不去呢?!
然而,这只是玄宗的个人想法。
在当时的人看来,正因为杨玉环是个女人,而且有着一张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才会让玄宗堕入情网、不可自拔,从而荒废朝政、宠任奸佞,最终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给天下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杨玉环就跟历史上的妲己、褒姒、赵飞燕姐妹一样,属于红颜惑主、狐媚误国的典型。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谢天下!
“告诉他们,我自有处置。”玄宗有气无力地对高力士说,然后转身踱回驿站。
在大门后面,玄宗避开众人的视线,一个人拄着手杖,垂着脑袋默默伫立了很久。
此刻,没有人看见一颗骄傲而脆弱的灵魂正在战栗和哭泣。
此刻,没有人看见一颗热烈而苍凉的心正在瓣瓣碎裂、涓涓滴血。
许久,韦见素的儿子、时任京兆司录的韦谔才大着胆子走上前去,伏地叩首说:“如今众怒难犯,安危只在顷刻,愿陛下速决!”
玄宗抬起一双浑浊无光的眸子看了看韦谔,用一种低得连自己都听不清楚的声音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
很显然,玄宗还在作最后的挣扎。
其实他也知道,今天这些哗变士兵要是达不到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可明知如此,他还是要作最后的挣扎——就像一个失足落水的人,在行将溺毙之前所作的那种无望的挣扎。
驿站外不断传来哗变将士烦躁不安的叫骂声,局面随时有可能再度失控。
最后的时刻,最了解玄宗也最忠于玄宗的老奴高力士不得不开口了。他走到玄宗身边,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贵妃自然是没有罪,可将士们既然已经杀了国忠,又岂能让贵妃安然无恙地留在陛下左右?请陛下慎重考虑,只有将士们安定下来,陛下才有安全可言。
高力士的话一下子中了要害。也就是说,这根本不是杨贵妃有没有参与杨国忠谋反的问题,而是既然将士们铁定了心要杀贵妃,陛下您究竟作何选择的问题。
——要么忍痛割爱,壮士断腕;要么和贵妃同生共死,双双归西!
不是A就是B,没有第三种选择。
至此,李隆基终于绝望。
他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了一间幽静的佛堂里,在此与爱人诀别。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人对泣片刻,仿佛有千言万语需要倾诉,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杨贵妃抹了抹脸上的泪痕,凄然一笑,说:“愿皇上保重,妾身有负国恩,虽死无恨。”
李隆基哽咽着说:“愿妃子善地受生……”话音未落,他便艰难地转过身,蹒跚着向门口走去,同时朝身后的高力士做了个手势。
杨贵妃跪在佛像前,平静地做完最后一次礼拜。然后,高力士手中的三尺白绫就套上了她的脖颈……
一代绝世红颜就此香消玉殒。
李隆基心如刀绞,肝肠寸断。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长恨歌》)
十六年前,高力士负责把杨玉环带到了玄宗身边;十六年后,他又负责把杨玉环从玄宗的身边带走。二十二岁到三十八岁,一个女人生命中最惊艳最华丽的部分,从此便永远凝固在了泛黄的史册中。
如果说盛唐是中国历史的一座巅峰,那么杨玉环就是绝顶之上一朵灼灼绽放的盛世牡丹。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玉环是幸运的。因为,正是有了富贵雍容的盛世作为底色,她的爱情故事才会被渲染得如此鲜艳妖娆;正是有了锦绣华章的时代作为舞台,她的生命之舞才会摇曳得如此绚丽多姿、华美无双。
然而,她又是不幸的。因为盛世背后就是乱世的深渊,因为霓裳羽衣歌舞未歇,渔阳鼙鼓已经动地而来。刹那之间,盛世崩塌,红颜凋零。当初的艺术和爱情越是令人心醉,此刻的诀别和死亡就越是令人断肠……
传统史家多把盛世的终结归咎于红颜祸主、狐媚误国,却从来不曾细想:这一介红颜,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住,又怎堪为盛世的终结承担罪责?
究其实,她只是被迫为夭折的盛世殉葬罢了。
杨贵妃一死,马嵬驿之变也随之画上了一个鲜血淋漓的句号。
玄宗命人把杨贵妃的尸体放在驿站的庭院里,让陈玄礼等人前来“验明正身”。见皇帝已经作出这么大的妥协,陈玄礼等人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随即摘下甲胄,向玄宗叩首请罪。玄宗强打着精神敷衍了几句,命他们回去安抚好各自的部众,准备次日出发,继续西行。
杨国忠与长子杨暄被乱刀砍死于马嵬驿后,其他亲属也没能逃脱灭顶之灾。事发当天,他的妻子裴柔、情人虢国夫人,以及虢国夫人的一双儿女,虽然侥幸逃出了马嵬驿,一口气跑到陈仓(今陕西宝鸡市陈仓镇),可最后还是被陈仓县令薛景仙派人一一捕杀。此后,杨国忠的另外几个儿子先后逃亡各地,也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
安史之乱爆发才半年多,跋扈宰相杨国忠便满门皆灭。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杨国忠进京算起,他的发迹史前后也不过十二年;而专权的时间更短,满打满算也才四年。想当初,杨氏一门的荣华富贵令多少世人眼红和羡慕,可转眼之间,一切就都灰飞烟灭了。
【分道扬镳:你往何处去?】
六月十五日清晨,盛夏的太阳照常升起,一夜无眠的玄宗拖着近乎虚脱的身躯登上了西行的马车。
此刻的李隆基就像是一具被掏空了的皮囊。他分明感觉,自己的灵魂早已跟着杨玉环去到了另一个世界。没有人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李隆基只是希望,那里不再有战争和杀戮,不再有阴谋和死亡,那里的爱情之花永不凋谢,那里的《霓裳羽衣》永不散场……
当然,尽管李隆基对那样一个虚幻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可他对眼前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却仍旧充满了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