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常清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像高仙芝和夫蒙灵詧一样,成为驰骋沙场的名将,成为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
成功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有多大,他的舞台就有多大。
当然,前提是他要有才,并且够努力。而封常清恰好两者都不缺。如果人们还记得南门城楼上那个十几年如一日用功读书的孩子,就不难相信这一点。
在高仙芝麾下当了几年的随从兼幕僚后,封常清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那是开元末年,西域的达奚部落发动叛乱,玄宗下诏命夫蒙灵詧出击,夫蒙灵詧把任务交给了高仙芝。高仙芝随即率领二千骑兵深入追击,在绫岭一带全歼了达奚叛众。回营后,高仙芝正准备写一份捷报呈送夫蒙灵詧,封常清忽然递给了他一份文书。
高仙芝打开一看,大为惊讶。
原来这正是高仙芝平定达奚的一份详细捷报,其中细述了高仙芝在舍井泉附近遭遇敌军的情形,以及高仙芝克敌制胜所采用的谋略,行文清晰,逻辑缜密,把高仙芝想说的话无一遗漏地写了下来,而且详略得当、文采斐然。
高仙芝万万没想到——这个形貌丑陋的封常清居然能写出如此漂亮的文章。
看来,古人常说人不可貌相确实是有道理的。
高仙芝回到安西后,夫蒙灵詧设宴犒劳。一见到高仙芝,夫蒙灵詧麾下的两个幕僚就忙不迭地追问他:“那份捷报是谁写的?副大使幕下怎么会有如此人才?”
高仙芝非常自豪地笑了,随即召来封常清。那两个幕僚赶紧与封常清促膝长谈,一聊之下,竟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封常清在安西军中声名鹊起,高仙芝也对他刮目相看,日渐器重。
后来的几年里,封常清青云直上,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随从逐步成长为安西都护府的高级将领,并成为高仙芝最倚重的心腹。天宝六年,封常清追随高仙芝平定了小勃律。同年十二月,高仙芝取代夫蒙灵詧就任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也随之再获擢升,“充节度判官,赐紫金鱼袋”,不久,又加授“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旧唐书·封常清传》)
高仙芝每次出征,总是让封常清担任留后(代理节度使),相当于把安西四镇的军政大权全都交给了他。此时的封常清,显然已经成为安西唐军实质上的二把手。
由于出身寒微,封常清始终保持着勤俭的本色,不管有多少公款和财物从他手中经过,从来不会贪污一毫一厘。在这一点上,封常清与贪财的高仙芝恰成鲜明的对照。此外,封常清治军严整,赏罚分明。军中曾有两名将领触犯了军法,封常清当即毫不留情地将其斩杀,以致三军震骇。不管是谁,只要他胆敢轻视或挑战封常清的权威,立马就会大祸临头。
高仙芝的乳母有个儿子叫郑德诠,在军中担任郎将,与高仙芝亲如兄弟,平常在军中很是威风。由于封常清是高仙芝的随从出身,郑德诠打心眼里瞧不起他,总想找机会给他难堪。有一次,封常清带着一帮将领从外面回节度使府,众将都老老实实跟在身后,郑德诠见状,故意拍马追了上去,大摇大摆地走在封常清前面,等过足了瘾之后,才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封常清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
回府后,封常清立刻传召郑德诠,对他说:“我出身寒微,这一点你很清楚。但中丞(高仙芝的中央官职是御史中丞)大人既然让我坐在了留后的位子上,你就不能当众侮辱我。今天必须让你死一次,才能整肃军纪!”说完立刻命人把郑德诠拖下去,痛打六十军棍。
当时节度使府与高仙芝的家仅有一墙之隔,高仙芝的乳母和妻子闻讯,慌忙跑来救人,却发现大门紧闭,只好在门外拼命擂打哭号。
封常清却不为所动,直到打完六十军棍,才让人把半死不活的郑德诠拖了出去。
高仙芝的乳母和妻子过后立即写信向出征在外的高仙芝告状,高仙芝见信,大惊失色,赶紧问送信的人:“打死了没有?”
数日后,高仙芝回到安西,却只字未提郑德诠的事情。而封常清也是泰然自若,丝毫不向高仙芝表示歉意。其实高仙芝也知道,是郑德诠触犯军纪在先,封常清执行军法并无过错,所以只能让郑德诠吃哑巴亏。经过这件事之后,军中将士无不对封常清敬畏有加。
天宝十年,高仙芝调任河西节度使,安西节度使改由王正见担任。次年,王正见病逝,封常清升任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旧唐书·封常清传》)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二月,封常清被正式任命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至此,封常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如愿以偿地成为帝国的封疆大吏。
此时距怛罗斯兵败已经一年多,安西唐军在此期间已经补充了有生力量,完全恢复了以往的实力。因此,一个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封常清肩上,那就是——走出怛罗斯战败的阴影,从阿拉伯人和吐蕃人手中重新夺回大唐在中亚的霸权地位。
封常清把目光投向了中亚的大勃律国。
大勃律与小勃律相邻,很早就归附了吐蕃。当年高仙芝通过征服小勃律而威震中亚,如今封常清自然也要通过对大勃律的征服,来重振大唐在中亚的声威。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封常清与部将段秀实等人率部从安西出发,重新踏上当年高仙芝走过的漫漫征程,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苦跋涉,兵锋直抵大勃律的边陲重镇菩萨劳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南)。
封常清让大军稍事休整之后,便顺利攻克了菩萨劳城。而后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前锋不断传回捷报。封常清遂率领主力一直向大勃律的纵深挺进。
此时,身为斥候果毅(军情处长)的段秀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跟唐军交手的几乎都是一些老弱残兵,而且一触即溃,纷纷往大路两侧的深山密林里逃。虽说大勃律军队的战斗力远远不及唐军,但也不至于连一个精壮士兵都没有吧?
段秀实觉得这里头有鬼,于是对封常清说:“估计敌人是以羸兵诱我,然后在两侧丛林埋伏精锐,请大帅下令搜索左右山林。”
封常清也觉得这一路打来太过顺手,确实不太对劲,于是依言派出侦察骑兵,在道路两侧的密林展开拉网式搜索,果然发现了埋伏在丛林中的大批敌军精锐。
封常清立刻下令发起了攻击。在丛林中趴了好几天的大勃律士兵们不但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反而被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被悉数歼灭了。
大勃律国王眼见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而且精锐尽丧,只好向封常清投降,转而归附唐朝,承认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这是继高仙芝征服小勃律之后,唐朝在中亚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尤其是在经历了怛罗斯兵败后,封常清此次远征的意义更是非同凡响。它不仅重新确立了大唐在中亚的霸权地位,而且用果断的行动向世人宣告——强大的唐朝绝不会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就一蹶不振,更不会因此中断强势扩张的进程。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这样的宣告竟然会成为一种绝响。
因为短短两年之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
在盛世崩坍的那一瞬间,大唐帝国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对外扩张史也随之戛然而止。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通过对外战争成长为一代名将的高仙芝和封常清,最终不仅在这场内乱中毁掉了一世英名,并且还枉死在了大唐天子李隆基的斩决令下……
【东京洛阳的陷落】
安禄山于范阳起兵的第七天,亦即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封常清恰好循例入朝觐见玄宗。在骊山的华清宫,玄宗向封常清询问平叛方略,封常清胸有成竹地说:“我朝太平日久,所以百姓一旦风闻叛乱就恐惧不安,此乃人之常情,不足为虑。臣请求立刻前往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扬鞭奋马,北渡黄河,相信用不了几天,定能将逆胡之首献于阙下!”
此时的封常清和杨国忠如出一辙,丝毫没有把安禄山放在眼里。
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安禄山并不是泥巴捏的,而他麾下的十五万铁骑更不是豆腐做的。
玄宗闻言大喜,随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让他即刻前往东京组织防御。旬日之间,封常清就在东京招募了六万人。然而,仓促招募的这些人都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即便封常清是纵横西域的名将,带着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上战场,也注定只能吃败仗。
十一月二十一日,玄宗从骊山匆匆返回长安,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同时赐死荣义郡主。可怜这个皇室之女新婚还不到半年,就成了这桩失败的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在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里,玄宗朝廷用闪电般的速度进行了防御部署:
在长安北面,亦即河东、朔方一线,擢升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任命羽林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市)长史,协同防御,阻挡叛军西进。
在长安东面,亦即河南一带,设置了两道防线:以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领陈留(今河南开封市)等十三郡组建第一道防线,由封常清在东京洛阳构筑第二道防线。此外,任命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东征军副元帅(元帅由玄宗之子荣王李琬挂名),率五万人出镇陕郡(今河南三门峡市),准备由此东进,迎击叛军。
与此同时,玄宗掏出了他私人腰包(内库)的钱,旬日间在京师募集了十一万人,号称“天武军”。事实上,这十余万人原本都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市井子弟,企图依靠这些人来拱卫京师,基本上就是个笑话。
做完这一切,玄宗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他看来,这个防御计划还是比较周全的,就算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安禄山的叛军,至少也可以挫其锋芒,保证两京无虞了。
可是,玄宗错了。
叛军的战斗力要比他想象的强大得多,而朝廷在西京、东京、陈留等地临时抓来的将近二十万人,只能是安禄山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这个看似严密的防御计划,很快就将被所向披靡的安禄山彻底粉碎。
十二月二日,安禄山大军进抵灵昌(今河南延津县古黄河渡口),随即命人用粗绳拴住一些破船、木头和杂草,从北岸拉到南岸。一夜之间,河水结成坚冰,浮桥自动形成。叛军顺利越过渡河,当天就攻陷了灵昌郡(今河南滑县)。当时,安禄山的军队漫山遍野,老百姓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只知道叛军所过之处,繁华热闹的城镇乡村都变成一片死寂的废墟。
新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到陈留没几天,叛军便已大兵压境,他仓猝带人登城拒守,可士兵们毫无斗志。五日,陈留太守郭纳开门出降,叛军随即蜂拥入城,生擒了张介然。
至此,河南的第一道防线宣告瓦解。
此时,安禄山得到了长子安庆宗被杀的消息,痛哭流涕地说:“我起兵讨伐杨国忠又有何罪?竟然杀我的儿子?!”
其实安禄山自己最清楚他有什么罪。他声称要清君侧,可玄宗却在第一时间杀了他儿子,这无疑是在天下人面前撕下了他的画皮。恼羞成怒的安禄山为了泄愤,旋即把投降的近万名陈留士兵全部砍杀,并将张介然推出营门斩首,随后率部继续西进,兵锋直指东京。
十二月七日,在得知陈留失守、第一道防线告破的战况后,玄宗大为忧惧。为了鼓舞前线士气,他不得不颁下一道诏书,声称准备御驾亲征,同时命朔方、河西、陇右各节度使亲率主力前来长安集结,限二十天之内抵达。
八日,安禄山挥师进至荥阳(今河南郑州市),立刻发起猛攻。荥阳太守崔无诐率众抵御,无奈官兵的战斗力实在太差,“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自坠如雨”。(《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说守城士兵听见敌人的战鼓声就吓破了胆,自己纷纷从城墙上往下跳,这未免有些夸张,可当时的官兵在叛军面前毫无斗志、畏敌如虎则是不争的事实。
荥阳当天就被安禄山攻陷,太守崔无诐被斩杀,叛军的气焰更为嚣张。安禄山随即命部将田承嗣、张忠志、张孝忠为前锋,迅速扑向东京的最后一道屏障——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
此时驻守虎牢关的人就是封常清。
自从陈留失守、荥阳告急,封常清就率部抢占了虎牢,希望凭借这道天险阻遏叛军兵锋,等待高仙芝的东征军来援。然而,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从来就不是险关要隘,而是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要命的是,此刻封常清麾下的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是军队,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群抄着家伙准备打群架的市井之徒。
让他们与身经百战的叛军铁骑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
虎牢关之战毫无悬念,封常清的官军在叛军铁骑的冲锋下一触即溃,虎牢旋即失守。封常清收集余众边打边退,但是却连战连败。史书用这样一段话记载了封常清的惨烈败绩:“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虎牢西面),又败;战上东门(洛阳东门)内,又败。丁酉(十二月十二日),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洛阳城内驿站),又败;退守宣仁门(洛阳皇城东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资治通鉴》二一七)
这场洛阳保卫战绝对是封常清一生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面对所向披靡的安禄山铁骑,他不仅毫无还手之力,而且连招架之功都没有。
经历了一连串惨败后,封常清知道大势已去,只好从皇城西墙一处坍塌的缺口突围而出,亡奔高仙芝驻守的陕郡。
东京洛阳就这么丢了。
由帝国名将封常清构筑的第二道防线就此崩溃。
封常清退至陕郡时,当地太守已经弃城逃往河东,其他的官吏和百姓也四处逃散,此时的陕郡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封常清向高仙芝禀报:“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旧唐书·高仙芝传》)
连日血战,叛军兵锋锐不可当。况且潼关又没有驻兵,万一叛军突入,京师危在旦夕。
而今之计,只有放弃无险可守的陕郡,火速退保潼关!
按照朝廷既定的作战计划,高仙芝应该自陕郡东进,主动迎击叛军。但是此时此刻,面对封常清的奏报,高仙芝意识到——如果按原计划继续东进,唯一的结果只能是羊入虎口,自寻死路!
所以,封常清的建议是正确的,只有暂时避敌锋芒,退保潼关,才能用空间换取时间,在确保京师无虞的情况下与叛军打持久战。
由于军情危急,高仙芝来不及向朝廷奏报,当即率部向潼关方向撤退。可高仙芝万万没料到,他们前脚刚刚出了陕郡的西门,叛军后脚就杀到了。官军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被叛军打得狼狈不堪,人人争相逃命,结果被自己的人马踩踏而死的,比死在叛军手里的还多。
高仙芝和封常清好不容易才逃脱了追兵,带着残部仓皇退入潼关,旋即命人抢修防御工事。等到叛军前锋进抵潼关时,发现官军已经严阵以待,方才悻悻退去。安禄山命部将崔乾祐驻守陕郡,准备随时进攻潼关。看着叛军马蹄扬起的滚滚黄尘渐渐东去,惊魂未定的官兵们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此时的高仙芝和封常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进入潼关的这一刻,死神已经向他们伸出了冰冷的白爪……
十二月十六日,在听到东京洛阳沦陷的消息后,玄宗震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安禄山起兵仅仅三十多天,就以破竹之势席卷大河南北,并轻而易举地拿下东京洛阳,前锋甚至已经逼近潼关!如此严峻的形势,又怎能不让玄宗感到极度震惊?
从范阳到洛阳长达1600多里,就算是在和平时期,以正常的行军速度推进,也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可现在安禄山一路过关斩将、攻城掠地,其推进速度竟然只比正常行军多出了十来天,这说明什么?
这足以说明安禄山这一路南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抵抗!
玄宗困惑了。
难道偌大的帝国,竟然没有一个人是安禄山的对手?难道在盛世唐朝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的竟然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的事实?!
此刻,玄宗的心头真是百味杂陈。所有的惊惶、困惑、懊悔、愤怒、忧愁、无奈,在同一时间向这个苍老的大唐天子汹涌袭来……
而更让玄宗近乎绝望的是——十天前向朔方、河西、陇右发布的集结令,居然没有得到任何响应,至今他也看不到边镇的一兵一卒。
无计可施的玄宗在这个时候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再次强调要御驾亲征;二是下诏命太子李亨监国,并向宰相们透露了传位之意。他对杨国忠等人说:“朕在位已经将近五十年,对国事付出了太多的忧虑和辛劳,身心早已疲倦。去年秋天,本来已经打算把皇位传给太子,只因旱涝灾害接连不断,不想把灾祸留给子孙,才把事情拖到今天,只希望能等到一个丰收之年。可万万没想到,逆胡竟然会发动叛乱。朕自当御驾亲征,且命太子监国,等到叛乱平息,朕就要去过清静无为的日子了。”
对于玄宗的传位之意,多数大臣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此时的玄宗已经年逾古稀,而太子李亨也已经四十五岁,被立为储君已整整十七年,玄宗要是再抱着权力不撒手,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不希望玄宗传位。
他就是杨国忠。
因为他是玄宗一朝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李亨即位,他绝不可能继续保有目前的权力和富贵。所以,一听说玄宗要传位,杨国忠顿时大为恐惧。当天退朝后,杨国忠就迫不及待地找到韩、虢、秦三夫人,说:“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三夫人深有同感,随即入宫去找杨贵妃。杨贵妃也意识到此事关系到她本人和整个家族的命运,马上哭哭啼啼地向玄宗提出了抗议,千方百计要求他收回成命。
美人一落泪,老皇帝自然就心软了。
于是,太子监国之议就此搁置,所谓的亲征计划亦随即不了了之。
接下来的日子,安禄山与李唐朝廷陷入了短暂的对峙状态。
关键倒不是安禄山不想乘胜西进、攻取长安,而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想干什么?
他想当皇帝。
自从占领东京洛阳之后,安禄山就开始授意手下人张罗登基称帝的事了。在安禄山看来,虽然高仙芝和封常清扼守着关中门户潼关,但这并不等于能够阻止他进军长安的脚步。换言之,此时的安禄山已经把西京长安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早一天晚一天拿下长安,在他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趁着一连串军事胜利之际,及时建立自己的王朝霸业,树立自己的政治旗号,正式与李唐朝廷分庭抗礼,从而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逐鹿天下!
安禄山在东京忙着称帝,这无疑为节节失利的玄宗朝廷提供了喘息的时间。如果玄宗能够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并把临机专断之权大胆下放给前线的几个主要将帅,朝廷只在宏观上把握战略决策,对前线军队尽量做到不遥控、不干预、不掣肘,那么形势也许就会完全改观,而这场战争的结局也会全然不同。
但令人遗憾的是,玄宗并没有这么做。
他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在最紧要的关头临阵斩将、自毁长城,致使战况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了潼关的失守和长安的沦陷。
玄宗之所以会犯下如此不可饶恕的错误,首先是因为多年不理朝政的他早已丧失了清明的政治理性,其次是因为听信了一个人的谗言。
这个人就是宦官边令诚。
【名将之死: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说起来,边令诚也算是高仙芝的老搭档了。当年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边令诚就是他的监军,在高仙芝受到夫蒙灵詧打压的时候,边令诚还替他说了些公道话,使得高仙芝不但摆脱了困境,而且一跃而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从这个意义上讲,边令诚也可以算是高仙芝命中的贵人了。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当初边令诚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客观上帮了高仙芝一个忙;如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样可以把高仙芝置于死地。
此次高仙芝东征,玄宗仍旧派边令诚去当监军。说起“监军”这个职务,实在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所谓监军,说好听点叫做中央特派员、天子特使,说难听点就是公开的特务,他们的使命就是专门给前线将帅找茬的,你要是不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动不动就会抓你的小辫子、打你的小报告。如果军队作战胜利,功劳自然有他们一份;要是败了,他们就会千方百计推卸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将帅头上。
“监军”的设置始自汉朝,但历来一直由朝臣担任;而让宦官出任监军,其始作俑者正是唐玄宗李隆基。自从他开此先例之后,宦官监军就成了中晚唐历史上的一大弊政。在此后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李唐朝廷将一次又一次因为这项弊政而蒙受巨大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断付出惨痛的代价。
当然,宦官也不见得都是卑鄙阴险的小人,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出身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以及残缺的生理结构对人格心理产生的影响,再加上他们在政治上与皇权的微妙关系,使得宦官这个特殊群体在为人处世方面,通常会比一般的文臣和士大夫更缺乏原则,更注重私利,更容易干出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边令诚当然也不例外。
这个家伙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生性怯懦贪鄙。当年随同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这家伙跟到连云堡就不敢再往前半步了,极为贪生怕死。后来高仙芝悍然发兵洗劫石国,狠狠发了一笔不义之财,边令诚估计也没少敲他的竹杠。史称“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旧唐书·封常清传》)
按照史书的说法,由于多次索贿不得,边令诚便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
其实,这种说法恐怕不是实情。据《旧唐书·高仙芝传》称,高仙芝此人虽有贪财的毛病,但并不吝啬,相反还颇为慷慨:“(高仙芝)家财巨万,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既然边令诚曾在客观上帮过高仙芝的忙,而且是深得玄宗宠信的宦官,拥有打小报告的特权,高仙芝当然没有理由得罪他。
所以,边令诚向玄宗进谗言的真正动机,应该是逃避责任,而不是索贿不得。
逃避什么责任?
逃避不战而退之责。
东京陷落后,高仙芝采纳封常清避敌锋芒的建议,在未及请示玄宗的情况下,主动弃守陕郡、退保潼关,这种事情说好听点叫做战略撤退,说难听了就是逃跑。
身为监军,边令诚很清楚,一旦天子怪罪下来,不光高仙芝和封常清难辞其咎,他边令诚必然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边令诚唯一能够自保的方法,就是在玄宗问罪之前抢先入朝,把屎盆子扣在高仙芝和封常清头上!
因此,当高仙芝一退入潼关,边令诚便迫不及待地赶回长安,向玄宗打了小报告,极力夸大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战败责任,声称:“常清以贼摇众,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封常清确实说过“贼锋不可当”的话,可那是建立在“累日血战”基础上的正确判断,并非畏敌怯战、动摇军心,而当时的陕郡也确实无险可守,潼关的防守又薄弱空虚,所以高、封二人才会主动放弃陕郡,退保潼关。若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做法并没有错,可要是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无疑已经犯下了三宗死罪。
第一宗:不战而逃,丢城弃地;第二宗:擅自行动,目无朝廷;第三宗:违背玄宗旨意,破坏东征计划。总而言之,在玄宗看来,高、封二人的做法对当时已经极为低落的民心和士气进一步造成了恶劣影响,实属罪无可赦!
光凭这三条,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再加上边令诚的一番密奏,玄宗更是暴跳如雷,郁积在他心中多日的所有恶劣情绪一下子找到了发泄的出口。此前由于东京失陷之责,玄宗已经削除了封常清的所有官爵,让他以“白衣”之身在高仙芝军中效命,现在潼关以东的大片国土又全部沦于敌手,玄宗的愤怒就更是达到了极点。
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末日就此降临。
被满腔怒火灼烧得丧失理智的玄宗当即颁下一道敕令,命边令诚立刻前往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就地斩首!
十二月十八日,边令诚怀揣圣旨,马不停蹄地赶回潼关,即刻宣封常清接旨。
这一天,乌云低垂,北风呜咽,形容憔悴的封常清跪伏在地,脸上的表情坚硬如铁。从开始听宣的那一刻,直到被押赴刑场的一路上,封常清脸上的表情始终没有改变过。
临刑前,封常清把早已写就的一道遗表交给边令诚,让他转呈玄宗,然后遥望着长安方向的天空,平静地说了最后一句话:“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旧唐书·封常清传》)说完即从容就戮。
一代名将就此含恨九泉。
这个长得瘦弱矮小,既跛足又斜眼的封常清,就这么结束了他努力奋斗的一生。
人们常说,努力一定有结果,但不一定有好结果。封常清的大半生,不停地凭借过人的努力赢得了原本不属于他的一切,可到了最后关头,他的努力却没有给他带来荣誉和功勋,反而给他带来了厄运和死亡。时耶?命耶?
说到底,封常清的努力并没有错。虽然最终的结果出乎很多人,包括他本人的意料,可作为一个帝国名将,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可以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历史了。
封常清东京兵败、撤入潼关后,曾经三度上表,向玄宗陈述自己的兵败缘由,同时客观分析了当前的战局,并针对叛军的战略意图和战术手段,详细拟就了一份应对的方略。然而,这三份极具军事价值的奏表,却被玄宗弃之一旁。封常清不得不拍马入朝,准备当面向玄宗请罪并陈述平叛方略。就在他刚刚走到渭南时,恰好遇到玄宗派出的使臣。使臣向他宣读了玄宗的敕令,命他回高仙芝军中,以“白衣”身份戴罪立功。
封常清怀着满腔的抑郁和失落,黯然折回了潼关。
走到这一步,封常清其实已经预感到了末日的降临。
于是他铺开一纸素笺,挥毫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表,也就是他的遗书。
在这份遗书中,封常清字字泣血、声声哽咽地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同时也慷慨淋漓地展现了他对家国社稷的忠诚与忧思。
众所周知,封常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儒将,尽管他这份遗表在历史上并不著名,但我们还是愿意将其节录于此。因为,通过这篇自表心志的绝笔,我们足以窥见封常清的磊落襟怀,也足以领略他的文学才华:
〖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
……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旧唐书·封常清传》)〗
封常清死了,接下来自然就轮到高仙芝了。
边令诚对高仙芝还是有几分忌惮的,所以前去宣敕的时候,特意带上了一百多名陌刀手,一副紧张兮兮、如临大敌的模样。
高仙芝跪地听宣后,和封常清一样,立刻被绑赴刑场。
到了刑场,看到封常清的尸身被随便裹了一张草席扔在那里,高仙芝顿时悲从中来,大声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遇敌而退,固然应该以死谢罪。可今日上戴青天,下履黄土,说我克扣粮饷和朝廷赐物,则是赤裸裸的诬蔑!
当时,边令诚故意把将士们全部召集到刑场周围,让他们现场观刑,企图以此震慑三军。高仙芝面对将士们大喊:“我在京城招募了你们,虽然朝廷分发了一些物品,可事实上连起码的作战装备都不能凑足,本来打算与诸君一道破贼立功,博取朝廷高官重赏,不料敌人太过猖獗,只好引兵固守潼关。我如果真有克扣粮饷和赐物的行径,诸君就大胆揭发;可要是我没有这么做,诸君当替我喊冤!”
高仙芝话音刚落,将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大呼冤枉,其声如雷,在整个潼关久久回荡。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边令诚手中握着天子亲自颁发的斩决令,任凭三军将士喊破喉咙,也挽救不了高仙芝的性命。最后的时刻,高仙芝对着封常清的尸体说:“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旧唐书·封常清传》)
说完这句话,刽子手的鬼头刀便已高高扬起。
而后,高仙芝双目圆睁的头颅便飞离身躯,滚落到了封常清早已冰凉的尸体旁。
其实,从安禄山悍然发动叛乱的那一刻起,像高仙芝和封常清这样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在盛世迷梦中浸淫日久的玄宗君臣和帝国军民,根本不具备丝毫的抗风险和抗挫折能力。所以,当盛世的美丽面纱被安禄山剥落殆尽,乍然露出苍白虚胖、萎靡孱弱的真实面目时,当歌舞升平、繁华富庶的太平图景被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惨象彻底取代时,惊骇万分、恼羞成怒的唐玄宗就必然要抓几个人来背这口既难堪又沉重的历史黑锅。
换言之,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总有人要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高仙芝和封常清确实是时运不济。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了一个在政治上极为错误的选择,所以注定要成为牺牲品。
然而,要为帝国买单的人绝不仅仅只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曾经飞扬跋扈的杨国忠,曾经“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都将作为这场历史性灾难的牺牲品,与盛世唐朝一同埋葬。同时被埋葬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引以为豪的帝王伟业,以及刻骨铭心的绝世爱情。
当然,最先步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尘的人还不是他们,而是另一个帝国名将——哥舒翰。
自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成功夺取石堡城后,哥舒翰就成了帝国最知名的将领之一,并日益受到玄宗的赏识和器重。战后,已担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旋即加封为特进、鸿胪员外卿,加摄御史大夫,并赐一子五品官,赐绸缎千匹,田庄、豪宅各一所;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十二年(公元753年),进封凉国公,实封食邑三百户,并兼任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爵西平郡王;十三年(公元754年),加拜太子太保,又加食邑三百户,与前共计六百户。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哥舒翰必将躺在他那辉煌的功劳簿上,度过逍遥自在、荣华富贵的一生。
然而,命运之神有时候是很小心眼的。她如果给了一个人太多东西,就必然要从他那里夺走另外一些东西。
安史之乱爆发前,哥舒翰最先被夺走的东西是健康。
跟出身孤寒、刻苦自律的封常清恰好相反,哥舒翰从小就是个衣食无忧的纨绔子弟,由于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所以哥舒翰前半生从不为钱发愁。直到四十岁以后,老本全都吃光了,哥舒翰才在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然从军,没想到一不留神就成了名将。
功成名就之后,哥舒翰的纨绔习气又暴露无遗,“好饮酒,颇恣声色”(《旧唐书·哥舒翰传》),结果很快就把身体搞垮了。天宝十三年,哥舒翰突然中风,昏死了好久才苏醒过来。此后他便回到长安,一边寻医问药,一边安心静养,虽然头上挂着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头衔,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过问边务,而是“废疾于家”,在京师当起了寓公。
当寓公的日子虽然有些闷,但至少图个逍遥自在。可是,仅仅一年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转折,哥舒翰当然也是在劫难逃。起初,哥舒翰根本没有料到命运会安排他走上前线——首先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其次是因为有高仙芝和封常清冲在前头,哥舒翰料想安禄山肯定蹦跶不了几天。
可他错了。
安禄山不仅一直在蹦跶,而且蹦跶得越来越凶!
得知东京陷落的消息后,哥舒翰就感到情况不妙了;紧接着,潼关又传来令他更为震惊的消息——高仙芝和封常清居然被玄宗双双砍掉了脑袋!
哥舒翰预感到——自己的太平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果不其然,高、封二人被杀数日后,玄宗就紧急传召哥舒翰入宫,命他顶替高仙芝的兵马副元帅之职,领兵八万,即刻进驻潼关,准备征讨安禄山。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此时的哥舒翰早已掂量出了安禄山的实力——连高仙芝和封常清都败得那么惨,足见仓促招募的官兵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哪个将领顶上去,结果都只能是凶多吉少,而且十有八九会步高、封二人之后尘!
因此,哥舒翰便以病重为由极力推辞。
但是,国难当头之际,玄宗岂能容他逃避退缩?!国家平常花那么多钱养着你们,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如果连你哥舒翰这样的名将都当缩头乌龟,那还有谁能站出来挽救国家危亡?
所以,玄宗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哥舒翰的请求。
就这样,哥舒翰硬着头皮,拖着病体,领着玄宗为他东拼西凑搞来的将近二十万乌合之众,万般无奈地进入了潼关。
潼关——这座威震天下的雄关,将继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成为又一个帝国名将逃不过的鬼门关。
命运之神已经夺走了哥舒翰的健康,现在又夺走了他的安宁;很快,又将夺走他的尊严;最终,还将夺走他的生命……
当然,此时的哥舒翰没有料到结果会这么糟。虽然他对此次出征并未抱有多大的幻想,可还是存着一丝侥幸心理。在他看来,潼关毕竟是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安禄山想打进来也没那么容易。尽管自己麾下的这二十万人是一群乌合之众,可凭借这道天险及其坚固的防御工事,哥舒翰相信自己还是能够顶得住的。
然而,哥舒翰完全没有想到的一层是——如果玄宗下一道命令,让他出关与叛军决战,导致他丧失天险的凭恃,他会落入怎样的境地呢?
事实上,后来的战局确实是朝这个最坏的方向发展的。
因为玄宗果真下了一道逼迫哥舒翰出关决战的命令。
玄宗之所以下这道命令,是因为又有人向他进了谗言。
这次不是宦官边令诚,而是宰相杨国忠。
如果不是杨国忠在最关键的时刻怂恿玄宗作出了极端错误的决定,哥舒翰就不一定会败,潼关也不一定失守,长安也不会沦陷,玄宗就更不用像一条丧家之犬那样,带着杨贵妃和一帮宠臣仓皇逃亡巴蜀。
因为,就在安禄山忙于称帝的这个间隙,河北、河东两线战场均已出现重大转机,只要潼关不丢、京师无虞,李唐朝廷完全有可能一改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从消极防守转入战略反攻,直至最终转败为胜。
河北、河东两线战场的转机,是得益于四个人的努力。
自从安禄山的十五万铁骑滚滚南下的那一刻起,这四个人就始终站在第一线,组织并领导当地军民同叛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战斗。
河北战场,领导者是颜杲卿和颜真卿。
河东战场,领导者是郭子仪和李光弼。
第六章对峙:唐朝与伪燕
【星火燎原:河北的抵抗】
颜杲卿和颜真卿是一对堂兄弟,他们的五代祖就是北齐名臣颜之推,著有享誉后世、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这本书中,颜之推列举了平生所见所闻的许多历史掌故,以及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用平实而不乏睿智的语言,对后代子孙进行了谆谆教诲,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学养生、为人处世、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道理。该书虽被冠以《家训》之名,但由于其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人生智慧,所以一问世便迅速流传开来,被人们争相传诵,逐渐成为人格教育方面的范本和经典,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颜氏兄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其学问、修养与人格境界自然皆非常人可比。当安禄山的叛军席卷大河南北,大多数唐朝官吏都望风而降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宁死不屈,以巨大的勇气同叛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其内在动力未尝不是来自于他们的家学渊源。
二颜入仕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开元中期。其中,颜杲卿以父荫入仕,史称其“性刚直,有吏干”,最初在魏州担任录事参军,就干出了显著的政绩,“振举纲目,政称第一”(《旧唐书·颜杲卿传》)。其后屡获升迁,于天宝十四年出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
与精明干练的堂兄颜杲卿相比,颜真卿属于比较纯粹的读书人。史称他“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旧唐书·颜真卿传》)。所谓“尤工书”,就是善于书法。众所周知,颜真卿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书法大师之一,他将纂书、隶书等笔法揉进楷书,独创了别具一格的“颜体”书法,后世把他和初唐的欧阳询、晚唐的柳公权、元人赵孟頫并誉为“楷书四大家”;其中,颜真卿和柳公权还被并称为“颜筋柳骨”。
开元中期,颜真卿以甲科的优异成绩进士及第,此后正式入仕,担任监察御史,期间数度出巡河西、陇右、河东、朔方等地,监察地方的屯田、军备等事宜,执法以公正严明著称。当时,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发生了一起大案,其中颇有冤情,当地官吏久拖未决,颜真卿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前往,很快就查明了这桩冤案。巧合的是,自从冤案发生后,当地便久旱不雨,可颜真卿刚把案子解决掉,老天爷立刻降下甘霖。当地百姓惊喜万分,都把这场雨叫做“御史雨”。
此后的几年,颜真卿不断升迁,历任侍御史、东京畿采访判官、武部员外郎等职,但由于为人正直耿介,从不拍杨国忠的马屁,所以不久就被排挤出朝,外放为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
颜氏兄弟出任地方太守之时,正值安史之乱前夕。此时的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命运即将把他们一举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
颜杲卿的常山郡位于范阳的西南方,属安禄山的管辖范围;颜真卿的平原郡位于正南方,虽不属范阳管辖,但和常山一样,距离范阳都只有十来天路程。也就是说,安禄山的叛军一旦南下,他们所在的郡就是首当其冲的最前线。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于次日大举南下。九天后,安禄山亲率大军进抵藁城(今河北藁城市)。此地是常山下辖的一个县,与常山郡城近在咫尺,颜杲卿知道自己兵力薄弱,如果强行抵抗,其结果只能是城破人亡。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人精明的颜杲卿决定采用权宜之计——暂时以诈降的方式麻痹安禄山。
随后,颜杲卿带着长史袁履谦前往藁城晋见安禄山。安禄山觉得颜杲卿还算识时务,就赏给了他三品紫袍和金鱼袋。可与此同时,安禄山也多留了一个心眼,把颜杲卿的一些子弟留在军中作为人质,然后命他仍旧镇守常山。此外,安禄山又派部将李钦凑率数千人马进驻井陉口(太行八陉之五,位于今河北鹿泉市西),一方面防备河东与朔方的官军,一方面监视颜杲卿。
在返回常山的路上,颜杲卿指着身上的紫袍和金鱼袋,苦笑着对袁履谦说:“穿这玩意儿干什么?”
袁履谦心领神会。回到常山后,颜杲卿立刻与袁履谦暗中募兵,并加固城防工事,随时准备起兵反抗安禄山。
和猝不及防的颜杲卿比起来,颜真卿似乎要更敏锐一些。
因为他很早就嗅出了叛乱的气息。
安禄山起兵前夕,平原郡连日暴雨,颜真卿遂以城墙老旧、担心垮塌为由,积极组织人员整修城墙、挖深壕沟,同时囤积粮草,并整理完善了全郡预备役人员的相关资料,以备随时扩充兵力。在做这一切的同时,颜真卿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天天招呼一帮文人学士泛舟河池,饮酒赋诗,希望以此消除安禄山的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