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其实不难猜到。
这个在公媳之间牵线搭桥的另类月老,就是玄宗最贴心的那个“老奴”——高力士。
【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
对于李隆基和杨玉环的这场不伦之恋,几乎所有官方正史都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无论是两《唐书》还是《通鉴》,在谈到是谁向玄宗推荐杨玉环的时候,都作“或奏”“或言”,而不说是谁。只有中唐人陈鸿所作的《长恨歌传》中,才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
那么,这个记载是否属实呢?向玄宗推荐杨玉环的人,到底是不是高力士呢?
首先,武惠妃死后,唐玄宗陷入了非常糟糕的精神状态中,这是所有史料共同记载的事实。面对这种状况,一贯善于替主子分忧的老奴高力士会怎么做呢?很显然,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帮玄宗物色一个新的意中人,以抚平玄宗的感情创伤。在高力士而言,这就叫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其次,玄宗是一个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人。作为天子,他固然有权用泛滥的肉欲来麻醉自己,可作为一个多情的男人,他却不可能容忍“爱情”这一美妙事物在自己生命中的长期缺席。所以,越是在酒池肉林中浸泡得久,他对于真爱的渴望就会越加强烈。这时候,他必然会把寻找真爱的目光从后宫的高墙上投射出去,在更大的范围内猎艳选美。而这个选美的任务交给谁最合适呢?当然就是他最信任的高力士了。
有人说,高力士把儿媳推荐给公公的做法是在“找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件事应该由谁来干,才不算是找死?我们知道,高力士是唐玄宗最贴心的人,那句“力士当上,我寝乃安”的感叹已经成为千古名言。终李隆基一生,他对高力士的信任从来没有改变过;而终高力士一生,他对李隆基的忠诚也从来没有动摇过。由此可见,假如连高力士都不敢“冒这个险”,那天下真的找不出第二个人了。试问,外朝的文武百官敢吗?他们谁比高力士更了解玄宗,谁比高力士更有权插手玄宗的私生活?答案只能是两个字:没有。此外,后宫的三千佳丽会来牵这个线吗?她们会去找一个比她们出众百倍的人来独占天子恩宠吗?答案也是两个字:不会。那么剩下来的人,诸如儿女、宗室、外戚等等,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他们毕竟是玄宗的亲人,不要说他们不敢去做这种触犯人伦忌讳的事情,就算是他们敢,玄宗自己的脸面也挂不住。
所以说,恰恰是因为把儿媳推荐给公公的这种做法有些冒险和犯忌,恰恰是因为朝野上下、宫廷内外都没有人敢做,高力士才必须挺身而出。换言之,他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他就是做这件事的不二人选。至于说高力士这么做是不是在“找死”,我认为有待商榷。因为有唐一代胡风很盛,虽然也有三纲五常的礼教约束,但是人伦大防毕竟比其他朝代松弛得多,没有那么多道德藩篱和伦理禁忌,所以前有太宗李世民纳弟媳为妃,后有高宗李治立庶母武媚为后,再后来才有玄宗李隆基纳儿媳为妃的这一出。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有悖伦常的现象,均可谓时代风气使然,不值得后人大惊小怪。因此,若说高力士把杨玉环推荐给玄宗多少有点冒险和犯忌,那是实情,可要说是在“找死”,未免就言过其实了。
或许高力士当时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创造机会让杨玉环来到玄宗身边,让他们来一次零距离接触,让杨玉环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冠代姿色和绝世才艺。如果玄宗能因此重燃爱情火苗,那当然最好;要是不乐意,那就另外再挑。对高力士来讲,他只负责推荐,这个不行再换下一个,并不是要把杨玉环打扮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窈窕淑女塞给玄宗。
再者说,作为玄宗当年亲自选中的儿媳,玄宗当然很清楚杨玉环的长相,而且对她的美貌肯定印象深刻。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他当时毕竟是用挑儿媳的眼光来看杨玉环的,儿媳再怎么美,他当公公的人也只能抱着“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心态,欣赏欣赏罢了,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可武惠妃死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任何一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玄宗首先关心的东西只能是——她能不能成为我的爱人?而绝不会是——她原本是谁的爱人?至于说最后如何把儿子的爱人巧妙地变成自己的爱人,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综上所述,这个在公媳之间牵线搭桥的另类月老,除了高力士,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十月,在高力士的精心安排下,杨玉环前往骊山(今陕西临潼县境内)的温泉宫(即华清宫)与玄宗李隆基相会。这一年,杨玉环二十二岁,李隆基五十六岁。
一场缠绵悱恻、千古传诵的爱情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没有人知道杨玉环在这一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境。或许有几分愕然与惶恐,也有几分对过去生活的依恋,然而与此同时,肯定还有几分朦胧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希冀。毕竟,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宠,是古代女子所能享有的最大的福分,是六宫粉黛、三千佳丽梦寐以求的事情。杨玉环虽然嫁入帝王家的时间不长,对争位夺宠的后宫斗争没什么概念,但她毕竟是一个“智算过人”的女人,仅凭直觉,她也能体会到此次“骊山相会”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
就像四年前从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忽然变成寿王妃一样,此刻摆在她面前的,同样是一个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甚至比当初那个机会更加稀有难得,弥足珍贵!所以,无论此刻杨玉环心里有多少愕然与惶恐,也无论有多少对寿王割舍不下的情分,她都会把它们深深地掩藏在心底,然后毫无保留、不遗余力地向这个天下最尊贵的男人,展现出她那绝世无双、撼人心魄的女性魅力!
于是,就在这座云蒸霞蔚、温暖如春的华清宫中,年过半百的李隆基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杨玉环,爱上了当初由自己亲自选中的这个儿媳。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白居易《长恨歌》)〗
须臾花开,刹那雪乱。
那一瞬间,李隆基被一种暌违已久的激情撞击得头晕目眩。
他从来没有想到,他那早已枯萎的爱情之树,竟然还能在这个万物凋零的冬天里,重新绽放出一抹生机无限的新绿……
毫无疑问,就在这短短十几天的骊山相会中,玄宗李隆基已经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后半生,他无论如何都要与杨玉环长相厮守!
可是,杨玉环眼下的身份还是寿王妃,是自己的儿媳,要如何才能冠冕堂皇地把她变成自己的女人呢?
直接娶过来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想一个巧妙的办法。
办法很快就有了。
玄宗有先例可循。想当年,高宗李治在纳庶母武媚为妃之前,武媚不是也曾经到感业寺当了一段时间的尼姑吗?如今,玄宗正大力推崇道教,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杨玉环“出家”当女道士,先剥离她寿王妃的身份,然后再暗渡陈仓地将她纳入自己的后宫。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正月初二,是玄宗母亲窦太后的忌辰,玄宗借着为母亲追福的名义,以杨玉环“自愿”出家为由,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寿王妃杨氏,素以端懿,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精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全唐文》卷三五《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
就这样,杨玉环身穿道袍,头戴黄冠,离开了寿王府,进入了玄宗为她在大明宫中特置的一座道观,成了一个女道士,道号“太真”。
在后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杨玉环一直以这个掩人耳目的身份和玄宗在一起。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杨玉环随同玄宗再登骊山,在华清宫住了二十多天。当玄宗一行回到长安后,众人蓦然发现,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杨太真”已经脱下道袍,摘下黄冠,穿上了华美的曳地长裙,戴上了从前的金钗玉簪,然后和玄宗一起住进了兴庆宫。
至此,玄宗的暗渡陈仓之计大功告成。虽然杨玉环表面的身份仍然是女道士,但是在宫中,所有人都跟随玄宗称呼她为“娘子”,而杨玉环在宫中的地位和待遇也已形同皇后。
杨玉环有三个姐姐,据说“皆有才貌”,所以她得宠后,三个姐姐也来到长安,均获玄宗宠幸,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四个姐妹“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旧唐书·杨贵妃传》)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八月,杨玉环在当了五年名不正言不顺的“娘子”之后,终于被玄宗正式册立为贵妃。而在此之前,玄宗已经替寿王另选了一位姓韦的王妃。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杨贵妃与过去的“寿王妃”已经彻底割断了一切关联,而她与玄宗的爱情也终于结束了地下状态,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随着杨贵妃身份的确立,杨氏一门也随之飞黄腾达。父亲杨玄琰被追赠太尉、齐国公,母亲追封凉国夫人;叔父杨玄珪任光禄卿,兄杨銛任鸿胪卿,堂兄杨锜任侍御史,并娶武惠妃之女太华公主。
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杨氏满门皆随杨贵妃鸡犬升天,偏偏当年收养她的叔父杨玄璬反而湮没不闻,似乎被人彻底遗忘了。
就算他人已亡故,也应该像杨玄琰那样被追封,怎么会被人忘得一干二净呢?
其实,并不是杨贵妃忘恩负义,而是她有难言之隐。
准确地说,这是她和玄宗共有的难言之隐。
因为玄宗当年把杨玉环立为寿王妃时,诏书上明白写着“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亦即把杨玉环视为杨玄璬的女儿。如今杨玉环既然成了玄宗的贵妃,那她之前作为寿王妃的那段历史就必须被淡化,甚至是抹掉。所以,如果杨玄璬仍旧出现在推恩封赏的名单中,那无异于主动承认杨贵妃就是当年的寿王妃。试问,玄宗能这么做吗?
当然不能。
因此,杨玄璬就必须被遗忘!换言之,玄宗必须让世人相信——现在的这个杨贵妃只是杨玄琰之女,与从前的那个“杨玄璬长女”并不是同一个人。
即便这只是一种欲盖弥彰、自欺欺人的做法,但对唐玄宗和杨贵妃来说,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层遮羞布;对于广大不知宫闱内情的百姓而言,或许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障眼法。
从杨玉环被立为贵妃的这一年起,杨氏一族迅速成为大唐帝国最有权势、最为煊赫的家族。韩、虢、秦三夫人及杨銛、杨锜五家“每有请托”,天下各级官员无不将其视为圣旨,必倾尽全力办理,巴结奉承惟恐不及,故而诸杨府邸总是“四方赂遗,其门如市”。诸杨还在京城中竞相修建豪宅,“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每建一宅,往往耗费千万,并且相互攀比,以奢侈为尚,如果发现别家宅第比自家的更豪华,当即把新宅推倒重建,“土木之工,不舍昼夜”。
每年冬天,玄宗必携杨贵妃行幸华清宫,而大宦官高力士必为杨贵妃牵马执鞭,韩、虢、秦三夫人和杨氏族人亦必随行。诸杨仪仗浩浩荡荡,每家一队,每队各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相互映照,如同百花盛开,令山川一片锦绣;一路上前呼后拥、环佩叮当,据说队伍所过之处,珠翠玉簪、金银饰物竟然遗落满途、俯拾即是……
“开元以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旧唐书·杨贵妃传》)
杨贵妃一人得宠而满门皆贵的事实,对当时重男轻女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以至民间歌谣纷纷传唱:“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今看女作门楣”。
然而,尽管唐玄宗对杨贵妃的专宠超过了普天下的任何一个女人,可偌大的后宫毕竟是一座千芳竞妍的大花园,玄宗有时候也难免会对一些较为出众的嫔妃产生好感。而杨贵妃虽然知书达理、秀外慧中,但毕竟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天生就是善妒的动物,因此难免也会打翻醋坛子。仗着天子的深宠,杨贵妃一喝起醋来,劲头还挺大,“常因妒媚,有语侵上(玄宗)”。(唐·郑綮《开天传信记》)
史载,玄宗因此龙颜大怒,曾先后两次把杨贵妃遣出了宫。
第一次是在杨贵妃被册封的次年,玄宗命高力士把她送回了她兄长杨銛府中,相当于把她轰回了娘家。可早上刚刚把人赶走,玄宗下午就后悔了,但又碍于天子颜面,不愿开口把她接回来,于是就找借口大发脾气,“暴怒笞挞左右”。精明的高力士很清楚天子在想什么,便“伏奏请迎贵妃归院”。玄宗赶紧就坡下驴,当天夜里就命高力士把杨贵妃接回了宫中。杨贵妃回宫后“伏地谢罪”,而玄宗当然也是“欢然慰抚”,于是二人重归于好,并且“自是宠遇愈隆”。(《旧唐书·杨贵妃传》)
第二次是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杨贵妃又因为吃醋被玄宗再度赶回了娘家。当时的著名酷吏吉温为了讨好杨贵妃,遂入宫启奏,故意正言反说:“妇人智识短浅,忤逆圣情,然而贵妃久承恩顾,就算要将她治罪,也应在宫中进行,何忍让她受辱于外?”玄宗闻言,马上命宦官前去给贵妃赐御膳。杨贵妃哭着对宫使说:“妾忤圣颜,罪当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无可遗留,然发肤是父母所有……”(《旧唐书·杨贵妃传》)话音未落便泣不成声,旋即剪下一缕秀发,让宫使带回。玄宗一见断发,顿时又惊又怜,慌忙命高力士把杨贵妃接了回来。
唐玄宗虽然贵为皇帝,而且此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论年纪完全当得起杨贵妃的父亲,可当他和杨贵妃一起沉醉在爱情中的时候,还是跟世上任何一对小夫妻没啥两样,床头打架床尾和,而且越吵感情越好,越闹恩爱越深。
换言之,这样的小打小闹纯属爱情游戏中不可或缺的助兴节目,不仅无伤大雅,而且适足以让双方更加珍惜这份“忘年”的情缘。
到头来,依旧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白居易《长恨歌》)
天宝年间,宫中专门为杨贵妃织造衣物的织锦和刺绣工匠就有七百人,为她雕刻溶造各种金属器物的工匠也有数百人。此外,扬州、益州、岭南等四方官吏也争相进贡各种奇珍异宝和“奇服秘玩”,从而博得天子和贵妃欢心,相继加官晋爵,擢居显位。
杨贵妃生于蜀地,喜欢吃荔枝,玄宗就命专人从岭南运来,沿途驿站备有专骑专使,一站一站接力,昼夜兼程,片刻不停,因而荔枝虽跨越数千里运送,抵达长安后却依然肉鲜味美。杜牧那首著名的《过华清宫》,写的就是飞骑千里送荔枝的故事: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自古以来,描写杨贵妃的诗歌可谓不胜枚举,但是描摹最为传神、最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诗作,还是要数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
就在杨玉环以“娘子”身份入宫的不久后,李白也奉玄宗之召,意气风发地来到了长安。
此时恰值天宝元年,正是一个极盛时代刚刚拉开大幕的时刻。
就是在这个锦天绣地、歌舞升平的盛世舞台上,旷世才子李太白、千古帝王唐玄宗、绝代佳人杨玉环,这三个千年不遇的人物,将在同一盏聚光灯下,为世人联袂演绎一出千古佳话……
【李白:落入凡间的天人】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公元701年(武则天长安元年)。关于他的籍贯,在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旧唐书》说是“山东人”(泛指崤山以东,亦即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新唐书》则说他是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若按此说,李白的籍贯应是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李白自己在《与韩荆州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故此说当可成立。
除了籍贯,李白的出生地也是一个历来争讼不已的谜。
《新唐书》称:“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意思是他的祖辈在隋朝末年因罪流放西域,直到神龙初年才潜逃回来,客居今四川阆中一带,他母亲就在这里生了他。此外还有一个说法,出自范传正所撰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范传正是李白的好友之子,曾于唐宪宗元和末年为李白迁墓。他在迁墓后新撰的碑文中称,李白的祖辈因“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郭沫若据此考证,认为李白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托克马克市附近。当今的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尚无定论,但大部分人同意此说。
据说李白出生时,他的母亲曾梦见太白金星,遂为他取名“白”,字“太白”。大概在五岁左右,李白随父母迁居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今四川江油市)。史称李白从小就有文学天赋,十岁即精通诗文,有一次还曾梦见笔头生花,后人遂以“妙笔生花”来形容一个人在写作方面所具有的高度才华。
李白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而且“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新唐书·李白传》),俨然就是一个豪气干云的侠士和剑客。《旧唐书》称他“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在李白的心目中,大丈夫就不能一辈子坐在书斋中寻章摘句、皓首穷经,而应该抱着“四方之志”,仗剑游历天下,同时更要进入仕途,实现辅佐帝王、澄清海内的政治理想。用李白自己的话说,就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为了追求这样的人生理想,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李白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秋,离开了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豪迈而壮阔的云游生涯。他自峨眉山出蜀,顺江东下,渡荆门,至江陵,游洞庭,登庐山,又先后游历了金陵、扬州等地。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李白来到安陆(今湖北安陆市),在这里娶了已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从此寓居此地。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年届而立的李白离开安陆,第一次来到长安,开始寻求从政的机会。当时,唐玄宗的妹妹、已入道多年的玉真公主在终南山建有别馆,常有文人雅士如王维、储光羲等人在此聚会,李白也躬逢其盛,与这些朝野名士广为交游。与此同时,李白还拜谒了京师的许多名流政要,希望通过他们的荐引入朝为官,然而盘桓数载,始终未能如愿,只好怏怏离去。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太原、洛阳、江夏(今湖北武汉市)等地。数年后,其妻许氏去世,李白移家东鲁,寓居任城(今山东济宁市),期间与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人隐居于徂徕山,日日酣歌纵酒、吟诗作赋,人称“竹溪六逸”。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南游会稽,与道士吴筠成为好友,二人结伴隐居于剡中(今浙江嵊州市)。不久,吴筠奉召入宫,旋即向玄宗推荐李白。当时,李白的诗名早已传遍朝野,尤其是时任太子宾客的贺知章,在见过李白的几首诗作后,忍不住大为赞叹:“此天上谪仙人也!”(《旧唐书·李白传》)于是,在玉真公主、吴筠、贺知章的联袂推荐下,玄宗终于下诏征召李白入朝。
这些年里,尽管李白表面上一直在纵情山水、寻仙访道,可内心深处那种建功立业的理想却始终不曾淡忘。所以,接到天子诏书的那一刻,李白顿时手舞足蹈,欣喜若狂。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从李白当时所作的这首诗中,我们不难想见他的兴奋与喜悦之情,亦不难想见他的自负与疏狂之态。
天宝元年秋天,时年四十二岁的李白第二次来到长安,受到了玄宗极大的礼遇。据唐人李阳冰(李白的族叔)在《草堂集序》中记载,当时玄宗曾“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意思是玄宗不仅走下车辇步行迎接,而且设宴为李白接风洗尘,甚至亲手为他调理羹汤。这几个细节虽不见得完全可信,但是李白此次入京受到了玄宗的热情接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随后,李白被玄宗任命为翰林待诏。
尽管这次终于达成了入仕的心愿,但所谓翰林待诏,只是个没有任何职权的文学侍从,相当于天子的高级门客,整天被锦衣玉食供着,唯一的任务就是奉旨赋诗作文。很显然,要在这样的职位上施展政治抱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李白的才华毕竟摆在那儿,即便只是御用文人,即便心里头很不快乐,可在供职翰林期间,他还是为后世留下了一组富有艺术魅力的诗作。
那就是赞美杨玉环的《清平调词》三首。
大约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春天,正值百花盛开、牡丹绽放的季节,有一天,玄宗携杨玉环在兴庆宫龙池东的沉香亭前赏花,著名的宫廷乐人李龟年带着一帮梨园弟子随侍在侧。当李龟年等人正准备奏乐演唱为天子助兴时,玄宗忽然开口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唐·韦睿《松窗录》)遂命李龟年带着“金花笺”去让李白填写新词,于是就有了这三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作: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应该说,这组赞美诗纯属应景之作,可李白之所以是李白,就在于即便是应景之作,也可以被他写得如此惊才绝艳、超凡脱俗。
第一首的意思是:我望见天上的云彩,就仿佛见到你的衣裳;我看见妩媚的花朵,就会联想起你的容颜。春风吹拂之下,你像一朵雍容的牡丹被晶莹的露水点染。我在想,倘若不是在王母娘娘的群玉山头见过你,那一定是在瑶池蟾宫中与你有过一面之缘。
第二首的意思是:你像一枝红色的牡丹吐露芬芳,就连楚襄王梦中的巫山神女也比不上你的娇艳。要问谁能似你这般国色天香,恐怕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汉宫中的赵飞燕。只可惜她要与你相比,也必须凭借脂粉与盛妆的渲染。
第三首的意思是:名花与美女相互映衬,让君王面带笑容长久凝望。这一刻,无论再多的春愁春恨也能刹那消解,涣然冰释。因为,有这么美的鲜花绽放在沉香亭前,何况还有比花更美的美人,正风情万种地斜倚着阑干。
玄宗见诗,顿觉春风扑面,春色满眼,自然是龙心大悦,立刻命李龟年等人“调抚丝竹”,引吭高歌。
从此,玄宗对李白的才华更加赏识,“爱其才,数宴见。”(《新唐书·李白传》)
然而,这不是李白想要的。
因为,李白之所以入仕,就是要像一个宰相那样治国经邦、济世安民,实现“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可如今他虽获天子荣宠,却只是一个不尴不尬的文学侍从,如此际遇,岂能不令他心灰意冷、满腹不平?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诗人。
他终究只是一个把内心的自由愉悦看得比外在的功名利禄重得多的诗人。
所以,他注定不可能在仕途上获得成就,也注定不可能实现他那远离现实的政治理想。
他没有政客的世故、练达、能屈能伸,也看不惯官场上的虚伪和倾轧之风,更看不惯权贵们粗鄙傲慢的嘴脸。这样一个豪放不羁、自命清高又多愁善感的“谪仙人”,又怎么可能在阴暗而复杂的官场中生存和立足呢?
说到底,九重宫阙只能禁锢他的性灵,扼杀他的才华。
他的世界根本就不在这里!
意识到这一切之后,李白开始有意无意地放浪形骸。他原本嗜酒,如今更是有理由把自己泡在酒池里了。随后的日子,无论是在长安的街肆坊间,还是在皇家的森严宫阙中,他时常喝得酩酊大醉、浑然忘我,把一切世俗规范和宫禁律令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就这样,李白喝着喝着,就在“诗仙”之外,又博得了一个以“仙”命名的雅号——酒仙。人们把他和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为“饮酒八仙人”。杜甫就曾经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那个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力士脱靴”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说的是李白有一天又喝得醉醺醺的,玄宗有事召他上殿,他借着酒劲,故意命高力士帮他脱靴,高力士虽然硬着头皮帮他脱了,可从此对他恨之入骨。事后,高力士就在杨玉环跟前大肆挑拨,说李白在诗里面将她比作赵飞燕,是在暗讽她,骂她是红颜祸水。杨玉环一听,当然是恼羞成怒,随后就对玄宗大吹枕头风,极力说李白的坏话。
这个故事在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如新旧《唐书·李白传》、《唐国史补》、《酉阳杂俎》等,但是后世史家大多断定此事不实,认为这是后人为了拔高李白、贬低当权宦官而虚构出来的故事。其理由是:一、高力士贵为三品将军,深受玄宗宠幸,势倾内外,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可能替李白脱靴;二、假如李白真的在诗中暗讽杨玉环,玄宗和杨玉环都不会看不出来,所以无须等到高力士来进谗言,才恍然察觉诗中之意。
如果说“力士脱靴”的一幕纯属虚构,李白也没有得罪高力士和杨玉环,那么他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才离开长安的呢?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李白自己想离开。因为,他在长安壮志难酬,深感压抑和苦闷,只有离开朝廷才能获得解脱;其次,朝中的一些权贵可能也看不惯他那目中无人的姿态和狂放不羁的言行,所以一直在想方设法排挤他。
“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从李白在供奉翰林后期写下的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遭到排挤后的抑郁和孤愤之情。
天宝三年秋天,李白自知留在宫中已经毫无意义,遂“恳求还山”。而此时,玄宗对这个恃才傲物、日日烂醉如泥的家伙也逐渐丧失了好感,遂当即允准,“赐金放还。”
就这样,李白结束了短短两年的仕宦生涯,重新“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旧唐书·李白传》)
据说李白离京之后,曾前往华山,途经华阴县衙时,醉酒骑驴,旁若无人。当地县令大怒,把他叫到庭下,大声质问:“汝何人,敢无礼?!”李白眯着一双惺忪醉眼瞧了瞧县令,也不报姓名,只说了下面这句话:“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唐才子传》)
县令闻言,既惊且愧,连声拜谢道:“不知翰林至此,恕罪恕罪!”
李白朗声长笑,飘然而去。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突然爆发,叛军铁骑倾巢南下,玄宗仓皇亡奔蜀地。顷刻间,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一个歌舞升平的煌煌盛世就此崩坍。
李白在战乱中避居庐山,应时任扬州节度使的永王李璘(玄宗十六子)之邀,出任其帐下幕僚。李白此举,一来是为了求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二来也是心存“欲济苍生未应晚”的念想,期望能在永王麾下建功立业,救黎民于水火,挽国家于危亡。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之十一)
然而,无情的命运再一次嘲弄了李白。
因为永王李璘并不是想光复李唐社稷,而是企图与肃宗李亨分庭抗礼,趁乱占据半壁江山。不久,永王兵败,李白受到牵连,本来论罪当诛,所幸郭子仪求情,才改为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流放中途,恰逢朝廷大赦,遂放还。接到赦令时,李白惊喜交加,就在返程的路上,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遇赦之后,李白已是年近花甲、老病侵寻,可他依然在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故国山河中执著地行走。
陪伴这个行吟诗人的,只有他的诗,还有他的酒。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十三岁的李白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关于李白的结局,历来有三种说法:一种以《新唐书》为代表,说他病逝于安徽当涂;一种以《旧唐书》为代表,说他“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今属安徽)”;最后一种说法以《唐才子传》为代表,说李白“度牛渚矶,乘酒捉月,遂沉水中”。
第一种说法就像冷冰冰的官方讣告,第二种说法稍稍具体了一点,可还是失之简略,只有第三种说法不仅说出了死因、描写了细节,而且最富有诗意,也最合乎李白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和性格。
然而,我情愿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对。
因为,李白本来就是一个落入凡间的“谪仙人”,所以我情愿认为:他既非病死,也不是醉死和溺死,而是化成一道光,回天上去了。
他爱过痛过,哭过歌过,给后世留下一千多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语)的性灵文字,然后倦了累了,于是悄悄脱下尘世的衣裳,化成一道光,回天上去了。
如若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天人,又怎么可能“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也许,李白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好在他留下来的诗篇,永远属于盛唐,属于我们。
【口蜜腹剑:权力的独角戏】
自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张九龄罢相之后,帝国朝堂忽然间就安静了下来,宰相之间那种你争我夺、激烈对决的现象一下子就消失了,大擂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大舞台。
历史的聚光灯下,只剩下一个人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这是一场权力的独角戏。
表演者是李林甫。
他目光从容,姿态优雅,举手投足都是那么沉着老练、有板有眼,让万千看客看得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令贵宾席上最尊贵的观众李隆基也不禁觉得——没有早用李林甫简直是一种错误!
是的,李林甫太让玄宗感到满意了。
他不仅把各项政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让玄宗卸下了扛在肩头多年的政治重担,而且和搭档牛仙客也是配合默契,空前团结,让玄宗根本不用烦心和操心。此外,自从李林甫上台后,文武百官也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拉帮结伙打群架了,就连平日里动不动就上疏直言朝政、批评玄宗耽于逸乐的谏官们,现在也都噤声闭口,一个个自觉主动地参与到了和谐朝廷的建设中来,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政治局面啊!(《旧唐书·李林甫传》:“上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恒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衽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也。”)
李林甫确实是一个长袖善舞的独角戏表演者。无论是对付搭档,对付满朝文武,还是对付御史台的谏官,李林甫都自有一套办法。
首先来看李林甫的搭档牛仙客。
李林甫当初之所以力挺这位仁兄入相,就因为他是小吏出身,长年驻守边疆,对中央政务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种人来做他的副手,当然只能充当应声虫的角色。而对于李林甫的提携,牛仙客自然也是感恩戴德,所以入相之后,一直对恩公李林甫俯首帖耳、唯唯诺诺。李林甫叫他向东他不敢向西,李林甫叫他吃干他不敢喝稀。因此,宰相班子自然就能“配合默契、空前团结”了。
其次来看文武百官。
李林甫取代张九龄成为首席宰相后,马上搬出当年裴光庭实行的那套“循资格”制度,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一律要论资排辈,按照年限和资历决定升迁。有一些才能卓异但是资历不够的,就算政绩突出,升迁呼声很高,李林甫也会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拒之门外。如此一来,那些对李林甫具有潜在威胁的竞争者、或者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然就难以出头冒尖了。与此同时,那些善于钻营、主动向他靠拢的,李林甫自然有各种办法将他们破格提拔。所以,凡是在李林甫执政之后升上来的,大多是他的党羽,当然不会和他唱对台戏。
最后来看御史台的谏官。
李林甫自己在御史台干过,所以他很清楚,对于一个独揽朝纲的宰相而言,谏官的弹劾是最具有杀伤力的一种威胁。为了彻底消除这种威胁,李林甫刚刚就任中书令不久,就专门召集了朝廷的全体谏官和言官,对他们作了一次重要讲话。
他说:“如今,英明的领袖在上面指引我们,我们紧跟着走还来不及,根本无须发表言论!诸君没看见朝堂上的那些仪仗马吗?如果保持沉默,就能吃到三品的饲料,要是敢自由鸣放,只须一声,立刻被驱逐出去,悔之何及啊!”(《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
众谏官面面相觑,集体沉默。
李林甫环视会场,点头微笑。
会后,只有一个人没有充分理解领导的讲话精神。那是一个叫杜琎的补阙,他一散会就不知好歹地鸣放了一下,上了一道奏疏议论朝政,结果第二天就被逐出朝廷,贬到一个穷乡僻壤当县令去了。
从此以后,大唐官场就鸦雀无声了。
在首席宰相李林甫的英明领导下,帝国朝堂上上下下都充满了安详和乐的气氛。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秋天,有一群喜鹊居然飞到了大理寺监狱的一棵树上筑巢,大理寺少卿徐峤赶紧上疏说:“今年天下判死刑的才区区五十八人。大理狱的庭院,向来相传杀气太盛,连鸟雀都不敢栖止。如今居然有喜鹊在树上筑巢,这真是稀有难得的祥瑞啊!”
一时间,满朝文武纷纷上表,说天下几乎不用刑罚了,真是可喜可贺。玄宗龙颜大悦,认为这是宰相执政有方所感召的祥瑞,立刻下诏赐爵,封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
随后的几年中,李林甫的权势越来越大,在中书令之外,又遥领陇右、河西节度使,兼吏部尚书,总文武选事①;应声虫牛仙客也跟着沾光,在侍中之外,又遥领河西节度副使,兼兵部尚书。
作为帝国权力舞台上唯一的表演者,李林甫当然不会允许任何人和他同台竞技。
自从他上台的那一天起,他就在自己和玄宗周围划上了一条无形的警戒线——线内是他和天子的专属区,任何人都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旦李林甫发现玄宗对某些人表露出了异乎寻常的垂青,就会在第一时间出手,把那个人的入相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将其牢牢钉死在冷板凳上,变成政治上的废人。
当然,李林甫的斗争方式是相当温柔的,整人手段也是非常巧妙的。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整人高手之一,他要是想收拾谁,一定会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而且经常是把人卖了还让人帮他数钱。
众所周知,玄宗是一个爱好风雅的皇帝,当初张九龄在的时候,玄宗虽然讨厌他的犯颜直谏,但是对他的才学和风度一直是非常欣赏的。所以自从张九龄离开朝廷后,玄宗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张九龄病逝于荆州长史任上,玄宗听到消息后,更是满怀怅惘,追思不已。此后,每当李林甫要推荐什么官员入朝,玄宗总是会情不自禁地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旧唐书·张九龄传》)
可想而知,每次听到这句话,李林甫心里就会一阵阵泛酸。
他奶奶的,人都入土了,怎么还虽死犹生、阴魂不散呢?!
尽管玄宗很看重李林甫精明而务实的理政才能,可他的不学无术却始终让玄宗引以为憾。所以玄宗的目光总是在满朝文武中来回逡巡,希望能有一个像张九龄那样气质优雅、风度翩翩的大臣来继任宰相,以此弥补内心的缺憾。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期待中的人终于出现了。
这是暮春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蝶舞莺啼,玄宗心情舒畅,便在勤政楼上垂着帘子,命乐工在勤政楼下演奏乐曲。也许是明媚的春光和悦耳的曲声让玄宗有些心醉神迷,所以当清秀俊朗的兵部侍郎卢绚骑着一匹白马从楼下缓缓走过时,玄宗一瞥之下,顿时惊为天人,忙不迭地对着身边的宦官赞叹,说卢绚气质超凡出尘,大有张九龄当年的风采。
卢绚出身于范阳卢氏,也是历代显赫的世家大族,难怪玄宗会一见倾心。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卢绚入相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然而,李林甫早就重金买通了天子身边的宦官,所以玄宗赞叹卢绚的那些话,当天就传进了他的耳中。
李林甫不动声色,很快就找到了卢绚的儿子,一番嘘寒问暖之后,对卢公子说:“令尊素有清望,如今交州和广州一带缺乏有才干的官员,圣上打算派他去,你认为如何?”
卢公子一听就傻眼了。
那交州、广州是什么地方?岭南边瘴之地啊!父亲在朝中待得好好的,一旦调任交、广,那不是形同贬谪吗?这辈子八成是回不来了。
一看卢绚的儿子急得满头大汗,李林甫马上用一种体贴的口吻说:“如果怕去偏远的地方,就有违抗圣命之嫌,难免要被降职。依我看,不如主动向皇上提出来,要求调任太子宾客或太子詹事之类的职务,去东都洛阳就任。这也是优礼贤者的办法,你看怎么样啊?”
卢公子如释重负,对李林甫千恩万谢,回去之后和老爹一商量,第二天就按照李林甫的意思,主动向玄宗提交了调职申请。
由于卢绚在朝中甚有人望,李林甫担心一下子让他去坐冷板凳会惹人非议,于是就先安排他去当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李林甫又对玄宗说,卢绚身体有病,听说在华州基本上都不怎么打理政务,还是给他调个闲职吧。玄宗一听,虽然觉得很可惜,但也没什么话好说。随后,李林甫便正式把卢绚调任太子詹事,彻底杜绝了他进入政治中枢的可能性。没能起用卢绚为相,玄宗内心不免怏怏,一直想再物色一个和张九龄一样富有文学才华的人。不久,他果然想起了一个。
这个人就是张九龄当年的老部下,被李林甫排挤出朝的严挺之。
有一天朝会上,玄宗忽然对李林甫说:“严挺之如今在什么地方?这个人还是可以用的。”李林甫嘴上唯唯诺诺,可心里登时一紧。退朝后,李林甫连忙把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找来,说:“皇上对尊兄十分挂念,你何不上一道奏书,说尊兄得了风疾,申请回京师就医?”
作为外放官员,严挺之当然是眼巴巴地盼着有朝一日能重回天子脚下,所以当弟弟把李林甫的这个提议告诉他时,严挺之没有过多考虑,赶紧把申请报告打了上去。
随后,李林甫就拿着严挺之的报告对玄宗说:“严挺之人老多病,现在又得了风疾,看来应该给他个闲职,以便就医养病。”
玄宗深感惋惜,为此叹息良久。几天后,严挺之就成了太子詹事,到东都洛阳陪卢绚一块养老去了。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有一个叫裴宽的户部尚书又引起了李林甫的关注和警惕。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此人已有入相之势。
裴宽和张九龄、严挺之一样,早年也是以“文词”为进身之阶,凭借文学才华入仕,但是和张、严二人比起来,这位仁兄的行政经验要丰富得多,实干能力也强得多。他曾先后在朝中担任户部侍郎、吏部侍郎、左金吾卫大将军等文武要职,又曾出任河南尹、太原尹、范阳节度使等封疆大吏,在朝中和地方都颇有政绩,声望卓著,深得历任宰相的赏识和推举,也极为玄宗所器重。玄宗曾赐他紫金鱼袋①,又曾赠诗一首,其中一句是:“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对他的欣赏和倚重远远超越了一般朝臣。
这样一个能文能武,经验丰富、政治资本又极其雄厚的家伙,绝对是块当宰相的料,也绝对是李林甫的心头大患!
不把他搞掉,李林甫一天也不会安宁。
天宝三年岁末,从另一个姓裴的大臣身上,李林甫终于找到了整治裴宽的机会。
此人是刑部尚书裴敦复,在这一年年初奉诏出兵,剿灭了东南沿海猖獗一时的海盗,凯旋回朝后受到玄宗的嘉奖。论功行赏之际,裴敦复拼命鼓吹海盗势力如何猖獗、平定海盗如何不易等等,同时趁机广开受贿之门,为行贿者冒领军功,博取官职。裴宽风闻裴敦复受贿冒功之事,就向玄宗打了小报告。不过因为没有证据,玄宗也就暂时按下不表。就在这时候,李林甫意识到收拾裴宽的机会来了。
由于耳目遍布朝廷,所以李林甫很清楚,裴宽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只要把他打小报告的事情告诉裴敦复,不需要李林甫亲自动手,裴敦复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裴宽咬死。
这就叫借刀杀人。
随后,李林甫找来裴敦复,说:“你惨了,裴宽参你一本了。”
不出李林甫所料,裴敦复果然气得直跳脚,大骂裴宽忘恩负义,说裴宽过去也没少拿亲戚朋友的事来找他,现在居然倒打一耙,真是过河拆桥的卑鄙小人。
李林甫说:“那你还等什么?再不动手就晚了。”
裴敦复立刻行动起来,悄悄派人送了一笔重金给杨贵妃的姐姐秦国夫人。秦国夫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随即在皇帝跟前一个劲地为裴敦复美言,同时拼命给裴宽抹黑。
其时杨氏四姐妹正受天子宠幸,秦国夫人这枕头风一吹,裴宽当然就完蛋了。
几天后,眼看就要入相的裴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逐出了朝廷,贬为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太守。
裴敦复就此躲过一劫,从此对李林甫自然是感恩戴德。
可是,他毕竟是一把杀过人的刀,李林甫肯定不会留他。更何况,自从他搭上秦国夫人这条顺风船后,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俨然已有取代裴宽入相之势,李林甫当然更不能留他了。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四月,李林甫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拿掉了裴敦复的刑部尚书之职,将他调任岭南五府经略使。
直到此刻裴敦复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被李林甫当枪使了!
裴敦复愤愤不平,迟迟不肯动身赴任,这一来又给李林甫抓住了把柄。李林甫旋即以抗旨不遵、擅自逗留为名,把裴敦复贬为淄川(今山东淄博市)太守。
在李林甫长达十九年的宰相生涯中,使用这种阴柔手段整人的故事可谓不胜枚举。人们总是一边对他心怀感激,一边又不知不觉地被他挤出权力核心,等到醒悟过来的时候,其政治生命早已被李林甫悄然终结。《资治通鉴》称:“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