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像这种已经铁板钉钉的案子,严挺之是绝对不应该插手、也没有必要插手的,可这一次,严挺之却觉得自己难以推脱,非插手不可。因为,这个女人是他的前妻。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尽管严挺之和这个女人早已离婚,但毕竟还是有一些旧情。严挺之经不住前妻悲悲戚戚地一再恳求,最终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帮她这一次忙。
此时的严挺之绝对不会想到,就因为他这一次心软,不仅引火烧身,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而且还连累张九龄背负着“徇私”的罪名下了台,最终还在客观上助成了一代权相李林甫的强势崛起。
就在严挺之不顾一切地替王元琰四处奔走的时候,一双像鹰隼一样锐利的眼睛已经从背后死死盯住了他。
严挺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都落入了这双眼睛之中。
数日后,当李林甫判断严挺之已经完全坐实了徇私枉法的罪名后,才不慌不忙地递上了一份黑材料。
当然,李林甫是一贯谨慎的,他出手伤人的时候,永远不会把自己暴露在明处。所以他没有出面,而是授意自己的手下,把材料递给了宫中的近侍宦官,再由他们转交给了天子李隆基。
这是致命的一击,也是最后的一击。
玄宗看完材料,顿时暴跳如雷。
好你个严挺之,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居然敢营救一个已经被定性的贪污犯?!
玄宗当然知道,严挺之背后的人就是他一贯尊重的首席宰相张九龄。为了证实是不是张九龄给了严挺之胆子,玄宗当即召集三位宰相入宫,面无表情地说:“严挺之为了一个女人,胆敢徇私枉法,为罪人王元琰开脱,你们说,这事该怎么办?”
李林甫缄默。
裴耀卿缄默。
张九龄如果聪明的话,此时当然也应该保持缄默。不管他如何器重严挺之,这个时候都只能丢卒保车、壮士断腕,与严挺之彻底撇清干系。假如再聪明一点的话,他甚至应该义正词严地痛骂严挺之几句,然后主动表示自己对属下管教不严,理应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只有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以退为进的官场哲学,他才能保住玄宗对他的信任,从而保住首席宰相的乌纱。
只可惜,张九龄没有这么做。
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因为他不屑。
面对玄宗森寒逼人的目光,张九龄竟然趋前一步,朗声说道:“据臣所知,严挺之已经和这个女人离异,应该没有什么感情,更谈不上什么徇私。”
就是这句话,彻底颠覆了张九龄自己苦心维系了大半生的道德形象,也让玄宗李隆基对他彻底丧失了信任。
玄宗之所以能够容忍他一再违忤圣意、触逆龙鳞,无非是看在其一心为公、从不徇私的份上。可现在倒好,张九龄一句话,就亲手葬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也亲手抹掉了他在玄宗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好感。既然如此,玄宗凭什么还要留他?
玄宗盯着张九龄看了很长时间,最后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说:“虽离,乃复有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严挺之和他前妻虽已离异,仍旧不免有私心!
玄宗这句话一锤定音,为王元琰贪污案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也把严挺之和张九龄一块定了性。
次日,玄宗颁下一道诏书:王元琰贪赃受贿,罪证确凿,流放岭南;严挺之徇私枉法,为罪犯开脱罪责,妨碍司法公正,贬为洺州刺史;张九龄不仅徇私包庇属下,且有交结朋党之嫌疑,免去中书令之职,罢为尚书右丞;裴耀卿素与张九龄交厚,也有结党之嫌,免去侍中之职,罢为尚书左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天,在同一份诏书中,玄宗郑重宣布——由李林甫取代张九龄,出任中书令,兼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就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两道任命状,就像是狠狠扇在张九龄脸上的两记耳光。
你说李林甫最终将危害朝廷社稷,那朕就让他取代你,让他成为帝国的首席宰相,看他到底如何祸国殃民!
你说牛仙客是边陲小吏,连做尚书的资格都没有,那朕就偏偏让他当尚书,还要让他当宰相,看他当不当得起!
既然朝廷是朕的朝廷,社稷也是朕的社稷,那么只要朕愿意,就没有什么不可以!
是的,只要玄宗李隆基自己愿意,确实是没什么不可以的。
“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上(李隆基)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随着张九龄的罢相和李林甫的崛起,唐玄宗李隆基也在由俭入奢、由明而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从开元二十四年的这个冬天起,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那个“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冬天,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偌大的帝国之中,确实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挡大唐天子李隆基走向深渊的脚步。
当然,李隆基是无法预见未来的。
连西方哲学家休谟都十分怀疑明天的太阳是否会照常升起,李隆基又如何预见未来呢?
不要说二十年后的事情,就算接下来马上要发生的这一幕人伦悲剧,也是李隆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到的……
【太子废立】
作为一个皇帝,李隆基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因为他不仅通过个人奋斗攫取了大唐天子的宝座,而且通过不懈努力缔造了彪炳千秋的煌煌盛世,所以,就算用“天纵神武”“雄才伟略”这一类夸张词汇来形容他,似乎也不算过分。然而,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李隆基的表现却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开元十二年,他无情地废黜了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结发妻子王皇后,导致她随后抑郁而终。时隔十三年后,他又亲手废黜了太子李瑛的储君之位,同时废黜了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的王爵,在同一天将这三个儿子贬为庶人,旋即又全部赐死。
尽管这些决定都出自玄宗本人之手,但是这一幕毕竟是谁也不愿看见的。
白发人送黑发人,无论如何都是人生中最惨痛的悲剧之一。
那么,这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一个父亲不顾一切地对三个儿子痛下杀手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武惠妃容不下他们。
太子李瑛是玄宗的第二子(据说长子李琮小时候被野兽抓伤了脸,故因破相而无缘太子之位),李瑛的生母就是李隆基当年在潞州爱上的那个歌姬赵氏,后来封为赵丽妃。在李隆基当临淄王时,最宠爱的妃子有三个,除了赵丽妃外,还有皇甫德仪和刘才人。皇甫德仪生玄宗第五子鄂王李瑶,刘才人生第八子光王李琚。由于三个母亲都得宠,这三个儿子自然也备受玄宗的疼爱。
然而,几年以后,当那个美艳动人又野心勃勃的武惠妃出现在玄宗身边的时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李隆基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到了武惠妃和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身上,赵丽妃、皇甫德仪和刘才人恩宠渐衰,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也随之丧失了原有的父爱。
相同的愤怒、嫉妒和忧伤,迅速在这三个年轻人的心中泛滥开来。
那个妖精武惠妃和她的儿子,凭什么能够后来居上,博得父皇的专宠?父皇身为一国之君,岂能如此偏心,如此薄情,如此寡恩?!
这不公平!
三个同病相怜又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这样缔结了一个悲情三人组,时不时地聚在一起互倒苦水、怨天尤人。
在人与人之间,负面情绪是最容易传染的,就像流感一样,只要一个流鼻水,旁边的人很快就会打喷嚏,而太子李瑛的这个悲情组合也是如此,只要其中一个眉头微皱,另外两个必定长吁短叹,最后就是三个人一起捶胸顿足,指天骂地。
太子李瑛并不知道,他和两个弟弟的所有“怨望”言辞,已经一字不漏地落进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就是驸马都尉杨洄(娶武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
自从王皇后被废黜后,武惠妃就把下一个打击目标锁定在了太子身上。她相信,只要抓住太子的把柄,往皇帝那里一捅,再加上宰相李林甫在外朝声援,她就一定能够扳倒太子。
为了掌握太子的一举一动,武惠妃就把窥伺东宫的任务交给了女婿杨洄。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太子李瑛恰恰又是一个毫无城府、感情用事的人。他那些怨天尤人的牢骚怪话,非但无以改变自身的处境,反而只能把自己推向绝地,遂了武惠妃的心愿。
开元二十四年冬,杨洄把悲情三人组的怨望言行一五一十地向武惠妃作了报告。武惠妃即刻发飙,跑去向玄宗哭诉:“太子暗中结党,欲图加害妾身母子,而且还用很多难听的话咒骂皇上……”
玄宗勃然大怒,马上召集宰相,准备把太子等三人一起废了。
当时张九龄还在相位上,他当然不允许皇帝随便听几句谗言就废掉太子,于是坚决谏阻,说:“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太子及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人都庆幸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未闻大过,陛下岂能凭无据之词,在盛怒之下尽皆废黜?!况且太子乃天下根本,不能轻易动摇。从前,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谗言而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听信江充的巫蛊之言问罪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偏听贾后的一面之词废黜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采纳独孤后之言废杨勇、立杨广,最终丧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绝对不敢奉诏!”
不就是废黜一个不中用的太子吗?何必跟朕大掉书袋,还一口一个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朕看你是小题大做、危言耸听!
玄宗脸色铁青,闷声不响。
尽管对张九龄的谏言很不以为然,可废黜太子毕竟不是一件小事,要让玄宗真的撇开宰相一意孤行,他一时倒也下不了决心。
正当玄宗举棋不定之时,李林甫投出他关键的一票了。
当然,李林甫是从来不会跟张九龄发生正面冲突的。在众人廷议的时候,他故意不置一词,一直等到下殿之后,才故伎重施,凑到一个近侍宦官的耳边嘀咕了一句:“此乃皇上家事,何必问外人?”
显而易见,李林甫这句话,有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武惠妃对他的拜相出力甚多,他理当回报;二、迎合皇帝,打击张九龄,向首席宰相之位再靠近一步;三、寿王李瑁一旦被立为太子,他李林甫就立下了定策之功,来日李瑁当皇帝,他这个大功臣自然可以把朝政大权牢牢握在手中。
李林甫自以为此言一出,皇帝一定会采取行动,而太子李瑛也一定会乖乖地滚出东宫。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武惠妃自己居然走了一步臭棋,结果就把煮熟的鸭子弄飞了。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武惠妃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功亏一篑,问题就出在她太过心急了。
就在玄宗因张九龄力谏而犹豫不决的当口,武惠妃竟然吩咐一个心腹宦官去跟张九龄传话,说:“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言下之意,只要你张大人高抬贵手,来日李瑁入继大统,你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武惠妃的这个举动堪称愚蠢之极。她明明知道张九龄是个不可能被收买的强硬角色,还派人去跟他做交易,其结果可想而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张九龄指着那个传话宦官的鼻子一通臭骂,第二天就把武惠妃的那句蠢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皇帝。
玄宗一听,心里老大不是滋味。
原本他还以为是太子三兄弟合起伙来欺负武惠妃母子,他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可现在看来,反倒是武惠妃有耍弄阴谋诡计的嫌疑。尤其让玄宗感到不悦的是,武惠妃企图与外朝宰相联手颠覆东宫,这是典型的妇人干政,大大地触犯了忌讳!
所以,经过武惠妃这么一折腾,玄宗也就矢口不提废黜之事了。
太子李瑛就此躲过一劫。
可是,他并没有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任何经验教训。随后的日子,他照旧和两个弟弟天天泡在一块,不是骂武惠妃就是埋怨皇帝,没半点新鲜的。
很显然,这是一个政治敏感度极其低下的太子,也是一个丝毫没有谋略的太子。在帝国宫廷这样一个危机四伏、万分险恶的环境中,在武惠妃处心积虑、咄咄逼人的夺嫡态势之下,如此不善于自我保护的太子,注定是要完蛋的。
废黜风波刚刚过去没几天,帝国高层的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子李瑛的保护伞张九龄被赶下了台,武惠妃的政治同盟李林甫出任首席宰相。
一时间,东宫的上空再次乌云密布。
不过,张九龄虽然离开了相位,但毕竟还是尚书右丞,对朝廷的很多事情还是有发言权的,只要他还在朝中,东宫就没那么容易被颠覆。
可令人无奈的是,张九龄现在已自身难保了。
因为李林甫不想放过他。
为了彻底杜绝张九龄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李林甫一直在寻找机会,打算把他 逐出朝廷。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坏在一个叫周子谅的监察御史身上。此人是张九龄引荐的,而性格也和他一样,既自命清高又性情急躁,做事直来直去,从不讲究策略。由于看不惯牛仙客这种目不知书的武夫当宰相,加之为了替老大张九龄出口气,周子谅就对牛仙客发出了弹劾。
只可惜,他的弹劾方式太过拙劣,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按理说,要弹劾牛仙客,最准确的角度应该是说他文化程度太低,又从未在中央任职,缺乏统揽全局的经验和才能等等,可天知道周子谅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没有从这个地方入手,而是拿了一本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谶书,声称按书中所言,牛仙客没有资格当宰相。
此时的玄宗正在器重牛仙客,哪里听得进周子谅这种居心叵测、莫名其妙的弹劾,自然是火冒三丈,当场就命左右把他按倒在地,一顿棍棒伺候,直打得周子谅七窍流血,晕死过去。过了一会儿,周子谅悠悠醒转,玄宗余怒未消,又命人把他拖到百官办公的地方,再次当众暴打,最后下了一道敕令——流放岭南。
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周子谅当然走不到岭南,才走出长安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李林甫抓住机会穷追猛打,对玄宗说,这个周子谅是张九龄引荐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此次弹劾的幕后主使正是张九龄。
玄宗二话不说,当即把张九龄贬为荆州(今湖北江陵县)长史。
张九龄一离开朝廷,太子李瑛等人的末日也就到了。
早已急不可耐的武惠妃再次授意女婿杨洄指控太子等三人。
为了确保此次攻击能够得手,武惠妃加大了火力,除指控三人心怀怨望外,还加上了致命的一条——称太子与太子妃的哥哥薛锈暗中勾结,企图发动叛乱!
这无疑是一条十恶不赦的罪名。
自古以来,大多数皇帝对于这样的指控,通常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更何况像李隆基这种依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这方面的神经尤其敏感,当然反应也就尤其强烈。
玄宗接到指控后,根本不作调查,而是直接召宰相入宫商议。
这一次,决定太子命运的人不再是一心为公、顾全大局的张九龄,而是一心想颠覆东宫的李林甫了。
所以,太子死定了。
李林甫只对玄宗说了一句话:“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们这些臣子可以过问的。
这就是李林甫的高明之处。表面上看,他投了弃权票,不替皇帝拿主意;可事实上,他却帮皇帝下定了废黜太子的决心。
就在张九龄离开长安的第二天,亦即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玄宗下诏,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全部废为庶人,将薛锈流放岭南。
还没等太子等人从这个晴天霹雳中回过神来,第二道诏书就接踵而至了。
这是一道赐死诏。
太子三兄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父皇竟然会如此心狠手辣,翻脸无情!
不过,现在想什么都没用了。
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老老实实地把头伸进三尺白绫,顶多就是在告别人世的那一瞬间,将满腔悲愤化为一句撕心裂肺的怒吼——武惠妃,我们变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
李瑛、李瑶、李琚、薛锈四人被赐死的第二天,他们母族、妻族中在朝任职的官员,也有数十人遭到了贬谪和流放。
皇帝的三个儿子同日被杀的消息在长安传开后,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一个堂堂的帝国储君,已经当了二十多年太子,从来没听说犯什么大错,怎么说废就废,说杀就杀了呢?!还有李瑶和李琚,据说也是很有才学的皇子,如今竟然也和太子一起无罪遭戮,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武惠妃终于赢了。
十几年来殚精竭虑、费尽心机所做的一切,总算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就像一头凶悍的母狮咬死对手后,总喜欢带着自己的幼崽巡视新领地一样,每当武惠妃和寿王李瑁一起从东宫门口经过,她总会用一种自豪而兴奋的语调对李瑁说:“看看吧,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也许是明天,或者是后天,你就将在所有皇子既羡且妒的目光中,昂首挺胸地走进去,当之无愧地成为这里的主人!”
可是,武惠妃永远也等不到这个“明天”了。
因为从太子三兄弟冤死的那一天起,她每天晚上都会被同一个噩梦所缠绕。在梦中,三兄弟总是披头散发,直挺挺地在她床边站成一排,然后伸出三条长长的酱紫色的舌头,像蛇一样在她的脸上蜿蜒游走。她想喊,可怎么也喊不出声来。她想挣扎,可浑身上下却动弹不得……直到那三条舌头死死地缠上了她的脖颈,她才会在即将窒息的一刹那厉声尖叫着惊醒过来。
醒来后的武惠妃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脸颊和脖颈,似乎仍然可以摸到一种冰冷湿滑的感觉。
武惠妃就这样无可救药地患上了神经衰弱。起初还只是被夜晚的噩梦所困,后来大白天也会出现厉鬼索命的幻觉。武惠妃请来了一茬又一茬的巫师、术士、和尚、道士,夜以继日地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驱鬼法会,可这一切都于事无补,那三条冤魂仍然不屈不挠地飘荡在她的每一个黑夜和白昼之中。武惠妃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戾气和怨气不仅始终弥漫在她的周遭,而且还一点一滴地渗进了她的皮肤、血液和骨髓之中。武惠妃先是忧怖恐惧,继而变得歇斯底里,最后终于绝望崩溃。
开元二十五年深冬的某个夜晚,也就是太子三兄弟被杀的八个月后,武惠妃在不断重复的那个噩梦中发出最后一声凄厉的尖叫,然后再也没有醒来。
她终究还是没有看到儿子李瑁入主东宫的那一天。
不过就算她没死,她也永远看不到这一天了。
因为最终继任太子的人并不是寿王李瑁,而是另有其人。
自从太子李瑛死后,李林甫曾经不止一次地敦促玄宗立寿王李瑁为太子,可玄宗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玄宗之所以犹豫不决,其因有二:首先,李瑛虽然死了,但是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继位东宫的人应该是三子忠王李玙,而不应该是十八子寿王李瑁;其次,玄宗在盛怒之下一日废杀三子,过后冷静下来,自然会感到伤心和后悔,所以尽管他最疼爱李瑁,可感情上还是有一些难以摆脱的牵绊。再加上武惠妃一死,玄宗对李瑁的钟爱之情也随之减弱,因此在李玙和李瑁两个储君人选之间,也就更难以取舍定夺。
到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六月,储位虚悬已经一年有余,新太子的人选始终定不下来,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皇帝,玄宗的烦恼和苦闷可想而知,时常愁得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
一贯细心敏感、善于替皇帝分忧的高力士,自然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某日,高力士乘左右无人,就小心地询问皇帝为何闷闷不乐。
玄宗慵懒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是我家的老仆人,难道还猜不透我的心思?”
高力士说:“是因为储君未定吧?”
玄宗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高力士深长地看了皇帝一眼,不紧不慢地说:“大家(皇帝的昵称)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皇上何必这般殚精竭虑,只要依年龄大的立他,看谁还敢再争?!
这真叫一语点醒梦中人。玄宗顿觉豁然开朗,频频点头说:“汝言是也!汝言是也!”
就在这主仆二人貌似闲谈的几句话中,旷日持久的储位纷争终于画上了句号,大唐帝国的新任太子就此诞生。
这一年六月初三,时年二十八岁的忠王李玙(亦即后来的肃宗李亨)出人意料地脱颖而出,正式入主东宫。
对此结果,李林甫当然是大为错愕。
因为他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
看着册封大典上意气风发的新太子李玙,李林甫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忧惧。
朝野上下谁都知道,在这场夺嫡之争中,李林甫一直是寿王李瑁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今李玙突然胜出,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仅意味着李林甫这些年来所作的努力已经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且意味着他和新太子已经因为这场储位纷争结下了深深的嫌隙。
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跟未来的皇帝结怨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可事已至此,李林甫还能怎么办呢?
时光无法倒流,错误已然铸成。在这件事上,从不做赔本生意的官场老手李林甫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从出道以来做过的最不合算的一笔政治买卖。
假如李林甫从此改换门庭,投到太子麾下,是不是一切就可以从头再来呢?
不是不可以,只是很难,极有可能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因为,历史旧账不是那么容易一笔勾销的,就算太子在表面上接纳了他,双方也很可能是虚与委蛇、相互敷衍而已。换句话说,不论他怎么做,太子都很难相信他的忠诚,他也很难真正获得太子的信任。
既然如此,李林甫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他必须不择手段地搞掉这个新太子,决不能让他顺利当上皇帝!
当然,在此时的李林甫看来,眼下的当务之急还不是如何颠覆东宫,而是如何巩固并扩大自己的相权。一旦自己的政治能量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朝政,李林甫就将毫不犹豫地对太子李玙发起攻击。
李林甫相信,这一天一定不会太远。
第三章天宝政局
【命运之神的雷人想象】
开元末年,唐朝政府曾经作过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统计结果表明,时至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年底,全国总户数已达到8412871户,总人口达到48143609人。
这两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再找几个数据来对比,或许就能明白它的意义所在。
大唐开国之初,编户仅二百余万,至贞观初年仍不满三百万,永徽初年增至三百八十万,至中宗、睿宗时期,全国总户数增至六百余万。也就是说,从唐初到开元之前的一百年间,仅增长四百万户;而开元时期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总户数就增长了二百四十万左右,显然是唐朝开国以来增速最快的一个阶段。
在古代农业社会,人口数量绝对是和GDP呈同比增长的,同时也是促进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由此可见,开元年间编户齐民的快速增长,无疑是唐朝走向全面繁荣的标志,也是太平盛世到来的重要标志。
《资治通鉴》称,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旧唐书·玄宗本纪》称:“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于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用八个字给这个时代作出了高度评价:“开元之盛,汉、宋莫及!”
公元742年正月初一,唐玄宗李隆基亲御勤政楼接受百官朝贺,同时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天宝”。
开元时代就此落下帷幕。
大唐帝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加繁荣的极盛时代。
在改元的诏令中,玄宗宣称:“自朕嗣守丕业,洎三十年,实赖宗社降灵,昊穹孚祐,万方无事,寰宇晏如,庶臻于理。”(《全唐文》卷三九)
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志得意满之情。
这一年,玄宗李隆基五十八岁,君临天下已经整整三十年,就像古人常说的那样:“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时的李隆基,早已丧失了当年那种锐意进取、克己自律的精神,取而代之的是日甚一日的骄奢淫逸和纵情享乐。
尤其是从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死后,玄宗的感情生活就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方面是因为最宠爱的妃子猝然辞世,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一下子变得消沉颓废,所以六宫粉黛、三千佳丽对他而言都失去了吸引力,“顾前后左右,粉色如土。”(唐·陈鸿《长恨歌传》)另一方面,为了发泄这种情感上的抑郁和苦闷,他又变得越发纵欲和荒淫。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当时玄宗成天和嫔妃们变着法子寻欢作乐,比如春天的时候,他就在每个佳丽头上插一朵鲜花,然后放飞一只蝴蝶,看蝴蝶停在谁的头上就临幸谁;这种把戏玩腻了,玄宗就开坛设赌,亲自做庄,命嫔妃们都来赌博,谁赢了谁就陪他过夜。
这种胡天胡地、瞎玩乱搞的荒唐生活整整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一个女人蓦然闯进他的心扉,填补了武惠妃留下的那个巨大的感情空白,这一切才戛然而止。
众所周知,这个蓦然闯进玄宗心扉的女人,这个即将和玄宗联袂演绎千古爱情佳话的女人,就是杨贵妃。
杨贵妃,小名玉环,是世家大族弘农杨氏的后裔。远从汉朝开始,弘农杨氏就是著名的关中六大郡姓之一,历代名人辈出。及至隋唐两朝,这个家族更是出了一大票牛人,比如隋文帝杨坚,隋朝宰相杨素、杨雄、杨达,还有女皇武曌的母亲杨氏,武德时期的宰相杨恭仁,贞观时期的宰相杨师道等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许多史书都说杨玉环是“弘农华阴人”,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她的这种高贵出身。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太准确。因为早在隋朝以前,她的祖上就已经迁居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市),所以“弘农华阴”只不过是杨玉环的远祖郡望而已,和她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与隋文帝同宗,所以杨玉环的高祖父杨汪在隋朝很受器重,赐爵平乡县伯,官至尚书左丞。可惜隋末大乱时,杨汪投靠了王世充,后来东都被秦王李世民攻克,杨汪被杀,从此他的后人就逐渐没落了。
到了杨玉环的父亲杨玄琰这一代,其家道早已衰落,与祖上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大约在开元初年,杨玄琰由蒲州入川,到蜀州(今四川崇州市)担任司户。所谓司户,只是掌管户籍、记账、婚田等事宜的从七品小官。杨玄琰有两个弟弟,一个叫杨玄珪,一个叫杨玄璬,后者在洛阳担任河南府士曹参军,和杨玄琰一样,也是个从七品的芝麻官。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杨玉环生于蜀州。她在家中排行最小,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大概在十岁左右,杨玉环的父母双双亡故。这本来是人生中的大不幸,可对于杨玉环而言,这个意外的变故却成了她人生中的一大转机——因为她从此离开了山高皇帝远的蜀州,被叔父杨玄璬接到了洛阳抚养。
众所周知,东都洛阳是唐朝的第二政治中心,著名的人文荟萃之地,同时也是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其繁华富庶的程度远非偏僻的蜀州可比。杨玉环到了这个富有时尚气息的大都会,不仅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而且能够得到更好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个在东都成长的机会,杨玉环才能出落成一个秀外慧中、色艺双馨的绝代佳人。史称她“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旧唐书·杨贵妃传》)在这些优点中,除了容貌是天生的以外,其他素质当然是得益于后天的培养和环境的熏陶。而这一切,正是她日后得以被选入宫的重要条件,也是她日后让玄宗深深迷醉的主要原因。
开元年间,玄宗曾先后五次巡幸东都,每次东巡,文武百官、皇族宗室、后宫妃嫔必定随驾而行;每次驻留东都的时间,短则数月,长则两三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玉环被叔父接到洛阳抚养,就意味着来到了天子脚下,意味着进入了皇帝和朝廷的视野,从而也就有了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机会。
总而言之,少时父母双亡的遭遇对杨玉环来讲,非但不是一种不幸,反而可以说是命运之神的一种垂青。假如不是遭遇这种变故,她当然只能在蜀州长大,日后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既不可能宠冠六宫、名动天下,更不可能进入史册,被后人千古传颂。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秋,玄宗最后一次从西京长安移驾东都洛阳。这一次,他在东都住了将近三年,直到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才返回长安。在此期间,玄宗操办了两件大事。
准确地说,这是两桩喜事。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七月及次年正月,玄宗分别为自己最宠爱的一双儿女——咸宜公主和寿王李瑁(均为武惠妃所生),举办了两场盛大的婚礼。
巧合的是,这次选中的女婿和儿媳都姓杨,也都出自世家大族弘农杨氏。
这个女婿,就是后来帮武惠妃制造了“三庶人案”并整死了太子李瑛的杨洄。
而这个儿媳,就是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的养女——杨玉环。
此时的李隆基当然不会想到,短短四年后,他亲自选中的这个儿媳居然将变成他最爱的女人,并将在未来的日子和他共同演绎一场轰轰烈烈、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当时,在玄宗的三十个皇子中,寿王李瑁所受的宠幸“冠绝诸王”,远比太子更为得宠,所以,为他挑选王妃的事情,自然就成了李唐皇族的头等大事,俨然比挑选太子妃还要慎重。
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正月抵达洛阳后,玄宗和武惠妃就开始张罗着替寿王选妃了。这场王妃选秀活动一直进行了将近两年,经过层层选拔和各项指标的评比,年方十七岁的杨玉环终于从众多妙龄少女中脱颖而出,成了这场海选的冠军。
杨玉环之所以胜出,首先当然是因为她那“弘农杨氏”的金字招牌,虽然家道早已中落,但是名门望族的高贵背景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的;其次,她那“姿色冠代”、倾国倾城的容貌,的确让所有见过她的人都感到眼前一亮,并且过目难忘;最后,是因为她在艺术上的修养和造诣,确实让其他选手望尘莫及。
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七品芝麻官杨玄璬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风光的一个时刻。
因为这一天,浩浩荡荡的册封使团从皇宫来到了他这座鲜有贵客登门的小小宅院中,并且隆重宣布——大唐天子将与他结成儿女亲家。
对于杨玄璬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值得庆幸和骄傲的呢?
而且,此次册封典礼的规格也是非常高的。代表皇帝前来册封的正使是堂堂宰相兼礼部尚书李林甫,副使是黄门侍郎陈希烈。在册妃诏书中,玄宗盛赞杨玉环:“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考虑到皇室尊严,当然要隐去杨玉环的养女身份),公辅之门,清白流庆,诞钟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范夙成,柔明自远;修明内湛,淑问外昭。是以选极名家,俪兹藩国。”(《唐大诏令集》卷四十)
从这一刻开始,杨玉环的个人命运,以及整个家族的命运就被彻底改写了。
一个月后,亦即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十八岁的杨玉环被迎娶入宫,正式成为寿王妃。
寿王李瑁与杨玉环的年龄大致相当,根据相关记载,武惠妃的几个儿女都长得相当标致,而寿王李瑁应该也是一个相貌堂堂、玉树临风的佳公子。可以想见,在当时世人的目光中,这两个小夫妻绝对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佳偶。
然而,又有谁能想到,短短几年后,这对人人艳羡的佳偶就要被活生生地拆散呢?又有谁能想到,将他们拆散并且横刀夺爱的那个人,竟然是杨玉环的公公、大唐天子李隆基呢?
杨玉环嫁入帝王家之际,正是武惠妃一手导演的储位纷争越演越烈之时。虽然史书没有记载杨玉环在这场纷争中有什么具体言行,但是作为利益攸关的当事者,她肯定是无法作壁上观的。因为一旦夺嫡成功,她就将变成太子妃,变成未来的皇后,所以至少在心情上,初入宫门的杨玉环肯定会被这场政治漩涡掀起不小的波澜。
后来“三庶人案”爆发,太子李瑛等三兄弟同日被杀,武惠妃因良心不安一病而亡,忠王李玙随后入主东宫。原本到这里为止,所有的纷纷扰扰就都过去了,虽然李瑁当不上太子,杨玉环成不了太子妃,但这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至少李瑁还是寿王,杨玉环还是王妃,他们依然可以享有安宁和富贵的生活,也依然可以像普天下的所有夫妻一样,举案齐眉,长相厮守,生儿育女,白头偕老。
然而,命运之神却在这个时候跟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杨玉环绝对不会料到,她婆婆的死给她公公造成的感情创伤,最终竟然要由她这个儿媳去抚慰;而寿王李瑁当然更不会料到,他刚刚失去母亲,马上又将失去妻子,而且这个妻子居然一转眼就变成了他父皇的“娘子”,从而匪夷所思地成了他的“后妈”……
人生就是这么荒诞。
世事就是如此无常。
命运之神的想象力,就是可以这么离谱而雷人!
它漫不经心地开一个玩笑,有时候就足以让当事人欲哭无泪,让旁观者目瞪口呆,并且让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小说家跌破眼镜,自愧弗如。
那么,李隆基与杨玉环的这场不伦之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当李隆基一边痛感整座后宫“粉色如土”,一边又近乎荒淫地胡搞瞎搞的时候,是谁把杨玉环隆重推到他面前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