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它真的是完美的吗?
神龙三年(公元707年)七月初六,蓄谋已久的李重俊终于出手了。他伪造了一道皇帝诏书,调集羽林军士兵三百多人,和李多祚、野呼利、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人一起,径直杀向休祥坊南门内的武三思宅邸。休祥坊位于长安城的西北角,与宫城之间仅隔一个辅兴坊,所以政变军队一从宫城西侧的安福门杀出,不消片刻便可冲到武三思的宅邸前。
这是一个天高云淡的初秋早晨,武三思和他的儿子武崇训正在书房中品茗聊天。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空气中飘荡着缕缕沁人心脾的花香。武三思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儿子说着话,眼睛半睁半闭,嘴里呷着香茗,鼻中嗅着花香,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尽情享受着这一份恬静、安逸与祥和。
然而,末日就在这一瞬间降临了。
死神就这样毫无预兆,猝不及防地来到了武三思父子的面前。
武三思最初是听见一阵刺耳的喊杀声像潮水一样由远而近地漫了过来,紧接着,太子李重俊挥舞佩刀左劈右砍的画面就映入了他的眼帘。他看见太子怒目圆睁,表情狰狞,身后紧跟着一群杀红了眼的禁军官兵。他们顺着后花园的那条碎石甬道飞快地向书房扑来。在甬道两侧,武府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仆倒在血泊中。武三思想喊,可喉咙却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丝声音也发不出来;他想跑,可双脚却像灌了铅一样,无法挪动半步。而他的儿子武崇训也跟他一模一样,无比惊愕地张大着嘴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刹那间,凶神恶煞的太子就冲到了他们眼前。一道寒光闪过,武三思看见儿子武崇训的头颅瞬间飞离了身躯,一柱鲜红的血光立刻从肩膀中间的窟窿中喷射而出,一下子染红了武三思的目光……
这是武三思在这个世界上看见的最后一幅图景。继而他感觉自己的脖子一凉,眼前一黑,整个世界就彻底陷入了黑暗。
李重俊和李多祚等人杀死武三思父子及亲党十余人后,又按计划杀回皇宫,率兵从肃章门斩关而入。肃章门是分隔“外朝”与“内廷”的一道重要宫门,一旦杀进这道门,就意味着政变的性质已经不仅是“清除奸党”,而是公然与皇帝为敌了。不管太子的主观目的为何,至少在客观上,他已经把皇帝和自己同时逼上了绝路。李重俊等人一路冲进内廷,沿途撞开多处殿阁,高喊着要逮捕上官婉儿。与此同时,李千里父子也率兵扑向右延明门,准备从这里攻入位于太极殿东侧的门下省,砍杀正在朝堂办公的宗楚客、纪处讷等武氏党羽。
上官婉儿听到外面杀声震天,正在手足无措之际,又听见宫人飞报,说变军口口声声要 抓她,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过她毕竟在宫中多年,多少还是练就了一点临危不乱的定力,所以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她知道,要想保住性命,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皇帝皇后绑在一块。太子要是连皇帝也敢杀,那就只好跟着皇帝一起死;倘若太子不敢杀皇帝,那自己就能躲过这一劫。上官婉儿心里这么想着,人已经飞快地冲向皇帝的寝殿。
此时,李显、韦后和安乐公主也已乱成一团(安乐公主昨夜恰好在宫中留宿,没有回家,所以侥幸躲过了刚才的那场屠杀)。当李显等人看见鬓发散乱的上官婉儿冲进来时,赶紧问她外面情形如何。上官婉儿一边喘息一边对着他们大喊:“太子是想先抓我,然后抓皇后,最后再抓皇上!”
李显脸色煞白,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和鼻尖往外冒。
他断然不会想到,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太子居然会起兵造反!
不过,现在想什么都没用了,只有逃命要紧。变军是从皇宫南边杀过来的,所以眼下最安全的地方,就只有北面的玄武门了。因为玄武门是禁军的屯驻地,可以调动部队阻遏变军,而且此门建于龙首原的余坡上,地势较高,站在城楼上可以俯瞰大半个宫城,便于观察形势,无疑是整个太极宫中最好的避难所。思虑及此,李显赶紧带着韦后、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在一群宦官宫女的簇拥下,仓惶跑到玄武门,立刻登上城楼,同时命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百余名士兵在城楼下护驾,结阵抵御变军。
李显前脚刚登上玄武门,太子和李多祚后脚就杀到了。面对眼前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李重俊顿时犯了踌躇。因为在他的计划中,并没有与皇帝开战的打算,所以他实在拿不准下一步该怎么办。迟疑了片刻,他只好下令士兵暂停进攻,等着看皇帝接下来会如何表态。
双方就这样在玄武门下对峙着。
这场政变走到了一个最微妙的关头。
太子的变军有三百多人,皇帝这边仓猝集结的士兵只有一百多人,如果太子一鼓作气,下令强攻,胜利多半是属于他的。可是,他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莫名其妙地停手了。
这显然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趁着太子这边犹豫的间隙,皇帝身边一个叫杨思勖的宦官意识到有机可乘,立刻向皇帝请命,主动要求下去攻击。一般的宦官都是苍白瘦弱之人,可这个杨思勖却与众不同,不仅身材魁梧,而且一脸勇武之色。李显大喜过望,当即首肯。杨思勖旋即冲下城楼,飞身上马,独自一人朝变军驰去。
李多祚的女婿野呼利是一员勇将,此时担任变军的前锋将领。他眼见对方单枪匹马杀来,心中不禁冷笑,当即上前迎战。双方在阵前交手,三五个回合后,杨思勖故意卖了一个破绽,野呼利不知是计,挥刀便砍,杨思勖侧身躲过,反手一刀,立时将野呼利斩于马下。
凝神观战的两军士兵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高呼,只不过皇帝这边是高声欢呼,而太子那边却是一片惊呼。
变军人人骇异,士气顿时大挫。李重俊、李多祚和其他几个将领也都是满脸惊惶。
城楼上的李显一见杨思勖得手,马上抓住时机,倚着栏杆向变军士兵喊话:“你们都是朕的宿卫之士,何苦追随李多祚造反?只要你们斩杀叛贼,不必担心没有富贵!”
变军士兵面面相觑。
只犹豫了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把刀枪转向了自己的将军们。
李多祚、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当即被一部分倒戈的士兵乱刀砍杀。太子李重俊见大势已去,慌忙带着亲兵一百余人夺路而逃,其余的部众各自作鸟兽散。
一场胜利在望的政变,就这样功亏一篑。
太子李重俊的这路人马一败涂地,而成王李千里的那一路也不比他们幸运。
当李千里父子率兵进攻右延明门时,早有防备的宗楚客、纪处讷已经调集了二千余名禁军闭门拒守。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宗楚客一方占据城楼,居高临下,弓箭兵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而李千里一方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只能变成对手的活靶子,所以他们很快就输了。李千里和儿子李禧双双阵亡,余众或死或降,行动彻底失败。
一百余名骑兵跟着太子李重俊狂奔出城,准备亡命终南山。可是,跟着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主子混,还有什么富贵和前途可言呢?
一路上,皇帝承诺富贵的那番话始终在他们的耳边回响。于是不断有人偷偷勒住缰绳,掉转马头往回跑。等到李重俊逃到鄠县(今陕西户县)附近的树林中时,身边只剩下最后的几名亲信。筋疲力竭的李重俊翻身下马,跌坐在一棵老树下,背靠着树干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耷拉着脑袋,生平第一次感到呼吸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
不过,他很快就不会觉得困难了。
因为几名亲信已经拔出佩刀,正慢慢朝他逼近。几秒种后,他就永远也不需要呼吸了。
当李重俊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刚好看见几把钢刀同时向他的头顶劈了下来……
李重俊输了,输得干干净净!不仅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还搭上了李多祚翁婿、李千里父子等一大帮人的性命。
他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究其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政变领导者的素质有问题。
表面上看,太子亲自领导政变,下面又有李多祚这样的前期政变功臣和军方高层将领,还有李千里这种老牌的李唐宗室亲王,其号召力和战斗力似乎都是毋庸置疑的。只可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先来看李重俊。他虽然贵为太子,但是年纪太轻,缺乏相应的人生阅历和政治历练,入主东宫的时间又太短(政变前一年七月刚被立为太子),而且东宫官属又大多是一些权贵子弟,根本没有德行和能力辅佐他,“唯以蹴鞠猥戏取狎于重俊,竟无调护之意”。(《旧唐书·中宗诸子传》)所以,李重俊在政治上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再来看李多祚。虽然他是禁军的高级将领,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介武夫。尽管他在神龙政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可那也要归功于张柬之等五大臣的谋划有方和调度得当。说白了,李多祚只是一把刀,好不好使的关键不在于刀,而在于使刀的人。碰上五大臣,李多祚就是一把屠龙刀;可碰到李重俊,他就只能是一把切菜刀。
最后来看李千里。他虽然是李唐宗室中硕果仅存的人物,但这并不是因为他能力超群,让武曌舍不得杀他。恰恰相反,史称“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而李千里“偏躁无才”,加之善于谄媚武曌,“数献符瑞”(《资治通鉴》卷二○八),所以才逃过了那场灭顶之灾。此外,李千里虽然担任左金吾大将军,握有禁军兵权,但任职时间短(中宗复位时才被授予这个职务),因此难以真正获得将士的拥戴。
由上可知,无论是太子李重俊,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还是宗室亲王李千里,显然都缺乏成功的领导者所需的素质,尤其缺乏政变所需的谋略和政治智慧。所以从一开始,这场政变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进而言之,这场政变更像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算不上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变,因此无论成功与否,都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第二,政变缺乏合法性依据与有效的利益驱动。
由于领导者缺乏政治头脑,所以这场政变既没有提出煽动人心的政治口号,也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这就极大地制约了成功的可能性。
关于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看出来。太子和李多祚在征调三百余名羽林士兵时,居然不是由太子进行政治动员,也不是由李多祚下达军事命令,而是采用名不正言不顺的“矫诏(假传诏书)”手段!
如果李重俊稍微有点政治头脑,或者身边有得力的政治幕僚的话,那他绝不会采取这种愚蠢的“矫诏”方式,而会像历朝历代那些成功的政变者所做的那样——首先指出奸党(武氏一党)对朝政的危害,阐明此次行动的正义性,激发士兵的斗志和血性;其次许诺功名富贵,用利益来驱动人心;最后进行一定程度的威胁恐吓,宣称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倘有异心,立斩不赦等等。以李重俊的储君身份,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做这样一番动员,接着再让禁军长官李多祚出面,和官兵弟兄们套套近乎,说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类的煽情话,然后一人一大碗酒,指天为誓,歃血为盟,最后就可以激情澎湃地拿起刀枪,大义凛然地干革命去了。
假如政变是这样发动的,那么当他们在玄武门下与保护皇帝的军队对峙时,士兵们就不会轻易背叛。因为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太子这边的实力还是要比皇帝那边强得多。然而,变军士兵之所以听了皇帝李显的一句话就阵前倒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太子和李多祚是以一纸伪造的诏书骗他们起来造反的,这就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忠诚度和积极性。如果政变行动自始至终都很顺利,大家事后都有好处,那当然没话说;可当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士兵们当然宁可听皇帝的,也不肯再为太子卖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听从“皇帝命令”才行动的,如今既然知道那命令是假的,而皇帝在城楼上说的金口玉言则是千真万确的,结果自然是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太子他们了。
反观神龙政变,自始至终,以五大臣为首的领导集团都有一个鲜明的行动纲领和政治口号,那就是——诛杀二张,推翻武周,匡复李唐社稷,拥立李显复位。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才能团结大多数文武官员,从而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最终赢得胜利。而李重俊等人策划的这场政变却全然没有类似的东西,只是把整个行动建立在一张假造的皇帝诏书之上,如此政变要是能成功,那就是老天爷瞎了眼了。
第三,没有为政变设定一个高端的政治目标。
李重俊等人发动政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武氏一党,为自己赢得更安全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没有更高的政治诉求,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搞一场“半拉子”政变。
李重俊之所以会在玄武门下产生迟疑,按兵不战,就是因为他只想捕杀武氏党羽、上官婉儿,而不愿意与皇帝刀兵相见。我们说过,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李重俊此举,充分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愚蠢。他似乎以为,只要除掉武氏一党就万事大吉了,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讲,不管太子是否有颠覆皇权的意图,只要他胆敢把军队开进内廷,就是十恶不赦的大逆之罪!
如果李重俊具有成熟的政治经验,那他在制订政变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也就是说,除非不发动,一旦发动,就必须以“控制皇帝,夺取政权”为最终目标。只要这个目标实现,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除掉任何他所认定的“奸党”!因此,对于李重俊来说,就算他没有弑君篡位的想法,至少也应该用武力把中宗李显控制起来,迫使他下诏诛杀所有武氏余党,同时授命太子监国。如此一来,他才能一方面达到清除政敌的目的,一方面又防止皇帝秋后算账。只有这么做,他才能真正保障自身的安全。
这才是一场成功的政变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李重俊并没有这么做。所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经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中宗李显虽然毫发无损,但是也饱受了一场虚惊。
当李重俊的尸体和首级被运回长安后,惊魂甫定的李显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之情,即刻命人用太子首级祭祀了太庙和武三思父子,随后又将其悬挂在朝堂上示众。
同时,李显把成王李千里的姓改为“蝮”,将他的党羽全部逮捕诛杀;被变军攻破的各道宫门的守卫官兵,皆因失职之罪被判处流放;平乱有功的宫闱令杨思勖则被擢升为银青光禄大夫、内常侍。稍后,李显又追赠武三思为太尉、梁宣王,追赠武崇训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
这一年九月,朝廷改元景龙。
一个动荡不安的神龙时代就这样匆匆画上了句号。
这个时代虽然短暂,历时不过三年,但是却发生了太多让人始料未及的变故。先是五大臣一举推翻了女皇武曌,继而武三思又整垮了功臣集团,如今,太子李重俊又悍然发动政变,诛杀了一手遮天,权倾朝野的武三思,然后本人也死于非命……如此种种,真是令大唐臣民们心惊肉跳,欷歔不已。
现在,波谲云诡的神龙政局终于落下了帷幕。
接下来,帝国政坛势必要重新洗牌。在即将展开的又一轮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中,谁又将成为下一个出局者?
第五章一团糜烂的政治
【皇后一党崛起】
武三思一死,失去靠山的宗楚客、纪处讷等人纷纷向皇后韦氏靠拢,迅速缔结了一个以韦后为核心的“后党”。
李重俊政变后,中宗李显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命司法部门大力搜罗太子余党,大有“宁可错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之势。后党意识到这是一个铲除异己的良机,立刻把矛头对准了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
在安乐公主、宗楚客的授意下,侍御史冉祖雍等人随即对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发出弹劾,指控他们是李重俊同党,应该逮捕归案。李显看到奏疏后,二话不说,即命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立案审查。
一接到指控马上就走司法程序,这分明是一副法不容情的姿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皇帝之所以摆出这种姿态,无非是在暗示司法部门——一切秉公办理,不必忌讳他们的皇亲身份!
朝臣们不禁替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捏了一把汗。接下来,他们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关键就要看主审官萧至忠了。准确地说,是要看萧至忠的政治立场。
不过大多数朝臣对此并不乐观。因为一直以来,萧至忠都是武三思的人。神龙之初,萧至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吏部员外郎,随后因为依附武三思,便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青云直上,爬至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的高位。虽说现在武三思死了,但武氏一党基本上都投靠了韦后,人们相信这个萧至忠肯定也已经变成后党了,否则皇帝李显凭什么挑他当主审官?
因此,很多人都悲观地认为——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这回八成是死定了!
然而,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意外。
萧至忠非但没有依照皇帝的旨意去搜罗李旦和太平公主谋反的证据,反而跑去做皇帝的思想工作,拼命替李旦和太平公主说话,说到动情处甚至声泪俱下:“陛下富有四海,竟然容不下一弟一妹,要眼睁睁看着他们被人罗织陷害吗?当年相王身为皇储时,曾一再向则天皇后请求,愿将天下让给陛下,为此数日饮食不进,此事海内共知,奈何如今却要以冉祖雍的一句话而猜忌他?”
李显懵了。
他顿时感觉眼前的情景有些荒诞。原本以为钦点萧至忠为主审官,应该能把这件案子办成铁案,没想到却自摆了一回乌龙。
那么,萧至忠为什么会悄然改变他的政治立场呢?
李显百思不得其解。
实际上,萧至忠并未改变立场。他确实已经投靠了韦后,但这不等于他一定要以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为敌。
说白了,他之所以替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说话,并非出于政治立场,更非出于道德良知,而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在他看来,大权独揽的武三思一死,朝中的政局就变得扑朔迷离了。韦后这个格局狭小,轻浅浮躁的女人能否斗得过器识深远,机智沉稳的太平公主?能否迅速填补武三思留下的权力真空,并且稳定地、持久地掌控朝政?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所以,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萧至忠绝不愿像宗楚客和纪处讷那样,把宝全押在韦后那一头。他宁可暂时采取骑墙态度,两边都不得罪,静观事态发展。他相信,等尘埃落定之后,再选择自己的政治队列也为时不晚。
后来的事实证明,萧至忠的这种骑墙态度确实很明智。几年后韦氏一党垮台,睿宗李旦即位,太平公主用事,他被贬出朝廷,外放为地方刺史。但他凭借此次替李旦和太平公主开脱的功劳,轻而易举地攀上了太平公主,旋即回朝担任刑部尚书,不久又复任中书令,一度成为帝国政坛的不倒翁,并且被太平公主视为心腹股肱,让很多人艳羡不已。只是萧至忠千算万算,怎么也算不到,太平公主居然那么快就被她的侄子李隆基给收拾了。而萧至忠作为太平公主的死党,最终也没能逃过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就在萧至忠极力替李旦和太平公主开脱的同时,右补阙吴兢(《贞观政要》的作者)也上疏说:“自古以来,因委任异姓,猜忌骨肉而导致国破家亡者不知有多少,陛下岂可不鉴察?如今,陛下身边的宗室至亲已经所剩无几,且登基不久,便有一子因故贬窜,一子弄兵被诛,惟余一弟朝夕侍奉左右,陛下不可不慎啊!”
李显顿时产生了莫大的迟疑。
问题倒不是萧、吴二人的劝谏果真唤醒了李显的骨肉之情,而是他们的话提醒了他——李旦和太平绝非一般人。他们所拥有的身份、地位、资历、功勋、声望,放眼当今天下,几无一人能及。不要说满朝文武和王公大臣,就是他李显本人在这些方面也比不上这两个弟弟妹妹。
这些年来,太平公主利用她特殊的地位,卓著的声望和雄厚的财力,已经在朝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脉关系网,谁也说不清哪个朝臣曾受过她的提携,或者得到过她的什么好处。正因为此,李显才会一不留神就钦点了一个极力替嫌疑人说话的主审官,闹出一个自摆乌龙的笑话。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萧至忠曾经受过太平公主的恩惠,但是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萧至忠对这个神通广大的女人心存忌惮。
基于上述理由,李显不得不重新考虑,倘若执意对李旦和太平公主下手,会不会激起难以意料的变故?他们会不会像太子李重俊那样,跟他李显拼一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李显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而且,还有一个促使李显重新考虑的因素就是——指控李旦和太平公主参与政变的理由本来就很难成立。
众所周知,李旦和太平公主是拥立李显复位的功臣,神龙政变后,他们的政治待遇和威望都已达至人臣顶点,若说他们参与李重俊政变,那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就算政变成功了,他们也不过是再当一回功臣而已,不可能得到比现在更大的利益;而一旦失败,他们便会丧失所有。在这样的利弊权衡之下,他们还会参与李重俊的政变吗?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若要强行将他们定罪,不仅不能让满朝文武和天下人信服,而且还有可能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拔刀相向。倘若真的逼得他们动手,那后果绝不会像李重俊政变那么简单,而极有可能是第二次神龙政变。
想到这里,李显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罢了罢了,还是谁也别玩火,大家相安无事的好。
随后,李显马上作出一副幡然醒悟的样子,撤销了对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指控,宣布从此不再追究此事。
没能扳倒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韦后一党很不甘心。不过他们其实也很清楚,以他们目前的实力而言,要想把这两个功高望重的帝国大佬一举置于死地,似乎还欠些火候。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壮大实力。
为此,他们随即把矛头转向了时任右仆射兼中书令的魏元忠。
只有除掉此人,韦后一党才能彻底把持帝国的权力中枢。
魏元忠位居百官之首,按理说权力应该很大,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自从回朝复相的那天起,魏元忠就一直受到武三思一党的打压,表面上贵为首席宰相,实则根本无力制约武氏一党,以致朝野上下的正直之士都对他颇为失望,认为他尸位素餐,不堪为百官表率。河南的一个低级官吏甚至专门写信骂他,并历数当今朝政十大阙失,说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魏元忠一边受到武党的打压,一边又被士人们在背后戳脊梁骨,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内心大为郁闷。直到李重俊政变爆发,武三思被杀,他才有了一种重见天日之感。
但是,这场政变也给魏元忠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因为他儿子死了。
李重俊发动政变时,魏元忠之子、太仆少卿魏升遭到胁迫,无端卷入其中,事后又被乱兵所杀,不仅死得稀里糊涂,而且还背上了一个“勾结逆党”的罪名。魏元忠悲愤难当,于是四处扬言:“元凶首恶已死,现在就算把我拿到油锅里炸了,我也死而无憾,只可惜太子英年早逝,死得太不值得!”
魏元忠这句话,既是在为太子鸣冤,又是在替自己的儿子叫屈,显然是“大逆不道”之言。中宗念在魏元忠是三朝元老,而且又是自己的东宫旧属,所以不予追究。然而,后党骨干宗楚客、纪处讷等人却死死抓住魏升参与政变的把柄,指控魏元忠与太子通谋,奏请中宗“夷其三族”。当然,李显马上否决了宗楚客等人的奏议。
虽然有皇帝保他,可魏元忠还是强烈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为了让自己的“三族”数百口人免遭灭顶之灾,魏元忠不得不主动递交了辞呈。
李显知道魏元忠老了,再把他留在朝中也没多大意义,所以没有挽留他,而是让他以特进(正二品散官)的官职致仕,并保留每月初一、十五两次进宫朝见的权利,算是给了他相当高的离休待遇。
首席宰相魏元忠一倒,后党的势力立刻崛起。
太子政变后不过两个月,宗楚客、纪处讷便同时拜相,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由于担心魏元忠卷土重来,宗楚客等人随后一再上奏中宗,一意要置魏元忠于死地。
率先出招的是刚刚被宗楚客提拔为御史中丞的姚廷筠。他在奏疏中说:“想当年,侯君集虽然是开国元勋,可当他谋反的时候,太宗向群臣求情想饶他不死,群臣坚决不同意,太宗也只好含泪将他处斩;其后房遗爱、薛万彻、齐王李祐等人叛乱,虽是至亲,皆依国法处分。元忠功勋不及君集,身份不属国戚,儿子名列叛党,自该满门抄斩,把家宅夷为池沼!陛下仁慈,难免受其迷惑,故一再掩饰他的罪过。臣今日不惜触犯龙麟,忤逆圣意,实在是因为此事关系到社稷大业!”
姚廷筠的一番话说得有理有节,大义凛然,李显无力反驳,只好退了一步,命大理寺收押魏元忠,随后贬为渠州(今四川渠县)司马。
紧接着,已升任给事中的冉祖雍再度发飙,上奏说:“魏元忠既然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就不应该授予他渠州司马的官职。”与此同时,同为后党成员的侍中杨再思和中书令李峤也随声附和,要求严惩魏元忠。
李显忍无可忍,终于发火:“元忠为国效力多年,朕才特意赦免他,诏书已经发布,岂能一改再改?更何况,裁决之权理应在朕的手中,你们上奏个没完,是不是成心为难朕?”杨再思等人从来没看过皇帝发怒,顿时大为惶恐,一再磕头谢罪。
然而,魏元忠一日不死,宗楚客便一日不肯善罢甘休。不久,他再次授意监察御史袁守一上疏:“重俊是陛下的儿子,尚且加以罪刑昭明国法;元忠既非元勋亦非国戚,岂能单独逃脱法网?”
这句话显然戳到了李显的痛处。
他不得不再退一步,把魏元忠贬为务川(今贵州沿河县)县尉。
尽管一退再退,可李显的底线也非常明确——无论如何都要保住魏元忠一条命。
宗楚客仍不死心,命令袁守一再奏:“则天太后当年卧病上阳宫,狄仁杰请求由陛下监国,可魏元忠却上密奏反对,这证明魏元忠心怀逆谋,为时已久,请将他处以极刑!”
李显没好气地说:“依朕看来,人臣事主,必须一心,岂有主上小疾,就马上请太子主持政务?这是狄仁杰想讨好我,不见得魏元忠有错,你袁守一怎么可以借以前的事情陷害他?”
就这样,中宗李显再次把诛杀魏元忠的声浪压了下去。
可是,魏元忠最后还是死了。
因为他已经年迈体衰,再也经不起这种一贬再贬的折腾了。魏元忠没有走完他的贬谪之路,而是中途死在了涪陵(今重庆涪陵区)。
目睹老臣魏元忠的凄凉结局,正直的朝臣无不感到义愤填膺。
然而,他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因为,韦后一党的强势崛起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韦后的政治模仿秀】
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春天,桃红柳绿,百花盛开,繁华的长安就像一位富丽雍容的贵妇一样在世人面前展现出娇美灿烂的容颜。在这样一个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季节里,大唐帝国的皇后韦氏感觉自己的人生仿佛也迎来了第二次青春。
是的,尽管她已人到中年,但是谁规定“青春”只能用生理年龄界定,而不能用心理状态衡量呢?谁说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就不可以拥有青春常驻的生命状态呢?
至少在韦后的记忆中,这世上就曾经有一个女人青春了一辈子。
准确地说,是用一种年轻的心态活过了一辈子。
这个女人就是武曌。而现在,韦氏发誓自己也要成为武曌这样的女人。她要让自己拥有跟她一样的心态和人生,也要拥有跟她一样的权力、地位和无上的尊严!
是的,没有谁可以阻挡她成为这样的人。
武曌曾经是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一点,韦后做到了。
武曌曾经是垂帘听政的皇后。这一点,韦后也做到了。
武曌曾经让自己的党羽遍布朝廷,位居要津,牢牢掌控了帝国权柄。这一点,韦后正在努力,很快就会大功告成。
武曌曾经制造了许多美丽的政治神话,让天下人都相信(或者被迫相信)她是上天派来的造福社稷,利益苍生的旷世女主。
这一点,韦后还没开始做。所以,她必须马上着手。
事不宜迟,时不我待。
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舞台上,美丽的政治神话总是层出不穷,有多少帝王君临天下,或者有多少想当帝王的人准备君临天下就有多少政治神话横空出世。在历史上,这些神话通常都有一个专用名词——祥瑞。
一心一意要上演政治模仿秀的韦后,当然也要拥有自己的祥瑞。
早春二月的某一天,皇后寝殿中,一群宫女正在伺候韦后更衣。忽然间,某个宫女爆出了一声惊叫。众人吓了一跳,循声望去,只见该宫女毕恭毕敬地捧着一条裙子,眼睛和嘴巴都张成了一个圆,口中激动地喃喃自语:“祥云,祥云,多么美丽的五彩祥云啊……”
裙子是皇后的,刚刚从衣箧中取出。宫女所说的祥云并不是指裙子上的图案,而是说她看见了一团五彩祥云正在皇后的裙子上飘飞缭绕。顷刻间,众宫女齐齐跪倒,频频向皇后祝福:恭喜皇后,贺喜皇后,恭喜皇后,贺喜皇后……
笑容像一朵鲜花一样在韦后的脸上粲然盛开。很快,皇后裙上生出五彩祥云的消息便传遍了整座太极宫,并传进了皇帝李显的耳中。
李显又惊又喜,立刻起驾前去观赏。
当然,皇帝来迟了一步,没有亲眼目睹这一人间稀有的祥瑞。
不过没关系,宫中多的是技艺一流的画师,让他们拿出看家本领,让现场目击的众宫女都来作证和描述,依然可以还原出一幅绝无仅有的“五彩祥云图”。
画作一成,李显眯着眼睛看了又看,不停地欢喜赞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李显随后便召集文武百官,在宫中举办了一次画展,让臣工百僚大饱了一回眼福,也分享了这份稀有难得的喜悦。侍中韦巨源(韦后亲族)立刻向皇帝提议,应该临摹更多的“五彩祥云图”,然后流布天下,让天下万民都来瞻仰膜拜。李显龙颜大悦,当即照准。
中国人历来笃信天人感应之说,所以“祥瑞”总是很有市场。如果说祥瑞代表的是天意,那么有一种与祥瑞类似的东西,则既有天意的成分,也可以代表民心,它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学名,叫做“谣谶(chèn)”。每当改朝换代之时,总有各式各样的谣谶满天飞。虽然绝大多数谣谶都是旋生旋灭的肥皂泡,但只要其中一个应验了,人们就会说:这则谣谶真是太准了!至于那百分之九十九不准的,则再也没人提起。
几乎在“五彩祥云”的祥瑞诞生的同时,长安坊间便开始盛传一则《桑条韦》的谣谶了。据说《桑条韦》早已有之,但却是到了最近才忽然流行起来。人们时常可以看见里坊小儿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唱什么“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之类的古怪歌词。跟古往今来所有的谣谶一样,这首《桑条韦》的特征也是:文字通俗,语意却非常神秘;内容简单,含义却极为丰富。所以很多人不太明白它究竟在唱什么。
因此,谣谶往往需要有人去解说。
有个叫迦叶志忠的朝臣,就主动承担了这项解释工作。他非常用心地呈上了一道奏疏,首先对现当代的一些著名谣谶与实际政治的对应关系作了一番讲解,大意是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最终由唐国公李渊定鼎天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天下盛唱《桃李子》;大唐开国后,秦王李世民原本并不是太子,可他最终却能入继大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军中盛唱《秦王破阵乐》;高宗李治原本也不是太子,可照样继位为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天下流行一首名叫《堂堂》的乐曲;则天皇后是妇人,却能以女主之身君临天下,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自隋朝以来,天下到处都在歌咏《妩媚娘》……
说完大唐历代天子与谣谶的关系,迦叶志忠就隆重推出了当今的皇帝和皇后。他说,当今圣上之所以得到天命,是因为早在他当英王时,就已经有一则名叫《英王石州》的谣谶广为传唱了。如今,天下又盛唱《桑条韦》,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分明意味着,皇后韦氏之所以能够母仪天下,完全是天意使然!所谓“桑条韦也,女时韦也”,正是韦后主持养蚕种桑的写照,是对韦后国母风范的传扬和歌颂。
最后,迦叶志忠郑重其事地向皇帝献上了由他本人创作的《桑条韦》升级版——《桑韦歌》十二篇,请求皇帝将其流布天下,让老百姓广为传唱,并且编入乐府,以备韦后每次祭祀蚕神时演奏。
迦叶志忠的奏疏和《桑韦歌》呈上后,皇帝李显非常高兴,当即赏赐给他田庄一处、彩缎七百匹。一见皇上如此喜欢,太常卿郑愔(就是当初被武三思收为鹰犬的那个逃犯,现在居然成了负责朝廷礼乐和宗庙祭祀的一把手)马上组织乐工对《桑韦歌》进行编曲配乐,组织舞者练习彩排。皇帝十分满意,马上也给了他一笔丰厚的赏赐。
祥瑞有了,谣谶有了,韦后对武曌的克隆越来越像模像样,但是还有最后的画龙点睛之笔,韦后还没有完成。
这最后一笔,就是参与某项国事大典,以此提升政治威望。
要论最顶级的国事大典,那当然要属“泰山封禅”了。“封”是祭天,“禅”是祭地,“封禅”就是天子率领文武百官前往泰山祭祀天地的典礼。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古代帝王最重视的一项祭祀大典,因为它是天下太平和帝业鼎盛的象征。高宗李治曾经在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举行过泰山封禅,而当时武曌就是以皇后身份主持了大典中的“亚献”(第一轮献礼称为“初献”,第二轮献礼称为“亚献”),从而一举打破自古以来没有皇后主持亚献的纪录,极大地提升了她个人的政治威望。
如今的韦后,当然是做梦也想来这么一回。
不过,中宗一朝的文治武功稀松平常,要想举行泰山封禅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韦后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算在即将举行的“南郊”祭祀中主持亚献。
南郊祭祀是帝王率领文武百官前往京师南郊祭天的典礼,比泰山封禅低一个级别。虽然典礼的级别比封禅低,但是按照《周礼》规定,皇后还是没有资格参与主持,顶多只能参与更低一级的祖宗祭祀而已。
可韦后决意要突破礼制。
武曌破得,我为何破不得?
其实,不管是当年的武后还是现在的韦后,对祭祀活动本身都不可能有什么兴趣。她们真正想要的,只是对礼制的突破而已。
因为只有突破礼制,才能最大程度地凸显她们的个人权威。
于是,在韦后的授意下,国子祭酒祝钦明等人随即提出动议,认为应该由皇后在南郊祭祀中主持亚献。但是此议立刻遭到太常博士唐绍等人的反驳。双方为此大打口水仗,各自引经据典,一时间竟也相持不下。不过,无论是国子祭酒还是太常博士,都只能提提建议而已,根本作不了主。最后的裁定权,还是在负责制订礼仪规程的宰相手里。
而这个宰相,就是侍中韦巨源。所以这场口水仗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韦巨源随即向皇帝提出,应该由皇后主持亚献。李显当然马上就批准了。
紧接着,祝钦明等人又得寸进尺,居然提出由安乐公主主持“终献”(第三轮献礼)。唐绍等人怒不可遏,再次据理力争。最后祝钦明等人自知理屈,只好悻悻作罢,结果是由韦巨源主持终献。
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十一月十三日,韦后梦寐以求的祭天大典终于在长安南郊举行了。
她站在高高的祭坛上,想象着武曌当年参与泰山封禅的情景,内心深处泛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喜悦和满足。极目望去,深冬时节的少陵原满目萧瑟,万物凋零,但是韦后的心中却是一派春意盎然,脸上也荡漾着一片傲人的春光。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再往前迈一步,就是人间的极顶,就是帝国的巅峰,就是武曌当年曾经缔造过的那片旷古未有的女主乾坤!
那里有着怎样异乎寻常的山河日月,又有着怎样撼人心魄的生命体验呢?
北风在天地间奔涌呼啸,祭坛上的韦后神思迷离,裙裾飘飘。她恍惚觉得自己立刻就要迎风而起,振翅飞翔,遨游在那片崭新而神奇的国度之上……
那里有一种激情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
那里有一种梦想像鲜花一样灼灼绽放。
韦后醉了,彻底醉了。
有人说过,权力的美酒比世上的任何佳酿都更能使人迷醉,也更易使人疯狂。
【安乐公主:新女性的代表】
没有人会否认,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在古代中国,男性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制定了一套男权至上的意识形态和游戏规则,而绝大多数女性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庸,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参政议政了。
然而,武曌却颠覆了这个传统。
虽然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无法用她掌握的权力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更谈不上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她却用她的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女人并非天生是男人的附庸,也并非注定与权力无缘;女人也有能力统治天下,也有资格统治男人!
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曌对男权社会的颠覆只能是一种个人行为,不可能具有制度变革的性质,但她的行为足以对后来的女性形成强大的诱惑力。在她之后,许多女性对权力的热望便被不可遏止地撩拨了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就像春天里疯狂生长的藤蔓,又像冬眠中被猝然惊醒的蛇一样,那种潜藏在她们内心的权力欲望一旦被唤醒,就再也无法被压抑和禁锢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后武曌时代,把武曌的人生故事视为励志教材和成功宝典的,绝不仅仅只有皇后韦氏一人。人们不难发现,在著名政治女性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闪现着一些武曌的余光魅影,也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对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渴望。
除了一线的这些政治女性,中宗一朝的政坛上还活跃着一群极度热衷权势的女人,她们是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的姐姐),郕国夫人(韦后的妹妹),沛国夫人郑氏(上官婉儿的母亲),内宫女官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等。
景龙年间,以安乐公主、上官婉儿为首的这群女人恃宠弄权,卖官鬻爵,俨然组成了第二个帝国政府,与大唐吏部同时行使职权,有时甚至凌驾于三省六部之上。一时间,无论你是杀猪的屠夫,卖货的小贩,还是卑贱的奴仆,只要能凑够三十万钱孝敬这些神通广大的女人,马上就有一张写着你名字的任命状递进中书省,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双关语:一指任命状的封口是斜的,一指由特殊渠道任命)。
从此,形形色色的另类乌纱开始在大唐官场漫天飘飞。诸如“员外官”“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判官”“知官”等各式花样纷纷出炉,任君选购,不仅琳琅满目,品种齐全,而且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由于“斜封官”的销售形势太过火爆,花钱买官等待任命的人太多,大唐吏部不得不在长安和洛阳各设两个吏部侍郎,一年遴选四次。可即便如此,每年排队等待任命的人还是有数万之多。后来,安乐公主等人干脆绕开中书省和门下省,直接把任命状下达各部司。两省的主管官员也不敢过问,只能任由这些乌七八糟的斜封官直接到各级衙门走马上任。
景龙年间,由于后党正处于权力的上升期,气焰极为嚣张,所以太平公主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尽量不与后党正面抗衡。职是之故,一直把太平公主视为潜在对手的安乐公主便越发得意忘形,有恃无恐,其影响力一度超越了太平公主,俨然成为新一代政治女性的代表。
在中宗李显的宠爱和纵容下,安乐公主几乎成了一个无冕宰相,朝中宰相以下的各级官员,超过半数以上出自她的引荐。除了大力培植党羽,左右朝政之外,安乐公主还极力在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富贵。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与姐姐长宁公主斗富。斗富的主要手段,是大兴土木,修建豪宅。在她们的竞赛活动中,一座比一座更堂皇的府第,一处比一处更富丽的别墅,争先恐后地拔地而起,傲然屹立在瞠目结舌的世人面前。当时的人们都说,两位公主的豪宅虽然规模不比皇宫大,但是其奢华和精巧的程度,却比皇宫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进行豪宅大赛,安乐公主和长宁公主还有一项别出心裁的竞技活动,那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抢人。
准确地说,是两位公主竞相放纵自己的家奴,把人抢回来当奴婢和仆役。
看谁抢的人数多,质量好,看谁抢的模样俊,块头大!
有一个叫袁从之的侍御史实在看不过眼,就秉公执法,将公主那些为虎作伥的家奴逮捕治罪。两个公主立刻向父皇告状。中宗李显赶紧下达手谕,命袁从之放人。袁从之上疏说:“陛下放纵公主的家奴掳掠良家子女,如何治理天下?”
可是在中宗李显看来,能让两个宝贝女儿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几个百姓的子女又算得了什么?真是小题大做!
最后,李显还是坚持让袁从之释放了公主的家奴。
就在“豪宅大赛”和“抢人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安乐公主就觉得不过瘾了,因为这样很难分出胜负。最后安乐公主灵机一动,就去找父皇李显,开口就要父皇把长安城内最著名的风景区之一——“昆明池”赐给她。
李显顿时吓了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