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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

_54 王觉仁(当代)
这昆明池可不是一般的小池塘,它是大有来历的。
据班固在《汉书》中记载,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象滇河”。亦即仿造昆明的滇池,在上林苑开凿了方圆数十里的昆明池。汉武帝之所以开凿这个人工湖,并非出于娱乐目的,而是出于军事用途。如《史记·平准书》记载:“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这就是说,当时南越(今越南)欲与汉军在海上进行船战,汉武帝为了训练士兵的水上作战能力,便修建了昆明池,让士兵在此用楼船演习水战。只是到了后来,昆明池不再专门用于军事训练,而是逐渐具有了旅游、养鱼、蓄洪等多种功能。
到了唐朝中宗年间,昆明池不但成了历史悠久的人文古迹和风景名胜,而且还是附近许多百姓打渔捕虾赖以维生的地方。如果把它赐给安乐公主,成了她的私人领地,不仅长安官民失去了一处踏青休闲的游览胜地,而且断了附近百姓的生计。中宗李显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拒绝了这个要求。
安乐公主大为懊恼,一怒之下,竟然强占了长安城南方圆四十九里的民田,然后仿照昆明池,开凿了一个比它更大的池子,取名“定昆池”(顾名思义,就是要压过昆明池一头的意思)。池子凿好后,安乐公主又命人仿造华山形状,在池中央修筑了一座巨大的假山,并引水到山巅,使其形成一道瀑布飞泻而下,远远望去,状若银河;同时又在山上修路、筑亭、造桥,“飞阁步檐,斜桥磴道,衣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穷天下之壮丽”。(《朝野佥载》卷三)
比之昆明池,定昆池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当即引来了无数百姓的赞叹,也吸引了许多达官贵人既羡且妒的目光。
这一切,无不让安乐公主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面对烟波浩渺,穷极壮丽的定昆池,长宁公主也只能甘拜下风,自愧弗如。
然而,安乐公主的炫富行动并未就此终止。
很快,她又作出了一个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举动,挖空心思地打造了一条史上最贵的裙子——百鸟羽毛裙。
据史书记载,这条裙子价值一亿钱!之所以如此昂贵,一是制作材料非常特殊,二是人工成本出奇高昂。
为了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安乐公主命人专程到各地捕杀各种珍禽异鸟,采集它们身上的羽毛,然后精心挑选出其中最惊艳、最绮丽的一小部分,命能工巧匠用手工编织在裙子上。这样做成的裙子,据说“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资治通鉴》卷二○九)。意思是说,从正面看,从侧面看,在阳光下看,在阴影中看,这条价值连城的裙子就会焕发出四种不同的色彩。如果再仔细看,会发现上面绣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的图案都极端小巧,只有米粒大小,而且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如此材料,如此工艺,如此效果,当然可以称得上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了。所以百鸟羽毛裙一问世,立刻在长安引起轰动。从此,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士绅百姓家中的女眷,都纷纷效仿,争做百鸟裙。一时间,“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尽,至于网罗杀获无数”。(《朝野佥载》卷三)
这是一条裙子引发的生态灾难。那时候还没有动物保护法,所以乱捕滥杀也没人来管,很多珍稀鸟类很可能就这样灭绝了,或者变成了濒危物种。
景龙年间,安乐公主无比自豪地发现——自己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大唐帝国最夺人眼球的女人!
无论是与长宁公主进行豪宅大赛,还是在大街上进行抢人比赛,或者是定昆池的修建,再或是百鸟羽毛裙的问世,都一再证明了她的与众不同与至尊无敌,也无不让她成为舆论的焦点和时尚的风向标。
到了景龙二年冬天,安乐公主又独领风骚地火了一把,再度成为长安百姓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冬天里的这把火是安乐公主的第二次婚礼。中宗李显似乎是为了抚慰她一度孀居的不幸,所以特地为她举办了一场空前盛大的婚礼,其规格、排场和轰动效应,都远胜于第一次。
公主的新驸马,是前夫武崇训的堂弟——武延秀。
说起这个武延秀,也是知名度颇高的一个人物。他是长安城内数得着的美男子,曾在圣历年间被武皇远“嫁”东突厥,与默啜可汗之女和亲,没想到默啜有意刁难,说他想要的女婿是李唐的皇族贵胄,不是身份低微的武氏小儿,硬是把他给“退货”了。
武延秀虽然没当成可汗的女婿,但是去塞外走了一遭,却学会了突厥舞。回国后,每逢大小宴会,武延秀都会秀一把他的异域风情。俊美的容颜加上曼妙的舞姿,使他更显得风流倜傥。后来他堂兄武崇训与安乐公主成婚,武延秀又在宴席上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回,顿时赢得满座喝彩。
武延秀没想到,就是这次献舞,竟然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大转折点。
因为安乐公主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从此,安乐公主就经常借故让武延秀到她府上去玩。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很多事情心照不宣,所以一来二去,叔嫂二人就把好事办了,只是碍着有武崇训在,不得不偷偷摸摸。后来武崇训一死,两人就完全没了顾忌,成天出双入对,卿卿我我,从一对野鸳鸯变成了一对人所共知的“无证夫妻”。中宗李显一见孀居的女儿又有了新爱人,赶紧给他们发结婚证,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皇帝为安乐公主举办的这场婚礼异常高调,不仅派出了皇后的仪仗队,而且动用了禁军作为护卫,甚至命令相王李旦亲自护送公主的花轿,以彰显婚礼的隆重。成婚翌日,李显宣布大赦天下,并擢升新驸马武延秀为太常卿兼右卫将军,随后又召集文武百官,在两仪殿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席间,李显让安乐公主起身拜谢公卿,可公卿们哪敢接受这个天下第一跋扈公主的拜礼,未等她起身离席,就全都趴在地上叩拜如仪了。
看着满朝文武诚惶诚恐,毕恭毕敬的表情和动作,安乐公主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无遮无拦地笑了。而尤其让她感到万分得意的是,一直与她明争暗斗的姑母太平公主,竟然也在这时候向她露出了一个带有奉承意味的微笑。
不仅如此,这个昔日高傲无比的太平公主还携夫君武攸暨起身离席,为众人献上了一支双人舞。虽然太平公主嘴上说是要把这支舞献给皇帝,祝皇帝天寿永享,但是安乐公主看得出来——太平公主这是在向她示好。
权势真是一个好东西。一旦你拥有权势,人人都会向你示好,就连对手也要向你露出谄媚的微笑!假如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情形又会变成怎样呢?
安乐公主禁不住浮想联翩。
要怎么才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势呢?
【“和事天子”李显的幸福生活】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皇权专制的国家,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始终有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在代表皇帝履行统治职能,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一切事务的最高裁定权和最终解释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换句话说,文官政府充其量就是这个国家的躯干和四肢,惟独皇帝才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所以,如果这个灵魂的品格、才智和能力是上乘和优秀的,那么他所领导的文官政府就较有可能体现出廉洁、高效和睿智的品质;反之,帝国政治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陷入腐败、混乱和黑暗。
用黑格尔的话说,古代中国的这种统治模式是“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所以“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家长”的皇帝当然就“必须担任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黑格尔《历史哲学》)
正是由于这种“家长制”的政治传统几千年延续不断,中国的老百姓才会像嗷嗷待哺的幼儿一样,把社会的清明和自身的福祉全都寄望于“圣主明君”的降临。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寄望通常都会落空。
因为老天爷降下圣明天子的概率通常不会比我们今天中彩票的概率高。像唐太宗李世民这种世所公认的英明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即便不说独一无二,至少也是千载难逢。大多数时候,老百姓殷切盼来的天子,在才智和能力方面往往只能归于平庸一类,其道德品质也不见得比一个普通百姓更加高尚(甚至有可能更加卑下)。因为皇帝的权力归根结底是不受制约的,所以他的欲望就更有机会膨胀,他的品质也就更有可能败坏。
比如眼下的大唐皇帝李显,就绝对不属于“不断行动,永远警醒”“道德的、辛勤的”那一流。他治下的帝国政府虽然还没有败坏到“一切废弛,全部解体”的地步,但也早已是腐败丛生,一团糜烂了。也许是房陵那十几年的幽禁生涯让李显受够了苦日子,所以景龙年间的李显很像是要把失去的享乐拼命捞回来的样子,几乎从不把心思放在朝政上,天天都在变着花样地寻欢作乐。
除了时常召集一帮佞幸之臣嬉戏宴游之外,李显还在内宫开辟了一块“集贸市场”,让宫女们扮成商家,开设各种店铺,再让公卿百官扮成商贩,和她们做生意,谈买卖,用市井俚语讨价还价,甚至用污言秽语吵架谩骂。而李显和韦后则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观赏这种原生态的“市井生活”,经常被逗得哈哈大笑,乐不可支。
李显还喜欢体育活动,最热衷的项目当属打马球。在天子的示范效应下,当时朝野上下的马球运动蔚然成风。安乐公主的前夫武崇训、长宁公主的驸马杨慎交等人,包括青少年时代的李隆基,都成了马球高手。据说有一次吐蕃组团来长安与唐人比赛,武崇训、杨慎交、李隆基就曾以四人组队迎战对方的十人队,结果还大获全胜。
李显本人爱好运动,当然也希望人人跟他一样,所以经常举办群众性的拔河比赛。一般参加这种比赛的都是年轻活泼的宫女,可这样的比赛看久了,李显不免厌烦。于是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就把朝廷三品以上的大员全部召集到了球场上,命他们分组进行拔河。可怜这些当朝大员大多已老态龙钟,比如宰相韦巨源、唐休璟等人,都已是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可君命难违,也只好硬着头皮参赛。结果比赛开始后,绳子刚一拉,韦巨源、唐休璟等人就摔得四仰八叉,一把老骨头几乎散架,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每当这个时候,观众席上就会响起天子李显、皇后韦氏、安乐公主以及一大群嫔妃宫女的笑声。
她们的笑声是如此欢快,可在这些老臣听来却无比刺耳。
碰上这样的昏庸天子,这些帝国大佬的权力和富贵固然没什么失落的危险,可他们的人格和尊严就只能扫地殆尽了。
没办法,凡事总有代价。倘若他们希望保住权力和富贵,就只能割舍人格和尊严。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
所以,别说天子喜欢看他们拔河,就算天子喜欢看他们裸泳,这些老家伙估计也会扒光了衣裤往水里跳。
在李显眼中,他统治下的大唐帝国虽然没什么骄人的文治武功,但却足以称得上是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小康之世。尤其是李重俊政变后的这几年,他觉得到处是一派歌舞升平,整个世界都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在这种时候,他当然会本能地抵拒一切不和谐的事物。
然而,有一天在朝会上,一件不和谐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个叫崔琬的监察御史,突对两个朝廷高官发出了严厉的弹劾。
他弹劾的是后党的核心成员、当朝宰相宗楚客和纪处讷。崔琬指控他们暗通西突厥,收受重贿,导致边境不安,请求皇帝予以严惩。这个罪名非同小可,而且遭到弹劾的又是两个最得势的宰相,所以文武百官不免暗暗心惊,预料到帝国政坛必将因此掀起一场死斗。
依照大唐律法,大臣在朝会大殿上遭到弹劾时,应该俯首弯腰退出大殿,到自己的衙门中听候处理。可恼羞成怒的宗楚客竟然无视朝规,不仅不退下,而且厉声辩白,大骂崔琬诬陷。
在正常情况下,皇帝无论多么偏袒宰相,也应该让他们以身作则,先依照惯例退下,过后再慢慢找借口替他们开脱。如此,才既不会坏了朝廷规矩,又能保住自己的宠臣。
然而,李显根本没这么做。
他为了保持和谐,非但不做追究,反而当场命令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握手言和。于是,这件令人心惊的弹劾案就稀里糊涂地了结了。
如此荒诞的一幕,顿时令满朝文武啼笑皆非。
崔琬与宗楚客最后到底有没有结成兄弟没人知道,但是人们却因此给皇帝李显送了一个绰号——“和事天子”。
和事天子喜欢和稀泥,所以不仅对朝政的黑暗视而不见,对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也显得出奇地宽容。比如他头上帽子的颜色,就绿得触目惊心,可他却不以为意。
古代皇帝的后宫泛称“三千佳丽”。按照唐制,李显拥有一皇后、四妃、九嫔、九婕妤、九美人、九才人、二十七宝林、二十七御女和二十七采女,除了这八级,一百二十一个人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宫女。
然而,老婆太多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普通百姓的老婆只有一个,万一老婆红杏出墙,绿帽子顶多也就戴个一顶两顶,可皇帝的老婆群一旦红杏出墙,那绿帽子可就数以千计,蔚为壮观了。
很不幸,中宗李显正是这样一个拥有壮观绿帽的皇帝。
首先来看他的第一夫人——皇后韦氏。
自从武三思死后,韦后的凤榻就比以前寂寞和冷清多了。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她的身边就出现了两个年轻貌美的男人:一个是精通医术的散骑常侍(宫廷高级顾问官)马秦客,一个是善于烹饪的光禄少卿(宫廷膳食部副部长)杨均。
每当韦后身体有某种不适,她就会频频传唤马秦客,而医术高明的马秦客当然不会令她失望,总是能够“药到病除”。每次马秦客离去之后,太监和宫女们总能看到韦后脸上焕发出一种异样的神采。除此之外,韦后还忽然喜欢上了饮食营养学,所以时常单独召见杨均,和他在一起切磋一些营养保健方面的学问。切磋既久,自然效用显著。韦后的容颜便愈加散发出一种少女般的光泽。所以,一些侍奉过则天皇后的老太监都说,如今韦后的精神状态真的跟当年的武后如出一辙,貌似越活越年轻了。
不仅第一夫人的宫闱生活多姿多彩,李显的其他妃嫔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
由于李显毫无原则的纵容,上官婉儿和后宫的一些得势嫔妃悍然打破自古以来的宫廷规矩,纷纷在宫外建立私第,而且多数时间都住在私第里,什么时候入宫,什么时候出宫都没人管束,简直称得上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自由度最高的后宫嫔妃。和历朝历代那些“一入宫门深似海”的深宫怨妇比起来,上官婉儿等人几乎不能叫嫔妃,而应该称为唐朝后宫的高级白领。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比现代的职业女性更自由,也更幸福。因为她们上下班都不用打卡,不想去还不用请假,同时又没有业绩压力,各种福利待遇还高得没边,实在是让人羡慕死了。
既然这些白领丽人兼有美色和权势,而且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宫外,那她们身边当然不会缺男人。朝中的一些官员如蚁附膻,纷纷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从之游处,以求进达”。(《资治通鉴》卷二○九)
这种时候,要说这些女人还会自觉自律地抵拒诱惑,为皇帝李显守身如玉,那显然就是扯淡了。比如上官婉儿身边,就经常有一个美男子朝夕相伴。这个男人就是当初武三思的鹰犬崔湜。
既然上官婉儿等妃嫔大多时候都住在宫外,那她们身边必然会有一大批侍候起居的普通宫女。可以想见的是,这些寂寞难耐的宫女一旦有机会在宫外生活,一颗颗驿动的芳心自然也会去寻找各自停泊的港湾。
史书中有一则“后宫红杏集体出墙”的记载,就足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那是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元宵节的晚上,李显携韦后微服出行,到闹市去观赏花灯,同时把几千名宫女放出宫去游玩,没想到大多数宫女竟然集体失踪,从此一去不回,让李显目瞪口呆,懊悔不迭。
这几千不辞而别的宫女到底上哪去了呢?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绝对不敢回自己的家乡,因为她们当年入宫都是登记在册的,逃回老家的唯一结果就只能是抓回来治罪。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她们从此隐姓埋名,改头换面,毅然决然地追求自己的终身幸福去了。
当皇帝当到李显这份上,被自己的妻妾戴上数以千计的绿帽,也算古往今来只此一个了。
唐中宗李显连自己的老婆们都管不住,自然很难希望他管好手下的文武百官。所以他在位时的大唐朝廷,可以说是开国将近一百年来最腐败、最混乱、最糜烂的一届政府。
景龙年间的帝国政坛上,不仅有一大群政治女性恃宠弄权,贪赃枉法,搞得斜封官满天飞,而且掌管大唐吏部,本身也不是什么好鸟。
在不算太短的时间内,朝廷两个握有实权的吏部侍郎居然都是武三思当年的鹰犬:一个是崔湜,一个是郑愔。
武三思死前,崔湜只不过是个中书舍人,可自从成为上官婉儿的情人后,就开始飞黄腾达了,先是升任中书侍郎,很快又兼任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赫然进入了宰相行列。郑愔也差不多同时擢任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这两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政治投机客共同执掌朝廷的吏部后,便利用手中的人事大权,倾力交结权贵,大肆贪赃受贿,所录用的官员经常超过原定的编制;有时因收受重贿,职位缺额又不够,就寅吃卯粮,提前支取后三年的缺额,把大唐的选官制度败坏得一塌糊涂。
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崔湜得势后,他老爸也不甘寂寞,硬是捞了一个国子司业的官,然后整天正事不干,专门帮着儿子卖乌纱。
当然,乌纱都是由儿子给,钱却是落入老崔自己的腰包。有一阵子生意太好,老崔光顾着收钱,把人家托付的事给忘了,没跟儿子打招呼。那个买官的仁兄兴冲冲地交了钱后,左等右等,却始终等不到官做,就去找崔湜告状,说:“崔大人,您有个亲戚收了我的钱,为什么不给我官做?”
崔湜勃然大怒:“哪个亲戚收了你的钱?看我不把他乱棍打死!”
那人冷笑:“千万别,您要是把他打死了,可得守孝三年啊!”
崔湜闻言,才知道是他老爸干的好事,顿时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墙缝钻进去。
崔湜和郑愔如此丧心病狂地大搞腐败,自然引起了少数正直朝臣的愤慨。几个御史暗中搜集了一堆铁证,在一次朝会上突然对他们发起了弹劾。
看着御史呈上来的这些确凿无疑的证据,李显终于如梦初醒,慌忙将二人逮捕下狱,命监察御史裴漼审理。
眼见后党的两个骨干一下子被告倒了,安乐公主马上跳了起来,亲自出马去找裴漼,又是威胁又是利诱,让他识相一点,将崔、郑二人从宽发落。没想到裴漼根本不买她的帐,反而在次日朝会上弹劾她妨碍司法公正,并且当天就判处郑愔死刑、崔湜流放。
关键时刻,李显再次和起了稀泥。他匆忙下旨,将判为死刑的郑愔赦免,改判为流放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将判为流放的崔湜赦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
可即便如此,后党的人还是不依不饶。
尤其是上官婉儿,一看自己的情夫要被贬到那鸟不拉屎的边瘴之地,马上和安乐公主、驸马武延秀一起去找李显,拼命为崔、郑二人求情辩护。李显不愧是天下第一和事佬,赶紧又作出改判,让崔湜当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刺史,郑愔改任江州司马。
一件证据确凿的铁案,居然被皇帝如此轻描淡写地了结了;两个罪行昭彰的败类,居然如此轻易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御史们义愤填膺,但是却无可奈何。
而更让人们愤怒和无奈的是,没过多久,崔湜就大摇大摆地回到长安,官复原职了。原来皇帝对他的贬谪,纯粹是做做样子而已。
朝政腐败到了这个程度,人们夫复何言?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一转眼中宗李显已经五十五岁了。在他这个年纪,祖父太宗皇帝已经作古四年,父亲高宗皇帝也已经病入膏肓,即将不久于世,惟独李显在这个岁数上还是身心康泰,无病无殃。
李显甚感欣慰。
他觉得,照自己这个精神头,起码再活个二三十年不成问题。
然而,此时的李显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幸福的生活将在这一年戛然而止,他健康的生命也将在这一年无疾而终。
按照佛教的说法,每个人的福报,亦即每个人应该享有的幸福、快乐、成功、寿命等等,就像是银行的一个存款账户。你如果懂得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并且懂得利乐人群,造福社会,那么你就等于是在向账户里头存进更多款项;而假如你耽于声色,纵情享乐,对自我、他人和社会都产生了太多负面作用,那么你就是在拼命支取你的银行存款,等到账户余额显示为零的时候,对不起,福报享尽,你这一生的游戏也就结束了。
而李显在这些年里的所作所为,显然是把自己的福报当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银山,于是拼命挖掘,尽情挥霍……
所以,在五十五岁这一年的夏天,他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丧钟为谁敲响?】
自从几个不畏权贵的御史弹劾宗楚客和崔湜相继失败后,朝中少数仍抱有正义感的官员对时局就心灰意冷了。因为有这样一个黑白不分,稀里糊涂的天子在位,帝国政治就只能是乌烟瘴气,一团糜烂,所以那些正直的朝臣到头来也只能独善其身而已,再也没有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动力了。
然而,就在满朝文武都在令人失望的现实面前保持沉默的时候,帝国的底层却传来了几声微弱却又清晰的呐喊。
首先,一个叫郎岌的定州士人大胆上书皇帝,说出了朝野上下人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韦后和宗楚客等人擅权乱政,迟早会谋逆作乱!”
听到如此强烈而直接的指控,韦后顿时暴跳如雷。她马上去找皇帝告状,要求杖杀上书者。李显二话不说,立刻命人将郎岌乱棍打死。
可是,有道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布衣郎岌刚刚因为说真话掉了脑袋,随即又有一个叫燕钦融的低级军官再度上言:“皇后淫乱,干预朝政,致使外戚坐大;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这些人,都有危害社稷的图谋!”
这一次,中宗李显终于觉着有些不对劲了。
如果说布衣郎岌胆敢大放厥词是因为他脑子坏了,那么燕钦融明知道这么干只有死路一条,为什么还要往刀口上撞?难道他们都疯了?
李显想了好几天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最后决定亲自召见燕钦融,听听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在许州担任司兵参军的小官燕钦融,破天荒地得到了天子的召见,来到了长安。
在皇帝面前,燕钦融面不改色,侃侃而谈,一一指陈朝政的弊端,并且毫无惧色地对韦后一党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李显听完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无力地摆了摆手,示意燕钦融退下,既不作任何表态,也不对他作任何追究。
就在天子接见燕钦融的同时,宰相宗楚客也寸步不离地守在殿外。燕钦融一退下,马上就有眼线向宗楚客通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宗楚客立刻感觉有些不妙。因为皇帝虽然没有表态,但他对燕钦融的那番“大逆不道”之言居然保持沉默,而且又没有治他的罪,这足以说明——皇帝已经默认了燕钦融对后党的指控。
这还得了!假如皇帝真信了他说的话,那岂不是大祸临头了?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司兵参军,竟然敢在皇后、公主、驸马、宰相的头上屙屎屙尿,而且还能毫发无损地走出太极宫,这样的事一旦传开了,朝中的谏官一定会趁此机会对后党群起而攻,他宗楚客日后还怎么混?
不行,决不能放过这小子!
可皇帝摆明了就是要放他一马,自己一时间又找不到什么借口收拾他,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出太极宫,走出长安城?
不,老子今天就算得罪皇帝,也一定要把你小子灭了!
一想到这里,宗楚客就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假造了一道皇帝诏书,然后飞身而起,跑到飞骑营召集了一帮禁军侍卫,最后终于在宫门附近截住了即将离去的燕钦融。
一追到人,宗楚客马上命令禁军开打,十几个人拳脚齐下,很快就把燕钦融打了个半死。接着,宗楚客又命人抓住他的脑袋往石头上撞,最后当场扭断了他的脖子。
看着桀骜不驯的燕钦融终于像一条破麻袋一样瘫软下去,宗楚客忍不住大呼痛快。
宗楚客固然是痛快了,可有一个人却很不痛快。
他就是天子李显。
光天化日之下,当朝宰相居然敢在皇宫中杀人,而且还是矫诏杀人,这也太无法无天了!你宗楚客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天子放在眼里?暂且不论你的矫诏之罪,也不论你知法犯法之罪,单单看你的杀人动机,就够耐人寻味了。你为什么非要打死燕钦融不可?这不恰好证明你做贼心虚吗?如果燕钦融的控告纯属诬陷,你大可以在大唐律法规定的范围内,启动正常的司法程序,定他一个诽谤罪,按“反坐法”来惩治他,同时还你自己一个清白。可你偏偏不这么做,而是恼羞成怒地杀人灭口,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不是恰好坐实了燕钦融对你的指控吗?
李显越想越不爽,巴不得马上拿宗楚客问罪。
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大,远不是宗楚客一个人的问题,假如拿他开刀,皇后和裹儿肯定会站出来阻挠……一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宝贝女儿,多年前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那一幕马上又浮现在李显的眼前。
想到这里,李显的满腔怒气顿时消失了大半。
说到底,他还是太爱她们了。所以,他永远不希望和她们发生任何意义上的不愉快。假如对燕钦融一案穷追不舍,结果证明他所指控的都是事实,那李显该怎么办?当所有事情全部掀开,一切都暴露在阳光底下,李显有勇气直面真相吗?
没有。
与追究真相比起来,李显似乎更在乎与妻女保持一贯的和睦关系,同时也更在乎眼下的幸福生活——即便为了保持这种关系和这种生活,他要以一定程度的“无知”作为代价。
燕钦融被杀之后,李显虽然没有对宗楚客等人作任何追究,但内心难免“怏怏不悦”(《资治通鉴》卷二○九),因而脸上便不由自主地罩上了一层阴霾。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阴霾。韦后和宗楚客等人看在眼里,顿时感到了深深的忧惧。
他们知道——皇帝被惹恼了。
虽说这是一个一贯温柔得像头绵羊的皇帝,可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是手中仍然握有生杀大权的皇帝。
自从“燕钦融事件”后,韦后便隐隐感到皇帝注视她的目光中,似乎多出了一丝狐疑和闪烁。虽然她并未因此中断与马秦客和杨均的暧昧关系,但是每当和他们云雨交欢时,韦后却总有一种如芒在背之感。
黑暗中,似乎有一双冷冷的眼睛在窥视着她。
那是一双遭遇背叛的丈夫的眼睛。
一旦这双眼睛蓦然浮现,韦后便会从快乐的巅峰直接坠入不安的深渊。每当这种时候,她总是会猛然推开身上的马秦客或是杨均,一丝不挂地走到铜镜前。
借着微弱的烛光,她看见了一个鬓发散乱,脸色苍白,肌肉松弛的女人。
岁月不饶人啊……她看见铜镜中的这个女人分明有了人老珠黄的迹象,可那个光芒万丈的女皇梦,却还距离她如此遥远。
还要等待多久,她才能拥有跟武曌一样的自由、快乐和权力呢?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韦后不知道。
她只知道,自己的老公李显还活得十分健康,他分明遗传了他母亲武曌的体质,一点都不像他那个一辈子都病恹恹的父亲李治。按照李显目前仍然良好的身体状况来看,再活个二三十年似乎都不成问题。倘若如此,自己十有八九会死在他的前面,还做什么女皇梦呢?还侈谈什么母临天下,女主乾坤呢?
所以,不能再等下去了。韦后想,如果不能主动敲响李显的丧钟,就只能坐等自己的丧钟敲响!
别无选择!老娘豁出去了……
决心已定,韦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女儿安乐公主。
韦后知道,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像她女儿这么迫切渴望她当上女皇。
因为,只有她当上女皇,安乐公主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女。
所以,为了共同的利益,她们没有理由不走到一起,更没有理由不联手行动。
此时此刻,在韦后和安乐公主眼中,夫君已经不再是夫君,父皇也已不再是父皇,而是横亘在她们权力之路上的一个障碍——一个亟待粉碎的巨大障碍。
此时此刻,对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来说,所谓的爱情和亲情已经变成一种既可笑又脆弱的东西。在巨大而真实的权力面前,爱情和亲情又算什么呢?除了让人变得优柔寡断,无所适从,变得软弱愚蠢又不堪一击之外,还能给人带来什么呢?
在这一点上,她们一致认为,当年的女皇武曌就做得很好。别人都背负着感情的锁链,惟独武曌抛弃了这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只有她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并且掌控所有人的命运。
这些年来,韦后和安乐公主一直在锲而不舍地思考一个问题——武曌能够做到的事情,她们难道就不能做到吗?在这个帝国,难道就只能出现一个名叫武曌的女皇吗?
现在她们终于可以大声地作出回答:我不相信!
于是这一年夏天,便有了一碗汤饼(唐朝流行的面食,类似于现在的面条)与两双手的相遇。
汤饼是看上去很普通的汤饼。
手是两双看上去很纤弱的手。
可当这碗汤饼和这两双手相遇之后,汤饼就不再是普通的汤饼,手也不再是纤弱的手。
因为这碗汤饼毒死了一个皇帝。
因为这两双手,从此紧紧扼住了帝国的咽喉……
【中宗暴崩】
景龙四年六月初二,唐中宗李显吃过一碗汤饼后,忽然七窍流血,暴崩于太极宫的神龙殿。
韦后秘不发丧,于次日召集宰相们进入内宫,小范围通报了皇上宾天的消息。还没等宰相们回过神来,韦后旋即有条不紊地发布了一系列命令:
从京师附近紧急征调五万名府兵进入长安戒备,同时把这支部队的兵权分别交给了驸马都尉韦捷(韦后侄子,娶李显女儿成安公主),韦灌(韦后侄子,娶李显女儿定安公主),卫尉卿韦璿(韦后的族弟),左千牛中郎将韦琦(韦后侄子),长安令韦播(韦后侄子),郎将高嵩(韦后外甥);其次,命中书舍人韦元(韦氏族戚)率兵在长安城内巡逻,维持治安;最后,命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率五百人迅速进驻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严密控制软禁在此的李显次子谯王李重福。
尽管天子暴崩的消息让宰相们感到了无比的震惊,但是此时的宰相班子绝大多数是后党成员,所以韦后的命令当即得到了执行。
全面控制住京师长安的局势后,韦后又在同一天,将五名后党成员全部擢升为宰相,以加强对政治中枢的控制。这五人分别是: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其中,裴谈和张锡原本都在东都担任留守,韦后此次没有调动二人的岗位,只是在他们的原职务上又加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其用意非常明显,就是通过对这两个留守的笼络,加强对东都洛阳的遥控。
做完这一切,韦后终于牢牢掌控了帝国的最高权力。
接下来,韦后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刚刚到手的巨大权力合法化,并且常态化?
换言之,韦后必须扶植一个人来当傀儡天子,然后像当年的武后那样,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摄政,其权力才能得到巩固,才能在此基础上向女皇之位发起冲刺。
那么,要挑选谁来充当这个政治花瓶呢?
当然只能从李显的儿子中来选。
李显一共生有四个儿子,老大李重润和老三李重俊都死了,所以剩下的人选只有两个。一个是流放均州的老二,时年三十一岁的谯王李重福;再一个就是李显的幼子,年仅十六岁的温王李重茂。
按照立嫡以长的古代政治传统,李重福绝对比李重茂有资格入继大统。然而,韦后绝对不会选他。原因有二:其一,他已年长,不易控制,当然不适合当傀儡;其二,韦后跟李重福有血海深仇。
韦后为什么跟他有仇?
这就要从多年前的一桩公案说起。
李显的长子李重润是韦后亲生,当年一出生就深受高宗李治的宠爱,还不到一岁就被立为皇太孙,并且开府置僚属,这无疑是早早确立了他的皇位继承人身份。当时的韦后欣喜万分,因为有这样的儿子做靠山,她后半生的权力和富贵就有了保障。然而,让韦后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李重润十九岁那年,因对二张乱政不满,在背后肆意抨击,结果被人一状告到武曌那里。武曌勃然大怒,当即向李显施加压力,迫使他逼杀了李重润。
和李重润一起罹难的,还有妻子永泰郡主,以及她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
这场变故对韦后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她自然就把满腔怒火对准了那个出卖他儿子的告密者,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在韦后看来,这个杀千刀的告密者,正是李显的次子李重福。
韦后之所以咬定李重福是罪魁祸首,是因为她相信,李重福比任何人都更具备告密的动机。首先,他排行老二,只要抓住机会整死老大,他就最有资格成为太子;其次,他老婆是张易之的外甥女,作为二张得势的受益者,他们夫妻俩自然容不得别人非议二张。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李重福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告密者,但这并不影响韦后的上述判断。于是从李重润死的那一天起,李重福就成了韦后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到了神龙元年,李显刚一复位,韦后就迫不及待地把李重福流放到了均州。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韦后都决不可能扶立李重福。
因此,年幼的温王李重茂就成了傀儡天子的不二人选。
然而,废长立幼不合礼制,如果以韦后的懿旨强行拥立李重茂,势必招惹非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韦后决定假造一份天子遗诏,在遗诏中宣布由温王李重茂即皇帝位,并由她以太后身份临朝摄政,这样就没人敢说三道四了。
韦后把这个伪造遗诏的任务,交给了她信任的后党成员,专门负责宫中诏命的“女中宰相”——上官婉儿。
接到任务的那一刻,上官婉儿马上意识到,这是决定帝国命运的重大时刻,也是决定她个人后半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换言之,她如果全盘按照韦后的授意来草拟这份遗诏,那就是彻彻底底地把自己跟韦后绑在一起了,日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也没有了半点退路。
这么做妥当吗?
上官婉儿很清醒地告诉自己——不妥。
道理很简单,韦后并不像看上去,或者像她自己认为的那样强大。
在帝国宫廷这个天下最险恶的角斗场上浮沉了大半生,上官婉儿已经炼就了一种鉴人识人的深刻洞察力。她看得非常清楚,如今的韦后虽然一门心思想当武曌第二,但她的智慧、城府、能力、谋略、胆识,包括政治根基和执政经验,跟当年的武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武后三十六岁就开始临朝听政,一直到六十六岁才登基称帝,时隔整整三十度春秋。也就是说,她为了实现自己的女皇梦,整整花了三十年时间来做准备工作,其间耗费了无数的精力和心血,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种种代价。然而,很多人往往只盯着她那眩人眼目的巨大成功,却无视她走过的那条充满了荆棘和血泪的艰辛历程。
反观韦后,从神龙元年开始垂帘听政,迄今也不过五年,而且其中有一段时间,真正大权独揽的是武三思,并不是她韦后。所以,无论是在收拾人心,培植党羽方面,还是在打击异己,铲除政敌方面,抑或是在积累政治经验,锻炼执政能力方面,韦后都还做得非常不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座值得攀登的巅峰都没有捷径可走,任何一处绝美的风光都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所以,只有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去征服一切艰难险阻,你最终抵达的地方才是别人无法逾越的极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韦后要自作聪明,想抄一条近路达到目标的话,那别人也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她,并很快把她踩在脚下。说白了,速成的结果只能是速败,捷径的同义词只能是短路。韦后倘若一味急功近利,心存侥幸的话,其结果很可能是自取灭亡,并且徒然授人以笑柄。
所以,要是把自己的后半生绑在这么一个女人身上,上官婉儿觉得风险太大。
因此,眼下最妥当的办法,就只有利用草拟遗诏的这个机会,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准确地说,就是采取骑墙态度,在不得罪韦后的前提下,为自己多找一座政治靠山。而这样一座靠山,当然就是以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为代表的李唐宗室。
这几年来,尽管随着韦后一党的强势崛起,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都表现得很低调,可他们的政治能量并没有因此而减损。在上官婉儿看来,与其说这两个李唐宗室的代表人物是怕了韦后和安乐公主,还不如说他们是在避敌锋芒,保存实力。暂时保持低调,韬光养晦,是聪明人在眼下最好的选择。
上官婉儿知道,以相王李旦的身份、资历和名望来说,他其实比李显的儿子们更有资格入继大统。因为他毕竟是高宗和武后唯一在世的儿子,而且已经当过一任皇帝,更当过很长时间的帝国储君。无论李旦本人如何淡泊寡欲,谦恭自持,他始终是一面足以凝聚天下人心的政治旗帜。因此,一旦形势有所变化,别人就完全有可能再度拥立他为天子。
那么,哪些人有可能拥立相王呢?
在上官婉儿看来,满朝文武虽然表面上慑于韦后之淫威,其实心向李唐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所以,不排除一些朝臣会拥有跟当年五大臣一样的志向。此外,一直与后党明争暗斗,在朝中拥有极大势力的太平公主,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李唐的江山社稷落入韦后一党的手中,所以,她也完全有可能挺身而出,帮他的四哥夺回天子宝座。还有,相王李旦的五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其中颇有英武果敢之辈(比如相王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就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假如后党要对相王动手,李隆基等人为了自身的安危荣辱,就必然会奋起抗争,拥立他们的父亲即位。
上官婉儿之所以会对相王的这几个儿子如此刮目相看,实在是与近日在长安坊间传得沸沸扬扬的一则预言有关。
长安城的东北角上,有一个隆庆坊,相王的五个儿子就居住在这里。据说在武周时期,这里有一口普通水井有一天忽然往外冒水,而且一冒就不可收拾,到最后竟然把方圆数十顷的地方淹成了一口大水池,时人称其为“隆庆池”。
这池子的来历本来就甚为古怪,到了中宗年间,相王的五个儿子在池的北面建立宅第之后,更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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