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就是狄仁杰。
【重归长安】
狄仁杰一生中两度拜相,加起来的时间总共也才三年多,但却比武周一朝的任何一个宰相更让武曌尊重和信任。因为狄仁杰的人格魅力确实非一般人臣可比。综观狄仁杰宦海浮沉的一生,完全可以用儒家的理想人格“三达德”来概括,那就是——智、仁、勇。
“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面对酷吏的陷害善于权变,这就是“智”;始终坚守道德原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尤其珍爱百姓生命,这就是“仁”;身为刺史,为了维护百姓利益而不惜与宰相公然反目,这就是“勇”。
女皇武曌一生中接触过无数官员,也曾经为了改朝换代和巩固政权而屡屡任用小人和酷吏,但是她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人,往往是利用完后就毫不留情地兔死狗烹。而对于像狄仁杰、娄师德、魏元忠这种德才兼备,有经有权的能臣,武曌却能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并最终都能予以重用。
出于对狄仁杰的尊重,武曌常称呼他“国老”而不称其名,甚至当狄仁杰因重大问题而屡屡与她面折廷争时,武曌也总能“屈意从之”。狄仁杰常以年迈多病请求致仕,武曌始终不许。每当狄仁杰上殿,武曌总是免其跪拜,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资治通鉴》卷二○六)并且特许狄仁杰不用入朝值宿,还叮嘱百官说:“除非军国大事,否则一般政务都不要去麻烦狄公。”种种殊荣,在武周一朝的文武百官中可谓绝无仅有。
惊闻狄仁杰去世的噩耗时,武曌忍不住潸然泪下,悲泣不止,过了好长时间才喃喃地说:“朝堂空了,朝堂空了……”从此每当朝廷遇到大事,而百官又商议许久不能定夺时,武曌就会不由自主地仰天长叹:“老天为何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国老啊!”
狄仁杰虽然走了,来不及亲眼看见李唐的光复,但他却引荐了一大批人才进入朝廷,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臣。比如玄宗一朝的名相姚崇(初名姚元崇),以及数年后发动政变光复李唐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都是狄仁杰大力引荐的。有人曾经对狄仁杰感叹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的回答是:“荐贤为国,非为私也。”(《资治通鉴》卷二○六)
作为日后光复李唐的首席功臣,老臣张柬之的起用倒是费了一番周折。武曌经常让狄仁杰荐贤举能,有一天对他说:“朕非常想提拔一位奇才,国老有这样的人选吗?”
狄仁杰说:“不知道陛下用他做什么?”
武曌答:“欲用为将相。”
狄仁杰说:“以臣看来,陛下若只是想得到文人学士,则如今的宰相苏味道、李峤等人都是合格人选。臣斗胆估计,陛下是嫌这些文臣庸碌无为,所以想另择人才,以经纬天下,不知是否?”
武曌笑了:“国老深知朕心。”
狄仁杰向武皇郑重地一揖,说:“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长久怀才不遇,若用此人,必能尽节于国家!”
武曌微微颔首,随后便把张柬之擢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她又让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说:“臣上次推荐的张柬之,陛下尚未起用。”武曌说:“早就擢升了。”狄仁杰不以为然地说:“臣推荐的是宰相,不是司马。”武曌略显尴尬地笑了笑,不久就把张柬之擢为秋官(刑部)侍郎,最后果然拜为宰相。
如果不是狄仁杰的坚持举荐,籍籍无名的张柬之绝不可能在年逾八旬的时候才入阁拜相,更不可能在八十多岁高龄发动神龙革命,匡复李唐社稷。
事后来看,狄仁杰当初所说的“若用此人,必能尽节于国家”果然得到了应验。仅此一点,足以证明狄仁杰确实具有高度的识人之智,更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然而,当须发苍苍的张柬之在几年后的某一天突然率领士兵出现在武曌面前的时候,武曌一定会为自己当初听信狄仁杰之言提拔了这样一位“奇才”而痛悔不已。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狄仁杰去世的一个月后,亦即久视元年十月,武曌下诏宣布:废除实行了十一年的周历,恢复李唐王朝使用的夏历。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表明女皇已经着手准备回归李唐了。
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七十七岁的女皇武曌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秋风中的草木一样迅速枯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眼前似乎始终笼罩着一层薄雾,而耳朵仿佛也被塞进了两团棉花,所见所闻都是那样的模糊而飘忽。身体的迟钝和老化让她的心思时常变得恍惚而慵懒,对于政事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倦怠之感。
所幸身边还有张易之、张昌宗这两个小情人。
如果说他们早先带给女皇的更多的只是床笫之欢,那么他们现在对于女皇则是兼具耳目喉舌之用了。
是的,两兄弟现在已经成了女皇延伸在外的耳目喉舌,朝堂的很多事情都是通过他们传递给女皇的,而女皇的很多旨意自然也要通过他们传达给朝臣。
古往今来,所谓的弄权之臣就是这么产生的。
就像吉顼所说的那样,二张专以美色得宠本来就已经让天下人“侧目切齿”了,如今他们趁武皇年迈又得寸进尺地弄权揽政,自然更是让朝野上下感到义愤填膺。
这年深秋的某一天,有三个年轻人就聚在一起谈起了这个话题。
他们是太子李显的嫡长子邵王李重润,还有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夫婿、武承嗣的嫡子魏王武延基。这一年,李重润十九岁,永泰郡主十七岁(已经身怀六甲即将临盆),武延基也比他们兄妹大不了几岁。年轻人都比较容易冲动,说起话来口无遮拦。这天他们偶然议论起了二张,说着说着嗓门就大了,话也越来越难听了,最后还牵扯到了他们的祖母武曌,自然也没什么好话。
三个年轻人一通发泄之后,话题慢慢就转到了别的地方,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番话竟然会给他们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因为隔墙有耳。
李重润的异母弟弟李重福无意中听见了这些话。
而李重福的老婆就是张易之的外甥女,所以这番话很快就传进了二张的耳中。二张气得直跺脚,马上去找武皇告状,而且还添油加醋地形容了一番。
女皇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太子李显第一时间被叫到了武皇面前,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等到他听明白事情的原委,全身的衣服已经被瞬间爆出的冷汗浸透了。武皇最后余怒未消地扔给了李显一句话——回去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子女和女婿,让他们别太放肆了!
李显木立当场,整个人都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攫住了。这十几年来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好不容易重见天日当上了太子,没想到子女和女婿竟然给他惹来了如此的滔天大祸……怎么办?母亲让他“好好管教”究竟是什么意思?
李显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东宫,最后咬咬牙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寒而栗的决定——逼令李重润和武延基自杀!
在犹如惊弓之鸟的李显看来,不管母亲那句话意味着什么,自己都必须下狠手。因为母亲完全有可能借这件事情来试探他的忠诚度,倘若无法给母亲一个圆满的交待,等待他的必将又是贬黜流放的命运。这几十年来他已经看过了太多的流血和杀戮,也一次次领教了母亲铁血无情的手段,所以,无论心里再苦、再痛、再不舍,他也必须壮士断腕,丢卒保车!
就这样,正值青春年华的李重润和武延基同时被逼自尽;稍后,身怀六甲的永泰郡主受不了如此严重的打击,婴儿早产死亡,本人也在无尽的痛苦和凄凉中死去。
一番激愤之辞,就葬送了三条犹如鲜花一般刚刚绽放的生命,还外加一朵夭折的蓓蕾。
没有人知道女皇武曌听到这个消息时会作何感想——是对儿子李显的忠诚感到满意和欣慰,还是痛心于李显错解了她的用意?
没有人知道。
人们只知道经过这件事后,二张和他们的兄弟就更加一手遮天,势倾朝野了。
就在这幕惨剧发生的一个月后,武曌忽然颁布了一道敕令,命太子、相王及文武百官全部跟随她西返长安,同时大赦天下,改元长安。
自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离开长安东赴洛阳,武曌已经有整整二十年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了。虽然这里承载着她出生、成长、奋斗、挣扎,以至最后获得成功的全部记忆,但是武曌对于这片土地却没有多少好感。
原因只有一个——这是李家王朝的龙脉,是大唐帝国的象征。
在这里,武曌难免会有一种鹊巢鸠占的尴尬;而只有在洛阳,她才会有一种我主沉浮的自信。所以,她不愿意回来。
不过今天,她终于还是回来了。
龙首原上高高矗立的宫阙还是像当年那样壮丽巍峨,长安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看上去依旧是那样熟稔而亲切,一切似乎都和她离开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星移斗转,物是人非。二十年时光就像一簇璀璨的烟花,刹那绽放,刹那凋零。当年那个英姿勃发的天后武媚仿佛刚刚离开,而今这个白发苍苍的女皇武曌已经悄然归来……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
带着二十年恩怨交织的情感,带着二十年山重水复的记忆,带着一个老人乡音未改鬓毛已衰的悲欣与惆怅,武曌终于回到了她梦想开始的地方。
女皇武曌的归来无疑昭示着帝国的政治重心已经从洛阳回归长安,同时也等于是向天下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李唐的复国已经为期不远了。
似乎是为了加强这个信息,武曌随后又任命相王李旦为并州牧,亦即李唐龙兴之地的最高军政长官,后来又将其调任雍州牧,成为京畿地区的军政首长,一步步扩大了相王李旦的权力;此外,武曌又先后任命了好几个德才兼备的实干型宰相兼任太子李显的东宫属官,如魏元忠、韦安石、唐休璟等。
有心人不难发现,武皇已经悄然启动了权力交接的进程。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平民苏安恒公然上书劝武皇尽早还政李唐,而且措辞非常露骨,几乎没有给武皇留半点面子:“……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要是在以前,有人胆敢这么跟武皇说话,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可现在武皇看完后只是淡然一笑,虽然没有采纳,但也不加罪。
稍后,武曌又下令:“自今有告扬州及豫、博余党,一无所问,内外官司无得为理。”宣布各级官府从此不再追究参与徐敬业和李唐诸王叛乱的人。不久,又派御史“按覆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资治通鉴》卷二○七)。也就是为来俊臣等人所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女皇武曌就像一个在海边堆筑沙堡的孩子,正在一点一点地推倒她曾经努力建造的一切。
首先当然是从那些看上去不太舒服的地方开始。
虽然女皇不动声色,动作缓慢,但却目光坚定,有条不紊,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座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沙堡不久就将从世界上消失,成为人们心中或眷恋或厌憎的一份记忆。
然而事情还是出现了不可预料的变化,使女皇推动沙堡的那只手忽然停了下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变故缘于女皇宠爱的二张。
【男宠乱政】
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老了,有两样指标通常很准确:一、这个人清晰地记得久远的事情,但常常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事;二、看得清远处的东西,却看不清近处的事物。
垂暮之年的武皇就是这样子。
她对于武周革命时期的弊政心知肚明,所以老来才会逐步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可对于枕边的两个小情人却一再纵容,对他们肆无忌惮地弄权乱政根本不以为意。
所以说,女皇武曌真的老了。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八月,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联名上表,请求封张易之、张昌宗为王。此举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但仔细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天下,二张俨然已是女皇武曌的代言人,是大周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无论是李唐宗室、武氏诸王,还是满朝文武,都只能对他们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因为巴结讨好他们,就等于是向女皇表示敬意和效忠。既然如此,太子兄妹们的这种做法当然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二张毕竟只是男宠,受封异姓王实在过于扎眼,武皇只好拒绝了太子兄妹的奏请。可李显等人却不屈不挠,数日后再度上表。武皇一看儿女们如此盛情,也就不好再拒绝,于是退而求其次,赐张易之为恒国公,张昌宗为邺国公,各封食邑三百户。
连堂堂的帝国储君都要千方百计地向二张献媚,当朝宰相们就更要不遗余力地巴结他们了,如参与《三教珠英》编纂的李峤,忙着和二张攀亲戚的韦嗣立,说莲花似六郎的“两脚狐”杨再思,凡事模棱两可但求明哲保身的苏味道,奉旨通奸搞得家庭破裂的李迥秀等人,几乎都投靠于二张门下,溜须拍马,百般逢迎,一心一意受其驱遣。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宰相都是这样的软骨头。
有一个人就自始至终不愿向二张摇尾乞怜,更不愿与其同流合污。
他就是时任左肃政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的魏元忠。
几年前魏元忠担任洛州长史时,恰好是洛阳令张昌仪的顶头上司。张昌仪仗着两个哥哥的权势,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却一贯骄狂跋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每次到州府公干都是鼻孔朝天横着走的。前几任长史都对他阿谀谄媚犹恐不及,当然不敢有半点得罪,对他比对宰相还尊重。有一天张昌仪照旧大摇大摆地闯进长史办公室,里面的人忽然把他轰了出来,命他按规矩乖乖到走廊外面排队等候。张昌仪恼羞成怒,一问才知道此人是新任长史魏元忠。这件事过去没多久,张易之的一个家奴又在洛阳街市闹事行凶。魏元忠毫不客气,一抓到这个恶奴就把他杖杀了。从此张氏兄弟更是对他恨之入骨。
后来,魏元忠当上了宰相。有一次雍州长史出缺,张易之想让他的弟弟,时任歧州刺史的张昌期接任,武皇马上就答应了,其他几个宰相也纷纷附议表示赞同,唯独魏元忠坚决反对:“张昌期年纪太轻,没有行政经验,在歧州任内,居民几乎全逃光了,雍州是帝京,政务繁重,张昌期绝对不够资格。”
武曌默然,此事遂不了了之。过后魏元忠又面奏武皇,说:“臣自先帝时代起蒙受皇恩,而今忝居宰相之职,不能尽忠职守,致使卑劣小人充斥陛下左右,这是臣的罪过!”
武曌心里大为不悦。
二张更是对魏元忠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除掉他。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九月,七十九岁的武皇开始病魔缠身了。二张顿感不妙,于是决定对魏元忠下手。九月初的一天,张昌宗突然向武皇递上一纸诉状,指控魏元忠私下与人议论:“太后老了,不如辅佐太子才是长久之计。”
二张的这项指控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首先,魏元忠以宰相之尊兼任东宫属官,其政治立场自然是倾向于太子的,所以这项指控很容易让生性多疑的女皇相信。其次,由于二张不久前间接逼死了李显的儿女、女婿和外孙,所以不仅彻底抵消了他们拥立太子复位的功劳,而且还与太子结下了血仇,如此一来,二张肯定会担心太子即位后找他们报仇,于是不如来个一箭双雕,利用这项指控把太子李显一块儿整倒。
不出二张所料,武曌一看到诉状便勃然大怒,立刻把魏元忠逮捕下狱,并命他第二天在朝堂上与张昌宗当廷对质。
为了一举置魏元忠于死地,二张决定找一个人出来作伪证。
他们找到的这个人叫张说。
张说是武曌在载初元年(公元690年)开制举时通过殿试亲自录取的第一个状元郎,称得上是朝野知名的大才子,曾参与编纂《三教珠英》,时任凤阁舍人。二张对他软硬兼施,既以权势相逼,又以富贵相诱。张说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翌日,武曌召集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各位宰相在朝堂上旁听。魏元忠和张昌宗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吵来吵去也没一个结果,最后张昌宗使出杀手锏,说:“张说听过魏元忠讲的话,可以让他作证。”
武曌随即传唤张说上殿。
此时,一批拥护李唐的朝臣正在殿外焦急地关注着事态发展,因为此事牵连太子,万一魏元忠之罪坐实,那太子无疑也要身处险境。
就在这时候,张说匆匆而来的身影映入了大家的眼帘。众人立刻围了上去,其时与张说同任凤阁舍人的宋璟(玄宗朝与姚崇并称的一代名相),立刻冲上去拉住张说的手,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依附奸邪陷害君子以求苟免,即使因此获罪流放也不失荣耀。若有不测,我当叩开殿门,据理力争,与你同死!请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一举!”
此时其他的朝臣也纷纷上前为张说打气。殿中侍御史张廷珪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著名史学家,《史通》的作者)也说:“不要在青史上留下污点,让后世子孙背负骂名!”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张说的立场开始动摇了。关键倒不是众人的道德说教激励了他,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选择重新进行了考量。他很清楚,二张无德无功,仅以美色事人,其荣宠不可能维持长久,等到女皇一死,他们必定没有好下场,倘若今天替他们诬陷魏元忠和太子,来日一旦太子即位,自己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可是,要不听他们的,所有的富贵和前程恐怕在今天就得断送。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这是一个问题。
张说就这样带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迈上了大殿。
武曌迫不及待地问他,是否听过魏元忠的大逆不道之言。张说正在沉吟,还没来得及说话,魏元忠就冲着他喊:“张说,你打算和张昌宗联手陷害我吗?”
张说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你这个宰相说话怎么跟市井小民一个口气,怎么听风就是雨?”
张昌宗在一旁催逼他废话少说,赶紧作证。
这时候张说已经打定主意:必须把眼光放长远,宁可吃些眼前亏,也决不能把身家性命和仕途前程寄托在随时有可能垮台的二张身上。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说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虽然因此暂时遭到了贬谪流放的命运,但是很快就重返朝堂,在后半生中三度出任宰相,可谓位极人臣,被世人誉为玄宗开元年间的“一代文宗”。
决心已定,张说看都不看张昌宗一眼,仰头对着武皇说:“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张昌宗尚且如此逼迫,何况在外呢?臣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敢不据实回答,臣实在没有听见魏元忠说什么话,完全是张昌宗逼臣作伪证!”
此言一出,旁听众人顿时哗然,没有人想到张昌宗自己找来的证人居然临阵倒戈。
二张暴跳如雷,厉声高喊:“张说也参与了魏元忠的谋反,他们都是反贼!”
这下连武皇也懵了,她脸色一沉,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二张气得脸红脖子粗,一人一句抢着说:“张说曾经说过魏元忠是伊尹、周公,伊尹放太甲,周公代王位,不是想造反是什么?!”
二张话音未落,张说旋即发出几声冷笑:“你们这两个不学无术的小人,只听过伊尹、周公之事,何尝得闻伊尹、周公之道!没错,魏元忠荣任宰相之日,臣确曾前往道贺,并勉励他以伊尹、周公为楷模,只因伊尹辅商汤,周公辅成王,皆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教他效法伊尹、周公,教他效法谁?臣岂不知今日附张昌宗立可拜相,附魏元忠立致族灭!但是,臣畏惧魏元忠冤魂不灭,故不敢任意诬陷。”
“张说!”武皇歇斯底里地喊,“你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应该和魏元忠一起被扔到监狱里!”
几天后,武曌又传唤张说,他还是那些话。武曌怒不可遏,命各宰相会同河内王武懿宗一起审理,张说仍然坚持初供。
魏元忠被诬下狱,张说因不作伪证也身陷囹圄,朝野上下顿时群情哗然。正谏大夫兼宰相朱敬则当即上疏抗辩:“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那个曾劝武皇还政李唐的平民苏安恒也再次上书,依然是一副毫无顾忌的口吻:“陛下革命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恟恟,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贤良。……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资治通鉴》卷二○七)
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苏安恒一介平民,却敢于三番五次上书直谏,触逆龙鳞,除了个人的忠义和胆识之外,也足见长安确实是李唐的命脉所系之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一日也不曾忘却李唐。
二张看到苏安恒的奏书时,不禁勃然大怒。一个小老百姓,居然也敢用这种口气跟皇帝说话,还说什么“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这不是公然煽动百姓造反吗?二张随即力劝武皇诛杀苏安恒,幸得朱敬则和凤阁舍人桓彦范等人力保,苏安恒才免于一死。
这年九月,闹得沸沸扬扬的魏元忠案终于尘埃落定。武曌颁下一道敕令,将魏元忠贬为高要(今广东高要市)县尉,将张说流放岭南。
这个结果当然令二张很不满意。
他们的目标是要一举置魏元忠于死地,如今只不过是贬官,日后一旦复出,岂不是要找他们算账?
数日后,魏元忠启程前往贬所,东宫官员崔贞慎等八人在郊外为他饯行。二张抓住最后的时机,再次诬告崔贞慎等人与魏元忠同谋造反。武曌命监察御史马怀素审理此案,特意交待说:“此案证据确凿,随便审一下,马上结案上报。”马怀素审问之后,认为查无实据。武曌大怒:“你是不是想包庇谋反之人?”马怀素面不改色地说:“臣不敢包庇谋反者。但是魏元忠以宰相身份贬官,几个同僚出于旧情为他饯行,若说这就是谋反,臣不敢定案。陛下手操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大可圣衷独断;若命臣审理,臣不敢不据实奏报!”
武曌真的没有料到,一个魏元忠的案子,竟然让朝野上下如此同仇敌忾,把矛头全部对准了她宠爱的人,并且还隐隐指向了她。
其实武曌并不是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不听话的朝臣,她只须再起用一两个酷吏似的人物,就足以让这些人全部钳口了。但问题在于,今日的女皇已经没有那份心力,也没有那份狠劲在朝堂上重新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了。更何况当初是为了篡唐称帝,巩固政权,因而不得不杀戮立威,可如今不过是两个小情人在耍脾气,实在没必要大动干戈。武曌固然是宠着他们,但她并不希望因此把自己摆在大多数朝臣的对立面上。
最后,案子不了了之,除了魏元忠与张说被贬谪流放之外,其他人一概不予追究。
魏元忠一案虽然就此了结,没有给朝廷带来更大的危害,最后也没有牵连到太子李显,但却导致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结果——这年十月,武曌突然带着文武百官离开长安,又回到了洛阳。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武皇不顾病体和旅途颠簸,决意重返武周王朝的大本营呢?
拥护李唐的朝臣们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和困惑。本来一心盼望武皇能够在长安进行权力交接,正式还政于李唐,没想到让二张这么一折腾,武皇与太子、朝臣之间的关系陡然变得紧张起来,回归李唐的进程也随之中断。
接下来,太子能否顺利继位?李唐能否顺利复国?二张还会干出什么出格离谱的事情?拥李派的大臣又将如何应对?
这些问题就像一团迷雾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大臣与男宠的博弈】
在武皇的庇护和纵容下,二张的私欲和野心就像春天里无人修剪的藤蔓一样疯狂滋长。回到洛阳之后,他们不仅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而且包揽朝廷的大型土木工程,营私舞弊,上下其手,从中获取的非法所得不可胜计。与此同时,他们的几个兄弟也再度鸡犬升天——原洛阳县令张昌仪升为尚方少监,曾被魏元忠阻挠而未获升迁的张昌期出任汴州刺史,还有一个哥哥张同休也升为司礼少卿。
真可谓一门贵盛,举世无匹。
看着这帮鲜衣怒马、年少轻狂的张氏兄弟,世人的目光无比复杂,既充满了痛恨和不齿,也饱含着羡慕和嫉妒。
是的,少年得志确实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高官显爵,豪宅香车,钟鸣鼎食,肥马轻裘,醇酒美人,艳舞笙歌,还有每日每夜释放不尽的激情,外加大把大把挥霍不完的青春……如此种种,自然惹人艳羡。然而,正所谓“天欲福人,先以微祸警之;天欲祸人,先以微福骄之”。年轻人未被老天打过“微祸”的预防针,不知世路艰辛,不懂人生无常,所以一朝富贵,便极易产生天之骄子的错觉,从而迷失自我,任凭欲望泛滥,因此弥天大祸也就随之俱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的张氏兄弟们仿佛就是在一把名叫“灾祸”的刀子上,舔着一种名叫“富贵”的蜜,只是年少轻狂的他们何尝想过,这种刀头之蜜舔得了一时,又岂能舔得了一世?
其实,洛阳的百姓就曾向张昌仪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和质问。当时张昌仪在大肆贪贿之后用不义之财盖起了一座美轮美奂的豪宅,其奢华程度远远超越了亲王和公主的府邸。张昌仪为此得意非凡,有一天早上醒来,却赫然发现朱漆大门上被人写了这样一行字:一日丝能做几日络?
“丝”与“死”谐音,“络”与“乐”谐音,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日死能做几日乐?你随时会完蛋,还能快乐几天?
张昌仪很清楚这句话的意思,然而他读不懂背后那种祸福无常的道理。他站在那儿翻了一会儿白眼,就命下人把字擦掉了。第二天,这行字又出现了,张昌仪又命人擦掉。可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同样的字天天出现,写字的人非常执著,似乎要跟张昌仪耗到底。第七天,张昌仪支着下巴在门口站了半天,最后提笔写了四个字——一日亦足!
张昌仪的办法果然奏效。不知道是写字的人厌倦了这场无聊的游戏,还是他终于看透了张氏兄弟无可救药的卑劣本性,总之,自从张昌仪给出这个无知无畏的答案之后,那行字就再也没出现了。
张昌仪说:快乐一天就够!
这是张氏兄弟的心里话吗?
当然不是。
他们这是在向洛阳百姓和朝中大臣示威——俺们就是要把快乐进行到底,有种你们就放马过来!
对于恃宠擅权并且严重阻碍李唐复国的张氏兄弟,拥护李唐的朝臣们当然不会没有办法。这几年来,他们一直在暗中搜集张氏兄弟贪赃枉法的证据,只等着证据确凿后对他们发起致命一击。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七月十二日,张氏兄弟的所有犯罪事实突然被全部曝光。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武皇只好让有关部门逮捕了张昌仪、张同休、张昌期,命左右御史台共同审理。数日后,朝臣们又发出了对张易之和张昌宗的指控。迫于压力,武曌最后不得不同意对二张立案审查。
然而,总有一些软骨头是照着女皇的旨意行事的。十八日,司刑正(相当于最高法院大法官)贾敬言拿出了一份判决,说:“张昌宗强买别人田地,应罚铜二十斤。”
亏这位贾兄想得出来!一起重大的贪污受贿案到他这里就成了轻描淡写的强买田地,而且惩罚手段轻得连屁都不算,什么二十斤铜,就算两百斤黄金对张氏兄弟来讲也只是九牛一毛,遑论二十斤铜!
武皇对这个结果显然非常满意,赶紧朱笔一挥:可!
倒张派大臣当然不会让二张就这么逍遥法外。在数日后举行的朝会上,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发动神龙政变的五大臣之一)拿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判决:“张氏兄弟贪污的赃款共计四千余缗,应该依法将春官(礼部)侍郎张昌宗免职。”
张昌宗当场跳了起来,面对武皇大喊:“臣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
此言一出,满朝文武纷纷窃笑,一个靠床上功夫得宠的家伙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什么“有功于国”,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武皇也略微有些尴尬,只好把脸转向几个亲附二张的宰相,说:“昌宗是不是有功?”
一代摇尾宗师,江湖人称两脚狐的杨再思马上抢着说:“张昌宗研制神丹,圣躬服之效用显著,此乃莫大之功!”
武曌笑了,要的就是这句话。随后她便赦免了张昌宗,让他官复原职,同时也作出了适当的妥协,把张昌仪贬为博望县丞,张同休贬为岐山县丞,希望以此平息倒张派大臣的愤怒。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倒张派大臣绝不会就此收手。不久,宰相韦安石和唐休璟又对张易之提出了指控。这两个人可谓倒张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因为他们不仅是宰相,而且还兼任东宫的左庶子和右庶子,属于拥护李唐的核心力量。他们一出手,事态顿时有扩大升级的倾向。武曌感到苗头不对,干脆颁下一纸诏书,把韦安石贬为检校扬州长史,命唐休璟出任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
倒张派大臣接连发动了好几波攻势,最后只是除掉了二张的两只手臂,自己反倒丧失了两员大将,实在是得不偿失。然而,只要李唐一天没有复国,只要二张仍然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拥护李唐的大臣们就不能停止战斗。
唐休璟临行之前,特意跟太子李显进行了一番密谈。最后,他目光凝重地对太子说了一句话:“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资治通鉴》卷二○七)
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拥李派大臣与二张的博弈必将越演越烈……
长安四年冬天,八十岁的女皇武曌病势日渐沉重,一连数月躺在长生殿里没有上朝,宰相们都没有机会和她照面,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日夜陪在她的身边。
女皇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宰相崔玄暐(发动神龙政变的五大臣之一)觉得,在这微妙的时刻让这两兄弟隔绝内外绝对不是好事,于是上奏武皇说:“太子与相王仁厚孝顺,足可在陛下身边侍奉汤药。宫禁大事非比寻常,不宜让皇家以外的人出入。”武皇回道:“你的厚意朕心领了。”然后就没了下文。
这些日子,二张的神经也是时刻紧绷着。他们知道,女皇一旦撒手西去,他们必将大祸临头。于是二张一边悉心侍奉武皇,一边也与亲附他们的朝臣暗中联络,相互引为奥援,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拥李派大臣再次出手了。
这一次,他们不再纠缠于贪赃问题,而是下了重手,派人在洛阳的街市坊间到处散发、张贴匿名传单,写着六个大字:易之兄弟谋反!
每天都有人就此事上奏武皇,可老太太硬是装耳背,理都不理。
眼看匿名传单不能奏效,拥李派大臣急了,终于使出了一记狠招。
这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突然有许州人杨元嗣举报说:“张昌宗曾经召见术士李弘泰占卜看相,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并声称只要他在定州建造佛寺,就可得到天下人的拥戴。”这次指控远非匿名传单可比,不但有人出面举报,而且性质非常严重。武皇再也回护不了,只好命凤阁侍郎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组成联合调查组会审此案。
女皇虽然已是风烛残年,重病在身,可她的心思依然精明。她挑的三个主审官有两个是亲附二张的。韦承庆和崔神庆装模作样地审了一下,马上得出结论说:“张昌宗供称,李弘泰说的那段话不久前就已禀明陛下了。依照法律,自首的可以免罪。至于李弘泰这个人,纯属妖言惑众,应即刻逮捕法办。”
可宋璟却紧追不放,上奏说:“张昌宗已经受到陛下极大的荣宠,还召术士看相,他居心何在?李弘泰说占卜得出‘纯乾卦’乃天子之卦,张昌宗既然知其为妖言,当时为何不将他绑起来送交衙门?纵然他自己说曾禀明陛下,可终归是包藏祸心,依法当处斩抄家!请将他收押并彻底追查!”
老太太又装起了耳背,不回话。
宋璟不依不饶,再次上奏:“若不立即收押,恐怕会动摇民心。”
武曌干脆取消了他的主审官资格,发话说:“你暂时停止调查,等待进一步搜集详细证据。”数日后,武曌挖空心思地给宋璟找了一大堆差使,目的只有一个:把他支出朝廷。先是命他去杨州调查一些陈年旧案,宋璟拒不奉诏;接着又命他去幽州,调查前任幽州都督的贪污案,又被宋璟顶了回去;最后又命他前往陇、蜀(甘肃南部及四川省)一带去安抚百姓,宋璟再次拒绝。
女皇一连下了三道敕令,可硬骨头宋璟死活就是不挪窝。他上疏一一解释说:“首先,依照成例,州县官犯罪,官阶高的由侍御史去审理,官阶低的由监察御史去审理,所以扬州旧案不必由臣出面调查;其次,若非军国大事,御史中丞不该出去办案,所以幽州都督贪污案也不在臣的职责范围内,臣不便前往;最后,如今陇蜀地区并没有变乱,不知陛下派臣去干什么?臣不敢奉诏!”
武曌被气得浑身哆嗦,可宋璟所言句句都是典章制度所规定的,她根本无由反驳。
与此同时,宰相崔玄暐、司刑少卿桓彦范、左拾遗李邕等一干朝臣也频频进谏,坚持认为应将张昌宗交给凤阁、鸾台及三司(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作彻底调查。武曌一见倒张的声势如此浩大,为了缓和局势,就表示可以让司法部门讨论一下张昌宗的案子。崔玄暐的弟弟、司刑少卿崔升马上提出了司法部门的意见——应将张昌宗处以极刑!
武曌一听,赶紧又缩了回去,不予答复。
宋璟最后横下一条心,直接闯进长生殿,再次奏请逮捕张昌宗。武曌有气无力地说:“昌宗不是早就向朕自首了吗?”
宋璟说:“张昌宗是被匿名传单所逼,万般无奈才自首的,并非真心悔过。何况谋反是大逆之罪,绝不能因自首而被豁免。如果张昌宗不受到极刑的制裁,还要国法干什么?”
这一刻,病榻上的武曌顿时脸色大变,心头的怒火猛然升腾而起。
你小子真的是活腻了,敢跟老娘这般面折廷争!要放在以前,你小子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武曌的心里火焰窜动。
可奇怪的是这股火焰只是扑闪了几下就忽然熄灭了。
武曌在心里苦笑。
她知道,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武曌最后冲着宋璟笑了笑,温和地劝了他几句,试图化解僵局。可宋璟一点面子都不给,反而声色俱厉地说:“张昌宗受到陛下非份的恩宠!臣知道说这番话必定会招致大祸,但是正义激荡在心中,虽死不恨!”
站在一旁的宰相杨再思闻见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赶紧替武皇挡驾,高声宣旨命令宋璟退下。宋璟白了他一眼,厉声说:“圣上在此,用不着宰相擅自宣旨!”
武曌长叹一声:“朕准了,让昌宗去应讯吧。”
女皇武曌的声音苍老而喑哑,可在宋璟听来却无比响亮。他以为武皇终于妥协了,不禁大喜过望,立刻把张昌宗带到御史台,连堂都不升了,站在庭院中就开始了审讯。
可宋璟根本没有料到,审讯刚刚开始,宫里的宦官就带着武皇的圣旨来了。
宦官宣布将张昌宗特赦。
被武皇耍了!宋璟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着:“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资治通鉴》卷二○七)没有抓住机会先击碎这小子的脑袋,此恨难消啊!
至此,这场声势浩大的倒张行动彻底失败。
拥李派大臣终于看清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只要武皇在一天,二张就一天不会倒。
而且,他们最终还明白了一件事——试图用法律手段扳倒二张,只能是一种幻想。
既然不能靠法律来解决问题,那要靠什么?
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不但可以一举除掉二张,而且可以一举光复李唐!
他的方案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兵谏逼宫。
提出这个方案的人是一个须发皆白的八旬老人,两个月前刚刚就任宰相。
他就是张柬之。
【神龙政变】
张柬之是个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人物。他是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人,生于武德末期,少时就读太学,涉猎经史,稍长进士及第,授青城县丞。按理说,这种人生起点不能算低,如果正常升迁的话,他这辈子无论如何也跟“大器晚成”这四个字沾不上边。可老天爷偏偏和他过不去,让他在这个小小的县丞职位上一待就待了四十多年,直到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武曌开制举广纳人才,张柬之才以六十多岁高龄参加贤良科的会试,终于在一千多名年轻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被擢为监察御史。此后张柬之又在朝廷奋斗了将近十年,才慢慢升到凤阁舍人的职位。
圣历年间,武皇受到东突厥默啜可汗要挟,不得不让亲王武延秀与可汗之女和亲,张柬之认为有辱国体,上疏反对,从而忤旨,被贬到外地担任刺史,后又转任荆州都督府长史。此时的张柬之已经七十多岁,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到头了,没想到在狄仁杰的大力举荐之下,他的人生再次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长安初年,张柬之重新回朝,历任洛州司马、司刑少卿、秋官(刑部)侍郎。
张柬之二度入朝的时候,狄仁杰已经去世,如果没有其他贵人的帮助,武曌不见得一定会提拔他为宰相。他的第二个贵人就是姚崇。长安四年十月,武曌命宰相姚崇出任灵武道安抚大使,同时让他举荐朝臣为相,姚崇说:“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但其人已老,陛下应该尽快擢用他。”就这样,在两位能臣良相的先后举荐之下,武曌终于让张柬之入阁为相。
这一年,张柬之已经年届八旬。
八十载的沧桑岁月彻底染白了老人的须发,但却不曾湮灭他的匡复李唐之志。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拜相的那一天,前来道贺的文武百官看见张柬之的脸上迸发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
那些拥李派大臣都知道,只有内心具有使命感的人,才可能“诚于中而形于外”,焕发出这种震撼人心的光芒。
公元705年阴历正月,大周王朝的女皇武曌宣布改元神龙,同时采纳宰相崔玄暐和司刑少卿桓彦范的建言,宣布将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以来所有在押或流放的政治犯,除扬州叛乱与诸王叛乱的魁首之外,其他人全部赦免。
文明元年是武曌废黜中宗,软禁睿宗,正式临朝称制的那一年,也是武曌全面掌控帝国的开始,所以这道大赦令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它意味着风烛残年的女皇武曌已经决意采取宽恕与和解的政治姿态,了结过去的恩怨纠葛,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与平稳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