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宗时下最信赖、最倚重的宰相,上官仪很清楚天子心里想要什么。所以当高宗密召他进入内殿,并且问他要如何处置皇后时,上官仪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皇后专权横行,令海内失望,请求废黜。”
李治频频点头,马上命上官仪草拟一道废后的诏书。
此刻的上官仪绝对没有料到,皇帝要他草拟的这道诏书竟然会变成他的死亡通知书。
在内殿的御案前,满腹诗书的上官仪铺开一纸素笺,略微沉吟之后,开始洋洋洒洒地写下他这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字。
随着上官仪的这道诏书拟就,曾经携手走过十八年风风雨雨的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媚,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皇上要废黜皇后了!
千钧一发的时刻,武媚长久以来精心打造的宫廷情报网终于发挥了生死攸关的作用。
当安插在天子身边的耳目纷纷跑来告诉她这个可怕的消息时,人们看见皇后武媚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表情的话,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平静。
片刻之后,武后忽然向人们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然后一言不发地朝内殿走去。
那一刻,皇后处变不惊的神态和镇定自若的表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惊讶,同时也让他们感到了一种由衷的敬佩。
他们相信,这样一个皇后绝对是比任何女人都更有资格母仪天下的,肯定也不是天子说废就能废的!
武媚径直走入内殿的时候,那一道墨迹未干的废后诏书正静静地躺在天子的御案上。而御案后面,则是天子李治那张惊愕且惶然的脸。
武媚走到御案前站定了,然后她的目光就像正午的阳光一样笔直地射向天子。
天子慌张地闪避着,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
紧接着,武媚用一种异常淡定的口吻开始了对往事的叙述。
那是这风风雨雨十八年来,发生在她和他之间的那些往事。
当然,这种叙述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是一种有选择、有重点的前情提要。
不过对于此刻的李治来说,这样的前情提要已经足够了——足够他惭悚、足够他畏怯、足够他无地自容,也足够他回心转意了。
最后,李治把头深深地垂了下去,嗫嚅着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资治通鉴》卷二○一)
这一刻,天子李治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而皇后武媚则露出了一个母亲般宽宏大度的笑容。
天子既然已经承认错误了,武后当然可以摆出一副既往不咎的姿态,当成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但是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天子必须为他犯下的错误买单。
换言之,李治本人固然可以推卸责任、逃避惩罚,但是他手下的那几个帮凶以及他在朝中的一干亲信,却必须替他们的主子付出代价!
这才是武后笑容中的真实含义。
就在武媚迈着轻盈的步履转身走出内殿的那一刻,一张长长的报复名单已经完整地浮现在她的脑中。
名单上的头两个,就是上官仪和王伏胜。
第三个,就是废太子李忠。
因为上官仪和王伏胜都曾经是李忠的东宫旧部,如今这两个人都参与了废后事件,那么李忠自然也难逃干系。而且,李忠一天不死,现太子李弘的地位就始终不能稳固。所以,无论是出于报复还是出于斩草除根的考虑,武后都必须利用这次机会除掉李忠。
这些年来,废太子李忠可谓尝遍了人间冷暖、阅尽了世态炎凉。当初他被立为太子时,年纪尚幼,还不完全明白权力和富贵的意义,可身边却整天围着一大群讨好和献媚的人。十四岁那年,他忽然被废黜了,一夜之间丧失了所有,然后身边那些人就像逃避瘟疫一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离开京城的那天,所有东宫旧臣没有一个人来给他送行,真是令他伤透了心。
被贬谪为梁州都督的同年年底,他再一次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后来的日子,李忠慢慢长大,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原来他自始至终都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不论是入主东宫,还是被流放远地,都是别人权力斗争的结果;在他大起大落的命运背后,一直都有一些可怕的力量在操控和主宰。
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李忠感到了无比恐惧,他仿佛看见阴谋和死亡正如影随形地跟着他。李忠从此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夜里总是噩梦连连,白天也始终担心会有刺客行刺。为了化解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李忠屡屡请巫师设坛作法,占卜吉凶;为了防备刺客,他甚至乔装改扮,经常穿上妇人的衣服。
李忠在房州的一举一动,自然都逃不过武后的眼睛。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初秋,朝廷再次颁下一纸诏书,把李忠废为庶人,流放黔州,囚于前废太子李承乾的旧宅。
在那座阴气森森的宅子里,李忠更是陷入了极度的恐惧。那几年里,他逐渐变得蓬头垢面、形容枯槁,生命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一场漫长的刑罚,他已经如同废人,活着就是在等死。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许敬宗在武后的授意之下,上疏指控上官仪、王伏胜、废太子李忠暗中勾结、企图谋反。上官仪旋即被捕下狱,几天后就与长子上官庭芝、宦官王伏胜一起被斩首,家产抄没,府中女眷也全部没入宫中为婢。就是在这场家破人亡的灾难中,刚出生不久的上官婉儿随母亲一起被没入了掖庭。
十二月十五日,废太子李忠被赐死于贬所,年仅二十二岁。稍后,时任右相(中书令)的刘祥道因与上官仪交情深厚,罢免了宰相职务,降为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同时,朝中还有左肃机(尚书左丞)郑钦泰等一大批官员,都被指控与上官仪有交情,或遭贬谪、或遭流放,全被逐出了朝廷。
高宗李治很清楚,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与上官仪友善而被株连,而是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亲信,所以才会被皇后通通赶出长安。
明知如此,可李治却无能为力。
从皇后武媚带着利刃般的目光走进内殿的那一刻起,从李治被迫说出“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这句话之后,李治就知道自己完了,他只能把天子大权拱手让给皇后武媚。
因为他别无选择。
其实,李治何尝不想把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又何尝不想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这个帝国!然而,自从患上这该死的风疾之后,很多事情就不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每当他想集中精力聆听百官奏事的时候,每当他要打起精神裁决政务的时候,可恶的病魔就会猛然攫住他,让他头晕目眩、四肢乏力。
在这种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他除了把权力交给皇后之外,还能交给谁呢?交给宰相吗?如今的这些宰相,虽然一个个貌似谦恭,好像对天子唯命是从,可一旦天子真的把最高权力下放给他们,假以时日,谁敢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个长孙无忌呢?
在李治看来,即便他和武媚早已同床异梦,可他们毕竟曾是一对如胶似漆的恩爱夫妻;即便他和武媚早已貌合神离,可他们毕竟曾是一对生死与共的政治拍档!更何况,皇后毕竟给他生下了四个儿子:太子弘、沛王贤、周王显、殷王旭轮(后改名旦),来日自己驾鹤西去,皇后必然要把权力归还给太子李弘,到时候江山就仍是李唐的江山,社稷也仍然是李唐的社稷。这样的结果,总比让朝政大权落入异姓权臣的手中更好吧?
如果说健康的恶化注定了高宗的天子大权非旁落不可,那么他宁可旁落给皇后武媚,也绝不能旁落给长孙无忌第二!
李治固然知道这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呢?
当然,在这场废后风波中,李治的表现确实显得有些懦弱。可是,与其说李治是在武后的逼迫下产生了畏怯,不如说他是在那一瞬间察觉了自己废后举动的鲁莽。因为倘若真的把武后废了,李治在病魔缠绕的情况下就不得不把权力下放给宰相,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引发如上所述的外姓掌权的危险。
此外,让李治最终产生悔意、收回成命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武后协助处理朝政的这几年中,她的表现确实无懈可击、可圈可点,甚至比李治本人显得更圆熟、更老到、更具政治智慧。既然如此,李治在冷静下来的时候,自然会意识到自己对魏国夫人的感情已经损害了身为帝王的理智,所以他不得不从顾全大局的角度出发、从李唐社稷的长治久安出发,进一步提升武后的权威。
无论高宗李治是主动还是被迫,总之从麟德元年的冬天开始,李治的帝王权威就逐渐削弱了。在这场有惊无险的废后风波中,皇后武媚非但毫发无损,反而趁机铲除了天子在朝中的一干亲信,不仅转危为安,而且因祸得福,获取了更大的权力!
从此,金銮殿上不再只有高宗李治一人,而是高宗与武后并列。满朝文武几乎都能感受到,帝国的最高权力正在逐步落入皇后武媚的手中。史称:“自是,上(高宗)每视事,则后(武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二○一)
一个“二圣临朝”的时代就此掀开大幕。
这一年,武媚四十岁。
此时的武媚,就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和耸壑凌霄的姿态,展翅翱翔在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
【封禅:皇后的盛典】
麟德元年的废后风波如同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在短暂的喧哗与骚动之后,一切很快就都回复了原样。
李治和武媚这对冤家看上去闹得挺凶,可人家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没过几天就又相敬如宾了,唯独害苦了一大帮忠于天子的朝臣——上官仪丢了脑袋,刘祥道罢了相职,其他人或贬黜或流放,什么都没捞着,却赔上了辛苦大半生赚来的功名富贵。
这样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
为了汲取教训,满朝文武从此都当起了聋子和哑巴——不管你们天子夫妻是打是和,都是你们自己家的事,犯不着我们当臣子的冒着杀身流放的危险去瞎搅和!
所以,自从“二圣临朝”之后,天下好像忽然间就太平无事了,朝臣们也一个个都学会了沉默是金,把高宗李治搞得既纳闷又郁闷。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二月,李治终于忍不住对宰相们发了牢骚:“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
宰相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继续保持沉默。只有司空李勣回答了天子的提问,他说:“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资治通鉴》卷二○一)
李治顿时语塞。
什么意思?这么漂亮的话,说了不跟没说一样吗?你是在讽刺朕,还是在跟朕打官腔?
李治知道这根本不是李勣心中的真实想法。可是,在发生了那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之后,他还能指望李勣给他什么答案呢?
这一刻,高宗李治不禁在心里苦笑——世事真他妈就像一场无可奈何的轮回!想当初他屡屡跟长孙无忌提出类似问题时,老家伙就一再跟他打官腔,没想到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这么些年,一心想在君臣之间营造一派忠直进谏、从谏如流的良性互动局面,可到头来朝堂上还是一片鸦雀无声,连他最信任的老臣李勣也在跟他打这种政治上绝对正确的哈哈,这太让人郁闷了!
虽然郁闷,可李治也没有办法。大唐君臣就在这种了无生气的沉默中又挨过了两年,高宗李治再一次忍无可忍,又接连几次在朝会上责怪大臣们没有尽到“进贤才”的责任。
宰相们闻言,照例一言不发,最后是司列少常伯(吏部侍郎)李安期于心不忍,才跟天子说了几句真话:“天下未尝没有贤才,也不是群臣敢遮蔽贤才。只因近来公卿一有推荐,被荐者未获任用而推荐者先已获罪,所以人人三缄其口。陛下若真能推诚以待贤才,谁不愿举其所知呢?此关键在于陛下,不在群臣。”
李治再一次语塞。
官腔不好听,可真话就好听了吗?
很明显,真话更难听。
所以,李治死心了。
从此以后,不管群臣进不进谏、进不进贤,反正高宗自己是保持沉默了。
麟德二年冬天,高宗朝廷酝酿数年的封禅大典终于要举行了。
所谓封禅,是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盛大仪式,据说早在三皇五帝的时期便已有之。古人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所以封禅大典通常都在泰山举行——于泰山设圆坛以祭天,称为封,于泰山旁边的小山设方坛祭地,称为禅。在古代中国,封禅泰山既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也是帝王功业鼎盛的标志。
然而,并不是所有帝王都有资格获此殊荣。在唐朝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还有东汉的光武帝等少数几个自认为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帝王,才敢举行封禅大典。
贞观年间,太宗君臣也曾多次有过封禅泰山的动议,但一来因为太宗皇帝顾惜民力,二来由于当时战事不断、周边形势较为紧张,所以始终未能成行。高宗一朝首次提出封禅是在龙朔元年,当时益州等地都上报了见龙的祥瑞,所以朝廷在改元龙朔的同时,宣布于龙朔三年正月举行封禅,但是随后便因对高丽和百济用兵而中止。
麟德元年七月,由于此前唐军在白江口大破日本海军,成功平定百济,朝廷受此胜利的鼓舞,遂再次宣布于三年正月封禅泰山,并命各地都督、刺史必须在二年十月齐集泰山脚下,命诸王集合于东都,筹备封禅的相关事宜。
对于此次盛典,武后当然也是一直持赞同态度。因为这不仅是对她参与朝政以来所获政绩的一种高度肯定,而且可以极大地提升她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威望。
封禅大典主要由两部分典礼构成,一是祭祀昊天上帝(祭天)的封礼,二是祭皇地祇(祭地)的禅礼。按照古代惯例,两种祭礼皆由天子行初献礼,再由公卿行亚献礼和终献礼。换句话说,自古以来,封禅都是男人的事,女人根本没资格参与,就算贵为皇后,也只能在一边待着看热闹。
对此,武后自然是深感不满。于是就在麟德二年十月,武后毅然上表,对“封禅旧仪”提出了批评。她认为,既然典礼规定以皇后配享祭地之礼,而又令公卿代行,实在是“礼有未安”,因此她郑重其事地向高宗要求——“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资治通鉴》卷二○一)
对于武后的要求,高宗当然不敢不答应。他当天就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在社首山举行的祭地典礼部分,由皇后行亚献礼,由越国太妃燕氏(越王李贞的生母,是太宗的嫔妃群中唯一在世的一位)行终献礼。
由女性参与并主持帝国最高级别的祭祀大典,这可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头一遭!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武后此举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如此创举所折射出来的政治意义,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它标志着武后在大唐帝国的政治地位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再也无人可以撼动。
麟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媚携文武百官和六宫妃嫔,浩浩荡荡地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整个仪仗队前后绵延达数百里,旌旗招展,鼓乐齐鸣,列营置幕,弥亘原野。此外,东自高丽,西至波斯,包括突厥、于阗、天竺、日本、新罗、百济等各国的元首、酋长和使节,也各率部属随同出发,穹庐帐幕、驼马牛羊充塞道路。如此阵容,诚可谓盛况空前、古来未有!
麟德三年正月初一,庄严隆重的封禅大典在泰山正式举行,典礼一共进行了五天。初五,高宗在朝觐坛接受文武百官和四夷君长的朝贺,当日下诏大赦天下,改元乾封。同日,宣布文武百官凡三品以上者赐爵一等,四品以下者晋级一阶。
自从大唐开国以来,所有官员的进阶均须通过政绩考核,升至五品和三品时,更须由天子亲自裁决。可是,这次泰山封禅却开启了“泛阶”的先河,从此冗官日多,以至到高宗晚年,穿四品绯色朝服的官员已经多如牛毛、极度泛滥了。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的这场封禅大典,无疑是武后一生中最辉煌的记忆之一。
站在社首山高高矗立的降禅方坛上,武后时而仰望清澈澄明的天穹,时而俯瞰辽阔苍茫的大地,一种睥睨天下、指点江山的豪情顿时在她的胸中奔涌激荡。
那一刻,武后仿佛在冥冥之中听见了上天的一声召唤,她并不能真切了解这声召唤所蕴含的全部意义,可她却依稀看见一个属于她的世界已经在不远的未来等待着她,那里有别样的天地乾坤,也有别样的山河日月,令她心驰神往、激动莫名。
就是这次封禅,让武后对权力、地位、尊严、威望等诸如此类的事物,有了更为淋漓尽致的体验,同时也有了更加强烈而炽热的渴望!
大典进行的过程中,许多大臣不约而同地发现,皇后武媚的眼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在灼灼燃烧,而她脸上也分明闪耀着一种奇异而瑰丽的红色光芒。
在这种红光的映衬之下,天子李治的脸色越发憔悴和苍白。
人们不禁在心里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谁的盛典?
是这个脸色苍白的男主角,还是那个满面红光的女一号?
此次封禅,武后除了享受到无上权威所带来的巨大快感之外,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额外收获。那就是——借机除掉了她的小外甥兼小情敌贺兰氏。
许多年前,武后曾经把几个不识好歹的兄长和堂兄弟贬出了朝廷,外放为远地刺史,其中,同父异母的兄长武元庆、武元爽先后死于贬所,而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则尚在人世。此次封禅,朝廷要求各地刺史都必须参加,时任始州刺史的武惟良与淄州刺史武怀运也都赶到泰山参与了盛典。大典结束后,他们又随銮驾返回京师。大唐百官都有在一些重大庆典之后向皇帝和后妃献食的习惯,于是武氏兄弟也按照惯例进行献食。
武氏兄弟绝不会料到,就是这次普通的献食,让武后发现了下手的良机。于是,一个一石三鸟的计划迅速在她的脑中成形。
当献给魏国夫人的那份佳肴送进宫中后,武后便暗中指使手下在贺兰氏的食物中下毒。毫无防备的贺兰氏当天就中毒身亡。自古红颜多薄命,可怜这个年轻貌美的贺兰氏,连一个正式的嫔妃名分都还没有,就这样香消玉殒、命丧黄泉了。
贺兰氏一死,武惟良和武怀运当然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由于他们曾经与武后发生过太多不愉快,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武氏兄弟原本是想毒死皇后,结果却错杀了魏国夫人。
贺兰氏之死让天子李治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在无法查出凶手的情况下,他只能把满腔悲愤都发泄到武氏兄弟身上。数日后,高宗未经审讯就颁下敕令,将武惟良和武怀运斩首,妻女没入掖庭。
武后略施小计,就一举拔掉了几颗眼中钉,这对于刚刚从封禅大典尽兴而归的武后来说,不啻有一种锦上添花之喜。
杀了武氏兄弟,武后还觉得不够过瘾,就把他们的姓改为蝮。
她希望他们变成两条肮脏丑陋的毒蛇,从此在暗无天日的墓穴中卑贱地爬行,永世不得超生!
高宗李治即位的十几年来,虽然帝国的政治高层风云变幻,始终没有停止过权力斗争,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国计民生。由于高宗治下的唐王朝继承了贞观时代的强大国力,所以这些年来,大唐帝国在总体上依然保持着安定、繁荣和强盛的局面。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威望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截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宗统治下的帝国疆域已达至极盛,比前后的各个时期都更为广阔,唐朝的影响力也进而扩大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
那么,这一页辉煌的历史又是如何铸就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永徽初年,让我们跟随英勇的大唐将士,一起去跃马横刀、驰骋沙场,一起去开疆拓土、鹰扬国威,去谱写辉煌的英雄史诗,去缔造不朽的战争传奇……
第八章帝国的扩张
【名将之路:苏定方西征】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春天,登基不久的高宗李治正踌躇满志地打理着太宗皇帝留下的这个广土众民的帝国,就在这个时候,西域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消息是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刺史骆弘义派快马递到京师的。他在奏章中称,原西突厥降将,时任左骁卫大将军兼瑶池(今新疆阜康市)都督的阿史那贺鲁,一直在暗中召集旧部,势力日渐膨胀,很可能是想利用太宗驾崩、新君刚刚即位的时机发动叛乱,袭取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和庭州。
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高宗的高度警觉,他马上派遣通事舍人桥宝明前往瑶池,对阿史那贺鲁进行慰抚,实际上就是对他发出警告。
天子特使的到来令阿史那贺鲁大为惊愕,他没想到自己的行动这么快就被朝廷察觉了。
特使桥宝明还带来了天子旨意,命阿史那贺鲁的长子阿史那咥运入朝充当人质。由于叛乱的准备还不充分,阿史那贺鲁只好硬着头皮服从了朝廷的安排。
在此,年轻的高宗显然走了一步好棋。因为如此一来,投鼠忌器的阿史那贺鲁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如果高宗长期把阿史那咥运扣为人质,那么阿史那贺鲁绝不可能跟唐朝反目,也不可能在后来的几年里闹出那么大动静。
可惜,也许是因为高宗还年轻,缺乏政治经验,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阿史那咥运放回去了。他或许以为这样小小地震慑一下,就足以让阿史那贺鲁放弃叛乱的念头。可他错了,阿史那贺鲁的野心要比他想象得大得多。
阿史那咥运返回瑶池之后,阿史那贺鲁立刻率领部队向西而去,叛离了唐朝。
阿史那贺鲁这一走,有如猛虎归山,唐朝的西域边陲立刻罩上了一层浓密的战争阴云。
此时,西突厥的在位可汗是乙毗射匮,此人才能平庸,西突厥各部早已不服其统辖,所以当阿史那贺鲁的兵锋突然直逼他的王庭时,乙毗射匮马上乱了阵脚。他仓促集结部众抵御阿史那贺鲁,结果一战即溃,其部众全被阿史那贺鲁吞并。
阿史那贺鲁一战平定了西突厥可汗,其野心大为膨胀,随即在双河与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一带建立了王庭,自立为沙钵罗可汗。原乙毗射匮可汗辖下的十个直属部落一齐归附,数月之间,阿史那贺鲁摇身一变就成了西突厥的头号人物,麾下拥有精兵数十万众。稍后,处月(今新疆新源县境)、处密(今新疆塔城市境)两大部落以及西域诸国,又相继投靠了阿史那贺鲁。
唐朝在西北边境的一大劲敌就这样悍然崛起了。
永徽二年七月,志得意满的阿史那贺鲁亲自率部入侵庭州,很快就攻陷了庭州境内的战略要地金岭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北)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县东南),杀死并俘虏了数千唐军。
高宗李治勃然大怒,同时也为自己当初的掉以轻心追悔不已。此后的几年里,高宗先后派遣梁建方、程知节等人进行了两次西征,虽然占据了一些土地,也歼灭了西突厥的一些有生力量,但却始终没有达成最主要的战略目的——平定阿史那贺鲁。
对此,高宗李治自然是极不甘心。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闰正月,也就是二次西征刚刚结束的两个月后,高宗就宣布对西突厥发动第三次远征。
此次远征军的主帅,就是曾在第二次西征立下战功的苏定方。
苏定方,冀州人,出道很早,但是命途多蹇,一生的道路颇为曲折。大业末年,天下板荡,盗贼蜂起,苏定方的父亲苏邕率领本郡的数千乡勇征讨盗贼,当时年仅十余岁的苏定方就随父从军,每战必冲锋在前,“骁悍多力,胆气绝伦”(《旧唐书·苏定方传》)。后来苏邕战死,郡守便让苏定方接管其父的军队,负责讨伐郡南的盗贼张金称。苏定方不负众望,大破贼众,并且手刃了匪首张金称;不久,郡西又有杨公卿聚众起事,苏定方又迅速将其击溃,杀获甚众,一时间享誉郡县,深受当地人的尊敬和拥戴。
此后,群雄逐鹿的烽火渐成燎原之势,苏定方知道隋朝天下已经名存实亡,随即投奔窦建德。窦建德的部将高雅贤对他极为赏识,便收他为养子。可惜没过多久,窦建德就兵败身死,苏定方只好跟高雅贤一起追随刘黑闼,其后又在刘黑闼麾下屡立战功,没想到刘黑闼最终还是成不了气候,很快又被唐军平定,苏定方只好解甲归田,隐居乡里。
绕了一大圈,苏定方又变成了默默无闻的一介布衣。直到贞观初年,已过不惑之年的苏定方才再次从戎,重新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在李靖平定东突厥的战役中,苏定方担任前锋,于碛口突袭颉利可汗,成功击破颉利的牙帐,收降了颉利的大量部众,为唐军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再次崭露了他的过人胆识。
尽管立过这样的战功,可在灿若星辰的初唐名将中,贞观时期的苏定方还是显得很不起眼。参加二次西征的那一年,苏定方已经年过六旬,年龄与程知节相仿,可他的职务还只是区区的中郎将,基本上还是个小人物。
可是,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个垂垂老矣、默默无闻的苏定方,很快就将威震西域、名动朝野。
或许连苏定方自己都不会料到,就是在西域的这片大漠黄沙中,一条大器晚成的名将之路已经在他的脚下悄然开启。
为了确保第三次远征的胜利,唐军兵分两路,征讨与安抚并重:一路由苏定方(此时已被擢升为右屯卫将军)担任总管,以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为副总管,征调回纥骑兵,从北线直接进攻西突厥;另一路由西突厥降将——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安抚大使,从南线西进,负责招抚他们在西突厥的旧部。
这一年春天,唐朝的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向西北方向挺进。苏定方率领主力沿着金山(今新疆阿尔泰山)山脉,直逼驻扎在北麓的处木昆部落。这个部落在去年的咽城大战中曾遭唐军重创,此时元气远未恢复,唐军一发起进攻,处木昆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其部落酋长懒独禄不得不率麾下一万余帐向唐军投降。苏定方尽力安抚,随即挑选了处木昆的一千多名精锐骑兵,编入唐军作为前锋。
紧接着,唐军继续西进,目标是突骑施部落。
这个部落和处木昆一样,也是在去年遭到了唐军的重创,此时他们眼见处木昆已经投降,情知自己无力抵抗,慌忙向阿史那贺鲁求援。
阿史那贺鲁意识到,如果不挡住唐军的攻势,西突厥的十姓部落势必会被唐军各个击破。他旋即发出命令,集结了十姓部落(包括处木昆的残部)的十万大军,准备在曳咥河(今中亚额尔齐斯河)西岸列阵,凭借天堑阻击唐军。
苏定方察觉了阿史那贺鲁的战略意图,于是亲率唐军精锐及回纥骑兵共计一万多人,迅速抢渡曳咥河,在西岸摆开了阵势。
阿史那贺鲁的意图彻底落空,不禁大为恼怒。可当他率领十万大军逼近曳咥河时,心中的恼怒就全部转化成了窃喜。
因为唐军的兵力不但只有突厥军的十分之一,而且还背靠大河,想逃跑都没有退路。
阿史那贺鲁顿时信心倍增,他相信这一仗一定可以全歼唐军主力。
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苏定方镇定自若,毫无惧色。他命令步兵在南部平原上密集排列,长矛的枪尖全部向外,自己则亲率精锐骑兵在步兵阵后方的北部平原上列阵。
西突厥军队依仗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对唐军的步兵阵连续发起了三次冲锋,可是在如林的长枪面前,突厥人付出了极大的伤亡,却始终无法撕开唐军的防线。
此时,苏定方正策马立于北部的高坡上静观战场的变化。他知道,突厥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是由十个部落构成,其中的左厢五部还一度背叛过阿史那贺鲁,右厢五部中的泥孰部落也向来与阿史那贺鲁不睦。所以,突厥人表面强大,实则内部矛盾重重。
这就是突厥军队的致命弱点。
当突厥军队的第三波攻击又被唐军击退后,苏定方知道其战斗力已经衰竭,立刻下令全体骑兵跟随他一起冲锋。
随着苏定方一声令下,唐军骑兵随即像两把尖锐的钢刀,从步兵阵的两翼伸出,然后直直插入敌阵之中。
决战时刻,西突厥十个部落貌合神离的弱点暴露无遗。在唐军的猛烈进攻下,突厥人各自为战,互不相援,人多的优势丝毫发挥不出来。而且只要一个部落的阵脚被打乱,其他部落马上争相溃退。到最后,尽管阿史那贺鲁的帅旗拼命挥舞,也仍然阻止不了十万大军的全线溃败。
唐军随即转入全面反攻,苏定方亲率骑兵深入追击了三十里,斩杀及俘虏的敌军达数万之众。
此战,唐军大获全胜。苏定方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又一次创造了以寡击众的经典战例,从此威震西域,在一代名将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曳咥河会战的前夕,朝中的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曾向高宗献上了一条离间突厥人的计策,他说:“泥孰部落的酋长向来不服从阿史那贺鲁,后来被阿史那贺鲁击败,妻子儿女均被掳为人质。今后,西征军一旦击破阿史那贺鲁的部众,只要擒获泥孰的妻子儿女,应当将其全部送还,并给予赏赐。如此一来,泥孰必定会背叛阿史那贺鲁,并且誓死效忠大唐。”
高宗采纳了薛仁贵的计策,随即向苏定方发出了一道密诏。
而在此次会战所俘虏的西突厥人中,果然有泥孰酋长的妻子儿女,苏定方当天就派人秘密将其送还。泥孰酋长顿时感激涕零,当即表示愿意归降唐朝。
曳咥河会战的次日,苏定方继续勒兵追击,阿史那贺鲁自恃兵力仍然占优,于是回头再战。可他绝没有想到,这一天他将败得更惨,并且将成为他短暂的可汗生涯中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捩点。
当唐军与突厥军接战之后,刚开始胜负难分,可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泥孰部落忽然临阵倒戈,西突厥军队措手不及,顿时军心大乱。在泥孰部落倒戈的效应下,其他四个右厢部落也全部向唐军投降。
一见右厢五部在片刻之间全都放下了武器,左厢五部(处木昆、突骑施、鼠尼施、胡禄居、摄舍提)再也无心恋战,于是各自落荒而逃。最后只剩下处木昆的大首领屈律啜率领数百亲兵,簇拥着阿史那贺鲁仓皇向西逃窜。
紧继苏定方大破阿史那贺鲁之后,由阿史那步真率领的南线唐军也迅速逼近西突厥左厢五部的驻地。
左厢五部逃回驻地后,终日惶惶不安,一直在担心他们今后的命运。惊魂未定之时,又得知南线唐军已经到了他们家门口,而且还接到了阿史那步真派人送来的招降信。五大酋长料定阿史那贺鲁大势已去,再跟着他混就是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同一天,五大酋长作出了归降唐朝的决定,随后一同前往唐军大营,向阿史那步真投降。
稍后,另一路南线唐军的指挥官阿史那弥射也利用他在西突厥原有的影响力,成功收降了处月、处密两部落。
至此,阿史那贺鲁已经众叛亲离,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显庆二年冬天,苏定方命萧嗣业、回纥酋长婆闰担任先头部队,他本人和任雅相率主力殿后,冒着冬季的严寒继续向西挺进,兵锋直指阿史那贺鲁的王庭。
其时正逢天降大雪,朔风怒吼,地上的积雪足足有两尺之厚,远征军的行进极为困难。于是部将们纷纷向苏定方建议:原地休整,等待天晴再行军。
然而,他们的提议马上遭到了苏定方的否决。他告诉将士们:“阿史那贺鲁一定以为,现在天寒地冻、大雪封山,我军难以前进,所以他肯定会有恃无恐、放松警惕。这正是我军追上他的大好时机,倘若行动迟缓,他们必定远遁,到时候想追就追不上了。所以,建立不世之功,就在此时!”
大唐帝国三次西征阿史那贺鲁,前两次都功败垂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统帅的意志、勇气和决断力不够。较之前两次西征,苏定方这一次遭遇的自然条件其实是最恶劣的,但是他身上却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必胜的信念和无坚不摧的意志。
大军继续西行,在茫茫的雪原中昼夜兼程地向西突厥的王庭挺进。
经过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苏定方率领的北路军终于进抵双河。而南线的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也同时抵达,两路唐军胜利会师,力量更加强大。
双河距离阿史那贺鲁的王庭仅有两百里。此时,阿史那贺鲁仍然毫无防备,正优哉游哉地在金牙山附近打猎。
不出苏定方所料,阿史那贺鲁认定唐军不可能在这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中长途奔袭,所以他依旧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绝对有机会东山再起。
可阿史那贺鲁已经没有机会了。
当唐军恍如从天而降的雄鹰一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阿史那贺鲁才如梦初醒。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仓促集合起来的部队根本抵挡不住唐军的强大攻势,转眼间阿史那贺鲁的王庭就被攻破了,数万颗突厥人的首级被唐军将士斩落马下,而象征着可汗权威的大鼓和巨纛也被唐军缴获,万般无奈的阿史那贺鲁只好带着儿子咥运、女婿阎啜等少数几人突围而去,逃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
阿史那贺鲁的战败和流亡,意味着大唐帝国的第三次远征取得了全面胜利。
苏定方知道,阿史那贺鲁已成丧家之犬,终究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所以并没有忙着追击,而是着手安抚西突厥的各个部落,处理战争遗留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苏定方深知,与平息叛乱同等重要的就是安定人心。只有在战乱过后迅速恢复西突厥的和平与稳定,大唐帝国的军队才真正称得上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师。史称阿史那贺鲁败逃之后,“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阿史那贺鲁)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资治通鉴》卷二百)。
苏定方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面恢复了西突厥汗国的社会秩序,从而获得了西突厥各个部落及其民众的拥戴和支持。
做完这一切后,苏定方把追缉阿史那贺鲁的任务交给了副手萧嗣业,然后光荣凯旋。
阿史那贺鲁一口气逃到石国西北部的苏咄城外,人困马乏、饥渴难耐,但他不敢进城,只命手下人拿着珠宝去城里换购马匹和食物。苏咄城主得知阿史那贺鲁到来的消息,随即命人准备了丰盛的美酒佳肴,然后毕恭毕敬地出城迎接。
走投无路的阿史那贺鲁看见苏咄城主如此盛情,不禁大为庆幸,马上消除了戒备,随同苏咄城主一起入城。
可阿史那贺鲁断然没有想到,就在他跨入苏咄城的一瞬间,背后的城门便訇然关上,紧接着从四周冲出了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他们一行人团团围住。而刚才还一脸热情的苏咄城主,此刻正远远地站着,用一种得意而轻蔑的笑容注视着他。
那一刻,阿史那贺鲁彻底绝望。
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这六年的可汗生涯对此刻的阿史那贺鲁而言,就像是南柯一梦。
这场梦有多么辉煌,他此刻的痛苦就有多么强烈。
这六年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他此刻感到的沮丧就有多深。
阿史那贺鲁最后重重地把头垂了下去。
同时垂下的,还有他手中的剑。
他曾经用这把剑掌控了整个西突厥汗国的命运,可现在,他却连一己的命运都掌控不了。
苏咄城主擒获阿史那贺鲁后,立刻把他交给了石国国君,石国国君随后又把他交给了唐军将领萧嗣业。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阿史那贺鲁被押送到京师长安,高宗李治特意举行了一场献俘仪式。苏定方一身戎装,亲自押解阿史那贺鲁入宫献俘。随后,苏定方因平定西突厥之功,被擢升为左骁卫大将军,封邢国公。
战后,大唐帝国在西突厥的土地上设置了昆陵都护府和濛池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封为兴昔亡可汗,统领西突厥的左厢五部(五咄陆);以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封为继往绝可汗,统领西突厥的右厢五部(五弩失毕)。两个都护府均归属安西都护府管辖。此外,对于西突厥的各个部落首领,唐朝廷也依据其部落大小和位望高下,分别授予刺史以下的官职。
曾经强盛一时的西突厥汗国宣告瓦解。
由于西突厥汗国已经不复存在,原本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亚各国,纷纷回过头来归附大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朝廷又在中亚的石国、米国、史国、大安国、小安国、曹国、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设置了州、县、府共一百二十七个。(这些国家大致分布在今新疆西部、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一带。)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中亚的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个国家又相继归附大唐帝国。唐朝先后在这十六个国家建立了八个都督府,七十六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并将其全部划入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范围。
至此,大唐帝国的疆域已经由西域延伸到了中亚,又从中亚进一步拓展到了西亚的伊朗高原。高宗君臣继承了贞观时代的雄厚国力和开拓进取的尚武精神,终于使得大唐帝国的疆域、国力和声威在公元七世纪中叶臻于极盛!
【百济:一场得而复失的战争】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天,也就是在大唐帝国刚刚平定西突厥之后,高宗李治接到了来自新罗的一道奏表。
准确地说,这是一封求救信——是新罗国王金春秋发出的一封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他在信中说,百济再度勾结高丽屡屡入侵,已经占领了新罗的大片土地,唐朝要是再不出兵,新罗就彻底完蛋了!
看完信后,一股按捺已久的怒火终于在高宗李治的心中升腾起来。
当年太宗皇帝亲征高丽失败,不久后便赍志而殁,这件事一直是李治心头的一个阴影。登基之后,李治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出兵踏平桀骜不驯的高丽和百济,完成隋唐三代帝王(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未了的心愿,以慰父皇李世民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