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
人生有两条真谛,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手。
长孙无忌只明白前者,不明白后者,对权力过度迷恋,不懂得及时放手,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被一贬再贬的禇遂良来到迢迢万里的爱州后,预感到这个边瘴之地很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终点。追忆往日荣华,禇遂良不禁悲从中来。
他遥望长安,黯然提笔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疏:“从前,魏王泰与太子承乾争夺储位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当时,岑文本、刘洎力挺魏王,臣抗旨固争,皆陛下所见。后来,臣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至先帝临终,只有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突遭巨变,不胜哀恸,臣以社稷为由宽慰陛下,陛下手抱臣颈。当时,臣与无忌处理政务,毫无缺失,仅用数日时间就安定了内外局势。臣力量很小,而责任很重,动辄招致罪愆,就像一只卑微的蝼蚁,仅余残生,乞请陛下哀怜!”
禇遂良在奏疏中处处提醒天子,不要忘了他和长孙无忌的功劳。然而,在高宗李治看来,如果说他和长孙在贞观末年确有大功的话,这样的功劳也早已被他们在永徽年间的居功自傲、大权独揽彻底毁掉了。尤其是那次血染丹墀的死谏,禇遂良当面揭穿了天子隐私,让李治仿佛在众人面前裸奔了一回,这种羞辱让李治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
不管禇遂良自认为在奏疏中如何真情流露、如何忠言耿耿,高宗李治都不可能为其所动。
结果可想而知,奏疏呈上如同泥牛入海,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年后,亦即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冬天,禇遂良终于在无尽的失落和忧愤中闭上了眼睛,终年六十三岁。
随着长孙一党的垮台,高宗和武后的亲信迅速跻身帝国的权力中枢。显庆三年十一月,年近七旬的许敬宗终于如愿以偿,继李义府之后晋升为中书令;同日,还有一个叫辛茂将的大理卿也获得晋升,兼任侍中。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武后终于图穷匕见,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后的,[Tm txt456电子书电子书]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打击。
许敬宗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随便找了一起案件,就把谋反的罪名一下子扣到了长孙无忌头上。
当时,许敬宗和辛茂将刚好在会审一个案子,情节很简单,就是一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指控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结朋党。韦季方和李巢被捕后,许敬宗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动用了一些刑讯逼供的手段,韦季方不堪忍受,企图自杀,结果自杀未遂。
本来这起案件和长孙无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许敬宗却灵机一动,突然上奏说,韦季方之所以畏罪自杀,并不是因为交结朋党的事,而是另有重大的隐情。
什么隐情?
许敬宗称:“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资治通鉴》卷二百)意思是说,韦季方企图勾结长孙无忌,陷害朝廷忠良和皇亲国戚,使朝政大权重新回到长孙无忌手中,然后伺机发动政变;只因事情败露,韦季方才畏罪自杀。
案情发展到这里,当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朋党案的范畴,变成了性质严重的谋反案。
而涉嫌谋反的主犯就是当朝太尉、天子舅父长孙无忌。
很显然,许敬宗对长孙无忌的控告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诬陷之词。但是,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遗爱案,如今这起案件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许敬宗的手法,与长孙无忌当年一手炮制的房遗爱案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许敬宗是在照着葫芦画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时,高宗李治作出大惊失色的表情,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父遭到小人离间,小小的猜忌可能会有,何至于谋反呢?”
许敬宗答道:“臣推究案情始末,长孙无忌反状已露,陛下却犹然怀疑,这恐怕不是社稷之福。”
李治黯然落泪,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天元舅还是这样,让朕无颜面对天下之人。此事若属实,该如何处置?”
许敬宗说:“房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能有什么作为!可长孙无忌就不同了,他追随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担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一旦发动,陛下派谁抵挡?如今幸赖宗庙有灵、皇天嫉恶,从一件小事引出一个大奸,实乃天下之庆。臣现在担心的是,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未遂,情急之下发动政变,攘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愿陛下速作定夺!”
李治半晌无语,最后让许敬宗再深入调查,以期掌握确凿证据。
许敬宗不负天子所望,连夜突审韦季方,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禀报。他说:“韦季方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和长孙无忌一同谋反。臣又问韦季方,无忌是国之至亲,累朝受宠蒙恩,有何仇恨非反不可?韦季方供称,韩瑷私下曾经对长孙无忌说:‘当初柳奭、禇遂良曾劝您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皇上必然对您也起了猜忌之心,太常卿高履行(长孙舅父高士廉之子,显庆元年十二月被贬为益州长史)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长孙无忌听韩瑷这么说,不免忧愁恐惧,于是极力谋求自安之计。后来他看见长孙祥(长孙无忌的族侄,由工部尚书任上出为荆州长史)又被贬谪,韩瑷等人也接连获罪,便日夜与韦季方一起密谋,准备反叛。”
说完这些,许敬宗最后作出了总结陈辞:“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发现均与事实吻合,请陛下准予收捕,再依法处置。”
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舅父如果真的这样,朕也决不忍心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
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薄昭,是汉文帝的舅父,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时,薄昭也立下大功。他后来只不过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命文武百官身穿丧服,前往哭悼,然后诛杀,至今天下仍把汉文帝视为一代明君。如今,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密谋推翻社稷,其罪与薄昭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幸阴谋自动败露,叛徒供认不讳,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竟不能从速决定!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乃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稍许延迟,臣担心变生肘腋,必将悔之不及!”
许敬宗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不但口才一流,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相应史实信手拈来,而且恰如其分。所以,这番话听上去真的是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于是,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
在这两天的对话中,高宗李治流了好几次眼泪,看上去还是一副“宽仁孝友”的厚道模样,可事实上,这不过是李治刻意表演的一场悲情秀。
在这场悲情秀中,李治和许敬宗君臣二人配合得实在是天衣无缝:李治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惨惨戚戚、万般无奈,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面前保持他的仁君形象,逃避“诛杀元舅”的历史骂名;而许敬宗则始终表现得坚定果决,不管天子提出什么疑虑、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快速应对、圆满解决,从而既维护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又帮助他达成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
乍一看,这起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制造的,可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真正的主导者,其实就是这个看上去一脸无辜的唐高宗李治。
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朋党案原本是毫无瓜葛的,可就是在高宗李治的逐步暗示和引导之下,就是在这对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才被一条一条地罗织起来,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了最后的铁证如山。
在君臣的对话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真正能够将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证据,其实是第二天才编造出来的。
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可李治却“命敬宗更加审察”(《资治通鉴》卷二百)。李治下这个命令,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也就是说,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敬宗心领神会,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最起码在定罪之前,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最后一面。
可是,李治有吗?
没有。
他甚至连舅父的最后一面也不想见。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资治通鉴》也称:“上……竟不引问无忌。”
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竟”字,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统统是在作秀!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贬为扬州都督,但并不让他到任,而是遣送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同时“准一品供给”,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
两朝元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
离开长安的那一天,长孙无忌看见初夏的阳光把这座繁华的帝都照得一片明亮,宽阔的朱雀大街依然是一派车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可他却要被迫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这座城市,带着孤独和屈辱,带着忧惧和彷徨,独自踏上这条山长水远的流放之路。
“无忌富贵,何与越公?”
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长孙无忌一倒,长孙集团的灭顶之灾就真正降临了。
在武后的授意和高宗的支持下,许敬宗开始乘胜追击,一方面大肆株连,扩大打击面,一方面又穷追猛打,一意要把长孙一党的核心成员赶尽杀绝。
长孙无忌刚刚被逐出长安,许敬宗就上奏说:“长孙无忌之所以谋反,都是因为禇遂良、柳奭、韩瑷等人在背后煽动蛊惑;柳奭还暗中勾结中宫(王皇后),谋行鸩毒;另外,于志宁也一直是长孙无忌的死党。”
奏疏一上,高宗的追贬诏书立刻就下来了。已经病逝的禇遂良被追夺了官职和爵位,柳奭、韩瑷被开除官籍,于志宁被免职;长孙无忌的儿子、时任秘书监的驸马都尉长孙冲(娶太宗之女长乐公主)等人也均被开除官籍,流放岭南;禇遂良的儿子禇彦甫、禇彦冲流放爱州(他们行至中途便被朝廷派出的人诛杀);益州长史高履行再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都督。
五月,长孙无忌的族弟长孙诠被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市),抵达贬所不久,当地县令为了谄媚朝中的当权派,便命人把他乱棍打死。稍后,长孙诠的外甥、时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刺史的赵持满(他的姨母是韩瑷的妻子)被逮捕,押送京师后遭到严刑拷打;赵持满拒不认罪,旋即被诛杀,抛尸城西,亲戚无人敢替他收尸,最后是一个叫王方翼的友人冒着被株连的危险将其收葬。(这个王方翼后来追随裴行俭驰骋西域,并最终平定了西突厥,成为一代名将。)
七月,朝廷再次下令,命御史分别前往高州(今广东高州市东北)、象州(今广西象州县)、振州(今海南三亚市),把已经被流放的长孙恩(长孙无忌族弟)、柳奭、韩瑷重新逮捕,披枷戴锁押回长安,同时命各州县抄没他们在当地的家产。
七月末,高宗李治再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等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
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还有重新审理的必要吗?
明眼人都看得出,天子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宣判长孙无忌的死刑。
许敬宗马上猜出了天子的心思,于是命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资治通鉴》卷二百)。
袁公瑜当然也知道所谓的“再鞫”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他很清楚此行的真正任务是什么。所以一到黔州,袁公瑜就迫不及待地向长孙无忌亮出了底牌——事到如今,您老也只有一死以谢天下了!
当鬓发散乱的长孙无忌颤颤巍巍地把一条白绢抛上房梁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吴王李恪在六年前发出的那句诅咒。
盖棺论定之际,史书对长孙无忌的终局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旧唐书·宗室列传》)
“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解决了长孙无忌后,高宗再也无所顾忌,索性推翻前诏,派出使臣前去处死柳奭和韩瑷。(数日前李治刚刚下诏,命各路御史将柳、韩等人押回京师。)使臣随后便赶赴象州诛杀了柳奭;另一路使臣赶至振州时,韩瑷已死于贬所,使臣当即掘墓开棺,验明正身后才回京复命。
同时,朝廷抄没了长孙无忌、柳奭、韩瑷三家的所有财产,将他们的近亲全部流放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数日后,早先在工部尚书任上被贬至常州的长孙祥(长孙无忌族侄),又因在此期间与长孙无忌通信,被判处绞刑。
八月,又有十三个朝臣受到长孙无忌和柳奭的株连被贬官;此外,洪州都督高履行再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刺史,于志宁被贬为荣州(今四川荣县)刺史;随后,在朝中任职的于姓亲戚又有九个遭到贬谪。
显庆四年的这场政治清洗,无论是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还是残酷性,都比长孙无忌在永徽四年制造的房遗爱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该砍头的砍头,该绞死的绞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一党的垮台宣告了后贞观时代的终结。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和君臣博弈中,李治和武媚这对恩爱夫妻兼政治拍档,终于彻底击败了实力强劲的对手,取得了不折不扣的全面胜利。
这一刻,李治和武媚连续几年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为了庆祝胜利,他们决定离开长安,到东都洛阳去游玩散心,然后再回一趟皇后的老家——并(bīng)州(今山西太原)。
这一年冬天,高宗李治下诏,命年仅八岁的太子李弘监国,然后携皇后武媚启程前往东都。没想到天子一行刚出潼关,后面就有朝臣追了上来,告诉他们年幼的太子因思念双亲,终日抑郁寡欢、哭泣不止,让朝臣们都不知如何是好。高宗和武后一听,顿时大为不忍,马上命太子前来会合,干脆不监国了,一家人痛痛快快地玩一趟。
在李弘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中,显庆四年冬天的这趟旅行无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快乐记忆。他坐在宽敞舒适的车辇内,看着外面被白雪覆盖的广阔无垠的世界,看着道路两侧的松柏上结满的奇形怪状的冰凌,内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兴奋和喜悦。而一路上始终面带笑容的父皇和母后又一左一右紧拥着他,更是让他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温暖。
李弘多么希望这驾马车能够永远这么走下去啊。
直到十七年后那个杀机四伏的夜晚,当太子李弘在合璧宫绮云殿的夜宴上颓然仆倒,当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从他的嘴里涌出,李弘仿佛仍然可以看见,显庆四年那驾满载着快乐和幸福的马车,还在一片晶莹无瑕的世界中缓缓地走着,永远也不会到达终点。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天,天子一行从东都启程前往并州。
这显然是高宗李治特意替皇后武媚安排的一场衣锦还乡。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武后于并州州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所有的亲戚、故旧、邻里参加;宴会结束后,武后又让所有妇人进入内殿,给予了数量不等的赏赐。随后,高宗李治又颁下一道诏书,向并州境内所有八十岁以上的妇人授予了“郡君”的爵位。
这一天,皇后武媚用行动向世人再一次证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显庆五年十月,也就是高宗李治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才一年多,还没等他仔细品尝一下独揽朝纲的滋味,生命中最大的不幸就不由分说地降临他的身上。
他病了。
让李治感到痛苦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而是非常严重的风疾。所谓风疾,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风,属于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李唐皇族的家族遗传病,当年导致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死亡的主要病因,就是这个风疾。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唐朝历史上,这个可怕的遗传病还会像一只无法驱散的恶灵一样,接二连三地附着在一个又一个李唐皇帝的身上。
风疾是一种慢性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靠药物长期调理,而且病人不能过度劳累,必须长年静心调养。这对于刚刚夺回大权、一心想要重振朝纲的高宗李治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更让李治郁闷的是,他一发病,症状似乎就显得比较严重。史称其“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也就是眩晕、头痛,并且由于脑部的气血淤塞压迫到了视觉神经,因而引发严重的视力衰退,甚至导致间歇性失明。
发病的这一年,李治才三十三岁,本来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可这个该死的遗传病却让他好像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李治为此大为苦恼,可是又万般无奈。每当百官奏事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李治不得不经常让武后一同临朝听政,协助他裁决政务。
就这样,刚刚正位中宫的武媚再次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在她本人都始料不及的情况下,命运之手就把她一下子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不过武媚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她天性聪颖,反应敏捷,加上深厚的文史素养以及对政治的天然热衷和高度悟性,这一切都使她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高宗李治对皇后的表现非常满意,“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卷二百)。
从此,武后开始顺理成章地与她的夫皇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这一年,武后三十七岁。
权力是最容易让人上瘾的精神鸦片,对于武媚这种女人来说尤其如此。
她似乎与生俱来就怀有一种极度的权力饥渴。一旦那种生杀予夺的豪情快意稍稍掠过她的心头,对于权力的进一步渴望就会瞬间布满她的每一根神经末梢。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春天,李唐朝廷发生了一件让满朝文武都颇感意外的事情。
这就是更改官署名称和百官名号。
高宗下诏宣布,从即日起: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有相应的新名称,只是职能如故。
随着皇后武媚开始正式干预朝政,高宗李治在颇感欣慰的同时也生出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隐忧。他发现——这个工于权谋、精力充沛、行事果断的皇后,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上了长孙无忌曾经走过的老路,颇有些欲望膨胀、架空天子的苗头了!
这样的发现让高宗李治大为不悦,也让他与武后之间原本如胶似漆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此外,自从长孙无忌垮台以来,李治感到自己的天子权威得到了巨大的恢复和提升,满朝文武和宰相们基本上都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然而,唯独有一个人是个例外。
这个人就是李义府。
众所周知,在李治夫妇与长孙一党斗法的时候,这个李义府一直充当急先锋的角色,可以说是天子阵营的忠实打手。可这几年来,李治却不无遗憾地发现,与其说李义府是他的亲信,还不如说这家伙只是皇后一个人的鹰犬。
这家伙自以为有皇后罩着,几乎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而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就是因为他信心满满地认为——天子也在皇后的手心里攥着。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春天,忍无可忍的高宗李治终于决定拿李义府开刀。他要让这小子尝一尝雷霆之怒的滋味,同时也用这种敲山震虎的方式警告皇后——天子权威是绝对不容侵犯的!
当然,高宗要拿李义府开刀,肯定也需要一些正当的理由。
好在这样的理由并不难找,因为李义府自从当上宰相以来,几乎就没干过一件好事。
他做过的那些事情只能用两个成语来形容。
一个叫劣迹斑斑。
一个叫天怒人怨。
永徽六年末,李义府以中书侍郎衔“参知政事”,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仕途多年,李义府总算是如愿以偿地攀上了帝国政坛的最高枝,终于可以纵览“全树”风光、俯瞰芸芸众生了。也许是压抑多年的欲望亟须宣泄,所以李义府一朝得势,便开始“恃宠用事”、恣意妄为。
显庆元年秋天,一个叫淳于氏的洛州妇人因为犯案被拘押在大理寺狱,李义府听说这个妇人颇有姿色,顿时垂涎三尺、色心大动,当即决定把她搞到手。
为了得到淳于氏,李义府就向主管此案的大理丞毕正义施压,让他制造伪证帮淳于氏洗脱罪名,准备等淳于氏出狱后纳她为妾。不料大理卿段宝玄在调阅卷宗的时候,发现了毕正义做的手脚,立刻将毕正义逮捕,并将此案上奏天子。高宗李治随即命给事中刘仁轨提审毕正义,李义府唯恐毕正义把他抖出去,便逼迫他在狱中自杀。
毕正义被逼自杀后,高宗命人暗中调查,得知此案的幕后操纵者就是李义府。可由于当时长孙集团尚未垮台,这个李义府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所以高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命大理寺草草结案了。
不久,御史王义方又对李义府发起弹劾,高宗却公然袒护,不但不追究李义府的罪状,反而以“毁辱大臣,言辞不逊”为由,把王义方贬为莱州司户。
显庆二年春,李义府又被擢升为中书令,正式跨入了宰相的行列。李义府仗着自己位高权重,又有天子和皇后撑腰,于是越发有恃无恐,不但大肆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而且连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然充当权钱交易的经纪人,一时间“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资治通鉴》卷二百)。
当时,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自认为资格比李义府老,加之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所以始终没给他好脸色看;而李义府依恃帝后宠信,自然也不把杜正伦放在眼里。双方由此结怨,此后无论大事小事多有抵牾。到了显庆三年十月,双方已成水火不容之势,杜正伦派人监视李义府,暗中搜罗他的罪证;而李义府索性恶人先告状,指使手下呈上密奏,说杜正伦用卑鄙手段暗算他。随后,双方当着高宗的面公开对质,拼命揭对方疮疤。高宗听来听去,好像两个人的屁股都不太干净,最后干脆以“大臣不和”为由,将二人各打五十大板——贬杜正伦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贬李义府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
仅仅因为一次争吵,高宗就贬掉了两个宰相,乍一看似乎有些处罚过重,但是有心人不难发现,李义府被贬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什么“大臣不和”,而是下面这两条:
一,他得宠用事之后玩得太过火了,不要说他本人如何贪赃枉法,就说他家人干过的那些事,随便抓一件就足以把他贬谪流放了。
二,李义府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无非是因为天子要利用他来对付长孙无忌;而时至显庆三年末,长孙一党早已被驱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高宗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当然没必要再留着这个贪财好色、败坏朝纲的李义府。至于说那个杜正伦,纯粹是因为运气不好——高宗正想拿李义府开刀,他恰好自个儿撞了上去,高宗也就顺手拿他当“刀”使了。
对于高宗兔死狗烹的真实动机,李义府当然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从此对高宗恨之入骨。
不过,让他感到庆幸的是——皇后武媚并没有抛弃他。
李义府被贬普州后,皇后仍然隔三差五地派人前来慰问,并且向他暗示:很快就会让他回到京师重掌大权。(《资治通鉴》卷二百:“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
显庆四年八月,也就是长孙无忌在黔州自缢的几天后,李义府果然堂而皇之地回来了,而且一回朝就担任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义府不禁对皇后感激涕零,从此愈发忠心耿耿,发誓愿为皇后效死。
当然,他只为皇后一个人效死。
因为高宗李治已经不在他的效忠之列了。
在他看来,从今往后只要死命抱住皇后的大腿,就能权力永固、富贵长保。而此番回朝,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皇后居然让他执掌了吏部人事大权。
对于一向以卖官鬻爵为敛财之道的李义府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到兴奋的呢?
所以,李义府一回到长安,他的“李氏专卖店”就重新开张了,专营朝廷的官印和乌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时间,上上下下的钻营之徒纷纷趋附,李义府的生意顿时比以前更为红火。朝野的正直之士纷纷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可他却毫无愧色、我行我素。
这一切,自然都被高宗李治看在了眼里。
本来,李义府在皇后的庇佑之下大摇大摆地回朝复相,就已经让天子李治老大不痛快了;如今这该死的李义府又恶习不改、重操旧业,把吏部当成了自家的铺面,在那里公然兜售官印乌纱,怎能不让李治义愤填膺?
可愤怒归愤怒,李义府毕竟是皇后的人,李治一开始也没想要收拾他,只是希望他能收敛一点。龙朔三年春的某一天,高宗李治特意把李义府找来谈话,和颜悦色地说:“你儿子、女婿行为都很不检点,干了不少非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没有把这些事情公开,你最好是警告一下他们,别再这么干了。”
高宗这话其实已经说得非常客气,给李义府留足面子了,可他断然没有想到,这个胆大包天的李义府居然丝毫不买他的账。
李义府当场勃然变色,脸红脖子粗地说:“这是谁告诉陛下的?”
高宗一听,立刻也火了:“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
李义府一脸阴沉,半晌无语。
可他接下来的这个举动却再次令天子火冒三丈,同时也彻底葬送了他的权力和富贵。
李义府瞥了一眼天子,唇边掠过一抹冷笑,突然转过身,连声屁都没放就扬长而去了。
面对天子的责备和警告,李义府非但一点都不认错,反而还跟天子翻脸,甚至干脆拍屁股走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忤逆犯上、大逆不道啊!
看着李义府傲然而去的背影,李治顿觉血往上涌。
李义府之所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他背后有皇后撑腰!
就在这一刻,李治下定了收拾李义府的决心。
不仅是因为他忤逆犯上,更因为他是武后的一颗棋子。不拿掉这颗棋子,李治就无法震慑皇后;不震慑皇后,李治就有重新沦为影子皇帝的危险!
所以,李义府的末日到了。
龙朔三年暮春,就在高宗准备对李义府动手的时候,一个叫杜元纪的阴阳术士忽然告诉李义府:贵宅被不祥之气笼罩,您恐怕会有牢狱之灾。
应该说,这个姓杜的术士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因为他对李义府的预测确实很准。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他随后提出来的这个禳解之法,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加速了李义府的灭亡。
杜元纪对李义府说:应该在宅中积财二千万(二十万缗),才能化解这场灾难。李义府对此深信不疑,开始变本加厉地聚敛。为了赶紧凑齐二千万,他只能拼命卖官。短时间没那么多客户,他就让儿子女婿们到处撒网。很快,儿子李津就抓来了一堆新客户,其中一个居然是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
李津以七十万(七百缗)的价格,把一个司津监的官职(从六品)卖给了长孙延。
本来李家父子的行动就已经被高宗监控了,如今李津竟然还敢把乌纱卖给罪臣长孙无忌的后人,这简直就是自己往刀口上撞,于是马上就有人向高宗作了禀报。
在大肆卖官的同时,李义府还经常身着微服,和杜元纪一起跑到长安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可能是想观察他宅邸上空的不祥之气是否已经化解。有关部门密切监视了几次之后,随即指控他暗中窥测天象变异,“阴有异图”(《资治通鉴》卷二百)。
李义府原本就已劣迹斑斑,现在又让天子抓住了好几个现成的把柄,当然是死有余辜了。龙朔三年四月,李治下令将李义府逮捕下狱,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刘祥道与御史进行会审,同时由司空李勣监审。
审理结果,证据确凿,李义府罪无可恕。李治随即下诏,将李义府父子一起开除官籍,流放李义府于巂州(今四川西昌市),流放李津于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其他的儿子和女婿也全都除名,流放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恶贯满盈的李义府一垮台,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有个极具娱乐精神的民间写手马上用匿名的方式写了一篇文章,并且把它贴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
文章的标题是——《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
之所以把主审官刘祥道称为“河间道行军元帅”,是因为李义府的爵位是“河间郡公”,刘祥道奉天子之命讨伐他,当然要荣膺此项称号;而所谓“铜山大贼”,意指李义府是躺在铜钱堆积的山上专事聚敛的大盗。
自大唐开国以来,被朝廷贬谪的官员可谓不计其数,可似乎只有李义府被人写过这种搞笑挖苦的布告,足见其罪孽之深、民愤之大。
然而,谁都知道,李义府是武后的死党,几年前被天子踢到普州,就是武后把他弄回来的,而且复相之后比以前更为嚣张。确实,皇后武媚确实想过要力保李义府,可毕竟他官声太坏、民愤太大,武媚不免担心自己会被他所累,最后也就无可奈何地把他放弃了。
三年后,天子李治封禅泰山,下诏大赦天下,但是流放远地的人却不在赦免之列。而李义府恰恰就属于流放远地的人,他因此忧愤成疾,在贬所一病而亡。
听到李义府终于死去的消息后,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资治通鉴》卷二○一:“自义府流窜,朝士日忧其复入,及闻其卒,众心乃安。”)
【这个皇后,不是天子说废就废的】
高宗虽然轻而易举地拿掉了李义府这颗棋子,但是大权旁落的危险却丝毫没有解除。
自从患上风疾之后,高宗的健康状况始终不见改善,所以武后干政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她的政治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高宗李治不无悲哀地发现——当年那个“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武媚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头到脚都生长着权力欲望的女人。这个女人非但不再顺从他、尊敬他,反而一步一步架空了他,甚至已然凌驾了他!
悲哀之余,李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愤怒。(《资治通鉴》卷二○一:“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一切都和当年的长孙无忌如出一辙。
不,是比当年的长孙无忌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这样,高宗对武后的愤怒一天比一天更为强烈。可他并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皇后武媚对他的不满也是一天比一天更深。
高宗的愤怒是因为自己的天子之权被妻子窃取了,而武后的不满则是因为自己老公的心被别的女人偷走了。
是的,这几年来,高宗对武媚的爱意日渐淡薄,而对另外两个女人的宠幸则是与日俱增。而尤其让武媚感到讽刺的是,这两个女人居然一个是她的亲姐姐——韩国夫人,一个是她的外甥女——魏国夫人。
韩国夫人的夫家也算得上世家大族,丈夫叫贺兰越石。她生下了一双儿女,儿子叫贺兰敏之,长大后成了名闻长安的美少年;女儿就是后来的魏国夫人,据说也是长得天姿国色、美艳动人。贺兰越石早亡,所以韩国夫人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武媚正位中宫后,韩国夫人就经常带着女儿出入禁中,日子一久,高宗李治就看上了这个风韵犹存的俏寡妇,顺带着把她身边的美少女也一并纳入怀中,不久就封这个小情人为魏国夫人。
这对母女就这样成了天子的枕边新欢。每当武媚看见她的姐姐和外甥女满面春风、花枝招展地出入天子寝殿时,她的眼中就会屡屡喷射出愤怒和嫉妒的火焰。
高宗李治没有注意到这道火焰。
韩国夫人也没有看见这道火焰。
直到后来有一天,当宫人们无意间发现,频繁出入天子寝殿的不再是母女俩,而只剩下一个年轻的魏国夫人时,人们才恍然想起,已经有一段日子没见过韩国夫人了。
是的,韩国夫人消失了。
就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韩国夫人悄无声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史书没有记载韩国夫人死亡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原因,但是民间却盛传她是被她的亲妹妹皇后武媚毒死的。然而宫闱之事从来幽微难测,没有人说得清韩国夫人的真正死因,细心的宫人们只能从魏国夫人美丽而忧伤的脸上,看见一丝哀怨和仇恨的眼神。
尤其是当皇后武媚在场时,她眼中的那种仇恨似乎尤为强烈。
韩国夫人死后,高宗李治就把对她们母女的爱全都倾注到了魏国夫人身上,他甚至想正式封她为九嫔之一,只不过他也知道,只要武媚还在皇后的位子上,他就不可能迈出这一步。
那么,有没有可能把武媚从皇后的位子上撸了呢?
当然有可能。
既然当年可以废王立武,今天为什么就不能废掉武媚,然后纳贺兰氏为嫔,与这个美丽温柔而又善解人意的小情人厮守终生呢?
这样的念头一经出现在高宗的脑海,就像一枚石子投进了湖心,不断泛起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涟漪,让他再也无法平静。
于是,为了重新夺回天子大权,同时也为了美丽可人的贺兰氏,高宗李治决定放手一搏!
接下来,他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恰如其分的废除皇后的理由。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冬天,这样的时机终于出现了。
有一天,宫中的宦官王伏胜忽然向天子告发,说一个叫郭行真的道士经常在皇后的安排下“出入禁中”、设坛作法,并且——“尝为厌胜之术”!(《资治通鉴》卷二○一)
厌胜?
又是这个可怕的罪名。
人们都还记得,当年武昭仪陷害王皇后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罪名。谁也没想到许多年后,居然有人会以同样的罪名对武后发出指控。
得到王伏胜的密报时,高宗李治表面上勃然大怒,可内心却在窃喜——还有什么比“厌胜”更正当的废后理由呢?
厌胜事件爆发后,高宗李治立刻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官仪进入内殿,商议如何处置皇后。
这个上官仪在一年前才刚刚拜相,其资历要比其他宰相浅得多,可高宗为何偏偏找他密商呢?
原因只有一个——像李勣、许敬宗这样的资深宰相都曾经是拥立武后的人,所以高宗根本不敢把事情交给他们。如今要对付武后,只能用上官仪这样的新面孔。
上官仪是贞观初年进士,也是一代文章圣手,尤工五言诗,成名很早。太宗闻其名,曾召入宫中,授弘文馆直学士,经常与他诗文唱和,甚至让他修改诏敕,后又擢任其为秘书郎。高宗即位后,上官仪升任秘书少监,此后一度担任陈王李忠的属官;李忠册封为太子后,他又任职东宫,此后屡获升迁,于龙朔二年正式拜相,仍兼弘文馆学士。
上官仪是典型的文学侍臣,他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主要并不是由于政治才干,而是凭借其文学才能。他是齐梁余风的代表诗人,其五言诗“绮错婉媚”、自成一格,素有“上官体”之称,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据说上官仪的风度和仪态可以用俊逸出尘、飘然若仙来形容。《隋唐嘉话》曾记载,上官仪拜相之后,时在东都洛阳,“尝于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即兴吟咏了一首《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
洛阳宫外,晨光熹微,晓月将残,垂柳摇曳,微风拂面。就在这一幅安恬静美的画面中,洛水边上等候入朝的百官们不约而同地望见,当朝宰相上官仪正骑着一匹白马飘然而来,只觉他吟出的诗句用字精巧、“音韵清亮”,而他本人则是衣袂飘飘、神采飞扬,“望之犹神仙焉”。
许多年后,人们似乎还能从女皇武曌最宠信的那个女官——上官婉儿身上,依稀看见她祖父上官仪当年的气质和风采。
上官仪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而文人从政,通常难以避免自命清高、恃才傲物的毛病,更难以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长期生存。所以,上官仪纵然被高宗倚为心腹,并且拔擢为宰相,但是他并不知道,在这短暂的显贵和荣宠之后,会是一种怎样叵测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