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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

_33 王觉仁(当代)
听到李渊的许诺时,武士彟禁不住一阵狂喜。
那一刻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个扬眉吐气、光宗耀祖的未来。
事后来看,武士彟应该算是最早劝李渊起兵的人之一。单就这一点而言,武士彟就无愧于“太原元从”的称号。当然,要从一个首谋举义的幕僚变成一个王朝的开国功臣,绝不仅仅是做几个怪诞的梦、拍几个肉麻的马屁就可以办到的,你还必须脚踏实地地干几件正经事。
当时的太原有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们是隋炀帝杨广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颗钉子。有他们在,举义之事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当王威和高君雅察觉李渊有所异动之后,就准备拿李渊的亲信刘弘基和长孙顺德开刀,理由是这两个人逃避兵役,应该逮捕问罪。王、高二人这么做,目的就是要敲打和警告李渊,同时削弱他的力量。关键时刻,武士彟站出来了,他说,这两人都是唐公的亲信,如果逮捕他们,唐公很可能会翻脸,万一引发内讧,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只好作罢。
稍后,李渊以防备刘武周和突厥人为由,开始大举募兵,随时准备起事。王威手下的一个将领田德平对此深感怀疑,就想建议王威暗中调查李渊募兵的真实意图。武士彟又当即出面阻止,他说:“兵权在唐公手上,王、高二人只是挂名而已,即使他们真的查出什么,又能拿唐公怎么样?”田德平闻言,也只好打消调查李渊的念头。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太原起兵前夕。当时的形势可谓错综复杂、千钧一发,武士彟能够及时将问题摆平,从客观上保证募兵举义之事的顺利进行,贡献自然不能算小。
李渊正式起兵后,武士彟被任命为铠曹参军,随军西进关中,其间因功被封为寿阳县开国公,赐食邑一千户。唐军攻取长安后,武士彟又以“从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旧唐书·武士彟传》),再增食邑一千户,并赐宅一所。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废掉隋恭帝,建元武德,开创唐朝。武士彟被任命为库部郎,并赐以“太原元谋勋效功臣”之衔。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武士彟升任工部尚书,一举进入大唐帝国的权力高层。
至此,武士彟的风险投资终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当年那个地位卑下、从权力的魔掌中死里逃生的木材商人,如今终于咸鱼翻身、否极泰来,成为新王朝为数不多的勋贵之一!
那一刻,武士彟内心的满足和喜悦肯定是无以言表的。
很多年后,女皇武曌也许完全能够体会父亲当年成功实现华丽转身时的心境和感受。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和父亲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无论是落寞困顿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惶惑与焦灼,还是位卑人轻时对于权力和地位的无限向往与极度渴望,都曾经如出一辙地植根于父女二人的灵魂深处。
与此同时,女皇身上的许多特质无疑也是她父亲的遗传。比如自信、坚忍、心机、谋略,比如精明的洞察力和果断的执行力,还有认准目标一往无前的决心,超越常人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等等,皆是拜她父亲所赐。
当然,在女皇武曌人格成长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人的影响同样是巨大而深远的。
那就是她的母亲杨氏。
【将来必为天下之主!】
武士彟的原配相里氏是胡人后代,门第寒微,先后为武士彟生了四个儿子。武德三年以后,武士彟功成名就、官尊爵显,按说一家人可以好好享受荣华富贵了,怎奈世事无常、人命危脆,两个儿子在数月间相继病死,一年后相里氏又一病而亡。
武士彟当时除了工部尚书之职外,还一度兼领关中十二军之一的井钺军,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无暇照料家人,甚至连妻儿病重时都从未请假回家照看。而一妻二子竟然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相继亡故,这对武士彟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他仍然恪尽职守,从未对外声张。在随后的日子里,武士彟独自带着余下的两个儿子元庆、元爽,默默过上了鳏居生活。
由于武士彟是朝廷高官,有关部门依例将其妻病故的消息上奏皇帝。高祖李渊听说后,大为感动,立即下敕褒扬:“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殉国,举无以比!”(《册府元龟·环卫部·忠节》)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武士彟参与修订了唐朝的第一部法典——《武德律令》,随后因功晋爵为从一品的应国公。大约就在此时,皇帝李渊亲自当了一回月老,为他物色了一个女子作为继室。
这个女子就是后来女皇武曌的母亲——关中六大郡姓之一、弘农杨氏之女。
弘农杨氏从汉朝起就是关陇的高门世族,历代显赫,至隋唐时期更是人才辈出,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隋朝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武曌的母亲杨氏与杨坚出自同宗,杨氏的伯父杨雄与父亲杨达皆贵为隋朝宰相;及至唐朝,杨雄之子杨恭仁又是武德一朝的宰相,另一子杨师道后来也成了贞观一朝的宰相。
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杨氏自然从小就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史称她通文史、工诗书、善属文,同时又具有非常虔诚的佛教信仰,曾被杨达誉为“隆家之女”(《全唐书》卷二三九《望凤台碑》)。
杨氏身上的这些优点,或者说特点,无疑都被后来的女皇武曌一一继承。许多年后人们将会发现,无论是修养、才情、学识、宗教信仰,还是健康的体质、充沛的精力,乃至得享天年的长寿基因(杨氏享年九十二岁,武曌享年八十一岁),女皇都与她母亲杨氏如出一辙。
也许是因为杨氏的条件太过优越,难以找到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所以她的终身大事反而一再蹉跎。在其父杨达生前,杨氏始终没有出嫁。到了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杨达死于东征高丽的途中,此时的杨氏已经是三十四岁的老姑娘了。她干脆宣布“永奉严亲,长栖雅志”(《望凤台碑》),决定栖心佛教,终身不嫁。
如果不是后来皇帝李渊亲自撮合她和武士彟的这桩婚事,杨氏也许真的会在木鱼钟磬、青灯黄卷的陪伴下优游卒岁、了此一生了。
嫁给武士彟的这一年,杨氏已经四十六岁。在唐朝,女子结婚的年龄通常都在十三到十八岁之间,而此时的杨氏完全可以算是奶奶级的人物了。假如不是当朝天子亲自点名主婚,超大龄女杨氏恐怕不一定会答应这门亲事。
不管杨氏是在怎样的心境中嫁给了武士彟,反正过门之后,夫妻生活倒也算和谐美满。杨氏不愧系出名门,其教养和学识都非寻常妇人可比,自从她取代相里氏成为从一品的应国夫人之后,很快就成了武士彟的贤内助。此后的几年间,杨氏为武士彟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就是后来的韩国夫人,二女儿就是后来的女皇武曌,三女儿出嫁不久就亡故了。
武曌生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底(关于她的生年,各种史书记载不一,本书依据雷家骥先生在《武则天传》中的相关考证,确定为武德八年)。她出生的第二年,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事变爆发,秦王李世民成功夺嫡,进而逼迫高祖退位,登基为帝,大唐的历史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在如此巨大的政治变动中,武士彟的仕途命运当然也会受到重大影响。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李世民夺嫡继位之后,虽然极力与各派势力达成政治和解,没有对异己力量进行迫害或清洗,可毋庸置疑的是——他肯定要将朝政大权从武德旧臣手里转移到自己的嫡系和亲信手中。在此情况下,作为太原元从和深受高祖重用的武德高官——武士彟当然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帝国的权力中枢。因此,贞观一朝,武士彟先后被外放为豫州、利州、荆州都督,终其一生再也没回到京师任职。
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童年武曌就跟着父母和家人离开长安,开始辗转各地。在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市)、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等地,至今仍有一些以“则天”“天后”命名的地名、古迹和传说。在这些充满了玄幻色彩的民间传说中,女皇武曌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祇,为千百年来的当地民众所津津乐道和顶礼膜拜。
与色彩斑斓的传说相反,关于女皇的童年时代,正史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唯一值得一提的,也许就是那个著名相士袁天罡所作的那个神秘预言。
据说当时女皇武曌尚在襁褓,名闻天下的相士袁天罡有一次路过利州,做客武宅。在看过女主人杨氏的面相后,袁天罡赞叹道:“看夫人的骨法,必生贵子。”杨氏随即把孩子们都叫了出来,让袁天罡看相。看到元庆、元爽时,袁天罡说:“这两个男孩是保家之主,将来可官至三品。”看过杨氏的大女儿后,他说:“此女也是大贵之命,但是对她将来的夫君不利。”(韩国夫人日后果然早寡)最后,当袁天罡看到被乳母抱在怀中、身着男装的武曌时,眼中忽然闪过一道光芒。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小孩,脸色骤变。武士彟夫妇下意识地对视一眼,赶紧追问缘故。袁天罡摇着头说:“此子不易断言,请让他下地走几步看看。”乳母依言把孩子放了下来,牵着她的手,让她搭着床沿走了几步。武曌一边走一边笑呵呵地仰起头来,扑闪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看着袁天罡。袁天罡忍不住惊叹一声:“此子龙睛凤颈,乃大贵之相啊!”然后又绕着孩子左看右看,连连惊叹:“可惜是郎君,若为女子,前程实在不可限量,将来必为天下之主!”(《旧唐书·袁天罡传》:“更转侧视之,又惊曰:‘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
在这个故事里,袁天罡语出惊人、言之凿凿,其预言也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然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历朝的开国皇帝多有与此大同小异的神秘预言。远的暂且不提,就说唐朝的开创者李渊父子,就曾当仁不让地拥有过类似预言。年轻时的李渊从“善相之人”史世良那里得到的预言是——“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旧唐书·高祖本纪》),而李世民更是早在四岁的时候就被一个来去无踪的白衣相士如此评价——“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这些预言的真实性到底如何,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是有一点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一则预言的应验程度越高,它纯属事后编造的可能性就越大。
换言之,当你发现历史上某一则预言的应验程度几乎是百分之百时,你就该知道它与谎言和神话的距离近似于零。尤其当这个预言与政治密切相关时,更应该作如是观。
此外,还有一点我们也可以肯定,无论这个预言故事是真是假,武士彟夫妇恐怕都不会把这个女儿真的当成一个未来的女皇来养。而且就算预言为真,武士彟夫妇也不会感到高兴,只会感到恐惧。
因为在当时那种社会,自己的孩子被预言为“天下之主”绝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万一风声传开了,被朝廷或皇帝知悉,那就是大逆不道之罪,不但武士彟要丢乌纱、掉脑袋,全家人恐怕也要跟着遭殃!更何况,袁天罡预言的“天下之主”居然是一个女孩,这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在古代中国那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条件下,一个被纲常礼教牢牢捆绑的女子,怎么可能逾越男权至上的藩篱,成为统驭万民、富有四海的天子呢?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当武士彟夫妇听到这个耸人听闻的预言时,他们除了目瞪口呆和心惊肉跳之外,心里头恐怕只有一个想法——袁天罡疯了。
这个名闻天下,据说是十言九中的算命大师,这回八成是疯了!
当然,打小就美丽聪慧的武曌就算不被父母当成未来的女皇来养,被视为掌上明珠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从母亲杨氏那里,武曌得到了极为良好的教育。短短数年后,武曌就出落成一个才貌双全、远近闻名的大家闺秀了。史称她“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所以后来太宗皇帝才会“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旧唐书·则天本纪》)所谓“美容止”,就是指她容貌美丽举止优雅。
时光荏苒,转眼就到了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这一年五月,太上皇李渊驾崩。噩耗传至荆州,武士彟由于悲伤过度,竟然口吐鲜血,一病而亡,终年五十九岁。
年仅十一岁的武曌就这样失去了父亲。
贞观九年的秋天,满身缟素的武曌与母亲、姐妹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一起扶着父亲的棺木回并州老家归葬。装载着楠木棺椁的马车走在前面,武曌和家人们坐在后面的马车上。扶棺返乡的车队一路向北辘辘而行,沿途的景致苍凉而凄惶。武曌偷偷掀开一角车帘,看见瘦瘦高高的丧幡一直在萧瑟的秋风中簌簌颤抖,漫天飘飞的纸钱宛如一群折断了翅膀的白色精灵,在空中徒劳地挣扎盘旋,然后无奈地一一坠落。
那一刻,武曌的生命第一次感到了疼痛。
年少的武曌知道,随着父亲的溘然长逝,自己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也就结束了。
【武则天说:我不当白头宫女】
武士彟之死无疑是女皇武曌生命中的一大转折点。
就跟每一个失去男主人的大家庭一样,武士彟前妻留下的两个业已成年的儿子,势必要与后母杨氏争夺这个大家庭的主导权,所以武士彟一死,杨氏母女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家族纷争之中。(《新唐书彟武士彟传》:“士彟卒后,诸子事杨不尽礼,衔之。”)
武氏两兄弟的背后,站着那些老于世故的叔伯和堂兄弟;而杨氏的背后,却只有三个年幼而不谙世事的女儿。因而这场家族纷争的结局也就不难预料——面对武氏兄弟及其族人的侮辱、欺凌和排挤,杨氏母女无力抗争,只能默默忍受。
而对于年少的武曌来讲,这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悲情往事。
命运的巨大落差,让她仿佛在一夜之间就从天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了忍辱负重的成人。
她终于懂得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也终于学会了隐忍,学会了不动声色地仇恨,学会了在无人注目的角落里一个人舔自己的伤口,然后把一切都记在心里,等到未来的某个时刻,让那些伤害过她的人加倍偿还。即便这些人是和她有着相同血缘的亲人,她也绝不手软。
《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称:“始,兄子(武士彟的二哥武士让之子)惟良、怀运与元庆等遇杨(杨氏)及后(武曌)礼薄,后衔不置。”所谓“后衔不置”,是说武曌当年对惟良、元庆等人怀恨在心,却由于年龄太小、力量不足,所以隐忍不发。史书中这言简意赅的四个字,足以让我们窥见女皇武曌生命初期人格蜕变的某种痕迹,也足以让我们找到惟良、元庆等人后来同遭厄运的根本原因。
若干年后,武曌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后,变成了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而她那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和几个堂兄,也都凭借外戚身份获得了升迁——武元庆以右卫郎将升任宗正少卿,武元爽以安州户曹升任少府少监,武惟良以始州长史升任司卫少卿,武怀运以瀛洲长史升任淄州刺史。
武氏兄弟荣升之后的某一天,杨老夫人以庆贺为由宴请了他们。酒过三巡,杨氏盯着这几个容光焕发、眉飞色舞的武氏兄弟,忽然讪讪地说:“不知你们可否记得往昔之事?也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今日的荣华富贵是从哪里来的?”
武氏兄弟顿时面面相觑。
可他们只愣了一会儿,很快就恢复了镇定。他们迎着杨老夫人的目光,神色自若地说:“我等位列功臣子弟,早登宦籍,自忖才干有限,不敢奢求富贵腾达,不料却因皇后之故,获享非分之恩,我等夙夜忧惧,并不敢以此为荣。”
杨氏万万没有料到,这几个姓武的小子居然会如此大言不惭、不识抬举!明明沾了女儿的光,却丝毫不领情,还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功臣子弟”“早登宦籍”,“夙夜忧惧”“并不取不以为荣”,这不是不知好歹吗?这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吗?
武氏兄弟没有想到,他们这几句看似聪明实则愚蠢透顶的话,终将给他们召来杀身之祸。
杨氏怒不可遏地向女儿转述了这番话,皇后听完后冷冷一笑,什么也没说。
随后她就给皇帝李治上了一道奏疏,建议将武氏兄弟外放为远地刺史,以此表明本朝并不偏袒外戚,从而示天下以无私。
武氏兄弟头上的那几顶新乌纱还没戴热,就一起被扫地出门,贬出了朝廷。名义上说是外放,实则与流放无异。武元庆刚刚到任便抑郁而死,武元爽后来被随便栽了一个罪名,流放振州,不久也死在贬所。武惟良和武怀运虽然比他们多活了几年,可下场却比他们难看得多——武后设计诬陷他们毒杀了魏国夫人(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之女),随即将他们斩首,并把他们的姓改为蝮。
蝮是一种灰褐色的长有毒牙的蛇。当武后想象惟良、怀运两兄弟从此就像两条肮脏丑陋的毒蛇,只能在暗无天日的墓穴中卑贱地爬行时,嘴角就会泛起一抹笑容。
那是一抹快意恩仇的笑容。
为父亲守孝三年之后,亦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一驾来自皇宫的马车接走了十四岁的武曌,从而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可是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个大雪飞扬的冬日早晨,当那扇沉重的宫门在这个姓武的女孩身后砰然关上时,大唐帝国今后数十年的命运就在冥冥之中被彻底改写了。(关于武曌的入宫时间,多数人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认为是贞观十一年,本书依据雷家骥先生的相关考证,确定为贞观十二年。)
太宗皇帝的后宫是一座姹紫嫣红、争奇斗妍的大花园,尽管太宗即位之初曾先后释放了几千名宫女,可这座园子丝毫也不显得冷清。除了千百个普通宫女之外,皇帝还拥有四妃(一品)、九嫔(二品)、九婕妤(三品)、九美人(四品)、九才人(五品)、二十七宝林(六品)、二十七御女(七品)和二十七采女(八品)。这八级一百二十一人共同组成了皇帝的妃嫔群,制度上的名称叫内官。她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分工和职能,比如五品才人的职责就是“掌叙宴寝,理丝枲,以献岁功”(《旧唐书·职官志》),亦即安排宫廷宴乐、伺候天子起居晏寝、管理宫女的蚕丝纺织等等。
在这座美女如云、脂粉飘香的大花园里,年轻的武曌就像一株含苞待放的青涩花蕊,被随意栽植在掖庭宫的某个角落寂寞地成长。她知道,过去的一切已经像蝉蜕一样从她身上彻底剥落了。从今往后,她除了日复一日地打理那些单调而琐碎的宫廷事务之外,生命中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在一个又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期待或幻想着某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
那就是天子临幸的那一刻。
然而,这一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十四岁的武才人知道,自己在容貌、才学、修养、智商等诸方面都拥有和别人一较短长的竞争力,可她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份可遇而不可求的好运气。
事后来看,武曌担任的这个“掌叙宴寝”的职务多少还是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因为她毕竟经常有伺候天子沐浴更衣、休息晏寝的机会。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武曌是否得到过太宗皇帝的临幸,但是从她的工作性质来看,至少在概率上,武曌曾经为太宗侍寝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此外,史书明载太宗皇帝曾给她赐名“武媚”,这起码也算是一个旁证,足以表明太宗李世民曾对武曌有过关注和兴趣。
虽然史料付诸阙如,无法让我们去记述女皇生命中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可我们不妨借助合理的想象来填补这一空白。
我们不妨想象,那是一个满庭飘荡着栀子花香的溽热夏夜,当年轻的武才人一边帮天子宽衣解带,一边猜想着今夜会是哪个女子得享这份荣宠时,天子忽然伸出粗壮有力的大手,一把就将她拽上了龙床。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年轻的武才人根本来不及感受和体验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在太宗皇帝的一生中,这肯定只是极为普通的一夜。他不过是在属于他的大花园里,随手摘下一朵看上去还算可人的花,漫不经心地嗅了一嗅,一时兴起给她取了个名字,仅此而已!
也许第二天醒来,他就把这一切彻底遗忘了。
对于年轻的武才人来讲,无论事先对于这个夜晚曾经有过多少缠绵悱恻、美丽动人的想象,可仓促发生的一切还是与她的想象大相径庭。许多年后,在阅尽沧桑的女皇武曌心中,关于这个夜晚的记忆肯定是破碎凌乱而又残缺不全的。或者说,这个初夜充其量不过是一场来去匆匆、事过无痕的春梦。
梦境过后还能剩下什么呢?
除了从女孩变成女人,除了从此拥有一个新的名字之外,还能剩下什么呢?
没有了。
什么也不会剩下。
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自从那个夜晚之后,太宗皇帝似乎再也没有对才人武媚产生过一丝一毫的兴趣。尽管她依旧有机会伺候天子沐浴更衣、休息晏寝,可她在天子面前仿佛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或者是透明人。
那些年龄比她稍大一点的嫔妃和宫女们见到才人武媚,脸上总是荡漾着一副幸灾乐祸的笑容。这个被天子一夕临幸旋即彻底忘却的武才人,就这样成了让人讥嘲的对象。宫中的女人们大多不愿放过诸如此类的机会,因为从这样的嘲笑中,她们可以获得某种短暂的平衡和虚幻的慰藉。
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相同的境遇有时候会让人同病相怜,让人互相依偎着取暖;可有时候也会让人彼此撕咬,彼此用别人的不幸来纾缓自己的痛苦,用别人的悲惨来映衬自己的幸福。
单调刻板的宫廷生活依然在千篇一律地延续着,每一个日子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在一些天色灰蒙的晨昏,才人武媚长久地枯坐在铜镜前,仿佛可以看见青春韶华恍如沙漏一样从自己的脸上流失,无可挽回地流失。她觉得自己就像是漂流在时光之河上的一枚花瓣,只能被命运的浊浪裹挟着,身不由己地涌向茫然不可预知的远方。
那些日子里,武媚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忧伤和迷惘。
见天子庸知非福?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让武媚重回那个大雪弥漫的冬日早晨,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说出这句话。
在万籁俱寂的子夜,才人武媚总是会从一些离奇而可怕的噩梦中惊醒。梦中的武媚一直在不停地奔跑,她身后是一片白骨枕藉的乱葬岗,从那些阴森可怖的墓穴中爬出了千万根长长的白发,它们迅速绞在一起,不断地膨胀和生长,然后从各个方向飞快地追逐着武媚,有时候缠上了她的裙裾,有时候抓住了她的衣袂,有时候则径直套上了她的脖颈,让她几近窒息。
这样的午夜惊梦总是把武媚吓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她醒来之后就再也无法睡去,只好怔怔地看蜡烛滴泪、听更漏声残,黯然神伤地等待着又一个百无聊赖的天明。
千百年来,无数个有关白头宫女的悲情故事,似乎都拥有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开端。如今的武才人总是在恍惚中闻见一股陈腐霉烂的气息,它缠绕在自己的衣袂裙裾上,缠绕在自己的两鬓和耳旁。武媚猜想,这种令人恐惧和厌恶的气息也许就来自梦中的白发,来自阴森墓穴中的那些千年白发。
终于有一天,才人武媚默默凝视着铜镜中的自己,忽然一把抓起铜镜,把它狠狠掷在了地上。
铜镜砰然落地的同时,武媚听见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我不当白头宫女。
武媚说她宁死也不当白头宫女。
【一条铁鞭,一只铁锤,一把匕首】
在那段抑郁而落寞的深宫岁月里,武媚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起自己的父亲。
关于亡父的记忆其实是遥远而模糊的。父亲生前武媚尚且年幼,当然不可能从庶务繁忙的父亲那里得到什么具体的教诲。很多父亲的早年经历几乎都是母亲告诉她的。通过母亲的转述,年少的武媚了解了父亲那充满传奇色彩的过去,知道了父亲是怎样从一个身份卑微的木材商人变成了大唐帝国的开国功臣。从父亲惊险而曲折的人生经历中,年少的武媚未必能解读出太多深邃的内涵,但她却能从中隐隐感悟到某种令人悸动和振奋的东西。
如今,身处寂寞深宫中的才人武媚已经知道——那是一种能量。
那是一种不甘被命运摆布的桀骜不驯的生命能量。
此刻,武媚分明感觉这种能量就像一头躁动不安的幼兽一样,深深蛰伏在自己的体内。
她知道,早在自己来到人间的那一刻,这种神秘的能量就已经从父亲的血管直接流进了她的血脉之中。而现在,这股深藏不露的能量正在强烈地驱使她去做一些事情——一些突破现状、改变命运的事情。
才人武媚决定寻找一切机会重新唤起太宗皇帝对她的关注。作为武士彟的女儿,她相信自己天生就是与众不同的。她现在决定勇敢地把这份与众不同表现出来。
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狮子骢事件。
这个故事源于女皇晚年的回忆。她说一生爱马如命的太宗皇帝曾经得到一匹西域进贡的名贵宝马,名叫狮子骢。这匹宝马世所罕见,但是也桀骜难驯,连骑术高超、一生驯马无数的太宗皇帝也对它无可奈何。
那天太宗皇帝兴之所致,带着一群嫔妃和宫女来到驯马场上,才人武媚也在其中。太宗指着那匹狮子骢,兴味盎然地说:“你们之中,谁有办法驯服朕的狮子骢?”
女皇武曌清晰地记得,就在那一刻,在她心中蛰伏多年的那头小兽忽然之间就苏醒了。
人们看见才人武媚往前迈出一大步,朗声回答了天子之问。
她说:“臣妾有办法驯服它,但是需要三样东西。”
那天的太宗皇帝显然心情不错。他微笑地看着武媚,似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哦?你需要哪三样东西?”
“一条铁鞭,一只铁锤,一把匕首。”
太宗皇帝怔住了。
所有在场的人也都怔住了。
就在众人深感讶异之际,才人武媚紧接着说:“臣妾先用铁鞭抽它的背,倘若不服,就用铁锤击它的头,要是还不服,臣妾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
时隔多年,当女皇武曌坐在大周王朝的金銮殿上讲述这个故事时,脸上依然流淌着一种自豪和喜悦之光。她最后不无得意地对群臣说,对于她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超乎寻常的胆识和魄力,太宗皇帝给予了高度赞赏——“太宗壮朕之志!”(《资治通鉴》卷二○六)
事实上,女皇所说的这个故事结尾是颇为可疑的。她是否真的得到太宗皇帝的赞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狮子骢事件之后,才人武媚不但没能重新唤起天子对她的关注和兴趣,而且遭到了比以前更为彻底的冷落和遗忘,并且这一忘就是整整十年!
如果真如女皇所说,狮子骢事件令她博得了太宗皇帝的赏识,那么很难想象她会在此后的十年里始终默默无闻、终太宗之世都未获宠幸。由此可见,女皇多年之后对这个故事的追忆恐怕多少有些失真,尤其是那个结尾,不免有矜夸之嫌。这样的事后夸耀颇为类似某个黑道上的大哥,在血拼多年终于坐上老大的交椅后,总会有意无意地向人展示身上的刀疤,或者喜欢跟人说,兄弟我当年坐牢的时候如何如何。
人就是这样子,一旦咸鱼翻身、否极泰来,曾经鲜血淋漓的伤口就会变成值得炫耀的资本,而过去的惨痛遭遇也会变成无比光荣的回忆。
其实人的记忆都是有选择性的,甚至还会具有某种不自觉的虚构能力。人们总是会选择,或者创造出一些东西来把它记住,所以过去的苦难越是深重,时过境迁后就越有可能被镀上一层圣洁的光环。英明神武如女皇武曌,在这一点上恐怕也未能免俗。只因为她终于熬过来了,并且熬出头了,所以她就有权选择自己的记忆,也有权给自己曾经的苦难镀上一层圣洁的光环。
因此,关于狮子骢事件的结尾,我们更情愿认为:在才人武媚说出那番惊世骇俗的话后,在场众人肯定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而太宗皇帝的脸色恐怕也好看不到哪里去。我们可以想见,武才人的驯马手段肯定会让太宗感到震惊和错愕,他断然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温婉可人、举止优雅的才人武媚竟然会如此地残忍无情。
最毒莫过妇人心!
那一刻,太宗的心里很可能只有这样的念头。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太宗皇帝很可能只是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长久地注视着故作镇定的才人武媚,直到她内心的忐忑不安彻底暴露在脸上,太宗才淡淡地说了一句——武才人真了不起。
假如太宗真是这么说的,后来的女皇武曌也大可以把它理解为赏识和赞扬,可我们似乎更有理由把它理解成讥刺和嘲讽。因为在阅尽沧桑的太宗眼里,武才人这么做实在是有点矫揉造作、哗众取宠之嫌。换言之,企图用这种极端和另类的方式博得天子青睐,只能是武媚的自作聪明和一厢情愿。这场弄巧成拙的表演除了招致太宗反感并且徒然授人以笑柄之外,不可能给武媚带来任何好处。
狮子骢事件之后,才人武媚进入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一段黑暗时光。她生命中最美丽的花样年华就这样在星移斗转、浮云变幻的十年中逐渐消逝。她心中躁动不安的那头小兽早已在黯淡无光的深宫岁月中死去,而袁天罡多年前的那个神秘预言,似乎也变成了一则令人心酸的笑话。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冬天,太宗皇帝亲征高丽失败而归,宫廷内外的人们明显感觉出了皇帝的疲惫和苍老。这个天纵神武、曾经无往不胜的一代英主,在辽东战场上遭遇了他一生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这一前所未有的失败给他的内心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也开始被各种各样的病魔所缠绕。
才人武媚依旧在从事着伺候天子起居的工作。她为太宗更衣的时候,发现神圣的天子之躯已经出现了某些未老先衰的征兆。太宗原本如鹰隼一样锐利清澈的目光如今已然变得浑浊而迟钝,而他身上原本结实有力的肌肉也已经变得松弛和臃肿。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曾经光芒万丈的贞观皇帝李世民已然是英雄迟暮了。
那时候,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的夺嫡之争已经以两败俱伤的结果黯然收场,而从不为人瞩目的晋王李治,则像一匹政坛黑马忽然间脱颖而出,出人意料地成了新的大唐太子。贞观末年的这场政治风波时隔多年后依旧让人记忆犹新。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太宗皇帝一度被这场巨大的政治变故搞得心力交瘁,正是这一重大的精神打击,连同两年后东征高丽的失败,一起把太宗皇帝李世民迅速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在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才人武媚曾经在几次宫廷宴会上见过他,不过这个文质彬彬、性情柔弱的晋王从未给武媚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甚至是在太子册封的大典上,这个已然成为帝国储君的九皇子依然是一副怯生生的模样。
起码在才人武媚的眼中就是如此。
看着这个被命运女神的诡谲之手一把推到历史前台的渔翁,武媚心里总有一种想笑的感觉。
她发现这个新太子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太子,而且还透着一股傻气。
不过让武媚略感意外的是,这个傻傻的大男孩李治非但不让她觉得讨厌,反而还因为一种特有的稚气和腼腆而显得有些可爱。
在册封大典过后的宴会上,才人武媚一边操持着手头的事务,一边总是情不自禁地向太子李治投去关注的一瞥。
武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一直看他——看这个比自己小了整整三岁的大男孩。为此她给自己找了许多理由,比如李治因不胜酒力而逐渐泛红的脸颊,比如他被人敬酒时依旧腼腆的表情举止等等。
后来武媚又找了一个她认为最重要的理由。
那就是太子李治的眼神。
那是在这座偌大的太极宫里难得一见的眼神,它干净、质朴、纤尘不染,就像一泓清可见底的泉水。
多年以后的女皇武曌相信,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自己对这个大男孩李治就已经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愫了。
不过,对这份情感的认知毕竟只是女皇时过境迁之后的一种沧桑追忆,当初的才人武媚是不可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切的,她更不可能对这份隐隐约约的情愫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对未来深感无望的才人武媚自然也不会料到,就是这股若有若无、暧昧不明的情愫,最终居然将她的一生与李治的一生紧紧捆绑,同时也将她的个人命运与整个帝国的政治命运紧紧捆绑。
【不伦之恋】
在贞观时代的最后几年中,太宗皇帝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痈病、风疾、痢疾等各种疾病交替困扰着他,使他原本旺盛的精力急剧退化。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春天,太宗为了专门调养病体,不得不下决心从繁杂的政务中抽身而出,为此他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把军政大权一并交给了太子李治。一向仁孝的李治对太宗的病情满腹牵挂,他每隔一天在东宫听政,其余时间则始终待在太宗居住的承庆殿,“入侍药膳,不离左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对于太子李治表现出的孝顺之情,太宗深受感动。他犹然记得东征高丽归来的途中,他的背部生出了几个又红又肿的毒疮,坐卧不宁,疼痛难耐,太子李治看见他的痛苦之状,不顾一切地用嘴去吸吮,硬是把疮中的脓血吸了出来,使他的痈病在回到长安之后便得以痊愈,当时随行的文武百官都对太子的大孝之举赞叹有加。
而今太子在听政之余,又夜以继日地守护在自己的病榻之侧,亲自侍奉汤药膳食,太宗真是既感动又欣慰。他一再劝太子不要太担心他的病情,应该抽空到宫外去踏青游玩,可这样的建议却总是遭到太子的婉拒。太宗不忍心看到太子总是奔波于东宫和承庆殿之间,最后只好命人在寝殿之侧安置了一座别院,专门供太子休息居住。
自此,太子李治除了每十天回东宫一趟之外,大多数时间都与病中的父皇朝夕相伴。
没有人会想到,太宗皇帝的这个安排无意中竟然开启了一扇幽玄之门。
在这扇门后,一桩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宫闱情缘正在等待着年轻的李治。
更没有人会想到,这桩情缘不仅从此改变了李治的人生,也最终改变了帝国的命运和历史的走向。
才人武媚曾经有好几年很少看见太子李治,就算偶尔遇到,那也是远远地惊鸿一瞥。武媚顶多能望见李治乘坐的太子车辇在仪仗队的簇拥下匆匆而过,可她根本看不见端坐在厚重车帘后的那个人。
太宗皇帝患病的这几年,负责天子起居晏寝的才人武媚明显感觉自己的工作内容日渐乏味。她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待在天子的病榻旁,满足这个至高无上的病人所有必要和没必要的需求。承庆殿里终日飘荡的浓烈煎药气味让她感到无比压抑,而一种永无出头之日的沮丧之感更是弥漫她的全身。
是太子李治的到来及时挽救了濒临绝望的才人武媚。
就在这一年春天,太子李治开始频繁出入太宗的寝殿,而且很快就住进了大殿之侧的别院。太子的到来顿时让武媚惊喜不已。几年前就已在她心中潜滋暗长可后来却无果而终的那段暧昧情愫忽然间就苏醒了,像一只蓦然惊醒的小鹿一样在她的心头奔突乱窜。那一刻武媚的世界观禁不住开始动摇——原来太阳底下还是有新鲜事的,比如这个仿佛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太子李治,居然可以如此近距离地出现在她面前!
武媚看见李治的脸上早已脱去了晋王时代的稚气和傻气,几年来的政治历练让这个原本质朴而柔弱的大男孩理所当然地多出了几分成熟和稳重。
那是一个男人应有的成熟和稳重。
而让武媚颇感意外同时也颇为庆幸的是,尽管岁月已经在李治的脸上刻出了一些男人的线条和棱角,可却丝毫未曾改变他的眼神。
李治的那双眸子一如既往地荡漾着那种干净而澄澈的光芒。
贞观二十年春天,才人武媚与太子李治就这样邂逅于太宗皇帝的病榻前。
对李治而言,这当然只是人生中的初见。
可在武媚看来,这却是上天刻意安排的再度相遇。
那些日子,武媚看见自己黯淡的人生蓦然出现了一道弥足珍贵的亮光。
她朦朦胧胧地预感到——循着这道亮光,她一定能够找到生命的出口。
厮守在天子病榻旁的时光是无聊而琐碎的,李治纵然是一个十二分标准的孝子,日子一久也难免生出烦闷和厌倦之感。但他不敢接受父皇让他出宫游玩的建议,因为那会有损于他的仁孝之名,也有悖于他从圣贤书中学到的纲常礼教。尽管在表面上李治一直强打着精神,对病中的父皇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但是太极宫外明媚的春光还是时时撩拨着他的心扉,让他多少有些神思恍惚、魂不守舍。
才人武媚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
这个命中注定要与他相伴一世、纠缠一生的女人,就在这时候悄然进入了他的视线。
千百年来,有关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曌的故事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可太子李治与才人武媚最初的那一段宫闱情缘却一直湮灭在时光深处,让人无从追寻、无从窥探。人们只知道作为太子的李治与作为庶母的武媚确实在太宗的病榻旁发生过一段不伦之恋,但是这段恋情具体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后世的人们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他们究竟是“发乎情,止乎礼”,仅限于眉目传情、秋波暗送,携手在爱河边走了一遭,却连裙裾和裤脚都没有沾湿?还是无视纲常礼教的束缚,不顾一切地让情欲的洪水冲破人伦的堤坝,任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一同淹没在汹涌的欲望之浪中?
没有人知道。
人们只能猜测。带着好奇心,或带着窥视欲;带着纯情目光,或带着香艳视角;带着鄙夷和不屑,或带着同情和赞赏;带着历史学家特有的严谨和责任感,或带着八点档电视连续剧特有的煽情力和恶俗想象——一起去猜测。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武媚和李治曾经肉体出轨,但显然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两个你情我愿的成年人只能在一起玩一场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在诸多有关唐朝的史书中,对于这段令人羞于启齿的暧昧恋情,无论人们如何煞费苦心、刨根究底,最终也只能找到这样一句语焉不详、讳莫如深的话:“上(李治)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其他史料的记载与之大同小异。)
一个“悦”字,隐藏着这段不伦之恋的全部信息。
一个“悦”字,亦足以包容无数后人的无数想象。
虽然这桩神秘莫测的宫闱情缘无从让人一睹庐山真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经由另一条路径去探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尝试着进入李治和武媚的人格世界和心灵深处,或许更易于品读出这段恋情的个中三昧。
一提起唐高宗李治,人们的眼前似乎马上就会浮现出一张苍白羸弱、畏葸无能的脸。无论是在传统史家的笔下,还是在普通百姓的眼中,不幸的李治似乎始终戴着这样一张令人无奈的脸谱。
这也难怪。因为他的父亲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李世民,他的妻子又是空前绝后的旷世女皇武则天,可怜的李治被夹在这两个光芒万丈的伟人中间,不但不配发出自己的光亮,甚至都不配拥有自己的色彩和个性。
可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
作为大唐王朝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帝王,高宗李治并不是这样一个没有血肉、缺乏个性的扁平人,也不是一个没有能力、毫无主见的弱智儿。
在此,我们暂且不论李治日后如何摆平他的舅父——帝国元老兼顾命大臣长孙无忌,也暂且不论在他治下的大唐帝国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文治武功,单纯就贞观末期的青年李治而言,似乎也远不是一块一览无余的透明水晶,更不是太宗膝下柔弱温顺、永远长不大的小白兔乖乖。换言之,李治的仁弱和孝顺固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他的人格世界绝不会只有这简单的一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特征大体是遵循一种代偿性原则的。当人在正式场合越是表现出一种恒定的人格特征,他的潜意识中就越有可能产生一种“反向的冲动”。
在这种压抑之下,代偿性原则会发挥它的无形威力,让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受到抑制的那部分心理、意识、情感或者欲望,通过另外一些较为隐蔽的方式和渠道释放出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情绪发泄或者逆反心理,严重的就称为心理变态或者反社会人格。
严格来讲,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受到这种代偿性原则支配的。
我们同样可以在李治的内心世界发现这种反向的冲动。也即是说,越是在公开场合被人普遍视为宽仁孝友的乖乖儿,李治潜意识中的逆反心理就可能越发强烈。这样的反向能量在内心世界日积月累,一旦达到临界点,再加上外在因素的刺激和诱发,就必然会通过某种隐蔽的方式和渠道爆发出来。
从贞观十九年东征高丽归来后,太宗皇帝就患病不断,其间太子李治对他的照料可谓不遗余力(比如“吮痈”之举,便非常人所能为)。可是,久病床前无孝子,李治再孝顺,时间一长也难免生出疲倦和厌烦,因此太宗才会主动劝他出宫散心。但是,李治早已习惯在世人面前扮演孝子的角色,假如真的在父皇患病期间溜出去玩,他担心满朝文武会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使他享誉多年的仁孝之名毁于一旦,所以他宁可更深地压抑自己,也不敢接受父皇的建议。
搬到承庆殿的别院之后,李治的压抑之感有增无减。于是,郁积在他内心的各种反向能量就像是一堆越积越高的干柴,一旦碰到一丝火星,必定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
要命的是,此刻蓦然出现在他眼前的才人武媚又绝不止是一丝小火星,而且是一团无比炽热的火焰!
干柴遇烈火,地球人都知道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有人认为,在李治的逆反心理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父权的反抗——一种复杂的对父亲既尊崇又反叛的态度。这种心态在他当太子时或许表现得还比较隐蔽,但是到他即位后就逐渐暴露出来了。李治登基之后,曾经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罢演歌颂太宗功业的《秦王破阵乐》。此举从正常的角度来看,颇为令人费解,可要是从反抗父权、力图走出父亲阴影这个角度来说,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此外,早在晋王时代,太宗就为李治主婚,纳山东望族、著名五大姓之一——太原王氏之女为妃(即后来的王皇后)。王氏既然是太宗亲自看中的儿媳,而且出身又是如此高贵,其才貌定属上乘,因此太宗才会称赞李治和王氏是一对“佳儿佳妇”。可就是这样一个由父皇亲自选定的“佳妇”,却长期得不到李治的宠幸,以至终生没有为李治生儿育女,这似乎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李治在潜意识中对父亲的意志确实具有某种反抗和背离的倾向。
鉴于上述的反父情结,加之李治在幼年时期经历过非常深刻的丧母之痛,而且李治的性情确实也偏于柔弱,所以有人据此认为,李治身上很可能存在一种“反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很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位母亲式的恋人和情侣。
因此,当带有上述复杂性格和暧昧情结的李治遇见武媚时,足以让他突破禁忌、激情燃烧的理由就显得非常充分了。武媚年轻、貌美、有修养、有才学、善解人意、别具风情,而且比他年长,名义上又是他的“庶母”,因此,李治从武媚身上所获得的,就不仅是一种男女之情的愉悦,甚至也不仅是一种偷情的刺激,还是一种兼具母爱般的温暖和乱伦的诱惑以及暗中对父权进行挑战的那种隐秘而淋漓的快感。
如此种种,让李治如何抵挡?
如此种种,又让李治如何做到“发乎情,止乎礼”,只保证精神出轨,不允许肉体出轨呢?
从武媚这方面来看,她似乎也不会允许自己跟太子李治的恋情仅止于眉目传情、秋波暗送的阶段。
因为,她等待这一刻已经等得太久了。
见天子庸知非福?!
武媚早年这句不识人间愁滋味的话,如今早已变成了对她自己的一个绝妙讽刺,然而她始终不相信自己的一生会彻底埋葬在这寂寥深宫之中。无数个孤枕寒衾的夜晚,当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棂静静洒在她的身上,武媚看见自己的肌肤依然如同凝脂一样散发着美丽而迷人的光芒。她相信这样的光芒不会永远沉睡在黑夜里,她相信这样的光芒总有一天会刺破命运的厚茧,在没有人可以意料的某个时刻无比璀璨地绽放。
是的,武媚有理由如此相信。
因为她是武士彟的女儿。
因为她的灵魂里流淌着父亲传承给她的一种信念,那就是——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武媚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起,许多年前,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权势人物的暗算和追杀,并且像一条狗一样被人从洛阳撵回并州的时候,心里肯定也一度充满了沮丧和绝望。可是残酷的命运非但没有把父亲打垮,反而激起了他改变命运的决心和勇气。几年后机会来临,父亲义无反顾地押上了他的全部财产和身家性命,与诡谲无情的命运进行了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最终,他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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