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第一次亲征高丽就出动了一百多万大军,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几乎一下子就拖垮了国家财政。而且,隋军在交战中也付出了大量的伤亡和损失,前面的多次战斗暂且不论,仅宇文述最后一次长途奔袭率领的三十万五千人,在撤至萨水时一次就损失了三十万两千三百人,几近全军覆没,同时丧失的武器、装备、辎重更是数以亿计。
回头来看李世民的亲征,唐军出动的总兵力不过十几万人,仅是隋军的十分之一,而且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军在这场战争中的阵亡人数总共才区区两千人。虽然这个数字非常值得怀疑,可即便给它后面加上一个零,算它两万人,跟隋军比起来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其次,二者取得的战果不同。
杨广一征高丽时,仅在辽东城下就被拖了整整三个月,始终不能前进半步。后来虽说宇文述绕过辽东直趋平壤,却是中了高丽人的诱敌深入之计,最后全军覆没,根本不足为训;此外,来护儿的水军虽也曾一度攻入平壤,但结果也是损兵折将、一无所获。
相反,唐军在这场战争中却几乎横扫了整个辽东地区,先后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座城池,后来虽因撤军而放弃,但却将辽州、盖州、岩州的七万居民迁入中国,使得高丽在辽东经营已久的几大军事重镇一朝空虚,变成了荒城和死城。此外,唐军前后共斩获四万余颗首级,仅驻跸山一战就将高延寿的十五万大军彻底击溃,极大地歼灭了高丽军队的有生力量;后来虽然释放了大量战俘,但却将其中训练有素的三千五百名军官悉数遣回中国任职,获得了一笔无形的军事财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李世民和杨广从失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截然不同。
虽然二者从高丽撤军后,沮丧的心情是一样的,二征高丽的决心也是一样的,但是杨广却并未从失败中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第二次东征时,他照例拉出了一百万人的大军,也照例命宇文述绕过辽东奔袭平壤,自己又照例在辽东城下埋头攻打了两个月,一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模样。后来虽说想出了一招堆筑“布袋大道”的主意(与唐军“修筑土山”可谓异曲同工),可毕竟只是小小的战术改变,对于整场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杨玄感叛乱一爆发,杨广就不得不匆匆撤军,使得二征高丽无果而终,属于典型的在一颗石头上绊倒两次的搞笑之举。
反观李世民,亲征高丽的失败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也让他终于找出了失败的症结,那就是——忽视了海军在运输补给和迂回机动方面应该发挥的巨大作用。
此次东征,李世民虽然也派出了一支由张亮率领的四万人的海军,其在海陆总兵力中的比例并不算低,但是综观这支海军在整场战争中的表现,实在有点不尽如人意。除了在前期攻下一座卑沙城,在后期与陆军遥相呼应、协攻安市南部的建安城之外,唯一让人感到眼前一亮的军事行动就是——海军曾派出一支偏师,由丘孝忠率领直接开到了鸭绿江口。可他们到底去干什么史书却语焉不详,据说只是去“耀兵”了一下,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去执行了一次侦察任务,刺探高丽军队在鸭绿江至平壤一线的布防情况。
由上可知,张亮的这支海军在此次东征中实在没发挥什么重要作用。这其中除了张亮本人的能力确实有限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李世民的战略思想有问题——
他压根就没想让海军担任什么重要任务,顶多就是让他们在辽东半岛给陆军敲敲边鼓、唱唱配角而已!
虽然李世民在战前也曾派人将河南诸州的粮草运往莱州军港,也让海军承担了一部分运输任务,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够,仍然只是陆地运输线的补充而已,大部分的粮食补给还是由河北诸州运到辽东边境的怀远镇。
在这里,李世民犯了一个和杨广一模一样的错误——过于倚重陆上的运输线!
所以,当战争中好几次出现是否绕道的争议时,李世民最大的顾虑就是陆地补给线被后方的高丽军队切断,就像当年的宇文述绕道奔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后方粮草供应不上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丽战争的成败与否,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要绕过辽东。
对于这次东征高丽,后世论者大多认为如果采用李道宗等人的建议,跨过鸭绿江直取平壤,唐军就有可能出奇制胜。
然而,这实在是忘记历史教训的迂阔之谈。当年的杨广不就派大军绕过去了吗?可结果还不是全军覆没?
所以,现在的李世民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也根本不是没有采用绕道计划。
假如李世民真的绕过去了,说不定结局会更惨,或许连保存有生力量、体体面面地退兵都不可能。
无论是当年杨广的三征三败,还是如今李世民的功亏一篑,其共同的原因只有一个——忽视海军!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高丽班师后,李世民的目光就锁定了海军。
他决定建设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九月,李世民下诏,命“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六月,“上(李世民)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七月,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大军东征,后方必须储备一年以上的粮草。而这么大的运输量很难由陆路的“畜乘”单独承担,所以,应该开辟一条海上运输线,以“舟舰”来承担主要的后勤补给工作。
这就是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取得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
对于杨广来说,失败只会让他疯狂,让他加速走向灭亡;而对于李世民来说,失败却拓宽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战争经验,提升了他的军事智慧。
虽然天不假年,上苍没有给李世民更多的时间去亲手征服高丽,但是在第一次东征失败后,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无论是李世民晚年对高丽发动的一系列骚扰战,还是在后来唐高宗征服朝鲜半岛的一系列战争中,由李世民晚年所建立的强大海军,在运输补给、迂回机动、与陆军协同作战等方面,都发挥了单兵种作战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
正是李世民深刻汲取了高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使得唐帝国能够在高宗之世平定高丽和百济,并进而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丽最终虽亡于高宗之世,可又何尝不是亡于太宗之手呢?
【贞观的黄昏】
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二十三年,以其雄才大略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在他的统治下,大唐帝国的形势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李世民所缔造的历史功绩都足以彪炳千秋、震烁古今!
然而,贞观之治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
在这二十三年里,前期的李世民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其政风刚健质朴、高效清明,但是到了中后期,随着天下大治的实现和帝王功业的鼎盛,李世民身上的人性弱点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大约从贞观十年起,贞观政治就已出现“渐不克终”的景象。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针对太宗李世民身上渐露端倪的拒谏和骄逸之风,魏徵上疏: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贞观政要》卷五)〗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针对李世民营缮宫室的劳民之举,马周上疏:
〖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由于太宗李世民“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百姓的劳役日渐沉重,有一些朝臣进行了劝谏,李世民居然回答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徵闻言,大为不安,随即呈上了一道著名的《十渐疏》。他说:“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然后在奏疏中依次列举了太宗在十个方面日渐暴露出来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李世民上面那句“谬论”而发的。他说:“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奢纵和拒谏的习气越发严重。有一次,时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专门负责宫室营造的少府少监窦德素,就随口问了一句:“北门(玄武门)近来在营造什么?”李世民听说后,竟然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房玄龄和高士廉叫来训话,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只要管好你们南衙(唐朝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的事情就够了,北门一点小工程,关你们什么事?”
房玄龄和高士廉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魏徵在旁边一看,忍不住发话了:“臣不知陛下为何责备房玄龄他们,也不知道房玄龄等人何以谢罪。臣只知道,房玄龄他们是陛下的股肱耳目,于朝野上下的事情岂有不应该知道的?如果北门的工程应该兴建,他们当辅佐陛下完成;如果不应该建,就请陛下马上停工。他们向主管部门询问,理所当然,不知陛下何罪而责,更不知他们何罪而谢!”
面对魏徵的铁齿铜牙,李世民顿时没了脾气,只好面露愧色,一言不发。
从这件小事情,就足以见出贞观后期的李世民实在是大不如前,而贞观的政风也已是今非昔比了。
到了东征高丽之后的贞观二十二年,由于“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嫔妃徐惠也忍不住上疏规谏: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宫殿名,位于终南山);曾未逾时,玉华(宫殿名,位于宜君县)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心斯悦矣。(《贞观政要》卷九)〗
徐惠是李世民晚年最喜爱的嫔妃,从小聪颖好学,遍涉经史,素有“贤妃”之称,亦大有长孙皇后当年的风范。她的这道奏疏不但文辞优美,而且切中时弊。李世民看过后“甚善其言”,并且“优赐甚厚”。
也是在同一年,李世民似乎预感到了自己时日无多,于是“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专门写作了一篇《帝范》,总结了前人的政治智慧和自己一生的执政经验,郑重其事地把它交给了大唐王朝的政治接班人——皇太子李治。
这是一篇名垂千古的政治遗嘱,也是一册享誉后世的政治教科书。
李世民在文章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既可以视为他对太子李治的谆谆教诲,也可以视为李世民对自己二十三年帝王生涯所作的一次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
〖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
诚哉斯言!
这句话,完全可以作为李世民一生的盖棺论定之语。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在晚年能够如此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并且如此真诚地剖析一生的功过,既不刻意隐恶,也不过分溢美,实属难能可贵。
在贞观的早晨,李世民的青年时代曾经有过一种丽日喷薄的激昂之美。
在贞观的正午,李世民的壮年时代也曾经有过一种如日中天的壮阔之美。
而当贞观时代的黄昏来临,当一个伟人与自己生命中的夕阳迎面相遇,有谁能说,在一切绚烂终归于平淡的这一刻,西天的那抹斜阳没有一种凄艳而无言的静美呢?
李世民的健康状况是从贞观十九年冬天开始恶化的。
从辽东班师的途中,李世民就患上了痈病①。直到次年三月回到长安后,病情才略有好转,但始终未能痊愈。“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因而下诏,将“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太子李治在“听政于东宫”的间隙,随时“入侍药膳,不离左右”。
同年十月,李世民从灵州回来,又患了重感冒,身心疲累,只好静心调养,于十一月又把一般政务交给了太子李治。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二月,也就是在李世民宣布二征高丽的同时,他再次患上风疾①,直到十一月才基本病愈,但却只能“三日一视朝”(《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可见当时李世民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体质已经非常虚弱了。
从东征高丽回来后的这几年中,李世民就这样被接二连三的疾病所困扰。积极的药物治疗始终未能有效改善他的身体状况,在此情况下,李世民终于把目光转向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他开始服食丹药。
他开始服食江湖方士为他炼制的所谓“长生丹药”。
曾几何时,唐太宗李世民对诸如此类的迷信是最为嗤之以鼻的。比如贞观二年,李世民就曾经在一次谈话中,对秦皇汉武迷信神仙之术发出了耻笑。他说:“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贞观政要》卷六)
贞观十一年二月,李世民又曾经在一道号召“俭葬”的诏书中,提出了自己随顺自然的生死观。他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脩短之常数。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虽复回天转日之力,尽妙穷神之智,生必有终,皆不能免。”(《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六)
这番话说得何等透彻,这样的生死观又是何等超然和洒脱!
可令人遗憾的是,当死亡的阴影真的降临他头上的时候,李世民却彻底放弃了他早年的生死观,无可挽回地走上一条与古代帝王一样的迷信方术、希求长生的老路。
可是,长生丹药非但没有给他带来长生,反而使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
李世民以为是国内的方士水平不够,又在大臣的引荐之下,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把一个印度的婆罗门僧召进了太极宫。此人“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
如果在早年,光凭这句话,李世民肯定一下子就能断定——这家伙是个标准的大忽悠。
可现在不一样了。越是能忽悠的家伙,李世民就越是会以礼相待,把他奉为上宾。
这个胡僧来到长安后,李世民便对其“深加礼敬”,把他安置在金飚门内的一处高级宾馆,让他专门“造延年之药”。此外又“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旧唐书·天竺传》)。
很显然,此刻的太宗李世民已经和历史上所有老来昏聩的帝王没啥两样了。
尽管严格说来,此时的李世民并不算老——他这一年虚岁才五十,刚刚是知天命之年。
但是,当婆罗门僧花一年时间把“长生不老药”炼成后,刚过知天命之年的李世民就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春天,李世民在服用了几次胡僧献上的丹药后,病情就突然加剧了。那些名满天下的御医们急得满头大汗,可是人人都对天子的病情束手无策。
这哪是什么长生不老药啊,这简直就是催命夺魂丹!
印度来的大忽悠果然比中国方士的水平高。中国方士们折腾了好几年,也只是把皇帝的龙体折腾坏而已;没想到印度大忽悠只来了一年时间,才用了几颗丹药就把一代英主李世民直接送上了西天。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在翠微宫避暑的太宗李世民痢疾转剧,十分痛苦。太子李治昼夜不离左右,一连数日茶饭不进,愁得头发都白了。李世民看着这个从小柔顺仁孝的儿子,泪水夺眶而出,说:“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
五月二十四日,李世民陷入了弥留状态,紧急召见长孙无忌入含风殿。长孙无忌跪在皇帝的病榻前,悲不自胜,涕泪横流。气若游丝的李世民伸出一只手抚着他的脖颈,许久,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李世民只好挥挥手让他退了出去。
五月二十六日,李世民的精神略为好转。趁着这回光返照的片刻,李世民再次把长孙无忌和禇遂良召进寝殿,正式交代政治遗嘱。
李世民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然后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最后把脸转向禇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随即命禇遂良草拟遗诏。
遗诏拟就,李世民轻轻闭上了眼睛。翠微宫外,有风在终南山的山谷间穿梭呜咽。满山葳蕤葱茏的草木在劲风中簌簌颤抖,宛若十万个绿衣人在同一时刻无声地啜泣。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一岁。
贞观之治就此落下帷幕。
这一天,太子李治一直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恸哭哀号,几度险些昏迷。等太子哭得差不多了,长孙无忌板着脸说了一句:“殿下现在肩负着皇上托付的宗庙社稷,干吗像个匹夫一样哭个不停?”李治这才止住了哭泣。
长孙无忌秘不发丧,于二十七日命精锐禁军护送太子返回长安。
二十八日,太子进入京师。皇帝的灵柩放在御辇内,所有的侍卫和仪仗一如往常。
二十九日,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在太极殿正式发丧,同时宣读遗诏:一,命太子即位;二,军国大事不可停顿,所有中央政府机构照常运作;三,诸王在各地担任都督、刺史者可全部回京奔丧,唯独濮王李泰不在此列;四,取消东征高丽的军事计划;五,在建的所有土木工程一律停工。
随后的几天里,周边少数民族在唐朝担任公职的人员以及正巧抵达长安朝贡的各国使节,听到天可汗驾崩的消息后,无不失声痛哭。前后有数百人依照各自的民族风俗,或剪去头发,或用刀划脸,或割下耳朵,以表对天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贞观二十三年六月初一,太子李治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高宗。
这一年,李治二十二岁。
无论人们对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英年早逝如何悲痛和惋惜,也无论人们对于美好的贞观时代如何眷念和不舍,总之从这一天开始,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揭开了全新的一页。
年轻的天子李治站在太极殿上,目光清澈透明,却又略显稚嫩和柔弱;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站在他身后,脸上则写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坚毅与从容。
没有人知道,在这一老一少的两张面孔背后,帝国的未来将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一个女人会篡夺李唐天下?】
在李世民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曾经有一则政治预言困扰了他很久。预言是这么说的——“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起初李世民并不在意,因为他不相信一个女人会篡夺李唐天下。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李世民感到了恐惧。因为天上出现了“太白昼见”的天象,就跟武德九年六月的那幕一模一样。当年的太史令傅奕得出的结论是——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而现在的太史令李淳风告诉李世民的则是——太白昼见,女主昌。
很显然,这是天意!
流言与天意居然如此高度吻合,李世民又岂能不感到恐惧?!
从此,这个“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预言就像一个黑色的梦魇一样久久缠绕在李世民的心中。
那么,这个即将窃取李唐天下的“女主武王”究竟是谁?李世民焦灼的目光开始在满朝文武中来回逡巡,最后终于锁定了一个嫌疑人。
这个人叫李君羡。
李君羡虽然不姓武,但他的官职是左武卫将军。同时,他的爵位又是武连县公。此外,他又是河北武安人。不仅如此,作为禁军将领,李君羡驻守的地方恰恰又是——玄武门。
四个武字,李君羡身上居然有四个武字!
天底下还能找出第二个这样的人吗?
说起李世民发现李君羡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出于偶然。那是一次宫廷宴会,李世民宴请了在京的一些武官。席间大家用酒令助兴,约定输的人都要报上自己的乳名。轮到李君羡时,行酒令输了,就老实交代他的乳名——五娘。
一个人高马大、胡子拉碴的大男人居然叫五娘?在场众人顿时爆出哄堂大笑,至少有一半的人把口中的酒全都喷了出来。
可李世民并不觉得搞笑,而是感到万分惊愕。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李世民的脑中飞快闪过李君羡的官职名、爵位名、出生地和驻守地。
李世民仿佛忽然间明白了——原来这个“女主武王”并不是女人,而是一个有着女人乳名的男人、一个手握重兵并且驻扎在玄武门的武将!
玄武门是什么地方?是帝国的宫禁重地,是当年自己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地方!
这一刻,李世民的心中翻江倒海。但他却笑容可掬地用一种打趣的口吻说:“哪里来的‘女子’,竟如此骁勇健壮!”
李君羡闻言呵呵地笑了。
在场的武将们也都笑了。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李世民的心中满是杀机。
几天后李君羡就遭到了贬黜,外放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又过了没多久,朝中御史突然发出弹劾,指控李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所谓妖人,只不过是华州的一个老百姓,只因通晓佛法,自称能入定不食,李君羡对他颇为仰慕,所以二人结成好友,过从甚密。仅仅因为这些,李君羡就被栽了一个莫须有的谋反罪名。
数日后,李君羡被斩首,家产充公,家人籍没为奴。
尽管一举除掉了李君羡,可李世民心头的梦魇却并未就此消失。
一种莫名的恐惧还是缠绕着他。
终于有一天,李世民摒退左右,只留下太史令李淳风,神色凝重地问:“民间的那些传言,会不会应验?”
李淳风回答:“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已在陛下宫中,而且是陛下的亲近眷属。从现在起,不出三十年,此人必定据有天下,并会将李唐子孙屠戮殆尽,这样的征兆已经形成了!”
听着李淳风用一种近乎冷酷的语调描述着这个恐怖的未来,李世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把可疑的人全部杀掉,将会如何?”
李淳风看见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额头上青筋暴起,目光像刀子一样尖锐而森冷。
“天意如此,人力不可违抗。”李淳风说,“正所谓王者不死,如果把可疑的人全部杀掉,只不过多杀掉一些无辜的生命而已。再者,从今往后三十年,这个人年岁已老,或许还能有几分慈心,制造的灾难也许会小一点。假如现在把此人杀了,上天也许会再遣一个,到时候正当壮年,一旦施展毒手,恐怕陛下的子孙一个也剩不下了!”
李世民沉默了。
既然如此,那就随它去吧。李世民最后无奈地想,也许儿孙自有儿孙福,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收拾这个可怕的“女主武王”;也许纯粹是李淳风危言耸听,李唐的未来绝不会像他形容的那么恐怖。
李世民被这则恐怖的政治预言深深困扰的那一年,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
此时此刻,在李世民后宫的三千佳丽之中,有一个方额广颐的美貌女子,正用一种抑郁而迷惘的目光仰望着掖庭宫上那一方青灰色的天空。
在她的印象中,这片天空好像永远是青灰色的。
十年了,已经整整十年了!
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入宫到现在,生命中最美丽的十年时光已经从她的指缝、眉间、两鬓、发梢悄悄溜走,而她只能永远盯着掖庭宫的天空发呆。
这个女子在后宫的品秩是才人,位列嫔妃群的第五品。
从十四岁入宫的那一年起,她就已经是才人了。可时至今日,她依旧是一个不上不下、不咸不淡的才人!
就在入宫第二年的某个夜晚,一个满庭弥漫着栀子花香的夏日夜晚,大唐天子临幸了她。
无论年华如何老去,她永远记得那一夜皇帝在她耳旁留下粗重的喘息声。然而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年轻的武才人根本来不及感受和体验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也许她的内心刚刚泛起一阵幸福的涟漪,太宗皇帝的大手就熟练而潦草地划过她的肌肤,然后用一种简单的,甚至是略显粗暴的方式,把她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
对了,皇帝临走时还托着她的下颌端详了许久,最后赐给了她一个名字——媚娘。
是的,她就是武媚娘。
至今,武媚娘犹然记得十年前的那个早晨,那个彻底改变她命运的早晨。
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二年。
冬日。长安。
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天色晦冥。宽阔的朱雀大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一两只落单的白头翁从空中低低掠过,扔下几声孤独而凄婉的鸣叫,随即扑扇着翅膀朝终南山方向飞去。一驾来自皇宫的豪华车辇轧着厚厚的积雪在坊间辘辘而行,最后缓缓停在已故荆州都督、应国公武士彟的宅邸前。
来自宫中的使者径直走进应国府,高声宣读了皇帝的诏书。武士彟的遗孀、应国夫人杨氏带着家人跪地接旨。当她从使者手中接过诏书的那一瞬间,两行清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
尽管数日前已经接到宫中告谕,说天子要把她十四岁的次女召进宫中纳为才人,尽管杨氏一再告诉自己,这是皇帝对武氏一门的恩宠,也是女儿命中注定的福分,可是事到临头,一种深切的感伤和不舍还是强烈地撕扯着她的心扉。
宫门一入深似海。女儿一旦踏上这驾皇家车辇,今生便极有可能不复相见。纵然凡尘俗世与帝王宫阙仅仅隔着一道红墙,但这道薄薄的红墙却形同天堑,足以令她们母女骨肉分离、咫尺天涯。杨氏一想到女儿这一去无异于永诀,便禁不住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然而,天子的诏命是不可违抗的。
无论女儿这一去是福是祸,杨氏都只能在内心一遍又一遍地祷告上苍,千万不要让女儿遭遇无数白头宫女那样的命运——一生得不到天子宠幸,只能在千芳竞妍的掖庭永巷中独自枯萎,在无人注目的深宫一隅中默默老去。
杨氏并不敢奢望女儿能够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更不敢奢望她有朝一日能够母仪天下,她只是祈求上天能让女儿一生平安,让她获得一个女人应有的幸福。
仅此而已。
可即便只是这点念想,杨氏依然担心它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
空中不知何时又飘起了大雪,天色越发晦暗。
在使者的一再催促下,杨氏终于还是让她的女儿——那个方额广颐、蛾眉凤目的女孩——走出了她厮守十四年的闺房,走出了应国府的九曲回廊和深深庭院,走出她成人之前的最后一寸光阴,来到这驾镶玉鎏金的皇家车辇旁,来到这驾承载着未知命运的马车旁。
虽说早已看惯了后宫的三千佳丽,可当几个使者第一眼看到这个女孩时,心里还是不约而同地掠过了一阵惊艳之感。
让他们感到惊艳的不仅仅是女孩的容貌,还有她那与众不同的气质和神情。
那是一半妩媚映衬着一半孤傲,还有一半矜持遮掩着一半忧伤。
杨氏和一干女眷站在府门前的台阶上,目送着女儿步下台阶。杨氏依然泪流不止,左右女眷不住地低声劝慰,但显然阻止不了她的感伤和悲泣。即将迈上车辇的一瞬间,女孩忽然转过身来,向母亲深深施了一礼,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
见天子何尝不是一种福分,何必像小儿女一样悲泣?
直到很多年以后,来自宫中的使者依然清晰记得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说过的这句出人意表的话。在许多私下的场合,他们始终声称——早在迎她入宫的那一天,他们就已看出这个女孩绝非凡人,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
女儿说这句话时带着一脸从容自若的神情,杨氏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蓦然止住了哭泣。
那一刻,她的目光中满是错愕。
因为女儿让她感到了一种陌生。
这驾皇家马车很快就走远了,在白茫茫的天地之间缩成了一个缓缓蠕动的小黑点。
当沉重的宫门从身后砰然关上,马车内的女孩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被截成两段,一半扔进了帝王之家,一半抛出了宫墙之外。
雪一直下,自苍旻深处不停落下,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应国府到太极宫的这条路上。
这一场仿佛永远也下不完的雪,多年后依旧在女皇武曌①苍老的记忆中久久弥漫。
第三章武氏初次入宫
【一个木材商人的华丽转身】
若干年后,当李唐帝国的天空忽然升起武周王朝的日月,当几千年来一贯由男人统治的江山忽然被胭脂红粉所主宰,女皇武曌的家世出身自然成了大周臣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很多人都知道,女皇武曌是并州文水人,其父武士彟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可谓官尊爵显、位高权重,然而似乎很少有人提及——女皇之父武士彟早年其实是一个地位卑下的木材商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的排序历来是:士、农、工、商。商人就是四等公民、社会末流。即便你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可在当权者面前你什么都不是,甚至连农民兄弟的腰杆都可能挺得比你直。因为他们身后有一条永远开放的上升之阶。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说农民出身的人只要肯付出努力寒窗苦读,就有可能一朝翻身光宗耀祖,可这样的机会商人却没有,因为科举考场的大门永远都向“铜臭满身”的工商从业者关闭。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歧视商业的官本位社会中,财大者未必就能气粗。
青年时代的武士彟就感觉自己的气一点都粗不起来。虽说趁着隋炀帝大兴土木、营建东京之机发了一笔横财,腰包里沉甸甸的,但是在那些手握大权、颐指气使的官老爷面前,来自并州的木材商人武士彟也只有低声下气、点头哈腰的分。
这个心结也许就是武士彟后来弃商从政的诱因之一。
做生意的人都善于交结应酬,这一点武士彟自然不会例外。他之所以能快速致富,原因就是攀上了当时朝廷的“四贵”之一——观王杨雄,而杨雄的弟弟就是主管东京营建工程的副使——纳言(宰相)杨达。(这个杨达就是后来女皇武曌的外公。当然,那时候的武士彟还不知道十几年后自己会娶杨达的女儿为继室。)
武士彟虽然通过杨氏兄弟的关系在洛阳营建工程中大发其财,但是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却没有及时巴结(也可能是手段不够硬,没巴结上),这个人就是东京营建工程的主使——尚书令(第一宰相)杨素。武士彟得罪杨素的具体原因史书无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杨素对这个姓武的木材贩子非常不爽。所以,当武士彟忘情地奔走于并州林场与东京官场之间,其财富也随着拔地而起的洛阳宫阙而节节看涨之时,杨素就已经在暗中给武士彟罗织了一些罪名,一意要置他于死地。
危急时刻,武士彟此前打造的权力保护伞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朝权贵杨雄等人积极出面营护,总算帮他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
许多年后,一贯快意恩仇的女皇武曌替自己的父亲出了这口恶气。她颁下一道敕书,下令杨素一族的子孙世世代代不能担任京官。表面理由是说什么杨素为臣不忠、对隋朝之亡负有重大责任云云,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女皇这么做分明就是有冤申冤、有仇报仇。
在权势面前一败涂地的武士彟一口气逃回了并州老家。惊魂甫定之余,武士彟不禁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自己的命虽然是保住了,但是经营多年的生财之道也彻底断了——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武士彟知道自己必须进行职业转型,可他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转。
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群雄蜂起,天下大乱,蛰居家乡的武士彟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也是自己脱胎换骨的绝佳时机。他略为思考之后,随即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抉择——弃商从戎。
他希望在乱世中建立军功、扬名立万,最后跻身政界,彻底摆脱地位卑下的商人角色!
武士彟花钱买了一个“鹰扬府队正”的低级军职,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
后来发生的事情人们都耳熟能详——武士彟搭上了太原留守李渊这条乘风破浪的大船,从此咸鱼翻身,不但摇身一变成了太原首义元勋和李唐开国功臣,而且在武德一朝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最终跻身大唐帝国的权力高层,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华丽转身。
可是,武士彟出道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队正”,手下就管着区区五十号人,而太原留守李渊则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并且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兄,双方的身份地位如此悬殊,武士彟又是如何攀上这根高枝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士彟的发迹史比之八百多年前的邯郸巨富吕不韦以及一千多年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身上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点——商业上的成功不仅让他们积累了巨大财富,而且培养了他们长袖善舞的处世能力和精明务实的经营才能。此外,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商业领域中取得的经验给了他们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也给了他们一种高度前瞻的风险投资意识,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千千万万人中一眼就锁定那个可以给他们带来无穷回报的“奇货”,并且促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出手、不惜代价地投资!
对于吕不韦而言,秦国公子嬴异人就是难值难遇的奇货;而对于武士彟来讲,太原留守李渊同样是不可多得的奇货。
早在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奉命征讨当地变民,就曾在行军途中路过武士彟的家,受到了这个低级军官的热情款待。当时武士彟一见到李渊,就认定他“雄杰简易,聪明神武,此可从事矣”(《全唐书》卷二四九《攀龙台碑》),当即决定把筹码押在李渊身上,以期在日后获取巨大的政治回报。而当时的李渊早已有了起兵举义的打算,一直在暗中积蓄势力、结纳四方豪杰,当然也乐意结交像武士彟这种精明强干而且家底殷实的人物。
初次见面,双方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很好,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所以到了第二年李渊正式坐镇太原后,他就立即把富有经营才干的武士彟提拔为行军司铠,亦即主管后勤装备的军械部长,也算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武士彟意识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棵足以庇荫的大树,于是更加不遗余力地逢迎攀附。李渊也很给面子,时常光临武宅做客,与武士彟“乐饮经宿,恩情逾重”。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朝天下分崩离析,人人都知道——改朝换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当时,武士彟的几个兄长一致看好瓦岗寨的义军领袖李密,认为只有他才是四方群雄中最有实力问鼎天下的人,于是纷纷劝说武士彟投奔李密。可武士彟却冷冷一笑,说:“李密虽有才气,未能经远,欲图功业,终恐无成。”(《全唐书》卷二四九《攀龙台碑》)
在他的心目中,普天之下,唯有雄才大略却又引而不发的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才是未来的真命天子!
可问题在于,四方的逐鹿群雄已经风风火火地干了好几年了,隋朝的大蛋糕眼看就要被他们蚕食殆尽、瓜分一空,可这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唐国公李渊却还在默默蛰伏,他究竟在等什么呢?
武士彟坐不住了。
他决定采取行动,在背后推唐公一把。
他先是试探性地送给李渊几本兵书,可李渊却装聋作哑,不为所动。武士彟又换了个法子,一连数日绘声绘色地向李渊描述自己的奇异梦境,说某一夜,梦见空中传来一个神秘而威严的声音在说:“唐公当为天子!”又某一夜,梦见唐公骑着马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忽然看见唐公“噌”的一下飞到天上去了,而且还伸出两只手,一手擎起了太阳,一手揽住了月亮……(《攀龙台碑》:“从高祖乘马登天,俱以手扪日月。”)
这显然是一个正宗的天子架势!
如果说武士彟此前送兵书时李渊还在装傻充愣的话,那么当武士彟告诉他这些意味深长的“梦境”时,李渊就不能不表态了。他随即推心置腹地告诉武士彟,自己“深识雅意”,只是兹事体大,请武士彟“幸勿多言”,如果将来大事成功,定当“同富贵耳”(《旧唐书·武士彟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