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遂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告别了戒贤法师和戒日王,返回中国。经过两年的时间,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终于回到了阔别将近二十年的长安。
和他一起回到中国的,是657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梵文佛典。
玄奘大师的西行求法,前后历时十九年,行程共计五万里,堪称世界中古史上一次艰难而伟大的探险之旅、朝圣之旅,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学术和文化之旅。
玄奘回到长安的时候,受到了朝野上下隆重而盛大的欢迎,与他当年“偷越国境”时寂寞而苍凉的境况相去不啻霄壤。
然而,玄奘还是当年的那个玄奘,信仰还是当年的那个信仰。
唯一不同的,只是外在的评价和世人的目光。
贞观十九年二月,玄奘去洛阳见了李世民。李世民对他极为赞叹和欣赏,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力辞。于是李世民就请他把西行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随后,玄奘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下,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大唐西域记》。
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
它记述了玄奘西行途中所历所闻的15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历史沿革、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风土人情等,不但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不可多得的一部著述,而且成为后世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众所周知,印度在哲学和宗教方面拥有灿烂的成就,可他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马克思甚至声称:“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因此,要研究印度古代史,《大唐西域记》就是一部谁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
一回国,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带回来的佛学典籍。唐太宗全力支持他的译经事业,命房玄龄在弘福寺为他组织了一个规模完备的译场,并“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当他的助手。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玄奘译出了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太宗御笔钦赐《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年,太子李治为亡母长孙皇后祈福所建的大慈恩寺竣工落成,玄奘奉命成为住持,进入该寺继续译经。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年已六十八岁的玄奘终于译出了多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而他的生命也已在彪炳千秋的译经事业中走到了终点。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五日夜,玄奘大师在宜君山的玉华寺圆寂,终年六十九岁。
出殡之日,莽莽苍苍的白鹿原上出现了一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
这里有朝廷官员,有佛教僧人,可更多的是自发为大师送行的长安百姓。史称:“(玄奘)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旧唐书·玄奘传》)
从回到长安的第二十七天起,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佛典,一直到去世前的二十七天,他才搁下手中的译笔,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九年间,玄奘带领弟子们共译出佛教经论75部1335卷,计1300万言。
由于玄奘大师对梵文造诣精深,而且学术态度极为严谨,所以由他主译的这批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无论是在名相的辨析安立、文义的精确畅达,还是在翻译体例的制订、矫正旧译的讹谬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从而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后世因此将他与前秦的鸠摩罗什、萧梁的真谛、开元时代的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个人中,其他三个都是外籍僧人:鸠摩罗什祖籍天竺、生于龟兹,真谛是西天竺人,不空是北天竺人,只有玄奘是唯一的中国人。
梁启超说:“自古至今,不但中国人译外国书,没有谁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的人来比较,译书最多的恐怕也没有人在他之上。”“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或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到第二个。”
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诞生这样伟大的人物。
在古代中国,盛世修书一贯被视为国家富强、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盛世译经的壮举,又何尝不是为贞观时代添加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又何尝不是从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彰显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
第九章万邦来朝,李世民成了天可汗
【东征突厥,报五年之仇】
公元7世纪初,大唐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唐太宗李世民就引领着大唐帝国走上了一条励精图治的强国之路,短短十余年间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无论是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还是社会的稳定、民生的富庶、人口的增长,无不显示出大唐帝国在文治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就。
然而,文治的昌盛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强大。
对此,作为一个从血与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帝王,作为一个曾经用刀剑荡平群雄、鼎定天下的创业之君,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要缔造一个繁荣而强大的帝国,既要有一袭崇文的华服,更要有一根尚武的脊梁。
换言之,李世民所追求的不仅是“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李世民《重幸武功》)的煌煌文治,他同时更憧憬着“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李世民《幸武功庆善宫》)的赫赫武功。
上苍没有亏待李世民。
历史没有辜负李世民。
面对他那经天纬地的宏大抱负,上苍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垂青,历史似乎也显得出奇慷慨——就在李世民执政的第四个年头,一个威震四夷、功盖八荒的时代就在他的憧憬和仰望中訇然降临。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的天可汗时代。
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天可汗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一个被唐朝征服的对手,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东突厥。
从南北朝时起,东突厥就是历代中原王朝最强大的敌人。到隋大业年间,东突厥在始毕可汗执政时期臻于全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旧唐书·突厥传》)
大业末年,中原板荡,天下分崩,东突厥的百万铁骑屡屡伺机入寇。其兵锋所到之处,城郭宫室焚毁殆尽,财帛子女为之一空。而四方的逐鹿群雄也纷纷依附在东突厥的卵翼之下,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窦建德、王世充、高开道等人,“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通典》卷一九七)。就连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时,也不得不借助东突厥的力量,将其引为奥援。
唐帝国建立之后,颉利可汗即位,依旧肆无忌惮,“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多次倾巢南侵,深入唐朝腹地。“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却越发变本加厉,不但“言辞悖傲”,而且“求请无厌”。(《旧唐书·突厥传》)
如此强大的外患一天不铲除,大唐王朝就一天也不得安宁。
而最让李世民感到耻辱的一次,就是武德九年的渭水之盟。
那一次,李世民刚刚登基,政局未稳,颉利可汗就亲率十多万铁骑直逼长安。李世民被迫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与颉利签订了城下之盟,才换取了暂时的和平。
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李世民断然没有想到——自己刚当上皇帝就被突厥人无可奈何地要挟了一把,结结实实地敲诈了一回。
这样的奇耻大辱不啻于一道丑陋的伤疤,从此深深刻在李世民的记忆之中,并且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李世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雪洗前耻、根除外患的那一天。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从贞观元年起,曾经“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的东突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鼎盛走向了衰落——
一方面,颉利可汗宠信佞臣,导致政局大乱,原本臣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北方诸部相率反叛;另一方面,东突厥境内又遭遇了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旧唐书·突厥传》)。如此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巨大困境使东突厥很快露出了亡国之兆。
此外,东突厥王室又产生了严重的分裂,更使其形势雪上加霜。
这个致命的分裂源于颉利可汗与突利小可汗的叔侄反目。
颉利可汗即位之后,突利小可汗封藩于幽州北面,统辖其国东部。贞观元年,严重的雪灾导致东突厥各部族无以为生,于是,突利可汗下辖的奚、霫、契丹等部纷纷叛离,归降唐朝,突利没有办法阻止。颉利大为不满,怒斥其统御无方。双方的裂痕由此产生。不久,颉利在讨伐北方叛乱诸部的战争中失利,于是征调突利北上平叛,没想到突利又遭遇惨败,仅以少数轻骑逃回。颉利怒不可遏,将突利囚禁了十多天,并施以鞭挞的惩罚。二人的关系就此严重恶化,叔侄之间开始各打各的算盘。
突利先是满腹怨恨,继而生出了反叛之心。而颉利对突利也产生了彻底的不信任,在随后的日子里连连向他征兵,试图削弱他的力量。
突利意识到颉利这是在温水煮青蛙,迟早会把他弄死,所以他决不能坐以待毙。
危急之中,突利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当年在豳州五陇阪与他“约为兄弟”的秦王、如今的大唐天子李世民。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四月,突利向李世民呈上密表,请求归降。颉利很快就得到消息,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发兵进攻突利。
突利急忙遣使向唐朝求援,李世民问策于群臣。满朝文武都认为对付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时任兵部尚书的杜如晦更是强烈主张,应趁突厥内乱而将其一举荡平,否则将后悔无及。
然而,李世民最终还是没有大举出兵。
因为他知道,以唐朝当时的国力,还不足以发动一场平定东突厥的大规模战争。
可他也知道,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削弱东突厥的机会。
所以,李世民绝不会无所作为。
他一边派遣秦武通率兵接应突利,一边把目标锁定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十几年来,这个人一直盘踞在唐帝国的北部边境,而且不遗余力地充当东突厥的打手,始终是唐王朝的肘腋之患。
他,就是梁师都。
在隋末的逐鹿群雄之中,梁师都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硕果仅存的老前辈。
早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即李渊父子起兵之前,梁师都就已经在朔方(今陕西横山县)登基称帝了,此后一直在东突厥的支持下割据一方,虽然无力扩张地盘,可却活得长久。当四方的逐鹿群雄都已被李渊父子一一翦灭的时候,梁师都却始终活蹦乱跳。直到大唐王朝已经建立了整整十个年头,梁师都依然在他的独立王国里自在逍遥,始终没有出局的意思。
可是到了贞观二年,梁师都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因为颉利可汗自顾不暇,再也罩不住他这个小弟了。
李世民先是打算“和平解放”朔方,于是给梁师都去了一封信,对他晓以利害,劝他弃暗投明,可梁师都偏偏不见棺材不掉泪,硬是不从。李世民遂决定武力铲除,把任务交给了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命他们想办法拔掉这颗扎在帝国北部十几年的钉子。
二刘很有谋略。他们第一步采取的是骚扰行动,不断派遣轻骑兵深入梁国国境,践踏摧毁其农田庄稼,使其人心惶惶;第二步,他们发动了间谍战,派出大量间谍潜入朔方,造谣生事,上下撺掇,成功离间了梁师都与群臣的关系。自此,梁国国力渐衰,归降唐朝的人不绝于途。其国名将李正宝等人打算发动政变,劫持梁师都举国归唐,不料事情泄露,李正宝逃奔唐朝。
经此变故,梁国上下越发相互猜忌。二刘意识到时机成熟,遂上表请求出兵。李世民当即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部出征,同时命刘旻和刘兰成协同作战。
在此之前,东突厥曾经想放弃梁师都,拿他和唐朝做交易,交换叛逃到唐朝的契丹人。
可突厥人的这项提议遭到李世民的断然拒绝。
李世民说:“契丹人和突厥人是两个种族,而今契丹人已经归附大唐,你们有什么资格索回?梁师都身为中原汉人,侵盗大唐土地,凌辱大唐百姓,你们突厥人却庇护他。我兴兵讨伐,你们就出面干预。可他终究只是锅里的一条鱼,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就算暂时消灭不了他,我也绝不会以归附大唐的人和他交换。”
颉利可汗恼羞成怒,决定力保梁师都。当唐军逼近朔方时,突厥立刻出兵援救。在朔方以南数十里的地方,突厥与唐军展开遭遇战。此战突厥大败,柴绍乘胜进围朔方,突厥军队不敢救援,只能远远观望。
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朔方城粮尽援绝,回天乏术,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不得不将梁师都刺杀,举城投降唐军。
至此,这个在突厥卵翼下苟延残喘了十余年的割据政权终于覆灭。
接下来,李世民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东突厥了。
贞观二年冬,叛离东突厥的北方各部纷纷推举薛延陀的首领乙失夷男为可汗。乙失夷男心里虽然很渴望,可表面上却一再推辞。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一旦自立为可汗,就意味着与颉利可汗势不两立,成为东突厥最首要的敌人,一点回旋的余地和退路都没有了,所以乙失夷男不敢贸然行事。
最起码,在明确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前,乙失夷男不想冒冒失失地当这根出头的椽子。
在当时,“国际社会”的首要代表当然就是唐朝。
要想当这个可汗,唐朝的态度很重要。
而让乙失夷男不敢想象的是,就在他大做可汗梦的时候,一个名叫乔师望的唐朝特使居然千里迢迢地给他送来了一道册封诏书。
千真万确!这道诏书是大唐天子李世民颁发的,不但册封他为“真珠毗伽可汗”,还赐给他象征着权力和威严的“鼓纛”(巨鼓和大旗)。乙失夷男激动万分,随即遣使到唐朝入贡,同时登上可汗之位,宣布成立薛延陀汗国,建立王庭于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下。
从此,薛延陀的势力空前壮大,“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落皆属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秋天,乙失夷男又派遣其弟统特勒入唐朝贡,李世民又赐以宝刀和宝鞭。唐朝与薛延陀的关系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很显然,李世民所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战略。他主动对乙失夷男进行册封,承认薛延陀独立,与其建立同盟关系,摆明了就是要让东突厥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面对如此不利的战略形势,颉利可汗大为惶恐,只好硬着头皮向唐朝称臣,并且要求迎娶唐朝公主,“请修婿礼”(《旧唐书·突厥传》)。
谁都知道,这种表面上的低姿态只不过是突厥人的权宜之计。一旦形势有所缓和,国力有所恢复,突厥人绝不会放弃对唐朝的侵略。
对此,大唐君臣自然心知肚明。
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瑾就上表力请朝廷出兵,并列举了东突厥必然灭亡的六大理由:“第一,颉利纵欲凶暴,诛杀贤良,亲近奸佞;第二,薛延陀等部族纷纷叛离;第三,突利小可汗、将军阿史那·社尔等人皆被颉利问罪而无处容身;第四,塞北连年遭遇霜冻,突厥人粮食缺乏;第五,颉利不信任突厥人,将大权交给外族胡人,而外族胡人反覆无常,如果大军压境,必生内变;第六,汉人因躲避战乱而流亡突厥的人数众多,如今突厥内乱,他们据险自保,若唐军出塞,其众必然纷起响应。”
张公瑾对形势的判断既全面又准确,可谓一针见血。
李世民意识到征服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八月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北伐统帅,负责组建远征军。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远征军集结完毕,各路将领多为当世名将。李世民命大军兵分六路:以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瑾为副总管,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世勣、右武卫将军丘行恭出通汉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幽州都督卫孝节出恒安道;灵州大都督薛万彻出畅武道;任城王李道宗出大同道。六路大军共计十余万人,皆受李靖节度,从各个方向大举进攻东突厥。其中,担任正面攻击的主力部队是李靖与李世勣的部队。
六路大军就像六支寒光闪闪的利剑同时刺向漠北。这一次,唐帝国倾尽精锐,志在必得。
东突厥注定在劫难逃……
十一月二十八日,任城王李道宗首战告捷,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击败东突厥的边境部队。
十二月二日,突利小可汗逃离东突厥汗国,抵达长安朝见大唐天子李世民。
李世民不无自豪地对侍臣说:“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叩首),庶几可雪前耻。”(《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同月下旬,东突厥的重要将领阿史那郁射也率部来降。
突利是东突厥的二号人物,阿史那郁射是颉利的心腹大将,他们的投诚意味着颉利已经众叛亲离,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东突厥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雪夜弓刀:东突厥的覆灭】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月。唐帝国北部边境。
地冻天寒,朔风怒吼。一支军队正顶着漫天飞雪从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北推进。
一马当先的人就是李靖。
尽管这一年李靖已经年届六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将了,可他跃马扬鞭的身影却依然和年轻人一样矫健。
紧跟在李靖身后的,是他从北伐大军中亲自挑选出来的三千精锐骑兵。
这三千铁骑要跟随李靖执行一项突袭任务,目标就是颉利可汗的王庭——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突袭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抵恶阳岭(和林格尔县南),出其不意地歼灭了这里的突厥守军。稍事休整之后,李靖命令部队连夜开拔,直指定襄。
又有谁能想到,在这大雪纷飞、月黑风高的隆冬深夜里,大唐最精锐的一支铁骑居然会孤军深入,像一柄钢刀一样直直插向东突厥汗国的心脏?
头一个想不到的,就是颉利可汗。
此时此刻,颉利正在他那温暖如春的可汗大帐中烤火饮酒。尽管早已获悉唐朝出兵的消息,可颉利并不十分担心。
因为边境线上到处都有重兵布防,唐军北上的每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况且时值严冬,越往北天气越冷,唐军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后勤补给都将遭遇重重困难,要想在短时间内打到他的突厥王庭,无异于痴人说梦。此外,从最近得到的战报判断,唐朝各路大军进展都很缓慢,显然也是受制于天气因素,很可能要等到春天气候回暖,唐军才会发动大规模攻势。
所以,眼下的颉利根本没有理由感到恐慌。
周遭万籁俱寂,除了帐外的巡逻兵踏雪而过的脚步声,天地间什么动静也没有。摇曳的烛光下,颉利醉意朦胧,睡眼惺忪。
然而,那震耳欲聋的喊杀声还是响起来了。
就在颉利毫无防备的时刻突然响起来了。
有那么一瞬间,颉利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可他马上就清醒了。
这不是梦。
这是让人不敢相信却不得不相信的现实——唐军杀来了。
唐军就像插上了翅膀的雄鹰一样,越过茫茫雪原从天而降了。
颉利一个箭步冲出大帐的时候,看见整座王庭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到处都是砍杀声和哀号声。颉利对着左右怒吼:“如果不是唐朝倾国而来,李靖何敢孤军至此?”
可是,不管唐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此刻的颉利都已无心恋战了。
他心里只有一个字——逃!
当夜,颉利带着部众逃出王庭,一路上恍如惊弓之鸟,头也不回地朝着阴山方向没命狂奔。
此战唐军出奇制胜,一举攻占了定襄。
这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个长途奔袭、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大唐名将李靖在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中又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大喜过望。当年的渭水之耻一朝冰释。数月后,当李靖班师凯旋时,李世民曾当面称赞他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旧唐书·突厥传》)
中唐诗人卢纶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塞下曲》,正是定襄之战的生动写照。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定襄的陷落对于东突厥和颉利可汗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此役之败,使颉利不仅丢掉了王庭,更丢掉了突厥军民最后的一点士气和人心。
李靖没有让颉利喘息,又派出间谍离间颉利的君臣关系。这一年正月九日,颉利的心腹大臣康苏密带着一干亲信投奔了唐朝。
与康苏密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流亡塞北多年的隋朝萧皇后以及她的孙子杨政道。
颉利绝对没有料到唐军会对定襄发动突袭。在逃往阴山的路上,他一定对此百思不解。
可他更加没有料到的是:另一支唐军居然又守候在他的逃亡路上。
这就是李世勣。
按照李靖事先的战略部署,在他奔袭定襄的同时,另一支唐军主力李世勣部也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出发,绕道进抵颉利逃往阴山山区的必经之路——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在那里给颉利张开了一个口袋。
二月八日,当颉利逃至白道时,唐军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出,而李靖的追兵又迅速追至,对其形成了合围之势。突厥军队一日数惊,士气降到了最低点。但是突厥人毕竟骁勇善战,在扔下无数具尸体之后,残部硬是拥着颉利可汗杀开一条血路,仓惶逃进了阴山。
颉利一口气跑到了阴山以北的碛口(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没有力气再往前跑,只好暂时在此设立牙帐。惊魂甫定,颉利急忙派遣心腹执失思力前往长安,向唐太宗李世民谢罪,愿意举国投降,并承诺由颉利可汗亲自入朝。
李世民很清楚,这只是颉利的缓兵之计,此时如果不乘胜将东突厥一举击溃,颉利就会逃亡漠北,日后也必定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于是李世民一边命鸿胪卿唐俭前去与颉利谈判,实际上是稳住他;一边密令李靖继续进兵,不让颉利有丝毫喘息之机。
李靖与李世勣会师之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他们很快就得出了一致结论:“颉利虽然兵败,但残部仍有数万之众。如果他们穿越大漠,与漠北的铁勒九姓会合,到时路途遥远,又为大漠所阻,唐军势必无法深入追击。现在唐朝特使唐俭正在碛口与颉利谈判,突厥人肯定会放松警戒。如果我们出动一万名精锐骑兵,携带二十日口粮,从白道出发,奇袭突厥牙帐,必然可以生擒颉利。”
副帅张公谨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皇上已经下诏接受了突厥人的投降,特使唐俭仍在突厥大营中,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
李靖斩钉截铁地答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机不可失。当年韩信大破齐国,便是抓住了战机。如果能以此一战击破突厥,唐俭之辈何足惜哉?”
这就是名将之所以是名将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不但要比普通将领更有谋略、更有胆识、更有决断力,而且绝对要比普通将领更为冷酷无情。
在李靖看来,牺牲一颗唐俭的人头,换取对突战争的最终胜利,这绝对值得。
是日深夜,李靖率部先行,李世勣随后跟进。大军进入阴山,遇到东突厥的殿后部队一千余帐,唐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悉数擒获。李靖命这些人当向导,大军继续向纵深挺进。
东突厥的丧钟已经敲响,可颉利可汗依旧没有听见。
他再次犯了麻痹轻敌的大错。
当唐朝特使唐俭一行来到碛口时,颉利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他一阵窃喜,同时暗暗打定了主意——权且跟唐朝虚与委蛇,诈降称臣,伺机返回漠北,养精蓄锐,等到来年秋高马肥之时,再南下报仇。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颉利的如意算盘打得哗哗响。
可令人遗憾的是,他这辈子再也没这机会了。此时,唐军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二百轻骑,已经在大雾的掩护下悄悄逼近了突厥大营。
直到唐军摸到了距离颉利大帐只有七里地的时候,突厥哨兵才侦察到敌情,慌忙发出了警报。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颉利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只好再一次脚底抹油,骑上早已准备好的一匹千里马,带着骑兵一万余人继续向漠北逃亡。
李靖大军杀入突厥军营后,与其说是在进行一场战斗,不如说是在实施一次大规模屠宰。
因为颉利一溜,突厥部众彻底丧失斗志,人人争相逃命,只能任唐军宰割。
片刻之间,一万多颗突厥人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剩下的十几万男女全部投降。唐军擒获各种牲畜数十万头。同时,东突厥历任可汗的夫人、隋朝的义成公主也被斩于乱兵之中(按照突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风俗,义成公主曾先后成为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父子四人的妻子,在东突厥整整生活了三十年),其子阿史那叠罗施被唐军俘虏。
特使唐俭趁乱逃出,捡了一条命。
就在李靖进攻突厥大营之际,李世勣故伎重施,火速北进截断了颉利向北逃窜的退路。颉利麾下的几大酋长纷纷率部向李世勣投降,唐军共俘获五万余人。
面对唐军给他布下的天罗地网,颉利可汗傻眼了。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数十万部众死的死、降的降;短短几天之间,他就从一个堂堂的可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丧家之犬,眼下甚至濒临灭亡的边缘。
流亡漠北、重整旗鼓已经变得不可能了,颉利现在唯一焦虑的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近乎绝望之下,颉利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叔父阿史那苏尼失。
苏尼失是启民可汗的弟弟,管辖部落五万家,牙帐位于灵州(今宁夏宁武市)西北。在颉利国势日衰、众叛亲离的这几年,苏尼失是少数忠于他的人之一。突利亡奔唐朝后,颉利就把小可汗的位子给了苏尼失,算是对他一腔忠诚的报答。此时此刻,颉利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只有他了。
思虑及此,颉利迅速掉转马头,带着少数亲兵往灵州方向奔去。
莽莽的黄尘中,颉利落荒而去的背影仿佛一只断翅的苍鹰,充满了孤独、恐惧和无望。
此次出征,唐朝大获全胜,斩杀突厥骑兵数万人,收降部众数十万人。北起阴山、南抵大漠的广袤土地,全部落入大唐帝国的掌控之中。
二月十八日,李靖大破东突厥的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感到无比地自豪和喜悦,当即下诏大赦天下。
经过四年的忍辱负重和养精蓄锐,唐帝国终于一举平定了东突厥,洗雪了当年的称臣之辱和渭水之耻。自北朝以来数百年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强大威胁的边患,至此也宣告终结。
贞观四年三月三日,大唐帝国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
四方各部族的酋长和首领纷纷来到长安,齐集在太极宫前,共同向唐太宗李世民敬献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尊号——天可汗。
李世民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一刻,文武百官和四夷君长皆山呼万岁。自此,唐太宗李世民对四夷君长颁发诏书时,一律自称“天可汗”。
一个彪炳千秋、光芒万丈的天可汗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天可汗不仅是一种尊严和权力的象征,更是一种实质性的国际政治体系。这个体系的确立,意味着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大唐皇帝,更成为四夷诸番共尊的万王之王;同时也意味着大唐帝国从此取得了国际联盟的首脑地位,不但是维护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处理国际争端的唯一仲裁者。
唐太宗以大唐天子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员国既保持原有的制度,又可以接受唐帝国任命,出任大唐官员。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称其为“胡、汉二元体制”,陈寅恪先生称其为“胡、汉分治”,也有一些当代学者称之为“双轨政制”或“一国两制”。
唐朝的天可汗制度,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组织和制度。四夷诸番自愿结成联盟,共推大唐天子为联盟首脑,以唐帝国的国力和声威作为一种稳定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平的力量。在唐帝国的主导下,体系内全体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实施制裁。唐帝国也有权力和义务保障各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维护各国独立,仲裁国际争端。各成员国必须绝对服从天可汗;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可以联合起来,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必要时也要接受征调到中国平叛。
在这种以天可汗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战略格局之下,唐帝国可以利用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制衡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防务开支和战争成本;而广大的成员国则能享有一种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尤其对于那些弱小的国家而言,更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受到强大邻国的侵略。所以,这种天可汗体系既有现代国际安全组织的性质,又有类似于今天联合国的作用。
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国力为依托、没有一个强盛的文明为背景,唐太宗李世民绝不可能成为号令四方的天下共主,而大唐帝国也绝不可能在公元7世纪初就创造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历史功绩。
后世史家对此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新唐书·北狄列传》)
颉利狼狈投奔苏尼失之后,虽然已经是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可他心里依旧残存着一丝翻本的希望。
因为苏尼失麾下仍有五万帐的部众,其中作战部队绝对不少于五万人。此外,另一个心腹将领阿史那思结麾下也还有四万铁骑。
颉利想,凭着这些筹码,自己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
然而,无情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颉利残存的希望——三月五日,东突厥最后一支劲旅阿史那思结率部投降了唐朝。
消息传来,颉利目瞪口呆,如遭电击。
在这种树倒猢狲散的时刻,颉利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个更大的怀疑和恐惧——苏尼失会不会把自己卖了?
东突厥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人都降了,他苏尼失能忠贞不渝,誓与可汗共存亡吗?
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在此刻的颉利看来,眼下整个东突厥已经没有一个人值得他信任了。与其坐在这里束手就擒,还不如继续逃亡,投奔吐谷浑。
现在任何异族人都比本族人更让颉利感到放心。
就在颉利准备再度逃亡的同时,唐大同道行军总管李道宗的军队已经向苏尼失的大营迅速逼近。李道宗还先行遣使警告苏尼失,让他即刻逮捕颉利,向唐朝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