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配得上这个称号的皇后实在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而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好皇后中,长孙氏绝对是其中非常出众的一位。她是一个绝对称得上母仪天下的女人。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男人都热衷于追求权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相当一部分女人在这方面似乎也不遑多让。
所以才会有哲人说:“男人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
在男人看来,一旦得到权力自然就会得到一切;而在女人看来,一旦征服了男人自然就会得到权力。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垂帘听政的皇后相信都会对这句话深有同感。
可是,这句话在长孙氏身上却不太适用。长孙氏既不热衷于征服男人,也不热衷于征服世界。
她唯独热衷的事情只有一件——辅佐他的男人征服世界。
当我们翻阅史籍时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最值得后人称道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尽力辅佐,但绝不干政。
早在长孙氏还是秦王妃的时候,就在政治上为李世民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当时李世民正和太子齐王斗法,在后宫这条战线上显然处于下风,于是长孙氏便“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为李世民最终成功夺嫡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而玄武门事变当天,长孙氏更是和李世民一起站在了第一线,既解除了李世民的后顾之忧,更坚定了李世民及其麾下将士的信心和斗志。
正是由于一路走来,长孙氏能够与李世民一起沐风栉雨、同生死共进退,所以李世民登基之后对长孙氏更为倚重,时常想和她讨论朝政,可长孙氏却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李世民坚持要和她讨论,可长孙氏却始终保持沉默。
长孙氏不但自己绝不干政,而且极力避免让自己的亲族掌握太大的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的衰亡都和外戚擅权有直接关系,比如两汉在这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典型。长孙氏从小在舅父高士廉的影响下熟读经史,自然对此深怀戒惧。所以在贞观元年七月,当李世民准备擢升长孙无忌为宰相的时候,长孙氏就极力劝阻,对李世民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可李世民不听,执意任命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兼吏部尚书、左武侯大将军。
如果长孙皇后不再表示反对,默认了这件事,那人们似乎就有理由怀疑——她先前的劝阻只不过是一种欲迎还拒、故作谦让的作秀罢了。
然而,长孙皇后绝不是作秀。诏书一下达,她私下里立刻去找他的兄长,坚决反对他接受任命。长孙无忌没办法,只好向李世民一再请辞。最后搞得李世民也很无奈,只好改授他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至此,长孙皇后才如释重负。
长孙兄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叫长孙安业,比他们兄妹年长许多,是一个“嗜酒无赖”的纨绔子弟。当长孙兄妹尚且年幼之时,他们的父亲长孙晟亡故,长孙安业立刻把兄妹二人赶出了家门,让他们去投靠舅父高士廉。
当时的长孙安业当然不会想到,被他赶出家门的这两个孩子日后居然飞黄腾达,一个成了帝国的宰相,一个成了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皇后。
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长孙氏得势之后,不但没有因为以前的事情报复他,反而以德报怨,屡屡让皇帝对他“厚加恩礼”,最后还让他当上了京城的监门将军。
可惜长孙安业终究是一个不懂得惭愧和感恩的小人。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他居然恩将仇报,丧心病狂地参与了一次未遂政变,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当时,心怀异志的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因事入朝,暗中联络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和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等人,与他们“互说符命”,准备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禁军发动政变。不料未及行动,他们的阴谋便全盘败露。以李孝常为首的政变分子当即被一网打尽,全部被捕入狱。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长孙安业。毫无疑问,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按说这回长孙安业绝对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任凭天王老子来也救不了他了。可是,居然还是有人想救他一命。
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不过,她之所以想救长孙安业,绝不是简单地出于妇人之仁,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考虑。
她流着眼泪对李世民说:“安业之罪,诚当万死!但是天下人都知道,他曾经对臣妾做过绝情之事,如今一旦将他处以极刑,天下人必然认为是臣妾想报复他,这对于朝廷的名誉恐怕会有损害。”
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随后便赦免了长孙安业的死罪,将他流放巂州。
从长孙安业的事情上,我们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确实有许多优秀的品质。首先,对长孙安业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这足以表明她的善良和宽容;其次,当不知好歹的长孙安业竟然又“以怨报德”的时候,长孙皇后能再次替他求情,这就不仅仅只是善良所能概括的了。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智慧——一种顾全大局的智慧。
如果说李世民是一块蕴藏在矿石中的金子,那么善于对他进行“斧凿”的良工绝不仅仅只有魏徵一人。
除了朝中还有很多善谏的大臣之外,在后宫,长孙皇后也是时常对李世民进行规谏的一大良工。
李世民扬言要杀魏徵的那次,我们就已经领略了长孙皇后的聪明和善巧,下面这则故事同样可以表明这一点。
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匹骏马,喜欢得不得了,就命宫人好生饲养。没想到刚养了几天,这匹马突然无病而暴死。李世民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要杀了这个宫人。
为了区区一匹马而杀人,这显然有损李世民的明君形象。于是长孙皇后当即站出来劝谏。这一次,她还是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段,并不直接进谏,而是给李世民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齐景公也因喜爱的马死了,要杀养马人,当时的三朝老臣晏子就指着那个养马人的鼻子破口大骂:“你犯了三宗罪你知不知道?第一宗罪,好好的马被你养死了;第二宗罪,害得我们的国君为马而杀人,百姓听说了,一定会骂我们的国君不仁;第三宗罪,四方诸侯知道这事,也一定会轻视我国……”等晏子骂完这些话,旁边的齐景公很自觉,一句话也没说就把那个养马人放了。
说完这个故事,长孙皇后对李世民说:“陛下肯定从史书中读到过这个故事,莫非是把它忘了?”
李世民听完后,反应和齐景公如出一辙,马上就赦免了那个宫人。
类似这样的劝谏还有很多。比如李世民有时候一生气,难免会迁怒宫人,往往因为一些小事就要治她们死罪。而长孙皇后总是装出一副比皇帝更生气的样子,让皇帝把这些犯了错的宫人交给她,由她处置。然后皇后便将她们暂时拘押,事实上是把这些宫人暗中保护了起来。等过了一些日子,李世民的气消了,长孙皇后才慢慢分析个中道理给他听,证明那些宫人其实是无罪的,从而多次避免了滥杀无辜,“由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
正是因为有长孙氏这样的贤内助屡屡帮李世民矫正错误,弥补缺失,所以李世民才会颇为感慨地对房玄龄说:“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贞观政要》卷二)
很显然,有长孙皇后和魏徵这一内一外两大良工的“斧凿”和“敲打”,李世民这块矿石中的金子想不发光都难。
长孙氏在后人的心目中之所以能成为皇后的楷模,李世民夫妇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模范夫妻,其主要原因不仅是长孙氏能在政治上尽力辅佐李世民,更是因为在生活上,他们的伉俪情深也足以让后人感动。
大约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世民患上了“气疾”,将近一年都没有痊愈,长孙皇后一直守候在李世民身边,日夜悉心照料。由于担心李世民的病情不能好转,所以此时的长孙氏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她把一包毒药藏在衣带中,对亲近的侍女说:“皇上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不独自求生!”
而更让人感动的是,长孙氏自己其实是抱病照顾李世民的,因为她本人恰恰也是从小就患有气疾。贞观八年,长孙氏陪李世民一起上九成宫避暑养病。有一天下半夜,柴绍等人突然上山,向李世民报告了一起突发事件。李世民大为震惊,当即全副武装,到前殿询问事件的详情。长孙皇后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带病跟随,左右极力劝阻,长孙皇后却说:“皇上如此震惊,我岂能心安!”
或许是因为这次半夜出宫感染了风寒,再加上紧张和焦虑,长孙皇后的病情突然加重,从此一病不起。太子李承乾向母亲建议:“所有该服的药物都服过了,您的身体还是没有好起来,不如奏请父皇大赦囚犯,同时度化一些人出家,也许可以得到冥福的庇佑。”
长孙皇后不以为然地说:“生死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若行善一定有福,那我从没做过坏事,又何必担心?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大赦’是国家大事,而佛法是异国之教,对政治不见得有什么助益,何况皇上从来也不信这个,岂能以我区区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之法?假如一定要照你的话做,我还不如速死!”
可李承乾没有听从他母亲的话,还是认为自己的办法肯定有效,可又不敢上奏皇帝,只好私下去找房玄龄。房玄龄转而上奏李世民。李世民也觉得未尝不可一试,于是准备大赦。长孙皇后得知后极力反对,李世民最后只好作罢。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重不治。弥留之际,她给李世民留下了这样一些遗言。
第一,要求起用房玄龄:“玄龄事陛下久……苟无大故,愿勿弃之。”
第二,再次强调不要让自己的亲族掌权:“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
第三,要求薄葬:“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
第四,最后的谏言:“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讲完这些,长孙皇后取出一直藏在衣带中的毒药,最后说了一句:“臣妾在陛下卧病的那些日子,发誓以死跟随陛下,绝不像吕后那样!”(西汉的吕雉在汉高祖刘邦死后,打击刘姓宗室,极力扶植外戚,擅权揽政,历时八年,史称“吕氏之祸”)。
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生前曾经编纂了一本有关古代妇女言行得失的书,共三十卷,名为《女则》。但她只是将其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不是想以此博取声誉,所以一直叮嘱宫人不要告诉李世民。直到她去世后,宫人才把这本书交给李世民。
李世民睹物思人,泫然泪下,悲恸不已,对近臣说:“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长孙皇后的早逝对李世民而言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晚年的李世民之所以在政治上和生活中都犯下许多错误,未能做到“慎终如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外无魏徵的犯颜直谏,内无长孙皇后的拾遗补阙。假如长孙皇后能伴随李世民走得更远一点,乃至共同走完人生岁月,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李世民千古一帝的形象一定会更加完美,而贞观的历史也无疑会更加璀璨。
【自制力:战胜人性的弱点】
李世民的成功,固然与魏徵和长孙皇后等人的规谏和辅佐息息相关,但是有一点我们却不能不强调,那就是——假如李世民本身根本不是一块当明君的料,那身边不管有多少个魏徵和长孙氏,无论他们怎么“斧凿”和“敲打”,李世民也绝对不可能“发光”,所谓的千古一帝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李世民自己。
贞观二年,李世民就曾经对侍臣说:“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贞观政要》卷六)
君犹器,人犹水;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
李世民的见解可谓精辟!
如果一个皇帝不具有明君的潜质,其他人再怎么努力帮他也是白搭。说难听点,在一堆石头上敲打一万年也敲不出一座金矿,给一只鸡插再多羽毛也变不出一只凤凰。
由此可见,李世民最后之所以能成就千古一帝的功业和盛名,除了外界的助力之外,更需要他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人格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自制力。
一种能战胜自身人性弱点的高度的自制力。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古往今来,许多意志坚定、功成名就的男人通常挡不住美女的诱惑。他们纵然可以征服天下,可往往会在某个美女的石榴裙下变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
那么,作为一世英雄的李世民,在面对美人的时候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贞观二年十二月,李世民在宫中宴请新任的代理侍中王珪,当时旁边就有一位绝色美女在侍宴陪酒。她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因谋反伏诛后,这个美女就被“籍没入宫”,成了李世民的妃子。
酒酣耳热时,李世民指着这个美女对王珪说:“庐江王不是东西,当初因为贪图她的美色,就杀了她丈夫并把她纳为小妾,如此暴虐无道的小人,哪有不灭亡的道理!”
王珪听完后一言不发,忽然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问了皇帝一个问题:“陛下认为李瑗这么做,是对还是不对?”
李世民愕然说:“杀人之夫而夺人之妻,这种事你还问对不对?”
王珪并不直接回答,而是给李世民讲了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出自《管子》一书。春秋时期,齐国出兵攻占了毗邻的一个小诸侯国郭国。几年后齐桓公经过此地,问当地父老:“郭国为何灭亡?”父老说:“因为国君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齐桓公大惑不解,问道:“照各位所言,你们的国君是位贤明的君主,又怎么会亡国呢?”父老回答说:“国君知道什么是善,却不去做;知道什么是恶,却不能改,所以灭亡。”
故事讲完,王珪就进入了正题:“而今,这位美女仍然在陛下左右,臣还以为陛下认同李瑗杀夫夺妻的做法;如果陛下认为他的做法是错的,却仍旧留着这位美女,那就叫‘知道什么是恶,却不能改’!”
李世民闻言,顿时朗声大笑,连连称善,随后就把这位美女送回了家乡。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我很少见到喜好道德如喜好美色那样的人啊!可孔子他老人家假如碰上李世民,肯定会把他算上一个。
其实,作为一个正常男人,并且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一定程度的好色也不算什么太大的毛病,但是当好色与好德产生冲突时,李世民却能舍色而取德,这就足以表明他确实拥有超越常人的自制力。
如果说放归一个叛臣的姬妾还算比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么在下面这则故事中,李世民的做法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
那是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长孙皇后替唐太宗李世民物色了一个“容色绝姝,当时莫及”的妙龄少女,准备将其纳入后宫为“充华”。这个美女是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仅十六七岁,不但姿色出众,而且知书达理。对于这个人选,太宗本人和朝中大臣都很满意。于是李世民立即下诏书,确定了成婚的日子。可就在宫中使节正准备前往郑家迎娶新人时,魏徵却忽然站出来,把这桩美事搅黄了。
因为魏徵得知这个郑家女儿早已许配给了士人陆爽,当即上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贞观政要》卷二)
李世民闻言,大为惊讶,连忙下诏“深自克责”,并且罢停了迎婚策使,命人赶紧将郑氏送还旧夫。可是,当时朝中的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一帮宰执大臣却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他们说:“郑氏许配给陆爽的事情,只是传闻,并不能确定,朝廷大礼既行,绝不可中止。”
与此同时,那个忽然成了皇帝情敌的读书人陆爽也吓得不轻,赶紧上书表白说:“陆某家父在世之时,确实与郑家有所交往,可婚姻之事纯属子虚乌有,都是外人乱传。”
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这回更有理由了,于是力劝皇帝早日完婚。
然而,李世民对此还是半信半疑。他问魏徵:“群臣大概是为了讨好朕,可陆爽本人为何也这么说呢?”
魏徵回答:“臣猜想,他可能是把陛下等同于太上皇了。”
李世民诧异地问:“这怎么说?”
魏徵说:“当年太上皇平定京城时,曾经把辛处俭的女人纳入后宫,颇为宠幸。辛处俭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很不高兴,就把他逐出东宫,贬为万年县的属吏。辛处俭为此恐惧不安,时常担心性命不保。而今陆爽也一样,他以为陛下就算今天能容他,日后也必定会暗中谴谪,所以一再自我表白,实在不足为怪。”
李世民听完,很坚决地取消了这个婚礼,并且公开下诏承认自己的错误:“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贞观政要》卷二)
在中国古代,一个稍微有点地位的男人拥有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更不用说至高无上、富有四海的皇帝了。从当时的制度和社会习俗来说,六宫粉黛、三千佳丽是皇帝必然有的特权。无论皇帝要娶普天之下的哪一个女人,也绝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并且于情、于理、于法都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而太宗迎娶郑氏这件事情,就更是无可厚非了。首先,诏书已经下达,宫中的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皇帝大婚绝非儿戏,不能说停就停;其次,只有魏徵一人持反对意见,朝中所有宰执大臣全都极力赞成,李世民要想顺水推舟把美女娶进宫很容易;最后,连陆爽本人都表态说没有婚约这回事了,李世民当然更没有理由取消这个婚礼。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世民最后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皇帝这种深明大义的做法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
李世民之所以做出这个明智的决定,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魏徵的谏言,但是最重要的,无疑还是他内在的自制力在发挥作用——他能够用理性战胜自己的感情,用道义战胜自己的欲望,而且还能勇于向天下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尽管这个女人他即便娶了,也几乎没有人会说他是错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世民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一帝,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征服天下,更在于他能征服自身——征服人性普遍的弱点。
正所谓:胜人者力,自胜者强。
第八章盛世唐朝,世界之心
【永远的长安】
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永不褪色的历史记忆。
这份记忆是如此辉煌,以至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的目光向历史的深处回望,仿佛总是能看见一个澄明的天空,一片辽阔的大地,还有天地之间——那一座金黄色的富贵雍容的城。
这座城就是长安。
它生长在唐朝。
在我的眼中,唐朝的长安凝聚了所有男性的雄伟与阳刚,也蕴涵着所有女性的华丽和妩媚。我无法用更多的形容词来描摹它。我只愿独自穿过岁月的长廊,悄悄掀开时光的帷幔,用一种朝圣的目光,去抚摸这座城的每一块砖墙、每一株草木、每一寸土地、每一角飞檐以及这座城中每一个男女老幼的脸庞……
我看见唐朝的阳光像花一样绽放,我看见长安向我敞开了母亲一样的胸膛。
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是唐朝人。
我告诉自己——
长安,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都市,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它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米,全城周长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1.4倍,是古代罗马城的7倍。城内共有三个建筑群:位于北部正中的是宫城,为皇帝和皇族所居;宫城南面是皇城,面积比宫城略大,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宫城和皇城之外是外郭城,为居民区和商业区。
整座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结构对称,排列整齐。外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贯通十二座城门的六条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而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则是一条标准的中轴线,它衔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明德门,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部是万年县,西部是长安县,东、西两部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为东市和西市。城内南北有11条大街,东西有14条大街,把居民住宅区划分成了整整齐齐的110坊,其形状近似一个围棋盘。
长安的每条街道都笔直而宽广,其宽度达到了今人咋舌、近乎奢侈的地步。比如南北主干道朱雀大街的宽度就达150多米,而今天中国的“第一街”——北京长安街最宽的地段也没有超过120米。再如位于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承天门横街,宽度更是达到441米,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宽的街道,其气势之雄伟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宽阔平坦的街道两侧大多种有整排的槐树和榆树,而宫城与皇城中遍植梧桐和垂柳,整座城市绿树成荫,风景宜人,既繁华热闹,又不失幽雅和静美。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东北部的龙首原上初建了大明宫。龙首原地势高耸,可以俯瞰整座长安城,故而大明宫的气势远比太极宫更为煊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李治又对大明宫进行了扩建,使其功能更为完备,规模更为宏大。从此,大明宫取代太极宫,成为唐朝皇帝的起居和听政之所。
大明宫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规制最为严整、规划最具特色的宫殿建筑群,其周长为7.6公里,面积达3.2平方公里,是明清紫禁城的4.5倍;宫城四面有11座城门,东、西、北三面都有夹城,南部有三道宫墙护卫;目前已探明的殿、台、楼、亭等基址共有40余处。在大明宫的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是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大明宫就是以这三个宫殿群为中心组成的。其中,含元殿是大明宫正殿,是唐朝皇帝举行朝会大典以及阅兵、献俘等重大仪式的殿宇;此殿殿基高达15.6米,面阔75.9米,进深41.3米,面积达3134.67平方米,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宫殿——北京故宫太和殿面积的1.3倍。
在含元殿主殿的两翼即东南和西南方向,分别建有突出主殿的翔鸾阁和栖凤阁,两阁相距150米,各以曲尺形廊庑与主殿相连。整组建筑两翼突出,主殿缩进,呈“凹”字形。主殿前是左右两条各长78米的蜿蜒迤逦的龙尾道。
在整个含元殿建筑群的前方,是一个南北宽615米、东西长750米的大型广场,总面积达461250平方米,比今天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还大,相当于60多个标准的现代足球场。
站在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广场上仰望巍峨壮丽的含元殿,任何人都会为之悚然动容,心潮澎湃。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哪一个中国人心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唐朝?
哪一个中国人心中,没有这样的一座长安?
【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走在长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的宽阔大道上,你遇见的绝不仅仅是唐朝人。
你随时会遇见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东罗马)人、日本人、新罗人、天竺(印度)人、真腊(柬埔寨)人、骠国(缅甸)人……他们中有元首、大臣、使节、士兵、商人、学者、留学生,还有僧侣、艺术家、工匠、歌姬,甚至有“色黑如墨、唇红齿白”的黑色人种昆仑奴,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要感受什么叫做国际性大都市,你必须来长安;要感受什么叫做对外开放、与时俱进,你也要来长安;要了解当时的东西方和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的盛况,你更要来长安。
因为当时的大唐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而大唐帝京长安则是整个亚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学家向达先生说,在唐朝,“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7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义的城市,在这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这显示了中国的威望。”
据统计,唐朝曾先后与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为了接待各国使节和来宾,唐朝专门设立了鸿胪寺,由当时朝中的国际政治专家担任主管官员。长安城中甚至有专供外国人长期居住的“番坊”。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到唐朝读书之后,进而参加科举考试,最后终身在唐朝为官。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衡,于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来到长安的太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完成学业后留在唐朝任职,历任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等职。
晁衡在长安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结成了好友。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晁衡作为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者,与日本遣唐使一起返回日本,不料途中遇险,船只漂到越南,友人们误以为他已经遇难,极为悲伤,李白为此写下了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晁衡又辗转回到了长安,一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去世,前后在中国一共生活了53年。
有一些外国使臣出使唐朝后也留了下来。比如波斯大酋长阿罗撼,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出使中国后便留在唐朝为官,此后又以唐朝使者的身份出使拂菻(东罗马)等国,因功被授予右屯卫将军、上柱国、开国公,位尊爵显,并一直在中国活到了95岁高龄。
西方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说过:“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著名人物荟萃之地。”
除了留学生和使节,在唐朝定居数量最多的就是商人。唐朝专门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兰州、凉州、敦煌,都成了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贞观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而各国商人在长安西市开店经商、长期居住的也有数千家之多。广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有唐一朝,曾有大量的外商在广州定居,从事各种贸易活动,仅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死于战乱的外商就达12万人以上。
为了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对外交通相当发达。陆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可直达中亚、西亚、东欧,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方面,可由登州、楚州或明州出海,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此外,由扬州、明州、泉州或广州出发,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穿越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可到达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再越过阿拉伯海,可到达阿曼湾、波斯湾,并可远至红海,抵达埃及和东非的港口,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通过陆地和海上这两条“黄金通道”,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了中国。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东罗马皇帝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赠绫、绮等丝织品。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和妇女都极其喜爱中国的丝织品,拂菻也成了唐朝丝织物传入其他国家的重要转输地。
7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本人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阿拉伯)遣使与唐通好,在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食遣使来唐共达36次。唐朝文化因此大量传入阿拉伯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纸术。
中国的造纸术后来又从这里传入了欧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唐朝后期,火药的主要成分——硝,也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医学也对唐朝产生了一定影响。阿拉伯的医学是近代欧洲医学的基础,而其外科医术就是在这时候传入了中国。
7世纪中叶,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客死唐朝。当时许多波斯商人也流亡到了唐朝,纷纷在中国落户。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都有波斯商人开设的“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材驰名。通过贸易活动,波斯的菠菜、波斯枣传入唐朝,而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也传入了波斯。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在当时统称天竺。唐初,中天竺的戒日王征服了五天竺,统一了印度半岛,随即遣使与唐通好。从此,天竺与唐朝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常有唐朝商船泊港,天竺商船也到广州、泉州进行贸易。唐朝输往天竺的商品有麝香、纻丝、色绢、瓷器、铜钱;从天竺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从此结束了印度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唐太宗也派人到中天竺学习制糖技术,据说学成归国后制出的糖,其颜色和味道比印度原产的还好。
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唐朝产生了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敦煌、云岗、麦积山、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十部乐”中便有天竺乐,舞蹈中也有天竺舞成分。
唐初,在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都同唐朝有所往来。高宗时期,唐朝先后出兵平定了百济和高丽,新罗遂于公元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与唐朝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的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品的首位。他们同时也从中国带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新罗曾派遣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是新罗人。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一百零五人。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中举后就留在唐朝为官。
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起,新罗就相继设立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专门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新罗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此外又根据《唐律》改订了《刑律》。新罗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音符来标注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带回了茶叶种子,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版印刷术传入新罗。(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有唐一朝,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受唐朝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日本。
当时的日本仍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对大唐繁荣昌盛的文化和发达的物质文明无比向往,高度崇拜。日本人迫切希望能过上“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于是不断向中国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264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3次,派船迎送唐朝使者6次,共计19次,其中实际到达长安为15次。唐初,遣唐使团不超过200人,可从8世纪初起,人数已多达550人以上。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了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絁等贵重礼品。唐朝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遣唐使团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文学、书法、宗教、音乐、美术、舞蹈、医学、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备真备,学问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备真备回国后,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不仅将中国大乘佛教的密宗学说带回了日本,而且用汉字草体偏旁创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而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对于大乘佛教的律宗造诣精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应日本圣武天皇之请,他东渡日本传法,经六次努力,历尽艰险,终于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其时已经年近七旬,双目失明,可他不仅将中国佛教的律宗传到了日本,而且还向日本人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各种知识。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他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圆寂后葬在了招提寺。
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兴建了藤原京,此后又于公元710年修建了平城京,公元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而这些都城的设计理念、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无一例外,全都是模仿唐朝的长安城。比如城中均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等,甚至连建筑用的砖瓦纹饰也和唐朝如出一辙。
基本上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京城俨然就是山寨版的长安。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唐朝与南亚的林邑(越南)、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尼婆罗(尼泊尔)、狮子国(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的吐火罗(阿富汗)等国都有广泛的商业联系与外交往来。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中,南亚的佛学、医学、历算、语言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美术,东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欧洲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如八面来风纷纷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说:“与二十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时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期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说:“第七、八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已经进入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愉悦的境域。”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正是因为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君臣具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的唐朝,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最博大、最宽容、最具生机和活力、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一个时代。
这就叫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就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舌辨18天,大唐玄奘对印度6000僧人】
公元642年,五天竺的最高领袖戒日王向当时的印度全境发布了一道敕命——他要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无遮大会,即大型的佛教经义辩论会。会议邀请了十八个国王,还有各国的大小乘佛教僧人三千多人、著名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的僧人一千余人以及婆罗门教和其他宗教的僧人两千余人,几乎集中了当时五天竺的所有政治和宗教精英。
而邀请这些人与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与一个来自中国的僧人进行自由辩论。
大会正式举行那天,整座曲女城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锣鼓喧天。除了被邀请的代表外,云集于此的还有各国的大臣、卫兵、侍从以及慕名而来的社会各界人士。会场内外“或象或舆,或幢或幡,各自围绕……若云兴雾涌,充塞数十里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场面之盛大隆重可谓前所未有,百年不遇。
人们纷涌进入会场后,看见高坛的宝床上静静地坐着一个面目清癯、肤色白皙的僧人,在会场的门楼前高悬着两部用大字书写的大乘佛教论著——《会宗论》和《制恶见论》。
这位僧人就是论主,他写的这两部论著就是本次大会的论题。与会的任何人都可以就这两部论著的任何一个论点提出质疑,进行辩论和驳难。戒日王命人在会场前高声宣布:大会为时十八天;在此期间,任何人只要能从这两部论著中找出一个字不合义理,并且将论主驳倒,这个中国僧人就要当场被砍掉脑袋,向众人谢罪!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学识、智慧和辩才充满自信,绝不敢做出如此承诺,夸下如此海口。
可是,这个中国僧人真有那么厉害吗?
要知道,在座的这些人绝非等闲之辈——“诸贤并博蕴文义,富瞻辩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就是说,五天竺最有学问、最有智慧、对佛法造诣最为精深的人都在这里了,难道以他们多年的修行和深厚的学养,果真挑不出这个中国僧人一个字的毛病?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在这十八天里,不断有人站出来挑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进行了激烈的辩难。而这个中国僧人却始终神色自若,从容应对,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最后,挑战者无不理屈词穷,一一败下阵来。到大会结束时,确实没有一个人能攻破他的学说,驳倒他的立论。与会的众多高僧大德无不心服口服,对这个中国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戒日王非常高兴,当即赐给他大量的金银和法衣,在场的十八个国王也纷纷供养各种珍宝。按照印度惯例,无遮大会得胜的论主可以乘坐璎珞庄严的大象游行于各地,接受人们的礼敬和瞻仰。可对于这些赏赐、供养和尊贵的礼遇,这个中国僧人全都婉言谢绝了。
本来人们对这位精通三藏、智慧如海的法师已经敬佩不已,而此刻他对名利的这种淡泊超然的态度越发赢得人们的崇敬。他的美名随后就传遍了五天竺,大乘僧众盛赞他为“大乘天”,小乘僧众尊称他为“解脱天”。
这位来自东土大唐、名震五天竺并最终在世界佛教史上写下辉煌一页的中国僧人,就是玄奘。
玄奘,俗姓陈,名袆,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世称“唐三藏”。“三藏”是指佛教的经藏、律藏、论藏;此称号意谓对佛教典籍的精通,只是一种泛用的尊称,并非玄奘专名。玄奘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即公元596年(玄奘生年多有异说,此处从梁启超之说)。其祖上历代为官,父陈惠曾任隋朝江陵县令,后辞官归隐,潜心儒学。
玄奘十一岁时,跟随他的二兄、已出家的长捷法师进入洛阳净土寺修学佛法,不久便熟习《法华经》、《维摩经》。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旨到洛阳度僧,年仅十三岁的玄奘闻讯前往。素有“知士之鉴”的郑善果见其容貌俊逸、器宇不凡,就问他是否想出家,玄奘说是。郑善果又问他为何出家,他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大为赞叹,对身边的人说:“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当时玄奘的年龄尚幼,本来是不能出家的,可郑善果却破格录取了他,将年少的玄奘剃度为僧。
郑善果预料到这个少年终将成为“释门伟器”、一代高僧,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自己此刻的这个决定竟然会深刻影响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佛教的历史。
玄奘出家后,很快就精通了《大涅槃经》、《摄大乘论》等重要的大乘经论。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天下分崩离析,熊熊战火燃遍中原,洛阳更是首当其冲。为了躲避战乱,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深造,玄奘离开洛阳,前往天下的名山大寺参学,先是到了成都,后来又辗转荆州(今湖北江陵)、扬州、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于贞观元年来到长安。
将近十年间,玄奘遍访名师,究通各家,此时已成为备受赞誉的一介高僧。但是在多年参学的过程中,玄奘逐渐发现众多名师对佛法的理解异说纷纭,歧义互见,而考诸现有各种佛典译本,却又颇多矛盾抵牾之处,令人无所适从,于是萌生了前往印度求取更多佛学原典,尤其是大乘经典的强烈愿望。
恰逢当时中天竺的僧人波颇密多罗来到长安,向他介绍了著名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的学术规模以及天竺高僧、该寺住持戒贤法师弘讲《瑜伽师地论》的盛况,更加坚定了玄奘西行的决心。他立即向朝廷上表,要求出境前往天竺。可由于当时出国之禁甚严,他的申请被驳回了,但是玄奘始终没有放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的决心和信念,一直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长安和关东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霜灾和饥荒,朝廷同意灾民可以前往各地自谋生路,玄奘意识到时机成熟,终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混在难民队伍中偷越国境,西行求法。(玄奘西行的时间,普遍认为是贞观三年,此处依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相关考证,确定为贞观元年。)
此行前途未卜,生死难料。
出发的这一刻,除了简单的行囊和一腔求法的理想之外,玄奘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知道,十九年后,这个孑然一身的“偷渡客”竟然会带着震古烁今的伟大成就载誉归来,不仅受到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而且得到太宗李世民的亲自接见。
没有人知道,他迈出长安的这一步——是在书写一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
玄奘茕然西去的背影显得寂寞而苍凉。
走向天竺的这一路,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一路上虽然没有白骨精和盘丝洞,没有牛魔王和火焰山,没有魑魅魍魉和九九八十一难,却有一望无际的大漠黄沙,有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有关卡盘查、官吏缉捕的困扰,有缺水断粮、迷失方向的危险,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他葬身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或者迫使他心生懊悔,黯然东返。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挡住玄奘的脚步。
早在迈出长安的那一刻,玄奘就已发出宏大的誓愿——
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
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宁可就西而死,岂能归东而生?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正是这样一种单纯而伟大的信仰,使他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甚至蔑视死亡的威胁,顽强地走向自己生命中的圣地。
玄奘从长安起程,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出玉门关外五烽(五道重兵把守的关卡),进入“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八百里戈壁——莫贺延碛,在克服了四天五夜滴水未进的困难之后,终于穿越这个可怕的死亡地带,经伊吾(今新疆哈密市)抵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
高昌国王麹文泰盛情接待了他,但执意要求他留在高昌讲经说法,否则就要把他遣送回国。玄奘无奈,只好以绝食相抗,“水浆不涉于口三日”。最后麹文泰终于被玄奘的至诚所感动,提出两个放行的条件:一、与他约为兄弟;二、求法归来后在高昌停留三年。
玄奘同意。麹文泰大喜,当即“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外,为了玄奘能顺利西行,麹文泰还专门准备了二十四封国书,命护送的大臣交给沿途的二十四国国王,每书奉送大绫一匹为礼物;并且还亲手写了一封辞义谦恭的信,随信献上“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请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致信其势力范围内的西域诸国,为玄奘法师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就这样,玄奘离开高昌,过焉耆、龟兹等国,翻越凌山(葱岭北部),到达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西南),会晤了统叶护可汗。随后,在统叶护可汗致所经诸国的信件和护送使节的帮助下,玄奘顺利经过西域诸国,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进入了北印度。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秋天,玄奘终于抵达朝思暮想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这里,玄奘拜戒贤为师,潜心学习梵语,研习各种大小乘经论,尤其专攻印度法相宗(唯识论)代表作《瑜伽师地论》,历时五年。此后,玄奘遍访五天竺,足迹遍及印度各地。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玄奘重回那烂陀寺。此时他的学业已经粲然大成,戒贤命其升座为众讲解大乘唯识经典。在此期间,他著有《会宗论》,会通了印度大乘瑜伽、般若二宗,将唯识与中观学说相互融贯,自成一家。此外,由于当时南天竺的小乘僧人著有《破大乘论》攻击大乘学说,负面影响很大,玄奘就应戒日王之请,又撰写了破除小乘见地的《制恶见论》。
从此,玄奘在印度声名鹊起。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玄奘又在戒日王举办的曲女城无遮大会上挫败了五天竺所有的论敌,其盛名更是如日中天,几乎取代戒贤,成为全印度造诣最深、声誉最隆的佛教思想界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