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事泄被捕,其罪当诛,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们能法外开恩,饶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说:“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
所谓“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这句话既可以做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做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来说,这是对侯君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肯定;从狭义上来说,尤其是“家国未安”四个字,似乎暗含了这样的信息——侯君集当年的行动很可能不仅关乎“国事”,更关乎“家事”。
什么样的事情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呢?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宫,“囚父、逼父”之事。
也许正因为侯君集当年圆满完成了逼宫任务,贡献重大,意义特殊,所以李世民才会对此念念不忘,极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当群臣竭力反对,声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诛之时,李世民显得十分无奈和悲伤,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并且“欷歔下泣”。(《旧唐书·侯君集传》)
如此种种,都足以表明侯君集当年“所展之力”,实在非同寻常。
公布了玄武门之变的五功臣名单后,李世民还拟定了一张长长的开国元勋名单,同时论功行赏,分封食邑;并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公示,表示如有异议、认为“勋赏未当”者,可直接向皇帝提出意见。
名单公布后,文臣们没有意见,可一帮武将却炸开了锅。
很多将军都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别人高,可如今封赏却比别人低,因此大为不满。其中尤以淮安王李神通的意见最大,他愤愤不平地对李世民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专弄刀笔之人,功劳却在臣之上,臣心里不服。”
对于李神通和武将们的牢骚,李世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他很清楚,这些提着脑袋出来打天下的武夫们,对房玄龄、杜如晦这种文人本来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如今官位、勋阶、封赏居然都在他们之下,自然是满腹怨言。所以李世民故意要在殿前公示,并鼓励大家提意见,其实就是想借此机会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一点——如今的时势已经迥然不同于往日。过去打天下,当然凡事都是武将优先;可现在要治天下,就必须以文臣为主。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今,老资格的宗室亲王李神通第一个跳出来,这样最好。只要把他说服,其他人就不敢不服。
所以,李世民毫不客气地告诉李神通:“义旗初起,叔父虽率先起兵响应,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自营前途和躲避灾祸。其后,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死灰复燃,叔父望风败北。而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要论功行赏,当然应该在叔父之上。叔父虽是国之至亲,朕也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却不能因为私情就与勋臣同赏!”
李神通无话可说。
其他将领看见李世民连自己叔父的面子都不给了,再闹下去只能是自讨苦吃,只好自己找台阶下,互相说:“陛下是出于至公之心,就连对淮安王也无所偏私,我们这帮人又怎敢不安其分!”
随后人人噤声,一句牢骚也没了。
其实,李世民对自己的亲族绝不仅仅是“无所偏私”而已,很快他就要让满朝文武都知道——他还要对宗室亲王们“大加贬抑”。
有一天在朝会上,李世民忽然一脸正色地问群臣:“遍封宗室子弟,对天下是否有利?”
此言一出,很多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天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有一个人看懂了李世民的心思。
他就是封德彝。
这是一个极其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官场老手,他一下就明白李世民想干什么了,于是站出来回答说:“过去的朝代,只有皇子、皇兄、皇弟才可以封王,其余人等,除非建立大功,否则无人可以封王。而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从两汉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亲王!爵位既然尊显,国家当然要供应大量劳役,这恐怕不是向天下人显示为政至公的做法。”
此言正中李世民下怀。他马上说:“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随后立即下诏,除了几个立有战功者之外,把所有宗室郡王全部降为县公。
在李渊当政的武德时期,由于国家草创、海内未宁,所以李渊只能把权力紧紧握在李唐皇族手中,不但将所有的族兄、族弟和族侄全部封王,而且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例外,试图以此达到“强宗室以镇天下”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家族企业的经营思维。
可是,到了李世民登基之后,天下已经安定,皇权的稳固并不需要建立在“强宗室”的基础上,因此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打破家族成员对“企业福利”的垄断,不惜“损宗室以利天下”。李世民这么做,首先当然是要否定武德旧政,开创“为政在民”的新政风,其次是通过牺牲皇室成员的利益,刻意迎合广大百姓的利益。对于天下人而言,这当然是他们乐见的善政。
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号为“刺”。(按谥法所说: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
举行葬礼的那天,李世民登宜秋门痛哭了一场。
也许,我们并不能把这样的表现完全视为作秀。
毕竟死者是自己的一母同胞,当李世民的政治目的一旦达成,过去的种种矛盾冲突与是非恩怨自然会逐渐淡去,一度被搁置的亲情就有可能被重新唤醒,而一度被压抑的无奈和悲伤也完全有可能悄然爬上李世民的心头。
然而,无论李世民在宜秋门上的仰天一哭是真情所至还是政治表演,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注定要作为悲剧人物与即将过去的旧时代一同埋葬。
当天,魏徵和王珪联名上表,请求李世民送葬到墓地。李世民欣表同意,命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官员随同前往。
站在武德时代最后一个大风呼啸的冬天里,李世民看见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棺椁被缓缓放入幽暗的墓穴之中。当最后一抔黄土将他们轻轻覆盖,李世民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开。
萧瑟苍凉的武德冬天很快就被他遗落在身后。
在他的前方,一个华美灿烂的春天正朝他迎面走来。
【偃武修文】
公元627年阴历正月初一,大唐帝国改元贞观。
这一年,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九岁。
虽然年未而立,但是一个独步古今的治世典范,却已经在这一刻从他的手中开启。
正月初三,李世民在宫中大宴群臣,命乐工即席演奏大气磅礴、震人心魄的《秦王破阵乐》。此曲是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时,由军中将士集体创作。他们为旧曲填入新词,词曰:“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从此这首歌曲就成了唐朝的军歌。
在宴会上,李世民听着雄壮激越的《秦王破阵乐》,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朕昔日受命征伐,民间遂有此曲,虽然比不上文德之雍容,但功业由此而成,朕不敢忘本!”
旁边的右仆射封德彝一听,赶紧顺着天子的口气奉承说:“陛下以神圣武功平定海内,岂是区区文德所能比拟。”
可是封德彝这次的马屁却拍到了马腿上。李世民不以为然地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封德彝顿时惭悚不能对,连忙顿首谢罪。
李世民很清楚,建立一个帝国需要凭借战争和武功,可要缔造一个盛世却必须依靠文治与教化。
换言之,如果说武德时代的关键词是征战与杀伐,那么贞观时代的关键词就是——文教和礼乐。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清醒的认知,所以早在武德四年,李世民就开辟了名闻天下的文学馆,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文化精英“十八学士”。登基刚一个月,李世民就再次在弘文殿的旁边建立了一所弘文馆,收集了经、史、子、集共二十余万卷的书籍,陈列于馆中,命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硕学鸿儒,各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每隔一天到馆中值宿。而李世民则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见缝插针地将他们召入内殿,与他们探讨历代兴亡,商榷朝廷政事,经常谈到午夜才罢。
很显然,李世民要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天下人——兵戈横行、战火肆虐的日子已经远去,一个偃武修文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却还是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次逆流而动。
他就是燕王李艺(罗艺)。
贞观元年正月十七日,时任天节将军的李艺突然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揭起反旗。
众所周知,李艺是李建成的死党。武德六年初,李建成平定刘黑闼后,推荐李艺入朝担任了左翊卫大将军,李艺从此对李建成死心塌地,在朝中公然以太子党自居,而且自恃军功,所以就没把秦王府的人放在眼里。据记载,秦王左右的人有一次到他军营中办事,不知何故,双方起了冲突,李艺就把秦王的手下狠狠揍了一顿。李渊觉得李艺做得有点过分,为了公平起见,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可李渊一直很器重李艺,所以没过多久就把他释放了,不但让他官复原职,而且还以本官领天节军镇守泾州。
李艺殴打秦王手下的原因,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估计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李艺为了表明自己对李建成的死忠,故意找秦王手下的麻烦;或者是秦王府的人看不惯李艺的太子党嘴脸,言行举止有所冒犯,所以激怒了他。但是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李艺与秦王的关系在武德后期极度恶化,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当太子被杀、秦王即位后,李艺自然会感到惶恐不安。他意识到,就算李世民不收拾他,自己在新朝的政治前途基本上也完蛋了。
果然,李世民一上台就给李艺封了个“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李艺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步很可能就要褫夺他的兵权了,于是更加恐惧。正在此时,一个名叫李五戒的女巫又煽动李艺的妻子孟氏说:“王妃骨相贵不可言,必当母仪天下!”孟氏窃喜,又让李五戒偷偷观察李艺。李五戒说:“王妃之贵,缘于大王,而今大王贵气已现,十日间当升大位!”孟氏狂喜,于是不断怂恿李艺兴兵反叛、争夺天下。
在当时那种天下一统、四海归心的形势下,举兵造反无异于找死。
但是李艺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因为造反是找死,可不造反就是等死,所以李艺豁出去了。
起兵造反起码还有一线生机,实在不行还可以逃奔突厥,再怎么样也比待在这里被李世民温水煮青蛙慢慢弄死的好。
主意已定,李艺就诈称奉皇帝密诏,要勒兵入朝,遂发兵进抵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不辨真假,只好硬着头皮出城迎接,李艺随即入据豳州。
李世民得知兵变消息,立刻下诏,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出任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朝廷已经发兵征讨李艺,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白白送给李艺一座城池。为了将功补过,赵慈皓连忙暗中与豳州将领杨岌谋划,准备对付李艺。不料事情泄露,赵慈皓随即被李艺囚禁。杨岌在城外察觉有变,立刻发兵攻打李艺。
此时此刻,李艺的手下将士已经知道所谓的奉密诏入朝纯粹是个骗局,所以没人愿意替他卖命。双方刚刚接战,李艺的部众便哗然溃散。李艺万般无奈,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带走,率左右数百骑仓惶北走,亡奔突厥。
可是,就连这最后的几百个亲兵,也没人肯跟着李艺去当突厥人的鹰犬。所以一行人刚刚跑到乌氏驿(今甘肃泾川县北),左右就趁李艺不备,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即传首长安。李世民立刻革去李艺的皇姓,将其首级挂在闹市示众,同时逮捕其妻孟氏、女巫李五戒,一同在闹市斩首。不久,罗艺的弟弟、时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市)都督的罗寿,也坐罪被诛。
罗艺的造反就像是一场闹剧。
朝廷的讨伐大军还没走出长安,他的首级就被左右砍下送到了京师,可见他的造反实在是不得人心。此外,罗艺自隋朝末年起便是威震一方的猛将,身经百战,强悍骁勇,而今败亡却如此之速,也足见当时的军队将士在历经多年战乱之后,是多么厌倦战争,渴望和平,这也从客观上证明了李世民偃武修文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贞观元年五月,李世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贺礼。
这就是北方残余的两大割据势力之一——苑君璋的归降。
在隋末唐初的乱世枭雄中,这个苑君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典型的骑墙派。他本是刘武周的部下,当初刘武周要发兵进攻李唐时,苑君璋就曾经劝他说:“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纷纷归附,海内望风而降,此乃天命,非人力可为。况且并州以南,地形险阻,若孤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一方面联合突厥、一方面结援唐朝,而后自保一方、南面称孤,方为上策!”
如果刘武周采纳苑君璋的建议,那即便没有大的作为,起码也可以偏安一隅,让自己的割据政权活得更久一点。可野心勃勃的刘武周却没有采纳,而是命苑君璋镇守朔州,然后倾巢南下,最后果然血本无归。兵败之时,刘武周后悔不迭、扼腕泣下,对苑君璋说:“恨不用君之言,乃至于此!”
刘武周死后,苑君璋接管了他的剩余地盘和势力。东突厥封苑君璋为大行台,派遣了一支军队协防,名义上是督兵助镇,实际上是在监视他。当时高祖李渊多次遣使劝苑君璋归降,可苑君璋一心想要在突厥人和唐朝之间玩平衡术,所以始终没有答应。但是其部将高满政却有心归唐,于是劝他说:“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旧唐书·苑君璋传》)苑君璋不从,高满政只好发动兵变,企图迫使他就范。苑君璋猝不及防,只好逃亡突厥。
高满政以城降唐后,被任命为朔州总管,封荣国公。苑君璋为了报仇,于武德六年引突厥兵南下,攻破马邑(朔州治所,今山西朔州市),杀了高满政,随后退保恒安(今山西大同市)。但是此后的几年中,随着李唐王朝国势日隆,苑君璋部众人心离散,不断有人叛逃唐朝。苑君璋势蹙,不得不向高祖李渊请降,并在降表中提出“请捍北边以赎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苑君璋这个要求看上去好像很有诚意,其实无非还是想玩他那套政治平衡术。
然而,苑君璋的如意算盘最后还是落空了。
虽然李渊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派遣使臣元普与其签订协约,并赐给他免死金券,但是颉利可汗听说后却大为不满,立刻遣使向他施加压力。
苑君璋的骑墙术遭遇了尴尬。处于两大强邻之中,苑君璋不但未能左右逢源,反而颇有左右为难、骑墙难下之势。他的儿子苑孝政心向李唐,于是对他说:“刘武周殷鉴不远。如今既已降唐,就不应再归突厥,否则是自取灭亡。况且粮储已尽,人心离散,如更迟疑,祸在旦夕!”可他的一个幕僚郭子威却心向突厥,极力游说他:“恒安之地,王者旧都,地险城坚。而今突厥方强,足可倚为后援;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苦降于李唐、束手于人呢?”
苑君璋最后还是听信了郭子威之言,翻然撕破那一纸墨迹未干的协约,逮捕了唐朝使臣元普,将其押送突厥,并再次投靠了突厥人,随后频频与突厥联兵,入寇太原以北的唐朝边境。
这一次苑君璋是打算彻底依附东突厥,死心塌地把屁股挪到墙的那一边去了,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度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转眼间就日薄西山了。
因为东突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接连遭遇了一连串严重问题。到了贞观元年前后,这棵昔日的大树不但不能再荫庇他,而且本身都已摇摇欲坠。苑君璋痛定思痛,最后不得不再次把屁股挪回墙的这一头——率众归降唐朝。
至此,这棵摇摆不定的墙头草终于有了归宿。而自从隋朝末年以来便一直为患边境的这股割据势力,也总算在盛世前夕回到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怀抱。
这对于即位不久的李世民而言,当然是一份特殊的贺礼。所以李世民并没有亏待苑君璋,随即任命他为隰州(今山西隰县)都督,封芮国公,并赐食邑五百户。
那么,东突厥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苑君璋这个一贯首鼠两端的人最终下决心归降李唐呢?
答案是四个字:天灾人祸。
首先是人祸。东突厥自从始毕可汗以来,国势之所以日益强盛,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政令简便易行,符合突厥人质朴的天性,至颉利可汗执政初期,仍然保留着这个优良传统,所以国力依旧强大。但是到了后期,颉利专门宠信一个叫赵德言的汉人,此人得宠之后作威作福,将突厥的种种制度、政策和法令悉数变更,导致政令烦苛,国人不胜其扰,大为不满;加上颉利可汗又与敕勒诸部族交恶,频频与其中的薛延陀、回纥等部交战,因此内政大乱,国力日衰。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东突厥局势日益严峻之时,又连续几年遭遇罕见的雪灾,致使牲畜普遍死亡,民间爆发了大规模饥荒,百姓纷纷冻馁而死。颉利眼见国库日渐空虚,王庭的各项开支捉襟见肘,不得不对突厥各部落征收重税。这样一来愈发导致恶性循环,突厥民众不堪负荷,“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到了贞观元年秋天,东突厥已经日暮途穷,彻底暴露出亡国之兆,于是唐朝的大臣们纷纷劝说李世民趁势出兵,攻击突厥。
很显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尽管已经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线,准备专心致力于内政建设,但是在如此诱人的机会面前,李世民还是心动了。
他召集了萧瑀、长孙无忌等宰执重臣,说:“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就在眼前。如果我们发兵攻击,则背弃了刚刚与其订立的盟约;可要是不打,又会坐失良机,你们认为该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巴不得雪洗渭水之盟的耻辱,所以担心违背盟约云云,不过是场面上的漂亮话而已。他真正的难处并不在于是否会违背盟约,而在于是否会违背他刚刚确立的大政方针。
要知道,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绝不是说停就能停的。虽然此时的突厥虚弱不堪,但是能否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谁也没有把握。所以尽管李世民内心跃跃欲试,可还是强忍着报仇的冲动,希望广泛听取大臣们的意见。
对于这个问题,大臣们分成了两派,萧瑀等人赞成出兵,而长孙无忌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蛮虏并未侵犯边境,所以臣以为不便开战。理由有三:第一,违背盟约;第二,劳民伤财;第三,非王者之师!”
李世民最终采纳了长孙无忌的意见,停止了对突战争的动议。
其实,真正让李世民放弃战争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劳民伤财。
为了确保国内的和平,早日达成太平盛世的理想,李世民最后还是放弃了平灭突厥这一唾手可得的武功。
他知道,眼下最值得自己追求的东西不是威震四夷的赫赫武功,而是李唐天下的煌煌大治。
贞观元年初秋,李世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弃了对突战争,可紧接着在九月份,他却不得不发布了另一道战争命令,进攻目标是岭南的酋长冯盎。
此人其实很早就已归顺唐朝,但却长年与其他部落相互攻击,而且不到长安朝贡,所以与他毗邻的唐朝各州纷纷上表,奏称冯盎反叛,请求朝廷下令征讨,前后奏章不下数十件。
像这样的战争,李世民就认为非打不可了,因为冯盎的性质是叛乱,与突厥截然不同。
所以李世民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决定,命江南、岭南数十州的军队,共同出兵讨伐冯盎。
然而,有一个人对李世民的战争决策却大不以为然。
他并不认为这场仗非打不可。
这个人就是魏徵。
就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前夕,魏徵极力劝谏李世民:“如今天下初定,而岭南瘴气流行、路途遥远,无法驻扎重兵,况且指控冯盎叛乱的证据并不充分,臣以为不应兴师动众。”
李世民说:“检举冯盎的奏章不绝于途,怎能说证据不充分?”
魏徵说:“冯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如今对他的指控已有数年,而他的军队始终没有越出辖区,显然并不是反叛。只因江南各州众口一词,都说他反,陛下又从不曾遣使安抚,冯盎畏惧一死,当然就不敢入朝。如果派遣使臣前往,示以至诚,冯盎喜于免祸,必可不战而令其归服。”
李世民一想,魏徵之言确实有道理,自己终究还是百密一疏了,于是即刻收回战争命令。
这年十月,李世民遣使前去安抚,冯盎果然马上让他儿子率使团到长安觐见朝贡。李世民大为感慨,在朝会上对群臣说:“魏徵让我派出一个使节,岭南遂得以安定,其效果胜过十万雄兵,不可不赏!”随即赏赐魏徵绸缎五百匹。
李世民即位之后,大唐王朝一连多次化解了战争危机,从而牢牢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执政路线。在此,除了要归功于李世民本身的隐忍、明智和审慎之外,长孙无忌、魏徵等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由于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能够上下一致、协力同心,才能为大唐帝国赢得一个休养生息、长足发展的机会,从而为贞观之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李世民的品格、能力、智慧与韬略,也从此开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上尽情展现,并且大放异彩。
【弃霸道择王道】
李世民即位之初,虽然海内早已平定,大唐王朝也已经走过九个春秋,但是李世民从高祖手中接过来的却仍然是一座百废待兴的江山——“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后,饥寒重切。”(《全唐文》卷二)
也就是说,经历隋末唐初的多年战乱之后,人口数量急剧萎缩,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普通百姓虽已逃脱战争和死神的魔爪,却依旧生活在饥寒与贫困的阴影之中。
大乱之后,如何求治?
如果把几千年的中华帝国文明史看成一幅升降起落的曲线图,那么此刻的大唐王朝无疑正处在一个长达四百年的下降通道的谷底——自公元220年大汉帝国覆亡之后,这片古老的大地便在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纷争的黑暗岁月里呻吟和板荡,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中华帝国才重新回到大一统的轨道,太平盛世的理想才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点燃。然而,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隋炀帝杨广却粗暴地葬送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在位仅十余年,盛世理想便恍若一场幻梦,在短暂的精彩之后破灭无余,中华大地再次跌入血火交织的乱世深渊。
而此时此刻,在隋王朝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大唐帝国,究竟能否汲取隋亡的历史教训,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在大一统的基础上重建一条坚实的上升通道,再造媲美于大汉王朝的那样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抑或仍旧实行强力统治,骄奢纵欲,穷兵黩武,重蹈隋王朝的历史覆辙,令美好的盛世理想再度昙花一现?
这是摆在贞观君臣面前的一道历史课题。
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捩点上,以李世民为首的新一届李唐政府,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此,早在武德九年末,即李世民登基数月后,大唐君臣就围绕着未来的施政方式展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讨论。
准确地说,这是一场辩论。
话题由李世民提出。他说:“我朝承大乱之后,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恐怕也不容易见成效。”
魏徵率先亮出了他的观点:“不然。长期安定之人容易骄逸,骄逸才难以教化;而久经离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于治理。譬如饥饿的人什么食物都觉得可口,什么水都觉得好喝一样。”
李世民说:“贤明的人为政百年,才能祛除残忍好杀之风。大乱之后,欲求大治,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在短时间内达到?”
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圣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响应,相信大治并不太难,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李世民频频颔首,深以为然。
可是,魏徵的观点立刻遭致大多数宰执重臣的反驳。
为首的人就是右仆射封德彝。
他用一种近乎嘲笑的口吻说:“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人心日渐浇薄诡诈,所以秦朝专以严刑峻法治国,汉朝也不得不兼杂王道与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岂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恐败乱国家!”
面对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摘,魏徵毫不示弱,坦然应对:“五帝三王治国时,人民也是久经离乱,可照样能够教化。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一切都取决于人君的努力。考诸史籍,昔日黄帝与蚩尤大小七十余战,天下可谓混乱至极,可战胜蚩尤后,天下遂致太平;其后颛顼诛除九黎,商汤驱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不都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进而缔造了太平盛世吗?若说古人淳厚质朴,后世浇薄诡诈,那么迄于今日,人民应悉数变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封德彝顿时语塞,其他反对者也都哑口无言。但他们坚持认为:魏徵所言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断不可行。
很显然,魏徵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
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统治方式,坚信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而“政”的语源是“正”,确实含有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所以王道思想强调政治领袖必须正心诚意、克己修身,进而推行仁政,以道德礼义化育万民、治理天下;同时轻刑罚、薄徭赋、发展生产、选贤用能,最终让天下的百姓丰衣足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场则是与王道对立的霸道。
所谓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权术、暴力和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的方式。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完全不服从周王室的统治,竞相以武力与权谋进行杀伐和兼并,于是产生了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等所谓春秋五霸,从而构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论基础。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认为,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道德和礼义感化人民,而后者则是以强权和武力镇压人民。但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让人“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类似春秋五霸那样的事功在儒家学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术当然也为绝大多数的后世儒者所不齿。
发生在武德末年的这场事关国家施政方式的高层辩论,只有魏徵一个人坚持王道,而以封德彝为首的朝廷重臣则普遍倾向于霸道。
然而,最终结果却是魏徵胜出了。
因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
唐太宗李世民力排众议,最终选择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为李唐王朝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不久后,李世民就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在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从此,李世民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处就是宽减刑罚。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当时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有人依旧未脱“乱世用重典”的旧习,强调“重法以禁之”,李世民当即一脸不悦地说:“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赋繁役重,二是官吏贪求,所以饥寒交迫,才顾不上礼义廉耻。以朕看来,对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如此一来,百姓衣食无忧,自然不会犯罪,又何须用重法!”
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弘文馆诸学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员,共同讨论修订律法,把五十多种绞刑条款全部废除,一律改为“断右脚脚趾”。修订之后,李世民还是觉得此刑过于残酷,于是对朝臣说:“废除肉刑,由来已久(中国废除肉刑始于汉文帝刘恒,但后世多有恢复,至隋文帝杨坚才再次废除)。朕以为不可再伤害百姓肢体,所以此法仍须改易。”有人随即提出,将“断右趾”改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诏批准。
作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础,政治领袖必须率先垂范,努力做到正心诚意、克己制欲。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义,正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
在这方面,李世民并非一开始就能做到,而是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执政初期,李世民的统治方式跟历代君主一样,并不排斥“以权谋御下”的帝王术。有一件“反腐败”的案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当时的长安官场,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十分普遍。李世民对此深恶痛绝,决定惩治腐败,于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贿”,试图以此引诱官员上钩,然后杀一儆百。(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当今美国政府也有类似做法,称为“敲诈行动”——stingoperations。)此计一施,马上有个官员掉进了陷阱。虽然“受贿”的数额很小,仅仅是一匹绢,可李世民还是勃然大怒,准备杀了这个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李世民闻言,顿时醒悟,随即收回了成命。
这件事情之后,李世民就断然抛弃了类似的做法。
贞观元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请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问:“你说的佞臣是谁?”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有一个办法,很容易就可以试出来。请陛下在与群臣交谈的时候佯装发怒,借此试探,如果是执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顺旨的,那就是佞臣。”
李世民摆摆手说:“君是国之源,臣是国之流;若源泉浑浊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人君自行诡诈之术,如何责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惯以权谲小术对待臣下,常暗自引以为耻。所以,贤卿之策虽善,但朕不能采纳。”
此事足以证明,经过“王霸之辩”后,李世民确实下定了“以至诚治天下”的决心,所以才会将惯用的帝王术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李世民也并未全然摒弃帝王术。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他也难免会运用一些“胡萝卜加大棒”的御下手段,只不过这种手段绝对要比敲诈行动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
除了正心诚意外,在“克己制欲”方面,李世民的表现也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许就是纵欲;而最难修炼的品格,无疑就是寡欲。
对于大多数皇帝而言,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纵并且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古代皇帝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欲望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贞观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来打算修筑一座宫殿,连所需的各种建材都已准备妥当,可思前想后,李世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对此,李世民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关于李世民力行节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资治通鉴》总结说:“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虽然司马光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贞观时代的二十三年间,李世民并未将节俭寡欲的政风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但是起码在贞观初期,李世民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值得史家推崇的。
在“去奢”的同时,李世民还有一个“省费”的大动作,就是大力精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
古代中国常有“十羊九牧”之说,意思是衙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十个百姓就要供养九个官吏。隋文帝时,曾经把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十羊九牧”的状况。但是从隋大业年间起,“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李唐崛起之后,群雄相率来归,李渊“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
李世民在执政之初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于是从贞观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合并州县,二是裁汰冗官。
首先是将武德年间增设的州县予以裁撤合并,其次是根据山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个道不是行政区,而是相当于监察区。此后,李世民多次派遣简点使、观察使、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唐会要》)。
在裁撤合并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李世民又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于是责成房玄龄精简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有隋一朝,长安的各级官员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名。经过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员精简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节约了行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随着李世民对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实践得以展开,大唐帝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开始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
史称:“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然而,这种四海升平的繁荣景象却是来之不易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的局面。贞观元年,关中饥荒,物价飞涨,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与一匹绢相当;贞观二年,全国又遍地蝗灾;贞观三年,有些地方旱情严重,而有些地方却又洪涝成灾……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局面下,李世民却能矢志不渝地坚持王道路线,“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并且“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所以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整个帝国的形势便焕然一新——“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贞观政要》卷一);而多年来一直侵扰中原的东突厥也在这一年春被唐朝征服。
对此,李世民深受鼓舞。他大为感慨地对群臣说:“贞观之初,很多人都坚持认为,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独魏徵劝朕推行王道;同时很多人上疏说:‘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可魏徵还是劝朕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全部采纳了魏徵的建言,才短短几年,果然收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的巨大成效。突厥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劲敌,而今颉利可汗束手就擒,突厥酋长甚至成了朕的带刀侍卫,各部落皆服中国衣冠,所有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
李世民的这一席话,不仅高度肯定了魏徵对国家所作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充分表明——武德九年那场“王霸之辩”确实对整个大唐帝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换言之,正是由于这场事关国家大政的重要辩论,让李世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施政路线,从而引领大唐帝国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并且最终开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黄金时代——贞观。
【太上皇李渊的忠臣】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手中的权力日益巩固,大唐王朝也日益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
这样的时刻,李世民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做很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正月,李世民用一种阴冷的目光锁定了朝中的一个大臣。
这个人曾经是武德年间满朝文武中最得意、最风光的一个人物;进入贞观后,他仍然身居高位,名重一时。
他,就是时任司空的裴寂。
众所周知,裴寂是晋阳首义功臣、李唐开国元勋,深得李渊宠信。登基之初,李渊就曾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随后拜其为尚书右仆射,赏赐华服珍玩无数,并且每天赐以御膳,临朝之时,必引裴寂同坐,极尽恩宠之能事。《旧唐书·裴寂传》称:“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进犯并州、横扫河东,裴寂自告奋勇率兵出征,结果丢盔弃甲,铩羽而归。李渊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责备了几句,表面上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实际上没过几天就把他放了,而且“顾待弥重”,恩宠不减往日;此后不久,另一个开国元勋刘文静企图与裴寂争宠,却被李渊和裴寂以谋反之名联手铲除。可见在武德一朝,裴寂第一宠臣的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撼动。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李渊又擢升裴寂为左仆射,并赐宴于含章殿。裴寂故作谦恭地辞让了一下,表示既然天下已经平定,自己就应该告老还乡了。李渊一听就急了,眼泪哗哗地下来,十分动情地说:“未也,要当相与老尔。公为宗臣,我为太上皇,逍遥晚岁,不亦善乎!”随即加封裴寂为司空,赐食邑五百户,而且派遣一名官员天天到裴府蹲点,生怕他偷偷挂冠而去。从这件事情足以看出,李渊对裴寂的宠信早已超出君臣的范畴,可以说有深厚的私谊。
李世民即位后,一开始对裴寂也显得恩宠有加,优礼备至。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加封裴寂食邑一千,与前共计一千五百户。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到南郊祭祀,返程时忽然命裴寂和长孙无忌与他共乘御辇,以示尊崇。裴寂受宠若惊,不敢奉命。李世民笑着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旧唐书·裴寂传》)
恭敬不如从命。最后裴寂只好硬着头皮与天子同乘而归。
也许正是从“同乘”的这一刻起,裴寂就已经预感到危险的降临了。因为李世民的那句话听上去好像是一种莫大的恩宠,实则充满了弦外之音。
因为,李世民所说的“佐命之勋”,无疑是在向裴寂强调——你佐的是我父亲的命,不是我的。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是在夸奖裴寂,还不如说他是在警告裴寂——不论你有多大的“佐命之勋”,你终究是太上皇的人,而不是我李世民的人。
裴寂不无恐惧地发现:在新天子李世民的朝廷上,自己当初的“佐命之勋”不但不再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政治资本,反而使他成了新天子眼中的一根芒刺,随时有可能被连根拔掉。换言之,自己的荣宠到头了。
裴寂的恐惧很快变成了现实。
贞观三年正月,李世民突然颁下一纸诏书,罢免了裴寂的司空之职,削掉了他的一半食邑,并且将他驱逐出京,遣返原籍。
当然,李世民要清除裴寂这种功高望重的元勋老臣,总是要找一个理由的。
或者说要找一个借口。
这次的借口缘于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
武德年间,法雅得宠于高祖,因而能够自由出入宫禁。可到了贞观初年,法雅的这项特权被取消了,于是心怀怨恨,散布了一些蛊惑人心、影响社会稳定的“妖言”,随即被朝廷有关部门逮捕。兵部尚书杜如晦亲自审理此案。本来裴寂和这个案子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可杜如晦亲自审问的结果偏偏就扯上了裴寂。
据法雅供认,裴寂曾经听他说起过那些“妖言”,可裴寂却没有及时上报。也就是说,裴寂犯了知情不报之罪。
有关部门查到了裴寂头上,裴寂当然矢口否认。但法雅却死死咬住他不放,令他百口莫辩。最后杜如晦从容结案,裴寂罪责难逃。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桩十足不合常理的案子。
首先,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怪话,居然把兵部尚书杜如晦都惊动了,这不免有些杀鸡用牛刀之嫌;其次,杜如晦除了兵部尚书的身份外,还是皇帝李世民的心腹重臣,这就更容易让人产生微妙的联想;最后,单凭和尚法雅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裴寂有罪,似乎也显得过于草率。毕竟裴寂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虽说没有掌握实权,但也是堂堂的开国元勋,如此草率将其定罪,其背后的真正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说白了,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裴寂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找他麻烦的人不是什么和尚法雅,也不是什么兵部尚书杜如晦,而是天底下最有权力的人——皇帝李世民。
尽管明知道李世民不能容他,可裴寂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央求皇帝让他留在京城养老。
然而,他的要求遭到了李世民的一口回绝。
不但一口回绝,而且李世民还借此机会痛痛快快地数落了一番。
数落的对象不仅是裴寂,还包括李渊。
李世民说:“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要论先生的功勋,岂能擢升到如此高位?你不过是蒙受太上皇的恩泽,侥幸在群臣中位居第一而已。武德年间,贿赂公行,朝纲紊乱,问题都出在你的身上。只因念在你是故旧,不忍心依法处置,你能活着回到家乡,已经是万幸了!”
李世民都把话说到这分上了,裴寂还能怎么办?
他当然只能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不过,裴寂离开长安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丝庆幸的。
因为李世民说得没错,能让他活着回老家,确实是已经法外开恩、手下留情了。换句话说,就算李世民找个更严重的罪名砍他的头,甚至是抄他满门,裴寂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