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邦邦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词,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盖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兄弟和侄子们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种他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的行为。换言之,这种行为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发露”的,宁可背负着它沉重前行,也绝不愿将其公诸于世。
那么,有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那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呢?
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太子和齐王之后,当守门禁军与东宫齐王卫队激战正酣的时候,太极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如史书所载,高祖和近臣们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之中,对宫门前正在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直到尉迟敬德满身血迹、“擐甲持矛”地前来“宿卫”,高祖和一帮近臣才如梦初醒?
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天早晨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质的时间,为此一帮宰执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渊和近臣发现三兄弟全都迟到了,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正杀得鸡飞狗跳、人喊马嘶,而高祖李渊和那帮帝国大佬怎么可能对此毫无察觉?
如果此刻的李渊还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还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他会继续悠然自得地泛舟,等着尉迟敬德前来逼宫吗?
显然不会。这个时候,一个正常的皇帝只可能做三件事:第一,第一时间离开海池,进入太极宫中某个最隐蔽且最易于防守的地方,命近卫禁军刀出鞘、箭上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第二,火速下诏,由身边的宰执重臣到玄武门宣旨,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听候裁决;第三,立刻调集皇城中所有未参与政变的禁军,逮捕兵变各方的首脑和主要将领,随后调查事变真相,严惩政变者。
一旦皇帝采取上述举措,李世民的这场政变还有几分胜算?就算李世民不会马上溃败,但是他必然要与皇帝开战。而我们知道,在玄武门事变前夕,李渊对皇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所以,秦王斗胆与皇帝开战的结果,恐怕无异于自杀。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所见的正史记载是真实的,也就是尉迟敬德是直到前方战斗接近尾声时才入宫去找高祖的,那么李世民就等于是在打一个天大的赌。
赌什么呢?
赌好几支军队在玄武门前乒乒乓乓地打仗,而整座太极宫中的所有人在那一刻全都丧失了正常的视觉、听觉和行动功能。
这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么李世民要如何保证在玄武门前开战的同时,太极宫中的所有侍卫、嫔妃、宦官、宫女都不会去向皇帝报信呢?
答案只有一个——控制他们。
如何控制呢?
不言而喻——派兵入宫,用武力控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才是真正可行、真正有效的“定身术”。
到这里,一个被李世民和贞观史臣刻意隐瞒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面了——玄武门之变事实上有两个战场:一个在玄武门前,一个在太极宫中。
前者是我们熟知的,是公开的第一战场;而后者是我们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战场。
那么,这个战场的范围有多大?是整个太极宫吗?最需要控制的目标是谁?是所有侍卫、嫔妃、宦官、宫女吗?
李世民绝不会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个太极宫中去漫天撒网,而且就算你控制了九十九个,只要有一个漏网,跑去跟皇帝报信,整个行动照样是前功尽弃。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直接派兵进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制皇帝。
由此可见,李世民要想确保整个政变行动万无一失,就必须在袭杀太子和齐王之后,第一时间入宫控制高祖。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一个精神正常、大权在握的皇帝,高祖李渊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被李世民控制,那他绝对会采取应变措施,也绝对有能力进行镇压,而玄武门之变最终也可能功败垂成。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史书中记载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而事实很可能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袭杀太子和齐王后,立刻派兵入宫,把高祖和一帮近臣囚禁了起来,而囚禁的地点有可能就是海池。
这就是李世民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那么李世民囚父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当然是逼迫父亲交出政权。
假如李渊坚决反抗,誓死也不交权,那李世民该怎么办?
答案只能是一个字——杀。
至此,我们已经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们隐瞒的那个真相的核心。
也就是说,在李世民的计划中,他入宫控制高祖的行动必然会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囚父”,即消灭有可能顽抗的禁军侍卫,将高祖和近臣们彻底控制起来;第二步就是“逼父”,即让某个将领出面,逼迫高祖下诏,把军政大权移交秦王;最后一步,也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从,李世民就不得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弑父”。
这样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逃避的内在逻辑。因为对于高祖李渊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假如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坚决不肯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书,将军政大权移交给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杀了他。
或许有人会说,采用软禁手段,然后矫诏夺权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此一来,李世民无疑要承担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矫诏夺权,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们也有可能会识破秦王的阴谋,因而拒不奉诏,发兵与李世民对抗。到时候不光京师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整个帝国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内战。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已经做好了“弑父”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最能避免上述政治后遗症的唯一办法。
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可见,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对李世民和贞观史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编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降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
第四章年号:贞观
【派系斗争,李渊主动退位】
武德九年六月七日,亦即政变的三天后,李世民被李渊册立为皇太子。虽然李世民还没有登基继位,可朝野上下都很清楚,从这一天起,李渊已经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皇帝,而新太子李世民才是大唐帝国真正的掌舵者。
随着李世民成功入主东宫,原秦王府(天策府)的一批核心成员也摇身一变,于六月十二日一同被任命为东宫官吏: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禇亮为太子舍人,姚思廉为太子洗马。同日,李世民将齐王府的所有财产全部赏赐给了尉迟敬德。一夜之间,尉迟敬德就成了长安城里最富有的人之一。
与此同时,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顺利招抚了前东宫和齐王府将领薛万彻、冯立、谢叔方;随后又迅速起用了原太子集团中的骨干人物魏徵、王珪和韦挺,任魏徵为东宫詹事主簿,任王珪和韦挺为谏议大夫。
面对李世民刻意表现出的这种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政治和解姿态,原来的政敌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然而,长安的政局虽然是稳定了,但是由政变引发的派系斗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各个地方相继爆发,其中以益州和幽州发生的两起血案最为引人注目。
当时的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还是行台编制,尚书令是李世民兼任的,左仆射是窦轨。窦轨是李渊元配夫人窦氏的族侄,算是比较显赫的外戚,在统一战争中又立了一些战功,而且由于李世民的尚书令一职只是挂名,所以窦轨就被委以“便宜从事”之权,成了益州实质上的一把手。当时益州行台的兵部尚书韦云起与弟弟庆俭、堂弟庆嗣及整个宗族都与前太子李建成私交甚笃,可韦云起却和他的顶头上司窦轨素来不睦,所以当玄武门事变与李建成之死的消息传到益州时,窦轨就动了杀心。
尽管朝廷下达了“大赦”诏书,可窦轨还是无视朝廷的赦令,决定趁此机会除掉韦云起。他在府上埋伏了卫兵,然后以朝廷下诏追拿建成党羽为由,将韦云起召到了仆射府。韦云起一到,问朝廷的诏书在哪里,窦轨把诏书藏在袖中,厉声说:“公,建成党也,今不奉诏,同反明矣!”(《旧唐书·韦云起传》)还没等韦云起开口申辩,窦轨一声令下,左右卫兵随即冲出,当场将韦云起砍杀。另一个也跟窦轨有仇的行台尚书郭行方闻讯,抱着脑袋没命地逃往长安。窦轨发兵追捕,没有追上;郭行方总算躲过一劫。
紧继益州的韦云起事件之后,幽州又爆发了一起性质更为严重的案件。
这就是庐江王李瑗谋反案。
庐江王李瑗是李渊的族侄,时任幽州大都督。由于李渊一贯不放心外姓将领,只敢把兵权交给宗室亲王,所以尽管明知道李瑗为人懦弱,“非边将才”,可还是把他放在了幽州这个重要的位置上。
当然,李渊同时还给李瑗配备了一个副手。
他就是猛将王君廓。
就跟早先把猛人李靖配给赵郡王李孝恭、把老将史万宝配给淮阳王李道玄一样,这是李渊驭下的惯用招式。可是,这一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亲王和副将双赢,如功成名就的李孝恭和李靖;用得不好,不懂军事的亲王就会被沙场老手玩得很惨,比如那个年纪轻轻的淮阳王李道玄,可以说是间接死在了老将史万宝的手上。
而眼下的李瑗呢?
他的运气更差,不但始终被王君廓玩得团团转,无端背了个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而且最后还死在了王君廓的刀下,用自己的皇族鲜血染红了副将头顶的乌纱。
李瑗固然很不幸,可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不仅仅是因为他缺乏军事才能,还因为他站错了政治队列——他是前太子李建成的死党。
在李建成跟李世民死磕的那阵子,早就暗中把李瑗结为外援,就像李世民以洛阳的温大雅和张亮为外援一样。
然而,站错了队其实也不要紧,只要在李建成死后及时把屁股挪到李世民这边就没事了。因为李世民在政变之后也确实给他们这些建成死党提供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只要像薛万彻、魏徵他们那样“迷途知返”,李世民肯定都是既往不咎的。可问题在于,这个李瑗偏偏连这点最起码的政治头脑也没有。
就在李世民派出通事舍人崔敦礼前往幽州召他回朝的时候,李瑗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以为李世民是要拿他回去问罪的,当即吓得面无人色,惶惶不可终日。
而这一切都被王君廓看在了眼里。
一个踩着李瑗往上爬的计划迅速在他脑中成形。
其实李瑗一直是待王君廓不薄的,他知道自己缺乏军事才干,所以一直非常倚重王君廓,将其视为心腹,并且还许诺要和他结为儿女亲家。
然而,李瑗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心腹兼准亲家,却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他布了一个只要掉进一次就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死局。
正当李瑗面对朝廷使臣彷徨无措的时候,王君廓用一种股肱心腹特有的口吻跟李瑗说了一番体己话。他说:“京都有变,事未可知。大王一旦入朝,必定凶多吉少。如今您拥兵数万,岂能受制于区区一个使臣,甘愿自投罗网?”
王君廓说完,两行激动的热泪立刻夺眶而出,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表情。李瑗万分感动,与王君廓相对而泣。许久,李瑗昂起头颅,斩钉截铁地说:“我今以命托公,举事决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李瑗的悲剧就此铸成。
王君廓的嘴角掠过一丝无人察觉的狞笑。
当天李瑗就派兵逮捕了朝廷使臣崔敦礼,逼迫他交代京师的情况,可崔敦礼宁死不屈。李瑗只好把他囚禁,随即向下辖的各州县发布了征兵令和集结令,同时命燕州(今河北怀来县)刺史王诜火速前来蓟城(幽州州府所在地,今北京),共商举兵大计。李瑗麾下的兵曹参军王利涉知道王君廓这个人靠不住,于是力劝李瑗说:“王君廓此人反复无常,切不可委以机柄,应该趁早除掉,让王诜取而代之。”
李瑗一听,顿时满腹狐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把身家性命托付给王君廓。
王诜到达蓟城后,李瑗仍然犹豫不决。而王君廓早就在李瑗身边安插了眼线,所以很快得知了王利涉与李瑗的谈话内容。他当即决定采取行动,立刻前去拜会王诜。此时王诜正在沐浴,一听二当家的大驾光临,连身上的水都来不及擦,赶紧套上衣服,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拜见。王君廓一见王诜出来,还没等他开口说话,猛然拔刀出鞘,一刀就砍下了王诜的脑袋。
随后,王君廓提着王诜的首级,进入军营对众将士说:“李瑗和王诜一同密谋造反,囚禁朝廷敕使,擅自征调军队。如今王诜已被我诛杀,只剩下一个李瑗,成不了什么事。你们是宁可跟着他一块被灭族,还是追随我一起建功立业、自取富贵?”
毫无疑问,这帮原本就和王君廓一条心的将士绝对不可能站在李瑗一边。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愿从公讨贼!”王君廓立即率领麾下将士一千余人冲出军营,翻越西城而入,首先冲进监狱释放了敕使崔敦礼,然后杀向都督府。
等到李瑗得知兵变的消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他慌慌张张地带着左右数百名亲兵披甲而出,恰好在府门口与王君廓的军队遭遇。王君廓向李瑗的亲兵们喊话:“李瑗阴谋叛逆,你们何苦跟着他往火坑里跳!”李瑗的左右面面相觑,随即抛下武器,哗然四散。
转瞬间,偌大的都督府门前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陪伴他的只有满腔的后悔、愤怒和恐惧以及那扔了一地的刀枪和长矛。
李瑗怒不可遏地指着王君廓破口大骂:“卑鄙小人出卖我,你很快就会遭报应!”
面对横眉怒目、气急败坏的庐江王李瑗,王君廓一直在冷笑,一言不发。但李瑗却仿佛听见他在说——不是我王君廓太过阴险和卑鄙,而是你庐江王李瑗太过无能和无知。
兵变当天,李瑗被王君廓生擒,随即缢杀,首级迅速传送长安。
六月二十六日,朝廷的一纸诏书飞抵幽州:以王君廓为左领军将军兼幽州都督,并把李瑗的家人 眷属全部赏赐给王君廓,充当奴仆和婢女。
王君廓笑了。
一切如他所愿。
然而,此时的王君廓绝不会料到,李瑗临死前的那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
一年多后他就遭了报应,而且下场几乎与李瑗如出一辙。
王君廓成了幽州的一把手后,自以为山高皇帝远,于是狂放骄纵,贪赃枉法。朝廷很快就有所耳闻,随即征召他还朝。王君廓顿时惊惶不安,李瑗曾经有过的恐惧如今也丝毫不差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可他不敢违抗朝廷敕命,只好硬着头皮上路。临行前,他的长史李玄道(房玄龄的族甥)托他把一封书信转交给房玄龄,王君廓立刻起了疑心。行至渭南(今陕西渭南市)时,王君廓忍不住偷偷拆看。由于不认识草书,他误以为李玄道在信中告发了他的罪行,于是杀了驿站官吏,向北逃亡,准备投奔东突厥,可逃至半道便被流浪汉所杀。时在贞观元年九月,距离他陷害李瑗,时间刚刚过去了一年零三个月。
在玄武门之变后,人们或许无法确切知道,唐朝的各级地方官吏到底利用派系斗争的时机制造了多少损人利己的阴谋和多少公报私仇的惨剧,但是仅从益州和幽州的流血事件中,人们还是能强烈感觉到这场政变所造成的冲击波,同时应该也能闻到,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后,大唐帝国的每个角落似乎都飘荡着一缕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息。史称:“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虽然李世民屡屡颁布大赦令,但是仍然遏制不了人们争相告密以邀赏的汹涌势头。谏议大夫王珪对此忧心如焚,一再请求太子李世民设法制止。七月十日,李世民不得不再次颁下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此令重申:与玄武门事件和李瑗谋反案有所牵连者一律赦免,除非有人在此之后依旧图谋不轨,否则一概禁止相互告发,违令者将处以“反坐”之罪,也就是谁再告发别人参与谋反,自己将被视同谋反罪论处。
发布命令的次日,李世民随即派遣魏徵前往山东(崤山以东)地区进行宣慰,并委以便宜从事之权,实际上就是希望魏徵能以前东宫旧臣的身份,安抚散亡各地的建成余党,制止告密和滥捕滥杀之风。
魏徵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时,当地州县政府正用囚车押着两个人,准备送往京师问罪。他们是前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府护军李思行。魏徵当即将囚车拦下,对当地官吏说:“我受命之日,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左右已经全部赦免了,如果再把他们捕送京师,必将人人自疑。就算派遣使者到处宣慰,又有谁肯相信。我今天不可以为了避嫌而不为国家着想,况且我既已受到‘国士’的礼遇,又岂能不以‘国士’的行为相报。”于是下令将李志安和李思行当场释放。
李世民在长安接到报告后,甚感欣慰。
他意识到,魏徵绝对是一个可以寄予信任和厚望的人。
在六月四日以后的这些日子里,随着新太子李世民的闪亮登场,有一个人正在悄然淡出人们的视野。
这个人曾经是帝国的最高主宰者,而眼下,所有大唐帝国的臣民却在用最快的速度将他遗忘,甚至是将他抛弃。
这个人就是李渊。
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些日子里都干了些什么以及他的心境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正在尝试着接受属于他的命运。
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正在主动地接受被天下人遗忘和抛弃的命运。无论这份命运如何不堪承受,主动接受总比被动接受要明智得多,同时也要好受得多。
所以,早在李瑗谋反案之前,也就是六月十六日,李渊就已经给了心腹裴寂一道手诏,内容是:“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
李渊通过这个方式向太子李世民主动表露了退位的意思。
这个意思当然是李世民最希望看到的。
六月二十九日,李唐朝廷正式撤销了天策府。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太子李世民的登基大典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李世民笼络人心】
一朝天子一朝臣。
政治权力的交替必然伴随着帝国政坛的全面洗牌。
随着李世民登基日期的临近,李世民的左右心腹迅速进入了大唐帝国的权力核心,而麾下将领也全都进入了军队高层。
七月三日,以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
七月六日,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
七月七日,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侯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
在这一长串的升官名单中,有一个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他就是名单中的最后一个:李客师。之所以要特别提起这个人,是因为他是李靖(李靖字药师)的弟弟。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李靖并未参与玄武门之变,可如今他的弟弟居然出现在李世民论功行赏的升官名单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可以证明他们兄弟俩都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很多人对此持肯定观点。他们根据这份名单,判定李客师是李世民的手下,而且是政变的“打手”之一,并进而推断李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其实这样的推论是很不可靠的。首先,单凭那一纸封官令,并不能得出李客师是秦王打手并且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结论,当然更不能得出李靖也参与其中的结论。道理很简单,前东宫将领薛万彻也在同一天被提拔了,可他恰恰是在政变当天与李世民死拼的人,我们能据此认为他也是李世民的打手吗?
再者,据《旧唐书·职官志》,李客师被提拔之前所担任的“右内副率”一职并非天策府的编制,而是东宫编制。也就是说,李客师要么是李建成的部下,要么是李世民当上太子后才任职东宫的,而并非原本就是天策府的人。
最后,在两《唐书》的李靖传后面,都附有李客师传,其中根本没有提及玄武门之变的事。如果他确实在玄武门立了功,为何在他的个人传记中只字未提?据我们所知,追随李世民参加政变的大大小小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有提及,就算没有具体事迹,也会在相关的纪传中提到名字,为何只有李客师被漏掉了?
由此可见,并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李客师在政变中充当了李世民的打手;所以,认为李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说法就更是无稽之谈。
既然李靖兄弟都未参与玄武门之变,那么李客师又怎么会和其他功臣一起出现在升官名单中呢?
我们认为,这应该是李世民笼络李靖的一种手段。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也是李世民宽大政策的进一步延续和深化。因为现在的李世民已经不再是秦王了,而是一个马上要当皇帝的人,所以他面对的就不仅仅只是旧的支持者,而应该包括全天下的人。换句话说,不管是原来的支持者,还是原来的反对派和中立者,李世民都必须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姿态,这就叫“泽被天下”。
因此,李世民在这样一个时刻所抛出的这份升官名单,就不能被简单等同于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名单。
当然,其中出现的绝大部分人肯定都是一贯的支持者,但是除了支持者外,这份名单还必须出现另外两种人,那就是——原来的反对派和中立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表明新天子泽被天下的诚意,也才能真正收揽天下人心。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发现,前东宫将领薛万彻正是反对派的典型代表。因为他是为了替李建成报仇而不惜与李世民刀兵相见、以命相搏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典型,还有谁更能成为典型呢?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绝对比魏徵、王珪等人更有资格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而李靖的弟弟李客师则可以视为中立者的代表。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有三。第一,其兄李靖在政变之前确实拒绝了李世民的拉拢,选择了中立,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可能是李靖不相信李世民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取得成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靖错了。不被他看好的秦王不但成功夺嫡,而且转眼就将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对此,李靖无论如何都不会感到心安。如果说这个皇帝登基后会找他“秋后算账”,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李靖越是感到不安,李世民就越要表现出对他一如既往的信任,这不但是做给他看的,同时也是做给其他中立者,比如李世勣等人看的。
第二,在政变之前,明哲保身、选择中立的人肯定不少,绝对不止李靖和李世勣,而最后之所以要笼络李靖,把他弟弟放进这份名单,是因为李靖在当时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统一战争期间,李靖强力辅佐李孝恭平定江南半壁,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可谓尽人皆知,所以原本一直看他不顺眼的李渊才会竖起大拇指说:“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旧唐书·李靖传》)得到皇帝如此高的评价,其当时盛名可见一斑。所以说,李靖在诸多中立者中肯定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三,既然要选择李靖为中立者代表,为什么不直接升他的官,而是把他弟弟挑了出来呢?这恰恰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因为这么做既能让李靖感受到新天子既往不咎的诚意,又能避免刺激那些铁杆支持者的感情。假如李世民直接升李靖的官,首先他的官位很可能马上会跃居某些功臣之上,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其次,没有参与政变的人居然也能堂而皇之地升官,难免会引起那些铁杆支持者的嫉妒和不平。而挑选李客师来当这个中立者代表,就能有效避免上述麻烦。这就是为什么进入名单的人不是李靖,而是李客师的原因。
此外,从李世民登基后对李靖所做的连续提拔来看,也足以证明他确实有意笼络李靖。第二年,即贞观元年,李世民一下子就把李靖提到了刑部尚书的高位;贞观二年,又让他以本官兼任检校中书令。
综上所述,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推行宽大政策安抚反对派,还是想方设法笼络中立者,其目的都是为了加速完成从藩王到天子的角色转换。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充分表明这一点。那是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龄曾私下对他说:“秦府旧人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了这么多年,如今加官进爵的时候,我们反而落在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后面,这是什么道理?’”
李世民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诸之民。因此设官分职,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为考量,当然要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关系的新旧决定任职的先后?如果新人贤能,而旧人庸劣,怎能舍弃贤能之新人,而取庸劣之旧人?倘若不问‘贤愚’,只问‘新旧’,又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政治体制?”
武德九年八月八日,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终于来临。
大唐帝国首任天子李渊正式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
八月九日,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正式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同日大赦天下,免除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的田赋和捐税两年,免除其余各州差役一年。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时代,就从这一天起拉开了序幕。
在大力推行宽大政策、努力实现天下和解的同时,为了进一步赢得人心,李世民在登基前后还做了三件事情,迅速树立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在天下人面前的光辉形象。
换言之,这是一个新天子上任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废除高祖李渊此前发布的宗教改革令,命天下的“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四月,高祖曾采纳傅奕的谏言,下令对佛、道两教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只在京师保留寺院三所、道观两所;天下各州,每州保留寺院和道观各一所,其余全部拆除;所属的僧、尼、道士、女冠一律还俗,勒归乡里。李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的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僧道队伍极其庞大,仅佛教僧侣就有二十几万之众,对社会确实构成了不小的负担,正如傅奕在奏章中所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可见李渊的这个裁汰令对于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佛、道两教则不啻于一场灾难,所有宗教人士对这项改革肯定抱有强烈的反对情绪。
六月四日,即玄武门事变的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高祖的名义发布命令,让所有被迫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新回到寺院和道观,一切恢复旧制。此举无疑极大地赢得了宗教界的人心,同时也是对高祖政策的断然否定。尽管高祖的这项宗教政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李世民居然在第一时间就将其推翻,足以说明他是多么迫切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而佛、道两教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民间团体,无疑是一支强有力的舆论力量。
第二把火是“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也就是释放宫中豢养的各种飞禽走兽,罢停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同时,给政府各级官吏提供一个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渠道,让他们的想法有机会直达天听,进而获得越级提拔的可能;此举固然是让百官对国家未来的大政方针献计献策,事实上也是鼓励他们批评旧政、放胆直言高祖一朝的执政得失。
第三把火是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让她们“各归亲戚,任其适人”,亦即放她们各回家乡,要么投奔亲戚,要么择夫而嫁。
上述举措,不管是“纵鹰犬”、“罢贡献”,还是“百官上疏”、“释放宫女”,其政治指向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与高祖一朝划清界限,揭露上一届政府在执政中存在的种种奢靡之风和弊端陋习,从而充分展示新天子的改革勇气和执政力度,并且树立起新一届政府“清正廉洁、简朴寡欲、以民为本、广开言路”的良好形象。
作为执政伊始的亮相之作,李世民这三把火可以说烧得相当漂亮,每一条新政策都使得相应的目标受众从中获益,所以迅速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史书对此的评价是:“政令简肃,中外大悦。”(《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八月末,正当李世民准备全力以赴治理天下时,北方边境再度燃起了烽火。
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得知李唐王朝发生政变,顿时大喜过望,立刻与突利一起出动十几万骑兵南下,从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方向入寇,迅速逼近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李唐朝野震恐,京师宣布戒严。
二十四日,突厥的前锋部队开始进攻长安以北的高陵(今陕西高陵县)。李世民立即命尉迟敬德开赴前线御敌。
二十六日,尉迟敬德在泾阳(今陕西泾阳县)与突厥会战,大破突厥前锋,擒获其将领阿史德乌没啜,并斩杀一千余人。
然而,尉迟敬德的胜利并未挡住突厥人南侵的脚步。
二十八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突然进抵渭水便桥北岸,兵临长安城下。
突如其来的战争阴云瞬间笼罩着刚刚经历巨变的李唐王朝……
【赏赐功臣,以强宗室】
一道难题摆在了登基还不到二十天的李世民面前。
是战,还是和?
作为曾经的最高军事统帅,李世民恨不得马上与突厥人开战;可作为一个刚刚即位的天子,李世民知道自己决不能草率行事。
因为国内政局未稳,一旦与突厥人全面开战,不但会对百姓造成负担,不利于新政权的建设,而且万一国内的反对派趁机起事,到时候内忧外患一齐袭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李世民只能暂时隐忍,与突厥人议和。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唐王朝换取一个和平发展、积蓄力量的机会。
颉利大军进抵渭水后,立即派遣心腹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刺探虚实。执失思力一见到李世民,马上用一种趾高气扬、胜券在握的口吻说:“颉利、突利二可汗率领百万大军,如今已经到你们的家门口了!”言下之意是让李世民放弃抵抗,服从突厥人的意志。
可是,执失思力错了。
李世民并不是那么好讹诈的。虽然他已经做好了与突厥人谈判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向敌人示弱。相反,心里越是倾向于和谈,表面上就越是要摆出强硬姿态,拉出一副与对方决一死战的架势,才能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所以,李世民决定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执失思力一个下马威。只见他脸色一沉,冷冷地说:“我与你们的可汗曾经当面缔结盟约,前后馈赠给你们的金帛不计其数。可你们可汗却背弃盟约,引兵深入,竟然还毫不惭愧!你虽是戎狄,亦有人心,怎能恩德全忘,大言不惭地自夸强盛?我今天就先砍下你的人头!”
执失思力大惊失色,慌忙请求恕罪。左、右仆射萧瑀、封德彝担心与突厥人闹僵,局面不好收拾,连忙替他求情,劝李世民按照礼节送他回去。李世民勃然作色:“我今天送他回去,蛮虏一定认为我怕他们,就会更加放肆!”说完立刻命人逮捕执失思力,把他囚禁在门下省。
随后,李世民设下了一个疑兵计,然后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出玄武门,策马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隔河喊话,责备他违背盟约。就在颉利满腹狐疑之际,李世民等人的身后突然旌旗招展、铠甲耀目,漫山遍野几乎全是唐军。
颉利发现执失思力没有回来,原本就已经感到不妙了,现在看见李世民又有恃无恐地挺身而出,背后的唐军更是军容浩大,脸上不禁露出惧色。
李世民命军队稍稍退后严阵以待,然后独自一人留下来与颉利谈判。萧瑀觉得皇帝太过轻敌,立刻拦住马头劝阻。李世民说:“我已计划妥当,你有所不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逼京畿,是以为我们国内有变,而朕新登帝位,势必不能抵抗。我如果示弱,闭门拒守,蛮虏必定纵兵大掠,局势就难以控制。所以朕单骑独出,以示轻蔑之意;又炫耀军威,显示决战之心,这一切肯定都出乎蛮虏的意料之外,让他们难以应对。蛮虏孤军深入,必有惧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战是和,我们都有把握。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等尽管旁观!”
其后,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颉利主动请和。
八月三十日,李世民出长安西郊,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并馈以金帛。颉利可汗得到贿赂,如愿以偿地引兵北还。
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就这样被李世民化于无形。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
很显然,李世民在这个事件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然而,毋庸讳言,渭水之盟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毕竟这是城下之盟,唐朝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才换取了这个和平的结果。对此,李世民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耿耿于怀。
尽管对于后人来说,李世民在渭水之盟中的表现仍然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对李世民本人而言,与其说这次结盟是一个值得炫耀的光荣事迹,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心中长时间引以为憾的耻辱记忆。
换言之,在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堂堂李世民,还是无可奈何地被要挟了一把。
所以,就在颉利可汗得到贿赂、满载而归的同时,李世民正在用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口吻对萧瑀说:“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在引兵北还的路上,颉利肯定颇有几分得意。他自以为这次趁火打劫非常成功,他自以为在李世民自顾不暇的时候咬他一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颉利并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入侵唐朝,也将是他最后一次从李唐皇帝的手中得到贿赂了。
很快,他就将为此付出无比惨重的代价。
通过短短三年的养精蓄锐之后,李世民就向颉利可汗挥出了复仇的铁拳,结果一拳就将东突厥砸得粉碎。而颉利可汗则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在长安度过了几年生不如死的软禁生涯,最后抑郁而终。
可见,李世民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绝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也绝不是毫无把握的吹牛,而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典型表现。
为了政权的巩固和百姓的安宁,李世民竭力避免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世民没有为战争做准备。尽管已经贵为天子,可李世民身上的尚武精神仍然没有丝毫减退。
就在突厥人撤兵的几天后,李世民立刻召集禁军将士训话。他说:“戎狄侵盗,自古有之,这并不值得忧虑。值得忧患的是每当边境稍微安宁,君王就沉湎于逸乐之中而忘记战争,所以敌寇一旦入侵就莫之能御。而今,朕不打算征调你们去开凿池塘、修筑宫苑,只要你们专心练习弓矢。平常无事,朕就当你们的教练;突厥入寇,就当你们的将军。如此,希望天下百姓能得享太平!”
随后李世民就把显德殿庭当成靶场,每天召集数百名禁军将士训练射箭。他亲自主持考试,中靶次数多者,就赏赐弓箭、刀枪、布帛,同时给予他们的将领上等考绩。
此举顿时让满朝文武瞠目结舌。
按照唐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也就是说,只要拿着武器进入天子所在的地方,一律要处以绞刑。如今皇帝居然天天带着一帮士兵在大殿前射箭,这算什么事?不但有失体统,而且皇帝的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群臣吓坏了,纷纷劝谏说:“让一些卑微的士卒在宫殿中拉弓射箭,而陛下却置身于他们中间,万一有狂徒居心不良,暗中下手,实在是令人防不胜防。陛下这么做,是没有以社稷为重啊!”
有一个名叫封同人的地方刺史听说此事,专门从任职的韩州(今山西襄垣县)千里迢迢地赶回京师,就是为了面见李世民,劝谏此事。
然而,对于所有人苦口婆心的劝谏,李世民一概不以为然。
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从此与千古一帝李世民一起名垂青史,成为后世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
没办法,这就是李世民。
他的胸襟、气度和自信心就是如此异于常人,有时候甚至显得不可理喻。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是对的。
这些禁军士卒并没有辜负李世民。此后不但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而且“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登基一个月后,李世民拿出了一份封赏名单。
这是玄武门之变的一等功臣名单。
上面共有五个人,全部获封一等公的爵位,他们是: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房玄龄,封邢国公;尉迟敬德,封吴国公;杜如晦,封蔡国公;侯君集,封潞国公。
前面这四个人进入名单并不奇怪,让人感到万分诧异的是最后一个:侯君集。
这个秦王府的普通武将,凭什么跻身一等公的行列呢?论出道以来的资历和战功,他绝不在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上;论史书有载的政变中的表现,他甚至都不如“独力闭宫门”的张公瑾,可侯君集为何却能一夜之间平步青云呢?这是否意味着,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立下某种特殊的功勋呢?
现存史料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只有这么一句话:“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新唐书》更简略,只有七个字:“预诛隐太子尤力。”
众所周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三人是李世民最得力的心腹智囊,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详细计划很可能就是出自他们的谋划;而尉迟敬德无疑是秦王府第一骁将,在政变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射杀元吉、救了李世民一命,又如危急时刻高举太子和齐王头颅摧毁其部众斗志,再如最后一刻入宫逼迫高祖(虽然高祖“泛舟海池”一幕有所虚构,但是尉迟敬德在第一战场的形势稳定后继而参与逼宫行动当是事实)等。既然这四个人在政变中都是居功至伟,那么侯君集如果不是在行动中承担了什么重大任务,又怎么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呢?
在此,我们发现——侯君集很可能正是李世民开辟第二战场、“囚慈父于后宫”的主力干将。换言之,玄武门之变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逼宫行动,很可能是由李世民统一指挥,但却是交由侯君集出面完成的。据我们估计,在行动成功之前,李世民绝不会与李渊见面(一来是避免陷入父子刀兵相见、当面摊牌或者翻脸的尴尬,二来是便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举措),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干而可靠的代理人,出面帮他完成整个行动,而这个代理人很可能就是侯君集。
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事后突然跃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虽然史书对此只字不提,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到玄武门事变的十几年后,却还是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找到某些隐晦的线索,从而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