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白居易也知道,田布之所以徒劳无功,责任不在他,而在魏博的那些骄兵悍将。
众所周知,卢龙、成德、魏博这三个造反专业户历来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尽管他们内部也存在种种矛盾,可一旦跟朝廷产生冲突,他们立马就会抱成一团,枪口一致对外。因为他们很清楚什么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绝不可能为了维护朝廷纲纪而放弃共同利益,更不可能在朝廷的驱使下自相残杀。
带着这样一群心怀异志的部众出征,田布的痛苦和无奈可想而知。
有道是祸不单行。除了部众消极抗命、拒不出战之外,老天爷也不让田布的日子好过。
这年冬春之交,田布的驻地一连多日天降大雪,运送粮食和补给的道路被阻断,后方什么东西都运不过来。本来就牢骚满腹的魏博部众这下子更是怨声载道。田布没办法,只好紧急征调魏博辖下六个州的租赋来充当军费。
原本以为这么做可以堵住这些骄兵悍将的嘴,没想到却惹来了更多的指责和抱怨。
魏博将领们纷纷数落田布,说:“按照惯例,奉命出征的军队一旦离开本镇,一切军需都要由朝廷供给。如今田大人却搜刮魏博六州的民脂民膏来养活军队,岂不是让老百姓心寒?田大人,您自己想要克己奉公、讨好朝廷,我们管不着,可六州的百姓何罪,要当这个冤大头?”
面对部众的冷嘲热讽,田布只能忍气吞声,权当没听见。
田布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走背运的,事情迟早会向好的一面转化。可是,田布的乐观精神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
因为此刻,有一个人正躲在魏博部众的背后,摇唇鼓舌,煽风点火,一心想把事情闹大,以便将田布整垮,然后取而代之。
这个人,就是被田布视为心腹的先锋兵马使——史宪诚。
史宪诚是奚族人,原本只是田弘正麾下一员不入流的牙将,因田布对他非常赏识,屡屡在父亲面前替他美言,田弘正便把史宪诚提拔为大将。不久,田弘正在成德兵变中被害,田布继任魏博节度使,更是对史宪诚“寄以腹心”,不但任他为先锋兵马使,而且“军中精锐,悉以委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按理说,史宪诚受到田布如此不遗余力的栽培和重用,应该对他感恩戴德、誓死效忠才对,可田布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懂得知恩图报,还有一种人只会恩将仇报。
史宪诚显然属于后者。
就在田布身陷困境、焦头烂额的时候,史宪诚非但没有为他分忧,反而“阴蓄异志”,在背后处心积虑地搞小动作,利用将士们的不满扩大矛盾,制造事端。
都说天无绝人之路,可这一回,老天爷似乎一心要把田布逼上绝路了。由于田布日久无功,穆宗屡屡派遣宦官前来督战,并严令田布即刻救援深州。田布虽明知军心不可用,但更清楚诏命不可违,最后只好硬着头皮率部出发,结果还没碰上成德军,部众就不战自溃,哗然四散了。逃跑的部众大部分投到了史宪诚麾下。
万般无奈的田布仅带着中军八千人黯然返回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数日后,田布召集众将,打算整编部队再次出征,众将当着他的面断然拒绝,说:“大帅如果能按河朔的老规矩办事(割据),我们就算死,也会尽力效忠;可要是去打成德,我们绝不奉命。”
就在这一刻,田布彻底绝望了。
他自觉讨伐无功,又镇不住这些骄兵悍将,再也无颜面对朝廷,遂留下一封遗书,在父亲田弘正的灵位前挥刀自尽了。
史宪诚听到消息,不禁喜上眉梢,对将士说:“一切遵照河北的老规矩行事!”随即自立为魏博留后。
正月十六日,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十七日,穆宗朝廷还没来得及弄清魏博到底发生了什么,便匆忙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仅仅一天,穆宗和他的宰相们便又向叛乱藩镇作出了妥协。
眼见朝廷如此迫不及待地妥协,史宪诚在大喜过望、受宠若惊之余,恐怕就只有鄙夷和窃笑了。
到了二月,深州被围已经半年多,朝廷的裴度、李光颜、乌重胤等部共计十余万大军从三面救援,皆因粮草不继而无法前进,士卒每天分配到的粮食只有陈米一勺(百分之一升)。眼看深州沦陷在即,而中央财政已无力支撑,穆宗朝廷只能再次妥协。
二月初二,穆宗下诏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希望他能主动退兵,解除深州之围。
至此,卢龙、魏博、成德悉数脱离中央,重新回到了割据状态。从这一年起,直至唐朝覆亡,河朔三镇再也没有被收复过。
在中晚唐历史渐行渐弱、一波更比一波低的K线图上,如果说“元和中兴”是下降趋势中的一次超跌反弹,那么穆宗的长庆二年,基本上可以视为新一轮暴跌的起点。
而此刻的河北,也就有了放量大涨的动能和屡创新高的空间。
是的,当养尊处优的长安在历史的宿命中日渐萎靡和堕落,就再也没人可以阻止河北的野蛮成长了。
【元稹的仕途:官场就是一张网】
平心而论,此次镇压河北叛乱,穆宗朝廷已经算是很尽力了。比如从兵力上来说,前后共计出兵十七八万,主帅又是能谋善断、久负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领李光颜、乌重胤也都是当世名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可结果为什么还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呢?
如果拿这个问题质问穆宗君臣,他们肯定会强调两个客观原因,其一、朝廷囊中羞涩,国库日渐空虚,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二、老天爷太不给力,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阻断了补给线,导致前线粮草不继,仗自然没法再打下去。
不能不说,上述客观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如果仅仅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那么所谓的经验教训也就无从谈起,后人研究历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从主观上来说,穆宗朝廷至少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穆宗君臣目光短浅,对未来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预判,从而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时,穆宗刚一即位,宰相萧俛、段文昌就向他提出,既然天下已经太平,就没必要保留太多军队,所以应该按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实施裁军。穆宗李恒是个玩乐天子,对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更没有兴趣深究,一听此言,当即予以实施。于是,被裁汰下来的那些大兵找不到出路,就啸聚成群,落草为寇。后来,河北叛乱爆发,这些人便纷纷投奔朱克融和王庭凑;反之,朝廷军队则面临严重缺员的局面,不得不临时招募一些无业游民仓促上阵。结果,叛军麾下都是训练有素的百战之兵,而朝廷这边则是一帮从没打过仗的乌合之众,双方优劣立判。在此情况下,不管裴度怎么运筹帷幄,也无论李光颜和乌重胤如何神勇过人,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败。
第二,朝廷为了控制军队,向前线派出了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监军宦官,导致将帅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牵制。
本朝历史上,利用宦官制约武将的先例是从乾元元年创下的。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后期,唐肃宗李亨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集结了数十万重兵,准备一举歼灭盘踞在邺城的安庆绪。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肃宗就发明了一个“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头衔,授予了宦官鱼朝恩,让他担任实质上的统帅。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邺城之战遭遇惨败,六十万大军顷刻之间星流云散。尽管有此前车之鉴,可后来的大唐天子还是旧习未改,仍旧对宦官情有独钟。比如宪宗一朝,就屡屡因为宠幸宦官而在战场上吃了大亏,后来由于裴度指出了症结所在,及时召回了监军宦官,才有了李愬的“雪夜袭蔡州”和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元和中兴”。然而,到了穆宗这一朝,一切又都恢复原样了。监军宦官依旧在战场上指手画脚,偶有小胜则飞书报捷,自以为功,打了败仗就乱扣黑锅,归罪诸将。更有甚者,有些宦官还把部分精锐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而把剩下的老弱残兵推上战场。有这样的一帮瘟神在左右战局,朝廷的胜利又从何谈起呢?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问题——穆宗朝廷不仅派遣宦官去制约将帅,而且本身更喜欢对千里之外的战场指手画脚。
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致使前线将士“不知所从”。很多时候,朝廷会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不度可否,唯督令速战”。魏博节度使田布之死,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朝廷造成的。
鉴于上述三个原因,穆宗朝廷输掉这场战争也可以算是自取其咎、罪有应得了。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穆宗君臣在这几年中的政治表现,也许只能用下面这八个字——天子昏庸,宰相无能。
自从穆宗即位,先后登场的宰相有萧俛、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对于这几个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评语,叫“皆庸才,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
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长庆二年春,萧俛、段文昌已陆续离开相位,宰相班子还有崔植、杜元颖、王播三人。
崔植,元和十五年八月入相,以前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杜元颖,长庆元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衔入相,此前是翰林学士。这两人都没有什么突出才干,上位后也是庸庸碌碌,无可称道。而最后入相的王播,更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本是西川节度使,靠巴结宦官得以回朝,故而颇受朝议抨击。前任宰相萧俛就是因为看不惯此人才愤然辞职的,但穆宗对王播却极为宠幸,一回朝就任其为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
王播一贯善于钻营拍马,当然不会令穆宗失望。一当上盐铁转运使,王播马上大事聚敛,对民间的茶叶经营课以重税,“每百钱加税五十”,惹得言官们纷纷上疏,极力反对。可穆宗一看王播生财有道,对他愈加赏识,没过多久就让他入相了,并且仍然保留他的盐铁转运使之职。王播上位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向穆宗献媚,“专以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显而易见,穆宗登基后任命的宰相,没有一个令朝野满意,更无一人能以天下为己任,比起宪宗朝的宰相,可谓相去不啻霄壤。
长庆二年二月,也就是河北战事刚刚以妥协告终的时候,穆宗又任命了一个宰相。
此人很有才,诗写得很牛,在唐代诗坛上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一生写下的诗歌数以千计,其中就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这个牛人就是元稹。
元稹,字微之,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天性聪颖,勤奋好学,故而“少有才名”,年纪轻轻便登第入仕。他和白居易是科举同榜,又是好友,两人差不多同时进入仕途,而且诗名并驾齐驱,冠绝当世。据说宪、穆年间,言诗者必称元、白。元稹的诗,“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旧唐书·元稹传》)
由于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能够入仕全凭个人奋斗,所以元稹从政之初,很有些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右拾遗,属于谏官之列。
元稹认为,自己既然身为谏官,就应该忠言进谏,指陈朝政阙失,因此上任不久,就给当时刚即位的宪宗呈上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奏疏。
宪宗看完,甚为赏识,随即在延英殿召他问对。
初试啼声就引起了天子的关注,令元稹大为振奋。然而,他的做法却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当时的宰执大臣。
在那帮官场老油条看来,这毛头小子的乌纱帽还没戴几天,就敢对朝政大放厥词,分明是不懂规矩,不能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没过几天,元稹就被逐出了朝廷,贬为河南县尉。
年轻人刚进入社会,尤其是刚进入官场,最大的优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对一切丑恶现象开炮,可最大的缺点就是——摔了跟头也不长教训。
元稹没有因为这次挫折而学乖。几年后,朝廷起用他为监察御史,命他出使东川。元稹一到任,就捋起袖子挖出了一桩陈年旧案,涉案人是已故东川节度使严砺。
自古以来,权力跟腐败总是一对孪生子,官越大,屁股往往越不干净,差别只在有没有被曝光罢了。元稹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严砺生前曾滥用职权,肆意侵吞下级官吏和百姓的财产,而且数额巨大,随即毫不犹豫地上疏指控。宪宗命人复查,果有其事,但严砥已死,无人抵罪,宪宗一怒之下,就对东川七个州的刺史都进行了责罚。作为严砺的旧属,他们就算没有同流合污,至少也存在知情不举的包庇嫌疑。
元稹此举,再次惹恼了当权人物。
官场就是一张网,无论此官与彼官表面上相距多远,背后都可能存在无形而坚固的利益联结。年轻的元稹看不见这张网,更看不见这张网后面的一切,所以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当时,朝中的几个宰相都跟严砺有很深的私交,一看元稹这小子为了追求政绩,居然拿死人来做文章,顿时大为恼怒,马上把他调离了长安,让他到东都洛阳去坐冷板凳。
可是,到了东都后,元稹的臭脾气还是没改,没过多久又盯上了他的顶头上司、河南尹房式,将他的一些不法之事向朝廷告发。
宪宗命人核查,证实了房式的违法行径,遂将其罚俸一月,同时征召元稹回朝。
不畏权贵、刚直敢言的元稹两次遭贬,却又两次复起,足以表明天子对他的信任和赏识。
元稹大感快慰,越发相信自己的为官之道是正确的。
元和五年二月,元稹迎着和煦的春风踏上了回京之路。
然而,此时的元稹万万没想到,他仕途上的最大一次挫折,已经在前方的不远处等待着他。
这一天,元稹走到华州,见天色已晚,便就近到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下榻。当时,专门接待官员的驿站通常设有上、中、下三种规格的房间,级别高的官员住上房,同级别的则是先到先住。元稹到驿站时,上房还没有人住,驿吏自然把他安排到了上房。
片刻后,麻烦来了。一个叫刘士元的内侍宦官也到了这里,嚷嚷着要住上房。驿吏一看是宦官,不敢怠慢,赶紧跟元稹商量,想让他挪个地方。
年轻气盛的元稹本来就对宦官没有好感,而且自己又是先来的,当然不肯让。驿吏无奈,只好如实告诉刘士元。
刘士元一打听,不过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御史,竟然敢跟他较劲,顿时勃然大怒,带上手下冲了上去,一下子就把房门撞开了。
此时,元稹已经脱了衣服和鞋子,正准备就寝。刘士元凶神恶煞地冲进来,不由分说,挥起马鞭往他脸上就是一下。
元稹捂着火辣生疼的脸颊,当场就懵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元稹见对方人多势众,而且还带着家伙,压根不敢反抗,赶紧拔腿就跑,连衣服和鞋子都顾不上穿。
当时的宦官都是骄横霸道的主,刘士元当然不肯轻易放过元稹。他一边挥舞鞭子穷追不舍,一边还叫手下把元稹的马牵走,再把弓箭拿来,一副非把元稹弄死不可的架势。
元稹吓得魂飞魄散,穿着袜子满驿站乱蹿,最后好不容易才逃离了敷水驿,狼狈不堪地回到了长安。
此事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众所周知,宪宗一向宠幸宦官。虽然他对元稹不乏好感,但在这件事上,宪宗最后还是偏向了宦官。此外,宰相们本来就看这姓元的小子不顺眼,如今出了这档子事,他们正好落井下石,拿他开刀。
几天后,朝廷便以元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为由,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贬谪令一下,好友白居易大为不平,接连上疏替他喊冤。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绛、崔群也面见宪宗,极言元稹无罪。
但是,宪宗不为所动,还是维持原判。
就这样,元稹第三次被逐出了长安,开始了他“山水万重书断绝”“暗风吹雨入寒窗”的贬谪生涯。
这个曾经锋芒毕露、年少轻狂的才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
自己到底错在哪了?
在谪居江陵的那些“残灯无焰影幢幢”的日子里,元稹一直在痛苦地反思。
从小到大所读的圣贤书,有哪一本不是教自己要清廉为官、济世安民的呢?又有哪一本是教自己要向权贵低眉折腰,甚至是与其同流合污的呢?
没有。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扶正祛邪、扬善去恶不仅是一个读书人的本分,更是一个官员的立身处世之本,也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就算不能彻底祛除世界上的黑暗与邪恶,至少也要为人间带来更多的光明与正义。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元稹,假如他继续坚持这种理想,结果只有两个字——毁灭。
元稹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意识到,要想在险恶的官场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放弃旧的人生观念,学会新的游戏规则。
而这个规则的核心就是两个字:人脉。
是的,官场就是一张网,一张由人脉所构成的利益联结网。所以,自命清高、四面树敌的人到头来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八面玲珑、广结善缘才是正确的为官之道。最后,在现实的铜墙铁壁前撞得头破血流的元稹,经过一番痛彻骨髓的灵魂挣扎,终于幡然猛醒,大彻大悟,开始编织属于自己的关系网了。
元稹构建的第一条官场人脉,是一个叫崔潭峻的宦官,此人时任江陵监军。
元稹过去最讨厌宦官,而且也是宦官把他害到今天这步田地的,所以贬谪江陵之初,他对宦官可谓恨之入骨。但是现在,元稹已经不这么想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初刘士元在敷水驿抽下的那一鞭,已经把那个嫉恶如仇的元稹打死了。
如今的元稹已然脱胎换骨,再也不会自命清高,以正人君子标榜于世了,更不会再坚守什么修齐治平的圣贤理想了。他现在只想放下身段,广交朋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大腿够粗,他就愿意去抱。
而崔潭峻正是一个大腿够粗的朋友。
因为他是穆宗李恒的东宫旧人。
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天下,元稹遇赦回朝,被任命为膳部员外郎。所谓膳部员外郎,就是宫廷里面管伙食的。元稹举目一望,和他同列的,都是一些刚刚入仕的后生晚辈,而当年与他一起当谏官的同僚,如今早已位列要津,个别人甚至已经贵为卿相了。
元稹的抑郁和苦闷可想而知。
元和十五年,穆宗登基,崔潭峻被召回朝中,元稹的好日子也终于到了。
早在当太子的时候,穆宗李恒就经常听宫人吟咏元稹的诗歌,对他印象甚佳。崔潭峻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一回朝,就给穆宗献上了一百余首元稹的新作。穆宗大悦,顺便问起元稹近况。崔潭峻赶紧说明了他的尴尬处境。穆宗一听就皱了眉头,这么有才的人,怎么能让他在食堂里管伙食呢?
当年五月,元稹便被擢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这是个帮皇帝草拟诏书的职位,相当于天子秘书,虽然级别不高,但却举足轻重。
元稹是靠宦官上位的,所以很多朝臣都对这项任命非常不满。没想到才过了几个月,天子又颁下一道诏书,擢任元稹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谁都知道,走到这一步,距离相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元稹如此扶摇直上,朝中舆论顿时哗然。他刚到中书省上了几天班,有人就给他难堪了。时值盛夏,有一天中午休息,元稹和同僚们聚在一起吃西瓜,忽然飞来一只苍蝇,嘤嘤嗡嗡惹人生厌。中书舍人武儒衡(武元衡的堂弟)马上拿起扇子拼命挥舞,瓮声瓮气地说:“哪来的讨厌东西,居然往这儿凑!”
众人闻言,当即失色。武儒衡却意气自若。只有元稹恨不得找条地板缝儿钻进去。
不过,难堪归难堪,该干的事儿,元稹还是照干不误。
如今的元稹很现实,绝不会再意气用事,更不会因为同僚的冷嘲热讽就放弃编织自己的官场之网。实际上从回朝的那天起,元稹就已经开始构建另一条重大的人脉了。
那就是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魏弘简。
凭借崔潭峻这条线,元稹挤进了权力中枢;眼下,他又攀上魏弘简这根高枝,目的当然是想一举登上宰相之位了。
然而,元稹要经营相位,就必须拿掉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块绊脚石。
这块绊脚石就是裴度。
此时正值河北叛乱全面爆发,穆宗紧急起用裴度为帅,对他极为倚重。众所周知,裴度在朝野拥有无人可及的威望和影响力,这回要是顺利平定叛乱,为朝廷再立新功,那他十有八九会重返相位。到时候,元稹拿什么跟裴度竞争呢?
因此,要防止裴度复相,元稹就必须千方百计阻挠他在河北建功。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很清楚了——裴度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元稹和魏弘简就在后方拼命给他使绊子。我们前面所说的“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基本上就是元稹和魏弘简搞的鬼。“度(裴度)所奏画军事,(元稹)多与弘简沮坏之。”
裴度忍无可忍,愤然上疏穆宗:“逆竖构乱,震惊山东(太行山以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裴度口口声声所说的“奸臣”,当然就是元稹了。
至此,双方的矛盾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
一边是元勋重臣,肩负平叛重任;一边是朝堂新贵,深受天子宠幸。没有人知道,穆宗内心的天平最终会倾向谁……
【相权之争:渔翁得利的李逢吉】
面对裴度言辞激烈的奏疏,穆宗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
因为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裴度怒不可遏,数日内又连上二表——前后三次,所奏的内容完全相同。
穆宗当然很不爽,但同时也很无奈。
看来,不给裴度一个说法,河北的局面是无从收拾了。最后,穆宗只好解除了元稹的翰林学士之职,把他调任工部侍郎,同时把枢密使魏弘简罢为弓箭库使。
表面上看,元稹好像是被天子疏远了。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穆宗此举纯粹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元稹更不可能轻易放弃对相位的角逐。
到了长庆二年春,形势变得对裴度越来越不利。虽然没有了元稹的掣肘,但河北战局仍然不见丝毫起色,加上恶劣天气、粮草不继等客观因素的困扰,裴度纵然有心杀贼,但也是无力回天。
这种时候,元稹当然不会闲着。他力劝穆宗就此罢兵,昭雪王庭凑,把这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战争结束掉。与此同时,河北又传来了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穆宗彻底死心,随即下诏承认了河北三镇。
数日后,亦即长庆二年二月十九日,穆宗把碌碌无为的宰相崔植罢为刑部尚书,同时命元稹以工部侍郎衔入相。
在仕途上辗转多年、几经浮沉的元稹,终于否极泰来,位极人臣。
短短几天后,穆宗又颁下一道诏书,任命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
裴度原任检校司空,现在转正,貌似皇恩浩荡。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穆宗这么做,其实是外示尊崇,内夺其权。不仅解除了裴度的兵权,并且让他到洛阳坐冷板凳去了。而且穆宗的这项任命,十有八九是元稹在背后做的手脚。
满朝文武都替裴度抱屈,纷纷上奏穆宗,说:“现在时局仍然紧张,裴度有将相全才,不应该放到闲散的位子上。”
迫于舆论压力,穆宗只好改任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但是朝臣们还是普遍反对,认为裴度应该留在朝中,不宜出外。
穆宗知道裴度的群众基础好,可好到这种程度,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三月底,穆宗不得不再度收回成命,把备受时论抨击的宰相王播罢为淮南节度使,同时任命裴度为相,让他留在朝中辅政。
至此,裴度和元稹基本上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能阻止对方入相,同时谁也没能把谁整垮。
既然二者势均力敌,而且已经同朝为相,就算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至少是没有必要再争个你死我活了。然而,裴、元之争的暂时平息并不意味着穆宗朝廷会从此波平浪静。
因为想当宰相的人,绝不止裴、元二人。
很快,又有一个人摩拳擦掌地加入了这场博弈。
这个人的来头还不小。
此人不但与裴度一样,曾任宪宗朝的宰相,资历深厚,人脉宽广,而且又曾担任太子侍读,算是穆宗李恒的授业恩师,具有常人难以比拟的竞争优势。随着此人的强势介入,这场围绕着宰相之位的权力斗争,注定要波澜再起,并且变得比此前更为扑朔迷离了。
这位闪亮登场的新选手,就是李逢吉。
李逢吉是元和末年的宰相,与裴度位列同班。当时,因宪宗将平定淮西的重任交给了裴度,李逢吉就犯了跟元稹一样的毛病,背地里频频使坏,企图阻挠裴度建功。宪宗察觉后,一怒之下将他逐出了朝廷,贬为东川节度使(几年后调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逢吉栽了跟头,就把这笔账记在了裴度头上,发誓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长庆二年春,裴度与元稹几乎同时拜相,李逢吉随即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在李逢吉看来,裴度和元稹是一对不共戴天的死敌,如今虽然表面休战,但绝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所以,只要制造事端激化他们的矛盾,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他就能在鹬蚌相争中坐享渔翁之利,夺回失去的宰相之位。
当然,要想重回相位,前提是得先回长安。
为此,李逢吉立刻派侄子李仲言入朝打点,很快就结交了时任枢密使的权宦王守澄,打开了一条回朝复相的快速通道。三月,在王守澄的积极运作下,李逢吉被召回朝中,就任兵部尚书。
第一步大功告成。接下来,李逢吉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激化裴、元二人的矛盾了。
正当李逢吉苦思冥想之际,他派去监视元稹的探子忽然送来了一条绝密情报,顿时令他笑逐颜开。
这则情报显然跟河北战事有关。
当时,朝廷虽然赦免了王庭凑,并已任他为成德节度使,但王庭凑依然没有退兵,还是想把富庶的深州据为己有。被围已达半年多的深州守将牛元翼频频告急,令朝廷非常苦恼。在此情况下,若有人能解深州之围,无疑是大功一件。
三月的一天,有个叫于方的朝臣找到了元稹,自称有办法解除深州之围,救出牛元翼。
此时,元稹虽已贵为宰相,但朝中不服他的人比比皆是,他正想干一两件大事树立威望,一听于方之言,赶紧问他有何良策。
于方故作神秘地一笑,说:“办法倒是有,但还得宰相大人通权达变,此计方能成功。”
元稹瞟了他一眼:“怎么个‘通权达变’法?你倒是说说看。”
于方这才把他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他凑近元稹,压低嗓门说:“下官有两位门客,一个叫王昭,一个叫于友明,都是燕赵奇士,熟悉河朔的风土人情,如果派他们潜入成德军中,施以反间计,不难救出牛元翼。但他们不能空手而去,必须带上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必须给他们二十道兵部和吏部的空白委任状,让他们相机行事,才能诱降那些骄兵悍将,也才能确保反间计的成功。”
“二十道空白委任状?”元稹冷笑,“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下官知道,所以方才已经有话在先,需要大人您通权达变。”于方神色自若地说。
元稹很清楚,于方是在暗示他用宰相权力去搞那二十道空白委任状。虽说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毕竟是违法乱纪之举,万一曝光,绝对是一大丑闻,对他这个新任宰相是很不利的。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事要是成了,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功劳,日后在天子和百官面前,自己的腰杆就绝对够硬了。
干,还是不干?这是一个问题。
元稹沉吟良久,最后还是决定赌一把。
此刻的元稹当然不会知道,这一把赌下去,他就将身败名裂,懊悔终生。
李逢吉派出去的探子显然是个职业高手,第一时间就获悉了元稹和于方的密谈内容。
不过,搞到情报是一回事,如何利用情报又是另一回事。本着把水搅浑、把事闹大的指导精神,李逢吉决定把这个情报略作修改,然后透露给裴度,让他去跟元稹死磕。
五月的某一天,裴度的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李赏,并未说明来路,只是神秘兮兮地告诉裴度:元稹和于方密谋,要派刺客干掉你。
裴度是大风大浪闯过来的人,当然不会听风就是雨,而且对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也心怀警惕,所以听完只是一笑了之,并不当回事儿。
裴度如此气定神闲,李逢吉自然是大为恼怒。他想来想去,最后索性授意李赏去禁军告发,把这事捅上天去。
消息传开,朝野哗然。
穆宗立刻命人逮捕于方,交给三法司会审。审讯结果,所谓买凶杀人固然是子虚乌有,不过于方和元稹的密谋可就藏不住了。看过本案的卷宗后,穆宗对元稹大为失望——堂堂宰相,居然如此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而且还执法犯法,怎堪为百官表率?
六月五日,穆宗愤然下诏,罢去元稹的宰相职务,贬为同州刺史;同时也免去裴度的相职,贬为右仆射。
很显然,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结果是不公正的,所以诏书一下,谏官们纷纷替裴度叫屈:“裴度无罪,不当免相;而元稹身为宰相,却跟于方搞阴谋诡计,处罚得太轻了!”
可是,穆宗却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原判。
至此,穆宗一朝的相权之争总算告一段落。裴度和元稹双双出局,李逢吉则坐收渔人之利,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相位。
事实证明,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不管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裴度,还是才华满腹、灵活多变的元稹,在权力斗争方面都不是李逢吉的对手。
为了权力,李逢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才能笑到最后。
元稹被贬同州后,愤懑难平,就给穆宗上了一道奏表,竭力表明对朝廷的忠心。他在奏表的结尾说:“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旧唐书·元稹传》)
元稹把自己说得可怜巴巴,就是想唤起穆宗的恻隐之心。
然而,奏表呈上却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也没有。最后,元稹终于意识到——这一生,他再也没有机会听到长安的“钟鼓之音”了。
十年后,元稹卒于鄂州刺史任上,终年五十三岁。
【敬宗登基】
长庆二年,宰相们在朝堂上斗得不可开交,而在地方上,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这一年三月,也就是河北战乱刚刚平息不久,武宁镇又传来了兵变的消息。
武宁镇的治所在徐州,地处江淮,历来是帝国的财赋重镇。这个地方出了乱子,对朝廷显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消息称,发动兵变的人是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他在三月中旬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夺取了军政大权,然后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甬桥(今安徽宿州市)的转运院,抢走大量财帛,同时洗劫了各道停泊在汴水(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的进奉船,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强行搜刮了三分之二。
面对如此恶劣的反叛行径,穆宗李恒很头疼。
河北乱了,还可以依靠江淮的财赋发动一场平叛战争,如今江淮也跟着乱了,朝廷要拿什么来打仗?
最后,穆宗只好再度采用他那屡试不爽的“平叛”法宝——妥协。
三月二十八日,亦即兵变爆发仅仅十多天后,穆宗就忙不迭地授予了王智兴武宁节度使之职。
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与其说李唐朝廷的底线是被一次次突破了,还不如说此时的朝廷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言。
既然朝廷没有底线,那么造反也就成了一件低风险、高收益的事情了。这种好事,当然是人人抢着干。这一年七月,宣武(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又爆发兵变,将领李介驱逐了节度使李愿,自立为留后。
眼看藩镇叛乱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再这么乱下去,帝国迟早会分崩离析。穆宗意识到事态严重,不敢再轻易让步了,连忙召集宰执大臣们商讨对策。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宰相杜元颖和财政大臣(度支)张平叔为首,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援用前例。
另一派以李逢吉为首,他坚决反对说:“河北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抛弃,那么江淮以南就都不再是国家的土地了。”
虽然李逢吉在权力斗争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的立场还是值得称道的。可碌碌无为的杜元颖向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对李逢吉的强硬立场很不认同。他对李逢吉说:“李大人,难道你宁肯顾惜这几尺长的旌节,也不顾惜一方百姓的生命吗?”
这样的理由听上去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让人很难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