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季安笑了,笑得十分酣畅:“好极了!先生来此,是上天眷顾魏博啊。”
随后,田季安全盘采纳了谭忠的计策,先是与成德暗通声气,继而装模作样地“攻克”了成德的堂阳县(今河北新河县),然后就按兵不动了。
谭忠成功说服田季安后,立刻动身返回幽州。
他知道,此刻节度使刘济肯定也在为同样的事情头疼。而谭忠想要做的,绝不止是让他像魏博那样保持中立,而是要努力说服刘济配合中央军,出兵攻打成德。
当然,要说服刘济出兵肯定是有难度的,搞不好连谭忠自己的小命都得赔上。但是,谭忠已经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要全力争取。
谭忠回到幽州的当天,刘济正好召集众将开会,讨论当前对策。刘济对众将说:“天子知道我们和成德有宿怨(当初王武俊与朱滔经常交兵),一定命我们出兵讨伐,成德也一定会对我们严加戒备,怎么做对我们更有利,大家说说看。”
刘济话音刚落,谭忠便抢先回答:“天子一定不会命我们出兵,成德也一定不会对我们戒备。”
刘济闻言大怒:“你干脆说我和王承宗串通谋反算了!”然后二话不说,命人把谭忠扔进了监狱。
随后,刘济派人去成德边界查探军情,结果令他大为意外——成德居然跟谭忠说的一样,丝毫没有加强戒备的迹象。又过了一天,朝廷果然给卢龙下了一道诏书,宪宗在诏书中对刘济说:“你只要专心保护北部边境就好了,别让朕顾虑北方的胡人,以便一心一意对付王承宗。”
刘济慌了。
这两个情况对他来讲绝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成德对卢龙不加防备,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卢龙与成德暗中勾结;而天子居然亲自下诏叫他不要出兵,摆明了就是怀疑他对朝廷不忠,并且相信他跟王承宗有一腿了。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一旦成德被朝廷灭了,天子接下来要收拾的人肯定就是他刘济了。
刘济越想越觉骇异,连忙把料事如神的谭忠放了出来,说:“你的判断非常准确,可你是怎么知道的?”
谭忠在心里笑了。他知道,刘济现在已经对他刮目相看了,只要再戳一戳刘济的痛处,刘济必然对他言听计从。于是,谭忠不慌不忙地说:“大帅怎么看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这个人?”
刘济不明所以地看了看谭忠,说:“卢从史和我关系不错,你提他干什么?”
“大帅有所不知。”谭忠摇头苦笑,“卢从史表面与卢龙亲善,实则包藏祸心;表面与成德决裂,实际上却暗中勾结。”
“何以见得?”
“在下据可靠的情报获悉,卢从史曾对王承宗说,‘卢龙虽与成德有旧怨,但成德毕竟是卢龙的南面屏障,所以卢龙不会帮朝廷打成德,成德自然也就不必防备卢龙。’王承宗采纳了卢从史的计策,因此对我们无所戒备。接着,卢从史又密报朝廷,说:‘天下人皆知卢龙与成德有仇,可成德却不加防备,足见卢龙也已背叛,暗中与成德联手了。’于是,天子自然会怀疑我们,因此才会下诏让大帅不必出兵。如此一来,成德就解除了北面的威胁,而我们则替成德背了黑锅。”
刘济悚然变色:“那你说该怎么办?”
“卢龙与成德有仇,天下无人不知,而今朝廷讨伐成德,大帅您手握大军,却未派一兵一卒参战,这就足够让卢从史一口咬定卢龙勾结成德,背叛朝廷了。其结果就是——卢龙枉怀忠义之心,却要背负反叛骂名,既得不到成德的感激,又落得个恶名远播的下场。天下之事,还有比这更冤的吗?请大帅务必三思。”
刘济万万没想到,卢龙当前的处境居然会如此险恶,要不是谭忠提醒,自己岂不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当天,刘济就向三军发出号令:“五日之内,全军出发讨伐成德,凡迁延不进者,一律剁成肉酱示众!”
就这样,谭忠以他的忠诚、机敏和雄辩滔滔的口才,成功地帮李唐朝廷做了两件大事:一、让魏博从反抗军变成了中立者;二、让卢龙从骑墙派变成了讨伐军。
通过谭忠一个人的努力,原本动不动就抱成一团的河北三镇被悄然分化了,这无疑为朝廷讨伐成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换句话说,此时的王承宗已经变成了孤家寡人,四面合围的讨伐大军只要指挥得当,完全可以把王承宗轻松搞定。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便谭忠替朝廷肃清了障碍,声势浩大的中央军最终〖txt456电子书Qisuu。Com电子书下载〗还是搞不定王承宗。
问题出在哪呢?
出在宪宗任命的最高统帅吐突承璀身上。
因为他根本不会打仗。
【革命尚未成功,李纯仍需努力】
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开始,朝廷的各路兵马就从各个方向对成德发起了进攻,但是一直到三月,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却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历时三个月的战斗中,唯一帮朝廷取得战果的既不是主帅吐突承璀,也不是朝廷派遣的其他各道兵马,而是被谭忠说服的卢龙节度使刘济。
这一年正月,当其他各路兵马还在途中时,刘济便亲率七万大军率先攻下了成德的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和束鹿(今河北辛集市)。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刘济继续南下,围攻乐寿(今河北献县),无奈却久攻不下。而在此期间,其他各路讨伐军则碌碌无功。昭义的卢从史进入成德境内后,始终迁延观望,逗留不进;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倒是推进到了新市镇(今河北正定东北),却突破不了成德军的防线,一直无法前进半步;至于魏博的田季安和平卢的李师道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私下都和王承宗通了气,所以各自“打”下一个县城便按兵不动,谁也别指望他们还能有什么动作。
让人觉得最可笑的是,各路兵马中打得最窝囊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主帅吐突承璀率领的神策军。自从进入战场后,这支装备最精良、待遇最优厚的中央禁军就没打过一场胜仗,不但在交战中频频失利,而且早早就损失了一员骁将郦定进。
郦定进是左神策大将军,历来勇冠三军,当初征讨西川时还曾亲手活捉刘辟。这位骁将一阵亡,原本消沉的士气就更加涣散了。
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神策军之所以屡遭败绩,主要责任当然是在主帅吐突承璀身上。史载,“吐突承璀至行营,威令不振”,所以“与承宗战,屡败”。(《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眼看河朔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淮西的吴少阳趁机屡屡上奏,要求朝廷给予正式任命。宪宗担心迟迟不承认吴少阳很可能会把他逼反,无奈之下,只好在这一年三月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
吐突承璀指挥无方,各路兵马均无进展,这场仗再这么打下去,朝廷根本没有半点胜算,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朝中的大臣们都急眼了,赶紧让翰林学士白居易出面,上疏力劝皇帝罢兵。
白居易在奏疏中说:“河北本不该用兵,如今既已出师,吐突承璀未尝苦战,先失一员大将,作为主力的神策军与昭义军都未能向前推进,这不仅是他们存心拖延,更是因为他们无力进攻;至于其他各路兵马,战况也大多不佳。陛下观察这样的形势,又有几分成功的指望?以臣愚见,应立刻罢兵,若迟疑不决,必生四大弊害。”
白居易所说的四大弊害是:
一、与藩镇开战,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无论开支多少都不必计较,可要是明知不能取胜,就不应虚费钱财粮秣。既然拖延一天就多一天的费用,何不及早罢兵?如果再拖下去,除了耗费政府钱帛和百姓脂膏之外,还徒然养肥了参与讨伐的河北诸藩。
二、如今朝廷已经承认了淮西的吴少阳,河北诸藩一定会以此为由,要求朝廷一视同仁,昭雪王承宗的反叛罪名,到时候朝廷没有理由拒绝,只能同意诸藩的要求。如此一来,则授予和罢黜的权柄都操于藩镇之手,恩威刑赏皆不由朝廷做主,中央权威岂不是要尽归河北?
三、眼下天气转热,前线将士身心俱疲,疾病瘟疫转眼就会流行军中。何况神策士卒多出城市居民,难以耐苦,万一出现逃兵,很可能会一呼百应;一支部队如果溃散,其他部队必定动摇。倘若走到这一步,朝廷悔之何及?
四、吐蕃与回鹘都在唐朝安插了大量间谍,无论大小事情都可以获得情报。如今朝廷集结天下之兵讨伐一个王承宗,居然从去年冬天打到今年夏天,始终未建寸功。因此,对于唐军战斗力的强弱、所耗军费的多少,吐蕃与回鹘都已经大概知道。万一他们乘虚入寇,以今日之情势,朝廷必然首尾难顾,到时候兵连祸结,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倘若如此,社稷的安全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应该说,白居易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谏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不仅是白居易一个人的想法,更是代表了大多数朝臣共同的不安和忧虑。
对此,宪宗到底作何感想呢?
此刻的宪宗当然比谁都郁闷。
整个局势的演变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与李绛当初的那套战略构想也是南辕北辙——本来最难打的河北现在开打了,结果打得让人既揪心又窝火;而本来最容易打的、被列为首要打击目标的淮西,现在反而不能打,而且还要被迫承认它。
宪宗固然知道白居易的谏言不无道理,他也知道这场战争获胜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甚至也一度动了罢兵的念头,可他还是不甘心就此放弃。换言之,宪宗现在是骑虎难下了。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他任用吐突承璀,可他却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如今吐突承璀打得这么烂,当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李纯有眼无珠、所用非人。
宪宗实在丢不起这个脸。
所以,不管吐突承璀打得多烂,也不管河北战局多么让人郁闷和纠结,他也只能怀着一丝侥幸熬下去,看看能不能熬出奇迹。
不幸的是,到了这一年夏天,宪宗非但没有等来奇迹,反而等来了一个更让他心烦意乱的消息。
消息是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派人送来的。他在给宪宗的奏疏中,拼命指控诸道军队与成德暗中勾结,劝朝廷不要再命令军队往前推进;同时,卢从史还在奏疏中频频暗示,要求宪宗把他的中央官职擢升为宰相。当时很多节度使都遥领中央官职,如“太尉”“中书令”“同平章事”等等,虽无实权,却足以抬高身份和地位。
接到卢从史的奏疏后,宪宗的头一下就大了。
他想来想去,觉得这个卢从史的表现实在是有些反常。当初要征讨成德时,他是满朝文武中第一个(吐突承璀除外)跳出来高举双手支持的,可战事一开,他却始终迁延观望,现在他又指控其他将帅和王承宗勾结……朝廷到底该不该相信他?
为了查明真相,宪宗就命宰相裴垍去跟入朝呈递奏疏的昭义部将王翊元接触,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捞出点什么。裴垍随即召见王翊元,对他做了一番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施压,终于迫使他说出了真相。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卢从史贼喊捉贼。
原来,跟王承宗勾结的不是别人,正是卢从史自己。
自从开战以来,卢从史就一直与王承宗暗通款曲,并且命部众暗藏成德旗号,以便在战场上制造混乱;此外,他还抬高并虚报粮食和草料的价格,骗取中央财政的军费支出。种种迹象表明,卢从史是在养寇自重,并利用各方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
当王翊元把卢从史的这些猫腻全部抖落出来时,宪宗惊愕不已。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重用的竟然是这般货色。
裴垍对宪宗说:“卢从史既阴险又骄横,迟早必定作乱。根据王翊元的交代,卢从史和吐突承璀的大营对望,而且卢从史把吐突承璀当成了三岁小孩,往来出入毫无防备,陛下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制伏卢从史,解除他的兵权,以免他日后坐大,朝廷还要出动大军讨伐。”
临阵换将乃兵家之大忌。但是,像卢从史这种吃里爬外两面三刀的家伙,要是不拿掉肯定为患更大。宪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裴垍的建议。随后,裴垍命王翊元回到前线,暗中策反了卢从史的心腹大将乌重胤。
确定了行动的内应后,宪宗随即给吐突承璀发了一道密诏,命他设计逮捕卢从史。
四月初,吐突承璀接获天子密诏,立即着手制订行动计划。
吐突承璀打仗不行,但玩一玩“请君入瓮”的把戏,还不失为一把好手。
他知道卢从史性贪,于是就天天把自己收藏的奇珍异宝拿出来晒,然后邀请卢从史前来赏玩,当然每次都“忍痛割舍”了某件宝贝,从不让卢从史空手而回。
卢从史乐得屁颠屁颠的,从此把吐突承璀视为知己。
四月十五日这天,吐突承璀事先命兵马使李听在大帐后面埋伏了一队刀斧手,然后邀请卢从史过来赌一两手,顺便赏玩一些新近淘来的宝贝。卢从史一听有得玩又有得拿,欣然赴约。可他刚刚迈进吐突承璀的大帐,伏兵就突然冲出,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然后扔进早已准备好的囚车,飞快驶离大营。
等到卢从史带来的侍卫们惊觉,关押卢从史的囚车早已往长安方向疾驰而去。侍卫们企图追赶,却被吐突承璀的手下一连砍倒数十人,剩下的只好束手就擒。
卢从史被捕的消息传回他的军营后,部众们马上拿起武器,准备去找吐突承璀算账。可他们还没冲出军营大门,就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
这个人就是乌重胤。
乌重胤横刀立马,厉声呵斥:“天子有诏,逮捕卢从史,服从者赏,违令者斩!”
士兵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动,最后只好放下武器,灰溜溜地回到各自的营房中。
顺利摆平卢从史后,吐突承璀当即替乌重胤请功,推荐他担任昭义留后。宪宗也认为乌重胤立了大功,未加细想就打算颁布任命状。可李绛却认为万万不可。他向宪宗郑重提出,应将乌重胤调离昭义,改任河阳节度使,再把原河阳节度使孟元阳调到昭义。
宪宗愕然。
既然同样是让乌重胤当节度使,为什么要调来调去这么麻烦呢?
在李绛看来,这不叫麻烦,而是必需的。
因为这里头的奥妙大了去了。
首先,昭义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非其他藩镇可以比拟。昭义总部虽然设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但它下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州(今河北磁县)却位于太行山以东,深深楔入河北腹地,与成德、魏博犬牙交错,相互牵制,是李唐朝廷在这个叛乱重灾区中唯一可以有效控制的力量,其战略价值非同小可。所以,对昭义节度使的任命自然要慎之又慎。
其次,原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早就是靠边站的过气人物,他能够重掌昭义兵权,无非是投靠了权宦吐突承璀,并不是直接获得宪宗的赏识,因此他对朝廷并不感激。他复任后之所以对朝廷阳奉阴违,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如今,朝廷好不容易把他拿掉,却又让宦官吐突承璀再度推荐继任者,这显然又是让恩威刑赏的权柄落入吐突承璀个人手中。乌重胤继任后,自然只会记住吐突承璀的人情而不会感恩于朝廷,因而很可能重蹈卢从史之覆辙。要想避免这样的结果,就必须否决吐突承璀的提议,不给他树立私恩的机会,同时委派乌重胤到别镇赴任,这样才能让他领受朝廷的恩典,使他不对朝廷心生轻慢。
最后,乌重胤既然是昭义部将,那么在昭义镇内,与他平级甚至级高的军官肯定很多,如今乌重胤略施小计就爬到了他们头上,叫他们作何感想?会不会有人不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倘若如此,昭义必将不得安宁。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乌重胤调往他镇。
当李绛向宪宗仔细分析了上述的得失利弊之后,宪宗终于恍然大悟,赶紧收回成命,于四月下旬改任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调任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朝廷虽然解决了吃里爬外的卢从史,但河北战局还是不见起色。
到了元和五年六月,亦即开战整整半年之后,战事仍无大的进展。除了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曾于四月份打了一场胜仗,以及卢龙的刘济在五月份攻克了一座安平县之外,其他各部均无斩获。
翰林学士白居易忍无可忍,再度上疏宪宗,说:“臣屡屡奏请罢兵,结果却石沉大海,请看今日之局势,比当初更加糟糕,不知陛下还在等什么?”
这个白居易说话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宪宗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偏偏这位大诗人又老是在他耳边嘤嘤嗡嗡,而且说话的口气总是那么冲。有一回宪宗与他当面议事,白居易说到激动处,竟脱口而出:“陛下错了!”搞得宪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愤愤然拂袖而去。
自从宪宗即位以来,每有军国大事必与翰林学士商议。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翰林院的职能较之玄、肃年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地位和作用更是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过去的翰林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的文学或艺术侍从,很少有机会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但是随着宪宗即位后对翰林学士的重用,如今的翰林院几乎已经具有了内阁的性质,翰林学士们基本上也都成了无冕宰相;尤其是后来升任翰林承旨(相当于翰林院院长、首席学士)的李绛,更是宪宗最为倚重的高级智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朝廷决策和帝国的各项大政方针,甚至发挥了比宰相(比如裴垍)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然而,自打河北战事陷入泥潭后,宪宗就有意无意地冷落了这帮翰林学士,曾经有一个多月不跟他们见一次面。学士们当然意见很大,此时已升任翰林承旨的李绛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宪宗说:“臣等饱食终日,一言不发,自然乐得清闲,可陛下怎么办呢?陛下往日开诚布公,虚怀纳谏,实在是天下之幸,又岂止是臣等之幸!”
宪宗一听,自觉理亏,赶紧宣布次日在麟德殿召见诸学士。
其实,宪宗不是不想见他们,而是不敢见他们。尤其是那个大诗人白居易,宪宗更是怕了他了,所以宪宗虽然答应跟学士们见面,却跟李绛提了一个条件:“那个白居易,官不大,口气倒不小,每每出言不逊,朕打算让他离开翰林院。”
李绛一点也不同情宪宗,说:“陛下有容纳直言的气度,群臣才敢竭尽忠诚,直言无隐,白居易说话固然欠考虑,但他也是一片赤心。陛下今日怪罪他,臣担心朝野上下人人钳口,陛下又如何能做到耳聪目明、圣德常保呢?”
宪宗想了想,旋即转怒为喜,从此对白居易一如往常,再也不提罢黜之事。尽管心里不太好受,但李绛的话他还是听进去了。
很显然,宪宗是一个有胸怀的皇帝。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做大事的料,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待批评的态度。被人说一句就蹦一下、骂两句就跳两脚的人,是属跳蚤的,注定难成大器;而那种对批评甘之如饴的人,其前程必定不可限量。因为他知道批评有利于他的成长,并且善于从批评中汲取建设性的东西。所以说,要判断一个皇帝能不能成就一番伟业,同样要看他是否具备虚怀纳谏的雅量。一个愿意接受臣下批评的皇帝,就算不能成为明君,至少已经远离了昏庸;而一个动不动就对谏言暴跳如雷的皇帝,其气度和为人已不堪问,要成就什么大业更是免谈。
虽然此时的宪宗正被胶着的河北战事困扰,不敢奢望什么帝王伟业,但是,仅凭他面对谏言的态度,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个皇帝不一般,至少比他的祖父德宗靠谱。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年德宗李适拼尽全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最终很可能要由这个宪宗李纯来完成。
当然,宪宗要想见到他生命中的彩虹,还得先熬过此刻的风雨。
革命尚未成功,李纯仍需努力。
元和五年七月,让人万分纠结的河北战事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王承宗派遣使节入朝为自己辩护,称所作所为都是被卢从史挑拨离间的结果,并表示愿意把征收赋税和任免官吏的权力还给中央,请求朝廷准许他改过自新。
王承宗的奏疏呈上后,一筹莫展的宪宗终于等到了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昭雪”了王承宗,不仅恢复了他的所有官爵,还把德、棣二州还给了他。
值得注意的是,宪宗朝廷在这道诏书中用的词是“昭雪”,而不是一般常用的“赦免”。这两个词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赦免”是对犯罪的人用的,而“昭雪”则是对蒙冤的人用的,一词之差,意思截然相反。换句话说,朝廷用“昭雪”这个词,就等于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时说明人家王承宗并没有任何罪过,从头到尾都是被冤枉的。
尽管这个结果令人很不愉快,但好歹总算是个了结。
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战争就这样偃旗息鼓了。李唐朝廷耗时半年多,发兵二十余万,所费七百多万缗,到头来除了换掉一个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外,别无所获。
宪宗李纯觉得自己窝囊透了。
四年前平定三藩时建立起来的自信在这一刻灰飞烟灭,四年来李唐朝廷拼命维系的表面权威也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元和五年的夏天,大明宫的上空暴雨如注。
三十三岁的宪宗李纯久久凝望着铅灰色的天空,目光黯淡,神情迷惘。都说彩虹总在风雨后,可毕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所以,即便“元和中兴”的彩虹终将在十年后的帝国苍穹中熠熠生辉,此刻的宪宗李纯也只能在元和五年的风雨中默默咀嚼失败的况味……
第三章元和中兴
【宦官与文臣的博弈】
在宪宗朝廷讨伐王承宗的这场战争中,最吃力不讨好的人,当属卢龙节度使刘济。他不惜撕破脸面跟成德大动干戈,而且辛辛苦苦帮朝廷打下了好几座城池,结果人家王承宗一转身就跟朝廷握手言和了,朝廷也欣然“昭雪”了王承宗,无疑把刘济置于无比尴尬的境地。
老子拼死拼活,到头来居然两面不是人,这叫什么事儿?
刘济的愤怒无从发泄,只能憋在心里,于是憋着憋着就憋坏了。就在朝廷罢兵当月,怒火攻心的刘济就病倒了。
刘济一倒,卢龙的内乱就爆发了。
刘济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绲,次子刘总。刘济率军讨伐王承宗的时候,以长子刘绲为节度副使,留守幽州;以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驻守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刘济自己则率部驻扎瀛洲(今河北河间市)。
战争刚一结束,刘济就突患重病,只好暂时留在瀛洲。有一天,突然有人自称是从长安来的,向刘济透露了一个消息:“朝廷认为大帅逗留不进,未建尺寸之功,已经擢升副使刘绲为节度使,任命状和旌节马上就到了。”
刘济一听,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还没等他把气喘匀了,第二天又有人来报,说颁授旌节的朝廷特使已经过了太原。
几天后,又有人飞奔来报,说特使已过代州(今山西代县)。
节度使人还没死,朝廷就搞这么多小动作,军营中顿时人心惶惶。
刘济在病榻上翻来覆去,思来想去,最后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这件事不可能是朝廷干的。
道理很简单,讨伐成德时,他刘济是所有藩镇中最卖力的,就算最后朝廷打了败仗,可他刘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断然不至于被朝廷罢黜。所以,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不可能是别人,百分百就是留守幽州的长子、时任节度副使的刘绲。
刘济怒不可遏。
老子人还没死,你小子就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了?
因为认定是刘绲搞的鬼,所以刘济愤而砍杀了帐下数十个平时与刘绲交好的大将,随后命人去幽州把刘绲带来见他。
得知父亲病重,次子刘总赶紧从饶阳赶来伺候。七月十七日,由于悲愤交加,急怒攻心,刘济病势转剧,整个上午水米未进。到了中午,刘济顿觉饥渴难当。此时,次子刘总亲手为父亲端上了一碗水。
喝下这碗水后,刘济突然七窍流血,当场暴毙。
同日,心急如焚的刘绲刚刚赶到涿州,就被一帮人拦住了去路。他们以刘济的名义宣布了刘绲的罪状,旋即把他乱棍打死。
刘济和刘绲死后,有个人无声地笑了。
这个人就是刘总。
没错,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从散布副使继任的谣言,到亲自在水中下毒,再到假传命令打死兄长,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做完这一切,刘总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卢龙的军政大权。
可怜的是刘济,直到死前还在恨自己的长子刘绲。
更可怜的是刘绲,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对于卢龙的这场内乱,朝廷的态度是装聋作哑。刘总是否造他老爹的反,朝廷并不关心。只要刘总不造朝廷的反,此时的宪宗朝廷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讨伐王承宗之战无果而终,不仅让李唐朝廷丢尽了脸面,也让朝中那些本来就反对开战的大臣们感到痛心疾首。更让朝臣们义愤填膺的是,九月初二,吃了败仗的吐突承璀返回京师后,却仍被宪宗任命为左卫上将军、代理左军中尉。
宰相裴垍当即进谏:“承璀第一个倡议朝廷用兵,结果疲弊天下,却没取得半点功劳,陛下纵然念在旧情不加杀戮,岂能不将其贬黜以谢天下呢?”
言官们也纷纷提议,应该将吐突承璀斩首。
李绛亦奏:“陛下今日不责罚吐突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陛下将如何处置?如果诛杀,则是同罪而异罚,被杀之人绝对不服;如果赦免,那么人人只顾保命,谁还愿意在战场上奋死拼杀?愿陛下舍不忍加罪之心,行不可改易之典,使天下将帅有所惩劝!”
宪宗无奈,只好在两天后把吐突承璀贬为军器使(兵器总监)。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然而,吐突承璀表面上的职务虽然降了,可宪宗对他的宠幸依旧,他在朝中的实际影响力也丝毫未减。自德宗以来,当权宦官往往能暗中左右藩镇节度使的人选,所以凡是军队将领企图当上封疆大吏的,通常都会向权宦行贿,最后也总能达到目的。
作为宪宗最为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自然也不例外。
李绛对这种宦官弄权的现象极为不满,所以经常在宪宗面前揭露吐突承璀的种种专横不法之举。宪宗有一次听烦了,忽然变色:“你说得太过分了!”
李绛当即泣下,至为恳切地说:“陛下视臣为心腹股肱,如果臣畏惧权贵,明哲保身,知而不言,是臣辜负陛下;但若是臣据实而言,陛下却不愿意听,那就是陛下辜负了臣!”
在宪宗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重用宦官,在这一点上他比德宗好不了多少;但是,宪宗和德宗最大的区别,也是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优点之一,就是听得进逆耳忠言。
此刻,当宪宗意识到李绛的良苦用心后,马上压下了心头的怒火,也用一种诚恳的态度说:“贤卿所言,都是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所以,朕才能听见原本听不到的。贤卿不愧为忠臣,以后有什么话尽管说,就像今天一样。”
李绛看吐突承璀不顺眼,吐突承璀当然也不会让李绛的日子好过。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李绛忽然接到了一纸调令。准确地说,这是一纸升迁令——把他调离了翰林院,擢升为户部侍郎。
李绛苦笑。
他知道,这肯定是吐突承璀在背后对宪宗施加了影响。之所以把他调离翰林院,就是不让他整天跟皇帝待在一起;而之所以把他升为户部侍郎,则是有意把他放在火炉子上烤。
为什么说户部侍郎是火炉?
因为户部主管财政,而宪宗朝廷经过去年的战事之后元气大伤,亟须大量输血;尤其是宪宗本人,更是视财政增收为第一要务。所以,这个户部侍郎就必须生财有道,更要有替朝廷和宪宗大肆聚敛的本领。
李绛有这种本领吗?
没有。所以他惨了。
果然,李绛刚上任没多久,宪宗就找他谈话了,说:“按照惯例,户部侍郎除了打理国库,更要想办法向宫中的内库进奉‘羡余’(财政收入的盈余部分),可你上任以来从不进奉,这是为何?”
李绛回答得很坦率:“陛下身为天子,不应该以聚敛钱财为务。”
宪宗大感冤枉:“如今河南河北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数千里,长期沦陷于吐蕃之手。朕日夜都想洗雪祖宗的耻辱,可财力不足,不得不尽力储蓄。倘若不是为了这个,朕宫中的用度极为节俭,存那么多钱干什么?”
宪宗说得没错,他确实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皇帝,他存钱的目的也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李绛想了想,觉得自己有点错怪天子了,连忙正色道:“一般的地方官员,向百姓横征暴敛,以此换取朝廷的恩宠,尚且为天下人所不齿,何况臣掌管户部,更应该以身作则。户部所管理的,都是陛下的财物,无论收入还是支出,一律登记在册,怎么可能有盈余?如果只是把国库里的东西移到内库就算是盈余,那这跟挖东墙补西墙有什么差别?这种欺君之事,臣不敢做。”
宪宗闻言,对李绛的正直很是欣赏,从此对他更加器重。
吐突承璀处心积虑要李绛的好看,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给李绛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机会,这实在是让吐突承璀懊恼不已。
当然,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随后的日子,吐突承璀一直在耐心地寻找机会,无论如何都要整垮李绛。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元和六年十一月,吐突承璀还没来得及整垮李绛,自己就东窗事发了。
吐突承璀有一个手下叫刘希光,时任弓箭库使。此人暗中收受一个羽林大将军的贿款二万缗,企图为其谋求藩镇节度使的职位,不料被人告发,经有关部门查实后,宪宗立刻将刘希光赐死。
刘希光虽然死了,但这个案子没完,因为还有很大的疑点——一个小小的弓箭库使,有什么能耐替人谋求节度使的职位?
案情明摆着——刘希光背后肯定有人。
谁?
傻瓜也知道,躲在幕后大搞腐败的那只黑手就是吐突承璀。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很快就挖出主犯吐突承璀,然后就把这起案件的完整卷宗送到了宪宗手上。
看着这份证据确凿的结案报告,宪宗无语了。几天后,宪宗断然下诏,把他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逐出了朝廷,贬为淮南监军。
宪宗为自己的“大义灭亲”很是自豪了一把,随即对李绛说:“朕把吐突承璀赶走了,这件事办得怎么样?”
还用问吗?这事办得太漂亮了!李绛大有神清气爽之感,赶紧说:“朝臣们都没想到陛下会如此果断!”
宪宗毫不掩饰他的自得之色,说:“这小子不过是个家奴罢了,以前因为他当差的时间久,所以对他特别包容;但是一旦犯法,朕拿掉他,就跟拿掉一根羽毛一样!”
宦官吐突承璀与文臣李绛的这场博弈,最终以吐突承璀的出局而告一段落。
尽管这个吐突承璀并未就此落败,短短三年后就将重返帝国的政治舞台,但此刻的李绛毕竟少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换句话说,没有了吐突承璀的掣肘和排挤,李绛的生存空间就显得敞亮多了,其仕途发展自然也要比过去顺畅。
元和六年十二月末,吐突承璀被贬一个月后,长期参与决策却无宰相之名的李绛终于被宪宗擢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了实至名归的帝国宰相。
在此之前,裴垍已因中风离开相位,目前与李绛同朝为相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原太常卿权德舆,去年九月以礼部尚书衔入相;另一个是原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今年年初以中书侍郎衔入相。
权德舆是个老好人,凡事模棱两可,没什么鲜明的政治立场,更谈不上什么政治能量。相形之下,李吉甫就要比他强势得多。所以李绛拜相之前,朝堂政务基本上是李吉甫一个人说了算。但是,随着李绛的入相,李吉甫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因为李绛不是权德舆。说白了,李绛本来就不是那种随时俯仰的人,他连皇帝都敢顶撞,又怎么可能去迎合李吉甫呢?
自从李绛拜相后,他和李吉甫就经常当着宪宗的面死磕。
每当二人同时上殿奏事,精明的李吉甫总是“逢迎上意”,顺着宪宗的口气说话,而耿直的李绛则是该反对的反对,该驳斥的驳斥,不止一次把李吉甫搞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由是二人有隙”。(《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元和六年的这个冬天,宦官与文臣的博弈刚刚落下帷幕,宰相之间的激烈比拼就开场了……
【两个宰相的斗法】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春,李吉甫和李绛的矛盾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李吉甫不久前刚刚提拔了一个叫元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可新年还没过,李绛就把元义方贬出了京师,外放为鄜坊(今属陕西)观察使。
官场上的人都懂得,李绛这么做,当然是冲着李吉甫去的。不过,说李绛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击政敌,倒也未必尽然。
因为,这个被贬的元义方确实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很早就依附了宦官吐突承璀,深得吐突承璀的欢心,这些年凭着巴结谄媚的功夫在政坛上步步高升。李吉甫知道吐突承璀在宪宗心目中的分量,就把元义方擢升为京兆尹,借此向吐突承璀献媚示好。
李绛对这帮结党营私的政客深恶痛绝,所以去年十二月底刚刚拜相,今年正月十一就拿元义方开刀了。
元义方突然遭贬,当然是愤愤不平,于是就趁入宫向宪宗辞行的机会,狠狠地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以权谋私,把他的同年(同榜进士)许季同提拔为京兆少尹,却把臣驱逐到了鄜坊。由此可见,李绛此人专擅威福,臣深恐陛下被他蒙蔽。”
宪宗瞥了元义方一眼,淡淡地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既然如此怀疑,朕明日不妨问问他。”
元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不免有些惭悚,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出宫。不过,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既然天子说要问一问,那就证明天子对李绛的信任并不纯粹;既然不纯粹,那就证明自己还有机会。
次日,宪宗召见李绛,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问:“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
李绛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不慌不忙地答道:“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有才干,就算是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益。”
宪宗深以为然,说:“很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元义方被贬是一个信号,表明在两个宰相的斗法中,李吉甫已经渐落下风了。
李吉甫充满了危机感,随后越发想要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三月的一天,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了一番太平,然后不失时机地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及时享受帝王之乐。”
李绛当场发出几声冷笑,说:“眼下,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逼近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一线,烽火从未平息。还有,各地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家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这正是陛下应该宵衣旰食的时候,岂能说天下太平,还敢说什么及时行乐?”
宪宗当即首肯:“贤卿所言,正合朕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