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年仅四十五岁的李诵非但没有寿与天齐,反而在短短十几天后就猝然离世了。
有迹象表明顺宗之死存在着颇多疑点,后世对此也有诸多猜测。可疑点毕竟只是疑点,猜测也只能是猜测。尽管宪宗李纯翻开历史新页的动作显得过于迅猛而急切,但是这个动作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正月初二,宪宗大赦天下,改元“元和”。
站在大明宫巍峨的城楼上,站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开端,二十九岁的宪宗李纯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历尽沧桑、饱经磨难的帝国。春天的阳光在他年轻的额头上欢快地跳跃。李纯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那也是一个春天,当时的李纯年方六岁,被德宗皇帝抱在膝上。德宗逗着他说:“你是谁的孩子呀,为什么坐在我的怀里?”
李纯一本正经地望着德宗,用响亮的声音回答:“我是第三个天子呀。”
德宗愣了一下,随即朗声大笑。作为皇长孙,李纯确实可以称之为“第三个天子”。至今,李纯犹然记得祖父德宗那又惊又喜的表情和充满期望的目光。
李纯知道,祖父德宗的目光是在告诉他——既然是第三个天子,那么当你有朝一日坐上天子宝座,就有责任和义务把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是什么?
两个字:削藩。
自从安史之乱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后,大唐帝国就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大裂变的时代。此后代、德二宗虽然都曾有过中兴之志,却苦无回天之力;而顺宗在位时间不过半年,更谈不上有何作为。于是,当晃晃悠悠的帝国马车好不容易驶出混沌无光的贞元长夜,终于迎来公元九世纪初的第一抹阳光时,中兴社稷的历史使命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刚刚登基的宪宗李纯身上。
此时的宪宗年未而立,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对于帝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乱象,李纯心里一直极端不满,尤其是对于四方藩镇的跋扈行为,李纯更是深恶痛绝。换言之,宪宗此刻的志向和抱负就跟当年德宗刚刚即位时一模一样——一心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归朝廷,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
然而,当年的德宗不就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结果却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吗?如今的宪宗会不会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呢?
满朝文武无不对此心怀忐忑。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年纪轻轻的天子真能摆平那些不可一世的藩镇。说白了,前面几任天子倾尽全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你李纯凭什么能做到呢?
似乎是为了考验宪宗的能力和决心,他刚刚于永贞元年八月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便于同月病逝,其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这一幕就跟当年成德的李惟岳如出一辙,明摆着是在蔑视中央的权威。宪宗考虑到自己刚即位,万事都无头绪,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任命刘辟为节度副使,代行节度使职权。
刘辟立刻抖了起来。他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皇帝在藩镇事务上绝对不可能比当年的德宗更有能耐,遂得寸进尺,于元和元年正月上疏,公然要求兼领三川(四川、东川、山南西道)之地。这已经不止是蔑视中央的权威,而是在赤裸裸地挑战朝廷的底线了。
宪宗很快就给出了答复——不。
刘辟冷笑。他觉得李纯这么做无异于是在重蹈德宗年轻时的覆辙,所以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元和元年正月,刘辟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团团围困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
宪宗愤怒了。
难道绵延玄、肃、代三朝的安史之乱、泛滥整个德宗一朝的诸藩之乱,又将从刘辟这里开始重演吗?难道大唐的天子永远只能在飞扬跋扈的藩镇面前忍气吞声、束手无策吗?
年轻的宪宗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和当年的德宗一模一样的怒吼——不!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李唐朝廷就永远是软弱无能的代名词。
可是,李纯太清楚德宗说不的后果了。
今天如果对刘辟用兵,会不会招致相同的恶果?
李纯心里实在没底。
而满朝文武更没底。他们列举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蜀地山川险阻,关塞坚固,易守难攻等等,总之一句话:这仗不能打。
李纯陷入了矛盾之中。
关键的时刻,宰相杜黄裳站了出来,说:这仗不但可以打,而且必须打。
杜黄裳的理由是:“德宗经历当年的忧患之后,对藩镇姑息迁就、委曲求全。节度使都变成了终身制,他们活着的时候,中央从不敢派人接替。有人死了,才派宦官去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得到拥戴的,朝廷才敢任命。可是,许多宦官便因此而接受大将贿赂,回朝后就极力替其说话,朝廷就授出节度使的旌节,所有的任命几乎从来不是出于天子之意。陛下如欲重整朝纲,就该用国法制裁藩镇,否则天下就无法治理。”
杜黄裳最后说:“刘辟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狂妄的书生,制伏他就像弯腰拾草那么容易。只要派遣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必能活捉刘辟。”
为此,杜黄裳向宪宗推荐了一个叫高崇文的神策军将领。
同时,杜黄裳还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不要在出征的军队中设置监军宦官。
本朝历史上,由宦官统率军队或者监督军队所导致的血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但是却往往会被皇帝们一再忽视。
所幸,宪宗这次没有忽视,而是全盘采纳了杜黄裳的建议。
元和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宪宗命神策军大将高崇文、李元奕,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即刻出兵讨伐刘辟。
削除跋扈藩镇的战役就此打响。
朝廷军刚刚从长安出发,前线就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刘辟已经攻陷梓州,活捉了东川节度使李康。
这个消息无疑加强了宪宗朝廷削藩的决心。
正月底,高崇文部穿过斜谷(今陕西太白县境),李元奕部穿过骆谷(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兵锋直指梓州。二月初,严砺率部攻克了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斩杀了刘辟任命的刺史文德昭。
三月初,高崇文率部进抵梓州。刘辟任命的守将怯战,弃城而逃。高崇文遂不战而克复梓州。刘辟开始感到恐惧,随即把李康送到了高崇文的军营中,希望朝廷能赦免他的罪行。然而,高崇文当场就以“败军失守”的罪名把李康砍了,意思是让刘辟死了这条心。
数日后,宪宗也下诏剥夺了刘辟的所有官爵。
宪宗是在用行动告诉刘辟——胆敢蔑视中央权威、挑战朝廷底线者,朕绝不姑息!
就在高崇文等人讨伐刘辟的战役刚刚打响不久,另一个藩镇也出了问题。
这个藩镇所辖的就是夏绥(治所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其节度使就是当初讨伐吴少诚时屡遭败绩的草包韩全义。
虽然德宗当时放过了这个草包,但这并不等于韩全义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因为不是每个皇帝都像德宗那么好说话。
宪宗即位不久,就把韩全义召入朝中,撤掉了他的节度使职务,给了他太子少保的闲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准备收拾韩全义的一个信号。
韩全义当然也知道,所以入朝之前便把夏绥的兵权交给了外甥杨惠琳,命他为代理留后,打算遥控夏绥,以便利用这个筹码跟朝廷讨价还价。然而,宪宗根本无视他手中的筹码。没多久,宪宗就断然下诏,勒令韩全义致仕,并委派右骁卫将军李演前往夏绥继任节度使。杨惠琳一下子慌了手脚。
元和元年三月,杨惠琳在韩全义的授意下,一边整军备战,拒绝李演赴任,一边上疏朝廷,声称夏绥将士强行拥立他当节度使。
很显然,这是继刘辟之后摆在宪宗面前的又一个考验。
如果要打,朝廷就要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这就很可能把帝国再次拖入全面战争的泥潭;如果不打,好不容易在对付刘辟时培养起来的自信就会土崩瓦解。
怎么办?
李纯经过短暂的权衡,最后一咬牙:打!
非常幸运的是,朝廷讨伐杨惠琳的前锋军队刚刚开拔,夏绥兵马使张承金就刺杀了杨惠琳,于三月十七日将其首级传送京师。
杨惠琳一死,韩全义也就彻底没戏了,只好乖乖卷铺盖回家。
一场叛乱就这样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朝廷平定夏绥的同时,高崇文部也正在向西川的纵深稳步推进。
刘辟命军队在鹿头关、万胜堆一带(今四川德阳市北)修筑了八座营寨,派重兵布防,企图阻遏官军兵锋。六月初,高崇文部开始对万胜堆发起猛烈进攻,很快就取得八战八胜的骄人战绩,顺利攻克万胜堆,继而将鹿头关团团包围。
至此,征讨刘辟的战役进入了最后阶段。从这一年六月到九月,高崇文和严砺又在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市)、绵州(今四川绵阳市)、玄武(今四川中江县)、神泉(今四川安县南)屡屡击败西川军队。原本一直负隅顽抗的鹿头关守军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打开城堡向高崇文投降。
随后,高崇文长驱直入,于九月二十一日攻克成都。刘辟向西逃窜,准备投奔吐蕃,却在羊灌田(今四川彭州市西北)被追兵追上,自杀未遂,旋即被捕。
十月七日,宪宗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两天后任命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十月二十九日,刘辟被押解到长安,宪宗下令将刘辟与所有族人、党羽全部斩首。
西川叛乱宣告平定。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胜利。自安史之乱以后,在李唐中央与四方藩镇旷日持久的较量中,朝廷似乎还是第一次赢得这么漂亮,而且又是宪宗李纯登基后的第一次出手,其意义更是非同小可。
通过夏绥和西川的两场胜利,宪宗李纯俨然以一副强势天子的姿态,向天下诸藩发出了一个异常强硬的信息——你们可以拥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请不要得陇望蜀,更不要试图挑战我的底线。
诸藩震恐,纷纷主动上表请求入朝(实际上就是入朝当人质),以示绝无反叛之意。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九月,镇海(治所润州,今江苏镇江市)节度使李琦也不得不跟着做做姿态,命手下判官王澹为留后,同时上表请求入朝。宪宗立即批准,并派遣宦官前往镇海宣慰,实际上是督促李琦进京。
李琦本来只是做做样子,没想到朝廷居然当真了,于是迟迟不肯动身,一再拖延行期。王澹和朝廷来的宦官再三催促,李琦老大不爽,干脆上疏说自己病了,等到年底把身体养好再入朝。宪宗就此事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时任宰相的武元衡说:“陛下刚即位,李琦说入朝就入朝,说不入朝就不入朝,决定权都在他手上,陛下将如何号令天下?”
宪宗觉得武元衡的想法正与自己不谋而合,遂下诏征召李琦入朝。
李琦慌了。此刻入朝无异于去送死,可不入朝就是抗旨,怎么办?
李琦横下一条心——反了!
九月末的一天,李琦的帐下亲兵突然哗变,大声叫嚣说:“王澹是什么东西,胆敢擅自主管军务!”随即把已经接管军府事务的留后王澹杀了,并剁成肉块吃掉。大将赵琦出面阻拦,也被乱兵杀掉吃了。乱兵随后把刀架在钦差宦官的脖子上,一边叫骂一边作势要杀。就在这节骨眼上,李琦带着一副惊诧的表情及时出现,制止了乱兵,救了宦官一命。这个宦官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李琦导演的,而且就是演给他和朝廷看的。
十月初,宪宗向李琦进一步施压,命他入朝担任左仆射,同时命御史大夫李元素接任镇海节度使。李琦立即上疏,说:“军队叛变,杀死了留后和一员大将。”其潜台词是,此刻的镇海形势混乱,除了我李琦,没人能镇得住。
宪宗不吃他这一套,随即下诏剥夺了他的所有官爵,同时命淮南(今属江苏)、鄂岳(今属湖北)、宣歙(今属安徽)、江西(今属江西)、浙东(今属浙江)五道兵马会攻李琦。
无独有偶,就跟上次征讨杨惠琳一样,战斗还没有打响,李琦的后院就起火了。他的外甥裴行立联合镇海兵马使张子良等人,共同背叛了李琦。
十一月,李琦父子被押解到长安,一同腰斩。
年纪轻轻的宪宗李纯一上台就以雷霆手段收拾了三个叛乱的藩镇,这着实让忠于李唐的臣民们感到扬眉吐气,也着实让一部分飞扬跋扈的藩镇感到惶惶不安。
然而,首战告捷的宪宗并没有过分乐观。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对手还没有上场。
当初把代宗、德宗两代天子搞得焦头烂额的那帮强硬角色——还没有上场。
【削藩不是件容易的事】
平定夏绥、西川、镇海之后,宪宗李纯就把沉重的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里就是河北三镇——卢龙(初称幽州)、成德、魏博。
自安史之乱以来,河北三镇就与河南的淮西(后称彰义)、平卢(又称淄青)两镇共同构成了李唐中央的心腹之患。它们不但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而且互为奥援,一有风吹草动便结成联盟对抗中央。这么多年来,它们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朝廷有何威信可言?帝国有何安宁可言?
然而,要收拾这种老牌的跋扈藩镇,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宪宗只能耐心地等待机会。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二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之子)卒,他的儿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宪宗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承认,由中央另行委派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服从,就趁此机会兴兵讨伐。
其实早在三年前,当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李纳之子)病卒、其弟李师道自立为副使的时候,宪宗就很想把李师道端了,借此打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藩镇世袭制,可由于当时朝廷正对刘辟用兵,无力兼顾,只好违心地任命李师道为留后。
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李师道,但宪宗还是把平卢镇的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收了上来。而且,当时宪宗就已经打定主意,平定刘辟之后,无论哪个藩镇胆敢再搞世袭制,朝廷绝不姑息。
所以,当王承宗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来时,宪宗马上就向宰相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借此机会削藩。
可是,时任宰相的裴垍却表示反对。
裴垍认为,德宗一朝,平卢节度使李纳(李师道的祖父)是最为“跋扈不恭”的藩镇之一,而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王承宗的祖父)则或多或少“有功于国”;可既然朝廷在几年前承认了李师道,现在又有什么理由拒绝王承宗呢?如果坚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恐怕不光是王承宗不服,天下诸藩都会认为朝廷处事不公。
宪宗也觉得裴垍说得有道理,只好把事情暂时搁置了。但是宪宗想来想去,还是不愿就此放弃,随即便又召见了他最信任的几个翰林学士,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最好是得到他们的支持。
然而,宪宗再次感到了失望。
因为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也都提出了异议。
李绛说:“河北诸镇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恨,可要想一朝革除其世袭之弊,恐怕也办不到。成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已四十余年,无论民心还是军心都已习惯,不认为自立自代是违背纲纪。何况王承宗现在事实上已经接管了军政大权,必定不会服从朝廷的安排。再者,卢龙、魏博、平卢等镇也一向是传位给子弟,与成德利益一致,如果看到朝廷另行委派节度使,必定暗中结盟。此外,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国家财政和民生都很困难,恐怕不宜轻启战端。”
宪宗无语了。
反对削藩的理由这么充分,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算心里非常不爽,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现实。
就在宪宗一筹莫展之际,有个人忽然站了出来,极力支持他的削藩意图,并且自告奋勇,要求率兵讨伐王承宗。
这个人名叫吐突承璀,是个宦官,时任左神策中尉。
可想而知,能当上禁军一把手的人,绝对不是一般的阿猫阿狗。此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从小就净身入了宫,一直在东宫侍奉太子李纯,也算是资深宦官了,而且这小子脑瓜子活络,办事精明,所以深受李纯宠信。李纯即位后,立即擢升他为宦官总管兼左监门将军,不久又提拔为左神策中尉。
吐突承璀能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力挺削藩,着实让宪宗颇感欣慰,也让他对削藩之事平添了几分信心。但是问题在于,宰相裴垍和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历来都看宦官不顺眼,假如真的让吐突承璀统兵出征,这帮文臣会不会闹翻天呢?
宪宗觉得可能性很大。
所以,即便吐突承璀其志可嘉,宪宗还是有些举棋不定。
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局面,宪宗决定找一个机会,就任命吐突承璀为统帅的问题试探一下大臣们的态度。
有趣的是,宪宗刚起了这个念头,有个叫李拭的朝臣就递上了一道奏疏,说:“王承宗不可不讨伐!吐突承璀是陛下的亲信近臣,完全可以把兵权交给他,让他统帅各军出征,看谁敢不服!”
很显然,李拭在这个时候上这道奏疏绝非巧合。
他是摸透了宪宗的心思,才想通过这道奏疏,把权宦吐突承璀和天子李纯的马屁一块拍了。
宪宗看着奏疏,脸上悄然掠过一丝诡谲的笑意。
当天,他就把奏疏拿给宰相和翰林学士们看,说:“瞧瞧这个奸臣,他已经知道朕打算把兵权交给吐突承璀,才赶紧呈上此奏。诸位贤卿切记,从今往后,绝不能擢升和任用此人。”
李拭万万没料到,他这个自作聪明的马屁一拍下去,居然把一辈子的富贵和前程都给拍没了。
苍天啊,大地啊,我到底错在哪里啊?
很简单,你的错误就是太“聪明”了,聪明到宪宗一眼就看穿了你的投机嘴脸,所以对你的为人相当不齿。
不过,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宪宗必须拿你李拭来说事儿,才能顺带着把授予吐突承璀兵权的事情提出来,从而不着痕迹地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这就是宪宗高明的地方。如果他不这么做,而是直统统地拿着奏疏去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那他就太弱智了。
总之,宪宗的目的无非是想进行一次火力侦察,才顺手把李拭拿来当枪使了。所以,要怪只能怪李拭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能怪宪宗做人不厚道。
让宪宗颇感意外的是,裴垍、李绛等人对他的“火力侦察”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不反应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默许,二是佯装没有察觉,以不变应万变。
在宪宗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尽管意识到大臣们迟早会跳出来反对,可宪宗却不愿坐等。眼下,他还是要抓紧时间进行削藩的准备工作。
于是几天之后,宪宗就起用了一个叫卢从史的人。
此人原本担任昭义(今属山西)节度使,几年前因遭父丧,丁忧去职,随后长时间赋闲在家,一直没机会复出。这回,卢从史听说宪宗一心想削藩,随时可能跟河北开战,赶紧跑回长安,花重金打通吐突承璀的关系,极力表示愿率本镇(昭义)军队出征,充当吐突承璀的前锋,为朝廷赴汤蹈火,誓死讨伐王承宗。
吐突承璀随即向宪宗作了推荐。宪宗不假思索,立刻任命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并把他过去的职务也一并恢复。
很明显,宪宗是决心拿成德的王承宗开刀了。
然而,削藩之事非同小可,必须从政治、军事、财政多方面综合考量,不是脑门一拍或胸脯一拍就能决定的。所以,宪宗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做两手准备——在采取战争手段之前,尽量先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就算政治手段到头来不顶用,也能为朝廷赢得出兵的理由,增加正义的筹码。
简言之就是四个字:先礼后兵。
这一年七月,宪宗召见李绛等人,说:“关于成德的问题,朕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要任命王承宗为留后也行,可必须把他辖下的德州(今山东陵县)、棣州(今山东惠民县)分割出来,另设一镇,削弱他的势力,并且命他跟平卢的李师道一样,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各级官吏也一律由朝廷任命。你们以为如何?”
李绛反对宪宗分割德、棣两州的做法,他认为这么做势必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但是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李绛却提出了一个更稳妥的建议。他说:“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士真吊唁,然后让使臣以个人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这是陛下的意思。如果他同意,那当然最好,万一不同意,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
八月初,宪宗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成德宣慰。
宪宗部分采纳了李绛的建议,也就是让使臣以个人名义跟王承宗谈判,但是宪宗特别叮嘱裴武,谈判内容不仅要包括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还必须让王承宗割让德、棣二州。
仿佛是为了考验宪宗的定力和耐心,这一年八九月间,卢龙节度使刘济(刘怦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绪之子)、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居然不约而同地病倒了。
事情明摆着——这些人一死,其子弟必然自立,强藩世袭的大戏必将再度上演。
宪宗随即迫不及待地对李绛等人说:“刘济这帮人就快死了,难道朝廷只能照旧听任他们的儿子继位吗?要是这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要是他们抗命,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看怎么样?”
李绛等人知道,宪宗削藩的决心看来是九牛莫挽了,而如今的藩镇形势也确实令人不安。在此情况下,朝廷与河南、河北的这些强藩迟早必有一战。
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仗该不该打了,而是该怎么打?先跟谁打,后跟谁打?
针对这个问题,李绛和其他几个翰林学士经过审慎思考,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他们认为,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截然不同,不能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刘辟和李琦丧心病狂,擅自发动叛乱,大多数部众其实并不服从,所以朝廷军队一到,他们立刻土崩瓦解。可是,河北诸镇的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则像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都只知有镇帅而不知有朝廷。用好言相劝,他们不听;用武力威胁,他们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很难预料。别看河北诸镇平日里钩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他们立马会抱成一团,拼死维护相同的子孙利益。
所以,李绛等人极力主张,朝廷应该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采取安抚政策,然后把主要精力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诚。
之所以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淮西的情况与河北不同,却与西川和镇海相似,周边地区都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因此,吴少诚一死,朝廷马上可以另行委任节度使,如果不从,立刻发兵讨伐。先把淮西平定,等到河北的刘济、田季安一死,有机可乘了,朝廷再动手也不迟。
应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深思熟虑、也是切实可行的。假如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宪宗朝廷完全有可能按照这个战略一步一步削平两河强藩。
然而,世事总有意外。
这个意外就出在成德的王承宗身上。
王承宗宣布自立之后,一直未获朝廷任命,于是在惴惴不安中屡次上表解释。直到这一年八月中旬,朝廷使臣裴武才姗姗来迟地给他带来了天子诏命。当然,裴武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个人建议”。
王承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我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旨意就自立了,现在请让我奉上德、棣二州,以表区区诚意。”
双方交易就此达成。九月,宪宗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棣二州观察使。
这样的结果基本上是朝廷和王承宗都满意的,看上去似乎皆大欢喜。可是,有一个人却很不欢喜。
他就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宪宗刚刚发布了薛昌朝的任命状,田季安就通过朝中的眼线及时得到了消息。他觉得,朝廷这么做显然是在变相削藩——既然今天可以在成德割一两个州,明天为什么就不能在魏博割两三个州?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诸镇拿什么来跟中央抗衡?
不行。田季安想,绝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绝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
他立刻派人私下告诉王承宗:“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吗?你以为他是你的下属就一定是你的人吗?错了,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这个薛昌朝早就和朝廷有一腿了,要不然他凭什么当上这个节度使兼观察使?”
王承宗一听,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不是滋味,马上派人逮捕了薛昌朝,并把他押到真定(成德治所,恒州所在县)关了起来。
当钦差宦官带着薛昌朝的任命状和节度使旌节经过魏州时,田季安故意盛情款待,把使者留了下来,一连欢宴数日。结果,等到钦差宦官抵达德州时,薛昌朝早已成了王承宗的阶下囚。
宪宗勃然大怒。没想到自己退了一步,王承宗反而得寸进尺,于是立刻传令,命王承宗释放薛昌朝。
王承宗拒不从命。
事情就这么僵掉了。双方努力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这一瞬间彻底破碎。
宪宗忍无可忍。
既然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能诉诸武力了。
一场大战就在天子的愤怒中爆发……
【一个心向李唐的人】
元和四年十月十一日,宪宗下诏剥夺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兼招讨处置使,率领中央神策军,会同成德周边藩镇讨伐王承宗。
宪宗果然任命宦官为统帅了。
任命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
就像宪宗所预料的一样,文臣们此前的沉默并不代表默许,而只是佯装不知。他们的策略是暂时按兵不动,先暗中攒着劲儿,只等宪宗正式发布任命,再一拥而上,一起发飙。
第一个上疏力谏的人是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
他说:“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自古到今,从未见过征调天下之兵,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心让后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从陛下开始的吗?臣担心卢龙的刘济、义武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陛下此举,简直是帮了王承宗一个大忙。陛下若是认为吐突承璀勤勉,可授予官爵;若认为他忠诚,可赏赐财帛。至于军国大权,事关社稷安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所定。陛下难道宁愿宠信宦官而破坏法制、自损圣明吗?”
在奏疏的最后,白居易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请陛下慎思于一时,以免贻笑于万代。”
宪宗大为不悦。
紧接着,朝中的谏官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授予吐突承璀如此重大的兵权。
然而,宪宗却置若罔闻,对所有谏言一概不理。
十月十六日,在延英殿上,宪宗的这项任命又遭到了度支使、盐铁使、京兆尹、御史中丞等一干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
宪宗头疼了。
讨伐藩镇的战争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满朝文武群策群力,尤其需要财政官员全力支持。倘若坚持任命吐突承璀而惹恼了多数朝臣,对于即将进行的这场战争肯定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无奈之下,宪宗只好作出让步,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之职,同时改“处置使”为“宣慰使”。
表面上看,宪宗似乎妥协了,可熟悉本朝历史的都知道,所谓的“宣慰使”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吐突承璀仍然是讨伐军的最高统帅。
宪宗在跟满朝文武玩障眼法,李绛不得不继续进谏,极力强调重用宦官之弊。他对宪宗说,宦官做事情缺乏原则,最容易恃宠生娇,谗毁忠良,到头来往往会败坏朝政。可宪宗却不以为然:“他们怎么敢对朕进谗言?就算进谗言,朕也不会听。”
李绛苦笑:“宦官日夜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说的话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都记载在史册中,陛下岂能不防微杜渐呢?”
然而,宪宗最后还是没有接受百官的劝谏。
其实,宪宗何尝不知道历代宦官为患之烈?可他之所以还是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历史,而恰恰是因为他太懂历史了。历朝历代,军队将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患,难道就不烈吗?历代文臣擅权揽政、结党营私之患,难道就不烈吗?远的不说,就以本朝为例,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在这两方面产生的祸患,恐怕丝毫不亚于宦官乱政的危害吧?
所以,宪宗李纯不得不重用宦官。在他看来,只有把宦官培植成第三种力量——一种与武将和文臣相互制衡的力量,天子才能利用这种微妙的平衡,从容不迫地掌控全局,既安全又高效地治理天下。
当然,李纯也知道,重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可他坚信,自己能够把这个代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李纯终究是过于自信了。
当我们从这一刻起纵观李纯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事实上并没有控制得很好。因为很快,他就将因重用宦官而在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到了十一年后,他还将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手上。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时的宪宗李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切。
元和五年十月末,春风得意的吐突承璀带着宪宗的殷切期望,率领神策军浩浩荡荡地向东开拔了。宪宗即日下诏,命成德四面所有藩镇出兵讨伐王承宗。
与此同时,久病不愈的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终于翘了辫子,大将吴少阳杀了吴少诚的儿子,于十一月底自立为留后。
宪宗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又出现了。
可是,朝廷刚刚对成德开战,不可能再腾出手来对付淮西,所以宪宗只能装聋作哑,将淮西事务暂时搁置,一切等讨平成德以后再说。
得知朝廷出兵的消息后,魏博田季安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对众将说:“中央军已经二十五年没有渡过黄河了,如今一旦越过魏博,消灭成德(魏博在成德的南面),魏博的命运也就堪忧了,诸位认为该怎么办?”
大将中马上有人挺身而出,说:“只要给我五千骑兵,定能消除大帅的忧虑。”
田季安大喜,高声对众将道:“壮哉!大军即刻出发,胆敢阻挠者,斩!”
魏博出兵,当然是帮着成德打朝廷的。很多年来,河北的这几个难兄难弟就是这样,平常没事的时候,他们也时常拿着刀枪互相比划,可一旦朝廷有什么动作,他们立马就会团结起来,掉转枪口一致对外。
不过,河北三镇的人也不全都是反贼,还是有少数人依旧是忠于李唐的。
比如眼下,一个叫谭忠的卢龙将领就是心向李唐的人。
田季安准备出兵阻击中央军时,谭忠正巧奉卢龙节度使刘济之命出使魏博。他意识到,如果不想办法阻止田季安,中央军必然会受到很大的牵制,获胜的希望也将大大降低。于是,谭忠马上去见田季安,说:“大帅,您若出兵攻击中央军,势必把四面八方的军队都引到魏博来,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田季安斜乜了他一眼:“怎么说?”
“如今,中央军准备越过魏博攻击成德,却不派老臣宿将,而是派一个宦官;不出动天下之兵而以神策军为主力,您知道这是谁的主意?”
“你说是谁?”
“这是天子自己的主意。”
田季安冷笑:“能不能说点新鲜的?”
谭忠无视田季安讥嘲的目光,接着说:“既然是天子自己的主意,目的当然是想夸耀他的天纵英明,以使朝野对他敬畏拜服。那么大帅试想,倘若中央军还没走到成德边界,就在魏博折戟沉沙,那无异于甩了天子一记耳光,他岂能忍受天下人的耻笑?一旦天子恼羞成怒,势必采用智士良策,派遣猛将精兵,再次渡河北上。到那时候,中央军汲取失败的教训,必然不会越过魏博攻击成德,而是集中全部兵力直取魏博。届时,大帅该怎么办?”
田季安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死死盯着谭忠:“那依你之见,眼下魏博该怎么办?”
谭忠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说:“中央军进入魏博后,大帅不但不能与之开战,反而应该重重犒劳,随后大张旗鼓,表面上扬言攻击成德,暗中派人告诉王承宗:‘倘若魏博攻击你们,河北义士都会说魏博出卖朋友;可要是帮助你们,天下人又会说魏博背叛朝廷。不管是出卖朋友还是背叛朝廷,魏博都不愿意。所以,阁下如果能暗中解除防备,让魏博拿下成德一城,魏博便能以此奏报皇上,以示对朝廷的效忠。如此一来,成德只有小小的损失,魏博却能获万世之安,难道阁下不希望以此换取魏博的友谊吗?’这番话一说,成德肯定不会拒绝。到时候,大帅岂不是稳如泰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