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你这样吗？”妞儿卡喊道，立刻听到了响亮的巴掌声。“倒霉蛋！干吗我把你生下来了！”
小男孩不知道为什么立刻不哭了。
“可是你呀，亲爱的，”克拉娃用一种假装的温柔的口吻说，“别打自个儿的孩子。容易打晕过去。你跟我学——教他们懂事。若不然长大了也是一群呆子，对自个儿，对别人都没有一点儿好处。”
“能教他什么？”妞儿卡气愤地回答说。“你教教他看！他会给你个样儿瞧瞧！”
“不教怎行呢！”克拉娃反驳说。“什么都得教给他们。他这会儿跟着我们，哼哼唧唧地，你看，这一左一右全是花，一个跟一个不一样。有几百样儿。可他懂得什么呢？屁也不懂。比方说，这朵花，连叫个什么他都不晓得。”
“夜盲草，”男孩子说。
“这才不是夜盲草，这是肺草。你才是夜盲草哪！”
“飞草！”男孩子甚至有点高兴地重复说。
“不是‘飞草’，是‘肺草’。字眼儿咬清楚。”
“肺草，”男孩子急忙回答一遍，立刻问道：“这是什么花，这个粉红色的？”
“这是薄荷。你跟着我说：薄荷！”
“薄荷不就得了，”男孩子应着说。
“你别跟我得了不得了的，你就光跟我学着说。这个是绣线菊。可香着哪！可娇着哪！你要不要，我给你掐一朵？”
小孩子，看来很喜欢这个游戏。他一面哼哧着，一面极认真地跟克拉娃重复着花名。她飞快地说了一大堆名字：
“你看这是猪殃殃。这个是睡莲。就是那个带白铃铛的。这个是剪秋罗。”
我听着，只是惊讶。小姑娘认识许多花。她叫了许多名字，有车叶草，甜香花草，石竹，荠菜，马兜铃，皂根，唐菖蒲，缬草，百里香，金丝桃，白屈菜和很多别的花草的名字。
但是，这一堂出色的植物课，突然给破坏了。
“我扎了刺了啊！”男孩子突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你们把我领到哪儿来了，臭丫头？！哪儿都是刺！我回不去家了！”
“喂，小丫头们！”在远处一个老年人的声音喊道。“你们干吗欺负小孩子？”
“帕霍姆老大爷，他自个儿扎了刺！”准确发音的捍卫者克拉娃喊道，同时低声添上了一句说：“欧，欧，欧，你这个没良心的！你自个儿不管谁都要欺负！”
听得见老人走到孩子们身边的声音。他往下，往湖上看了一眼，看见了我的钓竿，说道：“这儿有人钓鱼，你们嚷到半天云上去了。这么大的牧场还不够你们跑的！”
“在哪儿钓鱼呢？”男孩子急忙问道。“让他给我钓一会儿！”
“往哪钻！”妞儿卡喊道。“就欠掉进水里去了，不听话的孬种！”
孩子们很快就走了，我就这样没看见他们。老头儿在岸上站了一会，思索一下，小心地咳了两声，然后用一种犹豫不决的声音问道：“先生，您身上带着烟没有？”
我告诉他有，于是老头儿从斜坡上滑下来，因为挂到了黑莓的蔓藤上，口里不断地骂着，发出可怕的声音，到下边来跟我要烟抽。
原来是一个矮矮的糟老头子，不过手里却拿了一把大刀。有一个皮套。老头子一看出我对这把刀怕是有点担心事，他便急忙说：“我来砍柳条。编筐子和篓子。每天编点儿。”
我跟老头儿说，方才在这儿有一个小姑娘，非常有意思，什么花草都认得。
“您说的是克拉娃吗？”他问道。“那是集体农庄的饲马员卡尔纳乌霍夫的丫头。她怎能不知道呢，她奶奶是全省数一数二的草药医！您和她奶奶谈谈。保您听个够。不错，”他沉默了一会，叹了口气说。“每一种花都有自个儿的名称……也就是说，这全登记下来啦。”
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老头儿又要了一支烟就走了。不久，我也走了。
当我从树丛钴出来到牧场大路上的时候，在前方，远远地看见了三个女孩子。她们抱着一大把花。其中有一个拉着一个赤足的小男孩子，他戴着一顶很大的便帽。
小姑娘们走得很快，象一溜烟似的。然后传来一声尖声尖气的声音：
在空袭请报的时候，
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太阳已经在奥卡河对岸，叶赛宁诺村背后落下去了，浅红色的斜辉，照耀在绵亘在东方的茂密的森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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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辞典
～大 学生 小 说,网
有时候，在脑子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出现。譬如这样的想法：若能编几部新的俄语辞典倒不错(当然现有的一般辞典除外)。
一种辞典，譬如说，可以收集与自然有关的词汇，另一种收集好的准确的方言，第三种收集各行各业的用语，第四种收集乱七八糟的废字，一切官样文字，洋字和败坏俄罗斯语言的鄙俗的字。
最后的这部辞典用来教人们抛弃那些内容贫乏，支离破碎的言语。
收集跟自然有关的词汇的想法，是那一天我在草原的小湖上，听到那个哑嗓子的小姑娘说出各种花草名字的时候想到的。
这当然应该是一部详解辞典。每个字在解释之后，应该从作家、诗人、学者们的著作中引用一些和这个字有科学的和诗学的关系的断片。
譬如在“冰柱”一词的后面，可以引用普利希文作品中的一个片段：“垂在陡岸下的稠密的长树根，现在在河岸下黑暗的凹陷处变成了冰柱，越来越大，已经触到了水面。而当微风，即使是最柔和的春风，吹皱水面，涟漪在峭壁下够到冰柱的尖端的时候，也漂动了冰柱，冰柱摆动着，彼此相碰，发出声音，这种声音是春天的最初的声音，是风神之琴。”
而在“九月”一词的后面，最好附上巴拉廷斯基诗作的一个断片：
九月了！太阳迟迟才出山，
发出闪闪的寒光，
阳光在摇荡的水面上
漾着朦胧的金光。
想着这些辞典，特别是想着“自然界的”词汇的辞典时，我把词汇分为“森林的”，“田野的”，“草原的”，关于季节的，气象的，水和河川湖泊的，以及动植物的。
我认为这种辞典应该编得可以当作一本书来读。这样才既能给人关于我们的大自然的概念，又能给人关于俄罗斯语言的丰富多采的概念。
当然，这项工作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终生工作也是不够的。
每次当我想到这种辞典的时候，便想少算二十年岁数，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来编这部辞典———我没有这种知识——不过即或参加编纂工作也好。
我甚至动手为这种辞典作了一些札记，但照例都丢了。要单凭记忆想起来，差不多已是不可能的了。
有一次几乎整整一个夏天，我都搜集花草的名字。我从一本旧的植物手册上知道了它们的名称和特性，同时记到我的笔记本里去。这是一件极有趣的工作。
在这以前，我从没想过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其目的，从没想到过每一片小树叶，每一朵小花，每条根须和种籽都是那样复杂而完整的。
人们有时纯粹从外表，甚至是过份地感到这个目的性。
有一次在秋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荒凉的奥卡河旧河床上捕了几天鱼。这个河床在几百午前就与奥卡河没有关系了，现在变成了一个深而长的湖。四周蔓草纵横，很难走到湖边去，而有的地方根本不能走进去。
我穿一件毛线衫，毛线衫上粘上了很多带刺的金盏花籽(象扁鬼针草)、牛蒡和其他花籽。
天气晴朗、寒冷。我们和衣睡在帐篷里。
第三天，下了一点小雨，我的毛线衫浇湿了，夜里我觉得胸前和胳膊上有几个地方疼得很厉害，好象针扎的一样。
原来是一些扁圆的草籽，吸饱了水分，动了起来，象螺旋似地钴入我的毛线衫。它们钴透了毛线衫，然后扎进了衬衣，在深夜，终于碰到了我的皮肤，就开始慢慢地刺痛它。
这恐怕是目的性的一个最鲜明的例子。种籽落在地上，在最初几场雨未降之前，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因为冲出干燥的土壤，对它并没好处。但一当泥土被雨打湿了的时候，搓成螺旋状的种籽膨胀了，苏醒了，象螺旋钉一样，钴着泥土，开始在适当的时机钻出来。
我又离开“叙述的主要线索”，谈起种籽来了。但当我谈种籽的时候，又想起来一个惊人的现象。我不能不提到这个现象。何况它对文学还有某种——虽然是极其间接的，我仍然认为是——纯比拟的关系，特别是对什么书可以留传不朽，什么书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就象“在阴暗的清晨合苞未放便雕谢了”的悲哀的花朵一般死去的问题。
我想谈一谈普通菩提——我们花园中的浪漫情调浓厚的树木——花的强烈的香味。
这种花的香味只有在远处才能闻到。在树旁差不多感觉不出来。好象有一个香味的圆圈远远地环绕在菩提树的周围。
这里就有目的性，但这种目的性我们还未完全弄清楚。
真正的文学和菩提花一样。
常常需要一个时间距离，来检验和评价文学的力量和它的完美的程度，来领会它的气息和永不雕零的美。
时间一方面能使爱情和其他一切人类感情以及对人的怀念冰释，但是另一方面却能使真正的文学永垂不朽。
应该回想一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话：“文学不遵循雕敝的规律”；回想一下普希金的话：“我的灵魂在百音交响的竖琴中，将比我的遗骸活得更长久，且逃避了腐朽灭亡”；还有费特的话：“这片落叶虽已枯萎飘零，但却在诗歌里发着永恒的金光。”
可以举出各时代和各民族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们的许多同样的见解。
这个思想应该激励我们“改善令人喜欢的思想”，使我们不断地激动，争取攀登艺术技巧的新高峰。而且使我们意识到那横在人类精神的真正创作和那种活的人类灵魂完全不需要的、灰色的、萎靡而鄙陋的文学之间的不可计量的距离。
瞧，关于菩提花的性质的话题，可以扯到多远！
显然一切都可以丰富人类的思想，什么都不应忽略。因为单凭象干豌豆粒或者破瓶子的细颈这样的不值一顾的东西的些微的帮助，也可以写出童话来的。
我还是想简略地回想一下我给假定的(差不多是妄想的)那本辞典所作的一些笔记。
我们的一些作家，据我所知道的，都有这样的“私人的”辞典。但他们不愿给别人看，不愿意而且极少提起。
我前面刚刚谈过的泉、雨、雷雨，霞，“潋纹”和各种花草的名字，也是重新想起来的“编字典的笔记”。
我的最初的一些笔记是关于森林的。我是在没有森林的南方长大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俄罗斯中部的大自然中，我最爱森林。
第一个把我完全迷惑住的关于“森林”的字眼是“荒凉的地方”。虽然这个词不仅与森林有关，但是这个词——和“野生的小树”一样——我第一次是从守林人那里听来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起，这个词在我的观念中，便和浓密的、覆满苔藓的森林，断木纵横的潮湿的密林，腐烂、朽树桩的含碘的气味，带点绿色的薄暮以及静寂联在一起的。“我的家乡，你是我的故里啊，我的自古以来荒凉的地方！”
接下去便是道地的森林语汇：“高大劲直的森林”，“白杨林”，“小树林”，“沙地松林”，“深密的丛林”，“干涸的森林沼地”，“烧毁的森林”，“阔叶树林”，“荒地”，“林边”，“护林所”，“白桦林”，“采伐”，“树皮”，“树脂油”，“林间小路”，“木质坚密的松树”，“檞木林”以及许多其他包涵着画一般内容的普通词汇。
甚至象“森林境界标”或者“标桩”这样的干燥无味的技术用语，都充满着不可捉摸的魅力。假如您熟悉森林，您就会同意。
不高的界标，竖在森林羊肠小道的交叉点上。附近总有一个小沙丘，丛生着逐渐枯萎的高高的杂草和草莓。这个沙丘是立界标时掘出来的沙子作成的。在界标平滑的上端，有烙出的数字——“林区”的号码。
差不多总有蝴蝶叠起翅膀在这种界标上取暖，蚂蚁也忙忙碌碌地在上面跑来跑去。
在这种界标旁边，比在森林里暖和(或者只是觉得这样)。所以人们总是坐在这里休息，背靠着柱子，听着林梢低微的响声，望着天空。在林间小路上，可以很清楚地望见天空。在天上徐徐地浮动着镶着银边的白云。大概这样坐上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也不会看见一个人。
在天空和白云中，有着象在森林里，在低垂在咸地上的风铃草的蓝色干花萼中，以及在您心中一样的中午的静谧。
有的时候，过上一两年再与旧相识的界标相遇。而每一次都会想到多少光阴过去了，在这段时期里，你到过了多少地方，经受了几许悲伤和欢乐，而这个路标不分昼夜，不分冬夏总是立在这里，仿佛一个柔顺的朋友在等待着你。只是它身上的黄苔藓更多了，而菟丝子一直缠到了顶上。菟丝子开着花，由于森林的暑气，散发着象杏仁一样的淡淡的涩味。
最好是从消防了望台上看森林。可以清楚地看到森林如何消逝在地平线上，如何随着丘陵洼地而起伏，如何形成深谷的屏障。有的地方有一片水光，是林中之湖的镜子般平静的水面，或者是林中浅红色“凛冽的”河水的深渊。
在了望台上可以一览无遗地看见整个苍郁的森林地带，和全部庄严的森林地区——无边的、神秘的，它威严地召唤着人钻进它的谜一般的密林里去，
这个召唤是不可抗拒的。必须立刻拿起背囊、指南针到森林里去，埋身在这片绿色针叶树的汪洋大海里。
我和阿尔卡吉·盖达尔便有过这么一次。我们在森林里乱走了一整天和几乎一整夜。在从松梢透射下来的星光下，只有我们两个人(因为周围的一切都在酣睡中)，直到黎明之前，才走到蜿蜒曲折的林中小河边。它笼罩在暖雾里。
我们在河岸上升起了篝火，坐在篝火旁边，久久地沉默着，听着河中一段残树下的什么地方水声潺湲，然后听见一声麇鹿的哀鸣。我们坐着，沉默着，吸着烟，直到东方泛起了柔曼的朝霞。
“这样坐上一百年也不错吧！”盖达尔说。“你够不够？”
“不一定。”
“我也不够。把饭盒给我。烧点茶。”
他在黑暗中朝河边走去。我听见他用沙子擦了饭盒，又把饭盒骂了一顿，因为饭盒的金属耳把掉了。然后哼起一支我没听见过的歌来了：
强盗的、苍郁的森林
早已透不进阳光来。
藏在怀里的宝刀，
磨得飞快。
他的声音使我心里感到平静。森林也无言地听着盖达尔的歌声，只有小河还在淙淙响着，对拦路的残株发着脾气。
还有许多不是森林的词汇，但却和森林的语汇一样，用内涵的魅力来感染我们。
俄语中有关一年四季和四季自然现象的语汇，极其丰富。
比方我们随便拿初春来说吧。这初春，这位给余寒冻得发颤的姑娘，在她的锦囊里便有极优美的词汇。
开始了雪融、冰消、檐滴的季节。雪结成了粒状，和蜂窝一样，日渐下陷，发黑。雾侵蚀着它。道路逐渐烂了，开始了泥泞的季节。在河上出现了最初的冰孔，里面流着黑色的水，在小丘上出现了雪化了的地方和光秃的地方。积雪的边缘，款冬已发出了黄色的嫩芽。
然后，当冰开始斜着裂开、移动，并且从冰上的小圆洞、小孔和冰窟里冒出水来的时候，河上发生了冰的最初的浮动(就是浮动而不是流动)。
在“凹地流干”，春汛的雪水发出最后的冰块的冲撞声，从草原和田野上流出来之后，流冰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黑夜开始。
一一来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略过夏天而转来谈谈秋天，谈谈秋初的日子，就是已经开始“露月”（是“九月”的意思）的时候。
大地一天天枯萎下去，但是“秋老虎”还在后头，秋老虎当令的时候，太阳发出最后的耀眼的、但已象云母光一样寒冷的光辉，天空晶碧，空气清凉如洗，到处飘荡着蛛丝(有的地方，一些虔诚的老太婆直到如今还把蛛丝叫作“圣母纺的纱”)，雕零的败叶填满了荒凉的水塘。白桦林好象一群魅人的姑娘，披着綉着金色叶子的肩巾。“秋天是眼睛消魂的季节”。
然后是连阴天、霪雨霏霏、吹皱污浊河水的凛冽的北风——“烈风”、寒冷、初冰、漆黑的夜晚，冷雾、暗淡的朝霞。
一切都这样循序前进，直到初寒得势、冰封大地、飘下初雪、形成橇道的时候。然后便是冬天了，这时有暴风狂雪、风搅雪、鹅毛大雪、严寒、田野上的指路标、雪橇下滑铁的嘎吱声、灰暗的飘雪的天空。
我们有许多描绘雾、风、云和水的词汇。
在俄语词汇中，特别丰富的是有关河川以及河湾、深水塘，摆渡和浅滩的字眼，——在浅滩处，平水时期轮船是很难通行的，为了避免搁浅，只能顺着“主流”前进。
我认识好几个摆渡船的。就是要跟他们学习俄语！
渡船是热闹的集体农庄市场。它代替了民众集会和集体农庄茶馆。
当女人们一边假意地骂着男人们是懒汉，一边慢慢地倒着铁索的时候；当毛茸茸的、听天由命的马，一面从停在身旁的大车上抽出干草，匆匆地咀嚼，一面斜眼望着大卡车上小猪们在麻袋里垂死地尖叫，打滚挣扎的时候；当那种用有毒的绿烟草卷的纸烟还没抽到烧着手指头的时候，不在渡船上聊天，又在哪儿聊天呢！
要想知道集体农庄——也不仅是集体农庄的——各种新闻；要想尽兴地听到种种机智的、意想不到的警句格言和异想天开的故事，一定要到撒满了干草末的尽是裂缝的渡船上去，从这岸到那岸你就光坐在那儿，抽抽烟听听。
差不多所有的船夫都喜欢说话，而且话说得都很俏皮，他们都见过世面。他们特别喜欢在傍晚聊天，这个时候，人们已不再来来回回渡河，太阳已经平静地落到陡岸彼方去了，蚊虫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嗡嗡地叫着。
这时候，坐在棚子旁边的长凳上，可以用拉缆拉得粗糙了的手指，跟一个偶然来到的不忙走的行人婉转地要一支烟卷，当然还添上一句“这烟没劲儿，不过抽着玩玩，杀不住我们心里的烟瘾”，但仍然有滋有味地抽起来，眯缝着眼睛望着河水，聊起天来。
总之，在河岸上，在码头上(一般叫作浮码头，或“轮船码头”)，在聚拢着有着特殊风习和传统的无数河民的浮桥旁边，生活是纷扰的、形形色色的，这种生活能为研究语言提供丰富的材料。
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一带的语言是特别丰富的。假如在我国生活中没有这两条河，正象没有莫斯科，没有克里姆林，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夏里亚宾，没有列宁格勒的铜骑士和莫斯科的特烈基亚科夫绘画陈列馆一样难以想象。
雅兹科夫——普希金说他的语言具有惊人的魅力——在一首诗里，绝妙地描画了伏尔加河和奥卡河。而对奥卡河描写得尤其出色。
雅兹科夫在这首诗中，以伟大的俄罗斯河川之名，其中包括奥卡河，向莱茵河致敬：
……洪水泛滥，檞木成林，
在穆罗姆沙土的辽阔地方，
带着帝王的风彩，雍容，光耀地
流过可敬的河岸之前。
让我们记住“可敬的河岸”这两个词，井为此向雅兹科夫致谢。
我国方言土语之多，也不下于“自然的”词汇。
所谓滥用方言通常指的是作家的不成熟和艺术语言的贫乏。无选择地使用含混不清的词汇，有时甚至使用广大读者所根本不能理解的字眼，只是为了铺张扬厉，而不是想要赋予作品以栩栩欲生的画面。
纯正的、圆熟的俄罗斯文学语言是一个高峰。用方言来丰富它，需要极严格的挑选和高度的鉴别力。因为在我国有许多地方的语言和发音是玉石杂糅，有真正的珠宝，也有很多噪聒的、听上去不愉快的字。
至于发音，恐怕元音脱落的发音，要算最刺耳难听了。还有尽人皆知的“但是”。写西伯利亚和远东题材的作家，认为这个词是差不多全部人物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头禅。
假如一个方言生动，音调铿锵，含义清楚的，那么它可以丰富语言。
应该完全不加枯索的解释，也不用添加边注，便使人了解这种词。应该把这些词儿巧妙地穿插在其他词中，使读者无须借助作者或编者的旁注，便可按其前后关系一目了然。
一个生涩难解的词儿，会给读者破坏最好的作品结构。
不过这并不是说文学只有当它清晰明了的时候，它才存在，才起作用。晦涩而暧昧的，或者故作深奥的文学，只有作者本人需要，人民是根本不需要的。
空气越清洁，阳光也就越灿烂。作品越清晰，作品的美也愈完善，它给予人类心灵的影响就愈强烈。列夫·托尔斯泰简单扼要地阐明了这种思想：“质朴是美的必要条件”。
从我听到的许多方言中，譬如乌拉基米尔省和梁赞省的，当然有一部分听不懂，也没有意思，但偶然也碰到异常富有表现力的字眼——譬如，一个古老的、至今还在这些省份里保存着的词儿——地平线。
从高耸的奥卡河岸上，可以看见广袤的地平线，就在这儿坐落着“奥科叶莫沃村”。村中居民说从奥科叶莫沃村可以“看到半个俄罗斯”。
地平线——就是我们的眼睛在大地上所能达到的一切，或者，说句古话，就是“目光所及”的一切。这就是地平线一词的来源。
“星火”一词也非常优美，——在这些省份里(也不止在这些省份里)民间用这个词来称呼昴星团。
由于声音相近，这个字引起一种关于寒冷的太空的“火焰”的概念(昴星团非常明亮，特别是在秋天，当它们在暗夜的太空中熊熊的燃起的时候，的确象银色的火焰)。
这样的词儿也给现代文学语言添上了光彩，虽然，比方说，梁赞话不说“沉没了”而说“没了”，没有表现力，不大明白，因而在全民语言中没有一点存在的权力。代替“可以”的因其古语特性而饶有趣味的“好”，也是同样情形。
在梁赞乡间，现在还可以听到差不多象这样的责难之声：
“哎，小伙子，怎么好(可以)这样调皮！简直个别(不许)这样。”
所有这些字眼——我都是从一个老人——梁赞省索洛契村的一个孤独的农民谢苗·华西利耶维奇·叶列新的日常谈话中听来的，这位老人有一颗完全稚气的童心，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劳动者，一个贫穷的人，但并不是因为他穷苦，而是因为他自奉极薄。他在一九五四年冬与世长辞了。
谢苗老爹是俄罗斯性格的最纯正的典范——自尊、公正、慷慨，虽然从外表看来他的生活很艰苦。
他对一切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这使人听了终生不忘，他喜欢讲小饭馆，这种地方在争论、喝茶和马合烟气中“庄稼汉通宵达旦地吵吵嚷嚷”。他很久不承认集体农庄的茶馆，因为那里要凭“食券”(收款票)吃东西。他觉得这件事别扭：“我要食券干啥！我花了钱就拿小菜来，别的少罗嗉！”
谢苗老爹有一个未实现的宝贵的梦想——就是想作一个细工木匠，作一个全世界都为他的奇幻的作品而惊异的细工木匠艺术家。
但这个一时的梦想变成了长期的热烈的争论：应该怎样镶“齐”窗户花框和怎样修补踏坏的小阶磴。在这儿他用了一个那么奥妙的术语，简直没办法记住。
人是怎样美化他所生存的地方的啊！谢苗死了，从那个时候起，那个地方失去了那么多的魔力，很难提起精神到河岸上，到垂柳中的茔地的沙丘上去，据说，在他的坟上摆着一块灰色的麻石磨盘。
在寻找字句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忽视。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在那儿会碰到一个真正的词儿。
当我研究海、海洋方面的事情和海员语汇的时候，我开始读航路图志——船长他们的指南书。这种书中搜集了每一个海洋一切必要的资料，记述了深度、潜流、风、岸、港口、灯塔、暗礁、沙洲以及安全航行所必须知道的一切。每一个海洋都有航路图志。
我弄到手的第一本是黑海和亚速海的航路图志。我开始读起来，并为它的瑰丽多采的语言——那种准确而又难以捉摸的独创的语言——惊呆了。
不久，我知道了这种语言具有独创性的原因：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每间隔一定年限，便有佚名作者的航海图志问世。而且每一代海员都在里面作了修改。所以在航海图志里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一百多年间语言变化的全部情况。现代的语言跟我们曾祖父和祖父一辈的语言杂陈在一起。
在航海图志中可以看出某些概念起了极大的变化。譬如，在航海图志中，记述最剧烈、破坏性极大的风——诺沃罗西斯克东北风(冽风)——时这样说道：
“东北风时海岸为浓重之愁云所遮蔽。”
我们的曾祖一代把“愁云”当作浓雾讲，我们却用来说明我们的精神状态。
所有的航海术语以及海员的口语都是丰富多采的。从“风蔷薇”到“轰传的四十度”(这不是诗歌随意用的字眼，而是这些纬度在航海文件中的名称)都可以用来写成长诗。
可是，所有这些战船和货船、小帆船和快船、桅缆和帆桁、扬锚机和海军铁锚、“樯楼”值班、船钟和测程仪的音响、涡轮机的隆隆声、汽笛、船尾旗、强大的风暴、台风、雾、耀眼的平波、浮灯塔、“绝”岸和“险峭的”海岬、海里和锚链长，即是在亚历山大·格林称之为“航海风景画”的一切之中，该含孕着多么奔放的浪漫情调。
水手的语言有力，新鲜，充满了沉潜的幽默。他们的语言应该和其他行业语言一样来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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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阿尔斯王商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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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冬，我住在敖德萨从前的服装商店“阿尔斯王公司”里。我用先斩后奏的办法，搬进了二楼的试衣室。
我占了三大间镶着波希米亚产的大方玻璃镜的屋子。镜子镶在墙上镶得那样结实，我和诗人爱德华·巴格里茨基要把镜子拆下来拿到新市场上去换吃的东西，想尽一切办法都不成功。连一面镜子都没弄动。
试衣室里除了三个装着烂刨花的箱子而外，一件家具也没有。好在玻璃门很容易从铰链上卸下来。每天晚上我把它拿下来，搭在两个箱子上，摊上铺盖当床。
玻璃门非常滑，所以一夜里旧褥垫和我要一齐滑下来滚到地板上好几次。
褥垫一动，我便立刻醒来，气都不敢出，连手指都不敢动弹，愚蠢地希望褥垫不要滑下去。可是它慢慢地、毫不容情地滚下去，我的巧计便破产了。
这一点也不可笑。那午冬天非常冷。从海口到小喷泉都结了冰。猛烈的东北风把花冈岩的马路刮得千干净净。一次雪也没落过，这此街上铺满了雪还要觉得冷。
试衣室里有一只白铁的“小铁炉”。没有可烧的。而且要想用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小炉子烘暖三大间屋子也不可能。所以我只在“小铁炉”上烧烧胡萝卜茶。这用几张旧报纸就够了。
用剩下的一个箱子当桌子。晚上在上面点一盏油灯。
我躺下，把所有暖和的东西都盖在身上，就着油灯读乔治·申格尔译的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的诗①。这些诗是在这饥馑的一年，在敖德萨出版的，我可以证明这些诗并没有使我们的刚毅精神松懈。我们觉得自己象罗马人一样坚强，并且想起了申格尔本人的诗：“朋友们，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流尽鲜血……”
【①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1803—1839)：古巴杰出的诗人，革命的浪漫主义者。】
我们，当然，没流尽鲜血，不过我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有的时候，曾经感到非常寒冷和饥饿。但是谁也没发过牢骚。
在楼下，在店面的一层，美术馆展开了一种忙忙碌碌的有几分形迹可疑的活动。为首的是以“招牌王”这个绰号驰名敖德萨的一位唠唠叨叨的老画家。
美术馆承制招牌、女帽、“假脚”(一种女鞋，古代的朴素风格为其制造特点：在木底上钉上几条扁带便完了！)和电影广告(这些广告是用油画颜料画在不平的胶合板上的)。
有一次，他们的画室很走运，接到一件给当时黑海唯一的轮船“伯斯特尔号”的所谓“船首装饰”的工作，这艘轮船要到巴统去作处女航行。
这件装璜是用铁板制成的，然后在黑底上画上金色的植物图案。
这件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有的时候，连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都离开了邻近的岗位，跑来看看。
那个时候，我在海员报社作秘书。有许多年轻作家在这家报社工作，其中有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巴别里、奥列沙和伊利夫。写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中常到我们编辑部来的只有安德烈·梭勃里，——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为了什么事激动不安。
有一次，梭勃里给海员报一篇短篇小说，这篇东西层次不清，杂乱无章，虽然题材很有趣，而且确实写得很有才气。
大家读了这篇小说，都觉得很难处理：就以这样潦草的样子发表是不行的。但谁也不敢去请梭勃里把它修改一下。在这一方面棱勃里是说不动的——这倒不是因为作者的自尊心(正好棱勃里差不多没有这种东西)，而是因为神经过敏：他不能回过头来看他自己写的作品，对它们已经失掉了兴趣。
我们大家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们的校对布拉果夫老头子也和我们在一起想办法，布拉果夫过去是风行俄国的俄语报的社长，著名的出版家塞钦的左右手。
他不好说话，被自己的过去历史吓坏了。这位体面的人物和我们编辑部的衣衫褴褛、吵吵嚷嚷的年轻人完全不相称。
我把棱勃里的原稿拿回阿尔斯王商店去，预备再看一遍。
夜晚(不到十点，但浸在黑暗中的城市，薄暮时候就已经断了来往的行人，只有风幸灾乐祸地在十字街口呼啸着)，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敲商店的门。
我把报纸紧紧地卷成一卷儿，点起来，拿着它，好象火把，打开了用一截生銹的黑铁管顶着的沉重的店门。拿洋油灯去开门是不行的——小洋油灯不仅轻轻一晃就会熄灭掉，连盯着看一眼都会熄灭的。
当思索得出神的时候，只要向它凝视一下，它便立刻开始哀怨地发出吱吱声来，闪闪烁烁，然后便悄悄地熄掉了。所以我甚至尽量避免去看它。
“有位先生找您，”若拉说。“请您证明一下他的身份，我便放他进去。这儿是画室重地。据说光是颜料就值三千亿卢布。”
当然，譬如说，按照我在海员报每月拿十亿元的工薪(这些钱在市场上只够买四十包火柴算来，那么这笔数目，并不象若拉所想的那样惊人。
门外站着的是布拉果夫。我证明了他的身份，若拉把他放进店里来，并且跟我说再过上两个钟头他到我们这儿来暖和暖和，喝杯开水。
“我跟您讲，”——布拉果夫说。“我总忘不了梭勃里的那篇小说。写得很有才气。不能让它掷了。您知道，我象老报人似的，有一个不放过好作品的习惯。”
“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答说。
“把原稿给我。我用人格担保，一个字都不动。我就住在您这儿，因为回家往兰若龙去已经不行了——非把我剥光不可。我当着您面把原稿遛一遛。”
“什么叫‘遛’？”我问。“‘遛’不就是修改么。”
“我不是跟您说过一个字都不加一个字都不减吗。”
“那您怎么办呢？”
“您就会看见的。”
从布拉果夫的话里，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在这朔风凛冽的冬夜，跟这位沉静的人物一同到阿尔斯王商店来了。应该打破这个谜，所以我接受了他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