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老婆婆对我说：“你不要看她，亲爱的，不要看。因为这是那种使人心碎的美。最好别看。”
但是我不能不看安菲莎。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那比死还强的无限的女人的爱。在那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但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爱情。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这种爱情大都注定落在俄罗斯女人身上。
出殡的时候有很多人。柯利亚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怕安菲莎家里的人。我想走近他，他撒腿跑开，拐进一条小巷里不见了。
我的心灵整个为这件事扰乱了，简直一行也写不下去。只好从城郊搬到城里去，不过，说城里，莫如说是车站，搬到铁路上的医生玛利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的一所潮湿的阴暗的小屋里去了。
在安菲莎死前不久，有一次，我打城里花园走过。在露天电影院旁边，有四十来个小孩子坐在地上。仿佛在等着什么，吵吵嚷嚷，好象一群麻雀。
从电影院里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把电影票分给孩子们，然后，这些孩子便挤着骂着拥进了电影院去。
这个头发花白的人，面貌倒年轻，看上去不到四十岁。他善良地眯缝起眼睛看看我，向我挥挥手走了。
我决意要问问这些孩子，这个奇怪的人是谁。我走进电影院去看了一个半钟头旧片子红色小鬼，听着这些孩子打哨、跺脚、欢呼、惊叫和哼哧。
散场的时候，我和小孩子们一齐出来，我就问他们那个头发花白的人是谁，为什么给他们买电影票。
立刻在我周围集聚了一个大喊大叫的孩子大会，情形大致弄清楚了。
原来这个头发花白的人是铁路医生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的弟弟。他有病：“脑振荡”。苏维埃政府给他数目很大的抚恤金。什么原因却不得而知。每月在他领抚恤金这一天，他把车站附近的小孩子都集聚到一起，领他们去看电影。
小孩子们准确地知道哪一天发抚恤金。在这一天，他们一大早便挤在沙茨基的房前房后，坐在车站前的小园子里，装着完全是偶然来到那里的样子。
这就是我从小孩子那里能够知道的一切。当然，还有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细节。譬如，扬姆斯卡雅镇的小孩子们也想混进来，但车站的小孩们无情地反击他们。
我的女房东在安菲莎死后一直没起床，总诉说她心里不好受。有一次，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医生来看她，于是我便和医生认识了。她戴着夹鼻眼镜，身材高大，是一个很果断的女人。虽然上了年纪，但她仍然保持着女学生的外表。
从她那里我得知她的弟弟是一个地质学家，有神经病，确实是由于他写过在国内和在欧洲都有名的科学著作，领着个人抚恤金。
“您不要在这儿住下去啦。”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用一种不惯于提出反对意见的医生的语调说。“快到秋天了，下起大雨来，这个地方泥泞得很，连行人都不好走。而且环境也阴沉，能写出什么来！搬到我那儿去吧。我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一个弟弟和我，铁路的宿舍里有五个房间。我弟弟很懂事，他不会打搅您。”
我同意了，便搬到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家里去。这样我就认识了地质学家华西里·德米德利耶维奇·沙茨基——他成了我后来的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中的人物之一。
家里的确寂静得很，甚至有些死气沉沉的。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终日在诊疗所或到外面去看病人。老婆婆整天摆牌阵解闷，而地质学家很少走出自己房间。他从一清早起来，便把当天报纸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通读一遍，然后，很快地写着什么东西，差不多要写到深夜，一天写满一厚本笔记。
偶尔从荒凉的车站上，送来几声那部唯一的调车机车的汽笛声。
沙茨基一开始畏避我，后来熟了，便开始跟我攀谈起来。在谈话中，明白了他的病的性质。从早起，当沙茨基还没疲乏以前，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是一个有趣的谈话的对手。他博学广闻。但当稍微有一点疲乏的时候，便语无伦次了。这些谵语都是根据一种癫狂的思想的，而这种思想是按照严格的逻辑发展的。
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把他的笔记拿给我看。这些笔记簿上密密层层地写满了单词。没有成句的话。差不多是这样：“匈奴，德国，霍亨索伦，文明的毁灭”，“利夫内，狡猾，伪善，谎言”。
是一组俄文中同一个字母起头的单词。但偶然也可以从中找出一些思想的暗示来。
在我工作的时候，沙茨基从不来打搅我，而且在自己房里都踮着脚走路。
他得病的缘由已经写在卡拉布迦日海湾里。他到中亚细亚作地质考察时，被巴斯马奇反革命匪徒抓去了。他每天和其余的俘虏一起，被拉出去枪毙。但沙茨基很幸运。当按照次序枪决第五名时，他是在第三名，当枪决第二名时，他是在第一名。他虽然幸免了，但神经出了毛病。他的姐姐好容易在克拉斯诺达德渐克一个给破坏了的货车里找到了他。
每天傍晚时候，沙茨基到利夫内邮局去寄给人民委员会一封挂号信。玛利亚·德米德利叶夫娜关照邮政局长不要把这些信发到莫斯科去，她拿回来都娆掉了。
我很想知道沙茨基在这些报告中尽写些什么。不久，我就知道了。
有一天晚上，他到我的房里来，我正躺着看书。我的鞋子摆在床前，鞋尖朝外。
“什么时候也不要把鞋这样放着，”沙茨基怒气冲冲地说。“这样危险。”
“为什么呢？。
“您马上就知道了。”
他出去，一分钟后，拿来一张纸。
“您看一看！”他说。“看完了敲敲墙叫我一声。我再过来，若有不明白的，我讲给您听。”
他走了。我读起来：
“致人民委员会。我会屡次警告人民委员会：预兆我国毁灭的严重危险已迫在眉睫。
“如所周知，地层中合有强大的物质能(如在煤，石油、片岩中)。人已学会解放这类能并加以利用。
“但很少有人知道，就是在这地层中，还压缩着地层形成时代的精神能。
“利夫内市位于欧洲泥盆纪石灰岩最深厚处。在泥盆纪，残酷的、无人性的混沌意识在地球上刚刚萌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介壳类的迟钝的脑髓。
“这种未发达的精神能，浓缩在介壳——菊石内。泥盆纪石灰岩地层中，可以说全是菊石化石。
“每一块菊石，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脑髓，包含着巨大的恶毒的精神能。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幸而没学会解放地层中的精神能。我说‘幸而’是因为如果能把这种能从静止状态中放出来，它便会毁灭整个文明。中毒的人们便会变成残忍的野兽，只遵从盲目的兽性本能。而这便是文化的毁灭，
“不过，如我一再向人民委员会报告的，法西斯分子已找到了解脱泥盆纪精神能的方法，且复活了菊石。
“因为我们利夫内有最富厚的泥盆纪石灰岩，所以法西斯分子正想在这里放出这种能来。假如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全人类精神的以及肉体的灭亡便是不可避免的。
“法西斯分子解放利夫内区泥盆纪精神能的计划，备极详密。象所有最复杂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是容易破坏的。只要事先疏忽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节——计划便会失败。
“因此，除了必须迅速派大兵团包围利夫内外，且必须严格命令市内居民，改变习惯的行为(因为法西斯分子的计划，正依靠利夫内的习惯的生活过程)，违反法西斯分子所期待的常规。譬如，通常一切利夫内居民，在就寝前，把鞋子脱在床前，鞋尖朝外。而日后应鞋尖朝里。就是这种小事情，计划可能事先估计不到，而由于这种本来是不足道的事情，可以使这个计划归于失败。
“应该附带指出，精神传染病毒，即使从利夫内泥盆纪地层中自然渗出(虽然极少)，也能使这个城市的风尚较之其他同样大小、同样形式的城市，要粗野得多。有三个城市建立在泥盆纪石灰岩的深厚处：克罗麦，利夫内和耶列茨。无怪关于这三个城市有一句古谚：‘克罗麦——窃贼的大住宅，利夫内——窃贼成群结队，耶列茨——窃贼的祖师。’
“法西斯政府在利夫内的密使是当地的药剂师。”
现在我明白沙茨基把我的鞋子调转过去的原因了。但同时我也觉得恐怖。我明白了沙茨基家的宁静是极不稳固的，随时都会爆发。
不多久，我便注意到这种爆发并不稀罕，不过，沙茨基的母亲和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会在外人面前把它掩饰过去而已。
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平静地谈着类似疗法的时候，沙茨基拿起牛奶壶来，若无其事地把牛奶倒到茶炊的烟筒里去。老太太叫了一声。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严厉地看了沙茨基一眼说：“作什么祸？”
沙茨基抱歉地微笑着解释说，就是这种野蛮的举动，法西斯分子在他们的计划里一定预料不到，所以，当然能破坏这个计划而拯救人类。
“回到自己房里去吧！”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和以前一样严厉地说，生气地敞开窗户，让牛奶烧焦的气味出去。
沙茨基低下头，驯顺地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但当沙茨基“神志清晰”的时候，他很喜欢说话，而且滔滔不绝。就在这种时候我知道了他在中亚细亚工作的时间最长，而且是最初勘查卡拉布迦日海湾人员之一。
他走遍了东岸。在那个时候，这差不多是一种出生入死的事业。他把这些地方记述下来，画到地图上去，而且在海湾附近的童山上发现了煤矿。
他给我看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使我毛骨悚然。只有地质学家才能这样摄照山脉，这些山脉给奇异地掘了许多纵横交叉的深沟，极象人的脑髓，也只有地质学家才能这样摄照庞大的断层——险峻的乌斯秋尔特高原。它耸立在沙漠上好象一座陡峭的黑墙。
从沙茨基口里，我第一次听到卡拉布迦日海湾——里海海岸的这个可怖的、谜一般的海湾，知道那里的海水中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芒硝，以及可以消灭沙漠的办法。
沙茨基痛恨沙漠的程度，只有有生物才会那样——强烈而又坚决。他把沙漠叫作干痈疽、蛎壳疮、腐蚀大地的癌瘤、自然界的令人不懂的卑鄙。
“沙漠只会毁灭一切，”他说。“沙漠是死神。人类应该明白这一点。当然，要是人类还没失去理智的话。”
听到一个神经病患者说这种话，非常奇怪。
“应该征服它，不给它喘息的工夫，不停地、致命地、无情地打击它。在它没死灭以前，要不倦地打击它。那么在它的尸体上便会升起一座湿润的热带乐园来。”
他唤醒了我身上对沙漠的在昏睡中的仇恨——我的童年时代的回声。
“假如人们，”沙茨基说，“把用在互相残杀上的财力，只消拿出一半来根除沙漠，那沙漠早就不存在了。把人民的全部财产和千百万人类的生命都献给了战争。还有科学和文化。甚至连诗歌都变成了大规模屠杀的同谋者。”
“瓦夏！”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在自己的房里大声说道。“你放心吧。不会有战争了。永远不会有战争了。”
“永远没有，胡说八道！”沙茨基突然回答她说。“今天晚上都过不去，菊石都要复活。你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吗？就在阿达莫夫斯卡雅磨房附近。走去散散步，连带检查检查。”
开始说胡话了。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把他带去，给他服了“别赫切列夫合剂”，让他睡下了。
我很想快一点写完长篇，好开始写一部关于消灭沙漠的新书。这样就出现了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模糊的构思。
我离开利夫内已经是深秋时节。在临行之前，我到以前的房东家里去告别。
老太太还躺在床上。老头子不在家。波琳娜一直送我到城边。
是黄昏时分。薄冰在车辙里喀嚓喀嚓地响，花园差不多都雕零了，只在几处苹果树上，还挂着几片淡红色的枯叶。在凝冻的天室中，飘散了最后几朵寒冷的残照中的白云。
玻琳娜和我并肩走着，她信任地挽着我的胳膊。这显得她是一个小姑娘，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柔情，那种孤独而羞涩的柔情。
从城内电影院里飘来一阵听不真切的音乐声。已经是万家灯火。花园上空缭绕着茶炊的轻烟。在疏枝的后面，已经莹然升起了几点寒星。
一种模糊的焦灼，紧压在我的心头，于是我想，为了这美丽的大地，甚至只为了象波琳娜这样的少女，也应该唤起人们为争取欢乐的、理性的生活而斗争。应该铲除所有使人类痛苦、忧伤的东西，一切即使引起人们一滴眼泪的东西。还有沙漠、战争、不义、谎言和对人类心灵的蔑视。
波琳娜和我走到城边。在那里，我和她告了别。
她低下头，开始解开她淡黄色的辫子，蓦然说：“以后我要多读书，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
她抬起那双羞涩的眸子，握了握我的手，急速地回家去了。
我坐在一节拥挤不堪的硬席车上，到莫斯科去。
夜里，到门廊去抽烟，我放下窗子，把身子探到外面去。
火车顺着路堤驰过落叶萧萧的森林。森林几乎看不见。而是听声音猜测出来的——根据车轮在森林深密处产生的急促的回声猜测出来的。枋佛由于飘着大粒雪花，空气变得冷飕飕的，吹到脸上有一股冻结了的树叶的气味。
深秋的太空在森林上面飞驰着，紧跟着火车，给眩目的星光弄得模模糊糊。有时桥在车轮下轰轰作响。虽然火车在疾驰，仍然可以看见星星在桥下黑暗的——不知是沼泽地还是河道——水中倏忽的反光。
火车轰隆轰隆地响着，烟气缭绕。颤动作响的灯笼里，将尽的烛炬，分外明亮。窗外，顺着列车流过紫红色的火花。机车欢呼着，沉醉于它的飞快的速度里。
我深信火车正把我带向幸福。一本新书的构思正在我脑中涌现。我相信我一定能写出来。
我把身子探到窗外，哼着一些不连贯的字眼，歌诵这夜，这世上最迷人的地方——俄罗斯。夜风轻拂着我的脸，好象松散的少女的郁馥的发辫。我满心想吻这辫子，这夜风，这沁凉而湿润的大地。但我不能这样做，只是不连贯地唱着，好象一个中魔的人，惊异于东方天边的美，那里现出了一抹淡淡的、极柔和的碧蓝色。
当我还没明白这是新升的朝霞的时候，我对东方天空的美，对它的澄彻的微光感到惊异。
我在窗外看到的一切，使我心神激荡的种种欢乐，神秘地交杂在一起，使我决定——写，写，写！
但写什么呢？我对大地美丽的赞叹，防止它涸竭、枯萎、僵死的热望，究竟会集拢在什么周围，或者象磁石一样，粘牢在什么题目上，在那一瞬间，对我都是一样的。
过了一些时候，这些思想铸成了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构思。但也可以铸成另外一本书的构思，不过也必须充盈着同样的主要内容，充盈着同样的当时占据我心灵的戚受。显然，构思差不多永远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从那个时候起，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谓构思的“酝酿阶段”，说得确切一点，是以现实材料充实构思的阶段。
3、地图的研究
在莫斯科我找到了一本里海详图，且久久地徘徊徜徉(当然是在想象中)在它干涸的东岸上。
还是在童年的时候，我就对地图有一种偏好。我能够几个钟头不离开地图，就象看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似的。
我研究了人迹稀至的河流，古怪的海岸，深入到原始森林里，那儿只有用小圈圈标示的无名的贸易站，我象念诗一样吟味着那些音调铿锵的地名——尤戈尔沙尔海峡和赫希里底群岛，瓜达尔拉马和印维尔内斯，奥涅加河和科迪勒拉山系。
这些地方是那样清楚地在我的想象中逐渐复活起来，我甚至觉得能够写出不同的大陆和国度的幻想的游记来。
甚至我的富有浪漫情绪的父亲，都不赞成我这种过分的对地图的热中。
他说这会使我处处失望。
“假如碰上机会，”父亲说，“你能够去旅行，你会得到一肚子烦恼。你看到的完全不是你想象的。墨西哥可能会是尘土飞扬、饿殍载道的国家，而赤道上面的天空或许是灰暗而愁闷的。”
我不相信父亲的话。我不能想象赤道上面的天空，甚至会有一个时候是灰暗的。照我的想法，赤道上空的颜色是那样浓重，甚至使卡里曼迦罗的积雪都变成了靛蓝色。
不过无论如何我也丢不开这种嗜好。而日后，在成年的时候，才清楚，父亲说的不完全对。
譬如，当我第一次到克里米亚(事先我详尽地研究过地图)的时候，当然，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
但正是因为我对克里米亚预先有个概念，所以才能够更敏锐地观察它，这此我对克里米亚一无所知要好得多。
每走一步，我都看到了我想象中所没有的东西，而克里米亚的这些新特点在我记忆中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
我觉得这种看法，不论对地方，不论对人都同样适用。
每一个人，譬如，对果戈理都有概念。但假如我们能够在生活中看到他，那便会发现许多和我们的概念不同的特点。而正是这些特点会鲜明有力地铭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但假如没有这个预先有的概念，说不定我们就不能在果戈理身上发现很多东西，而把他看成是一个完全普普通通的人。
我们总是把果戈理想象得有点阴郁、敏感、淡漠。所以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与这个形象大相径庭的那些特点——譬如目光奕奕、活泼，甚至有些局促、好笑、衣着雅致以及很重的乌克兰口音。
这些思想我很难表达得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我认为是这样的。
在地图上流浪，在想象中游历各地，可以帮助你们在现实中正确地认识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总好象留下你们想象的极轻微的痕迹，留下一抹渲染上去的颜色，一层魅人的光泽，一层使你们不能用寂寞的目光去看它们的薄雾。
就这样，我在莫斯科已经游历了里海的愁惨的海滨，同样读了很多书和科学报告，甚至还念了许多描写沙漠的诗——总之，我差不多读过了我在列宁图书馆所能找到的一切。
我读了普尔热瓦里斯基和阿努钦，斯文。格金和万别尔，马克—加哈姆和格隆—格尔日迈洛等人的作品，谢甫琴柯在曼格什拉克半岛的日记，希瓦和布哈拉的历史，海军上尉布塔科夫的报告书，卡列林的游记，地理调查报告和阿拉伯诗人的作品。
在我面前展开了人类研究欲和求知欲的壮丽世界。
已经是应该到里海，到卡拉布迦日海湾走一趟的时候了，但我没有钱。
我到一家出版社去，向社长，一位白发枯燥的人，提议订立关于卡拉布迦日海湾的书的合同。社长懒洋洋地听完了我的话，然后说道：“要吗是您丧失了所有对苏维埃现实的认识，要吗您对它干脆就没有认识，否则您不会叫出版社出这么一本书。”
“为什么呢？”
“在您的海湾上可以提取芒硝。难道您当真要写一本关于泻利盐的长篇吗？要不然您在跟我开玩笑吧？您是怎么的，指望有这种傻瓜出版家为这个荒唐的想法哪怕花一个铜板吗？”
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在别处弄到了一笔钱。
我先到萨拉托夫，然后从那里取道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到阿斯特拉罕。于是就困在那里了。我的几个微薄的川资用光了，为了继续往前走，在阿斯特拉罕便不得不给三十天杂志和阿斯特拉罕的报纸写几篇随笔。
为了写这些随笔，我到阿斯特拉罕草原和爱姆巴河去旅行。这些旅行对我写卡拉布迦日海湾这部书很有帮助。
我是在里海上，沿着芦苇丛生的海岸，到爱姆巴河去的。一艘旧式轮船名字很奇怪，叫作“天芥菜号”。和一切旧式轮船一样，到处都镶着红铜。栏杆扶手，罗盘，望远镜，一切仪器，甚至连船舱的高高的门槛，都是铜的。“天芥菜号”好象一只漂荡在波浪上用砖头擦得通亮冒烟的粗腰茶炊。
海豹象些洗海水浴的人，肚皮朝上，躺在温暖的水里。偶尔懒懒地摆动一下肥软的鳍脚。
在捕鱼的浮码头——即渔船——上，有一群皓齿的姑娘，穿着水手的蓝外衣跟在“天芥菜号”后面，又打口哨又哈哈大笑。脸上都粘满了鱼鳞。
白色的云朵和白色的沙岛，倒映在闪光的水中，有时简直很难分辨。
荒僻的小城古里耶夫弥漫着干牛粪的炊烟，到爱姆巴市我是坐着新近开始行驶的新型火车穿过无水的草原去的。
在爱姆巴河上的多索尔，在粉红色浓重的湖水之间有石油的唧筒在霍洛霍洛响着，四下里弥漫着一股盐水的气味。人家的窗子上没有玻璃，都用细密的金属网来代替。在网外面有那么多的小虫，把屋子里都遮黑了。
在爱姆巴我热衷于石油，脑子里想的尽是“石油穹地”、勘探沙漠、轻重石油和委内瑞拉著名的含油的马拉开波湖。爱姆巴的工程师们都到马拉开波湖去实习。
我亲眼看到一个工程师，给避日虫咬了一口，第二天就死了。
中亚细亚蒸散着暑气。每夜星星透过尘埃发出闪光。哈萨克老人们穿着杂色花布（粉红色底子上零乱地印着许多大黑芍药和绿色叶子）做的宽腿细口短裤，在街头蹒跚着。
但每次旅行之后，我都回到阿斯特拉罕来，回到阿斯特拉罕报纸的一位记者的小木房里来。他把我拉到他家里去，我就在他家里住下了。
小房子在瓦尔瓦齐耶夫运河河岸一座小花园里，那儿的金莲花一大丛一大丛地盛开着。
我的特写，便是在花园的凉亭里写的，凉亭是那样小，只能容下一个人。我睡觉也在那里。
记者的妻子是一个羸弱的、和蔼可亲的少妇，整天躲在厨房里，一边翻着小孩子的衣服，一边愉偷地啜泣——她刚生下来的一个男孩，在两个月前死了。
我从阿斯特拉罕到马哈奇—卡拉、巴库和克拉斯诺沃德斯克。以后的事，我都写在卡拉布迦日海湾里了。
我回到了莫斯科，但过了几天，我又不得不以记者的身份，到北乌拉尔——到别列兹尼基和索列卡姆斯克去。
从难以置信的中亚细亚的溽暑，一下子落到了那布满阴郁的枞树、沼泽、覆满苍苔的群山和冬天降临很早的地方。
就在那里，在索列卡姆斯克的旅馆里，我着手写卡拉布迦日海湾。这家旅馆过去是修道院。房间是拱形的，很阴冶，除我以外，还有三个化学工程师——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好象在前线似的挤在那里。他们在索利卡姆斯克钾矿里工作。
旅馆里有一股十七世纪的气味——神香的气味以及面包，毛皮的气味。夜里穿皮袄的更夫们敲打铁板报时，在飞雪的幽明中，隐现着一座“斯特罗冈诺夫家族当权”时代古老的花石膏人教堂。
在这里没有一点令人想起亚细亚的地方，不晓得为什么，反而倒容易写了。
这就是卡拉布迦日海湾写作经过的很简单的梗概。所有我在旅途上的邂逅、游览、谈话和种种事故，不要说一一讲述，就连从头数—数也几乎难以办到。
你们当然已经看出来，写到中篇里面去的只是所搜集的材料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却扔掉了。
但无须惋惜。这些材料随时会在新作品里用上的。
我写着卡拉布迦日海湾时，并没有考虑到材料的正确布局。我按照在里海岸旅行时搜集来的次序编排。
在卡拉布迦日海湾出版之后，批评家们在这个中篇中发现了“螺旋结构”而高兴起来了。但这无论在哪方面我都没有责任。
当我写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时候，我主要想的是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可以用抒情的英雄的音响来填满，生动如实地表现出来。不管它是芒硝的故事也好，或者是在北方森林中建筑造纸厂的故事也好。
这一切都能以极大的力量袭击人心，但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作者必须力求真实，坚信人类理智的力量，坚信人类心灵的拯救一切的力量，热爱大地。
新近我读到巴夫洛·安托科尔斯基的一首诗，有两段，巧妙地表达了热爱生活的人类心灵的状态。这颗心不能够听不见，应该听见：
预感到春的跫音的
远方琴弦的哀吟，
和静寂的千万声
落珠般的回响——
这世世代代清新不朽欢娱人类的宇宙的音乐……
。m！
第九章 心上的刻痕
大/学.生/小.说+
噢，心的记忆啊，你比理性的悲哀的记忆还要强烈。
——巴狄士柯夫
读者们常常问从事写作的人，他们是怎样为自己的作品收集材料的，要用多长时间。假如回答他们说，他根本不特意收集材料，而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问的人总是感到奇怪。
上面所说的情形，当然不包括一个作家为了写某一本书而研究必需的科学材料和提供认识的材料在内。我们这里谈的只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生活素材，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日常生活的详情细节”的一切，是不能研究的。作家只是生活着，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只是在这种材料中生活着，痛苦着，思索着，快乐着，参与大大小小的事件，自然，生活的每一天都在他们的记忆里，心上留下自己的标志和痕迹。
读者(顺便说句，某些青年作家也包括在内)必须打消把作家看作是手里永远拿着笔记本到处跑来跑去的人，看作是职业的“记录人”和生活的侦探的这种观念。
谁若是强迫自己积累观察材料，醉心于记录(“就怕忘记了什么”)，当然可以乱七八糟地搜集剑一大堆观察材料，但这些材料是死的。换句话说，假如把这些观察从笔记本里搬到生动的散文的内容里去，那么，这些观察差不多总要失掉原来的表现力，看上去总觉着不是地方。
永远不要有这种念头，以为这丛山梨树或这个白发苍苍的乐队的鼓手，以后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或许会有用，因此必须特意地甚至有几分矫揉造作地去观察他们。所谓“依工作职责”，纯粹出于业务驱使的观察。
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最成功的观察，也不该硬塞到作品里去。必要时，它们自己会直接地、从容地到作品中去，占据一个适当的地位。有时，正当作品需要的时候，某一个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的事件，或者某一件琐事，会突然生动地浮现在脑际，这种情形常常使作家感到惊奇。
作家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好的记忆力。
我叙述一下我写电报这篇短篇小说的经过，或者可以使这些思想更加明确一些。
在一个深秋时节，我移居到梁赞附近的乡下去，住在曾闻名一时的雕刻师波查洛斯钦的庄园里。在那里一个衰弱的、可亲的老妇人——波查洛斯钦的女儿——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孤独地度着她的风烛残年。她的唯一的女儿娜斯嘉住在列宁格勒，完全忘记了母亲——只是隔两个月给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寄一次钱来。
这是一幢空落落的大房子，四面的板壁都发黑了，我借用了一个房间，老妇人住在另外一边。到她那里去，必须经过空寂的门厅和几间窒屋子，这些屋子里地板都嘎吱嘎吱地响，且蒙满了灰尘。
家里除了我和老妇人别无一人。这幢房子是有纪念性的。
天井里有一些倾圮的附属建筑物，天井后面，有一个和房子一样无人照管的、阴湿的、萧瑟的大花园，在秋风中飒飒地响着。
我是来工作的，开头几天我坐在自己房里，从早晨一直写到天黑。天黑得很早。五点钟就得点上煤油灯，郁金香形状的灯罩是毛玻璃做的。
但后来我把工作移到晚上来做。因为当我能够在这短短的白昼徜徉在已有冬意的森林和草原的时候，坐在屋子里是可惜的。
我久久地徘徊徜徉，看见了许多秋天的景象。早晨在水洼中一层玻璃般的薄冰下面，能够看见气泡。有的时候，在这种气泡里，好象在水晶球里似的，有一片白杨或白桦的紫红色或柠檬色的叶子。我总喜欢打碎冰，把这种结冰的叶子带回家去。不久在我的窗台上堆积了一堆这种叶子。它们暖和过来便发散出酒精的气味。
最好是在森林里。在草原上有风，而在森林里，却笼罩着一片阴郁的静寂，只有轻微的薄冰的碎裂声。森林里特别寂静，也许是因为阴云的关系，它沉沉地低垂在大地上，那些高耸挺拔的松树的枝梢有时也为乌云掩盖住了。
我偶尔到奥卡河支流去钓鱼。在那里，在密不通行的芦丛中，那股柳树叶子的酸涩气味，好象使人脸上觉得发皱。水是黝黑的，有朦胧的浅绿色的光泽。秋天鱼很谨慎，不大上钓。
然后便下起雨来，花园已经零落不堪，雨把发黑的草浇倒，贴在地面上，空气中有股融雪的气味。
有许多秋天的征象，但我并没尽力去记住它们。不过我确实知道—一我永不会忘记这种秋天的悲哀，它跟心灵的轻松和平凡的思想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在大地上拖着褴褛的湿裙裾奔驰的乌云愈阴沉，冷雨愈凄凉，心境也就愈开朗，落笔便成文了。
重要的是秋天的感觉，与秋天所引起的戚情和思想状态。而一切所谓材料的东西——人物、事件、个别的详情细节——按照我的经验，没用到以前，都很妥善地保藏在这个秋天的感觉里。当我在写某一篇小说时，再回到这种感觉中来，那么这一切立刻便浮现在我记忆之中，而落到纸上去。
我没把我住的那栋老房子当作小说材料来研究。我只爱它的阴郁和寂静，爱那架挂钟的零乱的敲打声，壁炉里那永不断的白桦树的烟味，墙上古旧的版画(这些版画已经寥寥无几，因为几乎全部被省博物馆收去了)：有布留洛夫的自画像，彼罗夫的掮十字架、捕鸟者和波琳挪·薇阿尔德的肖像。
窗子上的玻璃是旧式的，凹凸不平。闪着象虹霓一般的光彩，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烛焰映在上头，变成了两个。
所有的家具——长沙发，桌子和椅子——都是浅色木料作的，年代久远已经磨得光溜溜的，象圣像一样有一股柏树的气味。
家里还有很多可笑的东西：火炬形的铜制的暗灯，暗簧锁，装着已变成石头的雪花膏，有“巴黎”商标的大肚磁瓶，尘封的蜡制山茶花束(挂在一根生銹的大铁钉上)，用来擦呢面牌桌上记牌数的粉笔字的小圆刷。
有三本——一八四八年，一八五零年和一八五二年——厚日历。在那上面宫廷女官的名单中，我找到了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兰斯卡雅和他的情人伊丽莎白·克萨薇莉叶芙娜·沃龙佐娃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这使我感到忧郁。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家里笼罩着死一般的静寂。远处，在奥卡河上，在库兹敏水闸附近，有轮船在吼叫着，缠绵不断地令人想起这首诗来：
阴霾的白昼已经逝去；阴霾的夜雾
象铅灰色的棉絮一般铺满了天空。
象一个幽灵，从松林的后面
朦胧的月亮冉冉上升。
这首诗是为沃龙佐娃写的。
每天晚上我到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屋里去喝茶。
她的目力已经衰退了，因此邻家的小女孩子妞儿卡每天上她这里来两三次，做点家常零活，这个小姑娘性格很阴沉，对什么都不满意。
妞儿卡放上茶炊，跟我们一起喝茶，从碟子里吸茶的声音很响。对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哪低声说的每一句话，她只用同样的几个字回答：“瞧，还有这样的事！又编出什么来了！”
我责备了她两句，可是她却对我说道：“瞧，还有这样的事！好象我啥也不懂，好象我是土包子！”
不过在事实上，恐怕妞儿卡是唯一爱护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的人。而且完全不是因为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有的时候给她什么缀着蜂鸟的旧丝绒帽啦，什么玻璃球的发饰啦，或者年久发黄的花边啦。
卡捷林挪·依凡诺夫娜以前曾经跟父亲到过巴黎，见过屠格涅夫，参加过维克多·雨果的葬仪。她跟我谈起这些来，而妞儿卡却说道：“瞧，还有这样的事！又编出什么来了！”
不过妞儿卡每天坐不久，便回家去哄“自家的小弟弟小妹妹”睡觉了。
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手里整日拿着一只旧式的绸提包。里面装着她的全部贵重物品：娜斯嘉的信，寥寥的几个钱，护照，娜斯嘉——一个美丽的妇人，两道弯曲的娥眉，雾一般的流盼——的一张照片，褪了色的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自己当姑娘时候的照片——极其温柔涓洁。
没听见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抱怨过什么。只抱怨过老年的衰弱。但是邻居们和消防具看守——一个糊涂而善良的老人依凡·德米特里耶维奇告诉我，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不是活着，而是在受苦。娜斯嘉已经四年没回来过了，就是说，把妈妈忘了，而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的残年已经无几了。保不定没看到女儿，没抚爱她一下，没摸摸她那“迷人的美丽”(卡捷林娜·伊凡诺夫娜这样说的)的淡黄色的头发便死去了。
娜斯嘉寄钱给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不过也常常间断。在这些间断期间，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是怎样过日子的，谁也不知道。
有一次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求我把她领到花园里去一趟，从初春时候起，她就一直没去过，身体衰弱得使她总出不去。
“亲爱的，”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说，“请您原谅我这个老人。我想最后看一次花园。我当姑娘的时候，就在这座花园里读屠格涅夫的书了。有些树是我亲手栽的。”
她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把衣服穿上。她穿上了旧的棉大衣披上毛线头巾，紧紧地抓着我的手，缓慢地走下了小台阶。
已近黄昏了。花园里正是黄叶纷飞。落叶妨碍行路。在脚下发出很响的沙沙声，微微移动。在绿色的晚霞上，已经闪烁着一点寒星。远方，在森林上，挂着一钩新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