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刚刚在这儿跟谁说话？”詹妮·彭妮问。
“我的兔子。他会说话，声音听着像哈罗德·威尔逊。”我说。
“真的吗？他会对我说话吗？”
“不知道，试试吧。”我说。
“嘿，兔子，兔子。”她一边说，一边用粗壮的手指戳他的肚子。
“哎哟，你个捣蛋鬼。”上帝说，“疼。”
詹妮·彭妮静静地等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又等了一会儿。
“没声音啊。”她说。
“也许他只是累了。”
“我以前也有一只兔子。”她说，“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时我们住在一辆篷车里。”
“后来怎么了？”我问。虽然我已经预想到它不可逃避的命运。
“他们吃了它。”一滴泪顺着她沾着泥土的脸颊流到嘴角，“他们说他跑掉了，可我很清楚，不是所有肉的味道都像鸡肉。”
虽然寒气刺骨，但她还是掀开裤腿露出雪白的膝盖，使劲地摩擦粗糙的石板。鲜血立刻顺着她结实的小腿流到脚踝。
她突然的行为以及脸上的镇定，既吸引我又让我恐惧。后门开了，哥哥走出来。
“上帝，外面冻死了！你俩在做什么？”
还没等我们说话，他就看见了詹妮的腿，说：“妈的。”
“她绊了一跤。”我说，没看她。
哥哥弯下身抬起她的腿，对着厨房透出来的光线。
“让我看看，”他说，“疼吗？”
“不疼。”她说，双手塞进她那巨大的口袋。
“你需要一副膏药。”他说。
“确实。”她说，“也许还要两副。”
“那就去贴吧。”他扶起她，把她抱在胸前。
之前我从没觉得詹妮·彭妮弱小，她一直表现得很坚强，即使被忽视，也总能说服自己要自立自强。但那晚，她依偎着他，看起来是那么脆弱，那么缺乏关爱。他抱着她走进屋，她的脸贴近他的胸膛，神色安宁；她闭着双眼，感受着他的呵护。
我没有立刻跟上他们，因为我想让她享受不受打扰的一刻。在那刻，她可以梦想，可以相信我所拥有的全部都属于她。
第一部分 第20节：选择(1)
第三章
第三章选择
新车
几天后，我和哥哥在一阵骇人的尖叫声中惊醒过来。
我们在楼梯间会合，各自备了一件临时的武器——我举着一把滴着水的马桶刷，他握着一个木质长鞋拔——直到父亲跑上楼，母亲紧随其后。他看上去苍白而憔悴，像一夜间瘦了10斤。
“我说过的，不是吗？”他疯狂地对我们说，我们甚至难以辨认他那熟悉的五官。
我和哥哥一头雾水。
“我说过我们会赢，不是吗？我是个幸运儿，受到了上帝的庇佑。”说完，他埋头抽泣起来。
他呜咽着，肩膀起伏不止，几年的身心折磨顷刻瓦解，他的自尊似乎瞬间被那张夹在拇指和食指间的纸条支撑了起来。
此时他就像个婴儿，母亲抚摸着他的头，然后起身离开，让他继续哭泣。她领着我们走进卧室，那里充满了睡眠的气息。房间里的窗帘拉上了，床上凌乱而冰冷。我和哥哥突然感到没来由的紧张。
“坐吧。”她说。
我坐在父亲的热水袋上，热水袋还是暖的。哥哥也坐在旁边。
“我们赢了赌球。”她坦率地说。
“天啊。”我哥哥说。
“那爸爸是怎么了？”我问。
母亲坐在床上，用手不停地抚平床单。
“他受到了创伤。”她无所避讳地说。
“什么意思？”我说。
“精神上的创伤。”我哥哥小声说。
“你们知道你们的父亲对上帝这类事物的看法，不是吗？”
她说，视线还停留在床单上，双手像被催眠一样，重复而又缓慢地画着圈。
“没错。”哥哥说，“他一点也不相信。”
“对。可现在他的感觉复杂了。他之前一直祈祷能赢，现在这祈祷终于得到了回应。一扇门为你们的父亲打开了，可是要走过那扇门，他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
“不得不放弃什么？”我以为这些东西指的是我们。
“他认为自己是坏人的想法。”我的母亲说。
我们赌赢了球这件事，除了我们自己以外，没告诉任何人，当然，除了南希。她当时正和新情人——一个叫伊娃的美国女演员在弗洛伦斯度假。他们甚至不让我告诉詹妮·彭妮。
当我为了给她提供线索，在纸上画了一堆硬币时，她误以为那是一条暗语，是在提示她偷母亲的钱买果子露，后来她真的这么做了。
在外，我们不能透露赌赢球的消息；在内，我们也停止了谈论这个话题。很快，它就变成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非常短暂的事情，而不是一件可以改变命运的大事件。而大多数情况，人们都会让它成为后者。我的母亲依然在商店里买着打折商品，为我们缝补破洞的袜子，给我们的牛仔裤打补丁。她的节俭已经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习惯。
六月的一天，大概在我们赢球后的第三个月，我的父亲开着一辆崭新的、配有黑色车窗的银色奔驰，在家门口停了下来。
那种车型通常只是配给外交官用的。整条街道的人都出来观看如此赤裸的炫耀。当父亲打开车门走出来时，他们目瞪口呆。
我的父亲强作笑颜，说了一些类似“补贴”等苍白的话，可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无意中爬上了专属社会精英的梯子。面对着那些共同生活了许多年的友好而熟悉的面孔，我觉得很尴尬，默默走进屋。
那天晚上，我们在沉默中用餐。外人谈论的每个话题都围绕着“那辆车”，这使我们即将入口的每一样食物都变得酸溜溜的。母亲终于忍受不了了，她一边起身倒水，一边平静地问：“为什么？”
“我不知道。”父亲说，“我能负担，所以我买了。”
我和哥哥看着母亲。“那辆车不属于我们。它象征着这个世界上所有肮脏的事物。”她说。
我们又转头看父亲。他说：“以前我从没买过一辆新车。”
“这不是车子新旧的问题。噢，上帝！那辆车对大多数人而言是血淋淋的房屋首付。它不是一辆车，是对这个国家所有不合理状况赤裸的昭彰。它告诉世人，我们是我们所不是的人。
我决不允许它的存在。要么它走，要么我走。”
“就这样吧。”父亲说完便走开了。
正当我们等待父亲在妻子和轮子间作出选择时，母亲消失了，只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别担心我（我们本来并不担心，可这句话反倒让我们担心了起来）。我会想念你们，珍贵的孩子们。只字未提父亲。
试分居期间，突然的独身并未使父亲感到气馁，他照样开车去上班（他是一名律师），将无人质疑的魅力驶进坑坑洼洼的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他们事务所和一家小饭馆共用的。每每罪犯进到他们公司，都点名要求见“拥有外面那辆车”的律师。
他们把它视为成功的徽章，殊不知拥有“徽章”的人从未觉得自己成功过。
一天晚上，父亲在厨房拦住我。
“你喜欢它，不是吗，埃莉?”
“不喜欢。”我说。
“可它是辆漂亮的车。”
“但其他人没有。”我说。
“这很好，不是吗？我们独树一帜，与众不同。”他说。
“我不确定。”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融入群体的默默渴求，
“我不想别人知道我和他们不同。”
我抬起头，看见哥哥站在门口。
亚特兰蒂斯
就在我的家庭濒临破碎之际，我的学校生活同样支离破碎。
我故意让老师知道我的家庭出了问题，不想参加学校的读写课题。我抓住每一个机会，让自己接受“我也来自破碎家庭”的可能。我告诉詹妮·彭妮，我的父母很可能要离婚。
“要多久？”她问。
“能多久就多久。”我重复着母亲最后留下的戏剧性话语。
那是她当着父亲的面夺门而出时说的话，无意中被我听到了。
我很享受这样的新生活：只有我和詹妮·彭妮。我们经常坐在底棚下，那里有属于我们的安静，远离尘世的嘈杂和躁动。
第一部分 第21节：选择(2)
乔之前已经把棚里整理得很舒适，这里有小型的电加热器，“上帝”总是喜欢坐在它前面，时间长了，他的毛就会被烤焦并发出酸酸的气味。我坐在一把磨损的扶手椅上，这把椅子以前放在我们的休息室，以后它也一直跟随着我们。我递给詹妮·彭妮一个旧的木质酒箱，假装从幻想的服务生那里点了一杯伏特加马提尼——富人的饮品，这种饮品在将来的某一天标志着我18岁生日的到来。
“干杯！”我抿了一小口，说。
“干杯。”她眉宇间透露出缕缕愁绪。
“怎么了？”
“没什么。”她说。
“我们之间没有秘密。”我说。
“我知道。”说完，她假装把杯中的马提尼喝得一滴不剩。
“究竟怎么了？”我又问。
她看起来比平常更忧伤。
“如果你的妈妈和爸爸永远分开了，那我该怎么办？我要和谁一起？”她问。
我一时说不出话，因为连我自己都还没作出决定。我把“上帝”递给她，他的毛发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显然，上帝多少对詹妮有所安慰，他容忍了詹妮用圆胖的手指对自己进行粗糙的抚摸，但同时他的一小绺毛也不经意地掉落到地上。
“哎哟。”他说，“笨蛋。哎哟。”
我弯下腰去拿杯子，突然发现椅子下面藏着一本杂志。单从封面我就猜到那是本什么杂志，翻开来，一个个赤裸的身体在用他们的私处做着各种奇怪的事。那个年纪，我并不知道阴道和阴茎是这样使用的，但却知道人们喜欢经常触摸它们。
“看这个。”我把那张图片摆在詹妮面前。她没有看，没有笑，什么也没说，只是突然哭着跑了出去。
她蜷缩在小巷的角落，那里常被人们当作公共厕所或是垃圾站，我们也曾在那儿发现过一只死猫（很可能是被毒死的）。暮光中，她看上去很脏乱，像个孤儿。轻风拂面而来，暖和，却夹杂着令人作呕的粪便味。我坐在她身边，拨开她嘴边的头发。
“我要逃走。”她说。
“去哪儿？”
“亚特兰蒂斯。”她说。
“它在哪儿？”
“没人知道它在哪。”她说，“可我会找到它。找到它后我会离开这儿，这样他们才会担心我。”黑暗中她的眼眸更显深邃。
“和我一起走吧。”她请求道。
“好的，但要在下周之后。”因为我预约了牙医。
詹妮·彭妮同意了。她看上去平静了许多。我们背靠着栅栏。
“亚特兰蒂斯很特别，埃莉，我是最近听说的。在好些年前，它被一场巨大的海啸吞没。那是一片有着神奇居民的神奇之地，很可能尚存一些消失的人类文明。”她说。我总是会震惊于她声音里的笃定，以及那份独特的催眠性和超脱，仿佛任何事都变得可能。
她继续说道：“那里有美丽的花园、图书馆和大学。那里的人都很聪明漂亮。他们爱好和平，互帮互助。他们有特别的能力，知道宇宙的奥秘。我们在那儿可以做任何事，埃莉。它是我们的城市，我们会过得很幸福。”
“现在我们只要找到它？”我说。
“是的。”她说得很轻松，仿佛那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我敢肯定，当时我看上去一定满腹狐疑，因为就在那一刻，她突然说：“瞧这个！”然后从丰满的手臂里掏出来一个50便士的硬币（这是一个小魔术）。
“给！”她边说边把硬币递给我。
我把硬币拿在手里。它血腥又温暖，如同她一样。
“现在你相信我了吧。”她说。
我点了点头。
八天后，母亲拎着大大小小的包、衣服和新化妆品回来了，她看上去比上次移除肿块回来时更加神采奕奕，仿佛年轻了10岁。据说，南希带她去了趟巴黎，她们待在圣日耳曼，还遇见了法国巨星杰拉德·德帕迪约。
当她站在一言不发的父亲面前问了一句“还好吗”时，我们立刻意识到，他输了。那天下午过后，我们再也没看到那辆车。事实上，为了避免父亲坠入羞愧的深渊和自发的失忆中，我们都没有再谈论过那辆车。
那天晚上，我的父母正在餐厅写圣诞卡片。没有哥哥的陪伴，我觉得很无聊，于是决定去把那本悉心藏好的杂志剩余的部分看完。
花园里很黑，树影在微风中朝我倾斜。冬青树上结着硬邦邦的浆果，每个人都说很快就要下雪了。在那个年纪，我对雪充满了美好的期盼。父亲已经为我做好了一副新的雪橇，上了蜡的金属滑板闪闪发光，随时都在等待着滑翔。
我从窗边经过时，看见棚内闪烁着微弱的手电筒光，于是拿起板球棍，慢慢地移到门边。棚屋的门卡在混凝土台阶的半中央，很难轻轻地推开，我只好快速地把门拉向自己这边，但这时我看见了一副断裂的画面：查理跪在颤抖而赤裸的乔面前，乔的手正抚摸着他的头发。
我仓皇地跑开了。不是因为害怕，绝对不是——杂志里有这种画面，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在做这件事，也许当时有人在旁边看着，但我不能肯定——我逃跑是因为我闯入了他们的秘密世界，也因为我意识到那个世界不再有属于我的一席之地。
我坐在房间，看着时针缓慢而倦怠地走着，楼下传来圣诞颂歌，母亲正和着旋律一块儿哼唱，声音愈来愈响亮。
乔和查理走进来时，我正在睡觉。乔唤醒我，通常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他才会这样做。“过去一点。”他们裹着外界的寒意，挤进了我的被窝。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说。
“我不会。”我说。
“你保证？”
“我保证。”
我告诉哥哥，我已经在棚里的几本杂志上看过这幕情景，可他说杂志不是他的。随后我们异口同声地“啊”了一声，它们很可能是父亲或母亲的无声慰藉之物，也可能是他们两个人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或许那个棚屋已经成为我情爱意识的启蒙地，我突然为隐藏在我们家族基因里的生理冲动感到罪过。
“我想睡觉了。”我说。
他们俯身吻了吻我的额头，说：“晚安。”然后静静地离开了。
黑暗中，我想着那些画面，突然感觉自己苍老了。也许这就是父亲在说南希成长得太快时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吧！我突然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