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槽里的麦秆散发着刺鼻的气味，那是我从家里带来的，虽然不干净，但却很真实。扮演婴儿耶稣的迈克尔从被放进那个马槽起，就一直抓挠身体。灯光下，他肥胖的脸庞连同沾在脸上的污迹，使他看上去仿佛蓄满了胡子。我轻轻敲着手杖，摸索着走到正确的位置。
《天使加百利》的那场戏似乎演得还不错，而且当扮演者——新来的希腊女孩玛丽亚忘记台词，简单地说着“你在哪儿，玛丽。你怀孕了。去伯利恒”时，我听见了观众的欢呼和掌声。她能得到如此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她的父母许诺戈洛格尼小姐可以随时光临他们家的希腊餐馆。但某天晚上，戈洛格尼小姐竟打碎了他们的餐盘。
那些牧羊人昏头昏脑地朝相反的方向指着星星，他们带着一副野蛮、无趣的神情离开舞台，仿佛快要诞生的是一只雪貂，而非上帝之子。当“东方三博士”上台时，舞台上明显添了许多生气。然而，他们其中一人中途失手掉落了手中的那盒乳香，盒子里其实是一小瓶装着伯爵茶的瓷罐。观众席顿时传来一阵啜泣，原来是他的母亲，她在为失去一件传家宝而哭泣。他事先并没有告诉她会带走茶叶罐，就像他也没坦白自己吸了她的烟。就在这时，一只离群的羊慢慢离开舞台，随着一声惨叫，他腹部着地倒下了，锋利的瓷片刺入他皮包骨似的膝盖。三博士从他身上跨过，退出舞台。戈洛格尼小姐在场景更换间隙悄悄走上舞台，将这只“羊”拖了下去。
我站在一扇道具门后面。突然，我听见了敲门声。
“来——了——”我按南希教我的方式，一边说一边打开门朝玛丽走去。全场观众倒吸了一口气。南希说，我的扮相介于罗伊·欧比森和《威尼斯疑魂》里的小矮人之间。但我知道，其实谁也不是。
“我是玛丽，这是约瑟夫。我们没有地方住，请问，您的旅馆里还有空房吗？”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舌头又厚又重。说出来，我对自己说，说出来。
“你需要一间房吗？”我很突然地偏离了剧本的台词。玛丽和约瑟夫对视了一眼。戈洛格尼小姐从舞台侧面向我投来利箭似的目光，用力地指着举在手中的剧本。
“让我想想。”我说。
剧院里鸦雀无声，观众满心期待。
我的心脏快跳到嗓子眼儿了。我对自己说，说出来。然后我开口了。
“是的。”我说，“有一间房风景宜人。这边请。”我用白手杖轻击着地板，领着玛丽（正在哭）和约瑟夫来到一间带电视和迷你吧台的双人套房。两千年的基督教立即遭遇了挑战。帷幕合上了，提前中场休息。环顾四周，唯有婴儿耶稣被遗忘在舞台的角落。他突然感到惊慌，试图爬出马槽却不幸被身披的襁褓绊住，跌倒在一块纸制岩石上。事后，戈洛格尼小姐告诉警察，那块岩石其实比所有人想象得都要坚硬。
他的尖叫声让所有观众不寒而栗。很快，第一拨救护车和警车的鸣笛声就传了过来。媒体记者也紧随其后，很快我们就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次事故的跟踪报道。
婴儿耶稣昏迷
这是早期的标题。没有附上迈克尔的照片，只有一张正在哭泣的博士的照片，很显然他不是为这场事故哭泣，因为他的母亲严厉地责备了他的偷窃行为。有人说，这场事故预告了社区圣诞节的终结。但乔觉得没必要那么悲观，他相信耶稣会再次站起来。
警察说，有人告诉他们，整个悲剧的罪魁祸首是我和詹妮。
很明显，这个人就是戈洛格尼小姐。所幸警察并没有听信她的话，他们认为这纯粹是安全问题，而她正是这场麻烦（他们用的就是这个词）的始作俑者，一切责任理当由她承担。戈洛格尼小姐在接受审讯前已经辞职，在她看来，这整个事件就是一个信仰问题。她为此放弃了一切，搬到布莱克浦一心做善事。
当天，我的母亲曾试图联系彭妮夫人，可一直没联系上。
后来，她告诉母亲，她正在滨海绍森德吃鸟蛤，拜托母亲帮忙照顾詹妮一晚。母亲同意了，但也告诉了她发生的所有事情。
第一部分 第13节：死亡在迫近(7)
“我尽量明天赶回去，好吗？”彭妮夫人说。突然，她又急切地问：“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他还没死。”我的母亲严厉地说。
婴儿耶稣死亡
这是后期的标题。父亲沉默地把手中的晚报递给我们。报道上称，迈克尔所有的生命体征都消失了，他那信奉无神论的家人最后同意了取掉呼吸机。
“上帝，那也太快了。”南希说，“他们在做什么？省电吗？”
“不好笑，南希。”我母亲掩面说，“一点也不好笑。”
但是，连我和乔都看见父亲笑了，詹妮·彭妮也发誓，当她放下热巧克力抬起头时，她看见母亲在笑。她说，她喜欢这样的时刻，能够充分地感受到家庭的包容。但我想，那只是因为她从未感受过。
婴儿的葬礼
詹妮·彭妮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一点儿都不像：事实上，她自己就是个没长大的小孩，随时随地需要别人的赞扬。
“我看上去怎么样，姑娘们？”
“给我梳梳头吧，姑娘们。”
“我漂亮吗，姑娘们？”
最开始这还挺有趣，就像在和一个大娃娃玩耍，可之后她的欲望越滚越大，最终压倒一切。而这恰恰暴露了她的青春不再。
“‘彭妮夫人’听上去很老，埃莉。我们是朋友，你可以叫我海莉或者海尔斯。”
“好的，彭妮夫人，下次我会的。”话虽如此，但我还是叫不出口。
彭妮夫人每天行踪不定，没有工作，却很少在家。詹妮·彭妮对她母亲的生活几乎毫不知情，除了知道她爱交男朋友，喜欢发展各种符合她们吉普赛人生活方式的爱好。
“什么是吉普赛人？”我问。
“四处流浪的人。”詹妮·彭妮说。
“你们经常跑来跑去吗？”
“是的。”她说。
“好玩吗？”我问。
“不一定。”她说。
“为什么？”
“因为人们在追赶我们。”
“哪些人？”
“女人们。”
她们生活的世界，男人走走停停。那是个极易被破坏又极易建立起来的世界，尤其短暂，就像在玩一场积木游戏。屋里的大多数墙面上都交错地垂挂着织物，门框周围贴满了红色和粉色的手印图案，在昏暗的灯光映照下，看上去就像犯罪现场血迹斑斑的双手在寻找出口。一块块小地毯散落在地板上，墙角一本裸体人像书上架着一盏台灯，台灯上罩着紫红丝绸制的灯罩，整个房间满是妓院般的色调——那时，我并不知道妓院是什么，只是那泛红的灯光怪异而令人窒息，让人觉得害臊。
我很少上楼，因为彭妮夫人现在的男友十有八九还在睡觉。
“嘘——”她说，“我们得保持安静。”
就因为这样，我们才很少在她的房间里玩——并不是因为她的房间有很多可玩的，而是因为那里有一张吸引我的吊床，吊床下平铺着一张平静的蓝色大海的海报。那时我并不知道，遥远而神圣的大海会让我牵挂一生。
“我往下看，摇着床，做着梦。”她自豪地对我说，“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就在我身下的某个地方。一场奇遇在等待着我。”
“你以前见过大海吗？”我问。
“没有。”她转过身，擦去镜面上的指纹。
“在南角那会儿，你都没看过吗？”我继续问。
“那时，潮水已经退了。”她说。
“你知道它会回来的。”
“我妈妈等不及潮水回来。不过我能闻到。我想我会喜欢大海的，埃莉。我知道我会的。”也许她真的喜欢大海，这么多年过去，我永远忘不了那年圣诞节她轻快地走在海面上，转身对我们微笑。
我只见过一次彭妮夫人的一个男朋友。当时我一个人上楼，原本是要上厕所，但出于好奇，我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彭妮夫人的房间。房间里很暖和，却有一股霉味，床脚处有一面大镜子。我只看见他那结实而赤裸的背，睡眠中显得很粗野，可能醒来时也同样粗野。我从镜子里只能看到自己的脸，而不是他的脸。
墙面上到处都画满了彭妮夫人用口红写的“我是我”，直到各种颜色的字混杂成：“我是我吗？”
第一部分 第14节：死亡在迫近(8)
我想象着这间房里可能发生的事情，无论那场景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陌生。这里与我平静的生活一点也不相称，甚至格格不入：一排排带有长方形花园的房屋，例行的日常事务就像坚固的椅子一样无法动摇。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缺少和谐，喜剧和悲剧正在争相上演。
“这个世界上有给予者就有索取者。”我们坐下来吃糖时，彭妮夫人说，“我是个给予者。你是哪种人，埃莉？”
“她是个给予者，妈妈。”詹妮不无防护地说。
“女人是给予者，男人是索取者。”这位神使这样说道。
“但我的父亲就付出很多。”我说，“事实上，他一直在付出。”
“那他算是稀有动物。”说完，她把话题转向那些没人能反驳的事情上。詹妮离开房间后，彭妮夫人拉过我的手，问我有没有看过掌纹。她说自己很擅长读掌纹，还有塔罗牌和茶叶，因为她有吉普赛人的血统。
“那么，书呢？”我天真地问。
她脸红了，但还是强颜欢笑。
“好了，姑娘们。”詹妮进来时，彭妮夫人说，“我受够了你们这种无聊的游戏，我要带你们出去。”
“去哪儿？”詹妮·彭妮问。
“秘密。”彭妮夫人阴阳怪调道，“你们喜欢惊喜，对不对，埃莉？”
“嗯。”我说，但并不确定会不会喜欢她的惊喜。
“接着，外套。”她把外套扔给我们，然后快步朝大门走去。
她的驾驶水平很令人揪心，随时随地都像在用槌子敲击似的按喇叭。后面的拖车不时地发出撞击声，转弯时总是难免驶入人行道，险些碾了行人的脚。
上车时我就问：“为什么不把它卸下来？”
“卸不了。”她把发动机启动到一档，说，“它和我的车焊接在了一起。我去哪，它就会去哪，就像我的伙伴一样。”说完，她大笑了起来。
我和詹妮·彭妮低头看着自己的鞋。我看见，车子地板上散落着可口可乐罐、纸巾、糖果纸，还有一个看上去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的奇怪东西。
前面是一座教堂，毫无预兆的一个急转后，车子驶进了停车场。
“他妈的滚开！”车子糟糕地停在了一辆灵车的后面，彭妮夫人咆哮道。这是一句对生命赤裸裸的亵渎和对逝者西归的露骨的嘲笑。最后，她被灵车上的人要求移开，而她也勉强照做了。
彭妮夫人走在我们中间，牵着我们的手，一起进入教堂。
她身体前倾，告示着自己的悲伤。她温柔地看了看那些真正失去亲人的人们，又低下头在角落做上记号，为唱诗做准备。她扔下跪垫，然后跪在上面开始祈祷。这一连串动作流畅而优雅，或者说很专业。她轻轻哼着一首奇怪的梦幻曲，即使连换气的时候也不曾间断。这还是我认识她后的第一次发现，她仿佛天生就是属于这种场合的。
教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詹妮·彭妮把我拉向她，示意我跟在她后面。我们悄悄溜了出去，沿着侧墙一直走到一扇厚重的木门前，门上写着：合唱室。我们走进去，屋里没有人，而且很不透气，让人感觉不舒服。
“你以前也这样做过吗？”我问，“我指参加葬礼。”
“参加过一次。”她看上去不怎么感兴趣，“瞧！”她信步走向一架钢琴。
“你以前见过尸体吗？”
“见过。”她说，“在一具棺材里。他们敞开棺材盖让我亲吻它。”
“为什么？”
“不知道。”
“感觉怎么样？”
“像在亲吻一台冰箱。”
她按下一个琴键，一个清晰的中阶音响了起来。
“可以碰吗？”我问。
“没关系，没人会听见。”说着，她再次按下琴键。叮，叮，叮。她闭上眼睛，屏息凝神，把手抬到胸前，又轻轻地放回黑白琴键上。
“你会弹吗？”我小声问。
“不会。”她说，“不过，我正在尝试。”她按下琴键，一串串美妙的音符环绕而出，绵延起伏，她随着节奏轻轻摇摆，一瞬间她变得格外耀眼：她不再被迫转移住处，不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情，她的身后没有任何指指点点——而这些却构成了她生活的常态。当她睁开眼睛时，我想她也意识到了这点。
第一部分 第15节：死亡在迫近(9)
“再弹一次吧。”我意犹未尽道。
“我做不到。”她黯然神伤。
突然，低沉的管弦音乐响彻教堂。重低音在我的身体里回荡，撞到肋骨又弹回来急速窜入我的骨盆。
“抬出棺材了。”詹妮·彭妮说，“走吧，我们去看看。真的很酷。”她打开门，我们看见抬着棺材的队伍正在缓慢地行进着。
我们靠在墙上，等待着队伍经过。天空的云朵显得格外低，站在尖塔上仿佛触手可及，它还在下降，下降。我们听着他们的歌唱，一首是欢快的歌，一首是充满希望的歌。虽然都会唱，但我们并没有加入。詹妮·彭妮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掌心沁满了汗水。我们没有交流，也不敢对视。莫名的负罪感和泪水一起涌了出来，那一天，它们是为另一个人而存在的。
“你们俩可真没意思。”吃午餐时，彭妮夫人说。
她看上去精力充沛、活力四射，一点也察觉不出上午曾有过悲伤。换作平时，我一定会很开心能够吃到那些我不常吃的食物，但这次我甚至吃不完自己点的那份煎牛肉饼和炸土豆条，也喝不掉那一大杯的可口可乐。我的食欲，连同生的欲望，瞬间消失了。
“今晚我要出去，詹妮。”彭妮夫人说，“加里说，他会照顾你。”
詹妮·彭妮抬头看着她，点了点头。
“我要去找找乐子！”彭妮夫人一口啃下了四分之一的圆面包，口红印在面包上，就像涂抹在上面的一层番茄酱。她说，“我敢断定你们等不及长大，对吗？”
我看看詹妮·彭妮，看看盘子里的一小圈黄瓜，看看干净的桌面……我看所有的东西，除了她。
一整晚，那个甚至不足两英寸长的小小的白色棺材，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它的周围装饰着粉红色的玫瑰和一只泰迪熊，看上去就像躺在臂弯中被呵护的新生儿。我没有告诉父母那天我去了哪儿，只有哥哥知道。那是个不可思议的日子，那天我认识到，婴儿也会死亡。
我们为什么会在那儿？彭妮夫人为什么会在那儿？某种不寻常的力量将他们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对那个年纪的我来说，还不足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感觉。乔说那极可能是一种夹杂着心碎、失望和惋惜的复杂心情。但我当时年龄太小，以致不能对哥哥的说法提出异议，抑或不能全然理解他说的话。
查理和橄榄球
三月的那个周一，当地铁驶离西汉姆站时，列车爆炸了。当时，我的父亲就在那辆车上，他提前从会议中退席了。简短的通话中，他在电话那头告诉我们，他一切安好，让我们不用担心。晚上，当他走进门，手里拿着为妻子准备的鲜花和送给孩子们的复活节彩蛋时，他的西装上仍然附满了灰尘，裤子上还有被踩上去的脚印。他的嘴角凝结着血块，耳边散发着一股怪味——像烧过的火柴味，又像烧焦的头发味。当时，在震惊中，他咬了咬自己的舌头，在确定自己安然无恙后，他从容地站起身，随着人流，平静地走向出口，重新呼吸地面上的新鲜空气。
接下来几天，父亲仍然会在花园和哥哥打橄榄球，笑声不绝。他俯身抢球，全然不顾膝盖上沾满烂泥。他极尽所能地向我们昭示，他已经远离死亡。然而，在准备上楼睡觉时，我们仿佛听见整个房屋都在呻吟，而与之相随的是他精神的崩盘。
“越来越近了。”他说。
“别说这样的荒唐话了。”我的母亲说。
“去年那件事，现在又是这件事。它对我紧追不舍。”
去年九月份，父亲在希尔顿酒店会见一位重要的客户。正当他要离开时，突然一枚炸弹在休息室爆炸，二死多伤。如果在最后一秒，他不是因为碰巧不得不去卫生间，那他很可能也会被列入那个黑色星期的伤亡名单里。幸好，脆弱的膀胱救了他一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父亲越来越不认为这两次与死神的擦肩而过是一种幸运。他宁愿相信死神的阴影越来越迫近，它的血盆大口迟早会将他吞没，自己不过是它血腥门牙后面的囚徒。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一切都已过去。
第一部分 第16节：死亡在迫近(10)
很快，赌橄榄球就成了我父亲紧握的一根救命稻草，或者说是他为之痴迷的一个爱好——赌赢一次对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对信仰的检验，他需要证明自己还是个幸运的人。好几个清晨醒来，他竟然认为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他会坐在餐桌前，指着一本杂志说：“今天我们买房子吗？买这幢，还是那幢？”而我则在一旁平静地看着一个自欺欺人的灵魂躺在我父亲的躯壳里。
每周三，父亲都会向我们收集号码。而我选的始终是那几个对我而言很重要的数字：我的生日、詹妮·彭妮的生日和圣诞节。哥哥从不选任何数字，而是闭上眼睛让他的铅笔自由停落。他相信他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受到了神灵的点化。而我倒觉得，正是那些他在晚上偷偷穿上的鞋让他变得特别。
但另一方面，母亲什么事都喜欢插一手。她常说：“让我来看看。”每当这时，我就忍不住叹气，因为我知道她只是随口说说，而这种随意让我烦恼：这就像一个人固执地在用蓝色的笔给橙子着色。我想，这就是我们从没赢过也永远不会赢的原因所在。显然我的父亲并没有意识到，他仍然在写着“不公开”的盒子上做标记，把它置于壁炉台上，等待周三的收集。每次他都会信誓旦旦地说：“到周六，我们的生活就会彻底改变。”
那个周六，乔第一次参加橄榄球比赛，而我们也期待着，生活能在这个球场的某个边界发生改变。在这之前，哥哥只是个会玩七叶树果游戏的男孩，然而，此时他像任何一个正常的男孩一样，急切地等待着下半场比赛的开始。比赛的前一年，他进了一所私立中学，父亲为此搭进去一只胳膊和一条腿（意为“高昂的学费”），他说剩下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为我留着。就是在这所学校，他脱胎换骨，变成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
虽然对于拥有正常兴趣后全新的他，我还不太习惯，但这两个“他”我都喜欢。只是我很担心后来的“他”会不喜欢我。想到这儿，我备感无力，脚下的土地踩上去也好似鸡蛋壳一般易碎。
一名队员跑到哥哥跟前，对他低声说着什么。“策略。”我的父亲说。只见哥哥点了点头，然后俯身从地上抓了把泥土，在手里反复揉搓。这个举动如此反常、古怪，我幻想着可能出现的各种可怕的后果，不禁倒抽一口凉气。然而，再一次地，什么也没发生。
一股刺骨的寒意笼罩着我们这边的球场，之前照射着我们的太阳变得无精打采，此刻正躲在运动场地附近高耸的公寓楼后面，任由我们在阴影里瑟瑟发抖。我试图鼓掌，可我的双手几乎动弹不得。我的身体被紧紧地裹在哈里斯先生前一周给我买的外套里——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购物行为，受益的只有商店。那天我第一次穿上它。当我终于挤进去，惊叹于它恐怖的视觉冲击时，我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将它脱下来。我不得不钻进车里，赶去橄榄球场。
哈里斯先生是在打折卖场看到这件外套的，袖子和背面是黑色，其余都是白色。当时他肯定在想：这件难看的衣服接近埃莉的尺码，她穿上会不会很蠢呢？而不是想：埃莉会喜欢这件外套吗？这件外套适合她吗？它和护膝一样紧，却没护膝有用。虽然它能抵御寒冷，但那也只是因为寒冷在靠近我时，突然止步大笑不是因为它多么具有御寒的能力。我的父母太过礼貌，他们不好意思不让我穿，反而安慰我这是友好的象征，好在天气很快就会回暖。但我固执地认为，那时我可能已经死了。
哨子吹响了，球被踢到半空中。哥哥一边跑向球，一边抬头死死盯着球的着落点。他本能地绕开障碍选手，速度快得惊人，然后猛地一跳。他拿到球了，犹豫片刻，只见他的手腕轻轻一转，球传给了其他队员。乔的手和母亲的一样：他让球说话了。我大声欢呼，本以为自己已经举起了两只胳膊，可它们仍然坚定地搭在我身体两侧。
“加油，蓝队。”我母亲喊道。
“加油，蓝队！”我尖叫，母亲跳了起来，说：“嘘——”哥哥把球夹在腋下，径直向前跑。30码，20码，他左边出现了一个蠢蛋。
第一部分 第17节：死亡在迫近(11)
“加油，乔！”我尖叫，“加油，乔！加油，乔！”
他的脚踝被人绊了一下，但他没有跌倒，依然没人追上他；15码，能看见球门线了，他环顾四周，寻求队友的协助。
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排由五人组成的人墙。他快速撞向人墙，一时间骨头、软骨和牙齿一阵碰撞，他扎进了血水和淤泥里。好几个身体从两侧倒下压在他身上，整个球场瞬间陷入一片寂静。
太阳缓缓地从高楼后探出身，照亮了那个人体雕塑，乔就在雕塑的最下方。我抬头看父母：母亲不忍心看，她已经转过身，双手捂着嘴发抖；父亲拍着手，大喊：“干得好，孩子！干得好！”——这是对一个可能被扭断的脖子作出的罕见回应。
显然只有我意识到了危险，我飞奔进球场，才跑到一半就听到有人在喊：“看哪，球场里出现了一只企鹅！”
我停下来，看了看四周。人们都在嘲笑我，甚至包括我的父母。
裁判一层层地分开受伤的运动员，直到最底部，我的哥哥蜷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半的身子陷在淤泥里。我努力朝他弯下身，但那件可恶的外套捆住了我。我挣扎着，突然一个趔趄，我失去平衡倒在了他的身上，他腾地坐了起来。
“嗨，”我说，“你还好吗？”
他奇怪地看着我，竟没认出我来。
“是我，埃莉。”我在他眼前挥挥手。但他毫无反应。
“乔？”我又说，本能地扇了他一巴掌。
“哎哟！”他说，“你干吗打我？”
“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你怎么穿得像只企鹅？”他说。
“为了逗你笑。”我说。
他真的笑了起来。
“你的一颗牙哪儿去了？”我说。
“我想，可能被我吞下去了。”他说。
我们是最后离开球场的。当乔和他最好的朋友查理·亨特一起爬进汽车后座时，车里的温度正慢慢升高。
“坐得下吗？”前座上的母亲问道。
“很宽敞。”查理说。他当然有足够的空间，母亲已经把她的座位往前挪了很远，她的脸就快要贴上挡风玻璃。
查理在比赛中打前锋（别人这样告诉我），我想那是最重要的位置，因为他决定着球的去向。在回家途中，我问：“既然你们是最好的朋友，那为什么不多传些球给乔呢？”他一边笑，一边用力地揉我的头，没有回答。
我喜欢查理，他身上总是散发着棕榄香皂和薄荷糖的气味，长得和我哥哥也很像，只是更黑点。正因为黑，所以他看上去似乎比他13岁的年龄更大，也更聪明些。他和哥哥一样，都爱咬指甲。我经常坐在他俩中间，看着他们像啮齿类动物似的啃着手指。
我的父母也很喜欢查理，他们总是会在打完比赛后载他回家。查理的父母从不来看他的比赛，我的父母觉得那很不幸，但我不这么认为。查理的父亲就职于一家石油公司，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已经多次在两个富产石油的国家之间搬来搬去，直到这两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枯竭。他的父母后来离异——我觉得这点极为刺激——查理选择和他的父亲一块儿生活，而不是他那刚嫁给一个理发师的母亲。查理自己会做饭，他的房间里还有一台电视。他桀骜不驯，但很会照顾自己。我和哥哥一致认为，即使哪天我们遭遇了海难，但只要有查理在，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车子转弯时，我故意倒靠在查理身上，想看看他会不会把我推开。但他从没推开过。我来回地瞥查理和哥哥，未曾想过，他们之间竟会牵扯出那么多的故事。查理住在富人区，离我家不远。那里有美化过的花园、毛发修剪整齐的宠物狗和洗刷干净的车子。
“多么漂亮的房子啊。”我的母亲不带一丝嫉妒地赞叹道。
她一直都是这样感恩于生活。
“谢谢你们送我回来。”查理打开车门。
“不客气，查理。”父亲说。
“再见，查理。”母亲手搭在座椅上。查理凑身告诉乔，他们可以迟些时候再聊。我正要说也想参加时，他已经下车了。
第一部分 第18节：死亡在迫近(12)
那天晚上，客厅的电视里传来“嗡嗡”的报道橄榄球比赛结果的声音：好不及时的新闻，就像一则航海预报，只不过它既不如后者重要，又不如后者那么有趣。通常情况下，即使正在餐厅用餐，我们也会把客厅的电视开着。我想，那只是为了做个伴，仿佛我的家庭注定是个大家庭。那些断断续续的声音使我们变得完整。
餐厅里很暖和，有松脆饼的味道。窗外的黑暗像饿死鬼一样朝室内袭来。那棵悬铃木依然是光秃秃的：叶脉交错，向外延伸至深蓝色的天空中。母亲称它为“法国海军”的天空。她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放着卡朋特兄妹唱的《昨日重现》。她神情落寞，甚至有些哀伤，因为父亲在接了一通电话后，就匆匆离开了，他正在为一个恶棍做辩护律师，很多人都说这样不值得。母亲跟着收音机里的音乐开始哼唱。她把芹菜和田螺放到桌上，还有我最爱的煮鸡蛋。
哥哥洗完澡进来了，整个人看上去容光焕发，脸颊绯红。
他坐在我旁边，我看着他说：“微笑。”他真的笑了。我迅速往他微张的嘴里扔进去一个田螺。
“住手，埃莉。”母亲厉声说道，关掉了收音机。
“还有你。”她指着哥哥说，“别纵容她。”
我看到哥哥靠在后面的门上沉思。他轻轻地触摸着眼周的肿块，这些新伤和全新的他倒很和谐。母亲“砰”地在他面前放下一大杯茶，一言不发，仅仅是为了打断他的自豪。我又从盘子里拿了一个田螺，用针尖钩住螺肉，试图将它从壳里挑出来，可它紧紧地贴在外壳上，就是不出来。这很诡异，因为即使死了，它都在说：“我不会放手的。不会放手。”
“你感觉怎么样？”母亲问。
“还可以。”我说。
“不是问你，埃莉。”
“我很好。”我哥哥说。
“不恶心吗？”
“不。”
“头晕吗？”
“不晕。”
“即使头晕恶心，你也不会告诉我的，对吗？”她说。
“是的。”他笑着说。
“我不希望你再打橄榄球。”母亲唐突地说。
他平静地看着她，说：“我不在乎你怎么想，但我还是要打。”然后他端起茶杯，连喝了三大口，我想他肯定会烫到喉咙，但他什么也没说。
“太危险了。”她说。
“生活就是危险的。”他说。
“我看不下去。”
“那就别看。”他说，“但我还是会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活力，我更像我了。”他起身离开。
母亲背身转向水槽，她擦了擦脸颊，也许有一滴泪珠？我知道，那是母亲第一次听到哥哥把自己和“快乐”联系在一起。
我把“上帝”抱进他的笼子，为他准备好深夜爱吃的点心。
他的笼子现在在庭院，邻居新搭的篱笆围墙可以为他挡风。这些邻居是在戈兰先生之后搬进来的。有时候，我依然能感觉戈兰那张苍老的脸正透过篱笆的木板朝我这边窥探。
我披着毛毯坐在庭院冰冷的石板上，“上帝”在报纸下来回挪动。天空一片漆黑，无边无际，看不到一颗星星，甚至没有一架飞机撕破那阴沉的静寂。此刻，我的内心也似天空般寂寥。那是我的一部分，像一个雀斑、一处淤伤。我的手指穿过笼子的栅栏，触摸到他的鼻子。他的呼吸很轻，很温暖。
“事情会过去的。”他轻声说。
“你饿吗？”
“有点儿。”他说。我往他口里塞了一根胡萝卜。
“谢谢。”他说，“好多了。”
不远处传来一些声响，起初我还以为是狐狸的抽涕声，但听上去又像树叶的脱落声。我拿起旧球棒循声而去，走近后篱笆墙时，我看见一个阴影从墙上掉下来，趴在一大捆麦秆上。
我走近一看，原来是詹妮·彭妮。她穿着最心爱的睡衣，看上去就像毛茸茸的粉团。她抬头看着我，脸上沾满了尘土。
“你没事吧？”我问。
“没事。”她说。我扶她起来，拂去落在她睡衣上的枝叶。
“我不得不出来，他们又在吵架。”她说，“吵得很大声，我妈妈往墙上砸碎了一盏台灯。”
第一部分 第19节：死亡在迫近(13)
我牵她起来。
“我今天能在你家待一晚吗？”她问。
“我问下我妈妈。”我说，“她肯定会同意的。”母亲从未对任何人说过“不”。我们坐在兔笼边，相互偎依着取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