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上述的所有事件比起那年所发生的真正大新闻来还是小巫见大巫。1975年秋天，亨利传唤采购副总裁伯格莫泽，严厉质问他关于我们和比尔·富盖齐做生意的事。富盖齐在纽约经营租车和旅游公司，同时负责安排我们经销商的奖励活动。
亨利问伯格莫泽：“你是不是怕富盖齐?你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出什么事?”
不久后亨利叫我进去，他说：“我知道富盖齐是你的好朋友，我正在全面调查他。”
我问：“有什么问题?”
亨利说：“我认为他和黑手党有牵扯。”
我说：“别开玩笑了，他祖父在1870年就开始从事旅行业务，并且我曾和他以及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一起吃过饭，他来往的人没有什么不当。”
亨利说：“这我不清楚，他有一家租车公司，而租车公司和运输公司一直是黑手党的大本营。”
我说：“你是开玩笑吧?假如他与黑手党有瓜葛，为什么他赔了许多钱?”这句话似乎并不管用，于是我改变话题，提醒亨利当初罗马教皇访问纽约时正是富盖齐的安排，才使得教皇乘坐林肯车，而不是凯迪拉克。
但亨利一意孤行，然后富盖齐告诉我他办公室的档案被取走了，却没有事先通知他。他认为他的电话也被窃听了，但他们一直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200万美元的调查
不久后真相大白，富盖齐事件纯粹是借口，亨利调查的对象绝不是富盖齐，而是李·艾柯卡。
这项调查始于1975年8月，最后花了公司将近200万美元。由于水门事件给了亨利灵感，他甚至任命前密歇根高等法院的法官来做这件事。
这项调查最初专注于拉斯韦加斯的福特经销商会议。我们在圣迭戈分公司的销售经理温德尔·科尔曼负责拉斯韦加斯会议的财务，他被召去接受严厉的盘问，这令他非常愤怒，对此他写了详细的报告寄给我。
科尔曼在1975年12月3日被叫到总公司接受两名财务人员的调查。一开始他们告诉科尔曼他所拥有的权利，然后对他说这并不是福特部门的查账，而是应总部要求所做的调查，他们要求他不可向公司内任何人谈论这件事。
这次调查一开始先仔细盘问了在拉斯韦加斯举行的几次福特经销商晚宴，他们问科尔曼，有没有女人参加在一家上等餐厅举行的高级经理晚宴，特别是有没有女人陪我。他们又严厉质问科尔曼，为什么给宾馆服务生这么多小费，富盖齐有没有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是否有一些高级经理赌博，以及科尔曼是否供应他们赌资。
科尔曼告诉我：“这简直是迫害，他们拼命想找把柄，赌博也好，女人也好，什么都好。”当科尔曼反驳时，他们干脆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否曾拿钱给艾柯卡赌博？”
然后亨利假借核查高级经理差旅费用之名，对我的公私生活展开全面的调查。这个调查包括了大约55次的面谈——不仅针对福特的高级经理，还有许多我们的供应商，如美国钢铁公司以及我们的广告代理商。
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这个调查并没有找到任何不利于我和我下属的事情。
整份调查报告呈送给资深董事墨菲，他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整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很生气，我问他：“这件事进行的时候为什么你们董事都袖手旁观？”
他说：“不要再提了，你知道亨利的小孩子脾气改不了，不管怎么样，他来势汹汹，结果却一无所获。”
如果是一个正常人在花了200万美元而毫无成果的情形下，他可能会道歉，可能会表示一点悔意，可能会说：“我已调查过我的总裁和一些副总裁，他们都非常清白，他们能通过这么严格无情的调查，我真为他们感到骄傲。”
在那几个月里，我们离开办公室出外才敢打电话。亨利曾去过日本，他对于日本制造的新型高效能电子装置十分着迷，我们都很恐惧办公室被人窃听。我们的副总裁比尔·伯克说他看到亨利买了一个价值1万美元的设备，能够窃听另外一栋大楼的谈话，了解亨利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是否是真的。
这些事情对我们高级经理的影响简直难以想象。我们开始放下窗帘，低声讲话。后来加入克莱斯勒并曾做过赫兹租车公司总裁的本·比德威尔曾说他甚至不敢走过大厅。堂堂男子汉也恐惧国王会宣告他们的死罪。
实在令人不敢相信，一个庞大财产的继承人随心所欲地使整个公司三年不得安宁，他在玩弄别人的性命。许多人因而酗酒，许多家庭因而破碎，但没有人能阻止他。这个瘟神发狂一样地乱砍乱杀。
这就是玻璃大楼在1975年的状况，我实在早该在那个时候就辞职的。
当然亨利一直以为我会走，他起初可能这样想：“我一定可以抓住他的把柄，他时常外出旅行，享受最豪华的招待。如果我努力找他的毛病，一定可以大有斩获。”
但他毫无所得，等调查终于结束之后，我的朋友说：“感谢上帝，终于过去了。”
我说：“亨利一无所获，像个傻瓜一样，现在我们真正的麻烦开始了。”
快到下午3点的时候，亨利的秘书找我去亨利的办公室，我想：“时候到了。”
我时常问自己为什么不在1975年底辞职，为什么我会忍受亨利的折磨?我怎么能让一个人支配我的命运同时摧毁我？
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那几年是怎么过的。我的生活一片混乱，我开始记下所有的事情，玛丽一直说：“记下这些事情，有一天你可能想写本书，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遭遇。”
但为什么我不走呢?
首先，任何人遭受横逆时都希望事情有好转的时候，或许亨利会恢复正常，或许董事会会支持我。其次，我还期望亨利的弟弟比尔会支持我，他拥有的股票比亨利多一倍。他或许有一天会说：“我哥哥疯了，我们该请他下台。”我知道比尔一定这样想过，但他并没有采取行动。
无法面对现实
我为什么会留下来?部分原因是我不想到其他地方工作，我已将我的青春奉献给了福特，我想待在这里。野马、马克Ⅲ型、嘉年华都是我的宝贝。我也有许多盟友，经销商的订单源源不绝，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做得这么好。”经理们拿到大笔的奖金，我不是大法师能以魔法控制这些人，我认为我的声望来自于我的表现，尽管亨利找我麻烦，我仍然对我的成就深感满意。我从来不想摊牌，但如果非摊牌不可，我也胸有成竹。我知道我对公司的价值，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我都远比亨利重要，我天真地抱着一个希望，认为福特公司是公开上市的公司，应该是有为者得胜。
我也是在追求财富，而且很贪婪。我喜欢当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享受：保留的车位，专用的浴室和白领侍者，在美好生活的引诱下，我变得软弱苟安。
而且97万美元的年薪使我太难放弃，虽然我是第二大公司的第二号人物，但我所赚的钱却比通用的总裁还多，年薪的诱惑使我无法面对现实。
我现在绝对相信，贪婪是七情六欲中最坏的一种。
我性格的背后也一定有软弱的地方，别人都说我果断而且冷酷无情，但为什么我真正需要这些特质时却找不到它们了呢?
或许我应该反抗，玛丽一直要我对亨利还以颜色，她常说：“假如你允许，我会给他好看，我知道这样你非走不可，但至少我们都会好过一点。”
这时，亨利依然决心除掉我，他的调查没有成功，他一定会想：“这小子不辞职，我得另想办法，因为他太受欢迎了，我不能开除他，所以我必须先削弱他，一次断掉他一只臂膀，不知不觉中把他解决掉。”
这些臂膀就是我身边的人。传闻亨利有一份黑名单，里面都是艾柯卡的亲信，我不久后就知道这不仅是传闻而已。
有一天亨利莫名其妙地抓起电话，打给负责我们林肯—水星车系广告业务的艾克哈德公司总裁阿瑟·凯尔门森，他大声咆哮道：“凯尔门森，把比尔·维恩开除。”
维恩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们曾在安阿巴共租一屋居住过。在亨利打这通电话的两天之前，维恩才刚加入艾克哈德公司为一个特别促销计划工作。在这之前，他自己开了一家制作公司，时常为我们每年一度的盛大经销商展示会工作，而且做得有声有色。
当凯尔门森通知我维恩已经被解雇时，我正准备对一群企业经理发表演讲，他们来参加密歇根州立大学主办的研讨会。那晚我演讲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维恩这件事。
低级的攻击
我无法了解为什么亨利要这么做。维恩是个很好相处的人，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地方，亨利和维恩也不可能有过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碰过面，而且维恩向来都能成功地完成我所交付的任务。
所以亨利还是在针对我，他蛮横地决定开除维恩不过是对艾柯卡个人低级和间接的攻击罢了。
我和亨利之间的持久战在1976年真正爆发，维恩事件是个开端，接下来亨利对斯帕利希的打击，让我完全认清了他的动机。
斯帕利希是底特律最富传奇性的人物，别人都说“他的血管里充满汽油”。他是工程师和产品设计专家，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一直与我共同工作，他在我们开发新车型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野马和嘉年华。
斯帕利希非常有才华，他备受赞誉而且当之无愧。他可能是底特律最懂汽车的人，他思路敏捷，能以不可思议的敏锐和最快的速度抓住问题的重点。
我身为福特总裁的责任之一就是主持产品设计会。在开会的时候，斯帕利希坐在我左边，而亨利坐在我右边，亨利时常以点头或嘀咕几句表示他的看法，他在这个会议上从不多言，但他的表情和声音足以表态。事实上，大家通常比较注意亨利的脸部表情，而不是我们当时正在讨论的构想。
很明显亨利并不欣赏斯帕利希以及他的提案，斯帕利希很直率，没有对国王显示出足够的恭敬。亨利尽量不发作，但每个人都知道状况不对了。斯帕利希对汽车非常内行，也对未来有非常敏锐的直觉，他一直希望我们开发小型车，但这是亨利最听不进去的话。
有一天产品设计会结束后，亨利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他说：“我讨厌那个该死的斯帕利希，我不要他坐在你的旁边，他一直在你耳朵旁边灌输毒素，我不允许你们两个这样联手整我。”
我没有什么选择，只有把斯帕利希叫进来告诉他这件事，我说：“我知道这件事莫名其妙，但你不能再坐在我旁边了。”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大限度，斯帕利希是我们这个队伍里最有价值的球员，我绝不可能让他坐冷板凳。
但后来事情演变成我能救斯帕利希的唯一方法就是使他完全在亨利眼前消失。我交付给他几个在欧洲的计划，不久后他就经常越洋两头跑，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斯帕利希总能适时赶到解决问题，嘉年华就是他的杰作，他简直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开除斯帕利希
但不久后亨利打电话给我，要我开除斯帕利希。
我说：“亨利，你真会开玩笑，他是我们最棒的人。”
亨利说：“现在就开除他。”
那时正是下午，我即将离开办公室搭飞机去纽约，我问亨利这件事是否可以等我回来再做决定。
亨利说：“如果你不现在就开除他，你就和他一起走。”
我知道再争无益，但我仍然想和他讲理，我告诉亨利：“斯帕利希开发了野马，他为我们赚了不少钱。”
亨利说：“你少废话，我不喜欢他，你没有权利问为什么，这就是我的感觉。”
斯帕利希非常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虽然我们都可以预见这件事即将来临，但却总抱着一线希望，以为只要好好表现，正义就会胜利。斯帕利希深信即使老板不喜欢他，他的才华仍能使他在福特立足，但他忘了他是在独裁政权下工作。
我告诉斯帕利希：“这实在是下流的做法，我或许应该和你一起走，虽然我的职位比你还高，但我也在受窝囊气。或许亨利帮了你一个忙，在比较民主的环境里，你的才能会被承认，你会得到回报的。你很难相信自己目前的遭遇，但以后你再回想今天，你可能会感谢亨利开除你。”
我的预言很正确，斯帕利希离开不久，克莱斯勒的总裁就请他吃饭。1977年年初，他开始为克莱斯勒工作，并立即在他们小型车的规划上担任了一个领导的角色，在那里他做了所有他原想在福特完成的事。
没过两年，斯帕利希和我再度一起合作，今天他是克莱斯勒的总裁，而且最令人愉快的是，他的前轮驱动汽车，特别是在福特汽车公司时亨利不让他做的T－115型系列车，如今毫不留情地吞食着福特汽车公司的市场。
1977年初，亨利宣战了。他请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来改组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当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有位麦肯锡的高级经理留了一张小条子在我桌上：“撑下去，李，但这并不容易，你的老板完全是个独裁者，我真不知道你们怎能忍受他。”
麦肯锡公司经过几个月的研究，耗资几百万美元，终于发表了他们的建议书。他们提出三驾马车的方案，即将最高管理层设为三人，取代一般只有董事长和总裁的方式。
4月中正式实施了新的安排。亨利当然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考德威尔被任命为副董事长，我仍继续任总裁。
进入白热化
我们各有各的职责，但亨利发出的备忘录明白道出了这其中最主要的改变以及新安排的真正原因。上面写道：“董事长不在时，副董事长即为首席执行官。”换句话说，如果亨利是三人之首，考德威尔则位列次席。
升任考德威尔为二号人物使我和亨利的对抗进入白热化，在这以前不过是游击战。现在亨利得寸进尺，整个管理阶层的改组不过是不惜代价地用表面上讲得过去的方式来削弱我的权力，这样亨利不必与我直接对抗，就成功地把考德威尔摆在我的上面。
这实在让我颜面尽失。每次宴会，亨利坐第一桌，考德威尔坐第二桌，我被挤到第三桌，这是公开的羞辱，就像把人囚于闹市中示众。
他使我内心备受折磨，也折磨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她们知道我正承担着极大的压力，但我并没有告诉她们所有的细节，我不想使她们悲痛，我正在撕裂我自己，我没有屈服。这可能是基于自尊，也可能是由于愚蠢，但我绝不夹着尾巴爬出去。
公司的决策架构成了一只三头怪兽，考德威尔过去是我的手下，如今却莫名其妙地跳到我的上面，除了亨利想整我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理由。我私下告诉亨利他的新安排是一个大大的错误，但同以前一样，他老生常谈地向我保证：“别担心，这样做最后一定可以行得通。”
虽然我内心已经沸腾，但我对外仍然为新的决策架构辩护，我向所有为我做事的人一再保证新的安排非常理想。
不出所料，这种决策方式维持了没多久，14个月后，也就是1978年6月，亨利宣布了新的高层改组，我们决策层由3人增为4人，新加入者是亨利的弟弟比尔，比尔进来的目的是万一亨利生病或死亡时，他可以代表福特家族继续控制公司。
现在我再退一级成为第四号人物，而且我不直接受亨利的指挥，反而是受考德威尔的指挥，为了彻底羞辱我，亨利甚至等到新改组宣布的前一天才通知我。
他终于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说：“我想你做错了。”
他恶言相向：“这是我和董事会的决定。”
这真是分尸的酷刑，一次切一片，我正被宰割，每天发现自己失去一片躯体。我放出话来拒绝接受新的安排。
决定蛮干到底
4天以后，6月12日，亨利与9位公司外部董事碰面，告诉他们他即将解雇我。这回董事会出来干预了。他们说：“不，亨利，你这样做是错误的。冷静下来吧，我们准备跟李谈谈。我们会把这件事解决，你回去向他道个歉。”
亨利告诉墨菲说：“我的董事会今天不支持我。”
第二天，亨利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是8年来的第三次，他说：“我们讲和吧。”
董事会认为我应该和几位董事面谈以解决这个问题。之后的几周我单独与几位董事见面，这不是秘密，这是他们的主意，我搭公司的飞机去看他们，也交上费用报告，一切都有记录。
和平的假象仅维持了一个月。1978年7月12日的傍晚，亨利与公司董事共进晚餐，这也是每月董事会后例行的晚宴，他再度宣布他要解雇我。这回他宣称我和外部董事在他背后阴谋联手对付他，虽然我与董事们的会面是他们要求的。他说我和他之间从来没有真正融洽地相处过，好像他用了32年的时间来决定他不能与我相处。
这回仍然有几位董事持反对意见，他们举例说明我的忠心和对公司的贡献，并要求亨利重新让我成为二号领导人。
亨利大怒，他很不习惯董事会的顶撞，他咆哮道：“不是他走就是我走，你们有20分钟来做决定。”说完就大踏步走出房间。
在这之前，他还不敢开除我这个为他赚了这么多钱的人，因为这个人是野马、马克Ⅲ、嘉年华之父，在公司深孚众望，我想他也不确定他是否能够这么做而不付出代价。
他充满了挫折感，最后终于爆发了。他一定这样想：“已经3年了，这个混蛋还在这里!”他不能让我辞职，最后决定蛮干到底，他总能在最后为自己找到借口。
那晚我接到《汽车新闻周刊》发行人凯恩·克莱恩的电话，他说：“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克莱恩是亨利的儿子艾德索的好友，我猜是亨利指使艾德索透露这个消息给他，这样我可以通过新闻界间接地听到我被开除的消息。
这是亨利典型的做法，他要把解雇我的消息通过第三者告诉我。亨利是整人专家，这样保证了国王不因亲自干这种龌龊的事而把他的手弄脏。
次日一早我仍和往常一样去工作，在办公时没有任何异样，到午餐时间时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克莱恩听错了。但快到下午3点的时候，亨利的秘书找我去亨利的办公室，我想：“时候到了。”
亲自动手
我走进亨利的办公室时，亨利和他的弟弟比尔脸色很难看地坐在大理石会议桌前，他们很拘束而且紧张，我反而放松了，对即将发生的事我已经得到了警告，这次的会面不过是正式宣布罢了。
我没有想到比尔会在场看我被解雇，但也有道理，他的出现是要让我知道这不仅是亨利的决定，而是整个家族的决定。比尔是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所以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比尔赞成他哥哥的决定，我将毫无挽回的余地。
亨利也需要一位证人，他平常把这种龌龊的解雇人的工作交给其他人，特别是交给我来做，这回他亲自动手，有比尔在他旁边或许使他觉得轻松一点。
事实上比尔在场我也好受一点，他是我的热心拥护者及好朋友，他曾向我保证在事态严重的时候，他会支持我，我们都知道这一天会发生，我明白我不能完全依赖他的支持，因为比尔一辈子没有挺身反对过亨利，但我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认为他会干预。
等我坐下来之后，亨利清了一下嗓子，有点结结巴巴的，他从来没有亲自开除过任何人，所以不知道从何说起，最后他终于开口：“现在我必须依我的方式做些事情，我决定重新改组公司，这件事我很不愿意去做，但我必须要做。我们曾愉快地共事……”我以不相信的眼光看着他，“但我想你应该走，这样对公司会更好。”
在我们45分钟的会谈中，他始终没有用“开除”这两个字。
我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亨利无法告诉我理由，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我无法再多说，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但我坚持要求解释，我逼他讲理由是因为我知道他说不出道理，最后，他耸耸肩膀说：“有些时候你就是不喜欢某些人。”
我打出剩下的最后一张牌，我问：“那么比尔的意见如何?我想知道他的想法。”
亨利说：“我已经做了决定。”
我很失望但并不惊讶，毕竟血浓于水，而且比尔也是福特家族的一分子。
我说：“我还有一些权利，我希望我们在那件事上不要有任何争议。”我所关切的是我的退休金和其他退休报酬。
亨利说：“我们可以解决那些问题。”我们同意记录上我是1978年10月15日从公司辞职，那天也是我54岁的生日，假如我比那天早一点离职，我会丧失许多利益。
到此为止，我与亨利的交谈彼此都很平静。然后我把话题抢了过来，我列举了我在福特汽车公司一系列的成就，为亨利立下的汗马功劳，我提醒亨利我们这两年创纪录的优异表现，我要他清楚他丢掉了什么东西。
讲完以后，我接着说道：“看着我。”在这之前，他始终无法正视我，我的声调开始升高，我也了解这将是我们最后的交谈。
我说：“你将坐失良机！我们刚赚了10 8亿美元，过去两年我们赚了35亿美元。但记住我的话，亨利，你将再也看不到10 8亿美元了，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你根本不懂我们是怎么赚钱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亨利是个花钱大王，但他根本不了解钱是怎么赚的，他只会坐在象牙塔里说：“我的天，我们真是赚钱!”他整天在那里滥用权势，但他从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做的。
我们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比尔诚心劝他哥哥回心转意，但这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也太晚了，我们离开亨利的办公室时，比尔泪流满面。他一直说：“这真不该发生，他太残忍了。”
然后他使自己恢复平静，他说：“你在公司里32年了，他居然毫无理由地解雇你。你真的很了不起，一辈子没有人敢像你刚才一样对他，我很惊讶他居然没有发作。”
我说：“谢谢你，比尔，但我死了，你和他还活着!”
比尔是个好人，他是福特家族的一员，身不由己。我和他仍然是朋友，我知道他真心希望我继续担任总裁，就如同他真的认为他无力阻止这件事一样。
我回到办公室以后开始接到一些朋友和同事的电话询问，我被炒鱿鱼的事显然已经传开了。那天结束之前，亨利发了一道非公开的通知给高级经理，上面写着：“从现在开始由考特威尔负责公司工作。”
有些人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收到这份通知的，但大多数人是在他们停在经理停车场的汽车座位上看到这张通知的。有人后来告诉我是亨利自己亲自下去放的，这可能是他确保把这件事做好的唯一方法。
那天下午离开办公室时我感觉很轻松，我在车里对自己说：“感谢上帝不必再听他胡说八道了。”我被解雇的时机还算不错，上半年刚结束，我们的盈利打破了过去的纪录。
我回家后接到了小女儿莉娅哭着从网球训练营打来的电话，这是她头一次离开家，她刚从收音机听到我被解雇的消息。
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每当我回想那痛苦的一周，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莉娅在电话里哭泣。我恨亨利这样对我，但我更恨他的做法，他使我没有机会在全世界都知道以前先坐下来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莉娅不仅伤心，也很生气我没有事先告诉他我快被解雇了，她无法相信我原先并不知道这件事何时发生。
她问我：“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是这个大公司的总裁，你总是知道会有什么事的。”
我说：“亲爱的，这次我真的不知道。”
她那周很痛苦，我想一定有些小孩幸灾乐祸，看平常养尊处优的总裁之女终于受到了惩罚。
不久后事情就很清楚了，亨利解雇我的决定是一时冲动下所做的，虽然这件事最终还是无法避免。那一周公司刚寄出一套1979年野马的先期宣传资料，里面有一张我站在新车前面的照片。几周之后，由比尔·伯克取代我代表公司在迪尔布恩出席了这次活动。
别人说爬得越高，摔得越重，我那个星期可摔得不轻，我顿时和我过去所开除的人命运相同了。
几个月后我加入克莱斯勒时，必须要将几百名高级经理解雇以使公司活下去，我尽可能做得很和缓。而这次是我平生首次尝到了被解雇的痛苦。
被解雇之后我仿佛觉得自己不再存在，也不能再说“野马之父”这类的话。我过去的下属、同僚以及我的朋友都很怕见我，昨天我还是英雄，而今天我却成为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
昨天我还是英雄，而今天我却成为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人人皆知亨利准备对艾柯卡的支持者进行大规模的整肃，任何人如果不完全切断与我的所有关系，就必须冒被开除的危险。
我过去的朋友也开始停止打电话给我，因为他们担心电话被窃听，他们在汽车展示会上看见我会赶快转头看别的地方，有些真正有勇气的人会上来和我很快地握个手，然后在底特律《自由新闻》的摄影师捕捉镜头之前，匆匆离去，毕竟亨利可能会在报上看到照片，然后下令处决公开与被放逐的人在一起的抗命者。
痛苦的教训
在我被解职的那一周，曾是我亲密的工作伙伴以及负责公司全球公共关系业务达20年的墨菲，半夜接到了亨利的电话。
亨利问道：“你爱艾柯卡吗?”
墨菲说：“当然。”
亨利说：“那你被开除了。”
亨利次日取消了他这项命令，但这可以告诉你他有多疯狂。
几个月之后我的两个老朋友为我举行了一次宴会，只有几个福特汽车公司的人来参加，其中只有比德威尔是公司的高级经理，他真是很冒险。第二天一早他去上班就被传讯，他们问他：“我们想知道昨天的宴会里有谁?”
对我而言，这件事虽已结束，但伤害却持续甚久。我在公司有一个最好的朋友，25年来与我的家庭往来密切，每周五晚上我们一起打牌，我们的家庭也共同出外度假。但我被解雇之后，他连电话都没打过一个，玛丽在1983年去世时，他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
我父亲常说，你死的时候有5个真正的朋友就不枉一生了，我顿时了解了他的意思。
这是痛苦的教训，你可以和一个人做几十年的朋友，你可以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当事情变坏时你曾去保护他，但等你自己碰上不幸时，却再也看不到他的人了。
这会使你认真地问自己几个问题。如果我可以再来一次，我是否把我的家庭保护得更好?她们的压力非常大，几乎难以承受。看着自己的妻子病况日益严重（在我被解雇之后不到3个月，玛丽第一次得心脏病），我怀疑我是否有能力保护她们。一个残忍的人和残酷的命运改变了我的人生。
被解雇使我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如果有人打个电话给我说：“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我对你的遭遇很不平。”这样我都会觉得好得多，但大多数过去在公司的朋友都抛弃了我，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打击。
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态度。公司受独裁者的控制并不是他们的错，如果他们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就要冒丢掉工作的危险。他们有抵押贷款要付，而且也必须为他们的孩子着想。
董事会追随领袖
但董事会呢?这些人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监护人，理应起到制约和平衡的作用，以防止高层滥用权力，但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只要我们的利益被照顾得很好，我们就追随领袖。”
当亨利命令他们在亨利和我之间做选择时，为什么他们让亨利把他们充分信任的人解雇？他们未必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但至少有些人可以辞职抗议，但没有一个人这样做，没有一个人说：“真丢脸，这个人一年为我们赚进几十亿美元，而你居然要解雇他，那我也不干了。”
在我有生之年我非常想弄明白：这些董事们如何能高枕无忧？他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面对亨利？至今我仍不能理解那些董事对外界或扪心自问时，如何为他们的决定辩护。
我离开公司之后只有玛丽安·海斯克尔、乔治·巴纳特和乔·卡尔曼三位董事与我还有联系，我去克莱斯勒签约那一天，玛丽安打电话来向我道贺，她真是一位善良的女士。
我和做信托投资业务的巴纳特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说：“你知道，如果我有勇气的话，我也该和你一起走，但我负责一部分福特退休金的业务。如果我随你去克莱斯勒，我将立刻失去它。”
玛丽去世后，我接到比尔·福特的一封信和墨菲写来的一张便笺，没有别的了。那么多年来我们一起合作，这就是在我伤痛的期间我从董事会所收到的信息。
在我被解雇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科恩律师站起来问亨利：“你解雇艾柯卡，对于股东的损失如何弥补?”
亨利微笑了一下回答说：“董事会支持我，这件事不宜公开。”
我被解雇也引起了外界极大的注意，沃尔特·克朗凯在CBS电视晚间新闻中评论说：“这好像一本讲汽车业的小说里发生的事。”
另一位特约专栏作家写得更直白，他说亨利是60岁的青少年，他的结语说：“如果像艾柯卡这样的工作都没有保障，你的工作能保住吗?”
我特别喜欢《汽车新闻》的一篇社论，它提到我的100万年薪并且说：“不论从哪种角度来讲，他都受之无愧。”这篇社论没有直接批评亨利，而是说：“这个行业的最佳球员现在已是自由之身。”
许多社论主笔和专栏作家对我被解雇感到无法理解而且难以置信，《华盛顿邮报》财经版据实写道：“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把福特汽车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当成了他私人的领地一样来治理。”
罗得岛的地方报纸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后说，我被解雇大概是飞得太靠近空军一号专机（总统座机）。有位专栏作家写道：“在美国，福特这么庞大的公司，它的一举一动影响每一个人，一想到这件事就令人有点提心吊胆。现在福特汽车公司显然被一个傲慢自大的老头所控制，他只随心所欲地行事，不对任何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