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经曼谷转机、巴林住宿一晚，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到达安曼时，安曼的机场海关并未为难我们——如果不能入境安曼，必须购买安曼到巴格达的机票。当时一张机票的价格是650美金。机场大厅里，来接机的阿拉伯雇员阿布，看见刘磊的第一句话是：“这些日子绑架事件特别频繁。”他看了看我和身后的女孩子，继续说道：“现在进入伊拉克非常危险。”
绿区，绿区 1.大胆司机
由于绑架案频繁发生，进入巴格达时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在安曼市区租车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几乎所有的司机一看见我们，都不愿意带我们去巴格达——你们被绑架事小，我的车被抢事大。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胆大的，才同意了。一问之下，此人是个还没有走过死亡公路的新手，而且不懂英语——这时候，我们也没得选择，只好用了他的车。
刘磊考虑到我们第一次出国，叫新手司机拉着我们逛逛约旦首都安曼，看看风景。这个司机果然照做了，不过路是越走越偏。刘磊说了两次“Wrong! Wrong（路线不对）!”似乎也没有扭转他的思路。刘磊悄悄告诉我，他怕吓着女孩子，不好和司机翻脸，但司机走的路，他根本不认识。
当时我的汗就下来了——压低声音问他，这要是阿里巴巴怎么办？刘磊一脸尴尬：约旦治安好，不会有事的，一会儿出了边境我们再看。
这个新手司机果然是个猛人，当天夜里11点我们到了约伊边境检查口，这个司机竟然丝毫没有停车休息的意思，而是开足了马力向着“死亡公路”进发——当时刘磊盯着我，我也盯着他，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谁都不知道阿里巴巴会不会为了劫我们，晚上专门加趟班。但是夜行死亡公路，一不小心车毁人亡肯定不是什么意外。事后刘磊告诉我：前面维拉小镇是最后一个长途车集合点，如果司机不在小镇停车的话，肯定是阿里巴巴，没有哪个司机敢在死亡公路上开夜车的。
就这样心惊肉跳了两个小时。夜里一点，司机看到路边有个汽车集合点，这才停车休息。我们在离边境100多公里的维拉小镇，度过了在伊拉克境内第一夜。这天晚上，刘磊和我都十分紧张，新手司机走哪儿跟哪儿，寸步不离，上厕所也不放过——天知道他是不是阿里巴巴的无间道卧底？我们当时决定只要他使用电话或与人接头就立马换车进入巴格达。
心惊肉跳的一夜过去了，凌晨6点整，我们又和这个饱受猜疑的阿拉伯哥们儿踏上了征程。因为费卢杰开打，所有车辆被迫绕行，我们再次走了窄窄的小路，四下里一片荒凉，整整3小时不见人烟。刘磊仍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保持戒备动作，一旦发现司机情况不对，就一脚把他踹下去抢车逃跑。
突然间，激动人心的场景出现了，前方地平线处骤然出现了一条上千辆军车的庞大美军车队，我从未发现悍马吉普和M1坦克如此可爱——这下终于放心了，阿里巴巴看到大队坦克，肯定望风而逃。
伴随着长长美军车队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没有一栋建筑，没有一条河流，没有一株植物。寸草不生的土地上，世界变得如此简单，战火和纷争，都缩写在茫茫沙漠的死寂中。就这样，在茫茫的沙海旅行中，我们到达了巴格达。破烂的街道和房屋里，人们重新经营着他们新的生活。20年前，伊拉克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在两场战争之后，骡车拖着煤气瓶子在市区内转悠，废车场里开出来的拼装货取代了奔驰车，小孩子们成群结队，四处乞讨，到处都是灰蒙蒙的。战火带起的烟尘污染了整个城区，只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为整个巴格达增添了一抹亮色。
到达绿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看着眼前检查口荷枪实弹的美国大兵，我们对阿里巴巴终于不那么害怕了。谁知道，就在这时，大胆司机又和我们演了一出高难度的动作——这哥们儿大概脾气不好，眼见绿区检查口前长长的车队，没了耐心，往前溜了没几步，掉头就往回开——刘磊当时汗就下来了，一下扑到他身上，死死按住方向盘，也不顾他是否听得懂，用中文大叫了一句：“美国人会把我们当汽车炸弹的！”
司机被刘磊一扑，停止了危险行为，但变得更不耐烦，排在队伍后面几次下车要扔我们行李，最后是多给了他50美金路费才算平息他的怨气。等到最后进入绿区，到达“中国龙”餐厅已经是下午5点了，众女孩子来不及活动筋骨抒发感情，第一个反应就是争先恐后地钻厕所。一会儿轻松完了出来，围着餐厅转了两圈，发现和光盘里看到的三星级安德鲁斯公寓完全不同，不禁大为失望：好破啊！
感叹归感叹，大家筋疲力尽，没来得及发多少牢骚，就跑上楼睡觉。到了晚上9点多，我们陆续醒来，刚一下楼，就给院子里忙碌的生意震惊了，“萨达姆”几个月工作颇有成效，面有难色地看着刘磊笑。
绿区，绿区 2.初到绿区
初到巴格达，最让我自卑的就是英语了。我估计着，刘磊当初在国内找我出来合作，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认为我的英语基础不错——可是到了巴格达才知道，美国人说的话和国内英语老师教的哑巴英语简直就是两回事。洋葱，醋，黄瓜，花生，腰果，没有一个会说。
“萨达姆”见面就给了我个下马威，用他厚实的嗓音告诉我——“老美吃Soy-sauce（酱油，这么复杂的单词，简直闻所未闻）像喝水一样”——他以为我不知道呢，餐厅里的酱油，都是从国内带来的老抽按1比3兑水而成的。为了调味，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盐和味精，美国人自然越吃越鲜。
想想“萨达姆”一穷二白的破英语基础，在这边历经几个月的磨炼，已经能凑合应付老美点菜了，碰见年轻的女兵，还能上去双手并用比画交流。而我呢，按照“萨达姆”的说法，刚到绿区的几天里，我是一碰到美国人说话就往他身后躲——真是耻辱啊。
开始接单时，听不懂老美说什么，只能叫老美照着菜单报号码。于是，我只得和国内同来的4个女孩子一起，每天晚上生意歇了后，抱起词典一个一个单词、一句一句话地重新开始学外语。当年在国内读书的时候，老师曾经很严肃地告诉我们，21世纪，英语和驾驶是每个人必须掌握的技能。为了能尽快把买酒的担子移交给我，“萨达姆”又兴致勃勃地教我开车。
于是在每天晚上12点，趁着绿区人少车稀，“萨达姆”就把车开出来，找几个人和他溜着玩——每次都跑不了我。很多次美军把路封了，只能掉转车头，因为车技不好加上心情紧张，一下一下地倒车总是引起车里人的公愤：“快点快点，这样很容易挨枪的！”
事实也是如此，可以想象，大半夜里，几个外国人开着一辆汽车，在军事管制区里一圈又一圈地遛弯，死活不开走，这是一件多么可疑的事情啊！有一次，我带着小彭出去玩，“萨达姆”坐在一边。我开得正开心，后面冲上来一辆“日产”，别在我的车前面，横着刹住，然后跳出两个伊拉克警察，像电视里美国警察一样，双手呈韦佛式持枪姿势就逼了上来——我赶紧配合，学着电视上，手不敢动，死死搭在方向盘上，张口一遍又一遍地大喊“Hello, I’m chinese（我是中国人）！”两个伊拉克警察神情紧张地摆出战术队形，围了过来，绕着我们转了几圈，实在没发现可疑情况，收枪入套，接了我们两根烟，放我们走了。
而在国内开车的朋友都知道，被警察拦住虽然讨厌，但比起被人家把车撞了还是要好很多——国内撞车，顶多是面包大客，遇上东风重型货车的机会都很小——但是在巴格达绿区里，撞车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件很悲哀的事情——遍地悍马和GMC（美国造越野吉普，以宽大舒适性能好著称，美国公司在伊的首选公务用车），搞不好还有大把的M1坦克和装甲车，无论哪个给我们来一下，我们都只有吃不了兜着走的份儿。
一个夏日的清凉傍晚，我正开车在绿区的主要街道熟悉道路。绿区的马路大都是宽阔结实的三车道，我新手上路，一般都是行驶在最中间那条车道上，这样稳则稳矣，惟一不妙的是，在别人看来，这是霸占马路，比较猖狂。可怜我当时一心系在安全上，哪能考虑到这问题，一心一意只管开车。突然坐在一边的小彭提醒我：“帅哥，旁边有人和你说话。”我扭头一看，旁边并排行驶着一辆军用GMC越野吉普，两个全副武装的家伙对着我指指戳戳，看那意思是叫我靠边。我看着他们手里都捏着家伙，比较自卑地靠了边。我刚把路让出，4辆全副武装的GMC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最后一辆车后盖已经打开，用铁丝在横杠上吊着一挺M40机枪，硕大的子弹仓给了我极大的心理压力。好不容易等我把心情调整过来了，重新发动汽车往前，没走多远又上来一辆悍马，里面的美国兵大概是看见我们车里有女孩子，马上就跟了上来，一边跟着一边嚷嚷。我怕老外骚扰，容易出交通事故，再次靠边停车给他们让道。谁知道老美也停了下来。我一愣，不知咋回事。等了会儿，看来他们是不想走了，那就我先走吧。就在这当儿，老美突然启动，狠狠地在我们的车上刮蹭了一下。对方的车里爆发出一阵大笑，然后突然加速，一笑而过。
绿区，绿区 3.在 底格里斯河 游泳
初到绿区，由于生意忙碌，日营业额已经逼近了2000美金。我天天跑前跑后地卖酒，整日小腿酸胀，一闲下来就想坐，没有板凳就想往地下蹲——刘磊总说，出来做生意要随时牢记维护中国人的形象，看见我蹲就把我拉起来。后来次数多了，刘磊也不好意思，终于决定放假带我去底格里斯河。
下午4点的底格里斯河，确实漂亮。刘磊带我来的河滩，是底格里斯河的一个弯道。这里河水清澈，环境优美，曾经是萨达姆（伊总统，呵呵，不是我们的“萨达姆”）的露天游泳池。秀丽的风景和柔和的河风，让人流连忘返。那静静的河水，就像梦中的仙境，让人紧张疲劳的神经一下放松下来。一直到天色暗了下来，水还是那么清。坐在岸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底的石头和鱼群。
我在底格里斯河游泳游上了瘾，后来就经常在夜里餐厅打烊以后，发动餐厅的所有员工，招呼上伊拉克邻居，带着啤酒、饮料、西瓜、水果，一起去河边玩耍。
大家在河边铺开垫子，喝啤酒，吃西瓜，任由习习夜风吹拂。河滩两侧的公路上，美军军车来往穿梭，路旁都有美军的哨位，不时有探照灯扫过河面，可以匆匆扫见夜色下底格里斯河的波光粼粼。惟一不协调的，是每隔几分钟，静谧的夜空就会被绿区外刺耳的枪声划破。偶尔还会看见两架直升机结伴从头上飞过。除了灯光，还不时地放出几颗照明弹，夜色一下被照亮，星星的光辉顿时被淹没。
来游泳的次数多了，大家开始酝酿着新的娱乐项目。刘磊对初到伊拉克时碰到的伊拉克老渔翁念念不忘，于是号召大家去钓鱼。我们叫祖拜去买渔具。祖拜这个家伙，大概从来没有钓鱼的经验，买来的伊拉克的鱼钩个个硕大无比，不知道是不是钓鲨鱼用的。没办法，我们只有自己用缝衣服的针改作钓钩。
我们的第一批渔具，是用渔线连着缝衣针做成的钓钩凑合的，没有钓鱼竿。“萨达姆”用面粉和麻油搓成一颗颗鱼饵，竟然很容易就能钓上黄蜡丁来——我一开始根本不相信这种破钩子可以钓鱼，看见刘磊他们噼噼啪啪地踩着水过来给我看鱼，还真是吃惊。我的任务是把这些小鱼塞进矿泉水瓶子里带回。夜色里忙中出错，手指给鱼鳍上的刺狠狠扎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鱼刺有毒，钻心的刺痛从手指传来，疼得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大家看见我流眼泪，还哈哈大笑。但第二天刘磊就笑不出了——他也被鱼鳍扎了，根据他的描述，半边胳膊都麻了。那天晚上，我们把两天钓来的鱼共13条一锅煮了。为了泄愤，我一人吃了7条。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和刘磊钓鱼兴趣大减，“萨达姆”和祖拜倒是兴趣日渐高涨。祖拜还买回了60美金的豪华钓竿——器械上去了，战果也没令我们失望。豪华钓竿出马的当天，“萨达姆”和祖拜就提着两条大鲤鱼回来了。开始我们都以为是他们武器尖端，技术过硬，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这两个哥们儿那天拿着豪华钓竿出马，其实什么都没钓着。晚上回来怕没面子被我们嘲笑，从渔民手里买了两条大鲤鱼糊弄我们。
我们最后一次去底格里斯河游泳，是在2004年的9月。当时刘磊已经回国，但我们还是组织了前所未有的豪华阵容出发游泳。史密尔开着他的奔驰，阿布杜拉开着他的宝马（这小子是洗碗的，每天收入5个美金，把家底当了个干净买了个二手宝马，天天发愁加油钱），加上我们的冷藏车，前面是阿木迪的摩托车开道。一群人浩浩荡荡，车灯大亮地杀向底格里斯河。一到河边，大家敞开车门，开始狂欢，震天的音乐从车厢中传出。
阿木迪扔开摩托车，抢先下了水，没过几秒钟就一声惨叫，一蹦一跳地上了岸。一看脚下，是被河底尖利的石头割了一道一寸长口子。大家给他包好伤口，抬到岸边躺着。我正准备脱了T恤下水，就发现河边出现了一队人马，一个个平端着枪，非常严厉地告诉我们，绿区美军已经发布了宵禁令，不再允许人们晚上到处玩。一边说，一边把我们集合起来，搜了个遍，最后下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把我们赶走了。
我把阿木迪的摩托车抬上冷藏车。看着这个小子受伤的惨状，心说糟了，这小子明天不能上班，我要受累了。谁知道到了第二天，阿木迪一跳一跳，又来上班了。
绿区，绿区 4.购物记
绿区在萨达姆时代是总统府的所在地，因此总让我觉得有点意识形态大于生活环境的味道——直到我们发现了“木伽马”小区。这里原来大概是伊拉克政府职员的公寓，战争爆发后，这些人全逃跑了，整个小区被流氓无产者占据。秩序重建后，这些房子却无主归还，于是里面顺顺利利摆上了小摊，门口也放上了伊拉克警察站岗。小区住宅的一楼几乎都改成商店了，里面什么都有卖，在物资匮乏的巴格达，这是非常罕见的。我常去里面买橙子、苹果和西瓜补充维生素。这里的菜品都是叙利亚进口的高级货——不像巴格达菜场里的瓜果蔬菜，像被美军炸烂了一般——只是所有的东西上，都落满了苍蝇——商人为了证明他的虾仁是新鲜的，用手把苍蝇一挥，捏起一只虾仁就扔进嘴里，看得我直想吐。
“木伽马”小区的菜也比外面贵很多，我们在来不及外出采购的时候，也常在这里买菜应急：辣椒，两美金1公斤；青菜（所有带叶子的），1美金1公斤；板栗，5美金1公斤；瓜子，7美金1公斤——在国内，这基本是杀猪价。但在缺少娱乐的绿区里，逛菜场，竟一度成为我们的主要娱乐项目之一。
最能体现“木伽马”小区兼容并包的是，这里除了卖菜，居然还有黑市加油点。在战后的伊拉克，汇率是最不稳定的，在刘磊装修期间，为了支付工钱，他换掉了10000美金，就在短短的20天里，这笔第纳尔就坐地升值了25％，一直让他后悔到现在。
比汇率更离谱的是油价，最开始，30升的油箱5000第纳尔（约3.5美金）就可以加满，这还是绿区内的特价，一个月后，突然上涨至7000第纳尔，又过两三周后，竟然生生上涨了至10000第纳尔（尽管如此，还是不到人民币两元一升)。在伊拉克境内，经常可以看见伊拉克人冒着酷暑排一天的队，去官方加油站加油。这里的油价约合人民币两角钱一升——而在绿区外的黑市加油站，也只是人民币5角一升。
这是伊拉克经历两次战争之后的价钱——可以想象，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前，伊拉克国内的油多半比自来水便宜。而战后因为油路被反美武装切断等原因造成了“油价飞涨”。我想，如果国内的车迷们能够用这样的价格买油，肯定做梦都会笑醒。
我经常去逛的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离我们餐厅只有50米远的绿区小商品街。这是一条被封锁了的道路的一段，道路两边已经被上百个临时帐篷占据了，里面什么东西都能找到：已经作废了的钞票，萨达姆的画像，家常用品，劣质衣服，最新的电脑配件，1美金一包的劣质香烟，3美金一个的插头，5美金一张的盗版DVD碟，10美金一个的中国南方某省产的电源插座（质量之低，我都不知如何描述，反正我只用一次就不敢再用了，怕出事），30美金一对的情侣表（表四周的金属框框就像是用锯子加锉刀做出来的，天知道美国兵怎会看得上，而且买的人还贼多）。这些价格在我们看来都是天价，但是美国人不这样认为，所以也特别喜欢来这里淘宝，这也就为10月14日被炸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按下不提）。我也经常来这里买一些临时急用的东西，如牙膏、电话充值卡、电工胶带等。
在绿区，我最喜欢购物的地方要算美军的PX超市了。PX超市隶属于AAFES公司，专做美军的后勤服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美军基地，都能发现它，它只对美国人开放，“We go where you go！”是他们的口号。PX旁边还有一个网吧。刘磊和“萨达姆”对网吧兴趣不大，往往都是写好E-MAIL后，由我背着笔记本电脑去网吧代发。这样，PX超市旁的网吧就成了我们餐厅和国内取得联系的一个联络点。
第一次去PX超市的时候，我带着祖拜进去，刚走进去，就来了一个管理人员，查看我们的证件。那会儿我们只有护照和居民证件，那个管理员告诉我说不行，这个证件不能进来，就生生把我们赶走了。大概是越禁止越向往的原因，我后来多次和美军说起PX。他们告诉我大胆进去，只是记住：别和阿拉伯人一起进去就行。后来我单独又去了几次，果然再也没人找我的事。这个“惨痛”的教训给了我足够的经验。后来开车出去，每次经过检查口时，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检查过。但是阿拉伯人却喜欢搭便车，这就苦了我，经过检查口时，车往往得耗上半小时：排队受检，而且美国兵检查得特别仔细。后来我往往在到检查口之前，就把阿拉伯人撵下去。
在PX超市里，我给自己买了很多小玩意儿——那里除了DVD光盘贵得吓死人（要29个美金），其他东西还是很不错的。我经常帮阿拉伯员工带些东西：零食、CD机、电池、雪茄、洗发水等等。美国商品的定价多是若干美元若干美分，每逢找零，PX超市就找给代币券。那是一种塑料小圆盘，正面印着公司名和面值，反面是军事题材摄影，表示这些牌牌的特殊背景——这种小圆盘也经常被美军士兵用于支付小费。每次积攒到一定数量，我都去PX换一堆货回来。出口处有个陈列柜，放着免费的东西：书、杂志、防晒霜等等。刚开始我还傻乎乎地拿着去问，再后来就只管往包里丢，因为我发现别人也是这样做的。呵呵，回去后，每人一份，包括阿拉伯员工。
就这样，一直到了2004年10月，绿区咖啡和绿区小商品街发生爆炸后，美军才加强了戒备，PX第一次有了站岗的。我凭着脸熟，进去了好几次。有一次换防，来了个生面孔，看见我坚决不让进，说没有DoD（Department of Defense 美国国防部）的通行证是不能进去。我说不可能，我前几天刚进去过！
门口站岗的美国兵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他告诉我，不可能，他们早就接到通知了，不允许任何非美籍的人员进去。我拿出了一堆超市小票给他们，美国兵惊诧地笑了，挥手放我进去了。看来美国兵挺讲人情的，不过在战场上，这也许不是件好事，太容易犯错了，说不准哪个炸弹就这样混进去了。
2004年12月21日，摩苏尔军营发生爆炸，22人死亡，19名是美国人。这之后，PX开始增加了大量的保卫设备。2005年元旦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PX了。
绿区，绿区 5.杀 兔
萨达姆时代的皇宫（现绿区所在地），曾经是小动物的天堂，方圆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放养着大量的梅花鹿，野鸭，兔子。美军占据绿区以后，这些小动物无家可归，很多都死掉了，有少数一直靠流浪和偷吃顽强活着。我们常常在偏僻的角落里看见这些小家伙顽强的身影——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一只兔子。
这只兔子几乎是和我们同时进驻绿区“中国龙”餐厅的，在我们完成二次装修之后，1000美金铺就的草坪成了兔子的天堂。餐厅打烊之后，我们常常在墙角看见肥兔矫健的身影。“萨达姆”不满自己辛苦操劳的草皮成为兔子的晚餐，数次组织人力进行围捕，动用了拖把棍子、板凳腿等等凶器，都可耻地失败了。
4月份我来到巴格达之后，这只兔子的活动日渐猖獗。某次围捕，我负责守住院门，那是兔子惟一的逃跑出口。这只肥兔被“萨达姆”追赶得兴起，竟然毫无惧色地向我扑来——这哪里是兔子，分明是老虎。
那次围捕以兔子吓得我夺路而逃告终，但同时也深深激发了我们一定要抓住它的决心。为了彻底堵死兔子的惟一逃跑路线，我们准备了一个铁栏，放在门边，随时准备堵死它逃生的必经之路。不久后的一个夏日夜晚，这个熟悉的客人最后一次走进了我们的院子。
那次围捕中，我们可耻地使用了车轮战术。从刘磊开始，“萨达姆”、彭厨师轮番上阵追赶兔子，每个人追赶5分钟。等到最后我上阵时，兔子已经筋疲力尽了，被我顺利捉拿。
从发现到被活捉，历时6个月，这只兔子终于被捕。餐厅的女孩子非常善良地要求把它养在卧室，结果这个东西奇特的臭味很快就让她们不能忍受了。而我们这些大老爷儿们则在餐厅打烊、喝完闷酒后，把所有的门封死，放出兔子，然后像猎狗一样追兔子取乐，现在想想这太卑鄙了。在它被捕后的一个星期，彭厨师终于产生了杀兔改善伙食的念头，并最终获得了我们的一致支持。
没想到，这次杀兔成为了彭厨师的梦魇——大概是怕弄脏了草坪，他站到了院门口，拎着菜刀，提着兔耳，仅仅用了三五秒就收拾了这只肥兔。正准备剥皮，阿拉伯邻居撒拉（祖拜的小舅子）怒吼着冲了上来，一把夺下彭厨师的菜刀，挥舞着四下砍杀。小彭大骇，转身跑进屋子大声呼救。我和刘磊赶紧出来夺下他的菜刀，按住这个家伙。他一边大喊一边哭泣。这时候，邻居的阿拉伯妇女也开始出来指手画脚。阿拉伯话听不懂，但也能猜出个大概，不外是说小兔子如何可爱，我们如何残忍。我看着阵势不对，又怕撒拉胡闹搅了生意，只好匆匆出血，掏出50美金把撒拉打发了。
第二天，我们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撒拉的大伯，祖拜的岳父史密尔。老头子勃然大怒，给了撒拉一嘴巴，然后拿着那50美金还给了我们。后来我们请史密尔吃炖好的兔肉，史密尔非常豪爽地吃了一顿。
绿区，绿区 6.小狗“TEN DOLLARS”
在绿区的岁月里，我曾经喂养过一只小狗“TEN DOLLARS”。
有一次，美国客人在餐厅吃饭时，自行车被伊拉克小子顺手牵羊，委托我负责寻找。那小子怕被K，把自行车放在一个朋友家里，告诉我地址，让我去拿。
那天我七拐八弯地找到了那个伊拉克青年，一进屋，发现那个小子正在看腐朽的黄色节目（伊拉克此时到处是卫星接收机，充斥着色情电视节目），自行车就扔在墙角，一边趴着一只刚刚出生的小花狗。看见小狗可爱，我抱起来玩了玩，问他卖吗？
伊拉克青年和我讨价还价一通，最终以10美元成交。当我推着自行车，抱着小狗出现在餐厅时，引起了轰动——众人纷纷表示要给这个小狗起名“旺财”、“小花”，充分显示了自己贫乏的起名才能。最后，来了一个热情的美国女兵，知道了小狗的来历后，告诉我们，就叫它“TEN DOLLARS”好了。
从此，这个充满拜金主义色彩的名字“TEN DOLLARS”就传开了。在小狗到餐厅的几个月时间里，它充分享受了绿区里最高级的伙食标准——很多善良的美国女兵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肉留给“TEN DOLLARS”。
后来这些美国兵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中国人有吃狗肉的风习，每天都十分担忧地来看狗被我们吃了没有，临走不忘叮咛：千万不要把这个小狗杀了吃肉，否则找你们麻烦！
在众多美国兵的精心呵护下，小狗“TEN DOLLARS”健康快乐地成长着。很快，它的娇惯习气日渐形成，除了整块的肉，连鸡骨头也不愿意啃了。看它吃得比人还好，我一气之下饿了它一天，然后给它一碗白米饭。这个小家伙马上很积极地扑上去吃了。
就这样，“TEN DOLLARS”在我们的餐厅度过了最美好的几个月。有一天，来了个伊拉克小姑娘，看见“TEN DOLLARS”就大哭起来——说这条小狗是她的。同行的小孩正是当天给我带路的那个，他告诉我，那天把狗卖给我的男青年，就是这个小女孩的哥哥。
小女孩想把狗要回。我当然不干——我告诉她，你哥哥当初是把“TEN DOLLARS”卖给我的，现在是我的了。小女孩哭哭啼啼地走了。第二天再来，手里竟然拿着破破烂烂的一把零钱，正好10美金——这时候，就是100美金我也不愿意把小狗卖掉。我告诉她：“我养了这么久，还要用它看门，不会卖给你的。”
小女孩没办法，又开始大哭——这时候，边上一个美国人上来和稀泥，善良地表示，他可以出20美金，替小女孩买下小狗。这下搞得我很被动——我只好告诉美国人，我不舍得“TEN DOLLARS”，不想要小女孩的钱，更不能要你的钱，小狗给她算啦！叫餐厅的阿木迪把小狗抱出来吧！
“TEN DOLLARS”真是个势利的小家伙，看见小女孩穿得破破烂烂，就冲她大叫，一边叫一边往我裤腿后躲。我一狠心，把小狗抱出来，塞到小女孩手里，不再理会它。
“TEN DOLLARS”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很多美国兵再来餐厅，不见了小狗，都大为恼火，纷纷质问，是不是被杀吃了？我们又费力一番解释。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我和小彭坐在院子里喝啤酒乘凉，突然看见门口有个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我顿时弹簧般地跳起，大叫一声：“TEN DOLLARS！”然后冲出门去。
可是门口除了寂静的马路和风中微微摇曳的野草，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小彭从后面上来，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说：“大概是你看错了，绿区里，有好多白色的野猫。”
绿区，绿区 7.算错账
对于任何一个餐厅来说，收账都是一门学问，早期没经验的时候，我们曾经接待过一群小气的南非人。这群家伙20多人浩浩荡荡靠着院墙坐了一排，喝了一晚上，结账70多瓶酒。
第二天早上，我在床上睡得正香，就听见院里响起“萨达姆”凄厉的喊声：“帅哥！你来看！”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连滚带爬跑到院里。一看差点气得吐血：昨晚的那帮南非人竟然在墙边茂密的草丛中整整齐齐码下了50多个空瓶。没过一会儿，奥马又在另一边的草丛中发现了50多个酒瓶——这群南非人，整整赖掉了我们餐厅200美金的酒钱——气得“萨达姆”和我当天下午什么也没干，到厨房拿了两把菜刀，把院子里的杂草刨了个干净。
和南非人比起来，处理美国人的单，我就有经验得多。最开始由于语言沟通不畅，经常出现接了单，做好菜，不知道送给谁——厨房的菜做了一堆，外面的客人大呼小叫，我们却对不上号——在中国，菜是按桌子送，桌上有个号码就成了。可是在这里，沿用美国的分餐制，一人一份的AA制，国内经验完全失效。到了后来，还是美军作战服上的姓名条帮了我的忙——我告诉服务员，点餐时，记住他们姓名条上的名字。这样处理AA的桌子，就渐渐有了经验。我甚至还总结出了AA餐制收小费的秘诀。
每次一桌人AA制，我都挑一个看上去比较大方的家伙开始，而且一般都免去他的零头——在国内，抹掉零头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老外吃饭，往往是多给一点，剩下的找头给服务员当小费——老外看我大方，自己也不好意思小气，往往又顺手掏出几个美金的小费塞过来。最关键的是，在他的带动下，这一桌人付小费，都不好意思再小气。
我把这招叫做小费心理传染病，并屡次以结账专家自居——可是中国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小费收得爽，难免到头算错账。
那次有两个美国人在我们这里吃饭，吃了20.5美金的餐，吃完抹抹嘴巴，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们没带美金，给你第纳尔可以不可以？”
那时第纳尔是我们采购的主要货币，我就按照1比1500的汇率给他折算。由于我整天泡在美元堆里，对第纳尔根本没概念，于是很容易就把账算错了——在点菜单的竖式上，我漏标了一个小数点，涨了10倍，算出了30.75万第纳尔的价钱。
两个美国菜鸟大为吃惊，不相信有这么多，自己拿过一支笔在我的竖式旁边又算了一遍。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也漏了小数点，看着30多万的数字直发愣。可是没有办法，只好很心痛地掏钱了。在伊拉克的新币中，面值最大的是2.5万第纳尔一张的“红牛”，老外数出整整13张红牛，共计32.5万第纳尔，把账结了——大概是太心痛，也懒得要找钱了，剩下的全做了小费。
到了晚上，我把这堆第纳尔掏出来，刘磊和“萨达姆”都惊了：“怎么这么多第纳尔！”我这才明白，夜路走多了，终于要遇见鬼，我收了那么多单，终于把账给算错了。
第二天一早，祖拜就拿着飞来的不义之财去菜场买菜了。临近中午，那两个倒霉蛋回来要钱。我满脸不好意思，还给了他们180美金，两个老外乐得蹦蹦跳跳地跑了。
绿区，绿区 8.国际长途
我们的餐厅经营得很红火的时候，曾经有不少美国人看着眼红，希望入股——汤姆森是一家公司的特派经理，大概是挂了个闲职，三天两头没事跑到我们餐厅来洽谈投资意向。当时我们也考虑扩大规模，最好在机场、摩苏尔等其他军营开个分店，不过人手实在是紧张，一直没能如愿。
汤姆森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带着10万美金的投资意向和经营项目，没事就来和我们说话。我们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敷衍着，要知道在当时，10万美金也只是我们一个月的营业额而已。2004年6月底7月初，伊拉克主权移交前后，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们都怕临时政府把我们当投机倒把的敌方资产给没收了，开始急切地想给餐厅找婆家——可是这个时候，汤姆森又不见了。
事后我们回想起来，整个谈判期间，美国人汤姆森带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把手机借给我们随便打——某段时间，因为爆炸，巴格达遍地找不到一张电话充值卡——我手里的手机成了废物。这时，汤姆森挂靠军方网络的免费手机就大显身手了。通话本身是免费的，我们也没什么心理负担。用他的话说，“你们这么多人，需要电话”，然后常常把电话撂在我们餐厅，“你们随便用”，然后隔几天再来拿手机。最开始我还不好意思，这个老哥们就先拨好011（这个号比较奇怪，我不明所以）和86（中国的区号），然后一把塞给我：“打吧！”
到了后来，情况愈演愈烈，10月初，伊拉克电讯公司工程师被绑架了，整个巴格达电信网络瘫痪——这个时候，汤姆森又捏着新手机出现了。这时，他拿的是硕大无比的铱星电话，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话效果好而且话费高昂。等他再问我们，“你们要打回国吗？”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他，不用了，现在伊拉克是晚上，中国国内已经半夜了。
没料到他同样十分热情地把电话撂下了：“我明天来，你们先用着吧，随便打。”等他走后，我和“萨达姆”一人打了个电话回家——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铱星电话，效果真他妈好！
等到第二天，汤姆森来了，知道女孩子们还没打，又热情地请她们打了一圈。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汤姆森这样大方，有个美国人总是借喝醉酒，不给钱就跑。有一回这个家伙手机忘了拿，落在我们手里，想起他赖账的事，我们挨个往国内打电话，很快就把这张卡打爆了，然后托人把手机还了他。
绿区，绿区 9.寻宝
早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听说萨达姆宫殿附近挖出来了10多亿美金——到了伊拉克才知道，这个一度让全世界心驰神往的地方，就在我们餐厅附近的一栋破房子里。那房子的前身是伊拉克财政部，我总惦记着，美军捡了十几亿也许还能剩点，于是招呼刘磊一同去发发财。他也表示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考虑到财政部边上就是美驻军——看见两个老外在军营边上晃来晃去没事往地下看——这不是埋地雷吗？说不定一枪就打过来了。万一真这么牺牲了，再多钱也白搭啊！
就这样，因为我们的胆怯，财政部旧址寻宝探险的计划无疾而终了。随着美军在伊拉克统治的深入，萨达姆和他的儿子相继被捕——这意味着美军悬赏的5千万美金也彻底没了希望。无奈之中，我们把目光共同投向了餐厅二楼楼梯下的储藏室里——那里原有一个木门，但是被水泥封闭了。整个房子至少40年没用，但是封门的水泥看上去却很新——我和刘磊都惦记着。中国有句老话：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伊拉克财政部跑的时候会不会顺手塞一点钱在这个老房子里呢？
由于前一段生意忙又担心砸不好把餐厅墙壁砸坏，这个寻宝行动才一直没有实施。到了2004年的7月底，刘磊要回国了，眼看最后的机会就要错过，他终于痛下了决心：挖。
那天上午，刘磊把我和“萨达姆”叫起来，绕着储藏室转了两圈，也没有多说，略带悲壮地拿起了大锤——只两下，就砸出了一个大洞。刘磊等不及全面破坏，锤子一扔，打着电筒就探头去看——不一会儿，失望地出来了。“萨达姆”捡起锤子，继续扩大洞口，最后终于让阳光洒进了储藏室，只见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塑料马桶盖和一把破扫帚。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1.炮弹，流弹
刚到巴格达的第一天，“萨达姆”就对我说，餐厅门口路上有个迫击炮弹坑，前几天一早来绿区早锻炼的两个人被炸死了。言下之意，是告诉我，在绿区，早锻炼不是个好习惯。
后来晚上开车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这个“早锻炼杀手”的弹坑。宽阔的水泥路面上，有个茶杯大小的坑，只有四五厘米深的样子——看这个威力，是炸不穿我们水泥屋顶的。几个月后，绿区里一家保安公司的尼泊尔籍保安，住在帐篷里，没有水泥屋顶的庇护，遇上了一颗迫击炮弹，惨烈无比，死了16个，重伤10人。当时人们都说，如果他们住的是楼房就会没事的。结果没过多久，又一颗RPG（火箭弹）打破了“楼房安全论”，美国大使馆窗子里钻进了一颗RPG，没爆炸，但是七八斤重的弹头愣是砸死了两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女性。
还有一天，我正在院子整理广告牌，一声长啸，炮弹飞来，那声音仿佛就在头顶响起。说时迟，那时快，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起身向四面跑开，两三秒后，这颗炮弹在餐厅旁边的医院爆炸了。根据以往的经验，迫击炮都是两颗两颗地来。我赶紧跑回厨房，结果看见巴哈拼命要往外跑——他老爸史密尔在医院里上班——被“萨达姆”死死拉住。等了大概半分钟，第二个炮弹爆炸，“萨达姆”手一松，巴哈哭着冲出去了。
就这样，巴格达抵抗组织用各种不同配置的轻重火炮，不停地骚扰着我们脆弱的神经，三班倒，夜里也不休息。有一天晚上10点，满院子的客人在喝酒聊天，有说有笑。忽然头顶一声熟悉的迫击炮弹声滑过，满院子的人一个个开始往桌子下钻，男的狼狈不堪，女的花容失色，一个大胖子还摔了一跤。等爆炸在不远处响起，大家还像鸵鸟一般趴在地上不动，等待着第二颗炮弹。一般来说，第二颗半分钟内就会跟来，但那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等了5分钟还没来。最后我和“萨达姆”起来到厨房去了，胆小谨慎的客人继续趴着。那天估计是打炮的小子打了颗臭弹，第二颗炮弹死活没响起来。我们的客人中卧倒时间最长的在桌子底下趴了足足有一刻钟。
但是论起威力来，迫击炮也不算是最厉害的。11月17日晚上8点左右，我们正在大厅里聊天看电视，一声巨响传来，感觉到整个房子都在颤抖，窗玻璃也在晃动。我只觉得眼前强光一闪，然后立即陷入无边的黑暗。大伙都立即寻找最佳位置躲藏。我们开始都以为是大威力的汽车炸弹，但是按理再大的汽车炸弹也不会停电啊。直到第二天出去才知道，这次遇上了传说中的喀秋莎（以前我只在“红警”里看到过它，嘿嘿……）——埋在地下近两米深的电缆都被炸断了，一个南非籍保安和一个伊拉克人被炸死，弹片在两边厚实的水泥墙上炸出一个个深深的弹坑，如繁星点点。这个炸弹离我们直线距离大概只有150米远。参观完现场，拍了几张照片做纪念。当天下午，我回到餐厅后，正在花园写邮件给国内的朋友，说我看见喀秋莎了，突然听到脚边“咣”掉下来一个什么东西。我捡起来一看，一个步枪弹头，弹尖已经打变形了，不知怎么弹到我这里了，而且还是温热的！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2.绿区里的 小混混
战争结束后，不仅仅是在绿区，整个巴格达城区到处都可以看见流浪的小孩。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费卢杰，父母在战争中死去，留下孩子无所依托，只有在市区流浪，捡剩饭，乞讨为生。
餐厅里有个看花园的勤杂工，家住在绿区外面，我们叫他撒迪。有一次，我问他：“撒迪，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家一天生活费是多少？”
“我有5个孩子，1个老婆，每天需要3500第纳尔。”
一个孩子，在巴格达一天的生活费用，不到半个美金。在这些流浪的小孩子眼里，所有的美国人都是“ONE DOLLAR先生”（一美元先生，见面就是：给我一美元）。他们中有些人卖点口香糖，有些善良的美国人常常给他们钱，而不要他们的东西。
有一次餐厅打烊了，一家美国公司的工作人员最后一个走，在院门口被两个卖口香糖的小孩缠住了。他大方地掏出两张25000第纳尔的“红牛”——一张约合17美金——买下了小孩手里整盒的口香糖，然后转手从半人高的院门上塞给我，叮嘱道：“不要还给他们，不要让他们有被施舍的感觉。”
等这个善良的美国人走后，伊拉克小孩找我想要回口香糖。我挥挥手，按照美国人交待的，没有把糖还给他们——不知道若干年后，他们长大成人，是否还能记得：这是一笔生意，而不是施舍。
伊拉克经过长期的经济封锁，加上战争，青年人，特别是小孩子，对钱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异化。他们简单地认为，钱，有就好，不管是敲诈来、是骗取来还是偷来的，都不重要。
有一次，餐厅来了三个伊拉克警察，掏了2000第纳尔，要买3瓶啤酒——不到两美金，一瓶都不够。我告诉他们，这个价钱，一瓶都买不到。有个家伙手按在桌上，反问我：“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伊拉克警察！”
“知道，”我看着他，丝毫不害怕，“但不卖给你！”
警察尚且如此，一般的小孩子就可以想象了。我们的餐厅里曾经充满了卖口香糖、DVD和劣质手表的小孩子。有时候，美国人放在桌上的小费、手机、相机也被他们顺手偷走。
美国人丢了东西心疼，可平时又要表现自己的爱心——看见我们驱赶小孩子，不准小孩子进餐厅，他们都不高兴，所以有时候我们抓到了偷东西的，也不敢打骂，只好放任自流。
最开始，出来流浪的都是胆子很小的孩子，到了后来，他们见得越多，胆子越大，都敢硬闯检查口，知道美国兵不敢打他们。他们越来越不看得上美国兵，碰到要钱不给就破口大骂，发展到巅峰时期，美军的悍马车都被偷走了三辆（呵呵，绿区只分到一辆）。那段时间，美军在手忙脚乱地换密码——钱是小事，美军就怕通讯密码落到了扎卡维手里。
由于这种事情时常发生，美军下决心治理伊拉克流浪儿。为此，绿区骤然设置了很多检查口，大批伊拉克警察专门负责赶小孩。往往是美国兵和伊拉克警察一起行动，美国兵不敢打，有些伊拉克警察却对着自己的同胞娃娃拳打脚踢。我们经常看到伊拉克小孩劈里啪啦从我们门口跑，伊拉克警察抓了他们往车里一塞，但第二天交点钱又放了。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3.伊拉克 速度
我于2003年4月8日到达巴格达，在巴格达整整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伊拉克人的工作速度。餐厅装修之初，二楼按摩房的空调装好了，没电，所有门窗被房东拆走，简直是一片狼藉。为此，“萨达姆”找了一批散工来打理，预付了工钱。一个月过去了，这群阿拉伯大哥连地面垃圾都没有清理完。我实在忍不住，把他们辞退了。5月初，“萨达姆”重新找了人，继续烂尾工程。
我看着新工人，心痛地对他说：“‘老萨’，你预付了工钱，不是亏了吗？”
“老萨”眉头一皱，“亏啥，他们还有工具在楼上呢！”
这个“萨达姆”，原来打主意贪掉别人的装修工具抵债，可谁也没想到的是，等我们装修好了，餐厅也开业了快一个月。等到6月中旬，餐厅突然来了一批不速之客——第一次装修的伊拉克施工队跑来要工具了——估计“老萨”觉得拿人家几个破电钻不好意思，并没多说，让他们拿走了，也没提预付款的问题，提也白提。
当然，这还不是最慢的——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的旁边，一条双车道宽的马路之隔，就是澳大利亚大使馆。这幢3层小楼的前身是萨达姆的办公楼之一，十分漂亮，萨达姆倒台时，曾经被伊拉克城内的流氓无产者阿里巴巴洗劫，后被澳大利亚大使馆征用。到巴格达的那天起，我就看到他们请了几个阿拉伯人在三层楼的楼顶修建一个胸口高的掩体，等我离开巴格达时，已经整整一年，这个工事还没有完工。
餐厅门前的隔离墙施工同样让人触目惊心，绿区内美军设置的隔离墙，多是水泥厂事先做好的一块块预制墙，长宽高分别是2米×0.2米×3米，用的时候像一块块积木似的搭建起来。虽然高达三米，但是美国人并不放心，怕人越墙对付他们，于是找来两个伊拉克小工负责架设铁丝网，具体说就是在墙头打孔，把一根根铁架拧上去。大概这两位拿的是计时工资，反正这下我是见识了，两个伊拉克老大哥，从早到晚，整整8小时，只在墙上拧上了6根架子。他们每在墙上钻出一个眼，就从梯子上爬下来，在路边坐下抽烟。你无法相信我看到什么。他们居然从包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酒精炉子和小水壶，一边抽烟一边烧水喝茶。这种速度，深圳的国贸大厦没有百八十年是不可能完工的。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4.在伊拉克开会
2005年3月，绿区内的伊拉克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组织协助美英临时管委会维护秩序了。
那天中午，两个伊拉克人写了个条子给我看，我找来阿木迪翻译。原来是告诉我下午5点去木伽马小区开会——这在国内，基本就是市场摊位的老大叫手下摊贩去交保护费——我怕一个人出问题，赶紧把祖拜叫回来陪我一起去。路上正在犯愁，到了会场门口看见小何也被请来了。虽然同行是冤家，但大家都害怕被新政府赶走，所以也聚在一起，分析了一通形势。
开会后，我才知道，这次是绿区里所有的店铺老板开会——5点开始，不过这群老板素质不高——到了6点快散会了人还没到齐。我逗祖拜，那家伙真不地道，告诉我是5点开会，通知别人却是6点。开会期间，不断有人在大门口响亮地打断主席的讲话：“塞拉马里空……”（阿语：“大家好”或“你好”的意思）主席每次总是无奈地回答：“塞朗！”（阿语：还好。）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给绿区的老板们定税金。会场主席痛心疾首地谴责我们这些老板：“物价要平抑啊，内外差价太大，各位心太黑！食物普遍的差价都在3倍以上，而汽油差价，绿区内外差价竟高达10倍！”这时期，木伽马小区内的居民大都是伊警察和国民自卫队家属，收入不高，生活必需品这么高，无法承受但又不能不吃，希望通过政府来平抑物价。好在我们的服务对象是美国人，倒也不受物价的太多影响。便宜就便宜点，就当是帮助伊拉克老百姓吧！
最后轮到给我们制定税收任务了。当时生意已经不好做了，可伊拉克人还是把我们当财主，悍然提出每月收取10万第纳尔（约70美金）的税金——我和祖拜赶紧上前求情。伊拉克官员学着电视里的样子，帽子在手里转了几个圈，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把“保护费”降到7.5万第纳尔（约50美金），真是有话好好说。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5.阿里巴巴成了可怜巴巴
2004年6月底，绿区权力交接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就是住房的移交了。我们的餐厅名气较大，常有人过来调查研究，我想大概是有人想把它作为非法资产没收吧！可每次绿区颁发房产回收文件，我们总能侥幸逃脱。
但是别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绿区曾经是萨达姆的总统府，过去住的多是政府高官——战争一打响，这群家伙怕成为战犯，跑得比兔子还快。剩下的房子除了被美国导弹炸掉一些，剩下的就便宜了战乱期间蜂拥而去的阿里巴巴们了。现在战后重建，开始清算，阿里巴巴一律赶出去，房子全部收归伊拉克新政府所有，重新安排。
绿区里首当其冲的是木伽马小区。因为绿区外的伊拉克警察执勤伤亡过大，到了后来，警察家属也成为袭击目标。为了保护他们，伊拉克新政府将木伽马小区调拨给伊拉克警察家属居住，原有的阿里巴巴一律赶走。
见过拆迁的就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情景——数千伊拉克警察拿起棍棒驱赶自己的同胞。
拆迁那几天，我正好因为皮肤过敏去木伽马医院看病，频繁出入木伽马小区。木伽马医院是萨达姆时代的医院保留下来的，房子非常好，但是医生寥寥无几，软件方面特差劲。惟一不错的是一费制——1500第纳尔。开了药，直接去药房拿药，不再另外收钱了，打针也是一样。只是这样的制度，碰上大病恐怕就不成了。
在伊拉克的医院里，女护士不能给男病人打针，要男医生来打。到了后来，我不愿等待，已经学会了自己扎自己的屁股。最后一天，我涂完乳白色的消毒液出院后，看见了木伽马小区里声势浩大的游行。
上千阿里巴巴流离失所，变成可怜巴巴，半死不活地在街上游行。他们告诉美军：“我们也受到战争伤害，我们也是受害者。”
史密尔也是同样的受害者，他原来的房子被美军医院征用。当时房子多，另外给他找了一处很好的房子。很不幸，这个房子过于漂亮，处于被征用范围，没过多久，他也被驱逐了，并失去了他在医院的那份工作。
半年以后，到了2005年初，木伽马的拆迁完成后，不知道阿里巴巴们都被怎么安置了。就在大家以为天下太平的时候，美军换防的一个新兵重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这个新来的兵哥哥路不熟，悍马车在绿区里也像在绿区外一样一路狂奔（执勤时开快些，挨炸的几率会小些）。一辆伊拉克出租车不知犯了什么毛病也跟着悍马的屁股狂奔。突然悍马碰到路上一个大坑，于是赶紧刹车，后面的司机来不及刹车，撞了上去。悍马车顶上的机枪手大概因为执勤刚回，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以为碰上了汽车炸弹，连开5枪，出租车司机和他后座上的小女儿当场死亡。
那天，祖拜从木伽马小区回来。告诉我，今天小区里的摊子都停业了，伊拉克人都在搞游行，抗议美军屠杀伊拉克贫民。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6.通行证之痛
在绿区内，我是属于“知名度”比较高的人物之一，知道中餐的人基本上都认识我。在我刚进绿区的头两个月，我的护照和中国餐厅工作人员的身份可以保我通行无阻，后来情况开始不妙起来。绿区里的兵经常换防，检查口也经常换新兵，很多人也就不认识我。一次，我在检查口被拦住了，好说歹说就是不让我进。整个餐厅只有刘磊有证可以出来接我，但他回国了！
在门口耗了很久，总算碰到一个打工的伊拉克女翻译，她认识我，门口哨兵才搜身放我进去了。后来由于悍马被盗，绿区里新设立检查口，没有通行证甚至出检查口都有困难，就别说进去了。到了10月份人肉炸弹爆炸之后，整个绿区简直是寸步难行。
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送餐寸步难行。老美经常打电话来，他们不能来吃，要求我送过去，但由于里面众多的检查口，我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生意都黄了。这样一来，通行证成了我这段时间的首要大事。只要是来喝酒的人，都会被我求人情，“嘿，哥们儿，能搞到通行证吗？”
大海捞针，这样网撒下去，还真找到一个阿富汗裔美国人帮上了忙。他是商务中心的文职人员，听我说起这事儿就笑了，告诉我办通行证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办证的家伙就在他隔壁办公室呢！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我终于拜对了菩萨。我拿出一堆科罗娜，请他喝了个痛快。这个小子也是个性情中人，平日里只喝便宜些的嘉士伯，这下有了免费的科罗娜喝，张口就骂：“嘉士伯是Shit！”
不过他倒也没辜负我的啤酒，第二天中午，他就把通行证申请表格拿来了，帮我一一填上。填写了一个小时，完了再次喝酒庆祝。
第三天，我准备等着收通行证的时候，这个小子哭丧着脸来了，“Nicky，你要找个担保人，要求级别在G.S.15级以上。”
我抓过他的牌子一看，差一级，14级。
这下，我的工作重心开始了转移，凡是来喝酒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我逮了问的：“Could you mind tell me what your G.S. number is（能不能告诉我您的GS级别是多少）？”
也不知问了多久，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每天订餐的一家保安公司老板是G.S.15。我拿出申请表请他帮忙。这个哥们儿做了个动作，差点把我噎死——只见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叠和我手中表格相同颜色、相同内容的paper，指着身边的菲律宾保安，一脸抱歉地告诉我：“我也被相同的问题困扰着，我自己的兄弟也在等通行证。”末了，他还告诉我，如果我搞定了的话，告诉他一下。不知他是否也打算要我帮帮忙。
那段日子我做梦都在找符合条件的人，而且我还真的在梦中找到了一个G.S.23级的人，只是还没有拿到通行证时就笑醒了。最后，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腰里别着HK公司硕大无比的四五手枪，牌子上写着G.S.15的家伙。我满怀希望地向他提出了请求，他痛快地答应了：“OK，但我不知道我的签字是否有效，我回去帮你问问。”
隔了一周，这个家伙别着他的四五式又来了，告诉我，可以签字了——我赶紧把表格递过去。过了几天，通行证办公室通知我审查通过了，让人带我们去领通行证。阿富汗人飙车带我去了。进了商务中心大厦不到10分钟，通行证就办好了。我从大厦一出来，没顾得上回餐厅，捏着证直奔PX超市。
这一天是11月14日，距10月14日的绿区人肉炸弹整整一个月后，我又可以四处闯荡了。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7.喝酒，看碟，种菜……
在绿区餐厅经营后期的日子里，由于受到10月14日炸弹的影响，营业额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大家从极度忙碌中一下清闲下来，仿佛一只足了发条的玩具，都有点找不着北。“萨达姆”看着储藏室里堆积如山的红酒开始发愁——怎么办呢？喝吧！
从此养成了一个极端小资的习惯——每逢秋日寂静的下午，这个家伙就会遣散众人，独自一个坐在餐厅草坪树阴下，开一瓶意大利红酒，一口一口嘬到暮色降临——我们每每和他开玩笑：“‘萨达姆’，以后回国了，没有红酒喝怎么办？”
“萨达姆”每次听到我们这样问，都自信地回答说：“买呗！”回国后，我拜访他家问他同样的问题，他无奈地告诉我：“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武汉很难买到那么好的Wine！”
在他的带动下，这股资产阶级小情调迅速地扩散。到了后期，厨师也加入了品酒的行列。
我对酒没有兴趣，只好把国内带来的60多张盗版光盘翻来覆去地看——在国内20多年，恐怕看的碟还没有出国这几个月多。到了后来，“萨达姆”他们喝酒喝伤了，我看碟也看得要吐，大家重新聚拢来寻找新的目标。此时恰逢国内做外贸的同胞捎来了几袋种子，于是，我们的新寄托就由此确定了：种菜。
我们第一批种下的是菠菜和油麦菜，等到这些寄托着我们身在异国的情思的青菜小苗刚刚露出嫩绿的小芽时，狗日的伊拉克麻雀出现了。
估计这批害鸟是当年中国灭“四害”时流亡西域的麻雀后裔，否则很难解释它们为何对中国蔬菜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仅仅三天，我们还来不及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第一批种下的菠菜和油麦菜就一片叶子不剩，全部给麻雀吃了个干净。
有了第一次的教训，在第二次播种时，我们选取了麻雀不感兴趣的辣椒和大蒜——由于辣椒种植位置不好，加上很多美国人有拿着酒瓶到处乱跑的习惯，很多辣椒苗都被他们踩死了。临到收获季节，辣椒苗只剩下一棵了。为了保全这个仅存的硕果，在万里之遥的巴格达吃上家乡的辣椒，我将它连根挖出，移植到了一个绝对不会被人踩到的角落。为了给这棵幼苗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养环境，我还将周围的杂草拔了个干净——一棵茁壮成长的辣椒苗在一片平地上，显得那样鲜明和出众。
就在完成移植的第二天晚上，我兴冲冲地去给辣椒浇水，却愕然地发现，这棵辣椒苗已经被人连根拔起，枯枝叶被规规矩矩地横放在一旁。
正在我发愣的当儿，祖拜从后边走来了，得意地拍拍我的肩膀，说：“Nicky，这根‘哈西西’（阿拉伯语：草）怎么长这么快。”
我在巴格达种菜无疑是失败的。历经了两个月的辛苦劳作后，我惟一收成的只有大蒜。从此以后，遇上煮水饺打汤什么的，总能够看到一丝翠绿——那就是我种的大蒜。
我眼里的外国人 1.“来点音乐”
美国人是一个喜欢给自己找乐的民族，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在充满敌意的异乡当兵可不是什么理想的生活。整个巴格达，惟一的安全区绿区尚且一天到晚枪声不断，更别说绿区外面的红区了。从红区的费卢杰来到绿区休假，成了在巴格达执勤的美军士兵的最高享受。
在绿区里，美军口耳相传，有“四大享受”：碟子很便宜、上网、美味的中餐、按摩。满足了“四大享受”以后，又有了更高的追求，不止一次地，老美在吃饭的时候给我们提出，“来点音乐！”
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音乐，不过在安曼机场转机的时候，行李丢了，千里迢迢从国内搬来的功放，便宜了约旦老乡。开始我还不知道巴格达哪里可以买到音响，老美只好自己带音响设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我从PX超市里买回一台老式CD播放器（呵呵，中国制造），还是可以放卡带的那种——样式虽老，却得到了美国人的热烈欢迎。这帮家伙打仗在外还随身带着厚厚的CD包，每次吃饭，前后就几个小时，都要背着，一有机会就要播自己的CD，为了抢机器，没少打架。
不知道是因为伊拉克的风沙大机器爱坏，还是美国人抢来抢去的原因——没用上一个月，我们餐厅的第一台播放器就坏了。保安公司的麦克一伙晚上总是玩到深夜，自己觉得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一回红着脸和我提，“Nicky，机器坏了，你怎么不去换一台呢？”
“100美金，很贵啊！”我这么一说，老美怪不好意思的。次日中午我正准备出去，听见麦克在门口大呼小叫，他抱来了110伏的日本货，附带硕大无比的变压器。有了自己送的机器，麦克一伙再听音乐就硬气了很多。某次停电，都点上蜡烛了，这小子还不放过我，要我出去买干电池给他听音乐——一次8个2号电池啊！绿区里豆腐都能盘出肉价来，何况是2号电池这样的稀罕物品！我好不容易在一个小店找到了，花了20美金买了一盒，共计20个，兴冲冲拿回去。结果是三无产品，只一个小时就玩完了。
麦克一伙脸皮真厚，竟然还找我要电池。按摩的小周看不下去了，有偿捐献了她的金霸王，才算对付过去这次停电。在这样的超高利用率之下，第二台机器也很快就坏了，这次没等我抱怨“好贵”。就迅速有人抱着第三台机器来敲门了。
我眼里的外国人 2.爱出头的美国人
早在来伊拉克之前，我就知道美国人爱当世界警察的嗜好——自从认识了那个麦克以后，这种印象就更为直观了。麦克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个子不高，但是胳膊比我大腿还粗。所有的衣服，不管T恤还是军服，袖子都绷得紧紧的，真让人担心一使劲会裂开。
这个大块头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有什么要帮忙？我帮你摆平！”怕我们不相信他的实力，他便经常在厨房门口表演出枪速度——有一回，我翻墙到邻居家找跑丢的刺猬，捧在手里不方便翻墙回来，想叫“萨达姆”帮着接一下，于是隔着胸口高的围墙，冲着院子大叫“萨达姆”——彼时真正的萨达姆已经被美军抓住了。麦克一伙正在喝酒呢，警惕性仍在，听见我喊“萨达姆”，想都没多想，3把手枪同时向我指来，吓得我立在原地不敢动弹。后来麦克问我他的反应如何，我不服气地告诉他，中国的特警学院的战士用的是五四式手枪，枪别在屁股后面，转身出枪射击5块25米钢靶，只要6秒——麦克听了很不服气，比画了一下，最终放弃了挑战——他遗憾地告诉我，身体健壮会影响动作的灵活性。
麦克一伙有四五个人，个个都是健壮的猛男，他的头号马仔G-MAN是个头最大的一个，特别喜欢抽伊拉克水烟，烧的是各种水果发酵后的产物。G-MAN一晚能抽20次（呵呵，两美金一次，绝无优惠），每次都苦了我给他烧木炭。要知道，在晚上生意最忙的黄金时间，打断厨师炒菜去炉灶边烧炭，可不是什么好事。
G-MAN抽够了我点的烟，也特别喜欢替我出头。有一次，一伙英国绅士跑来吃饭，吃完后三三两两地撤走，我们找到最后3个买单。结果这3个人不认他们同伴的账：“不能这样算在我头上，不是我吃的！”说完，扬长而去。
我第一次见洋鬼子赖账，当时就愣住了。这时G-MAN又过来要木炭，问我怎么了。我指着门口，说有人吃了东西不付账。G-MAN一听勃然大怒，跑回自己桌边，跟ROB和麦克一说，几个人就拉开桌子下面的枪包，提着法国造FAMAS冲去了。在离我们门口50米的地方，把赖账的英国瘦高个放倒拖了回来。
G-MAN虎视眈眈地看着英国人，毫不留情面地告诉他：“老子在这里天天吃都付钱，你们还能不给？”边上的ROB大概觉得这几个家伙给英国绅士丢了人，红着脸，一言不发。我们把G-MAN拉到一边，告诉他：“你是个大好人！”
除了麦克这伙雇佣军，还有正规军为我们出头——费卢杰战争结束后，骑一师的几个南美裔士兵换防下来。他们在战火中结下了生死交情，自称“费卢杰兄弟连”，非常喜欢光顾我们的餐厅。
这伙人都是南美裔小个子，平时三五成群。领头的告诉我说：“我们没什么钱，但是你们有什么麻烦，都可以告诉我，我们有十几个人，都是不怕死的兄弟。”
这基本就是亡命徒了——据介绍，费卢杰战争一个月，他们连的阵亡率高达5％——在美军天天强调“零伤亡”的今天，这个比例放在20年前的越战时期也不算低了。战前他们的任务就是开着悍马车从费卢杰到巴格达国际机场之间巡逻，本质上来看，这个任务的实质就是靶车——反美武装搞人民战争不好找，不弄两个鱼饵吸引他们露头来打，根本抓不着。
战后，这几个“鱼饵”士兵受够了窝囊气，换防到了绿区，自然是一肚子怨气。有一次我正和他们聊天，G-MAN在另一桌开始大呼小叫要木炭。平日里开玩笑惯了，我低声骂了一句“SHIT”，准备站起身来去烧炭。这时，喝得满脸通红的费卢杰兄弟老大一把拉住我问，恶狠狠地盯着G-MAN，“你是不是讨厌他？”
我一看，这下糟了，赶紧向他解释：“这是我朋友……”可费卢杰兄弟没这么耐心，还以为我是害怕，站起身就冲着G-MAN走过去。G-MAN看着一个南美小个子杀气腾腾地走过来，马上也站起来了。费卢杰兄弟走过去，在他面前站住，整整矮他一个头。
情况恶化得比我预料得还要快——两个都是好出头的“好人”，打伤了谁都不好。G-MAN虽然高大，但是费卢杰兄弟在战区巡逻，从来就是看见不对就开枪，也是杀人不眨眼抽筋不皱眉的老手了——我赶紧插在两人中间，心里是战战兢兢，这两边，谁给我一拳我都吃不消啊！“不要打！”我一边喊一边拉开费卢杰兄弟，费力地两边解释：“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天天在这里，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费卢杰兄弟也通道理，听我解释完，起身端了一杯酒，道歉去了。那天晚上，费卢杰和G-MAN他们一起闹到晚上三四点，两边争着买单。费卢杰兄弟拿钱时，我连忙说：“不用，”我指指G-MAN说，“已经买过了。”
费卢杰兄弟看着大方的G-MAN，哈哈一笑，抬头看到在门口晃来晃去的伊拉克小混混，为了表示自己大方，也低头掏出一支枪塞给我：“你们在这里也很危险，我在战场缴获的，反正我也没有办法带回国，送给你。”我低头一看，马卡洛夫，9毫米口径，不知道是中国造的还是苏联造的。抽出弹夹一看，苏制9毫米圆头子弹要比北约的9毫米可爱得多。在绿区有枪也是个麻烦事（呵呵，中国人在那里，可没有人会给你发个持枪证之类的东西）。好在他们告诉我，只要别人没有看到，肯定不会有事，关键时刻还是有点作用的。只是这玩意儿直到我离开巴格达也没有机会用一次。这辈子我都没有开过枪，很想试试。
我眼里的外国人 3.绅士也 疯狂
在国内的时候，我一直觉得美国人热情奔放喜欢乱搞，英国绅士就很规矩。可是来到伊拉克发现不对，美国人的确奔放，英国人也很活泼，特别是在酒后。
我们曾经有一桌常客，是10多个美国公司的工作人员。里头一个老头，外形白胖，酒量奇差，一杯就脸红。酒鬼里最被人看不起的就是不能喝而喜欢喝的人，这个老头不巧就是这种。而且此人还有个不良习惯，每次喝醉了都喜欢光着膀子脱裤子，穿着短裤扭屁股。
有一次他大概玩得特别兴奋，站在椅子上扭。我们的塑料椅子禁不起他的蹂躏，咔嚓一声被他扭坏了。这小子滚到地上，把大家都吓一跳。没一会儿他自己爬起来了，另外找了张椅子，继续扭。不久又是一声咔嚓，摔下来。继续扭，再咔嚓。最后他是站在桌子上扭的时候被朋友架走的。
连续扭坏三张凳子可不是好玩的，你的屁股受得了摔打，我们的板凳可是4美金一张买回来的。买单的时候，我专门开了张LIST，上面写着三张椅子，24美金（黑了点钱）。随行的老美一看，理解地点点头，把单买了。
到了次日中午，这群家伙又来了。这回是5个，醉酒扭屁股的那个也来了。此时距离头晚风波不足10个小时，那哥们儿估计还没醒酒。我挨个问过去，“你们要点啥”的时候，这个哥们儿懵懵懂懂还没反应过来。我记下了别人的菜，然后掉头追问他：“您还要点啥？”
“三张椅子！”昨晚替他给椅子买单的家伙在一旁大声替他回答了。
见识了美国人的奔放，我们很难想象英国人的热情。某知名保安公司（其实就是传说中的雇佣兵）里有一个英国绅士ROB（麦克的朋友），大概是和老美一起呆久了，沾染了老美的奔放习气，而且玩得比老美更疯狂。前边说美国兵醉酒扭屁股，英国绅士ROB则玩起了裸奔。这个高大威猛的英国绅士每次都是带头买单，小费给得从不含糊，一喝多就把裤子脱个精光，找我要报纸，卷成筒点着，夹在屁股里，然后学着被点着尾巴的猴子绕着院子一路狂奔。每次要等到火烧屁股了，才原地猛跳几下，手忙脚乱地把报纸甩下来。估计这个哥们儿在此之前就有这丰富的裸奔经验，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历经多次高难度动作，他都没有烧到要害。
ROB最初裸奔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还挺传统，不好意思地边看边乐。后来习惯了，他再准备跑，还在筹备阶段，大伙的照相机和摄像机就开始准备，一旦起跑，院子里镁光灯就闪成一片。有时候我不在，他找不到报纸辅助裸奔，就冲进厨房大喊：“小帅在哪里，他知道我要什么！”
有一回我不在，“萨达姆”实在找不到报纸，拿了个硬纸盒塞给ROB。结果由于器材原因，那次成了ROB最失败的一次裸奔。
我眼里的外国人 4.伊拉克 假 警察
在我们和伊拉克警察逐渐建立起良好关系的同时，也有伊拉克人冒充警察来混饭吃。有一回来了一群顾客，吃完饭以后，一个和他们一起来的伊拉克人拉着我的手穷摇，就是不走，嘴巴里絮絮叨叨地嘀咕说“明天还会再来”之类。
我热情地表示说：“欢迎你再来。”果然这个家伙第二天又来了，贼眉鼠眼地把我拉到一边自我介绍说：“我是警察。”我看着这个家伙猥琐的外形，心里想，长得这样的，肯定是伊拉克警察故意招募外貌难看的线人，想打入犯罪团伙卧底。
这个家伙看我没有怀疑，继续忽悠道：“我在给××老大做事，是他的红人。”我正奇怪那个老大怎么没听说过，“线人”兄弟的话头已经转了：“你们把生活垃圾扔在我家附近的垃圾箱里，夏天来了，挺麻烦的，能不能处理一下？”
原来是这事，我松了口气，说：“垃圾我也很头疼，你说怎么办呢？如果你能帮我处理一下，那就太谢谢你了，而且我会付工钱！”
伊拉克“线人”没想到进展如此顺利，中国人如此禁不起忽悠，当时就大喜：“可以可以，我帮你联系，首次40美金，以后每月25美金。”
从此以后，这个家伙就经常借着联系处理垃圾为名来蹭啤酒喝，活一点不干，酒钱一个子儿不付。最可气的是，这个贼眉鼠眼的家伙还好色，喜欢打女孩子的主意，常常指着女孩子问我有没有特别的服务——我看在他是伊拉克警方“线人”的面子上，我总是忍着告诉他：“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不乱来的。”
可这个小子还不甘心，总跳出来说：“我有钱，100美金，200美金？”最后我急了——你他妈有钱先把酒钱结了。这次刘磊也赶来了，态度强硬，迅速和他吵了起来。这个家伙拿出了《小兵张嘎》里胖翻译的劲头：“你们把垃圾扔在我门口，我喝几瓶臭啤酒还给钱？”
没等刘磊和我回敬他，英国绅士ROB抓住了他：“你不付钱别想走。”说着一推一搡，就把他扔在地上。这小子骂骂咧咧，兔子一样落荒而逃。
可能是英国绅士ROB长得比较和善的缘故，这个厚脸皮在被他教训了两天之后又来了。这次我们干脆不准他拿酒。可是看不住，一转身他就偷偷拿了。
于是我转身找了G-MAN，告诉他，那个小子是伊拉克警察，喝酒不给钱，你帮我把他轰出去，顺带帮我把以前的钱要回来！
G-MAN最讨厌的就是喝酒不给钱：我他妈这么猛的人都老实给钱，你个小破警察神气什么！他晃悠着就站起来走过去，边走边问我，这小子喝了多少？
“大概三四十罐酒。”我实在记不清了，这大概就是G-MAN他们一天的量。
G-MAN走上前去，半生不熟地冒出一句阿拉伯话和他问好，“塞拉马里空！”说完把他抱住，大大咧咧地问道：“你是伊拉克警察吗？”
那小子看过来一个美国壮汉，当时就愣住了，一听问话，马上就条件反射说了实话：“不是啊。”G-MAN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早知道如此，和你小子废什么话，便拎小鸡一样拎住他，“你喝酒不给钱吗？赶紧付钱！”
假警察痛苦地掏遍了周身口袋，搜出3000个第纳尔，对我赔笑道，“剩下的下次付给你……”
我知道他没钱，厌恶地挥挥手。G-MAN一瞪眼，把他赶走了，从此他就再没有来餐厅过。后来阿木迪告诉我，这个家伙叫加法，真实身份是警察的天敌——小偷。不久后，这个家伙偷了巴哈的摩托车，被奥马抓住了，狠狠打了一顿。再后来，就天天看见他拄着个拐杖从我们门前慢慢走过——右腿被枪打断了，大概这辈子是不能再吃阿里巴巴这碗饭了。
我眼里的外国人 5.小费风波
阿木迪是史密尔的外孙，江森的儿子，才14岁，经常来跟我玩，打听一些国外的新鲜事。我每次调侃说他爸爸是阿里巴巴，因为给阿木迪买的东西特贵。他也不为他爸爸辩护，从这一点上，我看出他正直的一面，所以我邀请他来帮我。在伊拉克人中，找一个正直能干的服务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木迪虽小，但在很多方面都比大人做得要好很多。
有一天夜里，正是忙碌的时候，我坐在厨房里等厨师做菜，阿木迪抹着眼泪进来了，塞给我一张单，哭着说，“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张单。他们说伊拉克人不好，这个单我不做了，我要回家。”
我一听着急了，这个点正忙，“你小子可不能跑，你还有小费没拿呢！”
“不要了，不要了！”阿木迪边哭边跑了出去。
我正在纳闷，门外大厅里一个就餐的美国女人进来了，看见我就问：“小家伙阿木迪呢？”我说他哭了啊，怎么回事？
美国女人吃了一惊，“啊，他哭了？”然后迅速追了出去，把阿木迪找了回来，死乞白赖地安慰他。阿木迪只是哭，就是不说话，一会儿趁大家没看住他又跑回家里去了。
这下让那个美国女人很被动，临走她掏出了20美金的小费，一定要我转交阿木迪。第二天阿木迪来上班，我给他，他死活不要。临到中午营业，那个美国女人和她的同伴又来了，我过去把20美金还给她，告诉她，阿木迪说你侮辱了伊拉克人，你的钱他不要。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我听说这个女人和她丈夫保尔都特别喜欢阿木迪，想把他带到美国去念书，他们经常用各种诱惑劝说阿木迪，或许这次过分了点。
还有一次，麻烦也是因阿木迪而起的。那次来了4个美国公司的人，喝醉了开始打打闹闹，一把抓住阿木迪，指着我问他：“我给你的小费，你是不是给了Nicky？”
阿木迪很护着我，说了句“没有”，扭头跑掉了。那4个家伙以为是小阿木迪怕我，顿时有了除暴安良的心思，一下围上来把我挤在中间。我当时正拿着一把生锈的破菜刀在裁纸。一个老美不乐意了，一把抢过我的小刀，抓起我的手，用小刀扎在我的手心上，大声质问：“你为什么拿阿木迪的小费？”
4个家伙都喝了酒，我哪里受过这种欺负，当时又急又痛，眼泪都快下来了，一再告诉他们，我没有拿小家伙的钱。这时候，旁边的人也开始围上来，把他们拉开。我低头一看，手心被这4个家伙扎出了血。心里一阵委屈，躲在厨房，哭了出来。
没多久，刘磊下来，看见我眼睛红红的，问清了事情的原委，拉上我和阿木迪就去找那4个家伙算账。4个家伙这会儿大概清醒了点，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拿刀扎我的家伙掏出了50美金要塞给阿木迪。阿木迪一甩手走了。他又把钱塞给我，我也没有要。刘磊拍拍我的肩膀，看着他们：“你们打伤了人，不是赔钱就可以解决的！”
4个家伙讪讪地笑着，一边说明天带我上医院云云之类敷衍的话，结账跑了。第二天，他们并没有来。
我眼里的外国人 6.英国绅士和意大利小气鬼
我曾经接到的最大宗小费，来自英国绅士劳伦斯。他来自英国驻伊机关。一个寂静的夏日午后，他一身西装整齐地来我们餐厅，说要包场预订了一个60人的派对，10美金一人，60人包场，酒水另计。从营业额上来讲，这样的一场包餐最多做到1000美金，而当时正逢我们生意红火，做散客接纳反而可以做到近2000美金——考虑到派对的广告效应，我们还是同意了。
下午进餐时，劳伦斯叫来了两个美女雇员，搬了张桌子坐在大门口，守着花名册开始，签一个名，收10块钱。不到7点，人就来齐了，60多个穿戴整齐的英国人斯文地吃着饭。等吃得差不多了，劳伦斯端着一杯红酒上了桌子，兴致高昂地开始发表演说，谢谢这个谢谢那个，谢谢餐厅主人提供的良好服务，谢谢厨师做的中国美味……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英国绅士的彬彬有礼，说一句话，要敬三次酒。
临走，劳伦斯非常满意地把我拉到一边，塞给了我200美金小费。我捏着200美金，边上奥马和祖拜的眼睛里都放出了绿光，我笑着抽出100留给厨房，剩下的，奥马50，祖拜40，阿木迪10块，分了个干净。
有了这次经验，奥马开始热切地盼望老外再开派对——终于在一个月之后盼来了一个意大利军官。这个家伙领子上缀着两颗金星，长得矮矮肥肥，有点像墨索里尼。在奥马期盼的眼光中，他走进了院门，找到我，说他今晚有个非常重要的宴会，要和他们的美国英国盟友开派对。
这个家伙拿了菜单，点了几个菜，然后抬头问我，能否包场？我看他的点菜标准，估计这小子不会太大方，就婉转地提出，我们可以为你划出专区。这个矮胖子不甘心，继续问，可以自带酒水吗？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想想派对的广告效应，还是OK吧！
到了晚上，呼啦啦来了50多人。奥马惦记着独吞小费，把阿木迪赶到一边接待散客，自己像一只忙碌的小蜜蜂，跑前跑后。那个意大利胖子军官则点头哈腰地给他们的美英盟友倒酒。
这样折腾到夜里11点，宾主尽欢。意大利人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把账目结了。此时，奥马不失时机地搓着手站到了他面前——这个意大利人也意识到，要付小费了。
这个胖子哈哈一笑，拍拍奥马说：“谢谢你，明天我会送给你一件礼物，让你有个惊喜！”
奥马一分小费没捞着，看着阿木迪接散客反而收入了几十个美金，心里说不出的郁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天的“惊喜”上。
到了第二天，这个意大利人还真来了，掏出一张帕瓦罗蒂的CD塞给了奥马。奥马看着这个玩意儿，脸色就变了，看着CD封面上写满了意大利鬼画符，心里还存着一丝希望——也许这上面全是帕瓦罗蒂、多明戈等大腕签名，好价钱呢！
这时候，那个意大利军官看着奥马困惑的眼神，得意地笑了，用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英语告诉奥马：“这上面写的是我们意大利驻伊军队的全体军官签名。我不能给你颁发勋章，这个签名CD代表着我们全体意大利驻军对你的感谢……”
奥马脸色一下变得铁青，意大利人刚一转身，还没来得及走出院门，愤怒的奥马就把这写满意大利军官签名、代表着荣誉的珍贵的CD给掰断了。
我眼里的外国人 7.借酒浇愁
10月14日爆炸案发生后，我们的生意转入低潮。我每天无事可做，一个人在院子里转悠。每个周一的上午，都会有一个美国老头晃晃悠悠地来喝酒。我很怀疑这个老哥们儿是从头天夜里就开始通宵喝酒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每次来都是醉醺醺的。
这个老头每次一进院子，看见我原地打转，就满嘴酒气地和我拥抱，然后醉醺醺地安慰我：“别想太多了！”
这个老家伙在美国某个公司任职，周一是他的例休，每次来都喝得醉醺醺，还非常热情好客地请我和厨师一起陪他喝，我常常不忍拒绝他这种好意。有一次，傍晚时分，这个老哥喝高了，肚子也饿了，叫了一盘春卷，吃了没两口，看见我们的厨师在一旁的桌子上玩笔记本电脑（生意清淡，厨师也开始打游戏了），兴致勃勃地端了春卷上来非要请厨师的客。厨师天天炸春卷，早就不厌其烦了，这会儿不好拒绝，只好说了几声“Thank you”，把盘子撂在一边继续玩游戏。这个老哥看厨师不吃，以为是没调料不够味，又晃晃悠悠地端了一碗酱油过来，走到近前，一个趔趄，全洒在了笔记本上。
这下搞得老头十分惭愧，连连表示要赔偿。我们一再重申没事没事，他也就当没事了。不过从这件事情之后，他也再没来过。想来多半是回国了——不知在美国，他是否还能找到一间固定的酒馆每逢周一前去买醉呢？
绿区是整个巴格达最大、环境最好也是最为安全的地方。战争后期，常有美军士兵被换防进来轮休，甚至来治疗战争心理疾病。我曾经遇见过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穿着少见的数码沙漠迷彩，跑来喝酒。他们是从绿区之外来的，一看见冰柜里如此之多的啤酒，大为兴奋，吊儿郎当地哼着军歌，从桌边扭着屁股去冰柜拿酒，一次一瓶，一口咬开瓶盖，然后又一口把瓶盖咬成半月形，塞进瓶子，看着它缓缓沉下，然后欢呼一声，扭着屁股又回到桌前。就这样，一次一种，整整喝了一天，把我们冰柜里的啤酒尝了个遍。
到了下午，这两个哥们大概是喝高了，非常兴奋地跑去尿了尿，然后在空无一人的草坪上开始表演空翻。二楼的女孩子看得稀奇，发出了热烈的赞叹。两个兵抬头一看，如沐春风，表演得更加卖力。
另外还有一次，来了三男一女4个兵。这几个家伙晚上才来，喝了没几杯，领头的家伙就拉住我，指着旁边的女兵问我，楼上的房间是否能借他一间，他已经3个月没有“SEX”了。我看着他苦恼得快要抓狂的脸，同情地告诉他，哥们，我们楼上的房间没有门锁，玻璃窗巨大，实在不适合你干那个事……
这个兵非常遗憾地喝了两杯，招呼手下走了。可刚出门没一分钟，这个家伙又拉着女兵回来了——身旁的两个伙伴大概已经被他支走。他不屈不挠地抓住我，追问哪里可以做爱。看他实在可怜，我告诉他，我们院外后面有几栋楼，被你们的导弹炸坏了，如果你不嫌简陋，大可一试。
还没等我说完，这个猴急的美国兵就拉着他的女战友向后跑去。不一会儿，又兔子似的回来了，艰难地向我表示：后面遍地砖头，没法开展，能不能借个床垫？
好人做到底，我招呼阿拉伯小服务员阿木迪上楼拿了床不用的床垫送给了他，这个家伙欢天喜地地跑了。阿木迪还是个14岁的伊拉克娃娃，对成人世界充满了好奇，尾随着就上去了。大约过了10分钟，这小子兴冲冲地跑回来，告诉我们美国人在“哈比比”（阿拉伯语：友好亲热的意思）！
不过这个事情还没算完——不多久，随行的那两个兵也进来了，找他们头儿（鬼知道他们头儿怎么和他们扯的理由）。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把两个兵带到他们头儿“哈比比”的楼下，指着楼上告诉他们，头儿在上面等着你们呢。两个兵不疑有诈，冲了上去，只听见楼上传来一阵尖叫和一声低沉的怒吼。两个兵连滚带爬，落荒而逃，跑下楼来。
我们的军营餐厅 1.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刘磊创业之初，我们餐厅的菜单是黑白复印的——很容易搞脏，粘油就坏。数百张菜单以每天十几张的速度高速消耗着，很快就用了个精光。后来阿尔巴尼亚人把猪肉推销进了绿区，我趁着推出猪肉菜的同时，打印了一批彩色菜单，将我们的菜品拍照，放在菜单上做插图，一共打印了20张，然后拿出去过塑——巴格达过塑也是杀猪价，一美金一张。好在这批菜单印制精美，而且可以洗可以晒了，比起过去是大有进步。
但是光做表面功夫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创新，我们也不断推出新的菜品，满足顾客多变的口味。土豆饼、鸡肉饼、煮水饺、炸薯条都获得了英美人士的喜欢，后来推出的鱼香茄子（呵呵，素食主义者的最爱）、红烧排骨、沙爹牛肉、水煮肉片、红烧肉丸子都获得了成功——惟有卤鸡蛋试验失败了。每个新品种我们都先做好再送给老外免费品尝，进行推广，惟独这个卤鸡蛋根本就没人动筷子，最后都被我吃了——100多个，吃了一个星期，吃得我眼睛发绿。回国后，看见卤鸡蛋就想吐。
餐厅生意的寒冬是在2004年的10月，人肉炸弹爆炸后，客人骤减。如何做好危急时刻的宣传，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大问题。以前我曾经考虑过印制一批双面彩印的小宣传单，后派祖拜问价钱，巴掌大的纸片要半个美金，我心疼钱就一直没下决心做。这下餐厅生意清淡了，我只好下决心一试，花100美金印了整整200张。
这批传单撒出去以后，效果果然很好。美国大使馆的一对夫妻一次要走了20张，说帮我在大使馆里张贴，后来果然就常常接到大使馆的订餐电话。有些美国大兵吃完饭把传单带回去，战友看到了马上打电话订餐。我们在绿区8个军营间穿梭往返，没事时看看他们训练，满地都是子弹。还有人从直升机上练习滑降，惊险刺激。楼道里的城市作战训练也很精彩，他们的无线电对讲机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曾经考虑买几个民用对讲机在绿区里用，把餐厅订餐的频率告诉美国兵们充当热线——不过考虑到绿区里无线电信息若是充满了“洞妖洞妖，我是洞拐，我是洞拐，给我送两份将军鸡过来，不要辣椒的，千万别放辣椒”的之类信息，对CPA来说肯定是头大的事情，搞不好要处理我们，那就得不偿失了，只好作罢。
我们的军营餐厅 2.最后的小费
2004年4月，是餐厅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当时我在肖甲采购，意外地发现了来自叙利亚的红辣椒。和伊拉克本地的辣椒不同，这种辣椒味道很正，很辣。来伊拉克几个月都没吃到这么正宗的辣椒了，一激动，一口气就买了30箱。自从有了这种辣椒，餐厅的宫保鸡丁一度变得极端火暴——墨西哥州大兵仿佛吃到了家乡风味，在他们的热烈欢迎之下，我们的小费自然暴涨。
最喜欢麻辣味宫保鸡丁的客人，是一批英国警察，他们被派培训伊拉克临时政府警察。每次就餐，他们都来8个人，天天不间断，口味惊人地一致——一共8人，一连十几天，全部都吃宫保鸡丁，每次吃完，个个冒汗辣得直叫。大概是英国警察收入较好的原因，他们出手也很大方，每次都给10美金的小费。有一次祖拜在接单来不及结账，他们不愿等，凑了100美金没要找头就走了。
这次是他们8个人最后一次在我这里吃饭，从这次以后，他们就被派去执行教学任务了。
4月底，那几个英国警察离开后没几天，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庆祝国际劳动节，伊拉克反美武装的弟兄们向绿区发动了疯狂的迫击炮攻击。平日里，都是晚上与凌晨前后的攻击，那天竟然提前到了中午1点多。当时我们的生意做得正欢，绿区外突然响起了迫击炮声，餐厅边上的医院被炸，警报拉响，人群四下逃散。餐厅里坐着吃饭的20来人一哄而散。我心想，亏大了，两炮打走我们150多美金。炮击过后，我垂头丧气过来收拾桌子，结果发现很多餐巾纸盒子里都塞有钱——逃命之余还不忘付钱！
过了大约半小时，警报解除后，又有几拨人回来买单，买完单大概是想继续吃，发现桌上已被收拾干净了。我们觉得挺不好意思，要重新做。他们摆摆手说，不用了。
就这样，我们餐厅在迫击炮不断的骚扰之下度过了2004年的“五一”劳动节。刚平静了没几天，就发现那批喜欢宫保鸡丁的英国警察回来了，这次和以往不同，生面孔熟面孔呼呼啦啦一次来了十来个。
他们默默地点了宫爆鸡丁和酒，菜没上，酒先倒满了，大家一齐起立。餐厅里的人都盯着他们看，他们丝毫不加以理会，一起低头默哀。
祖拜悄悄拉过一个熟悉的，打听情况，那个警察满脸悲伤地告诉他，巴格达市中心的一处警察培训中心遭到了汽车炸弹袭击，他们的两个同伴阵亡了，回国前在这里开追悼会。临走时，他们一人放了一点小费在桌上，在为两个死去同伴留出的空位上摆着酒杯，下边不知被谁垫上了10美金的小费。
我们的军营餐厅 3.小胖子贪污
在绿区经营军营餐厅，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人手问题。一般来说，忙于买菜的祖拜和忙于上课的奥马往往要到下午才能跑来餐厅帮忙，甚至有时不能来。这样，餐厅服务员人手就很紧张。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我的阿拉伯雇员小胖子的贪污行为——顾客结账，将营业款和点餐单（郁闷，这东西竟然只一份，厨房都没有留底）一起塞入自己的口袋，我们叫这个黑单。
我亲眼看见过他把营业款截留。那顾客的钱不够了，美金、第纳尔一起给了一把，小胖子收款在手，去卫生间，出来又溜了几圈，吞了这张单，估计他有30美金的额外收入。我发现情况不对，赶紧跑到厨房，问“萨达姆”，小胖子给你钱了吗？此时“萨达姆”忙得昏头昏脑，早给忘记了，我掏出他收的钱一看——一张第纳尔都没有。毫无疑问，小胖子利用我们点菜单不留底的空子，又黑单了！
小胖子这个服务员是个不厚道的家伙。我去美国大使馆送餐，需要经过二道岗——那时开车麻烦，就是悍马进大使馆的都要被仔细检查，而走路又需要20分钟——于是就想找小胖子借自行车。可这个小子不但不借，还很无耻地要把他的破自行车100美金卖给我——我呸，在中国，新车只要10美金！TMD，更气人的是，那把车锁还是从我这里要去的。
小胖子给我们的印象很不好，如果在国内，要对付他偷单，简直容易得不算个事——一张复写纸就能解决了。但是跑遍巴格达就是找不到复写纸，无奈，我开始叫“萨达姆”在厨房出菜前给单编号，为防万一忙昏了头，写出重复编号的单子，让这家伙再次利用空子黑钱。我们都是用的中文大写编号。后来这个任务统一交给了厨房打理，他们很快制订了双单制度。麻烦归麻烦，一定要服务员照抄一遍。因为有提成，厨房算账的时候，比任何人都用心，这个制度也就认真地执行了下去。
正因为引入了良好的现代厨房管理制度，小胖子变得没有空子可钻，在我找到新的服务员阿木迪之后不久，被我开了。
我们的军营餐厅 4.狗日的粮食
2004年6月，伊拉克临时政府成立，CPA准备进行权力移交的前后，是反美武装活动的高潮。扎卡维不知道是为了庆祝美军的收缩还是要给“伪政府”好看，把一点家底全抖了出来，集中人力骚扰美军运输线，约旦和叙利亚通往伊拉克的公路运输被切断——CPA总部食堂首次出现了断粮！
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从一大早就开始与众不同：平日里，我们上午一般只有三四百美金的生意，但是那天中午没到就做了900美金。我拉了一个兵问他：“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捧我们的场？”这个兵告诉我：“我们总部食堂断粮了。”一听这个消息，刘磊大喜，赶紧带上祖拜出门，上街抢购粮食，趁着涨价以前，一口气买了10袋大米和一卡车蔬菜。那次扎卡维的断粮行动总共持续了三天，我们餐厅的营业额连续翻番——餐厅从上到下前所未有地觉得反美武装可爱——那时候，人民的心声就是：扎卡维，你要坚持住！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讲究一点的老美就开始自己储备粮食。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学生兵，进来比画要吃云吞。我说有，这个小子大概是害怕底格里斯河里的水被核辐射，居然掏出一瓶矿泉水，告诉我，用这个水煮云吞！靠，知道害怕你们别他妈用贫铀弹啊！吃完了，这个小子意犹未尽，大概是想起战友了，叫我们做了5份水饺打包带回去——这回没用矿泉水，战友们，你们自求多福吧！
与这个学生兵类似，细节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美国大使馆的少爷们。也许是扎卡维作乱期间，抢购来的大米质量一般，也可能是美国大使馆的少爷们娇生惯养成性，他们每次来集体会餐，就自带泰国香米要我们代煮。到了后来，除了米，还带来了真空包装的鱼、香肠、罐头，一股脑儿扔给厨房。看这架势，好像要在我们餐厅搞野营了。
我们的军营餐厅 5. 酒鬼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酒水虽然不能公开贩卖，但在基督徒聚居的商业区买卖还不算违法。到了后来，当权政府倒台，天下大乱，极端势力抖了起来，基督徒再跑去卖酒喝酒，就要冒着被人用AK47点名的危险。我们身处绿区，里里外外都是美军的哨卡，危险相反倒小一些。
最初，我是在为厨房采购时，偶尔在绿区门口零售点发现卖酒的。这里的酒很贵，我们一次带一两瓶回去，居然很快就能卖掉——美军不能随便出营区自由活动。到了后来，需求量越来越大，我们开始几箱几箱地进货，酒类销售的营业额，每天可以达到几百美金。
不过，这段时间里，我都是在绿区外面零售点进货的，虽然量上去了，但是利润并不大。直到3月底在卡拉德大街采购的时候，我偶尔发现了几辆车在给一个小门面运酒。门很小，门口还杵着两个带枪的伊拉克保镖（穆斯林不准喝酒，卖酒的老板怕人家来砸他的场子）。我走上前，举起手，示意没有恶意。保镖看了我一眼，轻轻点了点头，示意我可以进去。
我一走进去，才发现这个铺子里面的面积很大，足有上千平方米，各种酒类应有尽有。最令人高兴的是，这里的货都非常便宜。我们找老板要了名片，出来后又走了几家，发现整个卡拉德大街，居然有十几家这样的酒类批发点，每家都有几个固定的品牌，类似国内的品牌代理。我们根据需要，挨家预订，然后开来卡车，成车地运走。拉到餐厅出售，价钱基本都是翻倍。
驻伊美军的军规，营区是不允许买卖酒精饮料的。我们公开卖酒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为了变通，我把两个空酒瓶摆在厨房的窗户上，若是有思维敏捷的美国兵能举一反三主动问起，我们就悄悄地卖给他。
到了后来，顾客越来越多，我们的销售渐渐开始明目张胆。酒瓶广告摆在了前台。有一回，来了个美军上尉，围着瓶子转了两个圈，然后恶狠狠地把我叫过去：“谁让你卖酒的？”
罚款事小，封门事大，我赶紧叫祖拜把瓶子撤下去了。祖拜也意识到不妙，赶紧扭头搬瓶子。这时候，来了几个英国兵，一看我们撤酒瓶，不干了，拉住祖拜不让他动。我赶紧上前解释，指着美军上尉：“管事的不让我卖。”
领头的英国兵看了美军上尉一眼，松开了祖拜，拍拍我的肩膀，嘟哝了一句。我和祖拜都没听清，估计是叫我们放心。那几个家伙凑上前去，呼啦啦地把美军上尉围住，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过了会儿，他们几个一起过来，美军上尉示意：“把酒卖给他们吧！”面对180度的转变，我被搞得晕头转向。这时，英国兵非常得意地向我们解释：绿区是联军司令部，我们英国士兵没有禁酒令，不能让美国人总做老大，以后有美国人再查就说卖给我们英国士兵的。自从有了这个美丽借口，我们卖酒的胆子越来越大。
还有一次，来了个年纪大的美国军官，进了店，走了两圈，把我叫过去，连比画带嚷嚷，大概意思就是说，不要这样卖，CPA（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美英临时管委会）会封门的。我很诚恳地点了点头，把瓶子撤到后面。等这个老家伙一走，我们又把酒摆了出来。
没过几天，来了一群穿西装的家伙开派对，喝得醉醺醺的。祖拜指着一个鼻子通红的醉汉，我仔细一看——我靠！居然就是前几天叫我们不要卖酒的老家伙！自己换了便装来开派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