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者与毁灭者：毕加索传
　　《毕加索传》PART1
　　目录
　　作者序第一章 惟我独尊第二章 这就是命运第三章 迈向成年的门槛第四章 热恋与背叛第五章 新一季女人第六章 系黑领结的天才第七章 女神和破门垫第八章 米诺托和缪斯女神第九章 里里外外的战争第十章 通往巅峰之窗第十一章 毕加索同志第十二章 ”没有什么真理“第十三章 纯真失落第十四章 ”我这样的男人每人能离得开“第十五章 所有的狮子都瘪了第十六章 ”母亲和大师“第十七章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尾声译者后记
　　作者序（1）
　　毕加索艺术作品的主要特点是”新奇“。在我这些年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也是这一点。我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从小就被灌输了毕加索是20世纪里最了不起、最举世瞩目、最新颖独创、最多才多艺、最有影响力、最吸引人当然也是最偶像化的艺术家。1980年格兰宫的毕加索巡回展之后的一天，我在巴黎的街道上四处漫游，仿佛这样才能汲取画展上近千幅作品中的能量，这些作品中既有油画，也有素描，既有雕塑，也有版画和陶艺。毕加索的传奇和巫师般的魅力已经毋庸置疑。可是在崇拜、幻想和不知疲倦的背后，其实并不轻松。
　　那次大型巡回展的两年后，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经历了五年时间以及无数的新奇发现之后，那个传说中的毕加索仿佛是各种想象中的虚构行为拼贴成的英雄形象，与我所了解的、本书中写的这个毕加索相去甚远。诚如亨利·詹姆斯坦言：”一件闪闪发光而坚硬的珠宝…… ……光芒四射、熠熠生辉、浑然天成，而此时所见的光辉一面，彼时却深不见底。“此时所见的这个才华横溢的天才，彼时却是一个色情狂。眼见着生活中对油画、对女人、对理想充满了燃烧的热情，彼时却成了一个无力去爱的人：他的诱惑手段不是为了寻求爱情，甚至也不是为了想要占有，而是完全出于毁灭的欲望。毕加索曾经说过：”我想，我可能到死都没有得到过爱情。“
　　事实上毕加索内心的创造天性与毁灭天性之间的挣扎正是他生活的核心。而这二者之间的挣扎也正是本书的核心。毕加索作为创造者的一面是博大而光辉的，他丰富的创造力近乎神奇。毕加索的形象和幻想不但给艺术界，而且给整个20世纪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毕加索作为毁灭者的一面却是个悲剧。他的第二个妻子、孙子、多年的情人特蕾丝先后自杀身亡，结发妻子精神失常，《格尔尼卡》时期的情人、艺术伴侣朵拉·玛尔精神崩溃——这些都只是曾经亲近过他毁灭性性格的一部分名单。有超乎我预想的大量证据说明毕加索是个毁灭者。我本人或是我的研究助手亲赴巴黎、巴塞罗那、法国南部以及其他能够找到毕加索生活的见证人的地方，经过数百次的采访记录，这些没有被毕加索神话蒙蔽眼睛的见证人尽管起初不愿意讲，后来还是在采访中向我们吐露了天才毕加索的黑暗面的种种事实。
　　事实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光凭着事实本身并不能撰写出生活和传记。这些事实还得与一连串有说服力的材料，以及传记作者的情绪和想法串在一起。这些情绪和想法或有意或无意、或褒或贬，都来自传记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我力图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在撰写本书期间，我在一本法文书中发现毕加索的一段话，我把这段话翻译出来，装进镜框里放在桌面当座右铭，这话仿佛是毕加索在当面指导我：”评论人一定要像画像那样。你越是全身心投入，越是一心一意扑在上面，就越是接近真实。最糟的态度就是没有个性、没有爱恨——也就是超然度外。你还得有勇气才行，只有这样你才会对它感兴趣，弄出点什么名堂来。“
　　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最后发现毕加索激发了我的全部情感，我们之间熟得不能再熟了。我就像迷恋他的作品一样，迷恋上了他的魅力、感染力以及黑色大理石般的凝视。尽管毕加索曾经让他的女人们生活在某个臆造的幻境里，不论环境与现实的鸿沟有多深，这个毕加索用无与伦比的魄力创造的生活和艺术的幻境都让我十分感兴趣。毕加索在与弗朗索瓦丝入住新居的同时，给特蕾丝写情书：”我一天比一天更爱你。你是我的一切。我要为你、为了我们的天长地久而舍弃着所有的一切。“为了能够给毕加索的这种魅力找到合理的解释，我埋头找到了西班牙本土的花花公子唐·璜，以及印度神话中的讫里什那天神，讫里什那是爱神，被他临幸过的无数女人都对他生死不渝。于是我明白了，不管是女友也好，还是男性朋友也好，毕加索对跟随自己的那些人来说，既有这唐·璜般可不抗拒的诱惑力，又能够像讫里什那天神一样许诺众人能从此超凡脱俗。结果呢，很多仰慕者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重则一命呜呼，轻则精神失常——这就是仰慕的代价。
　　毕加索非常擅长利用宣传来创建个人威望和光环，这让我尤为惊讶。毕加索曾说：”一幅画就靠人来看，而大家看得只是这幅画的传奇。“我得承认自己喜欢他身上的种种矛盾：那个满心里都是乡下迷信的毕加索，那个一掷千金过着波希米亚式浪子生活的毕加索，那个我行我素却又以共产党自居的毕加索。
　　毕加索不仅于此，远比这些还要深邃。毕加索毕生都在与我们时代最为深刻的战争为敌，最终未捷身死。我意识到这一点，也就让本书的写作展开了新的一页。我忽然发现，毕加索的一生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才华绝世的艺术家，也不仅仅是一个非凡的男人那么简单，事实上，毕加索是我们这整个20世纪的写照。毕加索的一生映照、反映、浓缩了我们的这个世纪，连同他画笔下以及生活中的痛苦磨难，毕加索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文化英雄和传奇化身。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渴望超越人类性欲局限的先锋和游吟诗人，毕加索尽情释放性欲的同时又把女人诋毁成不知餍足的魔鬼。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代言人的另一面，毕加索对上帝和神灵也持矛盾态度。他会把宗教推出门外，却又从窗子里看着它回来。他鼓吹无神论的同时又以”受难的基督“自居，并且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中把自己画成”受难的基督“的样子。他亲眼目睹了这个世纪的种种黑暗和丧失人性的事件，这是一个被意识形态笼罩的世纪。毕加索在有生之年以狂热的姿态于1944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才华触及到了人类邪恶以及时代邪恶的深度。就像另一位对时代不满的代言人弗洛伊德一样，毕加索深刻而精确地看见了散落在文明华盖下面饱受折磨的性欲、暴力和痛苦。
　　毕加索的悲剧就是，在艺术中崇尚毁灭的同时，在生活中也进行无情的毁灭。毕加索恐惧死亡，相信世间本恶，他拿艺术当武器，把一腔怒火和仇恨都发泄在旁人以及油画上面。毕加索说：”一幅好油画，就得有个锋利的刃。“一段好姻缘也是如此。
　　惟一能够侥幸逃脱这利刃，并且还能延续自己的艺术生涯与人生的人，就是弗朗索瓦丝·吉洛。我一开始写作这本书，就要求采访弗朗索瓦丝。她答复我说，并不想再回忆起与毕加索的那一段生活，于是她拒绝了我的采访。两年以后，弗朗索瓦丝和丈夫琼纳斯·索尔克博士（Dr. Jonas Salk）一起来我洛杉矶的家里共度周末。这个周末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之旅。弗朗索瓦丝忽然答应服从”内心的召唤“，给我透露了很多当年的事情和想法，这些都是她当年自己的书中没有提到的。当年弗朗索瓦丝自己写毕加索的那本书出版时，毕加索还在世，并且她当时觉得孩子们太小，不便透露过多的真相。第二年，我与弗朗索瓦丝在洛杉矶、拉卓拉、纽约和巴黎又畅谈过许多个日夜。弗朗索瓦丝不仅毫无隔阂地给我再现了当年她与毕加索当年的生活，而且还给我看了相关的信件、法院卷宗和照片，这些资料都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见识和理解。弗朗索瓦丝让我不要把毕加索给写死了，不要写象征和传奇意义上的毕加索。她让我直接去审视那个作为男人和艺术家的毕加索：”你可不能站在方丈之外给毕加索写传，雅瑞安娜，你得把毕加索写得活灵活现。“
　　在毕加索的生活中有些关键人物与他关系密切，毕加索和特蕾丝的女儿玛雅·毕加索就是其中之一。在伏尔泰站的一所公寓里，玛雅指着刚刚走进客厅的一双儿女说：”这是毕加索家族中我最重视的两个人。“毕加索从来就不愿意见他的孙儿孙女辈。我看着这个场景，不禁感慨万千，毕加索竟然把自己关在这样一个年轻活跃的生活圈子之外，宁愿晚年过着孤寂而绝望的生活。
　　在离毕加索逝世之地不远的穆更，毕加索生前的女仆、管家和心腹伊内丝就住在这里，她在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服侍着毕加索。之前不管是写信也好，还是打电话也好，伊内丝都没有给我回音。后来我亲自到了她家门口，伊内丝才最终答应给我讲讲那个每年生日给她画像、让她死心塌地的毕加索。听伊内丝沉浸在回忆中讲述着与毕加索的生活，我俩都深深的伤感不已。最后一次见面时，那天晚上伊内丝一直送我到车旁，然后把自己披着的手织披肩披在了我的肩头，她说：”这个时节正是冷的时候，你得披着它抵御夜寒。我自己倒还无所谓。“就从这一举动中，我体验到了她对毕加索的拳拳之心，也理解了毕加索曾经说”我这辈子都欠她“的含义。
　　当我们上了车，伊内丝说：”你就拿着这披肩好了。“我没有跟她客气什么。我拿出之前她啧啧称赞的耳环，对她说：”你也拿着我的耳环。“这个交换举动中包含的情谊把过去的隔阂一扫而空。
　　还有很多人一度或长期与毕加索关系密切，他们也向我提供了很多个人见解以及交往细节。这些材料都有助于我把一个象征性的毕加索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毕加索。这些给与我帮助的人包括：毕加索的律师梅特尔？萨里亚克，他参与了毕加索的很多重要事件，比如说弗朗索瓦丝出版《与毕加索在一起的生活》之后与她对质公堂，以及弗朗索瓦丝为一双儿女克劳德和帕洛玛的合法地位而诉讼的案子等；热内维耶芙·拉波儿，直到老了她仍然声称自己是毕加索惟一的真爱；拉泽美公爵夫人，她曾经将佩尔皮农的古堡给毕加索借住；希腊存在主义哲学家科斯塔斯·雅克罗斯，曾经在弗朗索瓦丝离开毕加索时与她坠入爱河；毕加索青年时代的好友莫利奇？托拉？贝拉利，后来跟晚年毕加索时常有来往；赫莲娜·帕梅林是毕加索最后20年的少数密友之一；毕加索惟一信赖的理发师，毕加索迷信要是让别人来剪头发会被人利用来诅咒自己；毕加索的花匠，他住在法国南部，贫寒的家里摆满了毕加索的作品。——正是这些朋友以及很多其他的朋友给我提供了真实的材料和想法，让我能够写出这本书。
　　我越是发掘毕加索的生活，就越是深入到毕加索的艺术中来，也就越是发现两者的契合之处。毕加索曾说：”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个人。“然而毕加索的艺术作品是如此富有自传色彩，他的作品就是他这个人。毕加索的宿命就是超越个人的幸运得失。描述毕加索的一生不仅仅是与他的感情际遇，还是一段跨越了91年生活的创作和毁灭的非凡之旅。
　　《毕加索传》PART2
　　第一章惟我独尊（1）
　　他刚生下来时大家都以为他是死婴。1881年10月25日中午11点15分，鲁兹家的玛丽亚·毕加索（D?na Maria Picasso）生下的这个小男孩既没有呼吸也不会动弹。产婆竭力想救活他，却只是徒劳，她只好把小孩放到桌子上，转身去照顾玛丽亚。玛丽亚的丈夫荷西·鲁兹（Don José Ruiz）和家人一道目睹这一幕，都以为是个死胎无疑。然而孩子的叔叔萨尔瓦多（Don Salvador）却是个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吸足一口雪茄，弯腰对着孩子的鼻孔一口喷下去。就这样，产婆没把孩子救过来，倒是一口雪茄救了他的命。鲁兹家的长男——后来取名叫帕布罗（Pablo）——就这样”苦着脸，怒吼着“闯入人间。
　　11月10日，新生的婴儿在圣地亚哥教堂（Church of Santiago）接受洗礼，取名叫帕布罗（纪念去世的伯父）·狄戈（纪念祖父与大伯）·荷西（纪念父亲）·弗朗西斯科-德-鲍拉（纪念外祖父）·胡安（纪念教父，也是父亲的一位律师朋友）-尼珀姆斯诺·玛丽亚-德-洛斯-雷米迪奥斯（纪念教母兼乳母，因为玛丽亚生下他之后已是身心力竭了）。这一长串名字还没完：希皮亚诺·桑蒂希玛-特里尼达（圣三位一体），按照传统旧俗，越是吉利的名字越是靠后，就像是所谓的”心想事成“。名字连起来就是：帕布罗·狄戈·荷西·弗朗西斯科-德-鲍拉·胡安-尼珀姆斯诺·玛丽亚-德-洛斯-雷米迪奥斯·希皮亚诺·桑蒂希玛-特里尼达·鲁兹·伊·毕加索（Pablo Diego José Francisco de Paula Juan Nepomuceno Maria de los Remedios Cipriano Santísima Trinidad Ruiz y Picasso）。不过这些名字大多只在马拉加市 （Malaga）的市政厅注册了一下，之后就再也没有派上过用场了。惟有帕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这个名字永垂不朽。
　　小毕加索已故的伯父帕布罗·鲁兹（Pablo Ruiz）是个神父，他是马拉加天主堂 的神职人员和神学博士。他善解人意，为人排忧解难，因此1878年10月，帕布罗46岁那年突然去世的时候，整个鲁兹家族都陷入困境。帕布罗抚养着两个未出嫁的妹妹约瑟法（Josefa）和玛蒂尔德（Matilda），同时还援助着已婚的弟弟妹妹的小家庭——尤其是弟弟荷西（大家都叫他佩伯）。荷西是个爱幻想的人，虽然只比帕布罗小六岁，却一直在经济上倚赖着哥哥。荷西酷爱绘画，他不是靠绘画来消遣时光，而是沉湎其中不能自拔。帕布罗资助弟弟学习绘画，以填补荷西教课和卖画收入的不足。并且他还一直鼓励荷西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荷西一度怀疑自己的才气，因为保守的马拉加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画家就是没出息的废物“。
　　帕布罗却意识到弟弟爱绘画就像自己爱宗教一样虔诚。他对上帝的信仰并不僵化，也不借着贬抑世俗生活来赞美上帝。更不简单的是，帕布罗对他这个长着红头发的弟弟格外关怀，无微不至。荷西在马拉加有个外号叫”英国佬“，因为他又高又瘦，皮肤白皙，蓝色的眼睛，深铜金色的胡子，长相显得与众不同。他的静雅十分讨女人们喜欢，而他出其不意的恶作剧却常常搞出许多笑料，在这个小城里广为流传。流传至今的一个笑料是说，一次荷西从卖鸡蛋的人手里买了一个鸡蛋，当着卖鸡蛋的女人的面将鸡蛋生吃了下去，然后从嘴里吐出一个面值5比塞塔 的银币。荷西一个又一个的鸡蛋吃下去，又从嘴里吐出一个又一个的银币，这可把卖鸡蛋的女人看得目瞪口呆。当荷西转身走的时候，都能听见身后卖鸡蛋的女人把鸡蛋全砸碎的声音，那女人想找出里面含有银币的鸡蛋呢。除了恶作剧，荷西还喜欢坐在一家名叫齐尼塔的咖啡馆（Café Chinitas）里跟当地的艺术家们交流绘画。然而他最喜欢的却是独处静室画画——尤其是画那些百合花和鸽子。他曾说，身边没有朋友最好不过。他出生时，家族中的那个独自在格尔多瓦（Cordova）附近山中隐居了六十年的老隐士还活着。荷西能理解他。
　　帕布罗对荷西的孤僻性格难脱干系，他总想呵护弟弟，不让他尝到人生的艰难困楚。然而帕布罗死了，抛下孤立无援的荷西。荷西失去了他的保护神。6个月前荷西才刚刚认识玛丽亚（Maria Picasso López）并娶之为妻，现在却突然面临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荷西是在埃米丽（Amelia）家里认识玛丽亚的，当时他去跟埃米丽相亲，却一眼看中了她的表妹玛丽亚。而玛丽亚也和这个”英国人“一见钟情。玛丽亚比荷西小17岁，却长得跟他不甚相配，矮小结实，黑头发黑眼睛，唇上还有颗小痣。在脾气性情上两人更是相去甚远，荷西丰富的想像力正是玛丽亚所缺乏的，而玛丽亚的决断果敢，荷西却只有倚靠兄长帕布罗。荷西为人坦率直接，而玛丽亚却对所有人都怀有戒心和疑虑。她从前遭受过生活的打击。玛丽亚的父亲弗朗西斯科·毕加索·瓜尔登索（Don Francisco Picasso Guardenso）说是前往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便从此杳无音讯。留下她母亲伊雷斯·毕加索（Do?a Inés López de Picasso）独自抚养四个女儿长大成人，而她自己却年复一年变得又老又胖。玛丽亚的大姐早夭，另两个姐姐还没出嫁，三姐妹跟着母亲住在美熙德广场（Plaza de la Merced）边的一所陋宅里。
　　玛丽亚一口答应了荷西的求婚，帕布罗便想给这对新人在美熙德教堂操办婚礼。然而，婚礼未成，帕布罗自己却于1878年10月份葬在了这里。婚事不得不延期。一则要服丧葬之礼，二则帕布罗去世之后，荷西得找份活计来糊口。1879年7月，他终于在圣德莫美术学校（San Telmo 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找了份绘画助教的工作，然而薪酬微薄。帕布罗去世后，小弟弟萨尔瓦多成了一家之长，他利用关系给荷西找了份兼职。萨尔瓦多结了婚，并且有了两个女儿：康塞普匈（Concepción）与玛丽亚（Maria）。他是教区医疗卫生督员、马拉加港高级诊所的主治大夫，他创建了马拉加防疫中心，还给奥古斯丁升仙修道院和嘉布遣会修道院的修女们义诊。尽管家庭负担已经过重，他还是毅然背负起了家族的责任。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和门路给荷西找了个市立博物馆新馆馆长的职位。荷西1880年6月开始上班，然后终于把玛丽亚娶进门来，这已经过了两年的服丧期了，而且婚礼没有安排在帕布罗举行葬礼的美熙德教堂。
　　1880年12月8日，荷西·鲁兹和玛丽亚·毕加索在圣地亚哥教堂（Church of Santiago）结为夫妇。[图901][图902]新郎42岁，新娘25岁。婚礼过后不到一个月，新娘就怀孕了。荷西一下子从快乐的单身汉转变为人之夫、人之父。小毕加索一出世身边便环绕着女人。除了女仆，还有他的妈妈、胖胖的外婆、两个待嫁的姨妈埃拉迪亚（Eladia）和荷里欧朵拉（Heliodora）这五个女人宠溺着他。大家都围着他的湿尿布团团转，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拿来纵容他。但是此时马拉加市的葡萄园遭遇到一场蚜虫灾害，这场天灾殃及到了毕加索一家。外婆一家的这些女人只能靠刺绣和手工编织来挣钱。因此荷西的一下子负担起妻儿老小一家。偶尔萨尔瓦多会接济他们一下，不过像哥哥帕布罗那样的鼎力相助却是再也没有了。
　　市立博物馆馆长这个职位突然被解聘了。这对荷西来说真是雪上加霜，正是家用艰难的时期。这就免不了要负债了，人生的信念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他对市政厅表示抗议，没薪水还坚持在岗位上干活，希冀能收回成命——这职位没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荷西不仅能修复馆藏的绘画作品，还能捐献自己的画作，要知道当时的家藏绘画还是奢侈品——他的画作真是无价之宝。新届的市政厅后来给他复了职，薪水也涨上去了，却不能尽够他偿还债务。不过他把家搬到了美熙德广场那边，新的房东答应房租不够可以拿绘画来抵，这也减轻了荷西的生活压力。
　　小毕加索是她母亲玛丽亚的莫大安慰。这个女人曾经有过灿烂的梦想，如今取而代之的却是庸俗、平凡的生活。现在她至少还有一个格外漂亮的儿子可以跟别人炫耀，小家伙明亮的大眼睛仿佛在告诉世人：”他同时有着天使和恶魔的俊美。“玛丽亚后来告诉别人：”大家一看见他就舍不得转移视线！“玛丽亚偏执又刚愎，昏庸又跋扈——她这一辈子心里只有一个人：她儿子。[图001]
　　1884年12月，毕加索满三岁时，玛丽亚又给他生了个小妹妹，名字叫洛拉（Lola）。[图903]这对小毕加索可是一桩大事，连前不久的马拉加地震都没叫他这么激动。洛拉一出生，就萦绕在他记忆里永不磨灭。地震刚刚出现兆头，荷西就狂奔回家，把一大家子拖家带口带到安东尼奥·穆诺兹·德格兰 （Antonio Mu?oz Degrain）家。此人既是荷西的朋友，也是荷西绘画的老师。安东尼奥家的房子小多了，却是石头砌的。荷西把一家子搬到这里，一个原因是考虑到石头砌的房子牢固，再有就是安东尼奥当时不在家——他正好外出在罗马。[图040]
　　毕加索一直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离家避震的情形：”妈妈头上包着个帕巾子，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一副打扮。爸爸抓起衣架上的一件斗篷披在身上，一把把我塞在腋弯里，只露个脑袋出来。“他们一家在安东尼奥家过着惶惶不安的日子，既担心地震的余波未散，又担心大肚子的玛丽亚随时可能临盆。大家连圣诞节也都没心思好好准备。12月28日，就像毕加索回忆起来的，”在无数的闹哄哄之中“，洛拉出生了。对这个善于观察的小男孩来说，这才是真正闹哄哄的一件事。
　　安东尼奥回家后，荷西一家仍在他家借住，这时正逢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二世 （King Alfonso XII）前来马拉加视察地震。整个马拉加张灯结彩，旗帜飘扬，恭候国王驾到。安东尼奥回家那段时间的印象，时隔57年后，毕加索回忆起来仍是赞不绝口：”简直难以置信，简直超乎想象之外。“他如是描述安东尼奥的第一印象：”长长一队车马轿里，里面坐着些戴高高礼帽的先生。“小毕加索以为这些人都是安东尼奥的扈从呢。同样，他还以为城里张灯结彩、旗帜飘扬是马拉加为了迎接这位大画家衣锦还乡。小毕加索信以为真的把这桩事情牢牢记在心底。他幼小的心灵里，记住了这众多纷至的荣耀涌向父亲崇拜的那个画家。他后来把安东尼奥比作”桂冠画家“。不管这些细节是真实抑或杜撰的，这个三岁小孩的心里已经把绘画和荣耀联系在了一起。
　　话都还不会说的时候，小毕加索就已经知道怎样用画画来表达自己的要求。他画一个螺纹形，就表示想要那个”长长的、扭扭的、蘸糖的、西班牙街头巷尾随出叫卖的热甜饼“。对于一个小小孩童来说，能用绘画的方式表达出他的愿望真是不可思议。
　　四岁时小毕加索就能神奇地画出动物产仔、花朵、和他想象中的奇奇怪怪的动物，然后把它们从纸上剪下来贴在墙上，就好像中国人贴窗花一样。他甚至还剪了一个剪影，酷似荷里欧朵拉姨妈暗恋的那个年轻男子，贴在了墙上。这样一来，人人都知晓了贺里欧朵拉姨妈的这桩秘密，并且对之哈哈大笑。而荷里欧朵拉却脸红到了脖子跟。其他的时候，小毕加索一般都用铅笔画他杜撰出来的动物。他说的第一个字是”笔“。他一喊”笔，笔。“他妈妈就给他拿一支铅笔。
　　像所有的魔术师一样，小毕加索需要观众。他的小表妹康莎和玛丽就是他的第一批观众，观看他像变魔术一样变出那些无中生有的形象。她们一会喊着：”画个纽芬兰狗狗给我们看看“，一会又喊：”把玛蒂尔德姑姑家送来的大公鸡剪个剪纸！“小毕加索则一会儿问道：”还要什么？“一会儿又问道：”先画哪个？“玛丽喜欢叫他画驴子，一会儿从驴背画起，一会儿从脚画起，一会儿又从耳朵画起。不管从哪里画起，他用铅笔画的和用剪子剪的，都和她们要求的像极了。[图906]
　　而上学对小毕加索来说，不啻一种折磨。他是个不安分的小男孩，讨厌规矩，也不肯循规蹈矩。他只要自己高兴，就跑到窗户边敲窗子，想让住在学校对面的安东尼奥姑父注意到他。安东尼奥常常把小侄儿从学校带出去散步，简直就是救小毕加索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过安东尼奥总是按照小毕加索要求的，等一小时才来接。在毕加索看来，”一“小时可是最短的时间，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小时的等待会这么长，简直是漫长无期。毕加索得到了他想要的，却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小毕加索的叛逆行为伴随着越来越深的孤独感而日渐滋生。洛拉夺走了他在母亲心中的中心位置之后，他转而投向父亲，开始崇拜起父亲来。他喜欢看爸爸画画，毕加索晚年时期向好友回忆道，他父亲画了”一幅巨大的画卷，上面画着一个鸽房和拥挤成堆的鸽子。“”想想吧，成百上千只鸽子的鸽房，和成千上万只鸽子…… ……“后来此画在马拉加博物馆被人发现，远不是什么”巨大的画卷“，一共也只有区区九只鸽子而已。毕加索把这幅画理想化了，也把自己的父亲理想化了。
　　那段时间里，毕加索和父亲是寸步不离。只有到了学校门口，小毕加索才肯放手，但还是要父亲给他点什么东西做凭信，好叫父亲回来别忘了接他。油画笔、手杖、鸽子标本什么的都行，毕加索拿这些东西放在课桌底下画着玩，根本不听课堂上老师的讲课。毕加索后来回忆道：”他给我留下这些手杖、鸽子什么的作抵押，我才肯相信他会来接我。不过呢，比起手杖，我倒更喜欢鸽子和画笔，我知道父亲没有这两件东西就画不成画。“
　　荷西尽力想培养儿子的独立性，于是就叫一个”男人婆“女仆卡门·门多萨（Carmen Mendoza）去送小毕加索上学。孰料毕加索又哭又闹，不可开交，这下子父母只好一齐上阵把他拽进圣拉斐学校（Colegio de San Rafael）。圣拉斐是一座”光线好，又宽敞，全城最好“的私立学校。这学校是荷西家族的一个熟人开办的，所以小毕加索被送到这里来上学，大家觉着这样或许他会更快活一点。可事实上，小毕加索在这里却成了校长太太的跟屁虫。校长只好跟荷西说：”要是你想让你儿子跟我太太学些煮饭育儿的杂事，我们肯定包教会。要是想要他再学些别的，你们可得想点法子。“
　　说起来倒是容易。小毕加索可不甘心被扔进学校学这学那，他倒是有办法沉湎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行我素。一旦他表现不尽如人意了，便开始哎哟哎哟喊起病来。有时装得太像了，他母亲便免了他的学差，让他呆在家里——简直闲都快闲出病来。有一次毕加索得了肾炎，因此得以在家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到病好了不得不回学校的时候，他还借机跟父母谈了一款条件。条件之一就是上学得派个女仆跟着，好让自己画画的时候有人给他捧鸽子。还有个条件是，只要家里经济允许，就得给他在家请个家教。
　　在学校上课时，毕加索所有的注意力就集中在看钟表上面，他眼巴巴地盯着时针一步一步挪动，巴不得时针能走快一点，挨到下午一点钟，爸爸就回来接他。毕加索后来回忆道：”我像个傻瓜一样盯着钟表看，歪着脑袋，抬着眼。“无论如何他都学不好哪怕最基本的读写和算术。”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一等于…… ……总是融不进我的脑瓜子。也不是不努力，就是不能聚精会神。我总是告诉自己，这次要集中思想啦。然后，二加一等于…… ……一点钟…… ……啊！搞错了！我于是又得从头想起，不过很快又走神了，又会想起几点钟、他们会不会来接我之类的问题。于是我常常也不请示老师，自己径直就去上厕所，或是走到别的地方去。“小毕加索还不时想象怎样画出老师、课桌、钟表等各种东西，这样他就不用去费心记生词和数数了。
　　毕加索当年那个时代，大家还不知道有”厌学症“这么一回事。毕加索的家人和老师都在为他操心：”他将来会搞懂的。这小孩不笨。有一天他长大了就会开窍的。“然而上学对毕加索来说，仍然是个噩梦。而写作和阅读则是那么的高深莫测。小毕加索便只能用绘画上不费吹灰之力的天赋来掩饰自己学习上的无能。因此他也错过了通过解决小困难来树立坚实自信的机会。
　　1887年10月30日，毕加索6岁时，玛丽亚又生了第二个女儿，受洗名叫康契塔（Conceptión），叔父萨尔瓦多是洗礼教父。从小毕加索起，荷西一家的小孩都是由他洗礼的。每当小毕加索或小洛拉生病发烧什么的，萨尔瓦多叔叔总是跑来看他们，有时也通过关系给荷西换个好学校，或是谋个好职位，有时给荷西介绍绘画课程的新学生。荷西耻于汲汲名利，他只想画他想画的画，可令人沮丧的是，他的画很少有人问津。在跟他学画的这些小孩里面，惟有自己的儿子最值得器重。毕加索后来回忆起来：”真的很奇怪，我从来不画那些稚气的画，哪怕是我小时候。“小毕加索有生以来的第一幅画画的是马拉加港和灯塔。而他的第一幅油画作品画的是一个马背上的斗牛士，那是在1889年左右，毕加索时年8岁。那时他父亲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斗牛迷“，对斗牛那套仪式正狂热得不得了。
　　多年以后，毕加索还能孩子气般骄傲地回忆起：”在我小时候，了不起的斗牛士卡兰夏（Carancha）经常到我家来玩。他跟我父亲关系不错，经常把我放在膝上坐着。“有一次小毕加索哭着闹着非得要摸一摸那”闪闪发亮的斗牛士衣裳“，荷西被他闹腾得没办法，只好带着儿子去旅馆找卡兰夏。荷西问：”你自己有小孩吧？“卡兰夏被问得莫名其妙，答道：”是啊，怎么啦？“荷西说：”这就好办了，你肯定能明白小孩真闹腾。我儿子非得要摸摸你的斗牛士服。“卡兰夏说：”好吧！“于是站在那里给小毕加索摸他身上那件”神奇的衣裳“。
　　绘画和素描能让小毕加索展示才华、直抒心臆。1890年毕加索的素描《执棒的赫尔克里斯 》（Hercules with his Club），日期旁的署名为P·鲁兹·毕加索。后来毕加索回忆道：”我的第一幅素描，大约在我六岁左右。家里走廊处有一幅《执棒的赫尔克里斯》，有一天我就坐在走廊里画了这幅赫尔克里斯。这不是儿童画，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素描了，真实地表现了赫尔克里斯、棒和其他。“不过毕加索创作此画时真正的年龄其实是九岁，比他自己说的要大了三岁。不过哪怕对于九岁的小孩来说，这幅画也是相当不错的。整体把握得相当好，无可挑剔。就连遮蔽赫尔克里斯下体的无花果叶也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恰到好处。
　　就在毕加索画着无所不能的挑衅者赫尔克里斯的同一时期，马拉加市博物馆马上面临着倒闭。1890年12月，他父亲荷西失业了。荷西陷入了失业的恐慌之中，只要有工作，做什么都可以——哪怕要离开马拉加也在所不惜。所以一听说科南娜新建的一所达古达学院（Da Guarda）招聘绘画教师，荷西毫不犹豫就去应聘了。1891年4月，他的任命下来了。
　　科南娜（Corunna）是西班牙境内大西洋沿岸西北角的一个城市。荷西一家子都准备出远门，而荷西却操心着毕加索如何入小学的事。荷西很清楚他这个儿子，如果不走点后门是很难入学的，尤其是离开马拉加之后。于是荷西去找本地教育局的负责人，这人是荷西的朋友，当然也就给他签署了一份学习凭证。例行公事，他得”问他几个问题，免得旁人说闲话。“他问荷西：”这小孩懂些什么？“荷西很快地答道：”什么都不懂。“
　　到了装模作样的考试那一天，小毕加索只需做几道算术题就行了。只要一写错，监考就会提醒他”注意“。毕加索事后回忆：”你想都想不到，让我用心做题有多难受。我一边想，一边集中注意力。我想着’集中注意力‘，烦都烦死了。“他集中精力想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他父亲荷西答应他，只要考过了就可以画油画。监考的没多一会儿就明白了：看来不给这小子抄答案是不行了。于是毕加索便能边看答案边做题。
　　毕加索拿了一纸证书回到家，这便是他能够”集中精力“的一纸证明。毕加索的朋友约姆·萨巴特写道：”要不是毕加索聚精会神，他根本就看不到老师抽屉里的一纸答案，因为他可是什么都记不住。“因此，通过这次考试我们知道，哪怕是作弊也得聚精会神。毕加索很快就用自己的方式阐明了这个道理。毕加索心想：”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什么都不会！“他把考试中的数字幻化成一只鸽子。”他们马上会知道我是如何聚精会神的。我一点差错都不会出…… ……鸽子的小眼睛就好像是数字“0”，“0”下面是个数字“6”，再下面是数字“3”，眼睛像两个“2”，翅膀也像两个“2”。一双小脚丫踩在桌子上，就好像是划了条横线…… ……最下面就是加起来总共的得数。“
　　1891年10月，小毕加索快过生日的时候，荷西一家就乘船去了科南娜。这家人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一直都生活在别人的庇护下：叔叔萨尔瓦多，祖母伊雷斯，荷里欧朵拉姨妈、玛蒂尔德姑姑和安东尼奥姑父，以及所有表姊妹们。他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正逢风暴，荷西和玛丽亚想必很想念远在家中的一切。
　　事实上科南娜并不比海上航行的滋味好受。荷西对这里的一切都水土不服：海风、暴雨、灰蒙蒙的雾、灰蒙蒙的天，还有跟家乡话相去甚远的卡利话，连卡利人也是拐弯抹角的，跟马拉加人直来直去的性子很不相同。荷西像是被流放到科南娜来似的，日渐消沉，年复一年越来越低落。他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儿子。可不能让心爱的儿子也感觉到背井离乡的气息。”在科南娜，如果不是去美术学校上课，父亲轻易不出门。他在家里只是画画消遣，别的什么也不干。要不就盯着窗沿上的雨水看…… ……远离了马拉加，远离了斗牛，远离了朋友，一无所有。“
　　玛丽亚则是个天性猜疑的女人，受了这样的苦楚，更加多疑起来。她教唆儿子：”不要跟任何人说任何事。“小毕加索就这样受了她的影响。不过毕加索还是能从玩乐和指挥中找到乐子。他教给班上的同学在学校操场上组织斗牛比赛。一个小孩扮公牛，另一个小孩扮斗牛士，也不知是谁的外套拿来当那块红布。不玩斗牛的时候，毕加索就带领他那群死党骚扰街上的流浪猫，用玩具枪打它们。后来毕加索回忆起这段生活：”那时我们是达玛大街上的杀手党，我们扫荡到哪里，哪里就一片猫飞狗跳。我妈只好每天盯梢，看我在街上做什么。不过她也只看得到我们学校操场那一片，而且也只有踩在浴室马桶上踮着脚才望得见。“
　　他在学校滋事不断，在课本的边边角角上到处乱写乱画，画各种动物和人。在他语文课本的末一页上，他画了两只正在交配的驴，旁边还题了一首打油诗：
　　无需问候，
　　母驴翘尾。
　　无需惜别，
　　公驴再会。
　　家常便饭的挨罚也成了件快活的事。”我是个坏学生，他们就关我禁闭。禁闭室有粉刷一新的白墙和条凳。我倒是喜欢被关禁闭，我可以带一叠画纸进去，在里面痛痛快快地画。关禁闭简直就像是放长假，我干脆故意犯事，好让老师罚我禁闭。那我就可以一个人清清静静地画呀画呀画呀…… ……“
　　1892年9月，荷西决定让儿子接受正规的美术训练，便向美术学院的申请：”本市市民荷西·鲁兹·布拉斯科先生，在此申请其子帕布罗·鲁兹进入贵校求学。“他的申请文书上按西班牙惯例签署自己的全名——父姓和母姓，而儿子却只署父姓。申请批准后，小毕加索进了父亲的美术班上，开始学习装饰画。
　　荷西继续扮演着父亲和蒙师的双重角色，父爱且先不说，单单是作为教师，他便发现儿子在班里是个天才。小毕加索接受了大量的正统训练，画石膏像，参加人体写生班，画右足、左手、右腿的木炭素描。日后毕加索说道：”你得把画家的眼睛蒙上，就好像蒙上金丝雀的眼睛那样，金丝雀才会唱得更好。“而这时毕加索用眼睛和手合作画出来的素描，已经显示出他惊人的洞察力。他的考试成绩除了”优“就是”特优“。
　　荷西在家也训练他。毕加索记得：”我父亲剁下死鸽子的一双脚，挂在黑板上让我素描，我仔细入微地画，直到他满意为止。“荷西真是太满意了，不久他自己作品中的鸽子脚就让毕加索来画。鸽子脚似乎是荷西画画的嗜好，还有一个嗜好就是人的手。荷西这样教儿子：”通过作品中的手你能看出画家的手。“
　　父母给了毕加索几册精美的素描册让他画画，以作将来自我回顾的好留念。这几册素描本里的素描显示出毕加索扎实的传统功底，又显示出他想要突破窠臼，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第二本科南娜的素描册里的赫尔克里斯已经有了变化，这次没有了无花果叶。科南娜时期的作品都表现出一种活泼大胆的风格，包括这幅赫尔克里斯、风景画、妹妹洛拉的画像、老夫妇像，还有一封1893年秋天寄回马拉加的投稿，都属于这种风格。那封投稿作品名叫《蓝和白》（Asul y Blanco），投寄给一家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周刊，投稿用大量的图表现科南娜的生活，图文并茂，署名是P·毕加索。一幅描绘的是一场暴风雨，女人的裙子飞扬起来，人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跌跤。搭配的文字是：”风在吹，继续吹，直到刮掉科南娜“。图中甚至还插进了广告，其中一份是荷西的广告：”欲购良种鸽。地址：帕约·戈梅大街14号2层。“
　　如果一个人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潜力的地方算作他的出生地的话，那么尽管充满风寒冷雨，科南娜要算作是毕加索的出生地。他就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隐藏多时的创作天赋，以及对绘画的孜孜不倦。同样是在这里，毕加索尝到了爱之初体验。他曾经着迷于约翰·莫尔将军（Sir John Moore）的逸事，英国的莫尔将军曾经在科南娜一役中打败拿破仑皇帝（Emperor Napoleon），却因伤势过重，喊着爱人的名字去世。毕加索那时还不到13岁，却是一个早熟的天才。他选了班上仅有的两个女生中的一个，作为暗恋的对象。那女孩名叫安格丽丝·门德·基尔（Angeles Méndez Gil），毕加索在课本里亲昵地写上两人名字的缩拼”AP“，甚至还进一步表示出亲昵，写成”APR“，意思是”安格丽丝·帕布罗·鲁兹“。
　　没过多长时间，这段纯洁无瑕的”爱情“就被安格丽丝的父母扼杀了。在这个乡下小镇，很显然本地乡绅世家和外来家庭之间的社会差距悬殊，安格丽丝的父母想方设法让女儿觉得这样的爱情并不般配。他们在这对年轻情侣之间设置了重重阻碍，然而安格丽丝和毕加索仍然鱼雁往来，暗通款曲。当他俩似乎已经发展到山盟海誓的程度，安格丽丝的父母开始采取强制措施。毕加索课本的最后一页写着”潘普洛纳“。安格丽丝一家为了把安格丽丝和毕加索分开，于是把她送到了另一个城市——潘普洛纳（Pamplona）。
　　毕加索很看重这份地下爱情的保密。毕加索向他母亲玛丽亚身上学会了猜忌和多疑。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发生的事情是如何刺痛他的心，他都能守口如瓶。他不过才13岁，却像毕加索的卡塔卢尼亚籍早期传记家帕罗·法布里（Palau i Fabre）写的那样：”他心中已经没有了柔情与刻骨。“他因为贫贱而遭到失意，被人认为无用。这种痛苦越深，他受到的伤害也就越深。因此他变得连爱情都怀疑。
　　1895年，毕加索心中经历了另两种不可言喻的神秘，权力的神秘和死亡的神秘。1月10日，8岁的小妹妹康契塔死于白喉。[图905]毕加索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披着金色卷发、笑嘻嘻的小女孩一天天恶化，他想用自己手上的画笔把她从死神手中抢回来。他眼看着小妹妹渐渐不治，眼看着爸爸的朋友拉蒙医生来去奔忙，眼看着父母竭尽全力抢救爱女，眼看着全家人在圣诞节和主显节时给每个孩子派发礼物，以向康契塔隐瞒她的病情。
　　极度悲痛之下，毕加索向上帝祈祷。如果上帝可以拯救康契塔，他宁愿上帝收回自己的绘画天赋，终身不再拿画笔作画。之后毕加索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希望小妹妹能好转，一方面他想着妹妹死了，他的绘画天赋还在。康契塔真的死了，毕加索就认定上帝是个魔鬼，宿命与自己为敌。同时他又觉得是自己的优柔寡断，才导致上帝夺走了康契塔。他怀着巨大的负疚感，同时也相信自己有巨大的权力能操纵杀伐决断。出于原始的、巫术般的信念，毕加索觉得小妹妹的死，促成他最后必定会成为一个画家。不论结果如何，毕加索决定响应那冥冥中的召唤。
　　康契塔死后不久，父亲又把画笔和颜料递给了毕加索，并且发誓自己再也不画画了。这让毕加索愈加对自己的”天命所归“深信不疑。在这个13岁的男孩心中，他觉得是父亲对自己的画作望而生畏顶礼避让的。他不仅是父亲，还是蒙师，如今在天才儿子面前却不得不退避三舍。他最挚爱的绘画，粉碎在儿子毕加索的神坛。最像他的女儿康契塔，如今已经死了。他的家乡马拉加，却成了过去的回忆。现在荷西最在乎的，只有儿子毕加索了。他开始把自己的一切全心全意地奉献给儿子。
　　1895年2月，荷西申请工作调动。对荷西来说，科南娜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伤心之地。自从安格丽丝被送走，康契塔死去世之后，科南娜也成了毕加索的伤心之地。3月份荷西终于调换了工作。因为恰好有一个在巴塞拉那的美术教师想要调回到家乡科南娜。离开科南娜之前，荷西在一家卖衣服、雨伞和百货的杂货店仓储室给毕加索办了一个画展。虽说画没卖出几幅——尤其是大家发现作画的人年纪还不到14岁——这却是毕加索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个人画展。荷西给儿子筹划了这个画展，自己这辈子却还从未开过画展。一家人计划奔赴巴塞拉那之前先回马拉加度过暑假。他们乘火车南下，中途在马德里逗留了一天，在这里荷西带着毕加索参观了普拉多博物馆（Prado）的大师杰作——戈雅 （Francisco de Goya）、苏巴朗 （Francisco Zurbarán）和委拉斯凯兹 （Diego Velázquez）。
　　全家回到马拉加，住在叔父萨尔瓦多家中。毕加索离开马拉加时还只是个连考试都不及格的十岁小孩，现在回来已经是家族公认的有才华的画家，亲戚们看了他从科南娜带回来的画，啧啧称赞他的天赋。这批画作里有《赤足女孩》（The Barefoot Girl）、《加里西亚的老人》（Old man in Calicia）、《戴帽子的乞丐》（Beggar in a Cap）、《老年朝圣者》（Old Pilgrim）、《加里西亚女人头像》（Head of a Galician Woman）和许多长胡子老头画像。荷西在弟弟家里把这些作品都拿出来给大家看，心中得意极了。毕加索年仅13岁，他笔下却充满了对老贫积弱和社会边缘人群的怜悯和爱。这些人不论肩上的负担有多沉重，仍然保持着人类的博爱和慈祥，在这些最底层的面容里包含着不尽的财富。萨尔瓦多深为侄儿的才华所折服。荷西一家在马拉加期间，他每天给毕加索5个比塞塔银币，还在诊所里给他建了间画室，还雇了个老水手给他当模特。萨尔瓦多鼓励毕加索经常去集市转转。毕加索回忆说：”有一次，我的叔叔萨尔瓦多跟我说，如果我不肯去集市，他就不带我去看斗牛。所以我不得不去集市上转悠。我得上二十趟集市，才能换得来一场斗牛比赛。“
　　当荷西一家到达巴塞罗那时，毕加索又从马拉加的神童变成了一个普通学生。他又坐在了洛加（Llotja）的考场上。”洛加“是巴塞罗那美术学院（Barcelona School of Fine Arts）的绰号，在西班牙文里是”证券交易所“的意思——巴塞罗那美术学院恰好坐落于巴塞罗那证券交易所的大院内。天才毕加索很不情愿自己降格为一名毫不起眼的学生，坐在这无聊的考场上参加一场无聊的考试。他交上去的两幅素描，很显然是在奚落那些出题考他的考官们。第一张素描里，他把那个男模特画成脾气很坏的样子，第二张里他又把披着罗马贵族袍子的模特画成一种很可笑的模样。双脚都没画完，好像很不屑于认真地去考这样一场试。萨巴特在毕加索的传记里写道：”毕加索只是匆匆应付了一下，比考官们还要敷衍了事，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敷衍…… ……这也就是说，他在这里草草应付几笔，有着’叫板‘的意味在里面，就好像在宣告：他的时间可比考官们的时间要紧得多。“同时，这也好像是毕加索在说，录取是理所当然，不录取是这所学校的损失。
　　这场考试很快变成一则轶闻趣事，就好像毕加索一生中捏造的许多轶事一样，一部分是真人真事，另一部分则是添油加醋。他曾经宣称人家给他一个月的时间来画画，结果他只花了”一整天“就画完了。”我瞅了一眼模特，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一处也没有，根本没什么地方需要改的。“大家都煞有介事地传颂毕加索的这些名言，直到日后有一天这些画作被人找了出来，上面盖着公章，分别署着两个日期：9月25日、9月30日。
　　在捏造事实和狂妄的心理之下，其实是毕加索强烈的失落感。毕加索在学校里不肯循规蹈矩，倘若强迫他去做自己不愿意的事情，这只能是一团糟。于是如果一件事情他自己做不好的话，他便要鄙视这件事情。因此他经常给自己脸上贴金，吹嘘一些其实自己做不好的事情。毕加索常常标榜自己少年时的读写能力是如何如何地不堪，他也没少吹嘘在巴塞罗那的经历：巴塞罗那美院的老师们根本不配教他，他对得起那些长辈，也对得起自己的过去。
　　毕加索这种反叛思潮倒是跟当时巴塞罗那的政治动乱很搭调。那些终日劳作却食不果腹的西班牙农民揭竿而起，而文化界也趁机起来打破政治、文化和文艺圈的种种陈规陋习。巴塞罗那成了欧洲的动荡中心，每天的报纸上充斥着爆炸、袭击、搜捕、酷刑和政治迫害的消息。当时的动荡之一是”卡塔卢尼亚独立运动“。卡塔卢尼亚省 （Catalonia）语言和风俗与别处不同，巴塞罗那是卡塔卢尼亚的首府。另一动荡是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该运动鼓吹的激进口号是：”西班牙政府历来充当西班牙的首要敌人。“毕加索抵达巴塞罗那之前两年，巴塞罗那的格兰大剧院（Gran Theatre）就发生了一起反政府武装爆炸事件，事件造成22人死亡，50人受伤。恐怖事件愈演愈烈，新闻报道说：”成百上千的疑似恐怖分子被逮入狱，囚于矗立海岸七百英尺高的蒙爵奇堡，港口和巴塞罗那市区均被枪弹封锁，这座叛乱不断的城市笼罩在枪炮的阴影下。“歌剧院爆炸事件的元凶圣地亚哥·萨尔瓦多（Santiago Salvador）被公开绞首示众，拉蒙·卡萨斯 （Ramón Casas）以此为题材作了一幅油画《卑鄙的绞刑》（Vile Garroting）。拉蒙就像大多数在巴塞罗那工作的青年画家一样，政治上倾向无政府主义，哲学上倾向于虚无主义，而艺术上倾向于象征主义。当时”现代主义“运动（Modernist movement）的领袖画家圣地亚哥·鲁斯诺尔 （Santiago Rusi?ol）曾说道：”宁要象征主义与失衡，哪怕显得疯狂颓废，也要胜过绞首与懦弱。“、”常识让我们艰于呼吸，我们现在谨小慎微得过分了。“”现代主义“运动主张推着西班牙进入20世纪——哪怕疯狂与颓废也在所不惜。
　　毕加索刚到巴塞罗那没多久，就画了一幅骇人的画作《基督祝福撒旦》（Christ Blessing the Devil），这幅画显然反映了毕加索当时内心深处的纠结。头顶着圣光的基督伸出左手为已降服的撒旦赐福。同期，毕加索还画了《圣母子在埃及》（The Holy Family in Egypt）和《圣母的祭台》（Altar to the Blessed Virgin）。到了1896年更是画了一系列宗教题材的作品，包括圣母教导基督读书、基督显圣，天使环绕基督、受胎告知、最后的晚餐、基督复活等内容。大多数作品都显得炉火纯青，看起来不太像是天主教国家里一个少年画家的习作。毕加索是否此刻在基督与基督赐福的撒旦之间徘徊两难呢？是不是在他心里，撒旦意味着大逆不道和勇于挑战的结合体？毕加索自己就是个勇于挑战、勇于叛逆的天才，而同时他也是一个渴望超越自己的少年，想要体验到平庸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毕加索的宗教信仰面临的危机，正是西班牙全境宗教信仰危机的缩影。杰拉尔德·布雷南 （Gerald Brenan）在撰写历史时写道：”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对宗教的愤怒，其实正是那些虔诚教徒们感觉到被宗教抛弃和欺骗后的怨愤。“从反教权到反基督，中间只有一步之遥。从反基督到不相信上帝，更是只有半步之遥。毕加索正举棋不定。他画《基督祝福撒旦》一年之后，他给宗教信仰里最有力量的偶像赋予了温柔的表情，不过他同时也画了一张十分模糊的基督像：没有面容、没有个性、不真实、没有答案。天主教强调伦理，宣扬死后能上天堂。这样的宗教却不能给越来越热爱自由和世俗生活的毕加索一个答案。毕加索可以不去教堂，却不能回避基督的形象一次又一次浮现在他的生命里，他自己就好像一个受难的基督。同样他也可以超脱地掩埋自己的欲望，却终生无法摆脱它。
　　毕加索呼吸着悲凉的空气，独自一人浪迹巴塞罗那的街巷和咖啡馆。巴塞罗那美术学院虽然没教给他什么东西，却让他在其中结识了一伙放浪形骸的朋友。曼纽尔·帕拉尔 （Manuel Pallarès）就是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的第一个死党。他俩上人体解剖课时坐在一起，虽然帕拉尔比毕加索大了五岁，他们俩却一见如故。交往没多久，毕加索就给帕拉尔画了一幅肖像，帕拉尔看上去坚毅而严肃，非常出类拔萃。浅棕色的头发和整齐的牙齿更是显得帅气。帕拉尔提起毕加索时说：”毕加索很有魅力，在人前显得很孤傲的样子。他能很快抓住关键的地方，上课根本就没见他听过课…… ……有时他很活跃，有时一连好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帕拉尔从此既是毕加索的朋友，又是他的追随者，自始至终都顺从着毕加索的脾气、想法和乖张的举动。
　　毕加索和帕拉尔是一家名叫”伊甸园“的咖啡馆（Eden Concert）的常客。咖啡馆里有歌手驻唱。这家咖啡馆从前有个旧名字叫做”幸福咖啡馆“（café de la Alegría），然而不管是”伊甸园“还是”幸福“，巴塞罗那那些敬畏宗教的人对私下里管它叫”堕落馆“，因为只有那些不思进取、甘于堕落的人才会到这里流连忘返。毕加索就是在这里认识了运送食品的安吉尔·索托（Angel de Soto）和拉蒙·雷文托（Ramón Reventós），并且通过安吉尔，认识了他的哥哥雕刻家马托（Mateu de Soto）。这些少年一起在巴塞罗那的兰布勒大街（Rambles）上闲荡，在古城区的街巷中穿行，要么就是在妓院林立的唐人街寻花问柳。毕加索经常伙同另一个美术学院的同学约昆·巴斯（Joaquim Bas）光顾这些妓院，毕加索就是在这里的妓院中初次学会了云雨之道。未满15岁的少年毕加索在这鳞次栉比的妓馆中无数次流连忘返，以此满足狂热的性欲，以及一如既往地逞现自己专长上的游刃有余。[图907]
　　在这一场场寻欢作乐中，女人浓妆艳抹，逢场作戏。毕加索也只是受好奇心和性欲的驱使。这里根本毫无爱情可言。事实上，”亲密挚爱“对毕加索而言，更适合他的那些个玩伴游侣。1896年巴塞罗那的嘉年华会上，毕加索和帕拉尔都曾装扮成女人的样子，然而无论他和同性朋友的肉体吸引到了何种程度，他都只是把这种感情升华到自己的作品里，升华到渴望出人头地的梦想里。
　　毕加索却始终不能出人头地。1896年4月，他的作品《初次圣餐》（The First Communion）参加了巴塞罗那美术展，与之同时参展的有鲁斯诺尔，卡萨斯，以及一些久负盛名的卡塔卢尼亚画家。毕加索极想凭此画赢得一项奖项，或者至少卖掉这幅标价为1500比塞塔银币的画作。一切都未能如他所愿。它只是被允许参加展览而已，《巴塞罗那日报》（Diario de Bacelona）上也只是不咸不淡地写了几句：”《初次圣餐》出自新人帕布罗·鲁兹·毕加索，我们看出画作中主要人物值得肯定，局部轮廓线条分明。“[图006]
　　毕加索的画作《科学与善心》（Science and Charity）参加1897年马德里大众美术展，第一次使毕加索扬名于世。该画在马拉加省际展览会上又获得一枚金奖。荷西在该画中充当医生的角色，给一个病妇把脉，这代表着”科学“。同时画面上还有一个颇像少年的修女代表”善心“。病妇人的原型是街头一个携儿乞讨的乞丐。毕加索是在自己的独立画室创作的这幅画，这间画室位于从巴塞罗那美术学院回家的路上，这个画室是1986年秋天荷西特意给儿子开辟的。当毕加索在马德里得奖的消息传到了荷西的画家朋友们耳朵里，其中一个朋友约昆·马提尼兹（Don Joaquim Martínez de la Vega）提议说，要泼这小子一头香槟以庆祝他成为画家。[图010]
　　父辈们视毕加索为同侪，同学游伴们视之为”所有天赋集于一身“，而毕加索却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抉择不定。[图904]他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画反叛传统的画作，还是应该画那些能博得展览会大奖的巨幅经典画作。毕加索有时候也沉浸在名利梦里，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平步青云。更多的时候他一心沉浸在自己的作品里，相比之下，别的都不那么重要了。毕加索接连画了两幅自画像：一幅短短的头发，正凝神思索，未脱稚气而有些迷茫；另一幅像是18世纪的贵族形象，庄重而矜持，戴着浅色假发而略显孤傲。
　　毕加索正处于青春期走向成年的阶段，而当他和帕拉尔站在画室屋顶上向下面光着头的路人扔石头时，他又显得很稚气了。有一次，他们的目标是一个戴着高礼帽的绅士。他们一下子扔石头打中了，却没来得及躲起来。那个绅士看见他俩，就跑去叫来了警察。毕加索和帕拉尔蜷缩在油画《科学与善心》背后，听着警察一遍一遍敲着画室的门。直到敲门声消失了，门房扯着嗓子告诉他们没事了，他们才敢出来。
　　毕加索从前心里的一些挣扎，现在都集中在了他父亲身上。他从小就对父亲有很真挚的感情，而现在他要从脑袋里和作品里消灭这种感情。从科南娜时期的素描册子里两幅荷西的肖像画中可以看出毕加索的复杂心理。帕罗·法布里认为：”这两幅素描，看起来是一气呵成的，当然也不排除两幅同时创作的可能。其中一幅肖像上，荷西看着自己刚刚完成的画作，脸上显出快活的神气。而第二幅肖像里，他的脸就被故意画成很沮丧的样子。两幅画中荷西的表情突然变得大相径庭。荷西坐像的’轮廓‘（椅子、身体姿势、手和腿）在两幅画中基本保持一致，而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却大不一样。“
　　到底是父亲的精神状态一日之间发生了巨变，还是儿子对父亲的看法发生了巨变呢？在巴塞罗那，毕加索继续把父亲画成毫无生气的、绝望的样子。这些肖像画中的凄惨气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许这只是毕加索内心里希望摆脱父亲、渴望独立的艺术夸张写照，以此来摆脱父亲那种苛求细节、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风格。荷西是一个模仿、写实的画家，同时他也能通过拓展深度和空间感，来表现深邃的思想。荷西是个正直君子，谦逊无私，温文尔雅，也就是大家公认的那种君子形象：英俊挺拔，谈吐优雅。而少年毕加索突然把自己一向热爱的父亲，看成了自己的对头。毕加索矮墩墩的，跟他父亲的优雅风度相去甚远。毕加索曾说过：”每次我画男子都会想到我父亲。对我而言，我心目中真正的男人永远是父亲荷西。“
　　然而荷西为人师表，就得摆出一副老师的样子。而毕加索已经开始厌烦他的说教和批评了。大概是因为荷西太了解儿子的优点和缺点了，毕加索索性转而投向无原则溺爱自己的母亲。虽然从小都是父亲抚养和栽培他走向绘画的道路，可是他回忆起从前，却只记得那被自己美化了的母亲。他最终采用的名字”毕加索“也是母亲的姓氏。
　　毕加索回忆起他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矮的女人，坐在凳子上脚都够不着地。“玛丽亚有点霸道，又有点小聪明，善于驭夫，俨然一家之主。毕加索1896年画的一幅水彩画中，她不苟言笑地坐着，不怒而威。不过她很少对毕加索发威，她对儿子倒是无条件地宠溺。她对儿子自信满满：”要是你当兵的话，肯定会当将军。要是你出家修行，你肯定会做到教皇！“若是儿子在学校里什么也没学到，她便觉得这点东西儿子早就懂了，要不然就是不重要，根本犯不着去学。对于刚愎的毕加索来说，偏爱溺爱自己的母亲也不足为奇了。
　　玛丽亚对儿子一无所知，却对他盲目地崇拜。荷西却时刻鼓励着儿子，给他提供画室，给他当模特摆各种各样的姿势，给他评判作品的良莠。在毕加索的一些速写上面，题着荷西写的”优“（6分）、”劣“（4分）。而毕加索很反感父亲对自己的作品指手画脚。在《出埃及记》 （Flight into Egypt）一画中，圣父约瑟夫被画成荷西的模样，长着红胡子，跪在年幼的基督跟前。由此看来，毕加索很可能把父亲看成自己的”天命辅佐“，或许他觉得这是自己命中注定的。或许正是这种过分依赖感，导致了毕加索后来想要打破这种关系。他强迫自己毁灭掉心目中的父亲形象，这样才能成长为不受别人左右的画家、才能突破传统、突破历史、突破前辈。毕加索把荷西画成一个潦倒失意的男子，而毕加索本人却叛逆而又迫不及待，想要从父亲的影子里走出来。这就是毕加索给父亲画的肖像，不论是画里画外，荷西都被画成一个潦倒的窝囊废，这也就是荷西后来的真实写照。
　　1897年秋天，16岁的毕加索来到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皇家学院（The Royal Academy of San Fernando）继续深造。这所学校是西班牙艺术类的最高学府。毕加索后来在官方履历中填写的启蒙老师不是他父亲荷西，而是这所学院的风景画教师安东尼奥·穆诺兹·德格兰。这又是一个毕加索藐视父亲的例子，安东尼奥取代了荷西在这少年心中的偶像地位。不过没过多久，安东尼奥也被毕加索弃若敝屣了。因为毕加索觉得这位新偶像同样也过于学究气，太拘泥于老套。毕加索回顾起当年在巴塞罗那美术学院生涯时，说道：”我讨厌在巴塞罗那那段学习生涯。“这回。他期望马德里会有所不同，能给他提供机会扩展和开拓自己的艺术视野。
　　不管是父族还是母族，几乎每个家庭成员和亲戚都出钱出力供应毕加索昂贵的学费。他们把整个家族的期望都寄托在马德里，期望毕加索能光耀门楣。从萨尔瓦多叔父到埃拉迪亚和荷里欧朵拉姨妈，每人每月都省出一个比塞塔银币来供养他。然而施舍便成了负担，变成了毕加索最想要摆脱的东西。于是他瞧不起这些支援：”哼！杯水车薪！“这一大笔资助款项只博得一声：”就这么几个钱！刚好饿不死而已，不济！“
　　他给巴塞罗那美术学院的朋友约昆·巴斯写信，把马德里皇家学院的这些不幸教他绘画的老师们大肆评点了一番：
　　亲爱的巴斯，这里都是些狗屁画家！一点常识也没有！跟我原先想的一样，就会照本宣科，讲的都是老一套：说起绘画来就是委拉斯凯兹，谈起建筑必然是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不外乎就这么几个人…… ……有天晚上，教写生课的莫里诺·卡伯尼诺（Moreno Carbonero）说我画人像比例和素描都还行，不过画的时候得辅以直线，这样才能把所有的内容都”装进箱子“里（但愿你没理解成拳击）。他的意思是得画上边框，在框框里画画。你肯定也不会听他们的鬼扯，是吧？不过不管他怎么想的、想得对不对，我得说他还是肚里有货的，至少他画得还不坏。我得告诉你，为什么他在这里算是画得好的，因为他去过巴黎，在那里的好几所学校进修过。不过你可不要以为我们西班牙人生来就蠢，实在是因为我们没受到良好的教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前跟你说的，如果我有个儿子想学画，我一刻都不会让他呆在西班牙。当然，我也不会送他去巴黎（虽然现在我自己很想去），而是把他送去慕尼黑，那是个可以认真学画的好地方，大家犯不着去理会那些什么点彩派之类的条条框框。我倒未必认为那样学画就不好，只是很讨厌一旦有人采用什么画法成功了，大家就一窝蜂去学他。我不可不想单单遵循哪一种画派，这样只会导致教条和偏执。
　　美术馆的藏画非常精彩：里面藏有委拉斯凯兹的最好的作品，还有埃尔·格雷科 （El Greco）画的美丽头像，穆利洛 （B·E·Murillo）的画作我倒不见得都喜欢…… ……还有，马德里到处都是漂亮姑娘，想必土耳其美女都要相形逊色。
　　我要把一幅画寄到你那里，你拿去给《巴塞罗那画报》（Bacelona cómica）投稿。不过被要是他们采用了的话，估计你都会要笑死。这是”新艺术“ （Art Nouveau）一类的东西，正投这些刊物的口味。什么诺尼尔 （Isidro Nonell）、年幼无知的神秘主义派、皮乔特 （Ramon Pichot）之流，统统都要对我的画作甘拜下风，连我的一半都比不上。你等着瞧吧。
　　那么，再见！原谅我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没跟你道别。用（此处画着一枚金币，上面有侧面女像，括号内写着”一盎司“）吻（此处画着拿着一朵花的纤手）迪尔。
　　你永远的，P·鲁兹·毕加索
　　巴斯是随同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的唐人街眠花宿柳的主要玩伴。信中所提到的吻是给毕加索曾经的相好——罗斯塔·迪尔·欧罗（Rosita del Oro），毕加索巧妙地用一朵花和一枚金币来指代这个名字。
　　马德里很多人眼里，毕加索还只是个毛头小伙。然而毕加索已经下定决心不去理睬那些学院派的意见了。事实上，过了几天失意的日子后，毕加索就很少再涉足这皇家学院了。他追逐着那些”让土耳其美女都相形逊色“的马德里姑娘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然后到雷提罗公园（Retiro Park）速写周围的人物和事情。毕加索不停地搬家，也许是他自己不消停，也许是房东们受不了他那放荡的生活方式。他很少正儿八经画油画。不过多久，他这种昏天黑地的生活方式传到了马拉加，萨尔瓦多叔父以及其他的几个姨妈姑父等立即中止了对他的接济。亲戚们认为，只有德才兼备才配得起他们这样辛苦去供养。只有他父亲还继续”竭尽全力“地供养着他。
　　到了春天，毕加索病倒了，据说是猩红热，或是胸膜炎，也有人说是花柳病。不管是什么，反正毕加索非常不体面地告终了在马德里的生涯。他觉得病稍微好了点，就回到了巴塞罗那。这段时间他画的自画像《迷惘的毕加索》（Picasso Bewildered），显得憔悴不堪，颧骨深陷而眼神充满对未来的忧虑。[图909]很快他离开巴塞罗那，和帕拉尔一道去了位于山区的霍尔塔村（Horta），这是帕拉尔的老家。他在那里休养了一段时间，度过了一生中最惬意的八个月时光。后来毕加索说道：”我在霍尔塔学到了一切。“在那里毕加索不仅了解到自然万物，还学会了劈柴、煮饭、在瀑布中洗澡。更进一步地，他还明白了友爱的分寸，同时也更加深了对自己的了解。
　　两人在帕拉尔家呆了几天，然后就带着一个吉卜赛少年进山了。他们起初驻扎在圣巴巴拉山（Santa Barbara）的一个山洞里，后来因为想要攀涉险境，他们爬到了马斯特拉的一个岩洞，那里有一口山泉，他们在那儿住了差不多一个月。每隔几天，帕拉尔的弟弟萨尔瓦多雷（Salvadoret）就会前来给送吃的。萨尔瓦多雷得骑着骡子行八里地，然后再步行很远的路程，才能到达这个岩洞。他们三人在岩洞里用茅草铺床，每晚都生起大堆篝火来取暖。
　　这吉卜赛少年也喜欢画画，他比毕加索小两岁。他们三人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绘画上。没过多久毕加索就能认出各种树木了，就好像爱斯基摩人能叫出各种雪的名称。吉卜赛少年教给毕加索辨别各种禽鸟的叫声和含义，教给他天上星星的运行规律，教给他如何认知自然万物。他们每天一起观看晨曦美景，一起在山间小道中长途跋涉。他俩很快成为极亲密的朋友，不论是在山洞里还是回到了村子里，他们都形影不离。帕拉尔一下子就被冷落了，因为受到排挤，他后来对毕加索在霍尔塔时期的生活的描述中，绝口不提那吉卜赛少年。帕拉尔跟别人说起时，只说他和毕加索两人一起在霍尔塔探险。而毕加索的说法却大相径庭，他和吉卜赛少年的友谊是他一生中惟一承认的真挚友情，他说：”帕拉尔不过是夹在他们中间的电灯泡。“
　　多年之后，毕加索说：”我没有真正的朋友，我只有恋人。“然而，他与这个吉卜赛少年的友情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是真挚的。毕加索爱恋着这个少年和他的世界。为了纪念这段爱情，毕加索在绘画中画风景、牧童、动物和劳作中的农人。帕罗·法布里给毕加索写的传记中写道：”毕加索笔下的世外桃源是可遇不可求的，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毕加索大半生甚至一辈子而言，霍尔塔村庄是他的’失乐园‘。“
　　毕加索和那吉卜赛少年仿佛置身极乐。对于毕加索这个城市少年而言，吉卜赛少年象征着无拘无束，象征着高深莫测的仙境。他俩以一种古老的仪式来加深彼此的友情：用吉卜赛少年随身携带的小刀割腕，使两人的鲜血融在一起。然而这样的世外桃源却面临着尘世的危险。吉卜赛少年比毕加索先意识到这个危险，他采取了一种惨痛决绝的方式：拔出刀来长叹道：”我实在太爱你了。我得离开你。否则我只能杀了你，因为我们彼此不同。“这种情感就像很久很久以前，普特洛克勒斯对阿喀琉斯那样悲凉无奈。
　　毕加索不是吉卜赛人，他们彼此并不相同。吉卜赛少年知道毕加索并不能长久地过着他这种生活。吉卜赛少年的爱依然那么深沉，却沉重到不可承受。一天晚上，他终于不辞而别，这让毕加索伤心不已，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迷惘。霍尔塔的一切都是虚无。毕加索孤身一人又回到了巴塞罗那，回到了远离吉卜赛少年的红尘中，就好像是踏上了征途的阿喀琉斯。1932年一位西班牙诗人如是说：”在这吉卜赛的艺术世界里，毕加索是最地道的吉卜赛人。“毕加索心底对这个说法是非常的欢喜。他和吉卜赛少年的相遇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这个中规中矩的平常人家的孩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叛逆是对的，他骨子里就有吉卜赛的天性。
　　1899年2月底，毕加索回到了巴塞罗那。他的情绪沮丧、悲观，这倒与当时”霍尔塔之外的尘世“的气氛很搭调。去年12月间，《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宣告了古巴独立，马尼拉（Manila）陷落在美国人手中，宣告了西班牙帝国时代的终结。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到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残员在四处乞讨。同时作家和艺术家们也联合起来主张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反对”奄奄一息的社会和自取灭亡的政府领导“，自称是”98一代“。毕加索刚刚从霍尔塔那热烈欢快的生活中走出来，便看见四处皆是满目疮痍：毁灭中的死亡，奄奄一息的世纪末，士兵们骷髅般的脸孔上写着的死亡，黑压压的一片哀鸿遍野。
　　死亡也漫透了他的作品。这是毕加索的黑色时期，作品中充满了奄奄一息的人物、凄凉的自画像、阴沉的脸孔没入黑暗之中。《死神之吻》（The Kiss of Death），《死神的哭泣》（The Cry of Death），《两个苦恼人》（Two Agonies）、《露意莎墓前》（Before Luisa's Tomb）、《牧师看望濒死者》（Priest Visiting a Dying Man），《死神降临》（Presence of Death）——这些无不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他在若干幅《儿童床边祈祷的妇人们》（Women Praying at a Child's Bedside）里，画出了记忆里妹妹康契塔去世时，母亲在她床边祈祷的情景。
　　这段时期也是毕加索公开反叛父亲的时期。他不顾父亲的苦苦哀求，坚决不肯重返巴塞罗那美术学院。他在画家圣地亚哥·卡多纳（Santiago Cardona）的小画室里，开始自谋生路。画室隔壁就是一家女性内衣店。闲暇之余，毕加索也乐于上这家内衣店来闲逛。当时在马德里担任绘画评审的荷西给妻子写信道：”听说毕加索在工作，这真让我高兴…… ……我把他的画拿给旁人（安东尼奥）看，画得还不错。不过安东尼奥说毕加索去年一整年无所事事。不过这已经都过去了。“不论毕加索如何一次又一次地不听话，一次又一次地让人失望，荷西仍然把儿子看成生活的惟一。
　　毕加索离开家好几个礼拜，搬到罗斯塔所在的那家妓院里。这是他一个里程碑式的叛逆行为。这一带的妓院藏污纳垢，不仅色情，而且还脏得要命。可以想当然，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空气中混合着一股垃圾、尿、精液和汗的气味。窗帘又破又旧，床单污秽不堪。镜子早已没有了光泽，墙上贴着淫秽的春宫画。毕加索暂时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栖身之处。毕加索在纸上写下他的感触：”这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不走寻常路！“他个性中的独立、欲望强烈、精力充沛这几要素在这个时期已经臻于成熟。
　　帕拉尔曾说：”他比我们大家看得都远…… ……他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毕加索的第一个狂热吹捧者是作家及诗人约姆·萨巴特 （Jaume Sabartés），他与毕加索相识于1899年，当时是在毕加索的新画室里。萨巴特留着一头长发，带着圆圆的眼镜，他有着地道的西班牙式的高傲，鼓吹世纪之交必然会出现一位豪杰。[图908]因此他视毕加索为艺术奇才。差不多过了四十年，萨巴特在回忆录中写到两人的初会，仍激动不已：”我对当年初识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那是在埃斯库迪耶·布朗大街毕加索的画室里。当时是中午，我想起身告辞，眼睛却离不开他的画纸和画册。毕加索站在画室外门廊的角落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看得我很紧张。我跟他道别时，差点都想跟他鞠躬，他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魔力，让人满是惊讶和期望。“
　　萨巴特日后在任何场合谈起毕加索，都怀着这样敬畏的神气。萨巴特说：”我们讲起他来就好像是谈到一个神话中的英雄。“萨巴特自己就在创造一个神话。萨巴特认识毕加索时，毕加索的正式名字叫”帕布罗·鲁兹·毕加索“。萨巴特叫他”毕加索“。”鲁兹“在西班牙是个极普通的人名，而”毕加索“这个名字则比较少见，正适合一炒而红。毕加索对萨巴特的吹捧非但心安理得，受之不愧，反而画了一幅漫画打趣萨巴特，萨巴特被画成是一个潦倒的诗人，带着玫瑰花冠、穿着长长的黑袍在墓地里游荡，手中还拿着一枝孤零零的玫瑰。
　　进入新世纪的门槛，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毕加索“这个名字。毕加索在里拉圣胡安街区17号（17 carrer Riera de San Juan），与人共同创办了一个更大的画室。这次的新朋友是画家卡尔斯？卡萨吉马斯（Carles Casagemas）。卡萨吉马斯生于名门望族（其父是美国驻巴塞罗那领事），因此所谓”共同创办“其实就是卡萨吉马斯出钱，毕加索出力。毕加索在墙上画满了想要的东西”一张大床，盛满盛宴的桌子，保险柜，甚至男仆女仆（女仆有着一对夸张的乳房）听候两位新主人的吩咐“。让卡萨吉马斯来做毕加索的搭档，简直妙不可言。萨巴特说他”好得超过了任何一位朋友。他帮毕加索实现各种想法，聆听他的没完没了的白日梦呓。“他的帮助主要是经济上的援助。要说毕加索想跟父亲决裂的话，他能找到这么一位乐于助人的朋友可真是上上之策了。事实上，毕加索不光是在这画室里绘画，只要他不想回家，他晚上就睡在那儿。而他那”没完没了的梦呓“，主要是关于巴黎的。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巴黎世博会的。他的《弥留之际》（Last Moments）代表西班牙被选送到了巴黎参加世博会。
　　卡萨吉马斯比毕加索年长一岁。此人举止优雅，多愁善感，秀美俊逸，常被人当作暗恋的对象。眼下卡萨吉马斯正同姐姐的女儿纽斯（Neus）进行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毕加索使尽解数想带他去唐人街妓院去寻欢作乐，而卡萨吉马斯往往只肯陪他走到门口。毕加索甚至把自己最心爱的妓女罗斯塔介绍给他，还以此为题画了一幅《毕加索引见卡萨吉马斯至罗斯塔》（Picasso Introducing Casagemas to Rosita），不过这次引见好像没有后文了，惟一的成果就是这幅画。卡萨吉马斯多愁善感，他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借酒消愁，而是到墓地去徘徊消遣。一次卡萨吉马斯带毕加索去一个离家中庄园不远的墓地，他让毕加索坐着摆造型。毕加索坐了一会儿，站起来看自己的肖像画得如何，却发现卡萨吉马斯一笔也没画。”万事皆空“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懒散，虚无哲学和”人生苦短“的想法让他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
　　毕加索从霍尔塔回来后，成了”四只猫“酒馆（Els Quarte Gats）的常客。这里成天烟雾缭绕，大家都谈论着虚无、卡塔卢尼亚独立、无政府主义和现代主义运动。酒馆的店主是帕尔·罗默（Pere Romeu），开创之初是米格尔·乌特里洛 （Miguel Utrillo）出的主意。乌特里洛1899年创办的《普罗玛》杂志（Pel I Ploma），后来成为巴塞罗那影响力最大的一家杂志。乌特里洛曾经在巴黎的”黑猫“酒馆打过工，因此这家酒馆因袭取名为”四只猫“，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卡塔卢尼亚谚语里常说”只剩我们四只猫“（就这几个家伙了），不过，酒馆的生意却比这名字要红火的多。”四只猫“一开张就宾客盈门。”这是一家为热爱北方的人们开的哥特式酒馆“，乌特里洛组织了木偶戏团，鲁斯诺尔、卡萨斯、诺尼尔等人常在此表演。每个人灵机一动的想法在这里都可以拿出来讨论。激进和悲观交锋，创新和毁灭对峙。”四只猫“的知名人物、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 （Bakunin）曾在这里宣称：”让我们相信那破坏和毁灭的永恒力量吧！只因为它是所有生灵的永恒的创造之源。我们要求毁灭一切，正是因为我们想要创造一切。“
　　这就是世纪之交时毕加索汲收的精神营养。毕加索文化水平不高，却擅长学习，他通过身边读书识字的朋友学到了各种思想和哲理。彭博·若内 （Pompeu Gener）是第一个把尼采学说 （Nietzschean Theory）引进巴塞罗那的人。他和另一个传播尼采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约姆·布洛萨 （Jaume Brossa）都成了毕加索的好朋友。他们之间讨论不休，最终让毕加索懂得了尼采哲学的核心：上帝之死和超人诞生，也就是说，遗世独立的超人能比上帝还要长久。”本我“、”自我“成了”四只猫“酒馆的年轻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用来概括尼采对超人崇拜的一个字眼。尼采宣称：”我自己就是命运之神，我自己就能判定永恒的存在。“毕加索很快响应了这个”绝对自由“的号召。尼采的《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同样也激荡着他的心灵。权力取代了爱情和超验价值，成为尼采设定的绝对价值。在现代社会里，超验价值已经失去了其本来意义。对毕加索而言，超验价值更是意味着西班牙压抑人性的教会。毕加索也曾追求过爱情，却遭遇到情场失意。这时他发现尼采的”权力“哲学很迎合他的需要，也很适合他的权力梦。
　　毕加索第一次挑战权力，是”四只猫“中以他为核心的一伙，挑战以鲁斯诺尔、卡萨斯、诺尼尔为首的另一伙。这次挑战乍看起来力量悬殊。就连只比毕加索年长8岁的诺尼尔也都在巴黎参加过画展，他在巴塞罗那以擅长画流落失所的士兵、傻子、乞丐和政治犯等底层人物而着称。鲁斯诺尔在自己的地盘”西格“艺术节上号称是”新艺术之王“，同时也差不多算是”四只猫“公认的思想领袖。卡萨斯呢，他曾经在巴黎学习，吸收了斯泰伦 （Théophile-Alexandre Steinlen）和劳特累克 （Henri Toulouse-Lautrec）的技法，他的艺术影响力在”四只猫“举足轻重，在咖啡馆的门口，画着他和酒馆老板帕尔·罗默骑着双人自行车的巨幅宣传画，题的标语是”直起腰来就没法骑车了“。还有一群年轻人，包括帕拉尔、卡萨吉马斯、萨巴特、索托兄弟，雷文托和荣耶·维达尔 （Sebastián Junyer-Vidal）等人，他们另坐一桌，与”四只猫“的成名前辈保持着一定距离。他们推崇当时尚未满19岁的毕加索为艺术的方向。
　　1900年2月1日，毕加索首次在”四只猫“举办个人画展。这次画展由他的艺术圈子共同策划。诚如萨巴特所言：”我们想让大家知道，强中更有强中手。并不是只有一个萨斯能画好人物画，也并不是他就是巴塞罗那的惟一天才…… ……总而言之，我们推举毕加索来颠覆巴塞罗那的偶像，我们要刺激一下公众。“毕加索故意选了卡萨斯最擅长的作品风格，大部分是人物肖像画——卡萨斯就是因肖像画而久负盛名的。然而巴塞罗那对这次画展反映寥寥。《先驱报》（La Vanguardia）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评论，说毕加索的作品”素描和上色非常老练“却”不均匀“，毕加索本人”缺乏经验，漫不经心“。这篇评论是巴塞罗那美术学院的一名助理讲师曼纽尔·科多拉（Manuel Rodríguez Codolà）写的。显而易见，这个讲师难以接受一个从巴塞罗那美院中途辍学的人能够在艺术道路上别开蹊径。
　　毕加索此刻更加向往巴黎了。他连月来孜孜不倦地阅读”四只猫“里的法国艺术期刊，琢磨着斯泰伦和劳特累克的作品和绘画技法。毕加索给”四只猫“画的招贴广告中，他展开想像力杜撰了一个闲情逸致的世界，在那里有高高的礼帽，纽扣孔里佩戴着鲜花，这个世界正是毕加索向往的乐土。”四只猫“的老板帕尔·罗默非常喜欢这招贴画里的无尽悠闲，于是拿它来作菜单。
　　父亲荷西答应不惜代价给毕加索赞助去巴黎的往返火车票，毕加索离巴黎梦更近了一步。对旅途的憧憬已经驱走了毕加索对死亡和疾病的困扰，他在那年春天里画了很多色彩明快的斗牛场景，明丽的阳光好似毕加索自己复苏的感觉。7月份的时候，这些作品在”四只猫“展出，却只得到一家无名小报的寥寥几语评论。
　　毕加索已经不在乎了。他脑子里满是巴黎梦。他想要卡萨吉马斯和帕拉尔一起陪他前往巴黎帕拉尔正好在霍尔塔教堂的彩绘还没完工，而毕加索又迫不及待。于是他只能和卡萨吉马斯一起去征服法兰西的首都了。他们各自定做了黑色灯心绒的礼服，穿着十分显眼。出发那天，荷西和玛丽亚赶到车站送行。而对毕加索来说，他最重要的告别仪式时画一幅自画像，下面题着”我即是王“，代表自己天命所归。毕加索视这自画像为护身符，在生平第一次离开西班牙之后一直保佑他无灾无邪。
　　第二章 热恋与背叛（1）
　　1910年6月，费尔南黛给已经离开巴黎前往费索尔（Fiesole）的格特鲁德写信说道：”我们在咖啡馆认识了一些小丑演员、江湖艺人、马戏团骑手和钢丝艺人，我们成了好朋友，每天晚上都在一起。“通过马戏团的朋友，他们又认识了路易·马库斯 （Louis Markus）和玛赛儿·汉伯特（Marcelle Humbert）。马库斯是个很有才华的波兰画家，阿波利奈尔戏称他”马库西斯“（Marcoussis），马库西斯是巴黎郊外一个小村子的名字。1903年马库斯25岁的时候来到巴黎，满怀着献身艺术的憧憬和热情。一直以来，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绘画，直到有一天爱上玛赛儿。他们同居的三年里，马库斯把玛赛儿看得比一切事业、一切理想都要重。由于玛赛儿身体单怯，马库斯就开始转行接一些漫画和杂志的活儿做，这样既能养家糊口，也比单纯地绘画要可靠得多。
　　马库斯小两口通过梅德拉诺马戏团（Circus Médrano）认识了阿波利奈尔，然后通过阿波利奈尔认识了布拉克、毕加索和格特鲁德。马库斯深受立体主义的震撼，非常敬仰毕加索。与此同时，费尔南黛对玛赛儿也产生了巨大的好感。这两个毫无共同语言的女人，却彼此结成了好朋友。玛赛儿令费尔南黛想起了她的偶像伊芙琳·妮丝比（Evelyn Nesbitt），伊芙琳曾经做过模特儿和合唱团演员，她的丈夫哈里·萧（Harry Shaw）非常有钱，却为了她的缘故杀了一个名叫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的建筑师。
　　据格特鲁德说，费尔南黛对伊芙琳崇拜至极。宣判哈里·萧杀人案的当天，《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有文章评论伊芙琳”大家难以置信娇小的她会是这场悲剧的导火索…… ……面貌端庄，颇有艺术气质。但是她已不再那么光彩照人了，7个月候审期让她脸上永远不会再有天真烂漫的神情，而之前这种天真神情正是她的杀手锏。“
　　格特鲁德对伊芙琳的总评是”小女人“。她一提起玛赛儿就要说”这是个小号的法国伊芙琳，娇小又完美。“费尔南黛正是这么想的——毕加索也是。不过这个时候，毕加索正和另一个叫玛赛儿的女人好上了，这女人全名叫玛赛儿·杜布蕾（Marcelle Dupré），是毕加索在蒙马特认识的。
　　萍水相逢的艳遇并不能让毕加索从郁闷中解脱出来。毕加索再次携费尔南黛回到了西班牙，渴望能够再次充实自己。这次他们去了科斯塔·布拉瓦（Costa Brava）的一个名叫卡达克斯（Cadaqués）的码头，拉蒙和若曼妮夫妇每年都要去那里度假。德兰他们也赶来和他们碰头，每天大家在海滩、咖啡馆消磨时间，还跳着西班牙舞。萨勒蒙称毕加索为”设计者“，称德兰为”校对者“。不过这个时期，他们都受热情驱使而投身艺术探索之中。
　　爱丽丝·普林斯特用另一种方式把他俩联系到一起。爱丽斯曾是毕加索的情人，现在是德兰的妻子。毕加索和男性好友之间总是有条特殊的纽带——共享女人（哪怕是先后共享）。毕加索曾说：”不能跟我睡觉的人就不能成为我的朋友，我倒不是说想要和女人或男人睡觉，最起码我想要感受一起睡觉的那种温暖和亲密。“就这桩事情来说，交情发展到了至深至热的阶段，毕加索就水到渠成地通过爱丽丝和德兰睡了觉——够实在的！尽管跟德兰夫妇交谊身后，毕加索却很想念布拉克。要是布拉克不在遥远的埃斯塔克而在自己身边就好了，这样他就可以帮助解决深入”形式“探索中的各种问题。毕加索带着已完成和未完成的作品闷闷不乐地回到巴黎。而正如卡恩威勒所说的：”他已经完成了不起的一步，他已经突破了形式的桎梏。“
　　这一整年里，毕加索都在努力重新诠释人的面容和身体。格特鲁德精辟地说道：”他是西班牙裔，因此始终觉得只有对人他才感兴趣……他对人的灵魂没兴趣。也就是说，对他而言生命的整个现实都在脑袋、面容和身体上，这对他来说是极重要、极长久、极完美的。因此毫无必要去考虑别的东西。灵魂就属于别的东西。“
　　对毕加索而言，灵魂是童年时教堂里的牧师动不动就拿来哄人的玩意儿，西班牙偏见保守的教会也用它来骗人。因此毕加索内心渴望质感和实在的东西。他后来说：”没有任何一种’伪‘比得上’实在‘“。毕加索想要把人和物的表面可见形式用暗藏的秩序和实体表现出来。他说：”我像中国人那样画画，不是临摹自然，而是活像自然。“
　　1910年底，毕加索完成卡恩威勒肖像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如何分解人的形体，同时忽略掉深度、体积、颜色、感觉和透视图以期获得纯粹的现实。这些分解形体的探索在卡恩威勒的肖像画中达到顶峰，然而在新的一年里，毕加索却越来越焦躁不安。迷信的他觉得绘画中分解的形体仿佛会有神奇的力量，能加祸于画师和画中人。这也许是毕加索从来不画立体主义的自画像的缘故。就连布拉克的肖像画，他也找了个长相相似的人来代替布拉克做模特。
　　卡恩威勒后来写：”那时的毕加索桀傲不群，这种人的英雄主义难以形容、令人震撼。“而毕加索对英雄主义的后果也并非不知。他曾经说：”如果纵身一跳，有可能误落到绳子的另一头。可是如果不敢冒险摔个头破血流，又有什么用呢？你连跳都没有跳。你得唤醒民众，必须完全改变他们认知事物的方法。你得创造一些他们不能接受的形象。让他们目瞪口呆。强迫他们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相当怪诞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并不可靠。这个世界也不像他们想的那样。“
　　可是毕加索又因为与从前一刀两断而疑虑重重。尽管自信于自己作品的颠覆性，尽管想要的就是惊世骇俗，毕加索孜孜以求的是大众而不是孤芳自赏。毕加索曾说：”我从没想过给’快乐的少数派‘绘画，我总认为绘画要让那些哪怕不懂欣赏的人也能唤醒些什么。就好像莫里哀的作品，既能让那些文化阶层会心而笑，也能让那些不甚了了者乐不可支。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是如此。我的作品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常常包含着一些可笑而鄙俗的东西。就这样我能俘获每一个人。这倒不是我公然迎合观众，而是我拿出了一些能适应各个层次口味的东西。
　　毕加索画卡恩威勒肖像时，竭力想让艺术避免陷入孤芳自赏和怪诞不经，她曾描述自己内心的这种挣扎：“这幅画原本是在烟雾中袅袅升起的样子。可是当我画烟雾时，就想让你能把它看出来。于是我加了一些东西——暗示着眼睛、波浪状的头发、耳垂、交握的手——这样你就能找出来了。…… ……若是你还想要更进一步探索内涵，就得别施妙法了——当然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这样强的消化能力的。这就有点像是面对一个小孩不厌其烦地说教：你得先教一些粗浅的东西勾起他的兴趣，然后再说些难懂的东西。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创新精神。就好像黑格尔说的，大家只知道些家喻户晓的东西。那么，又如何指望教会他们新的东西呢？这就只能把未知的东西掺到已知的东西里面去。那么，大家就懵懵懂懂地接受了，心里还想着：’哈，我明白了‘，这就离他们说’哈，我全都明白了‘只有一步之遥了。而他们朝着不明白的方向思考，开始意识到之前哪些地方不明白，然后理解能力就增强了。”
　　然而，在收藏家、画家和画商之间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脑袋瓜“不肯迈向未知”。连沃拉都从1910年起不肯买立体主义作品了。而毕加索都认为富有创新精神的马诺罗，也都怀着这样的想法离开：“老实说，我从来就没搞懂立体主义，也不明白它是什么东西。看着毕加索最早的立体主义画像，我问他——要是明天他去火车站接他母亲（姑且这么假设），发现母亲以立体主义的形象出现，他会怎么想！”
　　毕加索很快就不耐烦给这些人说教了。他对这些看不懂的人的回答是：道不同，不相与谋。毕加索曾经就自己不懂英文说道：“要是连我自己都一无所知，我又怎么能去责怪别人呢？”他性格中的诡秘的一个侧面是：喜欢建立极少数人的亲密小圈子，喜欢那些暗号式的称呼、暗语和术语，以区别外人。麦克斯的小说《圣·玛托内尔》（Saint Matorel）于1911年2月出版，给毕加索的献辞就是对他俩隐秘关系的赞美：
　　献给毕加索
　　为我所知道的他知道的一切
　　为他所知道的我知道的一切。
　　终其一生，毕加索的内心始终都处于孤芳自赏和普及艺术的两难境地。他普及艺术的对象是那些没受过教育的西班牙农民和朴实的巴黎工人，毕加索认为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毕加索有时也避免自己处于这种两难境地，一心沉浸到自我世界中去，在那个世界里有极少数的几个知己始终伴随他。毕加索的选择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他曾经说：“我凭着喜好程度来衡量事物。”事实上毕加索似乎是凭着急需程度来衡量民众。自从毕加索认识了布拉克（这是继麦克斯皈依基督教之后的又一桩大事），他就不再需要依赖麦克斯来满足友情的空缺了。麦克斯不久搬迁到了昆佩（Quimper），与父母住在一起。他十分不安地给卡恩威勒写信：“毕加索怎么不给我写信了？他生气了吗？”麦克斯总是很紧张和毕加索之间的风吹草动，他在感情上需要朋友之间的爱，或者赞许。毕加索没有生气，只是暂时不需要他了。一般毕加索的生气、激怒和沮丧都是因为不如意，而不是针对具体的哪个人——尤其是麦克斯，这个一贯支持和帮助自己的挚友。
　　毕加索搬离“洗衣船”才不过一年而已，“洗衣船”现在已经被他渲染上了一层浪漫色彩的金色光环，这金色光环一年比一年加厚。毕加索常常回到这里的旧画室（现在是储藏室）来作画，以逃避克里奇大街上的费尔南黛、白围裙女仆和笨重的桃木家具。
　　毕加索比往年提前离开巴黎去度假，带着猫、猴子、画布和画架，不过没有带费尔南黛。这次度假的地点是塞雷（Céret）的一个18世纪的修道院弃地。这是在法语区卡塔卢尼亚境内比利牛斯山脚下的一个小镇。马诺罗携妻子托托特已经在这修道院里住了3年，托托特是一个爽快大方的女人，声音低而沙哑。布拉克和麦克斯很快赶到那里和他们会合。毕加索不在那俯瞰樱桃园的大画室里作画的时候，他便以卡塔卢尼亚人的名义作东道，请朋友们去主街上的大咖啡馆（Grand Café）吃饭，要不然就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山麓杏林或葡萄园里散步。然而8月初的时候，毕加索开始想念费尔南黛了。时间和距离都冲淡了他俩之间的种种矛盾。8月8日毕加索用磕磕巴巴而又稚嫩的法语给费尔南黛写了一封充满柔情的信：
　　我亲爱的费尔南黛
　　昨天一整天我都没盼到你的来信，今天也是如此。希望今天下午会给我带来惊喜。
　　今早布拉克拿给我的信中，我看到那个“吻”已经到了巴黎，我希望过几天你会来这里。
　　这里比巴黎冷多了，而晚上却温暖舒适。
　　你别太担心钱的问题，没事的。你最好赶我坐的那趟火车。此刻我深信你会很快到来。布拉克说你下周会到。
　　我的家人现在已在玛洪（Mahon）了。你要是白天出门一定要带着阳伞。
　　猴子真让我们开心，我们给了它一个锡罐头盖，它成天就在锡盖上面照镜子，它真聪明。
　　我的工作进展很顺利，还在画那些东西。
　　吻你爱你到永远
　　帕布罗
　　这封信取得了意想中的效果，费尔南黛终于赶来了，陪他住到9月5日。他们从田园诗般静谧的塞雷回到了巴黎，却赶上了法国媒体上演的一幕好戏，目光焦点是卢浮宫和《蒙娜丽莎》（Mona Lisa）。
　　8月21日，《蒙娜丽莎》从卢浮宫中被盗。全国最大的博物馆中发生这样的盗案，引起了举国上下对安全设施的愤怒。毕加索一到巴黎，这场好戏比他抢先一步抵达家门。8月28日，一个名叫盖里·皮耶雷（Géry Pieret）的比利时青年拿着一件从卢浮宫偷来的伊比利亚雕像来到《巴黎日报》（Paris Journal）的报社，并且吹嘘打劫卢浮宫是如何轻而易举。这种莽撞之举真是不计后果，又过于招摇。阿波利奈尔读到翌日的《巴黎日报》头条新闻，心惊胆战起来。盖里·皮耶雷有段时间曾给阿波利奈尔当过秘书，他家里就曾摆放过皮耶雷从卢浮宫偷来的这个雕像。更糟糕的是，数年之前，皮耶雷曾卖给毕加索另两尊伊比利亚雕像，这也是他用类似手法从卢浮宫偷来的。毕加索对这两尊雕像非常喜欢，他听从了皮耶雷的建议，把它们藏在一个旧诺曼狄橱柜底层。直到“卢浮盗案”上了法国各媒体头版头条，毕加索压根儿就没怎么去想这两尊雕像。
　　在克里奇大街，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慌作一团。他们时刻担心被人告发、起诉、坐牢，甚至驱逐出境——毕竟现在大环境中蔓延着排外风气。他们决定有所行动。出于内心恐慌，他俩已开始想要逃离出境。不过好在费尔南黛还保持冷静，阻止了他俩。然后他们就决定把雕像扔进塞纳河（the Seine）销赃灭迹。费尔南黛多年后回忆道：“他们还没搞清楚自己在这出戏里扮的是什么角色，就像两个流浪汉一样装模作样地打牌，内心却在煎熬着等待出门去塞纳河边——其实他俩谁也不懂玩纸牌。”
　　午夜时分，他俩把雕像装进手提箱里，拎着就去了塞纳河。可是他俩心里鬼鬼祟祟的，一路上看什么也都觉得鬼鬼祟祟。他们来来回回沿着塞纳河畔找寻销赃灭迹的合适地点，每一刻都战战兢兢。最后弄得疲惫不堪还是决定放弃，便回到毕加索的家，继续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做。翌日一大早，阿波利奈尔就携赃来到《巴黎日报》报社，在保证不透露赃物来源的条件下，把雕像转交给了报社。报社很快答应条件，继而又很快食言了。9月8日晚，警察来到阿波利奈尔家搜查文件，结果发现了盖里·皮耶雷写的信，于是就把阿波利奈尔逮捕起来，指控他包庇、盗窃并涉嫌卷入一个国际艺术品盗窃团伙。与此同时，皮耶雷已经逃离巴黎，南下途经每个城镇时都给检察官写信，写信的盗案内容也越来越离奇不经，并且自我传扬《蒙娜丽莎》就是他自己偷的。
　　阿波利奈尔后来写道：“随着桑代监狱（the Santé）大门砰地一关，我就感受到死的气息。然而月色清辉，我可以看见庭院墙上长满了爬藤植物。当我进了第二道门，关上门后我知道那片植物已经关在门外了，我觉得像是到了无人之境，突然涌上失落的伤感。我接受了几次审讯，看手法给我一套’牢服‘：一件粗布上衣，一条毛巾，两张床单，一条羊毛毯。然后穿越长长的走廊，我被带到我的牢房，2区15号。我脱得光溜溜的接受搜查。我睡得很浅，因为牢房里的电灯整晚都开着。”
　　两天之后，早晨7点，毕加索家响起了敲门声。费尔南黛回忆说：“女仆还没来，所以是我去开的门。门口是个便衣警察，给我看了看证件，自我介绍了之后就要毕加索跟他走，还得赶在9点钟之前审讯。毕加索吓坏了，哆哆嗦嗦衣服都穿不上，我得帮着他穿…… ……他乘坐的公交车往返于皮加勒（Pigalle）和葡萄园（Halle-aux-Vins）之间，很长一段时间成了他的梦魇回忆。便衣警察是不允许传讯人自己出钱坐出租车的。”
　　这几天来的惴惴不安，警察局里漫长的等待，终于在审讯官的办公室里看见了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脸色苍白，蓬头垢面，耷拉着衣领，没扣子没领带，憔悴不堪又弱不禁风，瘦得皮包骨头，让人看上一眼就感到难过。”毕加索完全失控了，他已经考虑不下丝毫的友情、忠诚和诚实了。只剩下求生的本能，哪怕是对不起朋友，他也干。毕加索当着无助的阿波利奈尔，只顾给自己洗脱，毫不留情地声称不怎么认识面前这个人。阿波利奈尔哭了起来，毕加索仿佛一心要超过他似的，也开始发着抖放声大哭。审讯官当庭释放毕加索，但是警告他不许走远，得随时配合案件调查。而阿波利奈尔则被送回了桑代监狱。
　　阿波利奈尔蹲了5天牢房，一遍又一遍的审讯，他不光被怀疑盗窃那几尊雕像，连《蒙娜丽莎》也被怀疑是他干的。指控人说他是“前来法国洗劫我们博物馆的国际盗窃集团。”9月12日，阿波利奈尔终于被带出桑代监狱，送上了审判席。翌日，《巴黎日报》上登着：“下午3点钟，阿波利奈尔穿过记者、摄像以及前来慰问的报界、文艺界朋友的层层包围，来到审讯室。身边陪着一个警察。阿波利奈尔戴着手铐——监狱的残酷真是没有人情味。
　　这是诗人阿波利奈尔一生中最难堪是时候。他戴着手铐，衣冠不整地被人拍下犯罪档案照片，经历了自己最贴心最挚爱的好友的背叛，然后于9月12日上午7点被释放。一场噩梦攻陷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他苦心经营的社会威望和知识分子的自尊一蹶不振。就在他从牢里放出来之后，仍然有很多人在报纸上、在沙龙和咖啡馆里叫骂”国际精神“，声称”扞卫本土人才，反对外来人的入侵“，还一直揪着”雕像事件“做文章，来搞臭阿波利奈尔、前卫艺术圈，以及那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阿波利奈尔被释放3个月后，给少年时代的好友写信：”我现在还没缓过气来。我心里难受，还在等待着解决的方法…… ……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重新回到正轨。要是被驱逐出境，我会怎么样呢？这些疑问塞满我的脑子，我无法工作。我只求变得平静、低调，而现在我却成了一系列攻击的靶子…… ……“就是到了1月份案子结案了以后，元气大伤的阿波利奈尔还不能置身事外，仍然遭受着辱骂。安德烈·萨勒蒙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被噎住了，就像是被鱼刺卡住了喉咙。“
　　更加如鲠在喉的是毕加索的背叛。然而毕加索、毕加索的生活和作品对他而言如此重要，他不得不独自咽了下去。画家埃尔伯特·格莱茨 （Albert Gleizes）写道：”阿波利奈尔被审讯案一事搞得元气大伤。尤其是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的一个挚友在法庭上心神大乱，竟然当面装作一副不认识的样子，矢口否认认识他，难道不是吗？阿波利奈尔跟我说起此事的时候，一副很痛苦的样子，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沮丧。“然而在大家面前，阿波利奈尔还得装成若无其事，把自己的沮丧和痛苦掩饰起来。即使他把这件事情在一封信里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他也没有提到毕加索的名字，而是用”某人“一笔带过。
　　然而，阿波利奈尔的痛苦在作品中都体现出来了。他投身于一个名叫”奥菲主义“ （Orphism）的新艺术派别，其领军人物是罗伯特·德诺雷 （Robert Delaunay），并且发表了一通”立体主义的解体“的演讲。现在他有了新的画家、新的艺术流派和新朋友来扞卫。雅克·维隆 （Jacques Villon）觉得这是阿波利奈尔在治疗心中的伤痛，他说：”这次演讲跟绘画无关。“而毕加索却选择视而不见。两人之间有很多惺惺相惜和友情的因素，一切看起来都和从前一样。然而，一切都已经不是从前了，即使他俩都在竭力掩饰。
　　毕加索更加热烈地投入到与布拉克的合作里，他俩更进一步，找到了新的表达符号，把拼贴画引进到越来越严谨单调的解析立体主义 （analytic Cubism）中来。文艺评论界哗然。《日报》（Le Journal）大喊着：”回归蛮荒和原始野蛮，对一切生活美和自然美的摒弃和践踏。“1911年4月毕加索在纽约的照片连环画廊举办的首次画展之后，《艺术家》杂志（Craftsman）也发表其观点：”若说毕加索想要忠实表达自己对自然的感觉研究，那他为什么不去狂热表达自己的情感，转而弄这些毫无关联、毫无美感的东西呢？真是匪夷所思。“画展中的一幅裸体画被画成火警安全出口，而立体主义静物画的得意之处被描述成很像”欧几里得着作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彩色扉页。“
　　然而到了1911年11月底，在伦敦的《新时代》（The New Age）上出现了一篇评论家约翰·米德通·默里 （John Middleton Murry）写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影响深远，直到多年以后，仍然是一篇评论毕加索的权威力作。文章写道：”坦白说我对毕加索算不上了解，也说不上欣赏。我对他是畏惧…… ……于是我敬而远之。太熟就无法谴责，不熟也无法赞美——赞美需要了解，否则就是溢美之辞。“这是第一次有人很明确地把毕加索作品的敬畏和朦胧费解联系起来。后来的赞美（不止于敬畏）也总是和朦胧费解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不同的特征得以在作品中结合，正如默里把毕加索和柏拉图相提并论：”我深信是因为自己能力有限，所以不能一路跟随、达到他们的那个高度。“
　　柏拉图（Plato）在《共和国》（The Republic）一书中要将所有的艺术家驱逐出理想国，只因为艺术家们都只是在摹仿自然，换而言之，最终也就是在摹仿现实。毕加索说：”事实上，人们从来都不摹仿自然，也不是在照搬自然…… ……这么多年来，立体主义只有一个目标：为绘画而绘画 。我们摒弃一切与现实无关的元素。“正如默里所言：”柏拉图在寻找毕加索…… ……他在寻找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而这种艺术形式就是毕加索的艺术本质。“1912年毕加索创作了20世纪第一幅拼贴画《静物和椅子》（Still-Life with Chair-Caning），画布底部是印了字的油布，周围装饰着报纸、玻璃杯、烟斗、柠檬切片和一扇贝壳，他没有照搬现实，而是完全取代了它。毕加索说：”当大家相信永恒的美和那些废话的时候，那就很简单了。可是现在呢，…… ……画家随地取材，随手破坏。与此同时，又给了这些材料第二次生命。这也是他自己的第二次生命。不久也是观众的第二次生命。但是他必须能洞察别人眼中的现实。他得破坏，他得打破其本身的构建框架。“[图019]
　　这就是拼贴立体主义 （synthetic Cubism）的开端。毕加索朝着本质艺术而非摹仿艺术的道路前进。与此同时，毕加索开始了另一条旅途。他陷入了爱情。毕加索近来最爱去的酒吧是克里奇大街附近的埃米塔奇酒吧（Ermitage），他和费尔南黛、马库斯、玛赛儿常常上那里共度夜晚。他对费尔南黛越来越冷淡，取而代之的是对玛赛儿日渐炽热的情感。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格特鲁德说起费尔南黛总说她”很高大“，其实费尔南黛也就是跟身量娇小的玛赛儿相比才显得高大。费尔南黛比毕加索大——只大了4个月，可是相形之下显得大了很多。玛赛儿只比毕加索小了4岁，却和费尔南黛比起来要年轻很多。费尔南黛脾气很大，有时水性杨花，有时火气十足——有一次她怒气冲冲地揪住毕加索推揉，把毕加索的扣子都揪掉了。玛赛儿却温婉典雅，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有一次费尔南黛花了80法郎买了瓶闻起来一点都不香的香水，如同格特鲁德说的，”真像是一瓶液体烟“——80法郎当时对他们来说可是大数目。费尔南黛就算是穷得揭不开锅也要讲究虚荣排场。而玛赛儿却能用很少的开支安排舒适的家居和可口的三餐。费尔南黛是个轻浮的女人，她总是乐于被人追逐和勾引，有一次她对毕加索说：”你惟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是个早熟的孩子。“玛赛儿却洁身自好，总是心甘情愿地付出温顺和爱情。费尔南黛的生活，就像是全世界都欠了她的。他们穷得买不起面包的时候，费尔南黛会叫上一套大餐，等送餐的男孩头顶着一篮饭菜来敲门时，她就会对着门外喊道：”我开不了门，我没穿衣服…… ……放在门口吧…… ……我回头再付钱。“声音既不容抗拒又包含挑逗，小男孩只得照办。玛赛儿却没有这样的本领，她需要有人来保护，同时她把自己奉献出来作为交换。费尔南黛奉献自己是因为她喜欢，而她自己也能独立生活——教教法语、典当耳环，或者做一些出轨的事。
　　当费尔南黛和毕加索之间的裂痕扩大到不堪忍受的时候，费尔南黛便投入了乌巴尔多·奥皮（Ubaldo Oppi） 的怀抱。奥皮是个意大利画家，他们是在埃米塔奇酒吧通过未来主义派画家基诺·瑟维里尼 （Gino Severini）介绍认识的。毕加索后来说：”靠个女人过日子，靠不住。“然而对他来说，抛弃一个女人在感情上也很难说得过去。于是他等着费尔南黛迈出第一步。毕加索给布拉克写信道：”昨天费尔南黛跟一个未来主义画家跑了。我能拿这贱货怎么办？“费尔南黛跟奥皮私奔了24小时之后，他把玛赛儿从马库斯那里劝诱了过来。[图925]5月18日，他携玛赛儿去了塞雷，马诺罗和皮乔特在那里。毕加索给卡恩威勒写信：”我很爱她，接下来我用绘画来写我的感受。“
　　这只是毕加索从抵达塞雷直至1912年8月初期间，给卡恩威勒写的40封信之中的一封。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感情和身体上都面临着巨变，卡恩威勒成为他和外界之间沟通的桥梁。这40封信就是他当时的想法和困扰的全部记录。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爱狗弗利卡、猴子和猫都接来，最后说道：”暂时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的地址。“而对于自己和玛赛儿的关系，也就是引起这些巨变的原因，他却三缄其口，不愿意透露。毕加索向来行事隐蔽，每当得到特别珍贵的东西时，他就会遮遮掩掩来保护它。
　　毕加索给玛赛儿改名为”埃娃“（Eva），以此来表示玛赛儿在他心中的珍贵。这是玛赛儿在巴黎郊外的文森纳（Vincennes）出生时取的名字，以纪念母亲玛丽-路易丝（Maria-Louise）和父亲阿德连·古尔（Adrien Gouel）。然而顺应当时时髦的做法，她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于是就没有人知道她的本名是”埃娃·古尔“了。毕加索叫她”埃娃“，不仅让她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名字，而且显示出她是自己一生中第一个真心相爱的女人。即使是对信任有加的密友卡恩威勒，毕加索也不过是简单透露：”是的，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很幸福。“并且，他还再三告诫：”不要跟任何人说。“[图022]
　　毕加索和新恋人私奔一周后，他给卡恩威勒的信中显示出他对绘画的困扰胜过了生活中的感情：”你还得把拉维南大街家里的画笔给我寄过来，那些用过的和新的画笔，以及油画框都还在拉维南大街…… ……你还得把我在拉维南大街的调色板给寄过来，上面有颜料，你得用纸包一下，连同油画框、石膏像、信件和画假木头要用的梳子。颜料有一些在拉维南大街，有一些在克里奇大街。我会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放在哪里，我会给你开张清单（真的很抱歉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数天以后，这封信差不多刚刚寄到巴黎，毕加索就再次给他”亲爱的朋友“（法文）写信，抱怨手头上没有绘画要用的材料。毕加索等不及一来一往的信件答复，恨不能马上就能拿到这些材料：”我真的很需要我的绘画工具。马诺罗给了我一点颜料，我只能用钴蓝、葡萄园黑、干瘪的棕色和粉白调出的绿颜料作画，我没有调色板。…… ……尽管如此，我还在作画。“
　　与此同时，卡恩威勒一点也不嫌烦地给他运去了画布、油画和脏画笔，并表示愿意买下已完工的油画。他给毕加索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谈到那些丢弃在画室里的油画：”要是你能在下一封信里告诉我，哪些画是已经完成了的作品，那可真帮我的大忙。要是你8天之内不回复，我可就随意处理了。这不过是做个定夺而已。预先谢谢你啦。“这封信还没到达，毕加索就已经来信列了个清单，里面列出了所有可以出售的油画以及售价。他接着说：”其余的，都还拿不出手。“
　　费尔南黛和那个年轻的意大利人私奔不久就感到腻烦了，她回到了克里奇大街，却发现毕加索已经不在了。她一面自责，一面不甘心失败，于是很快就赶到了塞雷。她住在皮乔特家里，想要赢取毕加索回来。费尔南黛要来塞雷的消息，对毕加索来说不啻一声惊雷，他怒火中烧。毕加索6月12日给卡恩威勒写信道：”我对这一切非常生气。首先我不想让我对玛赛儿的爱情受到任何的打扰和伤害，并且我不想让玛赛儿感到不高兴，我得有个平静的心情作画。这段时间真的很需要平静。“
　　他把费尔南黛的事情搁置一旁，跟卡恩威勒谈起了工作进展，似乎这样才可以平复他的心境，让他从非议和谣言中解脱出来：”除此之外，我做了很多事，我完成了很多素描，并且已经开始画8幅油画。我觉得我的作品已经达到明快利落的效果，这点我们都看到了，你也等着瞧。不过这还远远谈不上完成，而我更自信了。还有，科隆（Cologne）画展怎么样？今天早晨我收到了《呼声》（La Voce）。你告诉我很喜欢舒金买的那幅画的风格（即《亚威农少女》）。我记得有一天马蒂斯和斯泰因来看我，我正在那幅画中间，他俩当着我的面笑话我。斯泰因告诉我这幅画只是第四维（我试图跟他说了些什么，好让他能理解），就在这时他就开始取笑了。这件事可以写到历史书里面去…… ……“
　　毕加索提心吊胆的事终于发生了。费尔南黛来了，来到这个共同生活了7年的男人面前。费尔南黛把所有的杀手锏都使了出来，从怒极而指责，继而从乞求到诱惑。然而毕加索携着埃娃离开塞雷，以躲开她的时候，费尔南黛不得不承认自己已是回天乏术了。费尔南黛和毕加索已经结束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俩的关系早就已经结束了——他俩的脾气爱好相去太远，只不过是毕加索害怕分离和空虚才迟迟没能分手。然而现在有埃娃来填补这个空虚，有了新恋情的庇护，毕加索就变得无惧无畏了。后来毕加索对格特鲁德坦承是费尔南黛的”美色让他沉湎，而费尔南黛的生活无节让他难以忍受。“
　　”不管怎样，我现在在作画。“毕加索给卡恩威勒的信中说道。接下来的信件主要也是在谈论绘画。就在他逃离塞雷当晚的一封信里，也是绝口不提工作以外的事情。同一封信里他针对寄给卡恩威勒的几幅油画作品连说两次：”我没觉得画得很糟糕。“——流露出做作的谦虚和试验成功的得意。
　　费尔南黛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们曾经常常光顾的”聪明兔子“酒馆：”一切都有结束的那一天。而在1912年一切都结束了。“从塞雷回来，她的身心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与毕加索的关系结束了。她力争过，试图把他唤回来。她妥协了，已成定局的同时还保留着自尊。正如他给格特鲁德写的信中，她还有自尊。在那封信里她写到格特鲁德的友情给她带来的欢乐，却心里明白”她很清楚友情总是跟毕加索脱不开关系的，虽然她和毕加索分手之后，格特鲁德总是对她表示同情和友好，但日后她们自然而然就会疏远了，因为格特鲁德肯定还会继续和毕加索往来交好。“
　　马库斯在《巴黎生活》（La Vie Parisienne）上刊登了一幅漫画以示报复。漫画里他自己很解气地看着被沉重的铁镣拴着的毕加索。为了发泄怒气和排遣痛苦，他把自己为照顾玛赛儿这个累赘所承受的责任和牺牲统统都画了出来。这就是马库斯解脱痛苦的方法，来忘却那个曾经深爱过的、现在叫”埃娃“的女人。
　　毕加索和埃娃先后躲到佩尔匹农（Perpignan）和亚威农附近的索尔格（Sorgues），以逃避费尔南黛及往事的压力。毕加索租了个小别墅”钟堡“（Les Clochettes）。他给卡恩威勒写信说：”我现在已经有3幅油画开工了，一幅本地风光，一幅静物和一幅广告风景画…… ……“数天之后她如释重负地把在塞雷画的几幅画寄过去：”要是我在这里继续画，简直就糟蹋了。“可是他没有在画上署名。这意味着这些就是终结，是永远不会再作删改的定稿，就像是死了一次。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面对最后一个步骤，他把没有签名归结为忘记了，然后很快授意卡恩威勒让人冒充自己签上名：”你可以让布瓦肖在我塞雷的近作上签名。我出发之前忘了署名了。“
　　毕加索工作顺利，他爱着埃娃，爱着这风和日丽，爱着明媚的阳光、花园里的无花果树，爱着尼美（N?mes）的斗牛比赛。他从尼美回来之后，给卡恩威勒写信道：”真是难得一见，真是运用智慧的艺术中的艺术。惟有马赞提尼托（Mazantinito）还挺不错。不过不管怎么样，斗牛还真是一饱眼福，天气也很美好，我喜欢尼美…… ……“而他也想起了布拉克。他对卡恩威勒说：”让布拉克给我写信，他要是想来看看我就跟我说一声。“
　　7月底，布拉克从巴黎赶来了。这是访友之旅，也是蜜月之旅。几个月前，毕加索把曾跟自己有过暧昧关系的玛赛儿·杜布蕾介绍给了布拉克。他对布拉克说，这是介绍未来的妻子给他。不管是预言还是玩笑，这句话终于变成了现实。毕加索竭尽全力鼓动布拉克把它变成现实。就连布拉克携玛赛儿回勒阿弗里（Le Havre）老家见父母时，毕加索也跟着。他再一次把自己的情人介绍给好友来巩固友情。同时他也让玛赛儿对自己介绍的好姻缘而心存感激。布拉克并不知道他俩关系暧昧，因此这样一来，这个秘密是他们三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毕加索后来说道：”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在朋友家里树敌了。“
　　与埃娃私奔都没能影响到毕加索的工作习惯，而布拉克一来就把他的习惯打破了。毕加索至少一周都没有去画室，他和布拉克聊天、散步，哪怕只是作陪，他俩在艺术上并驾齐驱，就好像当时怀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在空中领域所作的探索 。毕加索对卡恩威勒说道：”已经有很多天没有给你写信了，然而我和布拉克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散不完的步，时间过得飞快。我们到马赛（Marseille）去了两天。布拉克想要在埃斯塔克附近租个房子，或这离马赛不远的什么地方也可以，不过他最后还是回到索尔格，在那里租下了房子。我们在马赛买了几个黑奴，我还买了一个很精致的面具，一个大乳头女人和一个年轻的黑人。“
　　对于”钟堡“里的毕加索和埃娃，以及附近”丽风“别墅（Villa Bel Air）中的布拉克夫妇来说，这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毕加索写道：”布拉克差不多安定了下来，他住在日本式田园里。我现改梳分头了，除此之外没什么新鲜的。我买了上次跟你提到的牙刷，劝你也买几把。要是你吸烟的话，我向你推荐马赛的烟斗…… ……“
　　埃娃在毕加索的生活中分量极重，可是在作品中却很少露面。她太珍贵了，而作品却是支离破碎的，迷信的毕加索不愿意用立体主义肖像画来描摹她的面容。然而他的画上写着他的爱情：”我爱埃娃“——这是一幅静物写生中，刻在一块心形姜饼上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我的小可爱“、”可爱的埃娃“、”帕布罗-埃娃“统统都成了他天真又快活的表达方式，他在作品中向埃娃示爱。在他们粉刷一新的别墅的墙面上，毕加索还画了一幅静物，上面有绿茴香酒瓶、小提琴和一支曲子：”我的小可爱“。然而当墙面上的画被拿下拿走并且弄丢了的时候，这样的欢乐好时光就一去不复返了。按照毕加索的说法，这幅静物被当地的一个泥匠取了下来，然后装在一个特别包装的箱子里寄给了卡恩威勒。[图020]
　　与此同时，卡恩威勒也正忙着给毕加索搬家，帮他把位于克里奇大街的家搬到蒙帕纳斯街区的拉斯帕耶大街242号（boulevard Raspail）。这次搬家意味着诸多的告别：费尔南黛以及他们最后的共同家园，蒙马特的波希米亚圈子，还有过去的种种回忆。这也意味着艺术圈的中心已经有蒙马特转移到了蒙帕纳斯的一方小天地，一边是”圆顶“咖啡馆（Café du D?me），一边是”环形“咖啡馆（Rotonde）。这两个咖啡馆很快就成了毕加索和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仰慕者的大本营。这些仰慕者来到巴黎，寻找阿波利奈尔所说的”美好自由的简朴隐遁所。“在这里他们可以发起颠覆过去的革新尝试。这里混杂着诗人、画家，以及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这样的政治流亡者，他们满腔热情地讨论着该如何重新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有时连7天的时间都不需要 。
　　战争和革命的气氛在蔓延。第一张毕加索用来做拼贴画的报纸上写着”开战了。“这写的是1912年秋天的巴尔干战争，同时也反映了毕加索内心的挣扎，他思索着下一步该如何摆脱过去，如何理解和表达作品。他静物画中的平和、最近几个月的新恋情和索尔格的好时光带来的希望，都被突如其来的战争，以及外界和内心的暴力给打乱了。《报纸与小提琴》（Newspaper and Violin）的头条就是《司机杀妻案》，而《酒瓶和酒杯》（Bottle and Wineglass） 一画中的拼贴报纸条上，讲的是一个大兵在唾骂26年前打在头上的弹片。《酒瓶、酒杯和报纸》（Bottle, Cup and Newspaper） 中，”黑帮“在公众纪念碑上搞破坏。《陈年老酒瓶、玻璃杯和报纸》（Bottle of Vieux Marc, Glass and Newspaper） 中写着一个女演员鸩杀情人，而《酒瓶和酒杯》（Bottle and Wineglass）中写一个流浪汉自控谋杀罪。毕加索描绘的是个病态的世界，这种恼人的病态交叠在暴力和沉沦笼罩的日常物品和每日现实中。
　　毕加索对此再熟悉不过，他自己的生活就是交叠的：一方面是越来越小资，越来越安逸的生活方式，身边还有可人的娇妻相伴。另一方面是内心深藏的各种邪魔外道。更深处的两难境地是：一方面是他对埃娃的挚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即使是最严谨的立体主义时期也有这种向往）；另一方面是冷眼解析这个世界。阿波利奈尔在巴黎写道：”毕加索研究一个东西就像是外科医生解剖一具尸体。“几乎与此同时，约瑟·荣诺（Josep Junoy） 在巴塞罗那发表文章写道：”每一次新的尝试，他的眼力、理解力和心智都会减退。只有他那技巧娴熟的一双手还听他指挥…… ……毕加索不用喜欢就能理解。他冷漠地解析着。他的爱就是统治欲。“
　　毕加索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很明显是他越来越”惟我独尊“的副产品。这种统治欲和占有欲已经笼罩了他所有的人际关系：不论是共同生活的女人，还是同性好友。从前他只是接受别人的恭维，现在则要求别人必须恭维。他最亲密、最有共识的朋友莫过于布拉克，然而即便是布拉克，回到巴黎以后，他俩的友情也开始有了一些隔膜。当然，这其中有环境改变了的因素——布拉克有了新娘，而毕加索有了埃娃，况且毕加索搬到蒙帕纳斯之后，两人就不再比邻而居了。然而除了环境的改变之外，毕加索还渴望着逐渐逃避，当友情的亲密程度变得有点令人不悦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选择逃避了。要是他不疏远你，或者不能以统治欲和占有欲凌驾于你时，他便开始怒形于色了。
　　胡安·格里斯常常引起毕加索的勃然大怒，尽管格里斯恭恭敬敬地喊毕加索”亲爱的大师“，并且在肖像画的标题下方写着”向帕布罗·毕加索致敬“，可是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有个性的画家，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格里斯是西班牙人，并且依附于马蒂斯。在毕加索的脑瓜里，这就意味着他已经跨越了敌我之线，被划入了法国佬的阵营里。格里斯也赢得了格特鲁德的好感。格特鲁德后来写：”只有毕加索和胡安·格里斯的立体主义才是真正的立体主义。毕加索是创建者，而格里斯是继承者和发扬者。“毕加索有一次生气地质问格特鲁德：”凭什么你替他的作品说好话？我知道你不喜欢他。“格特鲁德因而宣称：”胡安·格里斯是毕加索惟一的眼中钉。“
　　毕加索就像是个被宠坏的小孩，不能忍受别人分享自己的宠爱。他向同样喜欢格里斯及其作品的卡恩威勒发了一通牢骚：”你知道格里斯连一幅重要的作品也没有。“毕加索不能撇开格里斯的重要性，可是他也不愿跟这个被卡恩威勒称为”最谦逊的天才“的西班牙老乡和平共处。当初格里斯一到”洗衣船“，毕加索很快就把他介绍给了卡恩威勒。可是，那个时候格里斯还没有崭露头角，还只是个热诚的追随者，他的才华尚未威胁到让毕加索惶恐。然而，当这个年轻了6岁的西班牙老乡稍稍显露了些锋芒，毕加索就愠怒起来，大吵大嚷，并且开始咬人。
　　1913年春天，毕加索和埃娃离开拉斯帕耶大街，回到了塞雷，格里斯前去拜访他们。格里斯身上有某种东西一直让毕加索变得丧心病狂。卡恩威勒后来形容格里斯是一个”灵魂纯洁、思维清楚、手段强硬的人。“正是这种纯洁让毕加索念念不忘——一如他喜欢埃娃的纯洁。毕加索在作品中总是力图抓住事物的本质，在生活中他也总是愿意亲近那些本性单纯的人——哪怕有很多地方也让他不悦。如果说费尔南黛是他迈入成年的一扇大门，那么埃娃就是引导他揭开另一个世界的谜团的钥匙，正如格里斯形容的”纯精神的产物“。这就是埃娃激发的现实，即使她的心思全放在家务事上。埃娃几乎不食人间烟火，毕加索一直深信不疑，他想要通过占据埃娃来占据她带来的神秘感。1913年4月，麦克斯也前来塞雷探望毕加索和埃娃。麦克斯向卡恩威勒描述埃娃：”埃娃操持家务的事无巨细令人钦佩。她喜欢写作，也很容易就发笑。她做事沉稳，即使对邋遢招人厌的来客，也能做到以礼相待…… ……“
　　卡恩威勒对格里斯的印象与麦克斯对埃娃的印象交相辉映：”我觉得他为人和善，大家都喜欢他。他谦逊而有礼，十分讨人喜欢，他知道自己作品的分量，会坚定地为自己的想法做辩护…… ……这就使胡安·格里斯在艺术圈中脱颖而出的原因：生活和艺术完全一致。他的医术很单纯，生活也是如此。他不仅是个了不起的画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这种褒扬，卡恩威勒是永远不会拿给毕加索看的。格里斯表现得越来越正直、善良，毕加索则越来越小肚鸡肠。毕加索的做法就仿佛是想要摧毁和破坏掉自己得不到或者不能拥有的东西。
　　他和格里斯的关系，正如同他和父亲荷西的关系——配不上就拼命诋毁。5月2日，他在塞雷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5月3日，荷西死了。毕加索赶到巴塞罗那见了父亲最后一面。毕加索自不寻常而颠沛流离的童年时代起，就开始养成惟我独尊的架势，父亲的无私奉献换来的不是感恩而是敌视。现在父亲去世了，毕加索心中充满了负疚感。他从巴塞罗那给卡恩威勒写信道：”你可以想见我现在的处境。“当他回到塞雷时，感情的折磨仍然令他不能正常工作。埃娃十分焦虑地给格特鲁德写信：”毕加索必须得开始工作了，这是惟一能减轻他痛苦的办法。“
　　这个夏天，毕加索几次跨越边境，却一次也没有去看母亲。他知道接近伤心人，只会让自己也陷入痛苦不能自拔。毕加索一生中多数时候都在回避父亲，现在他不得不同样去回避内心深处的负疚感。于是毕加索在塞雷只得靠看斗牛演出和马戏表演来排遣。他很快就和马戏团的小丑打成一片，照麦克斯的说法是：”看起来就像是立体主义画室画上去的滑稽。“
　　尽管毕加索竭力排遣痛苦，疾病和死亡却不肯放过他。埃娃病了，医生诊断是支气管炎。7月份毕加索自己也病倒了，他发现自己的病情上了巴黎的各大报纸。显然他正从籍籍无名通往成名的路上。9月份，死神始终对毕加索若即若离，而埃娃却始终摆脱不了恶疾，他们搬到了舒勒榭尔大街（rue Schoelcher），在那里窗外惟一的景观就是蒙帕纳斯的墓地。
　　很快这个新的大画室就塞满了画完与未画完的油画、绳子、画板、制作画框的木材、堆积如山的颜料管——毕加索永远也用不完。曾经有些日子，他没有足够的颜料来完成脑海中栩栩如生的油画，毕加索后来决心永远也不能短缺颜料。有段时间他不能忍受任何空白的平面，于是他在雪茄盒子上作画，在墙上作画，在破条凳上作画——只因为他不知怎么刚好看见着条凳挡路。
　　毕加索现在成了蒙帕纳斯的艺术领军人物，在阿波利奈尔称为”未来人“的人群中引领着当地的视线。他穿着英式的休闲装，带着格子帽，不再是一副要靠着波希米亚的老套装扮来获得灵感的潦倒形象。莫迪格利亚尼 （Amedeo Modigliani）是大师毕加索鼓励过的、为数不多的青年画家之一。那时他还在穷困中挣扎，籍籍无名——仅因为桀骜不羁而被人所知。即使是毕加索富有创造力的想像，也不能想像出唬住别人的方法。于是他们在”环形“咖啡馆相遇了——这次会面无疑提高了莫迪格里亚尼的形象。毕加索告诉他要坚持绘画：”一个人怎么画也不会画完。没有人比我画得多。我记得我父亲说过：’我很期盼你成为一个画家，但你素描画得不好就不能开始画油画，否则会很难‘…… ……那时我15岁，能画人脸、人体，在没有模特的情况下也能画大幅作品了——我只通过练习画鸽子脚，就学会了如何捕捉线条，哪怕是人体画也不在话下。“
　　渐渐地，多亏了卡恩威勒的大力提携，毕加索的作品让毕加索声名远扬，穿越了法国国境线。光1913年就在慕尼黑、柏林、科隆、布拉格和纽约举办了画展。1914年3月2日，毕加索成功地在德路沃饭店（H?tel Drouot）举办了画家拍卖会。1904年成立的”熊皮俱乐部“（La Peau d'Ours），负责拍卖其10年来收藏的作品，媒体则热炒这次堪称当代艺术晴雨表的拍卖会。拍卖会的第一个高潮是：马蒂斯的一幅静物拍出5000法郎，这个出价甚至比高更和梵高的最高历史出价还超出了1000法郎。接着就掀起了狂热的气氛，在很多朋友和对头的作品的包围下，毕加索的《江湖艺人》（Saltimbanques）卖出了11500法郎的天价，买家是从慕尼黑前来的海恩里希·汤恩豪瑟（Heinrich Thannhauser）。《江湖艺人》这幅作品曾在1908年被人以1000法郎买走过。而当时的11500法郎对于一幅现代作品来说不啻天价。毕加索的才华终于换成了合理合法的钱。这是对他当前事业的最好肯定和褒赞，虽然说《江湖艺人》及出售的其他作品都创作于尚未成熟的立体主义阶段。
　　接着就是报界一哄而上的喋喋分析。在《巴黎-南方报》（Paris-Midi）报道中，当时丧失理智的排外情绪竟然下了这么一个结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画的怪诞而臭名昭着的作品被天价买走了，德国买家把价格哄抬了上去。他们的用意很明显。“毕加索断然不肯加入这场混战闹剧。他说：”画家只作画，又不用把想法贴到画布上。“怀着奥林匹克的休战精神，他携埃娃赶往亚威农和布拉克夫妇、德兰夫妇会合去了。在亚威农，他创作了很多颜色鲜艳、招摇明艳的油画和招贴画。这个时期是诗情画意的时期，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洛可可立体主义“时期（Rococo Cubism）。毕加索在抒发爱情，同时也在对抗日益严重的排外局势。然而就算是真的排外主义来了，也一点没影响到他的作品中来。8月之初，很多人认为在”当今的文明状态下“不可能打起来的战争，正式开战了。
　　对于某些人来说，战争是场投机的好机遇。对另一些人来说，战争则是”合法地返回到蛮荒状态。“战争爆发前夕，阿波利奈尔正在杜维（Deauville）的夜总会里看探戈表演，当时探戈就像野火燎原一样席卷了法国的舞台。他听到消息立即沐火重生地返回巴黎：”我感到心里很快滋生着新的东西，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阿波利奈尔决心投笔从戎，第一次申请参军失败之后，他又跑到尼斯（Nice）去申请。这个连国籍都没有的大同主义者，一开始向加入瑞士朋友和西班牙朋友的行列，后来还是选择献身给挚爱的法国。他写道：”当尼斯的兵检站宣布我合格的时候，我高兴坏了。“[图124]，
　　这就是毕加索周围的热烈爱国的氛围。布拉克和德兰很快就响应了，8月2日，法国宣战的那一天，毕加索到亚威农车站给他俩送行。战后他对卡恩威勒说：”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俩了。“他们后来都回来了，却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第三章 女神和破门垫（1）
　　1927年1月8日那个严寒刺骨的下午，毕加索在拉法耶画廊（Galeries Lafayette）附近无所事事的闲逛。这种漫无目的的状态就是超现实主义者所提倡的，以便让灵感随时将临，随时产生新发现、新的开始。地铁到站了，人群中出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子，她有个希腊式的高鼻子和蓝灰色的双眼。毕加索曾经在哪里见过这张面容——可能在想象里，可能在画布上。玛丽·特蕾丝（Marie-Thérèse Walter）后来回忆起这改变了她一生的时刻，说：”他只不过拽住我胳膊，说：’我是毕加索！我们俩在一块会非常不错。‘“对毕加索而言，这是一个冲破了年龄、婚姻、时间和责任的传统因素，意识到并且屈服于内心情欲的时刻。[图935]
　　要是玛丽·特蕾丝没有从前、没有过去、没有家庭，而仅仅只是个从地铁里走出来的女子，毕加索的美梦就不会被现实所困扰。可是特蕾丝却不仅有自己的成长历史，还有个瑞典裔、同她一起住在巴黎郊外阿尔弗社区（Maisons-Alfort）的母亲。她母亲喜欢阅读文学名着，喜欢用钢琴弹奏古典音乐。特蕾丝有同母异父的弟弟和妹妹，据说她父亲是个画家，可她从来没见过。她的出生证上写着：”父亲未详“。特蕾丝1909年7月13日出生在法国中南部的佩洛（Perreux），这一年正是毕加索和费尔南黛离开”洗衣船“寻求安定的时期。特蕾丝既不了解艺术，也不知道毕加索是何许人也。从小到大，她喜爱的是各项体育运动——游泳、骑自行车、体操和爬山。她的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她的面容和浓密的金发闪烁着户外运动的健康光泽。
　　年方17岁的特蕾丝可能还不知道毕加索是何许人也。不过她母亲爱米莉·瓦尔特（Amilie Marguerite Walter）却清楚得很。瓦尔特太太却没有采取行动，去阻止女儿对这个年长她差不多30岁的外国男人的好奇心，这个男人说话口音很重，却散发着魅力。两天以后，他们特意又约在圣·拉扎雷地铁站碰头。他俩没什么话可以料，于是毕加索带特蕾丝去看电影。特蕾丝后来说道：”我半推半就僵持了半年，可是毕加索是无法抵御的。你是了解我的——女人是抵御不了毕加索的。“7月13日，特蕾丝18岁生日那天，毕加索带她上了床。多年以后，毕加索还在信中特意提及这个生命中极其重要的纪念日。”今天是1944年7月13日，是你在我心中诞生了17年的纪念日，也是你的生日。你诞生到这个世界上，于是我活了。“[图037]
　　毕加索一生中最无拘无束、百无禁忌的一段爱情开始了。这段偷偷摸摸的地下恋情和特蕾丝的天真新奇感，都让毕加索的爱情之火燃烧得更烈。特蕾丝驯服听话，包括性虐游戏在内的一切性的尝试都想要接受，她对毕加索是绝对恭顺的。特蕾丝是毕加索的私有财产，是证明他能力和异性魅力的证据。
　　毕加索给巴尔扎克 （Balzac）的《无名的杰作》（Chef-d’？uvre Inconnu）配的版画插图，大多数都是这一年创作的。巴尔扎克这篇小说中写一个名叫弗兰霍菲（Frenhofer）的画家，花了很多年的工夫想要把作品中的女子画得栩栩如生：”我和这女子一起生活了10年，她是我的，只属于我一个人，她爱着我。我给她画的每一笔，她都冲着我微笑，不是吗？她是有灵魂的，那时我赋予她的灵魂…… ……我的油画不是一张画，而是感情，是爱情！她诞生在我的画室里，她在忠贞不贰地等着我…… ……“特蕾丝也就像弗兰霍菲画布上的那个女子一样，是毕加索的创作。反过来，创造者又对自己创造的尤物意乱情迷、神魂颠倒起来。情欲迷离是这段时期毕加索作品的主题。毕加索与特蕾丝相遇的当月创作的《扶手椅上的女子》（Woman in an Armchair），屈服和残暴中催生出情欲和恐惧，画的基调是情欲的畸变，以供人效尤。
　　5月11日，卡恩威勒给格特鲁德搭了张条子：”可怜的胡安快不行了。医生说挨不了多久了。“胡安·格里斯当天就在布隆（Boulogne）去世了，死时他才刚刚过了40岁生日零2个月。毕加索的所作所为在格里斯生前害惨了他，如今听了死讯，早早赶在第一批到布隆来吊唁。毕加索说：”我画了一幅大黑油画，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我一看见躺在灵床上的格里斯，我便知道了。“格里斯生前的好友都看见了毕加索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爱丽丝·托克拉斯描述毕加索是如何”进了门，呆了一整天…… ……格特鲁德声色俱厉地对他说，你没有资格来吊唁。而他说，你没资格跟我说这话。她愤怒地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价值，因为你没有他的价值。他反驳道，你很清楚我有。“两天以后，痛恨葬礼和一切葬礼相关仪式的毕加索，却跟人一起抬着棺材到布隆公墓下葬。格里斯大半生的宿敌，此刻护灵送他下葬。
　　毕加索的声望与日俱增。他又有了一个新的狂热追随者——希腊裔青年克里斯琴·泽尔沃 （Christian Zervos）。一年前泽尔沃创建了《艺术记录》杂志（Cahiers d'Art），他一辈子都在给毕加索的作品整理编目。泽尔沃在刚诞生一年的《艺术记录》中写道：”毕加索的油画就像是尤里克的头颅。他怀着焦灼的好奇心，把它捧在手上翻来倒去。谁也说不清他的焦灼不安，他拥有着全部绘画，他知道手上一无所有，他知道事物的真正含义，可是这也包含着全部答案和可能性。“同年，德国评论家卡尔·爱因斯坦（Carl Einstein）写到毕加索的作品，赞颂其”矛盾的因素形成和谐遗体…… ……强调矛盾中的紧张，也就能看见真实。“
　　可能真实会出现在艺术作品的矛盾紧张中，却绝不会出现在毕加索的生活里。他对格里斯怀恨在心，又哀悼他的早逝。他同奥尔嘉维系着婚姻，又热恋着特蕾丝。他蔑视社交的漩涡，却又情不自禁地卷入进去。对奥尔嘉、对生活、对上帝的紧张、怨恨和愤怒，统统都倾泻在他的画布上了。
　　7月中旬，毕加索去了当时的避暑胜地——戛纳。《海滩报》（Le Littoral）报道”毕加索夫妇及全家“抵达，并下榻在科瓦塞步行街（Croisette）的豪华一新的马加斯提克饭店（Majestic）。除了毕加索的太太、儿子、女仆一行之外，还有司机马塞尔·布丹（Marcel Boudin）开着依帕诺苏扎牌（Hispano-Suiza）的小汽车，载着毕加索在蓝色海岸间来来往往。毕加索说：”画家有了钱就得雇个司机。亲自开车对画家的手腕不好。“毕加索说这话时，肯定知道乔治·布拉克喜欢驾驶赛车。[图044]
　　这个旺季里，毕加索的活动和熙熙攘攘的望族和新贵们一起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其中有意大利的安贝托王子（Prince Umberto of Italy）、嘉里绮内公主（Princess Galitzine）、波旁皇族的帕玛王子（Prince Parma de Bourbon）、莫里斯·谢瓦利耶（Maurice Chevalier）、索默塞·毛姆（Somerset Maugham）等。饭店的花园里每周都举办奢华的晚宴。奥尔嘉尤其喜欢8月18日的那场宴会，因为管弦乐队中有很多大革命中流亡的白俄。
　　这就是毕加索的生活。这就使他画笔下完全不同于现实的东西。毕加索不仅仅记录了文明的光彩华丽，也记录下了社会报道歌功颂德之下深深的不满、黑暗和丑陋。艺术研究者威廉·鲁宾（William Rubin）说毕加索”可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这个西班牙大夫可以取代那个维也纳人。“毕加索开始把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在病人身上发现的痛苦和狂躁都发泄在了画布上，他把弗洛伊德在诊室里发现的暴力倾向用视觉方法表现出来。时尚可爱的女人被毕加索换成了夜叉般凶神恶煞的女人，马加斯提克饭店的华丽阳台也换成了原始粗犷的木屋。1927年系列油画中的第一座木屋，看上去不像是海滨度假棚，而像是个坟墓——他一生风光中途遇见的”死亡纪念“。
　　这个狂乱的夏天是一场绝望的舞蹈。马塔说：”他觉得被囚禁了。他对周围的事物没有兴趣，对自己的太太也没有兴趣，也不想着吃也不想着喝——他可能就住在厨房里，白天睡觉、晚上画画。“毕加索对笙歌艳舞的那一套没什么兴趣了，他对卡恩威勒说自己想要的是”像个穷人搂着一堆钱过日子“。曾经一度醉心的喧哗社交场，现在成了他痛恨的东西。他越来越察觉那些人不过是冲着他的名气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虚荣心，他们大多数人不过是攀登到他山头一游的过客而已。这些中了邪的人们，此刻不管巫师手里拿出什么都会鼓掌叫好。他瞧不起社交场上这架自己不停蹬着的水车。他身边都是些嗡嗡叫的虫子，的确有些虫子很撩人、很漂亮、很优雅、甚至很有才华，可是嗡嗡的叫声却让他很反感。
　　1928年初，毕加索重新找回一个老友。虽然这位老友也像那拨人一样会说奉承话，但他能教给毕加索一些东西。这位故交就是雕塑师、铸造大师朱利欧·贡扎雷 （Julio González），他有能耐让毕加索在内心烦乱的时候找到支柱来支撑自己。在贡扎雷的帮助下，毕加索做了一个铸铁造型。一年后，他又在别人的提议下给阿波利奈尔铸了个碑，正好也打发了在戛纳的科瓦塞海滨的时光。如果说布拉克是”毕加索太太“的话，贡扎雷也算得上是天赐给他鞍前马后的小跟班了。
　　7月中旬，毕加索再次离开巴黎前往迪纳尔德。随行的有奥尔嘉、保罗和英国女仆。秘密出行的特蕾丝早被先行送到附近一个儿童度假村去了。这安排让毕加索洋洋自得，不仅因为整个秘密行程给瞒得密不透风，而且因为有点任性的刺激。一想着在儿童度假村里和小情人秘密约会，就让毕加索蓬勃火热的情欲更增添了冒险、超现实主义和假面舞会的刺激。这情欲让毕加索对这”小小情人“遵从自己的意思接受施暴游戏。毕加索看着儿童村里那些更年轻的女孩子，看着健美的小情人时而游泳、时而在海滩边欢腾不已，他会把小情人待到度假棚里去，让她的欢腾变得更加热烈。特蕾丝很明白自己要做些什么：顺从这个”非常可怕的“情人的每一个要求，百依百顺。”40多年过去以后，特蕾丝坦承：“我总是把头埋在帕布罗·毕加索的胸前，和他一起达到高潮。”
　　艺术研究者莉迪亚·贾斯曼（Lydia Gasman）曾经在特蕾丝晚年和她聊过天：“玛丽·特蕾丝的很多最生动持久的回忆，就是关于毕加索进行性受虐游戏的细节。她回忆起他俩初次云雨的情形，毕加索‘要求’她配合他的种种奇怪要求，她那时真是太天真了，他的这些要求让她笑了起来。”“帕布罗不许我笑，他总是对我说：‘认真点！’”
　　开拓性欲对毕加索来说是桩认真事。他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需要，而且也是为了满足文化禁忌。这就是被法国作家乔治·巴代耶（George Bataille）拔高了的色情艺术的目标。巴代耶对毕加索体验的这一套性欲、违禁和超然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他说：“施暴快感充斥着色情艺术的每个领域。基本上，色情艺术的领地就是暴力和违禁的区域…… ……是什么让肉欲意味着参与者的暴力违禁，或者欲生欲死的快感呢？色情艺术要直面肉体最核心的问题，这样色情艺术才站得住脚。”
　　毕加索和特蕾丝住在迪纳尔德的时光，是个色情、暴力和违禁的世界。事实上特蕾丝在法律上讲还是未成年，另外儿童度假村这个地方也能勾起毕加索的欲火。当时的法国环境是“稍有不谨”就会惹来牢狱之灾，然而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推波助澜了一把毕加索的情欲。萨德曾写过，手握权柄的君王会打破所有禁忌。而毕加索总觉得生活、艺术中无不得心应手，现在也开始在儿童度假村的小木屋里挑战起法律、道德和传统了。
　　迪纳尔德的一系列作品中，女人拿着小木屋的钥匙。毕加索曾说过：“我很喜欢钥匙。拿钥匙对我来说很重要。钥匙这个意象常常令我困扰。在洗浴中的男人女人的作品系列中总是有扇门，他们想拿把大钥匙去开门。”这扇门就是他的潜意识。长久以来毕加索一直渴望有个掌握着秘密大门钥匙的女人出现，能解开他心中的谜团。然而，他被欲火缠身的时候，特蕾丝却只能充当听话的小羊羔。
　　在1935年毕加索用西班牙文写成的《度假棚教程》（CabanaText）一书中，这自然受到了超现实主义者的追捧。书中度假棚再次成了他潜意识里的一个象征，虽然整本书没有提到特蕾丝的名字，她却以各种形象出现出现，有时候是“一片从不安静的甜瓜，整个夏天看见什么都发笑”，就仿佛是最湛蓝的蓝色，白色或丁香色的鸽子，空气，或是一匹大笑的母马。毕加索越是把他的小情人想得清纯可人，就越是对她的低三下四感到满意。巴代耶写道：“追求美就是为了能够玷污。不是为玷污而玷污，主要是想获得某种亵渎的快感。”毕加索有次承认，女人被他划分成“女神和破门垫”两类。毕加索心目中很少有什么快感能比得上把女神变成破门垫的快感。而且这些女人不仅甘受践踏，而对遭受毕加索的践踏变得欲罢不能。
　　1927年至1938年期间，毕加索画的“度假棚”系列中，海滨小屋成了他跟奥尔嘉作对、跟那些诱人堕落的邪恶精神作对的象征。毕加索写道，人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眼看着命运掌纹起作用”，还得遭受“用千百种攻击武器”的威胁。不过毕加索仍然坚信“精神、潜意识…… 情感——他们根本就是一回事。”毕加索对自己最恰当的自我评语中，提到自己的潜意识和邪恶敌人的命运可能总而言之“是一回事。”
　　在“度假棚”系列时期，布雷顿写道：“房屋、火山、帝国…… ……超现实主义的秘密就在于，我们相信它们背后隐藏着些什么东西。”毕加索的生活中仿佛潜伏着什么邪恶的东西似的，偶尔有些时候他又能瞥见些许逃脱的方法。大多数时候，尽管他知道眼中所见的世界里潜伏着看不见的无形的力量，可是内心害怕出错的毕加索却不肯承认一个超验现实的存在。
　　1928年，毕加索开始创作怪兽米诺托（Minotaur）的拼贴画。古代神话中的米诺托，是个半人半牛的怪物。它住在地下迷宫中，以吃人肉为生。米诺托象征着人类潜意识迷宫中吞噬一切的饕餮怪兽。在毕加索的拼贴画里，米诺托落荒而逃的时候，硕大头部和双腿紧紧地挨在一起，两腿之间还夹着一个雄性生殖器。这副形象正是毕加索在这一年的写照。毕加索从奥尔嘉以及自己良心的负疚感中落荒而逃，逃到了特蕾丝的肆无忌惮的性欲世界中来。毕加索至少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证明了一句谚语：西班牙这个国家里，男人都唾弃性，又离不开性。然而毕加索付出的代价惨重。因为如果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那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行恶。那么他自己就是个恶人。如果他是个恶人的话，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行恶。
　　当毕加索听说麦克斯又回到巴黎时，心中重新点燃了欢乐。麦克斯不仅是当年的快乐时光的见证，同时也坚定不移地信奉着“性本恶”的祭坛。麦克斯回到了这个“兽与魔的城市”，住进了“绝不是个美德中心”的挪勒旅馆（H?tel Nollet），他要是想要寻欢作乐的话，机会多的是。这两个老友现在倒是时常往来了，毕加索不用再去理会奥尔嘉是否喜欢。他给麦克斯画了一幅肖像，麦克斯的秃头上戴着一顶桂冠。麦克斯一如既往地跟他打得火热。这是一份特别的感情，是一片“赤忱之心”，是一两年前他给科克托的信中所说的：“对毕加索和对你，就像是我曾经对V的那种敬爱之情，等同于基督对从良的妓女的那种感情，…… ……也就像是你对雷蒙·拉蒂格的那种钦佩之情，是对上帝造人如此成功的膜拜。”
　　事实上，上帝把毕加索造的成功至极。就连1929年华尔街（Wall Street）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大萧条，都丝毫没有殃及毕加索。美国的收藏家们都在舔舐伤口，法国的收藏家们都在囤积金银，簇集在巴黎的很多画家都纷纷抛售手中的藏画。一些手中没有囤画的画家，不得不放下身段到蒙帕纳斯和蒙马特的小餐馆中去兜售作品。毕加索却仍然只出售为数不多的画作，来换取日渐增长的价钱来供养仆人、保姆、穿制服的司机、依帕诺苏扎牌小汽车，以及他已经习惯了的、雷打不动的奢华生活。“黑太阳”出版社（Black Sun Press）找他给詹姆斯·乔伊斯画幅肖像，作为当年出版的《舍姆和肖恩故事集》的封页，毕加索拒绝了。他声称自己从不应约画稿，无论如何，他不怕得罪詹姆斯·乔伊斯。
　　1929年，毕加索给儿子画了最后一幅肖像《扮成戴花小丑的保罗》（Paulo as Pierrot with Flowers）。小保罗已经8岁了，可是父亲把他画成只有4岁的模样，优雅却有点诡异。毕加索更喜欢记忆中那个小小的儿子，而不是这个现实中一天天长大的保罗。小保罗不再是只依赖、只属于父亲的小家伙，他很快长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而独立的个体却不能叫毕加索感兴趣，除非他能有点儿什么用，比方说才智上的、社交上的、性欲上的、经济上的或是情感上的——这对一个年仅8岁的小孩还是遥不可及。[图036] [图33]
　　《扮成戴花小丑的保罗》只是个小插曲。这段时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女妖，这些女妖被画得越来越机械化。毕加索的女人总是沦为玩偶，然后被践踏被征服。毕加索潜意识里讨厌女人，畏惧女人，他把女人画成恼人、痛苦而又毁灭的样子。在毕加索给玛丽·玛格达琳（Mary Magdalene）的画像中，痛楚和暴力都达到了巅峰。玛丽·玛格达琳赤裸的身躯绝望地晕厥，向后弯曲成一个弧度，头部和臀部都联为一体。她的鼻子和眼睛看起来像男性生殖器，连同折磨、狂热、痛苦和性欲一起压上她自己的生殖器。就像从前每当感到绝望时一样，毕加索又一次转向了基督受难的题材。1930年2月7日，毕加索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基督受难》（Crucifixion）。正如威廉·鲁宾所说，这不是看画人眼中的基督受难图，而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视角中的”基督受难图。没有脉脉温情，没有怜悯的余地，就连圣母玛丽亚的脸上都看不到这些，她满面怒容、凶神恶煞。[图041]
　　《基督受难》这幅画不仅仅是冒犯和亵渎了神明。露丝·柯夫曼（Ruth Kauffman）在对这幅画的研究中说到它的主题是“人类的非理性以歇斯底里、残暴和性虐的形式表现出来”。毕加索选择这个宽泛的基督题材，自有他的道理。他可以把宗教从门口赶出去，然后再看着宗教从窗子里溜进来。毕加索自称是个无神论者，却又指责马蒂斯是个“没有上帝的梵高”。毕加索指责上帝，可是绝望和痛苦的时候又自命是上帝之子，来描绘自己一言难尽的痛苦。在他眼里，命运是凄惨的，这个世界遍布着恶的精灵，可是同时他又怀着一线侥幸心理。毕加索曾对科克托说：“一切都是奇迹。我们没有像一块糖溶解在浴缸里就是奇迹。”然而毕加索一定要找到个什么东西进行指责，而且要是一个值得让他费那么大劲去指责的东西。于是他选择了上帝作为他终生的靶子，上帝则既充当了毕加索终生敬爱的角色，又充当了他终生攻击的对手。
　　《基督受难》的诞生是个转折点。毕加索的愤怒和绝望似乎在基督受难的大场面中得到了宣泄——至少是暂时得到了宣泄。黑暗带来的意志麻痹现在得以缓解，使他有能力采取行动，至少平息了他身体上的麻痹。毕加索在诺曼底的布瓦吉鲁（Boisgeloup）买了座17世纪的古堡，这古堡只能乘坐私家车才能抵达。这灰色的石头城堡给毕加索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进行雕塑创作，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合理合法避开奥尔嘉的避风港——因为毕加索的疏远，奥尔嘉脾气变得越来越乖张），这里同时也是他和特蕾丝的乐园。毕加索的新宅门口甚至还有个哥特式的小教堂。正如格特鲁德之前跟他说的：“要是你一头向前冲，你自然就会变得陈腐，日常生活也会变的规律起来。”毕加索一旦有了足够的钱，就很快选了座令人觉得陈腐的房子居住。
　　1930年夏天他还在朱安雷潘，而到了秋天，毕加索为了省掉路上的时间，冒着大不韪把特蕾丝安顿在波耶蒂大街44号的一层公寓房里，与奥尔嘉的那个家仅仅隔条街。省得走路当然并不是毕加索的惟一动机。他心里清楚自己一切能摆平，于是就享受着偷情的快乐，在嫉妒如狂的妻子眼皮底下秘密偷情，而且这个秘密还能不穿帮。毕加索自己制定戒律的同时不惜打破别人的戒律。
　　就在特蕾丝入住波耶蒂大街的时期，毕加索接受了阔绰的瑞士女子埃尔伯特·斯吉拉（Albert Skira）的提议，给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Metamorphose）配插图。从9月中旬到10月的第3个礼拜之间，毕加索完成了30幅铜版画中的绝大多数作品。这些铜版画把他4年来在画布上的怨气和戾气宣泄一空。这些铜版画是纯粹的古典画，没什么新奇的地方。事实上惟一一处变形的地方，就是米尼亚斯（Minias）的女儿们，她们宁愿呆在家里织布也不愿意祭酒神的酒会，于是被酒神巴克斯（Bacchus）变成了蝙蝠。毕加索展现了翅膀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姐妹们吓得目瞪口呆的场景，他显然偏好神明降罪和神话教谕这类题材。最后，大多数选来插图的故事，都不是关于神和变形法术的。这是对奥维德的人文主义和彻底古典主义的演绎，采用的是古希腊花瓶彩绘的纯线条风格。《变形记》标志着毕加索从一个探索黑暗笼罩中的潜意识的艺术家，暂时转变成了一个用古典手法和比例创作的艺术家。
　　10月25日，就在他49岁生日的当天，毕加索完成了铜版画《朱庇特和塞默勒之爱》（Loves of Jupiter and Semele）。在古神话中，塞默勒是个凡间女子，却成了神的情人。她请求神显示出完全光辉庄严的本相，神照着她的话做了，塞默勒却被他的神圣光辉的火焰烧死了。毕加索当然就是朱庇特，而特蕾丝就是塞默勒。毕加索再一次用神话故事来表达自己生活中的关系。
　　对特蕾丝而言，毕加索就像一尊神只，一点也不亚于朱庇特之于塞默勒，不亚于印度神话中的克利须那（Krishna）之于放牛女。毕加索希望臣服者服从他的意志……就像神只希望信徒能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一样。反过来，也让她们兴奋得如同坠入云雾之中，这是她们之前从未体验过的。年轻女人们向克利须那哭喊道：“我们只是你的女仆和奴隶。”当神没空陪她们的时候，“夜晚是空虚的，她们的哭喊没有回应，她们对心爱的克利须那哀怨不已，她们在下面哭天抢地。”如果有人胆敢抱怨他的薄幸，得到的回答永远都是：他不是用常理可以衡量的人。
　　不论毕加索在不在身边，特蕾丝都一心只在他身上，心心念念只想着他。事实上毕加索是否名倾一时的画家，对特蕾丝来说意义不大。特蕾丝并不了解毕加索的其他方面，也并不想去了解。[图043]
　　1930年4月的《文献》杂志（Documents）发行了一期毕加索特别专刊。这个杂志是巴代耶专门针对布雷顿而一手创建的。其中有篇文章里说到，毕加索作品中令人震惊的扭曲，似乎都是“一系列的个人蜕化，”并且“就像是各种形式的显而易见的现实，从悲剧质疑中涌现出来。如同所有伟大艺术家那样，毕加索的叛逆精神超过了对外在世界的信仰。”
　　可是外在世界仍然在不断地向毕加索灌输信仰。他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奖杯和荣誉。毕加索向画商皮埃尔·罗布（Pierre Loeb）说起法国政府派人来采购他的画作。“他们四个进了门。只见他们穿这条纹裤、竖着高领子，看起来都怯懦又难以接近。我想起了艰难困苦的年轻时代。我想，那时候这帮人要是给我个几百法郎，比现在给我几万法郎还要实用得多。我带他们看画，看的都是我的得意之作，不过我觉得他们只想要‘蓝色时期’的作品。我们大致约了个时间下次见面，可我知道我是不会去赴约的。”荣誉，以及数不清的财富，都不能抹去毕加索早年的苦涩记忆，当年四处碰壁、遭人白眼的那段时光他终生都不会忘记。
　　虽然在苦涩和愤怒之下，还埋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可是这份爱总是在恐惧的边缘颤抖，很少有机会抒发出来。1931年初的一组饱含深情的静物画，突然一下子把“生活的快乐”爆发了出来。1931年3月11日，毕加索完成了一个“秘密的里程碑”，他把《台桌上的静物》（Still-Life on a Pedestal Table）珍藏了起来。这幅画第一眼看上去只是一幅静物，再看仔细一点，就能发现水果中隐藏着特蕾丝的诱人曲线，更富含性意味的是，桌子的红黑色餐布中也隐藏着一个男子。这幅画充满了象征、符号、秘密的双重肖像，以及扭曲中的扭曲，这源于毕加索喜欢给肖像画进行伪装，倒也符合他躲躲闪闪的性格。琳达·朗斯通（Linda Langston）在其论文《毕加索作品中的双重伪装肖像》（Disguised Double Portraits in Picasso's Work）里写：“毕加索肖像画的暧昧形式，让人能窥见艺术家内心最隐秘的坦白。越是隐私的东西越是藏得深。主题就是艺术家与其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传记中告诉我们的东西。他把私人信息暗藏在浅层主题里面，这就制约了我们了解他的思想和个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就是‘小花招’，专门用来干扰观众从假象（如斗牛和静物等）中看出门道来。”[图046]
　　1931年里，毕加索总共只画了28幅油画和素描。他越来越沉浸在三维立体空间的扭曲变形，以及物体的随意组合中——如“一台缝纫机和一把放在解析了的桌子上的雨伞的组合几率”。布瓦吉鲁的车库被改装成了雕塑车间。毕加索和妻儿的暑期度假一结束，他就回到这里开始工作了。他开始创作特蕾丝的雕塑：纪念碑式的头部、男性生殖器状的鼻子，以及各种探索性的扭曲变形。
　　1931年10月25日是毕加索的50大寿。他把波耶蒂大街家中堆积如山的贺卡和电报扔到一边，不想庆祝这个50整寿。他不想用任何方式提醒自己又老了一岁、离死亡又进了一步。因此，毕加索反而变本加厉地忙活着两桩自认为可以击败年龄和死亡的事情：疯狂纵欲和强迫工作。
　　小乔治画廊（George Petit gallery）策划在1932年6月15日给毕加索举办一个盛大的巡回展。毕加索本人得以一下子同时看见自己的236幅油画，毕加索同世界上的邪恶力量激战时，这些画就是他冲锋陷阵的士兵。这236幅画都是从世界各地征集到巴黎来的。毕加索在展馆现场看着它们悬挂在画廊里，迎接并且回顾自己的作品。他对泽尔沃在《艺术纪念册》的一个名叫特里亚德（Tériade）的希腊裔青年同事说起这些作品，是流浪在外的孩子，衣锦还乡了。“
　　在50大寿和盛大巡展这两桩里程碑事件的前后，一大堆的文章涌现了出来，这些文章并不全是阿谀奉承的。波兰移民过来的多产评论家瓦德玛·乔治（Waldemar George），就说毕加索的作品是”动荡时局的最明确的表达“，他的恶魔是”迎合了当下的社会现状，迎合了现代人的神经病、迎合了无神时代的猎奇和逃避心态。“乔治评价毕加索的艺术是基于”孩子式的病态“的”无理的表现，免费的游戏。“，是好出风头的人想要哗众取宠。这是攻击毕加索艺术最猛烈的一次评论。就乔治看来，毕加索远远没有达到自由，他已经陷入了焦虑和自我关注之中——这两样都是现代人的标志。
　　同年9月，另一个大型回顾展在苏黎世的昆斯陶斯美术馆（Kunsthaus）开幕。2万8千观众之中就有卡尔·荣格（Carl Jung）。他参观完毕加索的美术作品之后，写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发表在1932年11月13日的《新苏黎世时报》（Neue Zürcher Zeitung）上。荣格非常吃惊地发现，毕加索的作品和精神病患者的画稿惊人地相似。荣格于是宣称毕加索是个精神病患者。”跌进地狱、跌进潜意识里，跟上面的世界道别“是其作品中反复出现、非常有特点的主题。在比较了病人和毕加索的图案之后，荣格写道：”按正式的说法严格说起来，他们身上的主要特征是精神分裂，精神分裂让他们把自己变成割裂的线条，也就是超越了图案的心理分裂…… ……这是丑陋、病态、怪诞、不可理喻、偏执——不是为了表达什么，而是想要掩盖什么。是一种无可遮掩的暧昧，就像是笼罩在荒凉沼泽地上的冷雾。全部事情都毫无意义，就好像一场不需要观众的演出。“
　　不管荣格和乔治的见解是否有用，毕加索无可否认地进入了生命中的第50个年头。他远远超出了青年时期想要对任何风格、任何方法的画技都炉火纯青的梦想。他现在是超越一切风格去创造某种绝对和终极的东西。毕加索有胆略去接受各种艺术派别，并且自创一派，可是他没有勇气去推翻心中自我的神坛和眩目的性格，他没有勇气去相信还有什么能超越自我、能俘获自我的东西。无论多少了不起的油画作品和性技巧，都只能给他提供一时的庇护，帮他躲过无处不在的世界末日感。
　　《毕加索传》PART3
　　第四章 里里外外的战争（1）
　　XXXVI年10月15日我的爱人：我得陪保罗，就不能来陪你吃晚饭了，之后我还要见这里的”卡塔卢尼亚老乡“。明天我才能够过来吃晚饭，尽快地见到你，去见你是我现在的幸福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
　　每一刻都爱你更多一点。
　　你的，毕加索毕加索”幸福生活“的中央是朵拉。这封信是写给特蕾丝的。特蕾丝暮年时回忆道：”当时有些事情弄不懂…… ……努什，朵拉。“她可能也已经注意到，自己在毕加索近期的作品中变得又老又丑了，而那个黑头发的女人在1937年初的作品中显得美丽祥和至极。3月2日的一张画作里，朵拉画成了睡美人的形象。朵拉僭越了特蕾丝在毕加索心中的地位之后，把她在艺术作品中的位置也侵吞了。[图060]毕加索曾经说过：”一个姑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绘画中退出来，心中一定非常痛苦。“越是和朵拉缠绵悱恻，他给特蕾丝写的情书就越是情意绵绵。而特蕾丝居然相信这一套。倒不是因为特蕾丝傻，也不是因为她不知道毕加索有了”别的女人“——朵拉已经成了毕加索公开的情人，算不得是什么秘密了。特蕾丝相信这些只因为毕加索给她制造了一个能够赖以生存的假象。毕加索和她自己亲手断绝了别的生存之路，现在她已经无路可退了。与此同时，毕加索对朵拉也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朵拉不得不痛苦地勉强接受这个事实——虽然自己已是毕加索的正式情人，却不是、也许永远都不是他惟一的情人。
　　就在毕加索忙着在与朵拉的新恋情中树立自己的威严地位时，西班牙那些参与暴动的将军们正忙得团团转。正如莫拉将军（General Mola）所说的，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威严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莫拉认为”有必要扩散恐怖气氛。“此时共和政府还控制着首都马德里以及北部、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暴动军队蓄意制造的恐怖气氛蔓延开来，变得越来越邪恶。1937年初，毕加索写了一首诗来讥讽佛朗哥，诗中充满了暴力形象。佛朗哥在诗中被描述成一个讨厌的秃头男子。这首《佛朗哥的梦和谎言》（ Dream and Lie of Franco）用西班牙语写成，还是那种不拘句法语法规则的无意识写作风格。正如她曾经对萨巴特说的那样：”与其让我去遵从一套不属于我的语法规则，还不如我自己发明一套语法呢。“这首诗还配上了18幅同样暴力、愤怒和恐怖的铜版画。佛朗哥这个攻打西班牙的野兽，注定了要当毕加索瞄准的靶子上的死对头。
　　毕加索的生活又开始了新的一页。3月下旬，毕加索搬进了朵拉给他找的一处位于奥古斯丁大帝大街7号（rue des Grands-Augustins）的新画室。朵拉自己则住在隔壁的萨伏瓦大街6号（rue de Savoie）。波耶蒂大街上那个奢华的家被毕加索用来当储藏室，这样处理比任其荒废掉从感情上来说也容易接受一点。相比之下，奥古斯丁大街的这处机巧古怪的新房子更投毕加索脾胃。这处房子混杂了空间感和神秘感，黑漆漆的旋转楼梯一直连着两层巨大空荡的画室，隐秘的悬梯、令人眩晕的台阶、安全的拐角、一连串的小房间。毕加索很快就按照自己的口味改造了房子，卧室完全被铺着奢华皮毛床罩盖住的一张大床占据，印刷间装上了一台巨大的手工印刷机。毕加索的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看来花了不少钱。就连这座17世纪的房子也颇有历史渊源：它曾经是萨瓦尔公爵的世袭宅第（H?tel des Ducs de Savoie），也一度被巴劳尔（Jean-Louis Barrault）用来当排练厅，并且还被巴尔扎克拿到《无名的杰作》中当背景，书中主人公绝望地想要从绘画中寻求绝对的东西。
　　现在可真是多亏了朵拉，毕加索才得以找到”巴劳尔的阁楼上“这样一个足够宽敞的空间来完成自己最杰出的一幅代表作。毕加索受西班牙政府之托给巴黎世博会的西班牙展厅创作一幅油画。毕加索素来不喜欢完成任务似的进行创作，这次他又是一拖再拖，忙活着别的画作，迟迟不肯投入到这幅油画中去。1937年4月26日，西班牙巴斯克王朝的古镇格尔尼卡（Guernica）遭到轰炸，这才激起了毕加索狂热的创作欲，宽25尺高11尺的大型油画《格尔尼卡》毕加索总共才花了一个月就创作出来了。事实上，这幅巨作刚刚诞生，就冒出来了许多”先见之明的研究“。 [图049]
　　这是第一次毕加索允许自己在大众面前作画。朵拉全程陪同，把创作的每个阶段都用照相机拍了下来。艾吕雅常常在一边观看。还有泽尔沃、安德烈·马尔霍、莫里斯·雷诺尔、荷西·贝加敏和让·卡索（Jean-Cassou）他们这些人都先后看见过捋着袖管、手中拿着画笔的毕加索谈起《格尔尼卡》的进展，要不就是眉飞色舞地谈起戈雅。格尔尼卡镇上的7000居民中有1600人死于德军43架飞机的轰炸，70%的格尔尼卡古城毁于一旦。这恐怖袭击带来的震撼要远远大于轰炸给古城和居民带来的伤亡损失。巴斯克王朝第一任议会就在格尔尼卡的一棵古老橡树下聚会，格尔尼卡这个古城已经成了罪恶得逞、丧失理智的象征，这很大程度上让西方舆论倾向于同情西班牙共和政府这一方。
　　《格尔尼卡》在西班牙展厅公展之前，尽管毕加索的立场倾向共和政府，尽管他写有《佛朗哥的梦和谎言》这首诗，这是谣言四起，有人说毕加索其实暗地里挺佛朗哥这一派。艾吕雅催促毕加索站出来避谣，并且公开摆明自己的立场。受艾吕雅的影响，毕加索开始登上了生命中的政治舞台。其实，仅仅一幅《格尔尼卡》就能说明一切了，可是毕加索除了把这幅作品高挂在墙上，还义正词严地发表了一个声明，这次的声明倒是完全符合他一贯深恶痛绝的句法语法，显然出自艾吕雅之手：”西班牙战争是对抗反人民、反自由的反动派的战争。我的整个艺术生涯就是与艺术反动派、与艺术死神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大家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会跟那些反动派、跟死神妥协呢？…… ……我正在画的一幅作品即将取名《格尔尼卡》，这幅作品以及我近期所有文艺作品中，我都清楚表达了自己对陷西班牙于万劫不复深渊的军阀的痛恨。“
　　毕加索不仅仅给未来之路确立了一个新的政治方向，在艾吕雅的影响下，他还臆造了一种政治情绪。他咒骂的军阀其实并不是光指佛朗哥身边的那些将军首领，而是指内战双方都存在的一种思想情绪。他所憎恨的黑暗的独裁主义，其实早已深入他自己的个性中去，不断地给他身边的亲信带来痛苦的羞辱。
　　象征物的影响远远大于本来的实物，《格尔尼卡》的能量是巨大的。毕加索40年的艺术生涯是个充斥着女人、公牛和惨烈的马的黑白色梦魇世界，现在都凝缩在《格尔尼卡》这一幅画中来了。小说家克劳德·罗伊 （Claude Roy）当时还只是个法律系的学生，他在巴黎世博会上见了《格尔尼卡》，并形容成”来自外星球的信息。这画中的暴力让我瞠目结舌，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烦躁。“ 米歇尔·雷里斯把《格尔尼卡》带来的绝望感归结为：”就在那些弥漫着古老悲剧的黑白格子块里，毕加索将我们的悼词写了出来：我们所爱的一切都会死去。“赫伯特·里德（Herbert www）说得更进一步，他觉得毕加索的意思是，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已经死了：”艺术界很长时间都没有里程碑了。像米开朗基罗或是鲁本斯那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一个时代必须有一种荣耀感。艺术家必须对他的族人有信念，必须对他出身的文化有信心。这种心态在现代社会中已经绝迹了…… ……即使有所谓的纪念碑，也只会是那些消极意义的纪念碑，也就是幻灭、绝望和毁灭的纪念碑。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也不可能脱离这个窠臼。毕加索的壁画巨作就是一幅毁灭的纪念碑，是他极高天赋创作出来的愤怒和恐惧的呐喊。“
　　毕加索在公开创作这幅”毁灭纪念碑“的同时，他在私生活里也一刻不停地玩着毁灭游戏。毕加索投身于创作《格尔尼卡》时，特蕾丝被远远地抛诸脑后，他身边只陪着”悲情女主角“朵拉。特蕾丝找上门来了。当她找到奥古斯丁大街的住处时，正在绘画的毕加索对她说：”《格尔尼卡》是为你画的呀。“这话真是只能用来哄鬼，可毕加索撒谎时脸不变色心不跳。毕加索故意花言巧语地把特蕾丝哄骗得信以为真。可事实上呢，《格尔尼卡》既是毕加索才华横溢的产物，也是他与朵拉爱情的结晶。朵拉可比毕加索更有政治觉悟，是她让毕加索关注到西班牙故乡发生的惨烈事件，是她点燃了毕加索的政治热情，是她与毕加索讨论着《格尔尼卡》中采用的意象，朵拉甚至亲自参与了绘画。正如皮埃尔·戴克斯所言：”永远也说不清朵拉·玛尔为《格尔尼卡》付出了多少。“
　　毕加索如果不用花言巧语或是冷酷无情来打发特蕾丝的时候，他便要装成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来拉拢她。有一天，毕加索正在创作《格尔尼卡》，朵拉在一边进行拍照，这时特蕾丝突然找上门来。特蕾丝想仗着毕加索对她的信誓旦旦来争口气。特蕾丝满腔怒火没有发作在毕加索身上，而是全部冲着情敌朵拉来的：”他和我生过孩子。他身边的这个位置是我的。你马上给我走。“
　　朵拉冷冷地回敬：”我和你一样有理由守在这里。我没给他生孩子，可是这有什么关系。“
　　两个女人的交锋中，毕加索装聋作哑，充耳不闻，继续埋头作他的画。最后特蕾丝让他表个态：”拿个主意吧。我俩你要哪个？“
　　完全主宰着这场面的毕加索情意绵绵地做了个总结：”真是难以抉择啊。你们俩我都喜欢，可完全不同：我喜欢特蕾丝的甜美温顺，百依百顺。而朵拉呢，我喜欢她的聪明伶俐。我决定袖手不管，完全让这事顺其自然。我让她俩自己去一决高下。于是她俩互相争斗起来。这是我最珍贵的回忆。“毕加索说着，一想到两个女人为他争风吃醋就忍不住要发笑。毕加索没能躲得过詹姆斯·罗德的一针见血：他的两个情人”在画室里大打出手，而毕加索本人静静地创作着巨幅油画来谴责人类斗争之恐怖。“
　　毕加索在艺术中像鹰隼一般翱翔之际，他在生活中却像土狼一般欺凌弱小。他对特蕾丝说自己不在乎朵拉，对朵拉说不在乎特蕾丝。他很清楚不论自己撒多少次谎、不论谎言多少次被拆穿，特蕾丝和朵拉都不会因而退出。他喜欢这种摆布的感觉：让女人屈服于人类天性，看着她们一点一点屈服于人性，而他自己自始至终都没有错，女人们并不是向他屈服，而是向人性屈服。
　　所以毕加索继续和两个女人都保持来往，继续把两个女人都画进作品中。有些作品中很好辨识：一个是金色鬈发，一个是黑色直发。有些作品中是象征符号，有时分开，有时混杂，有次是两只挤在狭小鸽笼中的鸽子，一只黑鸽、一只白鸽。有时毕加索甚至和朵拉去度假时，让特蕾丝秘密随行。两个女人还不够麻烦，他还常常向不懂事的儿子保罗透露行踪。于是奥尔嘉也掌握了他的行踪，常常出其不意地冒出来捉奸，逮着哪个女人就要以”毕加索太太“自居来发作一番。这样正好满足了毕加索的控制欲。[图048]
　　然而1937年夏天毕加索却只带了朵拉一人前往穆更度假。可是毕加索生活中不可能不出乱子，哪怕那些看上去不会出乱子的时候。这次去度假，艾吕雅夫妇已经在新地平线饭店先等着了。艾吕雅不停地撺掇，朵拉不情不愿地默许，毕加索和努什又开始打得火热了。一幅肖像画中可以看出朵拉的沮丧：朵拉在画中是一个街头卖花姑娘，一个买主也没有。朵拉的沮丧也大大刺激了毕加索和努什的床上激情。这个时期，毕加索画了一系列改编自梵高的《阿尔姑娘》（L'Arlésienne）的组画。最后一张画上面，艾吕雅被画成一个皮条客的模样。即使尝到了甜头，毕加索还是瞧不起艾吕雅那副孬样儿，这幅画把艾吕雅画成孬种的样子，显然表明了毕加索瞧不起这种”巴结奉承“。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可是他对我巴结奉承，我不想惹他不快。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不喜欢他妻子。“
　　努什也并不是毕加索在穆更惟一的地下情人。还有一个胸部丰满的萝丝玛丽（Rosemarie），她曾经开车把大家带到了裸体海滩。1906年，毕加索画了《妻妾成群》（The Harem），画中四个婢妾被奴隶诱惑勾引。呆在穆更的这个夏天里，毕加索快活似神仙。他后来说：”有人对我说，‘你有一个苏丹式的灵魂，因此你可以妻妾成群。’他说得真对，我愿意像阿拉伯人或东方人那样生活。我对东方的一切都很着迷。西方世界以及西方文明比起东方文明的大面包来，不过是一点面包渣而已。“
　　在这剖陈式的哲学表面之下，在女人之间的明争暗斗（甚至女人与宠物的争风吃醋）之中，毕加索发现玩两性游戏是如此刺激。毕加索从戛纳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只猴子，这猴子是从店里买来的，毕加索十分宠着它。朵拉对这只猴子吃起醋来，这让毕加索正中下怀，他继续宠溺着这只猴子，直到朵拉以出走来要挟。毕加索发现这样可以操纵朵拉的情绪，快活得不得了，他把这猴子当成旧情人般对待。毕加索知道无论怎么玩得过火，朵拉都不会真的出走。
　　最后倒不是朵拉受不了了，而是这猴子实在受不了这般宠爱，它朝着毕加索的手指头咬了一口。毕加索顿时火冒三丈，特别是艾吕雅火上浇油地饶舌说某个希腊王就是被猴子咬了一口死掉的。这桩争风吃醋的喜剧终于落幕了，猴子马上被退给原来那家戛纳店铺，毕加索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担心自己会像那个希腊王那样死于非命。而朵拉眼看着去除了眼中钉，不动声色地暗自庆幸。
　　现在毕加索的宠物中只剩下一只新买的狗了。艾尔福特早被遣送到德兰布雷去陪伴特蕾丝和小玛丽亚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阿富汗猎犬卡兹贝克（Kazbek）。毕加索的一幅画中，这狗把朵拉压在身下——按照毕加索的说法是想要强调”女人的兽性“。新的女人，新的房子和新的狗。毕加索养着各种各样的狗，就像他养着各种各样的女人。极度的亲昵之后接着就是完全的冷漠。维系的时间长短不过是看毕加索自己的喜好罢了。
　　毕加索和朵拉在穆更时曾经度过了欢乐时光，他们在乡下游玩时，路途中所见的花朵和船只也被画成了美好的图画。多数时候，他们让马赛尔开着小汽车载着他俩出去兜风。现在马塞尔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萨巴特的地位，成了毕加索的贴身仆人。毕加索一甩开奥尔嘉以及她的那套上流做派，就命令马塞尔把那套制服脱了，再也不许穿。可是马塞尔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乐意。毕加索后来说：”我以为他会喜欢，可事实上像是剥夺了他的什么东西。干涉别人的生活总是粗心大意。我小时候有次看见一只蜘蛛想要捕食撞在蛛网上的蜂子，我心想：这可恶的蜘蛛要伤害这可怜的蜂子了。于是我拿了块大石头…… ……然后我恐惧地发现我把它俩都杀死了。“不管情不情愿，马塞尔还是脱了那套制服，跟他主人一起过起了奢华的穷酸日子。
　　毕加索坐着汽车兜风，最爱的路线是去尼斯拜访马蒂斯。马蒂斯1916年开始就定居在尼斯了。毕加索无休止地贬损马蒂斯，同时心里时刻在意着他。他刻薄马蒂斯：”比起我来，马蒂斯就像是个少妇“。可是他离不开尼斯。就好像毕加索心里清楚，马蒂斯已经穿越了那扇神秘的大门，而自己却还被关在门外边。
　　马蒂斯有次给历史学家乔治·贝松（George Besson）写信说：”有很多东西我都想要去了解，其中大多数是关于我自己的——半个世纪的辛勤绘画和思考之后，那堵墙还在那儿。自然，也就是我的天性，还是神秘而不可言的。同时我也相信那微弱的光芒还在忽闪忽闪，这让我的混乱状态还有点儿头绪，我时不时发出的呼救也有了点儿回应。“马蒂斯的这种状态可能对毕加索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毕加索从来没对自己的天性感过兴趣，他也从来没想这让自己的混乱状态变得井然有序。于是他亲近马蒂斯，与此同时也讥笑马蒂斯，就像是个中学生喜欢讥笑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毕加索的苦痛艺术到马蒂斯梦寐以求的”平衡、纯净与宁静的艺术“，中间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这也是毕加索孜孜以求的目标。
　　9月中旬回到巴黎，毕加索开始有了扭曲朵拉的脸孔的热望。10月26日，毕加索56岁生日的当天，他完成了《哭泣的女人》（Weeping Woman）一画。[图940][图941]罗兰·彭罗斯仍然生动地记得他和艾吕雅走进画室，第一眼看见那幅《哭泣的女人》的情景。那幅画还晾画架上，颜料还没干。”虽然只是一女子侧影，可是却有着朵拉·玛尔的一双多情的黑眼睛，她穿着节日盛装，忽然面对致命的打击。这幅光芒四溢的小幅油画一下子让我和艾吕雅说不出话来了。我们热烈地赞颂了一番之后，我听见自己对毕加索说：‘啊！这幅画能卖给我吗？’接着我晕晕乎乎地听见毕加索的回答‘怎么不能？’接着我们签了张250英镑的支票，买下了这幅旷世杰作。“
　　毕加索简单地解释了朵拉痛苦的脸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让她以痛苦的面目出现，这不是出于色情，也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愉悦，而是出于我自己所感受到的形象。“可事实上呢，他所谓的感受到的形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出自朵拉自己。尽管朵拉是个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痛哭，焦灼，可毕加索却单单只关注她个性中最痛苦的一面。毕加索给朵拉画的狂乱的肖像，都是剖析的镜子，预言着朵拉很快就要变成这样的命运——把美丽的天鹅画成一只丑小鸭的形象。就像有些人一眼能看出别人身上最积极健康的地方，毕加索能够一眼看出熟人身上最神经质、最病态的东西。[图050]
　　毕加索后来说：”我没有爱上朵拉·玛尔。我喜欢她的地方并不是男欢女爱。我常常对她说：‘你别勾引我，我并不爱你。’你就去想象接下来那充满泪水和歇斯底里的场景吧！“毕加索折磨着朵拉的同时又欣赏着她的聪明才智和本事。毕加索提起卡兹贝克时说：”朵拉觉得他像只大龙虾。“提到某一部稿子：”我看过了，朵拉也看过了。“提起一些照片：”朵拉和我一起，我们从头看到尾。“他总是提到”朵拉说过这个“，”朵拉读过那个“，”朵拉注意到这个“，”朵拉做过那个“，同时他又操纵着朵拉，想要把朵拉身上他欣赏的那些才华抹除掉。
　　毕加索操纵起自己的生意事务来，一点也不比感情生活逊色。毕加索的生活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无时无刻不在算计着。他在金钱方面极其隐秘，不论是把钱塞在床单下面，还是到瑞士银行去取款，毕加索都小心谨慎，尽量不被那些”邪恶的眼睛“捕捉到。1937年11月27日，毕加索出发前往瑞士。这次去处理经济事务被他以别的借口轻松掩饰了过去。这次瑞士之旅名义上是他所宣称的度假之旅，其实却是”一桩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毕加索不得不去一趟瑞士。“他16岁的儿子保罗·毕加索抢劫了一家珠宝行，惟一拯救儿子免于坐牢的办法就是申诉保罗是精神病患者。因此毕加索带着他”患病的儿子“（某篇报道中的说法）来到了伯尔尼（Bern），保罗被送进了普朗金医院（Prangins），这时只有拿得出大把大把瑞士法郎的人才能呆的地方。米西亚·塞尔特去瑞士去做眼部开刀时，去探望了她的教子保罗。她告诉保罗与其冒着坐牢的危险去抢劫珠宝店和贩卖毒品（保罗很自豪地供认不讳），还不如”去偷他父亲的油画出来卖，这可挣钱多得多。“
　　毕加索进了身为人父的责任，处理完经济事务，他就到伯尔尼乡下的一个小酒馆和赫尔曼·鲁夫（Hermann Rupf）一起吃午饭，赫尔曼是毕加索作品的瑞士籍收藏家，他从1908年”洗衣船“时代就购买了毕加索的一幅素描。卡恩威勒介绍毕加索去见保罗·克里 （Paul Klee）。克里从希特勒德国的魔爪下死里逃生，现在穷困潦倒地生活在近郊。毕加索喝了点儿朵勒酒（D?le），吃了碟糖炒栗子，才姗姗来迟。这次见面真是奇怪，一位是前途迷惘、老病交加的德国大师，一位是前途光明、糜烂堕落的西班牙大师。这次会面奇怪而局促，克里太太最后弹起了钢琴，用巴赫的曲子来解围。克里死后，毕加索用两个词来形容他：”帕斯卡-拿破仑“。尽管这两位大师的艺术世界并没有沟通的桥梁，可是毕加索显然很欣赏克里那充满灵性和充满意志的混揉体。
　　1937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一篇毕加索寄给纽约市的美国艺术家协会的文章。”我想要在此时此刻告诉大家，我历来就相信，一切生活中或作品种充满灵性的艺术家是不能够对这场战争无动于衷的，这场战争关系到人类和文明的生死存亡。“这又是一篇艾吕雅炮制出来的政治声明，声明下面签着毕加索的大名。这样双方获益：艾吕雅的想法借着毕加索的盛名远扬，而毕加索的名声也远远超出了艺术圈子的范畴。
　　1938年初，毕加索越来越多地呆在德兰布雷了。这倒不是特蕾丝的魅力，而是女儿小玛丽亚的功劳。玛丽亚现在已经2岁多了，长得十分像她父亲，方额头宽下巴，眼神犀利。玛丽亚成了毕加索作品中的新形象。他没有像当初画保罗那样美化女儿，玛丽亚的脸是焦急的，害怕地把皱巴巴的布娃娃紧紧抱在怀里。玛丽亚后来回忆起50年前：”有人来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的固执。我只喜欢吃甜食，于是他们就把每样东西都加上甜酱，爸爸给我喂饭。就像妈妈常常说的那样，在我的胃里最后会混成一团。就是现在我吃饭之前也还是喜欢先吃点儿巧克力甜点，而不喜欢喝香甜美味的开胃汤。我最喜欢过生日的时候晚餐是各种口味的巧克力甜点，我和保罗的成长过程完全不一样——保罗生来就被人监护得密不透风，一举一动都引起大家注意，他总是举止优雅得体，拥有一大堆昂贵的玩具。我的玩具都是‘土生土产’的玩具，我在想象中把它们变成各种各样的东西。没人管束着我洗澡，没有保姆之类的人管束我。我们根本就不是个正常的家，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 ……“
　　在玛丽亚的洗礼上，毕加索担当了她的教父，而她出生证的父亲一栏却写着”未详“。当她的小朋友们问起她叫什么名字，毕加索就会回答是”康契塔“，小朋友们会故意追着问：”康什么来着？“在法文里面，”康“的意思是傻瓜、笨蛋。于是毕加索和特蕾丝就称呼她”玛丽亚“，这个名字从小姑娘嘴里发音出来像是”玛雅“（Maya）。毕加索说：”玛雅！真是好极了。真是天底下最美好的形象。“于是从此之后大家叫她玛雅——玛雅·沃尔特（Maya Walter）。
　　特兰布雷的名字混乱还不光是”玛雅“这个名字。有一天毕加索突发奇想，让大家称呼他带来的两个管家女仆为”玛丽·特蕾丝“。玛雅回忆起这件事把它当作笑话讲：”于是一喊起玛丽·特蕾丝，她们三个就全都赶过来了。“毕加索的取乐方式一贯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他通过给女仆取名的方式来羞辱贬损特蕾丝，来明确她的谦卑低下的地位。
　　毕加索打着取笑和游戏的幌子，似乎乐于把身边亲密的人当小丑来戏弄。他最喜欢的游戏之一就是让大家在饭店里一个接一个地唱歌，不管他们的嗓子有多难听。这就是他们给毕加索的权威和专制。他们越是左右为难，毕加索就越是为自己的小把戏洋洋自得。
　　希特勒忙着侵吞奥地利，以及佛朗哥忙着让西班牙共和政府屈膝投降的同一年，毕加索在艺术作品中把公鸡变成了残暴和酿造悲剧的化身。毕加索曾经断言：”公鸡！到处都可以看见的公鸡！就像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一样，我们得重新发现公鸡，就好像柯罗重新发现清晨、雷诺阿重新发现少女一样。“毕加索不仅重新发现了公鸡，而且还把它的传统意义统统改变了。艺术研究者维拉·米斯菲尔德（Willard Misfeldt）写道：”在这里，公鸡打鸣不再意味着黎明的到来，而是一个拉响恐怖和恶兆警报的守夜人。“
　　正是在这种焦急的恶兆情绪当中，4月的一个下午，毕加索牵着卡兹贝克正在圣日耳曼大街上散步，他迎面撞见了萨巴特。他们已经阔别一年多了。这次是个胆怯的会面。他们的话题说来说去都围绕着这只宠物狗，毕加索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好像他从来没有辜负和抛弃过萨巴特一样。毕加索邀请萨巴特上他家去。”这段时间你好久没来了。你跟我来——去吗？——我带你去看看我在奥古斯丁大街的画室。不远，就在隔壁。“可是萨巴特心中的伤口被他伤得太深了，现在还在滴血。这一年来他的日子惨不忍睹。被毕加索拒之门外也就意味着被全世界拒之门外。他又回到了从前在南美洲一些庸俗小说为生的时代，完全脱离了昔日毕加索轨道下的兴奋与目标。毕加索邀请他去奥古斯丁大街家中，简直就是对着他大唱妖女之歌。萨巴特得像尤利乌斯那样掩着耳朵，竭力不掉进他的诱惑之网。萨巴特极力推辞，推说下一次再去。
　　可是这推托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到了6月份，穿着彩色制服的邮差来到萨巴特家门口：”萨巴特我的朋友你答应我要来看我我知道你不想被人撞见要是你想来看我我们可以秘密相会只要你想来波耶蒂大街就一大早写信给我你的朋友毕加索还有件事帕克·杜里奥想要见你我已经约好下周星期二三点半到四点我们等着你今天是6月30日星期四MCMXXXVII。 “
　　这一回女妖之歌让萨巴特难以抗拒了。毕加索的一团热情，信中用红色、橙色、紫色、绿色和蓝色写就的文字，既答应重修旧好，又邀上了年轻时代的老友从中说和。于是7月5日，”在约好的时间里“，萨巴特来到了奥古斯丁大街。毕加索让萨巴特忆苦思甜了好一会儿之后，接着就动身去了穆更。毕加索再次从萨巴特的生活中消失了，把他撇在那里等待下次传唤。
　　这次去穆更走得很突然。那天艾吕雅夫妇、朵拉和毕加索像往常一样，晚饭过后一起到圣日耳曼大街的咖啡馆聚会，忽然间就心血来潮要离开巴黎。他们跑回家取了行李，然后在暮色里坐着小汽车前往穆更。没过几天，特蕾丝也带着玛雅也随之来到了穆更。接着而来的是奥尔嘉。特蕾丝是奉毕加索的口令而来，奥尔嘉是不请自来。毕加索故意把行踪透露给她们，再次造成女人们之间争风吃醋的局面，这样才能平衡他那同样矛盾重重、紧张挣扎的内心。[图045]
　　希特勒着手完全侵吞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佛朗哥向西班牙共和政府加强了迫降的压力，这正是历史的关键时期。政局的紧张只有影响到毕加索感情私生活的骚乱时，毕加索才能感受到时局的震撼力。这个夏天便是如此。8月18日毕加索在饭店里画的那幅风景画，便与穆更那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毫无干连。这是一幅黑暗、毁灭和纷乱的风景。这比8月21日画的那幅《基督受难》（Crucifixion）更能反映出他的情绪状态。在《基督受难》这幅画中，圣母玛利亚咽下儿子身上的鲜血，而玛丽·玛格达琳则淫亵地握住基督的生殖器。毕加索这幅最新的《基督受难》中大肆铺陈对女性的厌恶，这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女人的态度——假她们之手，让她们互相之间攻击、折磨。毕加索把她们诱了进来，让她们之间产生敌意，加强她们对自己的依赖性，然后毕加索就能自哀自怜了。毕加索性格中”色情倾向“的另一面是”受虐倾向“，也就是”得假想出点儿什么东西来折磨自己。“
　　萨巴特受毕加索影响，同样对女人很厌恶。他的回忆录中描绘出的世界完全站在男人的角度，这让毕加索的自哀自怜有了根据，尤其是他把毕加索描绘成一个沦陷于女人之手的受害者。11月3日，毕加索一回到巴黎就给萨巴特写信：”亲爱的萨巴特。今天下午你能来奥古斯丁大街吗？你一定要来哦，你会看到一些让你想哭又想笑的东西，而且我们会谈些别的事情…… ……“
　　萨巴特当天下午就去见了毕加索，从那天之后每天上午他都去一趟，而毕加索往往还没有起床。毕加索最初的借口是想要萨巴特给他打字誊稿子。当萨巴特抗议说稿子已经誊过一遍了时，毕加索就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那有什么关系。你再誊一遍难道又能损失些什么。“他们又开始了改头不换面的生活。”我们走下去会很有前途。“毕加索说这话时情绪激昂，至少让萨巴特像当初回到巴黎那样对他深信不疑。
　　1938年底的某一天，毕加索去拜访格特鲁德在克里斯汀大街（rue Christine）的新家。格特鲁德告诉毕加索小狮子狗巴斯卡特走丢了，她心里万分悲痛。很多朋友都劝她再养一只小狮子狗来代替原来的那只，可毕加索劝她说自己曾经这么做过：”太难受了。新的这只老让我想起旧的那只，我越盯着它看，越是心里难受…… ……比方说要是我死了，你早晚会在街上再看见一个名叫毕加索的，可是那人不是我。这是一样的道理。你千万别再养只一模一样的狗了，养只阿富汗猎犬吧。“格特鲁德没采纳这意见，又养了一只白色小狮子狗，给它取名叫巴斯卡特二世。格特鲁德说：”国王死了，新王万岁。“她说毕加索这种感觉是出于 ”不认同相似者和继承者“的西班牙人天性。
　　12月20日上午，萨巴特到了画室发现毕加索躺在床上，坐骨神经疼得他动弹不得。只要稍微动弹一下就疼得不得了。医生要求用按摩和热敷，还得三个月静养在床，可是这一点儿也没能舒缓痛楚。探病的人鱼贯而至，萨巴特鞍前马后地伺候着。只有不停地聊天才能缓解他的痛苦。因此萨巴特就听毕加索聊些”想要做又没做的事情以及没想要做又做了的事情。“他谈到了自己的画作，两人来来回回地说着西班牙谚语。毕加索说：”那句谚语说得真对啊：‘长着胡子肯定是圣安东尼，否则就是不折不扣的康塞普雄。’就是这样，说得对极了。艺术作品中的伪装合作做有什么用呢？重要的是真诚、有力度。这是真实的真理。我们自我标榜的未必是出自我们内心的…… ……一把吉他！不知你是否知道，我最开始画吉他的时候手头根本就没有把吉他…… ……大家以为我画的斗牛是活生生的斗牛图，他们都错了。我画那些斗牛图的时候还没有去看斗牛比赛呢，我画这些画不过是想给自己去看斗牛比赛搞张票而已。“
　　圣诞节那天，忠诚的朋友萨巴特得到了一张肖像画，萨巴特被画成16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Philip II）时期的贵族，戴着褶领，打扮齐整。这就是一幅装扮成古代装束的20世纪的代理人肖像。
　　这痛苦从未远离他。毕加索向萨巴特抱怨说：”目前还是很疼。别担心，我永远不会觉得孤单。“接下来的痛苦持续了好几个月，毕加索不得不接受画商皮埃尔·罗布的建议，让他叔父克洛兹医生（Dr. Klotz）用炙神经疗法来治疗。可是医生刚把仪器都插上就烧了保险丝，于是手术不得不滞后一天，并且另找一个插座。他们一转身，毕加索就在背后对萨巴特说：”我们又赢得了一天。“——又赢得了幻想疗法能管用的一天。[图107]
　　第二天医生和马塞尔一起上门了，毕加索忽然变得焦躁起来，他又办起了惯常的角色：毋庸置疑地断定会发生最糟糕的事情，并且已经发生了。他喊起来：”我不要做治疗，今晚我们肯定会四处黑漆漆的。要是房子没烧光倒算是运气了。为什么我要卷进这无聊事中来？“幸运的是，毕加索的预言没有应验到自己身上来，房子没有被烧光，这确实够无聊了。毕加索从床上跳下床，左脚探探右脚探探，简直是个奇迹。他像个马戏团小丑给大家鞠了个躬，然后仰天倒在床上喃喃道：”现在不疼了，你们走吧。“
　　新年伊始，毕加索接到母亲玛丽亚的死讯，玛丽亚死于1939年1月13日。紧接着不到两周，又传来了巴塞罗那于1月26日沦陷的消息。83岁的老太太玛丽亚的直接死因是肠梗塞，可是显然内战也带来了沉重的一击。她的六个孙儿孙女中只有两个没上前线，一个是孙女，一个是最小的孙子热姆，祖母玛丽亚死的时候他才14岁。他俩和妈妈一起代表整个家族参加了葬礼。
　　毕加索还呆在巴黎。热姆·维拉脱说：”他本可以来参加葬礼的。可是他那脾气是要躲开这种场合的。他爱的人死了之后，他喜欢从此对那人缄默不言。“毕加索虽然痛苦却不哀悼，因此新的悲痛添加到未愈的旧伤口上，也只不过使得毕加索的心肠变得更硬而已。那一年里，毕加索后来就”无穷惆怅的中心“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被拽下无比黑暗的深渊的心境。诗中的”鹰“象征着毕加索，”呕吐出它的翅膀…… ……它‘呕吐’出自己的善良“。毕加索也同样离善良、爱情和怜悯心越来越远。母亲无条件的爱和包容是他的避风港，尽管毕加索已经多年没有去看她了，可是只要玛丽亚还活着，这种爱的包容就还有可能存在着。当玛丽亚死了，这种爱的包容也就随之而去了。抛下毕加索永无休止地在妄自尊大和自哀自怨中徘徊。画家安德烈·罗特 （André Lhote）在当年3月份描写毕加索：”就像是尊不安分又不安稳的神，他每天都捣鼓出一个世界末日的象征物。“
　　3月28日，马德里沦陷。西班牙内战结束。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上写道：”佛朗哥对这场战争毫无感情，当他得知自己胜利了，连眼皮也不抬一下。“士兵、市民，男人、女人和孩子，共计有50万的难民奔向法国边境出逃。法国政府把他们塞进难民营，像动物一样对待。在这些难民中就有毕加索的两个侄子，亚威尔（Javier）和芬恩（Fin）。要是有人肯出来认领难民，法国当局是乐于放人的。于是毕加索派了马塞尔前去法国南部的阿吉莱（Argelès）去认领两个侄子。把他们领出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两个侄子要能听见喇叭里喊他俩的名字。难民营里太纷乱嘈杂了，只有通过广播喇叭才能找到某个难民，根本没有登记在簿，因此有很多人来认领难民却被告知失踪。马塞尔领着亚威尔和芬恩回到巴黎，两个侄子在巴黎住了一年，然后再回到西班牙故乡。
　　与此同时，西班牙共和青年玛里亚诺·米格尔（Mariano Miguel）走进了毕加索的生活，他的身份是政治秘书，负责协调各方面对毕加索去挽救失败了的共和政府的要求。基督教贵格会从美国寄给毕加索一大笔钱，米格尔的一项职责是确保这笔钱都用于图卢兹（Toulous）的一家医院拯救难民。毕加索担任的荣誉职务是给贵格会这笔基金作委托人、西班牙知识界欢迎会的委员，并参与各种信函的联合署名。然而也是要求毕加索以个人名义回应，他就越是敷衍应付，甚至是铁石心肠，就好像他害怕自己走得太近会卷入别人的苦难中去一样。贾加洛的女儿让毕加索伸出援手去拯救难民营的一位老朋友，得到的回应却如同石沉大海。这个15岁的小姑娘请求毕加索捐助一些早就不穿的旧衣服，毕加索打了个哈哈：”这些衣服太脏了。我都不穿了的衣服没人会愿意穿。“
　　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毕加索惟一的惯例是去蒙马特的拉古里耶（Lacourière）工作室忙活铜板蚀刻画。他想要出版一本诗歌自选集，插图全部用自己的版画。毕加索和沃拉经常兴冲冲地聚在一起讨论这桩事情。到了7月初，所有的计划都搁浅了下来，毕加索携朵拉一起乘坐蓝色列车前往安提贝，而马塞尔则开小汽车载着所有的行李走公路前去与他们会合。曼雷把阿尔伯特一世王宫的套间让出来给他们住。生活随着度假的节奏而缓慢了下来，毕加索在海边嬉戏，每天中午打个盹，晚上和朵拉在海边散步，同时还给特蕾丝写些肉麻的情书。7月19日那天的情书写道：[图053]我的爱人，我刚刚收到你的来信。我已经给你写了好几封信，你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了吧。我一天比一天更爱你。你是我的一切。我要为你、为了我们的天长地久而舍弃着所有的一切。我爱你。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我的爱人。要是我有什么不开心的，那就是因为我没有想自己希望的那样子属于你。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可我想让你感觉幸福，只感觉到幸福。为着我可以做任何事。我在瑞士遇到了一些麻烦，可是那也没什么。要是我能让你不流一滴泪，就让他们把所有的眼泪都送给我吧。我爱你。问问我们的女儿玛丽亚，千次万次拥抱你。
　　你的，毕加索7月22日，欢乐的度假情绪突然蒙上了阴云，沃拉死了。沃拉的司机（也叫马塞尔）开着车，在巴黎郊外40公里的地方出了场车祸，挂在车的后部的梅约勒（Maillol）的铜雕掉下来，把正在后座昏昏欲睡的沃拉砸折了脖子，盆椎粉碎性骨折。当晚沃拉就在凡尔赛的一家医院里宣告不治。[图129]毕加索陷入恐慌之中，不是因为沃拉的死讯，而是因为与车祸相关的种种细节的巧合。巧合之一是沃拉是被一件艺术品砸死的；巧合之二是这艺术品是梅约勒的作品，沃拉很赏识此人，而毕加索打心眼儿里讨厌；巧合之三是他俩的司机名字一模一样，都叫马塞尔。这让毕加索对冥冥中的力量更加恐惧。毕加索自认为这种种巧合都是出自冥冥上天的邪恶之手。这只手没有给他带来奇迹，却给他带来了恐惧。毕加索发誓从此再也不让马塞尔开车载他，他于是自己乘坐火车去参加沃拉的葬礼。
　　沃拉7月28日下葬，第二天晚上毕加索和萨巴特就离开巴黎去了法国南部，他们连夜出行以免错过在弗雷茹（Fréjus）举行的斗牛比赛。尽管毕加索不久前才发的誓，可他们又坐上了马塞尔开的车。尽管沃拉惨遭不测还历历在目，毕加索出发前把全部责任都暗暗在心中推给了萨巴特，是萨巴特想要乘坐汽车的，是萨巴特决定乘坐汽车的。如果神灵在旅途中要归咎的话，就归咎到萨巴特头上吧。毕加索对萨巴特说：”要是你不想去，没人押着你去。“毕加索竭力想淡化这次去看斗牛比赛是出自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对我来说这样那样都没什么，一两场斗牛比赛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尤其是我们要去看的这场比赛…… ……没什么了不起…… ……我得跟你有言在先。“俯首帖耳的萨巴特总结道：”从那以后，就好像是我多事、是我撺掇着要去看这场斗牛比赛了一般。“然而一切都非常顺利，没发生什么不测。斗牛比赛结束了，他们又开着车回到了安提贝。萨巴特住进了一家旅馆，接下来的几天里被毕加索带领着游览了整个里维拉（Riviera）。这两个大男人一起去尼斯、朱安雷潘和蒙特卡洛旅游观光时，朵拉被远远地抛在了脑后。
　　战争的气息已经酝酿了很久了。8月23日希特勒与斯拉林（Stalin）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场大战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希特勒私下里把这新的盟约称为”和魔鬼撒旦签个协议好去扫平那帮小鬼“，可表面上还是要公开举杯庆祝一番。就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宴的当晚，就出现了保罗·约翰逊所说的”忽然发现一个目标、方法、手段和道德都一致的团体。这些盖世太保们在房间里团团坐着，彼此热烈拥抱，弹冠相庆，像是两伙匪帮拼在一起，之前还互相火并厮杀（也许很快又会火并厮杀起来），可是现在是上了同一条船了。“
　　全世界的国家、政党和个人都不得不对这个新的事实作出反应。英国和极不情愿的法国都开始了民兵动员。遍布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党开始修改反纳粹的政策，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向德国鼓吹和平。旅游观光者一哄而散，48小时之内安提贝完全变了样：到处都是军队，海滩上空空如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还留在咖啡馆留心听着广播。毕加索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撤了。可毕加索还没有下定决心，他在等什么？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在等着什么来维系这平衡。他家的门房此时也应召入伍了，事态严峻，已经迫近家门口了，毕加索必须得拿个主意。第二天，毕加索就带着朵拉、萨巴特和卡兹贝克一起乘坐头班列车回到了巴黎，让马塞尔收拾他的画作随后开车而至。
　　回到巴黎也并不好受。包括艾吕雅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参军入伍了，剩下的这些人一天到晚谈论着迫在眉睫的战争。毕加索像是被刺痛了，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于是发起脾气来。他一回到巴黎就这么跟萨巴特说：”他们要靠发动战争来惹恼我，那他们也未免太过分了一点，你觉得呢？可是老实说，你不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吗？先是沃拉死于非命，接着是——我才刚刚开始着手干呢。我现在不敢画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认真做事。你看看我现在做的事…… ……一无是处。当然我自己知道。但这段时期对我来说不过是暖身而已。我刚看是把这些看明白，现在战争又来了。不过你不要觉得这是第一次。同样的事情年年都会上演…… ……就像去年一样。总是一回事。要是就此打住才真是运气！“通过沃拉的不测，通过迫在眉睫的战争，通过每年都要发生的一些纷扰，毕加索真的相信冥冥中有一股邪恶力量影响着自己的绘画风格。
　　布拉萨伊回忆起那个时期的毕加索：”他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看起来茫然无助，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实上毕加索是在心里盘算着想要采取行动，至少要挑衅一下跟他作对的宿命。后来法国同样也沦陷时，毕加索让马尔霍不要试图去支援法国抵抗运动来挑战命运。毕加索买了好几十个木箱，开始把波耶蒂大街和奥古斯丁大街的油画作品装箱。布拉萨伊回忆起那次装箱”简直像是拆卸卢浮宫一样复杂。“这些行李实在是太庞大、太沉重了，9月1日，毕加索抛下这些东西迅速撤离巴黎。他和朵拉、卡兹贝克、萨巴特夫妇一起去了洛扬（Royan），这次他倒是没有让特蕾丝跟着随行，因为他前往的地方正是特蕾丝带着4岁的玛雅正在消夏的地方。毕加索和朵拉在老虎饭店（H?tel du Tigre）订了个房间，他告诉朵拉他的画都放在热比耶别墅（Villa Gerbier de Joncs）的一个房间里。其实呢，根本没必要弄一个热比耶别墅的房间来放画，特蕾丝和玛雅早就已经入驻了。
　　9月3日，毕加索抵达洛言的第二天，战争爆发了。他除了害怕战争之外，还害怕一件事情：他没有外国人居留特别许可证，这样他相当于是非法逗留。因此毕加索拉着萨巴特跟他一起回巴黎呆了一天。没过几天他又回巴黎去买油画布。他一连呆了两周，大部分时间都去找熟悉的老地方，打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法国发动战争总动员时，毕加索仍然忙于个人成就的种种琐事：多个作品全球巡回展、尤其是11月份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开幕的40年作品回顾展。为了宣传造势，毕加索花了一整天时间在奥古斯丁大街、在丽普啤酒馆、在弗罗尔咖啡馆摆造型，让布拉萨伊给他拍摄照片，照片将刊登在《生活》杂志（Life）上。全世界都还不知道什么叫炒作造势时，毕加索已经把这一套把戏玩得很熟了。事实上，毕加索想尽各种办法来造势。他生活的每一阶段都在想方设法把作品的身价和自己编造的传奇经历捆绑在一起。金钱，对毕加索而言不仅仅是交易媒介，而且还是他名气的惟一衡量标准。
　　战争一爆发，美国大使馆就邀请马蒂斯和毕加索前往美国。两人都拒绝了。对毕加索来说，要突然脱离他的生活、他的女人、他的家园、他的咖啡馆和他的习惯，这是他难以想象的。要说战争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战争使他害怕与生活中的每个人断了联系，使他的生活完全失去平衡。毕加索甚至都开始定期去探望奥尔嘉了。当然是接着讨论保罗的问题的名义去的，保罗现在还在瑞士。不过毕加索显然是冲着奥尔嘉来的，他亲自给奥尔嘉零零碎碎送一些钱过去，而不是通过双方律师来转交，这样表明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藕断丝连。
　　回到洛扬，毕加索仍然周旋于朵拉和特蕾丝之间，而萨巴特自始至终在旁冷眼相看。萨巴特和卡兹贝克一样，任由毕加索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萨巴特总是和毕加索一起去海港，那里有一家他们常常光临的小杂货铺，萨巴特叫它是”家居纪念的墓地“。毕加索在那里流连忘返，随便一个什么东西都要看上老半天：一盏破煤油灯、厨房用的壁炉、一张兔皮或是一个扭坏了的鹦鹉笼子。毕加索对萨巴特说：”你真难以想象我多么喜欢这里。要是我可以自己主张，我就要把所有的家当都拿来，自己住在这里。“
　　一般午饭后毕加索都要把自己关起来绘画，直到晚上。有一天，他刚画完一张小姑娘的画像，出门时一眼就看见一个小姑娘像极了画中的小姑娘。毕加索害怕极了。这再次证明了冥冥之中的邪恶力量。毕加索被这无所不能的邪恶力量搞得害怕极了，以至于他想租房子都不敢去敲房东的门。他觉得敲敲门就意味着试探命运。所幸街角有一家房产中介，毕加索不必敲门就可以进去。1940年1月中旬，他去房产中介不久就拿到了瓦利耶别墅（Le Voiliers）三层的钥匙。毕加索在海滩散步时就曾经对这套阳光别墅青睐不已。这里是中立地带，既不靠近老虎饭店的朵拉，也不靠近热比耶别墅的特蕾丝。
　　房东安德烈·罗兰（Andrée Rolland）和她母亲住在瓦利耶别墅的二层。罗兰小姐自己也画一些画，所以她对住进来的新房客印象很深。于是她密切观察着三楼的人客往来。不过往来的人客很少。罗兰小姐说：”一个人也没见，除了那位形影不离的萨巴特先生，绝对没有人进过毕加索的画室。“这里对朵拉和特蕾丝都是禁区。有一天特蕾丝正好路过此处，发现大门敞开着，于是就进了这幢别墅。罗兰小姐听见有动静就出来看看是谁。她发现一脸痛苦的特蕾丝看着放在门厅的调色板。特蕾丝问道：”你知道是谁把调色板放在这儿的吗？“房东太太说不知道。特蕾丝更是不依不饶了：”你没见人上楼？“罗兰小姐不敢肯定地说：”没人。“特蕾丝转身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朵拉回来取逛街时买的调色板。她也得乖乖地听毕加索的吩咐，不敢跨过门厅一步。特蕾丝也是如此。她一看见朵拉的调色板，就担心毕加索没有公平对待她俩，就担心毕加索会偏心向着朵拉而把她忽略掉。
　　毕加索让这两个女人分居不同的地方，可他却不肯撤走那根让两个女人彼此对抗的丝弦。毕加索非得让特蕾丝与安德烈·布雷顿的妻子雅克琳（Jacqueline Breton）交往。雅克琳此刻住在洛扬，而她丈夫此时正在布瓦提耶（Poitiers）效命。雅克琳在这个小镇上的闺中密友就是朵拉。毕加索明知道雅克琳和特蕾丝交往这件事肯定会让朵拉不高兴。这让毕加索看起来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两个女人长得很像，常常有人把她俩搞混。玛雅和雅克琳的女儿奥布（Aube）成了好朋友。朵拉觉得雅克琳辜负了自己，毕加索再次享受到妻妾们争风吃醋的乐趣。
　　只要毕加索想要逃离自己惹出来的麻烦，他随时都可以躲回瓦利耶的三楼。事实上，他租这个房子的主要用途似乎就是为了女人的平衡。他很少画画，因为还很难适应明媚的阳光以及美丽的风景。毕加索对萨巴特说：”当个画家真好啊。一场美丽的画面让人沦陷其中……我一整个下午都在看眼前的灯塔，以及穿梭往来的渡船。要这样下去，怎么也会走不远。“这静谧的风景只能让他的不安烦躁越来越糟。2月初他又开始奔走于洛扬和巴黎两地。2月份大部分时间在巴黎，然后3月份回到洛扬住了两个礼拜，接着又回到巴黎，接着又在5月中旬回到洛扬。这回朵拉受到特别眷顾，能够陪着毕加索前行，而特蕾丝被抛弃在了洛扬。
　　德国人的”闪电战“攻占了比利时、入侵了法国、穿越了”无法逾越的“马其诺防线。现在德国军团已经威胁到了巴黎，显然在留在这座城市里实在是太危险了。5月16日，毕加索想要乘坐列车回洛扬，他在街上遇见了马蒂斯。毕加索问道：”你这是要去哪里？“马蒂斯回答说：”我去裁缝那儿。“”什么！难道你还不知道防线已被完全攻破，军队已经乱成一团，完全乱了阵脚，德国人已经逼近斯瓦松（Soissons），可能明天就到巴黎了吗？“马蒂斯冷静地答道：”即使那样，还有我们的将军，我们的将军现在怎样？在做什么呢？“毕加索一句话总结，表达了两位画家对学院派艺术传统的蔑视：”我们的将军呀，他们就是美术学院的教授。“
　　回到洛扬，毕加索从德兰布雷的花匠口里听说，德兰布雷的宅子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毕加索焦急地等待着更多的消息，他十分担心家里那些油画和雕塑的下落。花匠打电话过来说德国兵都出去参加军事演习时，毕加索马上带着特蕾丝赶到了德兰布雷。他们发现大件的家具全被搬到了院子里，整个院子成了德国士兵的食堂。床单、丝绸的衣裙、衬衫和婴儿衣物也都成了他们的抹布。不过，这些统统都无关紧要。毕加索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抢救出油画和雕塑。从那以后，每次德国兵出去军事演习，毕加索他们就会火速赶来从这些德国佬手里”偷“回一些东西。玛雅记得父母曾经在一起谈到当年德国兵那些愚蠢的破坏行为。她的父亲毕加索尤其痛心疾首的是一尊中世纪的基督蜡像，居然被德国人当成普普通通的蜡烛给烧掉了。
　　战争就在毕加索的画中——并不是这场战争，也不是具体某一场战争，而是通常引发战争的那些阴暗、愤怒和仇恨。6月，德国军队进驻洛扬，毕加索画出了他生平所绘的最野蛮、最有报复心理的女性形象：《长发裹身的裸女》（Nude Dressing Her Hair），画中人的形象是朵拉。毕加索生活中的暴力色彩并不输给画中描绘的残暴。他常常殴打朵拉，好几次把朵拉打得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就这样，高贵的公主被毕加索变成了一只癞蛤蟆，爱的激情变成了一场恐怖。在毕加索的一幅画中，朵拉被画成一个长着狗脸的女人，毕加索完全把女人转变成了一只卑贱的畜生。朵拉就像玛丽·葛多（Mary Gedo）所说的那样，跟卡兹贝克没什么两样，”只要毕加索吹声口哨就跑过来了。“1939年至1940年期间，毕加索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都画有扭曲畸形的女人，脸部和身体都愤怒得变了形。毕加索对某一个女人的憎恨，已经发展到了普遍仇视天下所有女人的地步。[图054]
　　战争继续改变着毕加索的生活。6月12日，卡恩威勒逃离了巴黎，也沦为了一名背井离乡的犹太人。6月22日法国沦陷。双方签署的停战协议把法国一分为二：连同首都巴黎在内的一半疆域由德国占领，另一半是卖国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组建的维希（Vichy）傀儡政府，据说贝当曾宣称”只有食、色这两样东西最要紧。“
　　8月23日的洛扬，罗兰小姐亲眼看着马塞尔把毕加索的油画捆成一捆，装上了小汽车里，毕加索、萨巴特和卡兹贝克也跟着坐了进去。罗兰小姐回忆道：”毕加索向瓦利耶别墅悲伤地看了最后一眼，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这座别墅了。在1945年1月5日的那场轰炸中，瓦利耶别墅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朵拉乘坐火车回到巴黎，特蕾丝和玛雅还留在那儿。罗兰小姐去市场排队买东西时常常会碰巧撞见特蕾丝，战时物资匮乏，所以买东西的队伍都排得很长。特蕾丝总是想要解释一下：”还不是为了家里的小孩子我才上这儿来。“，接着又要询问一下毕加索是否记得按时交付了房租：”他总是记不得这些事！要是他忘记了，你就告诉我。“特蕾丝想要显得自己很重要，并且正如罗兰小姐所说的，显然”她向让大家都明白，她和孩子的父亲仍然过从甚密，这可不仅仅是友情而已。“
　　回到了德军占领的巴黎，毕加索仍然两边住宅都住着，直到黑市煤球的供应变得难以为继了，他才决定整个儿搬到奥古斯丁大街这边的宅子中来。毕加索安装了一个庞大的佛兰德煤炉（Flemish stove），因为他喜欢这个烤炉的造型和线条。可是这个炉子实在是太费煤了，而且并不怎么暖和，还制造噪音。毕加索最终不得不弃之不用，换上了一个厨房煤炉。毕加索多数时候都在卡塔卢尼亚餐馆（Le Catalan）下馆子，这是奥古斯丁大街上的一家黑市餐馆，胖老板虽是马赛人，却讲得一口流利的卡塔卢尼亚语。朵拉则在拐角处的萨伏瓦大街的住宅里恭候毕加索的传唤。她随时做好去毕加索画室或是上卡塔卢尼亚餐馆陪毕加索进餐的准备。只要毕加索拿起话筒给朵拉打电话，卡兹贝克就会跳起来跑向门口。毕加索有次惊讶地说道：”它知道我是在给朵拉打电话。天晓得它怎么知道的。不过很容易想见它此时肚子饿了，这会儿正是午餐时间。不过我常常在这个时候给别人打电话，它可没有这么上窜下跳。谁知道它怎么能通过电话线嗅出朵拉的气味的？“晚上的惯例是，毕加索、朵拉和卡兹贝克一起上弗罗尔咖啡馆去见艾吕雅。艾吕雅已经从军队里被遣散回来，现在回到了巴黎。
　　这年秋天，德国占领军决定详细清点所有的银行保险柜。毕加索被请进了位于豪斯曼大街（boulevard Haussman）的国家工商银行，毕加索在那家银行有两个保险箱，里面装满了塞尚、雷诺阿、马蒂斯以及大量他自己的作品。毕加索的保险箱紧挨着马蒂斯的保险箱。为首的那个纳粹官员一手拿着毕加索的画，一边转身问毕加索：”这些画是你画的吧？你为什么要画成这个样子？“毕加索回答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画画纯粹是自娱自乐。忽然这个纳粹军官恍然大悟似地说：”啊！这是幻想画！“他很高兴自己终于弄明白了，一口气填完了所有的单子，然后把那些”幻想画“塞回原来的地方，锁上了保险箱。
　　后来有德国军官到毕加索的住处来做调查，他们一眼就看见了桌子上放着《格尔尼卡》的照片。一个军官问道：”这是你弄出来的吗？“毕加索答道：”不，是你们弄出来的。“那天下午，毕加索坐在弗罗尔咖啡馆得意地跟一群人重述昨天的经历。这些不买账的听众中就有西蒙娜·西格诺雷（Simone Signoret）。西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从这个‘牛皮哄哄的家伙’嘴里讲出来他头天的经历，一听就觉得匪夷所思…… ……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是，他自己跟我们讲的故事，跟我们后来读到的某本写‘沦陷时期’的书中那桩正儿八经的故事完全不是一回事。“毕加索是原封不动地叙述了当时的对话，还是编造了这么一番对话呢？不管怎么样，这个以讹传讹的故事越传越神，到了最后，给毕加索充当滑稽角色的不再是那个纳粹军官，而变成了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本人。
　　这一年年底，特蕾丝带着玛雅回到了巴黎。由于德军征用了德兰布雷的宅子，特蕾丝整天忙着另外再找一处住所。她找到了一处房子离奥古斯丁大街仅一箭之地，另一处房子在亨利四世大街（boulevard Henri-IV）上。毕加索直截了当地说：”住亨利四世大街的那所。“既然毕加索发话，特蕾丝只有俯首听从。毕加索又在试探特蕾丝服从的底线了，他甚至故意去做一些特蕾丝可能会突破底线的事情。特蕾丝回到巴黎时，毕加索给了她一个装满钱的手提箱，却不许她打开来看。特蕾丝原原本本地跟艺术研究者莉迪亚·贾斯曼讲述”发现她没有听从吩咐，毕加索是如何扮演起蓝胡子角色，指责她大逆不道的。“即使是一件很小的事端，只要发生在毕加索亲近的人身上，毕加索都会夸大其实地拿来大做文章。这样做无非是想要让他人痛苦不堪，并且换来盲目的遵从。
　　为了维持这个局面，毕加索专门为特蕾丝制定了一个类似于惯例的日程表。他常常在周四和周日这两天去看望特蕾丝母女。特蕾丝生活的全部就是毕加索过来看她，在她的心里，这就是全部生活了。在一周中剩下的五天里，特蕾丝锁上家里的一间空房间，并且告诉玛雅父亲在里面工作，教她不要去打扰他。特蕾丝多年以后说道：”那时我们很幸福，没什么比这更幸福了。我知道这已经是最好的了，至少在我们周围跟别人比起来，至少还有我们俩。我们俩在一起，并且只有我们俩在一起。甚至没有小孩，甚至没有玛雅。“特蕾丝凭空想象出一个生命寄托，那里只有她和爱人，连亲生女儿都没有份。她绝望地想要抹掉现实生活，可要不是有了玛雅，毕加索可能连这点恩宠都不会施舍给她。事实上，毕加索每周过来，多数时候都没有陪着特蕾丝，而是给玛雅画像，要不就是给玛雅画一些马戏团小丑来逗她开心。
　　偶尔毕加索允许的时候，特蕾丝也会上奥古斯丁大街去找他。有一次特蕾丝上他那儿去，毕加索给她看了储藏间的大堆的金条，其中还混着几块马赛香皂。毕加索说：”万一我有什么不测，这些都是你的。“特蕾丝自从法国沦陷后，就一直在用着人造肥皂，她只买得到这种肥皂。特蕾丝向毕加索请求道：”我现在只想要这些香皂。“毕加索锁上了储藏间的门，对这请求表现得无动于衷。特蕾丝必须对毕加索的吩咐表现得感激涕零，感恩戴谢。毕加索一再对特蕾丝说过：”你救了我的命。“毕加索要求特蕾丝每天都给他写信，”你不给我写信我就会生病的。“毕加索给她的回信中满是鲜花、白鸽和甜言蜜语，就是”你是最好的女人“、”我只爱你一个“之类的话。
　　这种甜言蜜语不是出自肺腑，不是出自热恋的情人之口，而是出自一个世故的老人，而且越老越世故。再过几个月，到1941年1月14日毕加索就满60岁了。他画了一幅自画像——一个秃顶的老人戴着老花镜，似乎在写着什么。那天他正在写一个剧本前言，那个剧本显然是要归于”荒诞剧“ （Theater of the Absurd）一类的，或是归为所谓的残酷剧（Theater of Cruelty）。
　　毕加索把这个剧本命名为《抓住欲望的尾巴》（Desire Caught by the Tail），整个剧本在三天之内一挥而就。剧中人物要数”大脚丫“（Big-Foot）最像毕加索本人，因为很多剧中很多人物都爱上了”大脚丫“。”刻薄“（Tart）爱上了”大脚丫“，”忧心瘦子“（Thin-Anxiety）爱上了”大脚丫“，就连”忧心胖子“（Fat-Anxiety）也爱上了大脚丫。所有的人物，包括那些没有爱上”大脚丫“的人物，都借”刻薄“之口表达了作者自己的辛辣和愤世嫉俗：”你知道，我爱上了一个人。他两腿打颤，挨家挨户乞讨。他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现在想要找一份郊区公交车司机的工作。真是悲惨，可是你去帮他一把…… ……他会转过身来叮你一口。“这部戏每一幕都以惨剧结尾，最后一幕更是达到顶点，一人高的金球撞到了窗户上，让所有的人物都变成了瞎子。”大脚丫“最后说：”点亮所有的灯笼。我们尽力把鸽子抛出去飞翔来避开流弹，然后把炸弹炸毁的房子安全地锁起来。“
　　整部剧中没有怜悯，也没有希望。毕加索这一时期的画作也是如此。毕加索的生活遭受到谴责，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他周围的大环境，也远远要深刻于战争以及德国占领期间第一个寒冬。德国人给毕加索额外供煤时，毕加索本该说：”西班牙人绝不怕冷。“可事实上，毕加索的表现从头凉到脚。毕加索曾经说”腹中有着万道光芒的太阳“就是一切，如今太阳陨灭了，万道光芒成了冰棱柱。而毕加索创造天赋中最寒冷的恶毒莫过于那些没完没了地扭曲变形的朵拉形象、灰黯的静物中，尤其是在《死神头像》（Head of Death）一作中。这尊雕塑不是”死亡警告“，也不是反对战争破坏性的愤怒的呼声，也不是反对世间名利的虚荣。这个神奇的图腾是用来战胜死亡的，不是超越死亡，而是否定死亡，藐视死神的言行意志。而毕加索一贯的作风是自己的性命最要紧。有一次厨房里的锅炸了，毕加索以为是炸弹来了，赶紧”躲在桌子底下，全然忘了惊惶失措的特蕾丝，全然忘了同处一室的特蕾丝和玛雅还需要毕加索的庇护。“
　　整个1942年，法国抵抗力量得到了增加。1941年夏天希特勒入侵俄国，很快给了法国共产党可乘之机，法共很快在抵抗力量中迅速壮大起来。艾吕雅把他早年因艺术创作和个人自由而与共产党产生的龃龉抛掷一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共产党武装和抵抗运动的艰苦辛劳中去。就好像毕加索圈子中的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艾吕雅也毫不犹豫地以国家解放的名义，站在了斯大林冷血统治的这一边。
　　毕加索越来越多地把时间花在家里，而不是咖啡馆里。纳粹巡逻、宵禁令、大卫的黄色星旗、飘扬在公众建筑物上的纳粹卐字旗、失踪的朋友——这些占领期的灰黯事件让毕加索渐渐地不再去圣日耳曼大街大街泡咖啡馆，渐渐地退出了往昔的欢乐生活。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让他留在家里。多亏伊内丝回来，使得毕加索前所未有地在家里呆着。伊内丝在战争早期一直留在穆更，在那里嫁了人，年轻的丈夫名叫高斯塔夫·萨希尔（Gustave Sassier）。此刻他们两口子一起来投奔毕加索，在奥古斯丁大街上安了家。从这时起，伊内丝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毕加索。伊内丝年轻貌美，聪明伶俐，而且对毕加索的关爱无微不至。她能忍受他的暴躁、他的女人们、他的谎言、他的邋遢、他奇怪的作息时间。并且伊内丝还喜欢忍不住对他的作品和言论评头品足，不过好在她说的都是些奉承话，倒还没有引起毕加索的不快。伊内丝还做做饭、扫扫屋子，不过绝对不会去碰毕加索的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她知道毕加索喜欢灰尘。
　　毕加索的穿着打扮变得越来越波希米亚风格了——灯笼裤，破口袋还用别针别起来，一直怀表用鞋带系在上衣翻领上，一顶巴斯克式的帽子罩住整个秃头。这差不多是他的行头了，就好像之前出席上流社会时戴着的高礼帽和红腰带一样，不过现在他不再是一幅玩世不恭的形象，而是表现出人民大众的一员。
　　毕加索几乎从不在中午之前起床。他一起床就开始接见他的”朝臣们“。”臣子们“换了一拨又一拨，可这套规矩一直没变。大家都等在前厅，可能会要等上好几个小时，然后萨巴特过来宣布毕加索接不接见他们。萨巴特控制毕加索的惟一手段，就是控制毕加索和他人之间的联系。尽管大多数时间萨巴特都只是充当毕加索的听差这样一个角色。萨巴特就像是宫廷中的权臣一样忠于职守，他向毕加索汇报哪些人对主上不忠——有时是捏造。他尤其会注意到那些没有奉承到毕加索作品的评论。
　　毕加索自己很清楚，并不是所有的”毕加索画作“都是杰作。他很瞧不起那些一看见毕加索作品就吹捧上天的人。画商皮埃尔·贝莱（Pierre Berès）回忆道：”他唾弃人们对他盲目地崇拜。哪怕他在地板上大便，人们也会赞赏不已。有时他看着一些不好的画作会哈哈大笑：‘哈哈！我把这些画拿给他们看了，他们就会啧啧赞赏，他们真是快活啊！’“
　　毕加索可能会鄙视那些只会拍马屁的崇拜者，可是他也需要这帮人。要时长长一溜的宾客中没有这些马屁虫，恐怕是毕加索最不开心的事。尤其是当他发现这些马屁虫非但不来吹捧他，反而跑去吹捧布拉克。萨巴特总是跟毕加索说自己发现了这个那个。他很喜欢为毕加索这个偏执狂火上浇油。萨巴特喜欢无事生非，还喜欢让毕加索内心深处始终绷紧一根提心吊胆的弦。萨巴特这些坏毛病毕加索都知道，可他明明知道还相信这一套。毕加索责备萨巴特说：”你这人见风就是雨。“
　　1942年3月27日，无事生非终于见效了。引导毕加索迈向雕塑关键一步的朱利欧·贡扎雷去世了。毕加索充满了负疚感和征兆感，一如当年卡萨吉马斯自杀身亡后的情形。贡扎雷的葬礼之后，没过几天毕加索对卡塔卢尼亚雕塑家费诺萨（Fenosa）说：”是我害了他。“毕加索是如何加害贡扎雷的呢？是因为毕加索好友的性命都是受毕加索庇护的，而毕加索没有把贡扎雷列入自己的好友名单中？还是他心里暗藏着想要贡扎雷死的念头？或是毕加索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12年前，费诺萨曾无意中听见毕加索喃喃自语：”我是上帝，我是上帝…… ……“）或者可能只不过是毕加索曾经利用过贡扎雷，而让贡扎雷耗费了太多的心血？且不说让他心怀内疚的原因是什么，毕加索祛除负疚感的方法是画了七幅关于贡扎雷之死的组图。毕加索自认为是自己的某种原始巫术导致了贡扎雷之死，现在又希冀通过在绘画艺术中施展着种原始巫术来救赎自己的罪恶。
　　毕加索曾经说过：”我不去描绘战争，因为我不是那种只会找些摄影题材的画家。可是毫无疑问，在我的绘画作品里有战争。“可是，这是他内心的战争，这是他内心里天人交战的一场恶战，即使战争结束之后，这场恶战也还没结束。1942年5月，毕加索把这场恶战画到了一幅大型油画上，这幅油画高6.5英尺，宽9英尺。一个无助的裸体女人躺在刑台上，双臂枕在脖子后面，一副非常恭顺的样子。她的面容扭曲变形，双腿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另一个女人坐在她对面，抱着一把曼陀林却没有弹奏。这幅作品就是举世闻名的《晨歌》（L'Aubade），又名《裸女和乐师》（The Nude with a Musician），这幅画有时被人称为”安格雷《宫女和奴隶》（Odalisque with a Slave）的眩晕演绎版“，或是毕加索发现”暴力表达新符号“的力证。玛丽·葛多写道：”看画的人，就像是在黑桃皇后的宫廷里的爱丽丝，不经意成了残酷、迷茫世界的参与者。“[图064]
　　为了更好地理解毕加索的世界，抑或是为了更好地学会如何在毕加索世界中生存，5月21日艾吕雅邀请了笔迹鉴定专家雷蒙·特里拉（Raymond Trillat）让自己家里来。特里拉在耐克尔医院从事智障儿童教育工作。艾吕雅拿了一封毕加索的信给特里拉看，当然，他没有说写这信的人是谁。特里拉说：”他画的树……没有树杈。他被人一眼看穿，所以用跟人冲突的方式来防卫自己。 他不想自己毁于他人之手……他爱得很深，他总是要毁灭掉自己心爱的……他很悲哀。通过创造纯粹来摆脱这种悲哀……他的脾气血腥暴躁。大发雷霆之后就是冷漠无情。“艾吕雅本来面无表情地记录着这位笔迹鉴定专家的话语，写着写着却吓了一跳：”对认识毕加索的人来说，这分析真是说到人心里去了。“
　　3年后毕加索本人对马尔霍说：”不管怎么样，你只能跟某些事情对着干，哪怕是跟自己对着干。这很重要…… ……只要我和卡兹贝克在一起，我就会画一些咬人的画。暴力、喧嚣…… ……爆炸。…… ……任何一幅好的油画都得像刀锋一般犀利。“这次聊天中，毕加索还谈到一个画家”必须依据生活经历来创作。“
　　毕加索在生活中的刀锋一如艺术作品中般犀利。毕加索每周上特蕾丝那儿去的时候，常常会让朵拉往那儿打电话找他——他明知道特蕾丝把两人厮守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特蕾丝毫无例外每次都会不高兴。她每次都会要明知故问一下：”这是谁？“然后痛苦地等着毕加索说出她早已猜到的那个名字。毕加索会十分快活地回答：”阿根廷大使。“毕加索还喜欢把朵拉订制的衣裙送到特蕾丝那里去。那次毕加索把朵拉订好的衣裙送到特蕾丝那里，特蕾丝终于忍无可忍发火了。她先是给毕加索的宅子里打了个电话，伊内丝告诉她说主人不在，然后特蕾丝就径直冲到萨伏瓦大街的朵拉家中大闹一场。朵拉自然不甘示弱，反唇相讥。毕加索就躲在隔壁的房间里，把这场闹剧从头看到尾。正如毕加索回忆所说的是”作茧自缚“。
　　特蕾丝接着又闯进了毕加索在奥古斯丁大街的宅子。这次她不请自来，气焰一下子就低了下去。当毕加索问她到底想要什么时，特蕾丝的回答显然想要更可靠、更长久地跟毕加索拴在一起。特蕾丝说：”很久以前你就答应要娶我。你得认真想想怎么离婚吧。“这真是个意料之外的回答，给那一天增添了一点儿喜剧色彩。这个老于世故的男人本可以当面把她大大地嘲笑一番，可是他偏要故作一本正经地跟她说：”你知道，我现在这把年纪谈离婚有点滑稽。尤其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什么都不好说。“
　　过了一会儿，就像是策划好的情节一样，朵拉推门进来了。特蕾丝故意对情敌视而不见，他转身向毕加索，像个受了伤而不知所措的孩子一样：”不管怎么说，你爱我，你就是爱我！“
　　毕加索一颗恶作剧的心苏醒了。他一眼就洞悉了朵拉的软肋，于是走到特蕾丝的身边温柔地揽住她的脖子，对朵拉认真地说道：”朵拉·玛尔，你很清楚我心中只爱玛丽·特蕾丝·瓦尔特一个人。她就在这儿。这就是她。“毕加索三言两语就把朵拉这个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知识先驱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的破门垫。[图061]
　　特蕾丝没想到毕加索会说出这番话来给自己撑腰，一下子就挺起了腰板命令朵拉赶紧离开。朵拉不愿意尊严扫地、脸面无存，于是拒绝了这个要求。毕加索看着特蕾丝，特雷斯再次命令朵拉滚出去，朵拉再次拒绝。特蕾丝上前抓住朵拉的肩膀推揉她，朵拉扇了她一个耳光。这下子可把特蕾丝彻底惹火了，她使出全身力气把朵拉推出门外。
　　这次胜利的代价无疑是惨重的。朵拉一出门，毕加索就把特蕾丝所有的幻想打了个粉碎，他冷冷地说：”你很清楚我爱情的限度。“特蕾丝满怀悲怆地回忆道：”后来，他给了我5公斤煤打发我回家去了。这事就这么完了。“特蕾丝就扛着这些煤，像个乞丐一样乘地铁回家。她每天都像个乞丐一样到奥古斯丁大街来乞求施舍。毕加索后来给朵拉打了个电话。然后毕加索的恶作剧算是消停下来了。直到下一次。
　　在合乎自己的情绪和心意的情况下，毕加索还是颇具”坏坏的“魅力的。1942年，毕加索给洛扬的罗兰小姐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罗兰小姐：
　　我想请您好心给我帮个忙。我的那些褥子、垫子、架子和枕头（要是毯子还在的话，还有毯子）都不要了，但是烦请您找个人把我其他的东西送到我画室来，地址是巴黎6区奥古斯丁大街7号。那些垫子褥子什么的是扔了还是留着，您随意处置好了。您别为这些小事儿烦心，您帮我看管这些东西已经够麻烦您了。要是什么地方要花钱的话，请您告诉我。我已经给您先寄去一些钱了，我对您真是千恩万谢。
　　我想念洛扬的画室，很久没见我也想念你。要是有一天你到巴黎来，我们可以在一起吃午饭，最好那天是星期天。
　　借此写信之机，随信附上鲜花一束，以纪念我对您的美好回忆。
　　毕加索
　　他画了一幅五彩的花束附在信封里。
　　这个夏天，他一直沉醉于《男人与绵羊》这件雕塑作品中。为了这幅宗教题材的青铜雕塑，他画了一百来幅牧羊人和羊羔的素描草稿。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也不断出现可怕的女人形象。10月初，他把朵拉画成个身陷囹圄的女囚，只有一点儿面包和一罐水。这是朵拉的母亲去世了，于是毕加索给朵拉本来就哀戚的面容更是赋予了丧母之痛。毕加索笔下的朵拉穿着红绿条条的上衣，配着个白领子。毕加索提到那件上衣：”这完全是我杜撰的。朵拉压根儿没穿过这样一件衣服。不管别人怎么说或怎么想我的‘移花接木’，我确实为这件上衣花费了一番心血…… ……我为这件上衣可没少费过力气…… ……一连好几个月我都拿它画了又画…… ……“最后毕加索创作完这幅作品时，铁栏杆、面包和水都不见了。可是朵拉仍然是个囚犯。
　　毕加索后来对马尔霍说：”朵拉在我心里，就是个哭泣的女人。永远。有一天我终于能把她画成一个哭泣的女人了…… ……就这样了。这很重要，因为女人就是个忍气吞声的机器。我抓住了主体…… ……你不能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搞得太明白了。当我画一个坐在扶手椅上的女人的时候，扶手椅就意味着衰老和死亡，对吧？因此，对她来说扶手椅简直是太糟糕了。要不然扶手椅就是用来保护她的了…… ……就像是黑人雕塑那样。“[图051]
　　1942年10月的一幅肖像中，朵拉没有再被画成哭泣的样子。她就连哭泣这个最终释放的权利也享受不到了。朵拉注视着前方，看起来非尽全力想要压抑住自己不要哭泣。朵拉这副坚忍、自我压抑的面容，要比哭泣的表情更加悲怆、更加可怕。朵拉仿佛压抑住自己痛苦的同时也压抑了自己的生命。[图063]
　　毕加索曾经说道：”肖像画不是要求抓住形似、神似，它应该抓住心理的相似。“朵拉在小巷中心理相似之处就在于”生不如死“。毕加索曾对马尔霍说：”我绝对要找到那张面具。“现在他找到了。这不是一张”面容如神只般祥和……神圣庄严“的罗马式面具，也不是”令黑人雕匠又惧又爱、并且不了解他们刻画的魂灵“的黑人面具。毕加索的面具是行尸走肉。马尔霍回忆起当年与毕加索的聊天：”罗马雕匠想要表达出一线泄漏的天机，而毕加索表达的却是天机不可泄漏。他用全部感情来表达自己所知的一切，他感觉到的是没有祈祷、没有交流、不可理喻的‘行尸走肉’…… ……这就是我们现代文明的艺术，毕加索嘲笑地表达了现代文明的心灵空虚，就好像罗马艺术表达了心灵充实。“
　　时而嘲讽，时而暴力，毕加索表达起来得心应手，因为这一切他都已经亲身经历过了。格特鲁德曾经说过：”毕加索曾一度说我其实和他一样不幸福。“很少有人敢于像他这样生活在荒芜生疏的境界里，面对着心灵的空虚。在这片心灵空虚中，只剩下无情、邪恶的创作作品。偶尔他也会”陷入情网“，也会身为人父、也会建立友情，这些都会暂时让他在生活中缓和一下，可是他的心灵空虚最终只有在作品和日常小事的邪恶中才能释放出来。因此，愤怒、迷离、毁灭的怒火才能让他保持充分的创作力，才能成就他无所不在的暴劣脾气。格特鲁德说得对，她才不会像他一样惨呢。
　　当然毕加索的精神并没有沦丧，因为他生活和创作中只是装成精神已经沦丧的样子。毕加索的心灵常常引导着他去关注那些以精神为生活支柱的人，这些人的精神之路往往走得坎坷、痛苦而前途未卜。麦克斯·雅各布就是其中的一个。1943年初，毕加索决定上圣贝诺伊去看麦克斯。就在几个月前，麦克斯还跟朋友米歇尔·贝阿鲁（Michel Béalu）说到很少收到安德鲁·萨勒蒙的来信，而毕加索则更是音讯全无，他感觉自己已经被人遗忘了。麦克斯现在已经67岁了，现在清贫地住在教堂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每天去望两次弥撒，写作、绘画，心中明白盖世太保随时可能会前来把他抓走，就好像之前他弟弟、妹妹和妹夫的噩运一样。麦克斯带毕加索去参观了教堂，给毕加索看了他画的水彩画，他们沿着卢瓦尔河散步，谈论着他们的青春和年轻时的日子。毕加索走了之后，麦克斯到了教堂拿出签名簿，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及他去世的那个年份：麦克斯·雅各布，1944年。[图102]
　　黑暗笼罩着毕加索，可是黑暗没有浇灭毕加索对生活的热情，也没有浇灭对爱的希望。1943年5月，毕加索和朵拉、玛丽·诺德（Marie-Laure de Noailles）一起在卡塔卢尼亚餐馆就餐时，演员阿兰·库尼（Alain Cuny）也带着两个年轻女人在那儿用餐。毕加索一看见那两个女人，生活的热情以及爱的希望又被重新点燃了。这两个女人，一个是黑发、黑眸，长着希腊人的面容，穿着一条长长的百褶裙。另一个女人，身材苗条，腰肢纤细，大眼睛绿眸子，绿色的头巾下是一张清新机敏的面容。前者名叫热内维耶芙·阿里格（Geneviève Aliquot），后者名叫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oise Gilot）。
　　第五章 通往巅峰之窗（1）
　　弗朗索瓦丝·吉洛生于1921年11月26日，母亲名叫玛德莱娜（Madeleine Gilot）。此时距奥尔嘉刚刚给毕加索生下小保罗不到九个月。弗朗索瓦丝的父亲埃米尔（Emile Gilot）是个事业有成的生意人。埃米尔非常重视孩子的理论教育，他想把膝下惟一的孩子弗朗索瓦丝像男孩一样培养成一个有教养、有学识的人。因此弗朗索瓦丝才4岁上就能读会写，对希腊神话如数家珍，并且会运算代数方程式，知识程度远远超过了诺伊利（Neuilly）当地邻居的同龄小孩。弗朗索瓦丝从9岁起就不再去学校上学了，家里给她请了家教老师，在父亲的严厉监督下跟着家教老师学习。当父母外出度假时，外祖母就会过来照看弗朗索瓦丝，这是他最欢乐的时光。弗朗索瓦丝回忆外祖母”绿色的眼眸，灰白浓密的头发，做事敏捷，喜爱诗歌，具有独立精神。她像个磁石一样吸引我。在我心目中觉得没有她办不到的事，我觉得她什么都知道。“
　　战争开始时，弗朗索瓦丝正在学习法律，以期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将来成为一名国际律师。可是随着战争和日渐壮大的抵抗运动，她也和朋友们一样思索着对自己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弗朗索瓦丝回忆说：”我告诉父亲，当世界上已经没有法律、尤其是没有国际法了的时候，成为律师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此，1941年我决定利用在法学院获取硕士学位的时间来研习艺术。“弗朗索瓦丝自幼就做着绘画的白日梦，她的绘画里全是猴子、恶魔和鬼怪。从小到大，她给家人每人送了自己画的画当礼物，可没人拿她的画当回事。不过，母亲还是同意给她当画中模特儿，还有好友热内维耶芙·阿里格也乐意给她当模特儿。
　　热内维耶芙是马约尔 （Aristide Maillol）门下的弟子，弗朗索瓦丝改变主意放弃法律去学绘画主要是受她的影响。[图944]卡塔卢尼亚裔的热内维耶芙既淳朴又有神秘感，这正好和弗朗索瓦丝理性的头脑和豁达的性情形成互补。两者女孩十分投契，这段友情不仅深厚而且牢固。她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弗朗索瓦丝才12岁，热内维耶芙也不过才13岁半。按照弗朗索瓦丝的说法：”学年中期的时候，她转到了我们班上。她长得真是漂亮极了，当时穿着一件深红外套和一件紧身T恤，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个中学生，而像个前来做访问的电影明星。她被安排和我同桌，我感觉像是坐在云端上，不停地偷看她。十天之后，她渐渐明白我对她的仰慕了，于是对我说：‘从今以后你替我写作业吧，作业对我来说太烦了。你看上去很聪明，一个人写两份作业应该对你来说没什么。这样我就可以写诗和画画了。’换了别人我才不会答应呢，可是我答应了她。“
　　弗朗索瓦丝看上去像个小男孩，一开始热内维耶芙把她喊成自己的小跟班。弗朗索瓦丝回忆道：”我一直到15岁都是男孩打扮，从来没想过要打扮成女孩子的模样。直到15岁那年我才花心思穿着打扮。那时我就没再当热内维耶芙的小跟班了，我们开始平等地互相欣赏。“与她俩一起学画的好友克劳德·布雷尼（Claude Bleynie）道出了这段友情的根本纽带：”这就是年轻人之间常有的高尚友情，这友情是不容许他人介入的。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着共同的小秘密。弗朗索瓦丝说话行事比较活泼，显得锋芒毕露。热内维耶芙则更柔媚一些，她的言谈举止处处都透露出温婉随和。“
　　弗朗索瓦丝画了不计其数的速写、素描和油画，来描摹热内维耶芙的美丽动人之处。与此同时，她自己在绘画上的天赋也一点一点表现了出来，也越来越了解自己在绘画方面的特色。弗朗索瓦丝后来说：”我画她那些画一直画了两三年，之后我才能够画别人。她的自由思想、她内心对真理的认知、她那大气的美丽，这些都是打开我艺术生涯最理想的试金石。“
　　弗朗索瓦丝另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匈牙利画家安得尔·罗茨塔（Endre Rozsda）也非常崇拜毕加索。从1941年到1943年这两年期间，罗茨塔指引着弗朗索瓦丝走进毕加索神秘的艺术世界。弗朗索瓦丝回忆道：”刚开始跟着安得尔·罗茨塔学画的时候，当时正痴迷于马蒂斯，正痴迷于描绘美感和欢愉的艺术作品。我那时的美学、技巧造诣还没高深到迷恋毕加索的地步。我曾和热内维耶芙一起去参观过西班牙展台的《格尔尼卡》——可是我对这幅画只有政治上的领悟，而并没有美学上的领悟。是安得尔·罗茨塔带我真正认识到了毕加索。“
　　可是一半犹太血统的罗茨塔不肯佩戴纳粹的”黄星胸章“，因此他在巴黎的处境很危险，尤其是在沦陷区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的时候。弗朗索瓦丝的父亲伸出了援手，想办法给他弄到一纸通行证，罗茨塔就决定回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Budapest）去。罗茨塔觉得，不管怎么说在家乡要比在法国容易藏身一些，尤其是他在法国不怎么会说法语。1943年，弗朗索瓦丝把罗茨塔及其画作偷偷地带到东方车站（Gare de l'Est）。弗朗索瓦丝心头浮起一片前途未卜的阴霾。她有很多朋友都不得不藏身各处，其中很多现在已经死了。现在她的恩师兼好友也不得不去流亡逃命了。当火车启动，要载着罗茨塔远去的那一刻，弗朗索瓦丝想到了”永恒“，她忽然感到了害怕和孤独。弗朗索瓦丝对他大喊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安得尔？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罗茨塔喊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担心？不出三个月你就会认识毕加索。“罗茨塔的这番话就像是预言在空气中回荡，没有解释也不可能解释，火车一下子驶离了车站。
　　不出三个月，弗朗索瓦丝就认识了毕加索。在”卡塔卢尼亚“餐馆里，毕加索一整晚都在注视着她，自信自己的哲言警句都被邻桌的她一字不落地听在耳里。一切就仿佛他们之前就在一起吃过饭一般。最后吃完饭，甜点上来了。毕加索把朵拉撇在一旁，自顾自地端着一碗鲜草莓径直走到了她的桌子前面。
　　毕加索说：”啊哈，库尼，是不是把你的朋友给我引见一下啊？“
　　阿兰·库尼给他们做了一番介绍之后，说：”这位聪明伶俐的是弗朗索瓦丝，这位长得漂亮的是热内维耶芙。她长得像不像古希腊的大理石雕像？“
　　毕加索没有正面回答：”你说话真是个演员。那你怎么形容这位聪明伶俐的小姐呢？“
　　热内维耶芙抢先答道：”弗朗索瓦丝是佛罗伦萨的圣女。“
　　库尼补充道：”而且还不是平常的圣女，她是个还了俗的圣女。“
　　”若是个还俗的圣女就更妙了。她俩是做什么的，是搞艺术的吗？“
　　热内维耶芙说：”我俩是画画的。“
　　毕加索听了大笑，说道：”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有趣的是，你们两个小姑娘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画画的。“
　　弗朗索瓦丝觉得有必要就自己和热内维耶芙的艺术生涯郑重说明一下。于是她告诉毕加索她俩都追求着绘画艺术，并且她俩此刻在布瓦西·德安格拉大街（rue Boissy d'Anglas）上的玛德琳娜·德克雷画廊（Madeleine Decré）正在举办画展，画廊就在协和广场后面。
　　毕加索听了这席话之后，说道：”好吧…… ……我也是个画画的。你们到我画室来看看我作的画。“
　　弗朗索瓦丝急切地问道：”什么时候呢？“
　　”明天。后天。只要你们想来随时都可以。“
　　沦陷期间是不允许画廊展出毕加索那些”堕落的“作品的，因此毕加索的这个邀请相当诱惑人。于是，接下来的星期一上午，”长得像古希腊女神像的“热内维耶芙和”长得像佛罗伦萨圣女的“弗朗索瓦丝一起来到了奥古斯丁大街，在门口迎接她们的是萨巴特，萨巴特的脸色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难看。原来，萨巴特领着访客去毕加索画室的途中，路过马蒂斯的一幅《有橘子的静物》@，弗朗索瓦丝忍不住失声赞叹起来。没想到她的赞叹得罪了萨巴特，因为萨巴特忍受不了任何人夸赞除毕加索以外的画家，尤其是这次是当着他的面夸赞马蒂斯。萨巴特把这两个女孩领到毕加索跟前转身就走了，此时毕加索身边大约围了六七个人。
　　毕加索十分热情好客，不仅领着她们在画室里转悠，随口说些关于这栋房子的文学、历史渊源，而且还给她们一一展示了哪里是雕塑室、哪里是版画室，甚至还当着她们的面把版画室的热水龙头打开，让热水一直不停地流，直到房间充满了水蒸气。毕加索得意地说：”不错吧？就是在战争期间，我也有热水。只要愿意，你们随时可以过来洗个热水澡。“毕加索慷慨大方地带她们把所有的东西统统都看了个遍，只是没怎么让她们看画。就在两个女孩起身要告辞的时候，毕加索才给她们看了几幅画，不过也仅仅是几幅而已。毕加索对她们说：”要是你们下次还想来，只管来就是了。不过你们可别弄得像是来麦加朝圣那样。你们的是因为喜欢我这个人而来，得是因为觉得我这个人很有趣，想要结交我这个朋友才行。要是你们一心只想看我的画，那你们最好还是去博物馆好了。“
　　毕加索后来对弗朗索瓦丝说：”米诺托自己是没什么地方让人可以爱上的。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觉得。对他来说，被人爱上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这可能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荒淫纵欲的原因。“毕加索说的这个米诺托显然就是他自己。因此，他和弗朗索瓦丝的恋情从一开始就可能是毕加索在试探自己是否还有魅力能够让人去爱。弗朗索瓦丝和热内维耶芙再次上门的时候，她俩给毕加索带去了一盆千日莲。毕加索报之一笑：”从来没有人给我这样的老头儿送花！“接着他注意到了这盆花的颜色和弗朗索瓦丝裙子的颜色很配，他问道：”还有什么你想不到的么？“
　　毕加索去看过这两个女孩的联合画展，然而他对她俩只字不提。弗朗索瓦丝其实已经知道了，开画廊的玛德琳娜早已兴奋地告诉了她。不过弗朗索瓦丝不敢去问毕加索这件事，她在毕加索的画室里缄默地看完了毕加索展示的一幅幅作品。这次，毕加索实践了当初第一次见面的许诺，肯让她俩看自己的画了。临到最后，毕加索忽然转身，看着她说：”我已经看过你的画展了。你在绘画方面相当有天赋。我想你应当坚持不懈，每天都要努力。我会关注你的进步的。我希望你能每一次都让我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弗朗索瓦丝飘飘然地走出了毕加索的画室，下定决心一定要每天努力坚持绘画，然后再回到这个地方来。
　　热内维耶芙回法国中部的老家去了。从此弗朗索瓦丝一个人前往奥古斯丁大街。每次来访，毕加索都会找个新借口把她单独带到一边去。第一次，毕加索的借口是要给她几管颜料。第二次的借口是要送给她一些特殊的素描纸。第三次，弗朗索瓦丝冒雨骑着自行车来的，于是毕加索的借口就是帮她弄干头发。毕加索对萨巴特说：”你看看这可怜的姑娘，我们可不能让她就这么着。你跟我到浴室来，我帮你弄干头发。“萨巴特说这事儿可以让伊内丝来做，毕加索对萨巴特说”就让伊内丝守好本分就行“，接着就把弗朗索瓦丝带到了浴室，亲自帮她弄干头发。
　　没过几天，毕加索给弗朗索瓦丝展示自己的雕塑工具时，突然转过身来吻了弗朗索瓦丝的嘴唇。弗朗索瓦丝接受了这个亲吻，正如之前她接受油画颜料、素描纸、弄干头发一样。她的接受无疑对毕加索来说是鼓励的表示。毕加索对弗朗索瓦丝说：”真讨厌。至少你得把我推开吧。否则你就是在暗示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弗朗索瓦丝说自己听他的话。她的口气显然是说自己占据着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屈服于毕加索。毕加索又重复了一遍：”真讨厌。你这样子让我怎么去勾引？你都不抵抗一下——好了，现在已经是不可能了。我想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这事就这么算了。一周以后，毕加索想要采取比亲吻更为激烈的手段来让弗朗索瓦丝乱了方寸。毕加索又找了个借口把她带进了卧室。他给了她一本萨得侯爵的书问她是否读过。弗朗索瓦丝说没读过。毕加索得意地说：”啊哈！这下我可把你唬住了，是吧？“弗朗索瓦丝可一点儿没被他唬住，她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并不需要读萨德，需要读萨德的是毕加索自己。末了，弗朗索瓦丝说道：”你真是疯了？谈到萨德简直就是滑稽可笑，更不要说整天沉湎其中了。尤其是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并不想要性游戏。我既没兴趣当受害者，也不想让别人当受害者。“毕加索被激怒了：”你简直是个英国人，不像是个法国人！你像英国人一样保守。“
　　这时已经是6月底了。毕加索的花样层出不穷，他选了一块好地方作为他俩下次较量的场所。毕加索带着弗朗索瓦丝爬梯子登上房顶上的一间小屋子，从那里可以眺望整个巴黎美景，也可以看见对面建筑的墙上建筑工人正在油漆的一个7英尺长的生殖器。毕加索一边赞着美景，一边不经意地双手握住弗朗索瓦丝的乳房。毕加索说：”那儿！那边白墙上粉刷的那幅画，你觉得那像什么？“弗朗索瓦丝波澜不惊地回答那幅画太抽象了，她看不出那是个什么东西。毕加索慢慢把手从她的双乳上挪开，故作客气地领着她从屋顶上下来，回到了画室里。
　　这就是弗朗索瓦丝临走前的最后一次会面。弗朗索瓦丝马上要去蒙佩里耶（Montpellier）附近的枫丹村（Fontes），热内维耶芙一家就住在那儿。弗朗索瓦丝的父亲是抵抗运动的领袖，因此她留在纳粹沦陷区一天比一天危险。弗朗索瓦丝和热内维耶芙骑着自行车从枫丹到了雷博村（Les Baux），她们在雷博住了两个星期。弗朗索瓦丝在雷博期间经历了一生中的重大转变。弗朗索瓦丝后来说：”那时的每个细节我都历历在目。首先，雷博这个地方有着非常特别的含义。但丁（Dante）从佛罗伦萨流亡出来就到了这里，他很喜欢这个地方，并且让这里成为了《神曲》（Divine Comedy）的部分背景。就在附近的阿尔村（Arles），梵高创作了他的那些杰作。现在我在这里，也经历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让我自己和我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天翻地覆。这不是心血来潮：很多天以来的内心挣扎，在这期间我知道如果想要让自己进入超验状态，就得抛下‘自我’和才智，这样我才能一点一点、从无到有地重新塑造我自己。“
　　这个转变经历的结果就是，弗朗索瓦丝决定离开家庭，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她不愿意再伪装下去了，自己明明喜欢绘画却要去学什么法律。弗朗索瓦丝不想再偷偷摸摸地去见毕加索，不想再对自己撒谎、隐瞒和解释。弗朗索瓦丝借口想要过一种自由生活，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想法。父亲接到信惊骇万分，连忙让母亲前来接她回家。弗朗索瓦丝日后回忆道：”我到了努伊利（Neuilly）之后，父亲更加生气了，他说我要是不改变主意的话，就要把我关起来。他给我半个小时让我好好反省、痛改前非。“弗朗索瓦丝趁着父亲一会儿不在的工夫就跑到了外祖母家避难。没躲多长时间，父亲就随之找来了。父亲气愤她如此不听话，使尽全身力气把她痛打了一顿。幸好这时外祖母回来了，可是弗朗索瓦丝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而父亲仍然余怒未消。75岁的外祖母出面阻止了父亲的暴力，可是父亲还是怒气冲冲地说要是弗朗索瓦丝还不肯回家的话，就把她俩一起关起来。尽管这样，外祖母还是护着这个叛逆的外孙女。
　　弗朗索瓦丝与父亲的决裂持续了很多年。她彻底和从前的生活一刀两断了。首先要面对的是，没有了父亲的经济支援和庇护，她现在不得不独立谋生。过去弗朗索瓦丝是个漂亮有安分的女儿，家庭教师、紧身裙、出国旅行、布隆森林（Boisde Boulogne）的骑马，这些奢侈消费她应有尽有。而现在弗朗索瓦丝只有身上这件离家出走时穿的裙子，此刻她不得不开始以教人骑术来谋生。
　　11月弗朗索瓦丝回来拜访毕加索。她发现毕加索正处于极度忧伤状态中，同时也发现自己对毕加索的感觉比从前更加亲近了。弗朗索瓦丝回忆道：”要是我们在太平无事的时候重逢，可能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围绕着我们的悲剧以及时局的冲击，使得一些本可能会平淡无奇的事情变成了一段传奇。没有那么多冠冕堂皇。并且，在战争期间看起来，毕加索比我大了40岁也算不得什么。不管怎么说，我随时可能会死于非命。而且当时11月份我再见到毕加索时，他一点也不像是个刚过62岁生日的人，看上去也就40来岁左右。“
　　从那时候起，只要没有骑术课的上午，弗朗索瓦丝就常常上奥古斯丁大街的毕加索那儿去了。当时常去的还有一位客人：布拉萨伊。布拉萨伊那时常去毕加索那儿给他的雕塑作品拍照，因此也得以见证了弗朗索瓦丝和毕加索的爱情。毕加索有此指着弗朗索瓦丝问布拉萨伊：”你不觉得她很漂亮吗？哪天给她拍张照片，好吗？不过注意一点，她的头发可能有点蓬松、零乱。不过，千万不要在她上美容院做了头发回来时拍照。我最怕那种故意做作出来的头发。“毕加索的这种怕和他怕宠物猫是一致的。毕加索领着布拉萨伊看自己正在雕塑的怀孕猫造型时，对布拉萨伊说：”我不喜欢在客厅沙发上打着呼噜睡觉的宠物猫，我喜欢毛发乍起的野猫。我喜欢野猫追着小鸟、站在屋顶边沿、像妖怪一般在街道上跑来跑去。它们转身用邪恶的眼神看着你，随时准备扑到你的脸上去。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些雌性野猫总是怀着孕？显然它们毫无顾忌，成天都在做爱。“
　　不管布拉萨伊注没注意到街头巷尾那些怀孕的野猫，他都不会跟毕加索争辩些什么。哪怕毕加索当面让他难堪，他也不会去顶撞。有一次布拉萨伊摆弄三脚架，并把镜头对准毕加索，毕加索大喊：”你最好把三脚架收回去，把你的眼珠子鼓出来。“这真是侮辱布拉萨伊，因为布拉萨伊是个金鱼眼，眼珠有点向外凸。当时弗朗索瓦丝正好在场，她从此接触到了什么是礼貌。弗朗索瓦丝回忆道：”可布拉萨伊局促地笑了起来，接着被三脚架绊了一下，一跤跌到卡兹贝克的大水盆里。毕加索快活地抿嘴笑了，仿佛这是一天中最好玩的事。我当时并不明白这是怎么了，后来才琢磨过来这是怎么回事。从前在安得尔·罗茨塔画室里学画的时候，我就认识布拉萨伊了，并且我俩常常在那里见面。可那天布拉萨伊走进门来，当着毕加索的面我们都装做彼此第一次见面很吃惊的样子——就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的那种吃惊。当然，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应该用眼神互相致意，绝不能表示出我们以前互相认识。毕加索绝对不能忍受别人除了和他在一起之外还有自己的生活。他想要让别人离开他就没法活了——至少得装成这样子。结果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人，都熟知他的脾气，大家都不去提那些毕加索不在场的事情，没有人会提到外面的那个世界。萨巴特满腹狐疑地看着我和布拉萨伊，仿佛他已经看穿我们的把戏——我们背地里在外面见过面、说了他们的坏话？就这样忽然之间可怜的布拉萨伊心头笼罩上了阴影。“
　　第二天上午，布拉萨伊到了毕加索画室时，发现整个一大家子包括萨巴特、伊内丝和马塞尔都紧张而苦闷。而毕加索看上去就像是个气势汹汹的大法官：”我的小手电筒不见了！我就放在这椅子上的……这点我绝对肯定。可现在它不在这里了！既然不在了，肯定是有人拿了！我找了一整晚…… ……在我的家里，我不能忍受东西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我绝对要把它找出来，马上！“转眼之间，萨巴特和布拉萨伊就成了怀疑对象。萨巴特没想到自己会被怀疑上，于是悄悄跟布拉萨伊说：”他肯定是自己搞丢了…… ……他肯定是放在哪里然后忘了。现在他又来指责每一个人…… ……他就是这样子…… ……我清楚得很。“第三天上午，布拉萨伊问起手电筒的事，毕加索若无其事地说：”找到了，就在楼上我浴室里。“起码这下子终于太平了，那些被冤枉的人又继续埋头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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