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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弹子球

_2 村上春树(日)
  “哪边?”
  “南边和北边呀。”209说。
  “这——怎么说呢,说不清。”
  “为什么7”208问。
  “我又没住在越南。”
  两人都对我的解释感到费解。我也费解。
  “想法不同才打仗的吧?”208紧迫不舍。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有两种相对立的想法哎?”208问。
  “是的。不过,世上两相对立的想法不下一百二十万。不,说不定更多。”
  “就是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209道。
  “可能。”我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
  这就是我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我付诸实施。
2
  1973年秋天总好像暗藏一种居心不良的什么。鼠清清楚楚地觉察到了,就像觉察鞋里的石子。
  那年短暂的夏天如被9月初不稳定的气流吞噬一般消失之后,鼠的心仍留在夏日若有若无的余韵中。旧T恤、乞丐牛仔裤、沙滩拖鞋——便是以这副一如往日的打扮出入“爵土酒吧”,坐在吧台前和调酒师杰没完没了地喝有些凉过头的啤酒。又开始吸烟——五年没吸了——每隔十五分看一次表。
  对鼠来说,时间就好像在哪里被一下子切断了。何以至此,鼠也弄不明白,甚至哪里断的都找不到。他手拉救不了生的救生缆,在秋日幽幽的昏暗中往来彷徨。他穿过草地,跨过河流,推开若干扇门。但救不了生的救生缆不可能将他带往任何地方。他像被扯掉翅膀的冬蝇,又如面临大海的河流,有气无力,孤孤单单,感觉上似乎哪里有恶风吹来,而将原来包笼鼠的温情脉脉的空气一古脑儿吹去地球背后。
  一个季节开门离去,另一季节从另一门口进来。人们有时慌慌张张地打开门,叫道喂等等有句话忘说了。然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关门。房间里另一季节已在椅子坐下,擦火柴点燃香烟。如果有话忘说了,他开口道,我来听好了,碰巧也可能把话捎过去。不不可以了,人们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惟独风声涌满四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季节死去而已。
  从大学退学的这个富有青年同孤独的中国调酒师,俨然一对老年夫妇肩靠肩度过秋冬这个冷飕飕的季节,年年如此。
   秋季总不讨人喜欢。夏日回乡休假的他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不等9月来临便留下三两句告别话返回遥远的属于他们自身的场所。当夏天的阳光宛如越过肉眼看不见的分水岭而微微改变色调的时候,如天使玉环般极其短暂地包笼鼠的某种闪耀也消失了。温馨梦境的残片恰似一缕河水渗入秋天的沙地,完全无迹可寻了。
  另一方面,对杰来说,秋天也绝非令人欢欣鼓舞的季节。9月一过半,店里的顾客便明显减少了。其实那年秋天的萧索也不无堪可欣赏之处——一如往年——但杰也好鼠也好都不明所以。到了关门时间,都还有用来炸薯片的半桶剥皮马铃薯剩下来。
  “马上要忙了。”鼠安慰杰,“这回又该发牢骚说忙得晕头转向了哟!”
  “会不会呢…。.”
  杰一屁股坐在吧台里的小凳上,一边疑惑地说着,一边用破冰锥弄掉面包烤箱上沾的黄油。
  往后如何谁都无从知晓。
  鼠悄悄翻动书页,杰一面擦酒瓶子,一面用粗糙的手指夹起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吸着。
  对鼠来说,时间的流逝渐渐失去均衡是大约三年前的事,从大学退学那年春天。
  鼠离开大学自然有若干理由。其若干理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达到一定温度时,砰一声保险丝断了。有的剩下,有的弹飞,有的死了。
  他没向任何人解释不再上大学的理由。一五一十解释起来怕要五个钟头。如向一个人解释,说不定其他人都要听,而不久就要落到向全世界解释的地步。于是他打心眼厌烦起来。
  “不中意正院草坪的修剪方式。”横竖要解释一两句时,他便这样说道。
  事实上还真有女孩跑去看学校正院的草坪,并说也不那么糟啊,倒是多少扔着点儿纸屑……鼠回答说属于口味问题。
  “互相喜欢不来,我也好学校也好。”心情多少开朗时鼠这样说道。但也仅此一句,往下再不开口。
  已是三年前的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已过去,以快得几乎难以置信的速度。一段时间在他心里剧烈喘息的几种感情也很快偃旗息鼓,蜕化为无谓的古梦。
  鼠上大学那年离开家,住进父亲一度当书房使用的公寓套间。父母也没反对。一来买的时候就是为将来给儿子,一来认为眼下叫他体验单身生活的辛劳亦非坏事。
  不过,无论谁怎么看那都算不上什么辛劳。如同香瓜看上去不是蔬菜。两个房间带厨房兼餐室,设计得宽宽敞敞,有空调有电话,有17英寸彩电,有带淋浴的浴室,有趴着Triumph①[ ① Triumph:英产小轿车商标名,原义为“胜利”]的地下车库。还有正适合做日光浴的别具一格的阳台。从东南角最上层窗口可以眺望市容和海。敞开两侧窗扇,树木浓郁的清香和野鸟的鸣啭便随风而来。
  风和日丽的午后,鼠每每在藤椅上度过。迷迷糊糊闭起眼睛,时间恍若缓缓流动的河水穿过自己的身体。鼠便是这样打发时光——好几小时,好几天,好几星期。
  时而,几道不大的感情浪头突如其来地拍打他的胸际。这时鼠便合起眼睛,紧紧关闭心扉,静等浪头退去。往往是在薄暮时分若明若暗的一刻。浪头退去后,寻常的静谧与安稳重新降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3
  除了报纸推销员,基本没什么人敲我房间的门。所以用不着开门,甚至应声都不曾有过。
  不料那个周日早上的来访者连续敲了三十五次。无奈,我半闭眼睛从床上爬起,靠在门上似的打开门。只见一个身穿灰工作服的四十光景的男子,俨然怀抱小狗崽似的手拿安全帽伫立在走廊。
  “电信局的。”男子说,“更换配电盘。”
  我点头。来人肤色极黑,胡须怕是怎么刮都刮不干净,甚至眼窝都长了胡须。自知有点儿过意不去,可我就是因得不行。昨晚同双胞胎玩西式双六棋来着,玩到凌晨4点。
  “下午不可以吗?”
  “非现在不可。”
  “为什么?”
  来人从大腿外袋宏寇串宰模出一本手册,给我看:“一日的工作量已经定下了,这地段完了马上去别的地段,喏!”
   我从对面细瞧那手册。果不其然,这地段剩下的只这座宿舍楼了。
  “怎么一种操办?”
  “简单。取下配电盘,割线,接上新的,就行了。十分钟完事。”
  我略一沉吟,仍摇头道:
  “现有的没什么不妥。”
  “现有的是老式的。”
  “老式的无所谓。”
  “喂,我跟你说,”来人思索片刻,“不是那类问题。大家非常麻烦的。”
  “如何麻烦?”
  “配电盘全都同本公司庞大的电子计算机相连。单单你家的发出不同信号,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懂么?”
  “懂。硬件和软件统一的问题嘛。”
  “懂就让我进去,好吗?”
  我不再坚持,开门让他进来。
  “不过配电盘在我房间么?”我试着问,“不在管理员房间或别的什么地方?”
  “一般情况下。”来人边说边仔细查看厨房墙壁,搜寻配电盘,“不过么,大家都十分讨厌配电盘。平时不用,又占地方。”
  我点头。来人只穿袜子登上厨房餐椅查看天花板,还是找不见。
  “简直像找宝。大家都把配电盘塞到想象不到的地方去了,可怜的配电盘。可是又在房间里放傻大傻大的钢琴,放偶人玻璃箱,不可思议。”
  我无异议。他不再搜寻厨房,摇着头打开里面房间门。
  “就说上次去的那座公寓吧,配电盘真够可怜的了。你猜到底塞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连我都……”
  说到这里,来人屏住呼吸:房间一角放着一张特大的床,双胞胎依然在中间空出我的位置从毛巾被并排探出脑袋。电工目瞪口呆,15秒没说出话来。双胞胎也一声不响。只好由我打破沉默。
  “喂,这位是电信局的。”
  “请关照。”右侧说。
  “辛苦了。”左侧说。
  “啊——哪里。”电工开口了。
  “换配电盘来了。”我说。
  “配电盘?”
  “什么,那是?”
  “就是司掌电话线路的器具。”
  “不明白。”两人说。于是电工接过我的下文:
  “唔……就是,电话线有许多条集中在这里,怎么说呢,就像一只狗妈妈,下面有好几只小狗。喏,明白了吧?”
  “?”
  “不明白啊。”
  “呃——这么着,狗妈妈要养小狗们…。·狗妈妈死了,小狗就活不成。所以,假如妈妈快死了,就得换上新妈妈。”
  “妙。”
  “棒。”
  我也心悦诚服。
  “这样,今天我就来了。正睡觉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
  “不碍事儿。”
  “可得好好看看。”
  来人放松下来,拿毛巾擦汗,环视房间:“好了,得找配电盘了。”
  “找什么找。”右侧说。
  “就在壁橱里嘛。面板已经掉了。”
  我大吃一惊:“喂喂,你们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1”
  “不就是配电盘么?”
  “名品嘛。”
  “得得。”电工道。
  配电盘十来分钟就换完了。这时间是双胞胎额头对着额头边嘀咕什么边吃吃笑,笑得电工配线配错了好几次。配完,双胞胎在床上鼓鼓捣捣穿上运动衫和蓝牛仔裤,去厨房给大家冲咖啡。
  我劝电工吃我们剩下的馅饼等糕点。他乐不可支地接过,和咖啡一起送进肚里。
  “对不起呃。早上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
  “没有太太?”208问。
  “有,有的。问题是,星期天早上不给你起来。”
  “可怜。”209道。
  “我也不乐意星期天还出工的。”
  “不吃煮鸡蛋?”我也有些不忍,遂问道。
  “啊可以了。再白吃下去就更对不住了。”
  “不坏的哟。”我说,“反正都要煮的。”
  “那就不客气了。中等软硬度的……”
  来人边剥鸡蛋皮边继续说道:
  “二十一年里我转过的人家各种各样,可这样的还是头一道。”
  “什么头一道?”我问。
   “就是,这……跟孪生姐妹睡觉的啊。我说,当丈夫的不容易是吧?”
  “倒也不是。”我吸着咖啡说。
  “真的?”
  “真的。”
  “他嘛,厉害着哩!”208说。
  “一头兽。”209道。
  “得得。”电工说。
  真够得上“得得”了——这不,他把旧配电盘忘下了。或是早餐回报也未可知。总之,双胞胎同这配电盘整整耍了一天。一个当狗妈妈,另一个当狗女儿,互相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我不理睬二人,下午一直闷头翻译带回来的资料。翻译初稿的打工学生正值考试阶段,致使我的工作堆积如山。进展本来不坏,不料过了3点竟如电池缺电似的减慢速度。及至4点彻底死火,一行也译不下去了。
  我不再勉强,双臂拄在桌面玻璃板上,对着天花板喷云吐雾。烟在静静的午后光照中宛如ECToPLASM①[① ECl0PLASM:心灵科学术语,设想由灵媒体释放的一种物质。外层灵质。]缓缓游移。玻璃板下压着银行派送的小月历卡。1973年9月……恍若梦境。1973年,我从未认为真正存在那样的年头。这么想着,不由觉得滑稽透顶。
  “怎么了?”208问。
  “像是累了。不喝咖啡什么的?”
  两人点头去厨房,一个咔哧咔哧碾豆,一个烧水烫杯。我们在窗前地板坐成一排,喝着热咖啡。
   “不顺手?”209问。
  “像是。”我说。
  “伤脑筋。”208说。
   “什么?”
  “配电盘阿。”
  “狗妈妈。”
  我从胸底叹了口气:“真那么想?”
  两人点头。
  “快死了。”
  “是啊。”
  “你们看怎么办?”
  两人摇头:
  “不晓得。”
  我默默吸烟:“不去高尔夫球场散散步?今天星期天,丢失球可能多些。”
  我们玩了一个小时西式双六棋,之后翻过球场铁丝网,在傍晚空无一人的高尔夫球场走动。我用口哨吹了两遍弥尔德列德的《乡间每一个人都那么平静》。好曲子,两人夸奖说。可丢失球一个也没拾到。这样的日子也是有的。想必整个东京城让十分的选手全都集中起来了吧?或者球场开始养专找丢失球的英国猎兔犬亦未可知。我们灰心丧气地折回宿舍。
4
  无人灯塔孤零零矗立在七拐八弯的长长的防波堤的端头。高约3米,不很大。在海水开始污染鱼从岸边彻底消失之前,渔船利用这灯塔来着。倒也算不上有港口。海滩铺有钢轨样的简单木框,渔夫用绞盘缆绳把渔船拖上海滩。海滩附近有三户渔民。防波堤内侧有木箱,箱里装满早上捕来的小鱼,晾在那里。
  鱼已无影无踪,加之居民没完没了地申诉说住宅城市不宜有渔村存在,以及他们在海滩盖的小房属非法侵占市有地——渔民们由于这三个原因离开了这里。这是1962年的事。至于他们去了哪里,则无由知晓。三座小房两三下就拆除了,朽了的渔船既无用途又无处可扔,弃在海边树林里成了儿童们做游戏的地方。
  渔船消失后,利用灯塔的船只,不外乎沿岸窜来窜去的游艇,或为躲避浓雾台风停在港外的货轮。其作用也降到有胜于无那个程度。
  灯塔敦实实黑乎乎的。形状恰似整个倒扣的钟,又像沉思男人的背影。当夕阳西下迷离的夕辉中有藏蓝色融进时,钟抓手那里便放出橙色的光,开始缓缓旋转。灯塔总是捕捉暮色变化那一恰到好处的临界点——光与暗开始交错而暗却将超过光的那一瞬之间。
  少年时代,鼠不知多少次在暮色中来海滩看那一瞬间。浪头不高的下午。他边走边数点防波堤上的石板,一直走到灯塔。甚至可以从意外清澈的海面窥见初秋成群的小鱼。它们像寻找什么似的在堤旁画出几个圈,然后朝海湾那边游去。
  终于走到灯塔后,他在防波堤端头坐下,慢慢打量四周。天空飘移着如毛刷勾勒的几缕纤细的云絮,目力所及,无不是不折不扣的湛蓝,那湛蓝不知深有几许,竟深得使少年不由双腿发颤,一种类似惧怵引起的颤抖。无论海潮的清香还是风的色调,大凡一切都鲜明得触目惊心。他花时间让自己的心一点点适应周遭景致,而后缓慢回过头去。这回他望的是彻底被深海隔绝开来的他自身的世界。白沙滩,防波堤,绿松林。绿松林被压瘪一般低低地横亘着,苍翠的山峦在它身后清晰地列成一排,指向天空。
  远处,左边有庞大的海港。可以望见好几架起重机、游船坞、盒状仓库、货轮、高层建筑,等等等等。右边,沿着朝内例弯曲的海岸线,静静的住宅街、游艇专用码头、酿酒厂的旧仓库接连排开。其空缺处,闪出一列工业地带的球形油罐和高耸的烟囱,白烟依稀遮掩天空。对10岁的鼠来说,这也是他的世界尽头。
  整个少年时代的春季和初秋,鼠都一次次往灯塔跑。浪高的日子浪花冲洗他的脚,风在头顶呼啸,生苔的石板不止一次滑倒他细小的腿。尽管如此,那条通往灯塔的路对于他仍比什么都可亲。他坐在堤头侧耳倾听涛声,眼望空中的云和一群群小竹英鱼,把装满衣袋的石子掷往海湾。
  暮色四合时分,他顺着同一条路返回他自身的世界。归途中,无可名状的伤感时常罩住他的心。他觉得前头等待他的世界那般辽阔,那般雄浑,完全没有他潜入的余地。
  女子的家位于防波堤附近。鼠每次路过那里都能记起少年时代那朦胧的情思和黄昏的气息。他在海滨大道停下车,穿过沙滩上疏疏落落的防沙松林,沙在脚下发出干涩的声响。
  宿舍建在以前渔民小屋所在的地方。下挖几米,就有红褐色海水上来。宿舍的前院栽的美人蕉像被人践踏过似的无精打采。女子房间在二楼,风强之日有细沙啪啦啪啦打在窗玻璃上。宿舍朝南,够得上漂亮。但总好像荡漾着忧郁的氛围。海的关系,她说,离海太近了,潮水味儿、风、涛声、鱼味儿……一切一切。
  鱼可没有味的,鼠说。
  有的,她说。说罢啪一声拉绳合上百叶窗。一住你就知道的。
  细沙击窗。
1973年的弹子球
5
  学生时代我住的宿舍谁也没有电话。就连有没有一块橡皮都可怀疑。管理员室前面有一张附近小学处理的矮桌,桌面放一部粉红色电话,是整栋宿舍拥有的唯一电话。所以,没一个人留意什么配电盘之类。和平年月的和平世界。
  管理员室里从未有过管理员。因此每次电话铃响,便由宿舍里的某个人拿起听筒,跑去叫人。当然情绪上不来时(尤其半夜两点)谁也不去接电话。电话便如预感死之将至的象一样,狂嚎乱叫若干次(我数的最多一回为32次),之后死掉。“死掉”——这一字眼一如其本身所示,死掉就是死掉。电话铃的最后一声穿过宿舍长长的走廊被夜幕吞噬后,突然的沉寂压向四周。沉寂得委实令人心休。人人都在被窝中屏息敛气,回想彻底死掉的电话。
  深更半夜的电话总是内容灰暗的电话。有人拿起听筒,开始低声讲话。
  “那事别再说了……不对,不是那样……可已没有办法了,是吧?…”·不骗你。干嘛骗你?…。·啊,只是累了…..·当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嘛……明白了,我都说明白了,让我考虑一下好么?”…·电话里说不清的……”
  看来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烦恼。烦恼事如雨从空中降下,我们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进衣袋。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想必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也有电报来。凌晨4时摩托开到宿舍楼门停下,肆元忌惮的脚步声响彻走廊。谁的房间被拳头砸开。那声音总使我联想死神的到来。略、略。好几个人奄奄一息,神经错乱,把自己的心埋进时间的淤泥,为不着边际的念头痛苦不堪,相互嫁祸于人。1970年,如此这般的一年。倘若人果真生来即是辩证地自我升华的生物,则那一年同样是充满教训的一年。
  我住管理员室的隔壁,那个长发少女住二楼阶梯旁边。以打来电话次数而论,她堪称全宿舍的冠军,我因之遭遇了几千次上下光溜溜的15阶楼梯的惨境。找她的电话实在五花八门。语声有郑重的,有事务性的,有悲戚的,有傲慢的,每种声音都向我告以她的名字。那名字早已忘了,只记得是个平庸得令人沉痛的名字。
  她总是对着听筒用低沉而疲惫至极的声音述说什么。说什么听不清,唧唧咕咕的。脸形也还漂亮。但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感。偶尔在路上撩肩而过,可从未打过招呼。她走路的神情,俨然骑一头白象在深山老林的小径上行进。
  她在宿舍大致住了半年,初秋到冬末。
‘我抄起听筒,跑上楼梯,敲她房间门,叫道“电话!”少顷,她应一声“谢谢”。除了“谢谢”没听她说过别的。当然,作为我也除“电话”别无他话。
  对于我也是个孤独的季节。回到宿舍每次脱衣服,都觉得浑身的骨头像要捅破皮肤蹦出来似的。大概我体内存在一种来路不明的活力,而那力正朝错误方向推进不止,要把我带去别的什么世界。
  电话响了,我这样想道,有谁要对谁诉说什么。找我本身的电话几乎没有。想向我诉说什么的人一个也没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诉说的无人向我诉说。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最后一次为她接电话,已是冬末了。3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周六早上。说是早上,其实已快10点了。小房间每个角落都塞满冬日透明的阳光。我一边在脑袋里半听不听地听着铃声,一边从床头窗口俯视甘蓝田。黑乎乎的田地上,残存的积雪如水洼一般到处闪着白亮亮的光;最后的寒流留下的最后的雪。
  铃响十多遍也没人接,便不再响了。五分钟后再次响起。我以很无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对襟毛衣,开门拿起听筒。
  “请问……在吗?”男人的语声。语声平板板、飘忽忽的。
  我含糊应了一声,慢慢上楼,敲她的门。
  “电话!”  。
  “--谢谢!”
  我折回房间,在床上摊开四肢望天花板。响起她下楼的声音,随即传来一如往常的唧唧咕咕。就她来说,电话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放听筒声响过后,沉默笼罩四周。脚步声也没听到。
  间隔一会儿,迟缓的脚步声朝我房间临近,并响起敲门声。响两次,之间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时间。
  打开门,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蓝牛仔裤的她站在那里。一瞬间我还以为传错了电话。她一言不发,只管把双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发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从救生艇上注视下沉的轮船。不,或者相反亦末可知。
  “可以进去么?冷得要死。”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进来,关上门。她坐在煤气炉前,边烤手边环顾房间。
  “房间一无所有啊2”
  我点头。的确一无所有。只窗前一张床。作为单人床偏大,作为小双人床又过小。其实床也不是我买的。朋友送的。我和他不怎么亲密,想象不出为何送我张床。两人几乎没说过话。他是地方上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在学校中院给另一伙人打了,脸被施工靴踢得够呛,眼睛都踢坏了,遂退学离校。我带他去校医室的时间里,他抽抽搭搭哭个不停,弄得我甚是心烦。几天后,他说回老家去,床送给了我。
  “没什么热乎东西可喝?”她问。
  我摇下头,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咖啡没有粗茶,壶都没有。仅有一个小锅,每天早晨用来烧水刮须。她叹息一声站起,说声等等,走出房间。五分钟后两手抱着一个纸壳箱折回。箱里有半斤分量的袋红茶和绿茶,两袋饼干、细砂糖、水壶和一套餐具,还有两个印有史努比漫画的大号玻璃杯。她把纸壳箱重重地放在床上,用壶烧水。
  “你到底怎么过的日子?岂不成了鲁宾逊漂流记了?”
  “是不怎么有滋味。”
  “想必。”
  我们默默喝红茶。
  “全给你。”
  我惊得呛了口茶:
  “为什么给?”  .
  “劳你传了好多好多电话,算是谢意吧。”
  “你也是需要的嘛。”
  她摇了几下头:
  “明天搬走,什么都不再需要了。”
   我默默思索事情的演变,但想象不出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好事?还是坏事?”
  “不怎么好啊,退学回老家。”
  洒满房间的冬日阳光阴暗下来,很快又变亮了。
  “不过你不想听的吧?换上我也不听,不愿意用留下不快记忆人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就下冷雨。细雨,可还是透过雨衣弄湿了我的毛衣。我拿的大号手提箱也好,她拿的旅行衣箱和挎包也好,全淋得黑乎乎的。出租车司机没好气地说别把行李放在车座上。车内空气给空调和烟味弄得令人窒息,收音机正大声吼着一支老情歌,老得跟跳跃式方向指示器差不多。树叶脱尽的杂木林宛如海底珊瑚在路两侧展开湿漉漉的枝条。
  “第一眼就没喜欢上东京的景致。”
  “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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