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之间，我似乎看到历史老人露出了狡黠的微笑。
西方列强，可惜不是我（1）
西方人和东方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的方式对抗自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东方，皇权；西方，分权。此后，东西方也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甚至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
英、法、美、德、意、日、八国集团、金砖四国……当时光洗尽铅华，千百年后这些称谓能有几个仍为人所知？
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强国？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知道什么样的国家才算世界强国；而且，一定有人想讨论，我们现在是世界强国吗？
我也想知道确切的答案。可惜，这件事，大家只能自己判断。
评价强国，如同评价美女，虽然没有标准，但一眼望去你就知道。
美女无须诠释，自有无数男儿拜倒；强国不用标榜，世界自会追随。
工业革命前后，西欧列强格局基本形成：法国占据着广袤的陆地称雄欧洲大陆，西班牙携先发优势控制着殖民地，英国依靠工业革命一跃成为欧洲新贵，荷兰则在贸易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这些国家确实都很拉风，不过，还要分跟谁比。
这个时代，真正的仍旧是中国，路易十四是与玄烨同时代的帝王，西欧城市不过几十万人，北京、南京、杭州，可都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我们祖宗很阔！
为什么如此发达的市场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
为什么不是中国？
世界强国，可惜不是我！
在经济学史上，这个问题被称做“李约瑟之谜”，据说谁能给出答案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看过一些经济学典籍，什么凯恩斯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货币学派……无数人，曾经用无数方式解读过这个问题。这些人的论证很复杂，复杂到偷偷看一眼，就有想睡觉的冲动。
“李约瑟之谜”说到底是文明争霸，历经千百年，有成千上万个因素影响答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连次贷危机都搞不定，相信数学模型也不可能彻底解释这个问题。
经济学永远不可能真的成为自然科学，很多问题也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
关于这个问题，第一，我们确实不可能建立包含成千上万因素的模型；第二，就算我能编，估计您也没兴趣看。所以，我们只能顺着这本书的路子指手画脚一番。
首先，重申一个经济学的公理性假设：这个世界上资源是稀缺的；然后，强调一下，这不是假设，是现实。
这句话很学究，如果用直白的语言，大家就好理解了：钱不好赚。
所以，要赚钱。
人类所有的卑劣和高尚、血腥和阴谋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今天，大家觉得生活压力大。生活压力大，好歹大家还有生活。这个世界的资源曾经更加稀缺，稀缺到不能维持大部分人生存，绝大部分人没有自己的生活。
工业革命之前，生命对普通人而言只有辛劳。活下去，才是最大的理想。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必须吃饭，必须活下去，不吃饭会死人的。遗憾的是，就是这个理想，也不易满足。所以，英国一个机器动力纺织技术就被称为“工业革命”，实在是因为，“穿”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奢侈的目标。
摆脱这种生存困境，是人类当时的最高理想。
在西方，人们幻想王子钟情于灰姑娘，灰姑娘从此就过上童话般的生活；在中国，人们希望年轻人点状元，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无论是幻想还是希望，都不是什么好点子，概率基本相当于彗星撞地球。既然绝大部分人都成不了公主或状元，那还是睁开眼睛面对现实吧。
西方列强，可惜不是我（2）
西方人和东方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的方式对抗自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东方，皇权；西方，分权。此后，东西方也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甚至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
现在，很多人认为皇权和分权，形同水火、势如冰炭！
不是这样的。
历史，经历了几千年，皇权和分权，孰优孰劣，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答案。今天，更不是历史的大结局，所以，关于这个问题，谁也不能说自己知道标准答案。
分权有时候确实优于皇权，只限于“工业革命”之后。
民族和国家之间有仇杀和血腥，很残酷。看完《2012》后，我明白，自然，更残酷。
战争好歹还得排兵布阵，就算是杀人也得费一番手脚，地震、海啸，哪怕是泥石流……随便拿出一个来都能杀人于无形，甚至让人类灭族。
面对外部挑战，皇权的优势很明显。
征发全国人民修筑万里长城，垒满了尸骨，却修筑了一道抵抗异族的屏障，即使到明末清兵入关，山海关仍旧是最大的屏障……
水火无情，一场洪水足以毁掉肥沃的农田、几代人的积累。要想挖河修堤，起码人得先够数。
谁也不知道放弃皇权后还能不能活下来，即使你选择分权，也会很快被邻居消灭，此时，选择皇权本身就是理性的。
皇权有皇权的害处，最大的害处就是缺乏竞争。
皇权社会如同一个金字塔，塔尖的人就是这个社会的上帝，没有任何竞争，可以用任何手段攫取资源。随着金字塔层级递减，权力逐步减弱，资源控制能力也逐步下降。
这种模式一定会使得皇权毫无制约，既然没有制约，那掠夺就必然毫无止境，于是他们的目标便会从增量转向存量。
一旦掠夺超出了金字塔底层的生存极限，便会爆发不可逆转的暴力——反抗皇权，目标不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是为了成为另一个皇权。
由此，东方社会开始周而复始的长循环：统治者从对抗挑战，逐步到掠夺资源，当然也就损害了产权、压制了个性，从而也就不可能发生基于个体发财梦想的“工业革命”。
可是，我们选择了皇权。
西欧，不是不想皇权，实在是皇权不起。
恺撒、戴克里先、克洛维，这些西欧统治者无一不想形成东方式专制，都想集中权力，但是，西欧民族变迁并无延续性。罗马征服雅典城邦、日耳曼入侵罗马、北欧海盗骚扰日耳曼人……几乎每次民族征服都是毁灭性的，一场异族入侵，会让几代、几十代人积蓄的物质财富荡然一空。
不断毁灭，世俗权势不再具有连续性，西欧只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始社会的平权状态，即一个人不太可能超出其他人更多。
在平权条件下，西欧各地实力均衡。利益受损的一方很容易选择逃避，强势的一方，特别是微弱优势方必须让步。如果跟对方死磕，必然是自损实力，最终被人吞噬。所以，西欧整个古代历史，几次上十万人的战争，不过就是雅典、罗马帝国这么几次。
无情的生存铁则，让西欧一直到11世纪都不敢以家庭对抗自然，唐宋时期小农围炉夜话的时候，欧洲还在海盗的侵扰下胆战心惊。城堡、领主成为小势力对抗外敌和自然的主要角色，落后的农业生产根本维持不了一支常备军，即使到文艺复兴，欧洲文明也始终没有恢复到雅典城邦时代的水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正是由于欧洲的落后，才使得它走上了一条试错路径，每一个城堡都必须攫取更多资源，新制度、新体系的尝试是性命攸关的，再按老路走下去就灭族了。
地域封建割据框架恰好提供了试错途径，领主乃至王国之间不存在统一的王权，因此各地区可以独立进行经济试验。海运条件使得西北欧市场早熟，骑士思想随商业的扩张深入人心，公平、有偿交易、谈判等模式逐渐被反复尝试。
不公平、不谈判、不妥协，最终大家都得不到什么好处。于是，我们在西欧历史上看到了各种图景：民主的英国、专制的法国、自治的荷兰……
最终，西欧选择了分权。
与东方坚持集权路径一样，欧洲制度变迁同样也是理性的，也是在无数次试错之后换来的，牺牲了无数生命，耗费了无数财富。基督教使得整个西欧在民族文化上具备统一性，每个成功都有可能在整个欧洲传播。
最后的结果，英国出现了议会和普通法系，也因此率先出现了工业革命。此后，欧洲一跃跳过了家庭生产的界限，开始了工业组织与市场制度的变革，市场交易在多次试错中胜出，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成为人类摆脱生存经济恶性循环的关键。
一旦工业革命站稳脚跟，世俗权力就不可能再与其抗衡。人类文明持续数千年后，西欧终于即将率先走出维持生存的宿命。
殖民地的货币
新大陆第一批钱是海盗带来的。
海盗抢钱，有难度；花钱，就更有难度。无论欧洲大陆还是东方中国，任何一个国度都不欢迎海盗，用抢来的钱，风险都很高。殖民地是个好地方，既没有政府，也没有人指责他们走私，当地人自己就杀人越货（尤其是大商人）。
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国清教徒登上“五月花”号——除了许诺，他们没有获得英国王室任何支持。
殖民者进入美洲大陆，仿佛被送回了2000年前。
最先进的印第安人不过刚有个把奴隶，即使如此，殖民者也远非传说中的战无不胜。他们不过就几杆破滑膛枪，还经常不响。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残暴，印第安人对殖民者下手也挺黑，基本上都是挖心活祭那一套。
经历了很多次失败，移民不断总结经验，想出了一个馊主意：用印第安人打击印第安人。当时，印第安人远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三百多个部落本来就互相往死里打，加上移民挑唆，确实死了不少人。
真正毁灭印第安人的，不是武力，而是欧洲人带来的天花，印第安人对此没有免疫能力，因此大批人死亡。
随着印第安人的衰微，新大陆成了欧洲人的天下。
新大陆初期历史是欧洲各国移民史，前期以西班牙为主，后期以英法为主。来到新大陆的欧洲人，无论是西班牙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在国内通常是很有进取心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逃犯）。流窜几个月，路费经常会花光，谁也不会抱着参观原始社会风貌的闲情逸致来新大陆。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你原来干什么我实在不清楚，在一个新环境里，社会层级变迁的可能性更大，大家籍贯不一，风俗难免有差异，所以，异端（另一个解释叫“创新”）也是可以接受的。
美国没有历史吗？
美国历史是在欧洲移民史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是穷人最好的土地。”（当然，仅对欧洲移民而言；对印第安土著来说，仍旧很残酷）
新大陆第一批钱是海盗带来的。
海盗抢钱，有难度；花钱，就更有难度。无论欧洲大陆还是东方中国，任何一个国度都不欢迎海盗，用抢来的钱，风险都很高。殖民地是个好地方，既没有政府，也没有人指责他们走私，当地人自己就杀人越货（尤其是大商人）。
海盗的工作是抢劫，既然是抢劫，就不能只抢一种货币。新大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货币，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瑞典，甚至阿拉伯的货币在美洲大陆都能见到。各种货币以西班牙为最，当时的海盗头儿是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她最喜欢抢西班牙人。至于汇率，只能由海盗之间估摸着算，随着海盗洗钱数量增加，铸币开始成为殖民地的交换媒介。
殖民地税收就差钱
英国最大的税收进项恰恰就是贸易税。指望这帮商人听话交钱，那是相当不靠谱的，议会（商人）很快想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方法对付总督。
以纸币，缴税收。
在殖民地，英国王室派出的头儿叫做“总督”。
总督，听着很拉风，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穷的职业，不但没有军队，而且没钱。收钱的话，要依靠地方自治组织——“议会”协调地方各项事务。
议会本来是服务于总督的民间组织，协调移民服从宗主国管理。17世纪末期随着移民商人新贵的成长，他们逐步掌控了议会。说到底，新大陆和英国的关系是一个利益分配方式和份额的关系，商人新贵肯定要维护自身利益，于是英王和总督的命令基本上都会走样。
作为宗主国，英国当然希望能在新大陆殖民地攫取利益。所以，税，还是要收的。
英国最大的税收进项恰恰就是贸易税。指望这帮商人听话交钱，那是相当不靠谱的，议会（商人）很快想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方法对付总督。
以纸币，缴税收。
1690年马萨诸塞州设立银行，发行4万英镑的纸币，议会通过税收回收纸币。这样，可以不用铸币就能缴纳税收。18世纪20年代后，各州陆续仿照马萨诸塞发行纸币。
问题是，银行几乎都由商人控制，没有任何金银储备，纯属忽悠。
纸币流通情况并不好，海盗不要纸币，普通居民中大面额交易又很少。实际情况是，缴纳税收几乎是纸币的最大用途。
于是，纸币很快贬值：1726年1块西班牙银元大概兑换20先令纸币，1750年这个数字是150先令。
英国王室不是白痴，从1720年开始，就试图关闭这些银行；1751年，禁止在新英格兰地区以银行券作为货币。
鉴于自己从未对移民提供实质性支持，英王对殖民地的管理始终很松散。尽管殖民地议会立法需要母国国会批准，但每次被否决后，殖民地总会找到各种理由弄一个新法案出来，当然，内容是接着忽悠母国。而且，英国议会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希望王权获得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殖民地议会居然就这么一直混了下去。
混的过程是很幸福的。
18世纪中期，新大陆造船业成本已经比英国本土低30%～40%，1760年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至少有1/3在殖民地建造；60年代开始，酿酒、冶铁、纺织业的水平也丝毫不弱于母国；广袤的土地更使之成为西方世界烟草、蓝靛、木材等农产品的产地。
18世纪70年代，北美英国之间的贸易已比世纪初增长了12倍，与这个数字并行的是北美出现一批超级商人——走私商。1772年，英国和北美贸易额官方统计仅有50万英镑，当年仅纽约一地查获的走私贸易罚款就高达10万英镑，按上述数字推断，走私贸易额肯定远远超过了官方数据。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世界已经离不开新大陆了。尽管如此，北美说到底也只是英国全球的一个棋子，英国随时有可能为本国利益牺牲北美。新大陆贸易热火朝天的时候，英国却忙着和法国争夺加拿大殖民地宗主权。为了支付战争费用，亨利三世对殖民地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1751年，航海法令，对北美商船课重税；
1761年，食糖法令，禁止殖民地与法国发生食糖贸易；
1763年，禁止北美殖民地西进；
1765年，印花税法案，执照、契约、遗嘱、报纸书刊都要课重税；
1767年，汤森法令，各州要为当地军警支付费用；
……
都是馊主意。
为了禁绝殖民地忽悠自己，亨利三世命令关闭所有殖民地银行；更离谱的是，为了支持本土产业，亨利三世开始出绝招了：“殖民地不得制造一枚纽扣、一个马掌或者一颗平头钉。”
您还是洗洗睡吧，先。
独立战争，为谁独立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战争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不是靠卖军火。
战争消除了世俗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制约与压榨，全世界的商船都往这里涌，不火，那才真是怪事。
其实，强国之路有时真的就这么简单。
作为宗主国，英国在新大陆本来就没有强力统治，脆弱的政治脐带不能调和两者矛盾，殖民者自行建立了通讯委员会、大陆议会等机构对抗英国。
北美独立已经是迟早的事情，此时，东印度公司提供了火种。
17世纪以来，东印度公司掠夺了大量财富，也积累了官僚习气。没有竞争的时候，东印度公司靠着很黑、很暴力的活动也能凑合着过；现在，新大陆贸易结构与东印度公司非常相似，对东印度公司形成了致命威胁。
对英国而言，全球最大的贸易对手法国已经战败，西半球应该是自己的天下。就在此时，他们突然发现后院起火，新大陆殖民地已经羽翼丰满，要断掉自己的王牌——东印度公司。18世纪70年代开始，东印度公司已经无法抗衡新大陆贸易商，1773年大约有1700多万磅茶叶滞销，眼看着就成为沤肥原料了。
拯救公司的唯一方法就是特权：亨利三世希望能把这些茶叶直接卖到美洲，于是就授予公司茶叶在北美的垄断权。
既然可以用一纸命令垄断北美茶叶销售，其他商品当然也可以如法炮制。长此以往，北美大陆的商人，真的不用混了。
新大陆商人是自己混出来的，他们可没拿过国王、贵族或者英国资产阶级一分钱。不但我行我素，走私船换上海盗旗也不是不可能。
禁绝殖民地生产体系，没事想来抢钱，您就是我爹都不行。北美商人对东印度公司的回应是：耍无赖。
他们经常伪装成（唆使）印第安人袭击英国商船，把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倒进大海。
也真是欠揍！
英军封锁了各个港口，禁止美洲航船出海，除非东印度公司能付清茶叶款；同时宣布凡是发生倒茶事件的城市一律为叛变；所有美洲商船只能和英国、苏格兰以及英属西印度有贸易往来。
这等于断了北美商人的财路，更重要的是，北美商人已经羽翼丰满。1775年，有人在莱克星顿打响了反对宗主国的第一枪，独立战争由此开始。
北美独立战争历来被视为世界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由此诞生，殖民地代表起草了至今让人荡气回肠的《独立宣言》。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伟大的结果，并不必然对应伟大的战争，更不必然有一个伟大的动机。
这场商人领导的独立战争压根就不是全民皆兵，大陆军鼎盛时期不过2万人，一般情况下华盛顿只能维持5000多人的常备军。当时文献记载：“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北美居民来说，似乎从未目睹这场战争。”
所谓殖民地利益，说到底还是要落实到个人头上，所谓参战的“大陆军”和“民兵”都是商人的私人武装。要知道，独立战争的领导机构“大陆会议”连征税权都没有，哪有钱来维持一支常备军？
商人领导的战争，也得筹款。以往战争筹款往往有三种途径：一是征税，二是借款，三是发行纸币。
对殖民地来说，征税不太现实，议会大概找不到什么缴税的人；借款，美国连个像样的政府都没有（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不承认美国政府），凭什么向外借款；剩下的，就只有发行纸币（大陆券）了。
1775—1780年美国通货总额亿美元，1779年1年竟然发行了1个亿。如果按照欧洲国家的经验，美国货币体系即将崩溃。
问题是，这里不是欧洲，是新大陆。
美国既然自己选了政府，也就破除了贸易中最大的障碍，生意越做越大，商船开始在全球巡航，1784年“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此时，欧洲大陆还流行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则更类似于一个自由港，消除了特权，没有关税。生意人就是生意人，哪里赚钱就从哪里走货。无论欧洲还是美洲，包括海盗在内的人都到这里来做生意。
1770年，费城每年最多有万吨货物离港，178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万吨；弗吉尼亚、马里兰等地的贸易量也比战前翻了一番，贸易量的增加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战争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不是靠卖军火。
战争消除了世俗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制约与压榨，全世界的商船都往这里涌，不火，那才真是怪事。
其实，强国之路有时真的就这么简单。
美国金融之父（1）
汉密尔顿——战时的英雄，卸甲后的理财家，既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也是美国金融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人称“美国金融之父”。
按照童话的逻辑，独立战争结束，美国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现实不是童话，历史也永远不会终结。
对联邦政府来说，独立后的日子简直是一场噩梦。
联邦欠下了一屁股债，更离谱的是，大陆会议压根就没有征税权，只有建议权，批准权在各州议会。1783—1789年联邦从各州仅弄到200万美元，加上抢来的英国财产，不过750万美元，却需要支付950万美元左右的费用。
当时的北美，民众普遍把征税视为暴戾的恶政，联邦要说服各州纳税，广大美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濒于破产的财政成为联邦体制的致命缺陷，由于缺钱，甚至引发重大兵变（牛堡兵变）。与此同时，大陆券、金银、各个国家的货币在美国都有流通，大陆券与金银比价的波动幅度一日之内可达20%。
联邦政府危矣！如果没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话。
汉密尔顿——战时的英雄，卸甲后的理财家，既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也是美国金融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人称“美国金融之父”。
1789年，汉密尔顿临危受命，成为华盛顿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他的施政方针可以用两种语言来描述。
说复杂点，就是以联邦信誉建立中央银行应对财政危机；说简单点，就是发行纸币。
汉密尔顿是约翰·劳的信徒，但是他认为法国金融大厦建立在沙滩上，只有仿效英国建立英格兰银行，才能维持银行体系稳定。新大陆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银行统一货币，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必须优先发展金融业。
在所有试图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地方都要以银行信贷作为重要支持……荷兰、英国等工商业强国都是银行业兴盛的国家，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美国是基本不产金银的国家，因此，建立银行殊为重要。
——汉密尔顿
1790年，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议案《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要求模仿英格兰银行成立美国银行，授予该行20年特许证发行美元，同时，由联邦统一美国国债市场。
议案的批准过程并不顺利。
汉密尔顿一生中最重要的对手是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一生都欠银行债务，美国银行业没什么政治觉悟，对国务卿进行了强力追讨，杰斐逊临终时甚至害怕自己买不起墓地。
可以说，杰斐逊一生都为银行债务而郁闷。
更重要的是，杰斐逊的支持者来自南部诸州，南部诸州种植园属于贷款户，是强势银行的受害者。纸币虽然有利于流通，却必然会损害农场主利益。让杰斐逊支持设立中央银行，那是相当不靠谱的。
杰斐逊从一开始就反对成立中央银行，他认为“银行法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使一伙骗子发财，使国家中诚实和勤劳的人受损”。
所幸，杰斐逊还不是总统，国会在北部大商人手中。最终，国会以39票对20票的战绩通过了汉密尔顿银行法案。
即使如此，汉密尔顿还是做出了重大让步：为换取南部诸州支持，汉密尔顿甚至放弃要求将纽约作为首都。很难评价这个选择是对是错，纽约如果成为首都，纽约肯定不是今天的纽约，甚至美国也不再是今天的美国。经济中心同为政治中心，可能美利坚合众国会走向一条完完全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美国金融之父（2）
令汉密尔顿没想到的是，他建立的中央银行却催生了美国证券市场。
1791年总统批准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银行（后来，人们将这家银行称为“美国第一银行”），第一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责，股本1000万美元，其中联邦政府股份200万美元。
也就是说，80%的第一银行股本要靠市场发行股票，要从市场投资中募集。
1791年7月4日，美国第一银行股票开始上市交易。所有股票在几个小时内被认购一空，当时的报纸这样描述这个独立日：“一些为拯救公众自由甘愿在战争中牺牲、抛弃家财的人惊奇地站在一旁，注视着这令人诧异和意想不到的场面。”
仅仅一个月，美国第一银行股价就从25美元（发行价）飙升到325美元。跟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一样，所有人——商人、店员、技工、学徒……大家纷纷倾囊而出，推动着股价飙升。
跟着，市场开始流传各种传言：第一银行即将收购纽约银行，纽约百万银行即将和纽约银行合并，几乎所有的银行股价都在狂飙。
一批经纪人开始租用固定交易场所交易股票。1792年3月21日，24个经纪人在华尔街68号的一棵梧桐树下签订协议，史称《梧桐树协议》，这些经纪人组成了一个有价证券交易联盟，这就是纽约交易所的前身。
自此，金融，一颦一笑都在影响着新大陆的命运。
1792年，美利坚合众国银行开业，这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就是美元。不过，美元此时还不是世界货币，诞生时甚至要以西班牙元为基准，两者官方比价是1∶15。
联邦政府给美国第一银行的任务，是防止货币混乱；美国第一银行的主要工作，是制造混乱。
第一银行经常收集州立银行银行券，到达一定数量时，突然要求银行兑付黄金、制造挤兑。这种做法很快在货币市场形成了一种恐怖气氛，各银行纷纷收缩信贷，回收贷款，利率很快飙升到1％/日。
纽约证券市场刚刚兴起第一波牛市，大家投资兴致正浓，也就难免贷点款、融点资。货币市场利率飙升对股市从来都是重大利空，刚刚兴起的牛市马上经历了一场下跌，整整500万美元资产蒸发掉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货币收缩，汉密尔顿果断出手，命令财政部收购第一银行股票，支持市场，同时劝告普通银行不要收缩贷款。商人可以用短期票据缴纳关税，而在此之前关税只能用黄金或者联邦票据支付。
无论如何评价汉密尔顿的救市，最终结果是金融市场在财政部支持下平稳度过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波动，没有发生南海泡沫或密西西比泡沫一样的悲剧。
在杰斐逊眼中，第一银行带来的只有疯狂、只有贪婪、只有混乱，汉密尔顿不过是在为一群赌徒撑腰……
财政部长没有变成美国总统，国务卿却在1800年成为美国最高领导人。
尽管第一银行也知道总统讨厌银行，但是，它并未把总统放在眼里：第一银行的特许权到期日在1811年，恰好度过了杰斐逊的执政期限（华盛顿连任两届之后退任，总统只能连任两届已成为潜规则，但当时尚未写入宪法）。
这种形势下，第一银行银行券始终处于扩张地位，而其他银行不断处于守势。对此，州立银行早就心怀不满……
令第一银行沮丧的是，杰斐逊之后的总统麦迪逊也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州立银行终于等来了机会。
1811年，第一银行特许权到期，州立银行联合向国会提出议案，认为第一银行涉嫌不公平竞争，要求撤销对第一银行的特许权。当年，美国第一银行特许权没有获得延展，关门收摊。
美国政府的政策可能错了，因为欧洲投资者持有美国第一银行80％的股份，美国第一银行关门意味着800万美元金银铸币流出美国，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汉密尔顿管理金融市场的方式或许确实过于行政化，但是，总好过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杰斐逊主义者摧毁了中央银行，却使得华尔街成了脱缰的野马，自此，这里成为一个没人监管的市场，一直到1929年大萧条。
更不幸的是，次年，美英再次开战。1814年英军攻占华盛顿，白宫，被烧了。
政治动荡下，金银开始向欧洲本土回流。当年，各州银行普遍宣布停止兑付金银铸币，美元随即剧烈贬值。在这场灾难中，联邦政府被迫接受了大量没有实际价值的银行券，蒙受了大约500万美元的损失，成了最大的输家。
我们研究的领域，是金融学；我们的工作，是高等教育。金融学教师也是教师，不是金融市场操盘手。所以，在这里实在想提一下杰斐逊的另一个功绩：创建弗吉尼亚大学。杰斐逊坟墓的对面就是美丽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他将永远守护着这片校园。
这位总统亲撰的墓志铭中，没有提到他曾经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他给自己定义的身份是《独立宣言》起草者、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起草者、弗吉尼亚大学创始人。
总统很重要，跟以上三项相比，不重要。
今天，美国教育体系仍旧带着杰斐逊时代的烙印，平均下来，每个州预算的10％、财政总财富的40％都在教育界，虽然美国教育体系是私立学校为主。
在美国的移民文化中，有一个理念，至今我们仍然经常可以在美国历任总统的演讲中听到：我们需要的是，下一代人应该比我们过得更好。
教育，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手段；教育，使得你具有更高的起点，建立了一个流动性的社会阶层，阶层从此不再是不可跨越的。在这种跨越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富强起来，因为没有人拿棍子逼着你，奋斗的源泉源自内心的超越。
教育不是产业，如果把教育当做产业，甚至当做一个官僚机构来把持，那这个民族的文化必将伤痕累累，最终也不可能承载人类赋予教育的使命。
凡不能有良好教育体制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泱泱大国；
凡不能将良好教育普惠于全体公民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泱泱大国；
凡不能在教育中传承正确价值观的国家，就更不可能成为泱泱大国！
在一个文明的国家，指望在无知中获得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托马斯·杰斐逊
央行之死
第二银行恰好于1836年关门大吉，失去了第二银行，市场上的货币一下子好像消失了。
通货紧缩如期而至。
美国人很快学乖了，1816年，麦迪逊任期尚未坐满，国会就要求总统重建美利坚合众国银行，即“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第二银行。
美国第二银行的兴衰同样与华尔街息息相关。
第二银行建立的时候，恰逢美国“运河热”。1820年，伊利运河通航，运河的总花费是700万美元。要知道，50年后美国购买阿拉斯加州才花了720万美元，即使这720万美元还被广大美国人民骂了几十年。
当时，美国建国不足一个甲子，60年，自由竞争中根本就不可能形成超级财团。如此巨大的运河投资不太可能靠个人，只有对公众募股。
伊利运河通航后，西部农产品可以直接通过运河运到东部，以前只能绕道密西西比河。运河的通航使得运输成本下降了约4倍，时间则缩短了3倍，当年，约有万艘船航行在伊利运河之上。
巨大的成功激励了后来者，各种各样的运河公司应运而生。这就是所谓的“运河热”。
运河热，确实很热；热的，不是运河。
运河修建过程中不确定性实在太大，经常会碰到许多难以解决的地质问题，投资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更多的人只是以修运河的名义筹资，至于是否去开凿运河，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
所谓运河公司，很多压根就是骗子。运河有没有无所谓，有概念就行，纽约证券市场由此再次兴盛。
第二银行最擅长的业务，跟第一银行一模一样：除了威胁州立银行，就是贷款给股票炒家，甚至直接参与股票炒作。由此，纽约证券市场迎来了第二波牛市，各种运河公司的股票被吹成玄色玫瑰，在货币扩张的支撑下证券市场迅速发展。
1832年，尽管汉密尔顿已经在决斗中被敌人枪杀，但他的继承者已在政坛形成势力，被称为联邦主义者；
杰斐逊早就在银行讨债声中与世长辞，而且当政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与杰斐逊素来不睦；
……
鉴于以上原因，第二银行行长比德尔信心十足，在特许到期前4年提前向国会申请延长美元特许权期限。
比德尔一定没研究过杰克逊的个人历史。
杰克逊确实与杰斐逊素来不睦，但却与杰斐逊有一段相似的历史：因为个人早年为人担保，也被银行追债，一追就是十多年。
可以说，杰克逊对银行的痛恨不在杰斐逊之下。
总统断然否决了国会提议，理由：第二银行将国家财力集中于一个机构，将贷款集中于东部工商业，涉嫌违宪。
结果一：联邦资金立刻撤出第二银行，总统对市场发出了明确信号，第二银行命不久矣。
结果二：个人信誉欠佳的总统创造了美国历史上信誉最好的财政部，居然搞得美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位总统如何痛恨银行）。
幸亏后来无人继续这个政策，否则个人信誉欠佳的总统极有可能让我们见不到今天关系美国命运的很多名词：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货币失衡、美元霸权……
有了第一、第二银行交替的例证，比德尔并未被杰克逊吓到。只要收缩货币，市场就会下滑，联邦只能迁就第二银行。于是，第二银行立刻收缩货币信贷，希望借此减缩银行信用，制造金融市场紧张气氛，继续第一银行起死回生的奇迹。
得到明确信号的州立银行并不配合，何况第二银行始终就是它们的眼中钉。没有第二银行搞清洗，他们可以放心地扩大信贷，市场并没有像第二银行预期的那样出现紧缩。
反击也没有吓倒国会，4年后，特许命令到期，联邦政府坚决关闭了第二银行。1836年3月，美国第二银行关门大吉。此后几十年，美国都没有成立中央银行。
这么干，肯定是不对的。
在某种程度上，第二银行制度设计存在合理性，虽然第二银行也定期搞清洗，但正是这种威慑力使州立银行在放贷时有所顾忌，信贷不会无节制地扩张。杰克逊向市场发出信号，第二银行快完蛋了，威胁也就不存在了。
银行过度扩张，实体经济已经不能支撑如此数量庞大的银行券，可是货币总要寻找归宿。第二个结果的消极效应也显露无遗：杰克逊把国债市场也给取消了，货币失去了最重要的对冲手段。
货币自己找到的归宿，是证券市场：除了运河公司，1836年纽约证券市场还在交易38家银行股票、32家保险公司股票……
杰克逊的处理方法，简单而粗暴。
为收缩银行货币，1836年他规定所有土地交易必须使用金币或者银币；当年7月11日签署《铸币流通令》，强制推行金银币作为货币。
自此，银行券不好使了。
提醒一下，第二银行恰好于1836年关门大吉，失去了第二银行，市场上的货币一下子好像消失了。
通货紧缩如期而至。
1836年11月棉花价格是15美元/千克，到1842年就剩下6美分了。更可怕的是，货币收缩一旦发生就会产生惯性，到1837年3月利率上升到2％～3％/月。
高额利率对证券市场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1837年3月，纽约市场开始迅速下跌；5月，美国各州立银行再次停止兑付铸币。
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萧条，情形直追1929年经济危机。
杰克逊逝世于1845年，他传世的墓志铭只有一句话：“I killed the bank!”（我杀死了银行！）
上帝创造了什么
创新，是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兴衰的根本。在后面部分，我们会看到，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创新决定了世界走向，这些创新恰恰大多发生在保护创新的国度——美国。
1836年的萧条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值得庆幸的是，此前，繁荣的种子已经种下。
事件还要回溯到独立战争后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宪法》规定：“为促进科学和使用技艺的普及，应给予发明家和作家的著作一定期限的专利保障。”
根据此条，1790年国会颁布《专利法》；1802年，国会批准成立专利管理局……
这些政策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发明人对发明成果享有独占收益。专利制度激发了美国人发财的梦想，只要能创造出比别人更先进的技术，就能发财。
很讽刺，专利的本来含义是欧洲王室对某个领域的特许权，有无《专利法》本身并不重要，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制定《专利法》，1898年清朝就颁布了《专利法》，但是，似乎太监仍旧是这个朝代独领世界风骚的创新……
创新，是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兴衰的根本。在后面部分，我们会看到，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创新决定了世界走向，这些创新恰恰大多发生在保护创新的国度——美国。
因为，美国是一个真正依靠法律保护创新的国家，专利保护甚至被写入宪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知识产权照样神圣不可侵犯。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大门上，至今赫然刻着林肯的名言：“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
当然，任何一个创新都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有了制度激励，无数次偶然中肯定有必然。发明电能可能是偶然的，但率先出现在美国则是必然的，否则，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偶然：原子能、生物制药、互联网……
也正是因为偶然太多，制度保证才显得尤为重要，它激励着无数追求利益的人奔跑，有了利益，人类的创造力就是无穷的。
如同战争，将官总是许诺：“先登城者，赏万户侯。”
中国人不聪明吗？然而，我们的激励却是“学而优则仕”。
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是，这百分之一的灵感却是至关重要的！有时要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更为关键。
——爱迪生
华尔街一飞冲天，靠的就是创新！
19世纪50年代，此时华尔街还很原始：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
第一项改变华尔街的创新，叫做电报。地球人都知道，那玩意儿是传递信息的，比吼快多了。
华尔街的命脉，是信息：早一刻得到信息，你就是市场先知，就是市场的神。
电报的改良者，叫做莫尔斯。说好听点，他是一个画师；说难听点，他靠在街边给人画像为生，而且极不敬业。
没事（有事也不耽误）的时候，莫尔斯喜欢摆弄电流、做实验。由于过于业余，莫尔斯并没有多少技术性原创，电报硬件早就有，只是不实用。莫尔斯创造了一个发报代码体系，发报才成为可能。
1840年，莫尔斯为此申请了专利。
此后4年，无人问津。
1844年，终于有人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架设了一条40英里的电线，莫尔斯开始了较长距离的电报实验。
5月24日，莫尔斯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发出世界上第一条完整意义的莫尔斯电码，内容是“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一瞬间，巴尔的摩成功接收到了信息。
成功了！
无人问津的代码，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华尔街。
对比当时美国的其他城市，纽约在经济总量上远远没有达到压倒性优势，费城、波士顿，甚至华盛顿都是区域经济中心，而且都有独立的证券市场。这些证券市场之间虽然有信息往来，但更多是靠本地炒家自生自灭。
电报，改变了这一切。
信息将各地市场连成一片，纽约市场毕竟更加成熟，也更有魅力。凭借先发优势，纽约一举吸纳了来自各地的资金和炒家，成为和伦敦并肩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项刺激证券市场的创新，是铁路。
1830年5月24日，美国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全长21千米。与运河相比，此时的铁路技术还不成熟，也远未得到重视，到1840年全国建路里程仅为998千米。
1853年“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整合了各家铁路公司资源，统一了铁轨和机车标准。铁路相对运河的优势展露无遗：不受天气制约，无须沟通天然河流（美国本土河流多为从南到北），可以铺设到任何一个角落。此时，中国国门已经被列强打开，中国劳工也为美国铁路热付出了血汗和生命，据说美国铁路每一条枕木下都埋着一位华工的尸骨。
1848—1858年，美国铁路总长度达到万英里，超过了其他国家铁路长度的总和。自此，铁路成为贯穿美国大陆中西部的运输动脉。至今，还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撼动它陆地货运的霸主位置。
对华尔街来说，铁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组建铁路的公司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故事素材和投机工具——铁路公司股票。
最后，华尔街需要的只是一个时机。
纽约1857
牛市前期，一两个负面消息未必能遏制市场上扬，但在熊市前期，市场已羸弱不堪，平时可以承受的消息也足以成为重大利空。
所以，祸，从来都不是单行的。
1846年美国VS墨西哥，战争爆发，结果：墨西哥丧失一半领土，包括加利福尼亚等州在内的12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并入美国。并入美国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加利福尼亚地下的金矿。
实际上，1841—1842年，加利福尼亚地区先后两次发现金矿，当时加州还是印第安人的天下。第一，大家不认识黄金；第二，消息闭塞，没有外传。
美国人来了，不一样了。
1848年1月24日，移民詹姆斯·马歇尔在当地水沟内发现金块。马歇尔的居住地新赫尔维蒂亚地处萨克拉门托河、美利坚河汇合点，是天然的人口集散地，也是当时最大的移民中心。
尽管马歇尔想严守发现黄金的秘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
3月，当地报纸《加利福尼亚人报》首发此消息；
8月，纽约《先驱报》进行大篇幅报道；
6月，加州总督向总统波尔克报告，称金矿的价值“足以支付几百倍以上的墨西哥战争的费用”；
12月，总统致函国会，公开加州总督报告，证实加州金矿并非忽悠。
拜电报所赐，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民奔走相告，举球欢庆。最终，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移民涌入加州，淘金热由此开始：1849年，约3万人涌入加州；次年，又有3万人加入……
淘金的收入确实令人咋舌：在富矿区，人均收入是2000美元/天，这个数字足够一个家庭过几年好日子；即使在贫矿区，劳动者的收入也是人均20美元/天，相当于东部一个月的收入。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见金！
1847年美国黄金产量只有万盎司，1849年变为193万盎司；1853年，淘金热达到顶点，加州黄金产值达到6500万美元，1851—1855年加州黄金产量几乎占世界的45%，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金国。
《加利福尼亚人报》这样报道：“从圣弗朗西斯科到洛杉矶，从沿海到内华达山麓，整个地区都响彻着喊声：黄金！黄金！”
淘金热的另一个结果：货币供给增加，钱多了！
货币扩张一旦开始，钱的数量就会螺旋式上升，把黄金生产远远抛在后面：1855年美国银行业总体铸币储备只剩下14％，而1837年以前这个数字是50％。有人甚至出版银行券手册，指导人们哪个银行券储备比例太低，告诉人们哪家银行很不靠谱。
上万种银行券在货币市场流通，证券市场则充斥着铁路股票，各种消息通过电波在全美甚至全球传送……
时机成熟了！
牛市的故事总是相似的：华尔街一片欢乐，如同之前之后的每一次牛市。
获得财富如此容易，各种奢侈品开始充斥纽约市场，《先驱报》报道甚至有女富豪真的穿上了“水晶鞋”——用钻石装潢的鞋子（这个场景在郁金香危机中依稀可见，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哀后人也）……
1856年，纽约共有360家铁路公司、985家银行股票，还有无数的联邦债券、市政债券在市场交易。
之所以有牛市，是因为有熊市，熊市迟早会出现，熊市的故事却各有悲欢。
交易资金量扩大，后果是灾难性的。
这些资金是典型的“倒金字塔”：牛市前期并没有进入，看到收益后才携资而入，此时往往是牛市中后期，投资额先小后大，故曰“倒金字塔”。倒金字塔投资是证券投资的兵家大忌，尽管您可能从无数资料中看到过这个法则，但是，我向灯泡保证，绝大多数人没有记性的。
挨打，才会真疼；赔钱，才会领悟投资真谛。
加州淘金者多是新移民，对熊市征兆没有基本判断，对1837年熊市也没有任何记忆。他们的投资，恰恰就是倒金字塔。
实际情况是，随着铁路逐步饱和，冶铁、采矿、制造等一批行业已经开始不景气。华尔街，灾难就在旦夕之间。
1857年8月19日，密歇根中央铁路公司总裁辞职，尽管总裁辞职的理由是“个人事务”。任何时代，非正常状态更换高管对上市公司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有理由认为公司内部可能出现矛盾，甚至面临困境。
8月初，密歇根铁路公司的股价是85美元，月底下跌到67美元了；9月，公司被联邦政府接管。密歇根铁路公司股价下跌终于引爆了铁路公司股价集体下跌，9月底很多铁路公司股价较8月初跌去了80%。
牛市前期，一两个负面消息未必能遏制市场上扬，但在熊市前期，市场已羸弱不堪，平时可以承受的消息也足以成为重大利空。
所以，祸，从来都不是单行的。
8月24日，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宣布停止兑付铸币；
9月12日，美国商船“中美洲”号沉没于好望角，随之沉没的还有400名乘客和160万美元的黄金；
10月，一半以上的经纪人破产；
12月，全美共破产5000多家企业；
……
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在纽约闪亮登场。电报迅速把消息传遍全球，纽约的悲剧蔓延到西欧甚至清王朝。
受美国经济衰退所累，70%的曼彻斯特人处于失业状态，有工作的人工资下降70%；1856年，英国消费总量为2100万英镑，1857年底，这个数字变为1700万英镑……
表面上，是纽约证券市场股灾引爆了这场危机；实际上，华尔街此时还远没有如此大的魔力。
有衰才有盛，有盛必有衰。危机，是必然的。
19世纪40～50年代，西进运动、美墨战争带来了广袤的领土，铁路、运河成为商业运输的血脉。运输成本从未如此之低，速度从未如此之快，恰在此时，丰富的黄金又提供了充足的货币。
这些，都为工业革命后的美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
然而，广阔的市场也是有限度的，当铁路连接了广袤的国土、每个美国人都有了足够的纺织品时，产品销量也就只能维持在日常消耗之上。市场消失，市场爆发时积累的生产能力必然过剩，这个逻辑一旦循环下去，就是危机。
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毁灭了旧市场，也创造了新的市场，繁荣将再度莅临。
南北战争，为谁而战（1）
有人告诉我们，没有南北战争，美国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只能说：与独立战争一样，伟大的南北战争，只是结果伟大。
时至今日，人们往往将美国分为南部和北部：北部以工商业为主，南部则以农业为主。刚刚建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南部多是大种植园——奴隶种植园。
奴隶很贵的！
南方诸州的资金来源是北方银行：种植园以收成做抵押向银行贷款，每季收成之后和银行分成。借了钱，南部诸州反而对银行制度更深恶痛绝，因为利息实在是太高。也是在南方诸州议员支持下，第一银行、第二银行才先后解体。在银行制度上，南北双方的矛盾很难调和。
更难调和的，是关税。
南方诸州以农业生产为主，说白了就是英国纺织业的原材料产地，奴隶主依靠种植利润享受上流生活。北部诸州却以工商业为主，当然希望通过闭关锁国保护国内产业，方法则是提高关税。不过，提高关税也就提高了南部诸州奴隶主生活成本。
这里要说明一点，美国自己倡导闭关锁国的同时，却忽悠清王朝“利益均沾”。1897年开始美国连续提高关税，19世纪90年代美国关税平均达到57%，比当时的清王朝还高。
这才是经济学的真实嘴脸：没有对错，只有成败！
尽管南北争端由来已久，北方诸州从政治家到士兵并没有下定决心开战，银行家更关心贷款能否安全收回，更没有议员敢于承担分裂联邦的罪名。
……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以任何方式实行白人和黑人种族的社会及政治平等；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让黑人也有选举权……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保住联邦，而不是废除奴隶制。
——林肯
北方示好，南方诸州并不买账，而且它们已经为叛乱准备多时了。因为，北方是经济增长框架下的长期受益者，南方则是受损者。林肯还没当上总统时南方就有4个州宣布脱离联邦，1861年林肯当选总统，南方11个州宣布脱离联邦、另选总统，南北战争由此爆发。
1861—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解放了新大陆黑奴，再造了美国经济……
有人告诉我们，没有南北战争，美国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只能说：与独立战争一样，伟大的南北战争，只是结果伟大。
战争使得北部经济突然衰退，1861年北部破产的银行比1857年（金融危机）还多。主要是南部各州欠北部银行3亿美元款项，兵锋一起，钱就甭指望要了，银行只有破产。1857年的危机本就使得证券市场有气无力，战端起时纽约市场更是一通暴跌，华尔街股价被打压得一钱不值。
林肯很郁闷：“国家的根基已经动摇，我该怎么办？”
林肯拿出来的办法简单而愚蠢：开动印钞机，以财政部的名义发行钞票，这些钞票史称“绿背纸钞”。绿背纸钞使得黄金在流通中消失了，面对通货膨胀的威胁，人们选择了把金币藏在柜子里。
1863年国会通过《国家银行法》，规定国家有权发行3美元“绿背纸钞”，商业银行发行必须以“绿背纸钞”作为储备，必须将“绿背纸钞”一半留存于纽约中央储备部。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林肯统一了全国货币，重建了中央银行，最终改变了战时北方混乱的货币局面。
不怕没货币，就怕货币太乱。
货币，其实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说到底货币不过是一种凭证，说它代表黄金也好，说它是价值尺度也好，如果大家都认为它是钱，那么，它就是钱了。
南北战争，为谁而战（2）
事情的结果是相当戏剧化的，战争需要生产物资，战前90％的制造业都在北方，如此工业基础根本不需要建设，改造一下就可以了：水管改成来福枪管、服装改成军装、收割机改成战车，美国历史上新一轮工业大投资开始了。
北方农业同样迎来了机遇：战争使得劳动力骤然减少，收割机、播种机、割草机，大型农业机械设施几乎与军工产品同步增长，战争条件下，1861—1862年北部小麦向英国出口量居然增加了3倍。
经济扩张，“绿背纸钞”被北方诸州视为理所应当的官方货币！
任何时代，货币增发都会刺激证券市场，因为，货币是证券市场的子弹。但是，只有在经济体健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与实体经济互为动力。
华尔街发现，钞票和股票同时多了起来。此时，有了充足的子弹，工业体系又欣欣向荣，华尔街，爆发吧。
那个时代，还没有道琼斯指数，我们只能以事件、交易量和新闻来描述这个疯狂的市场。
1863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以前被称为“常规交易所”）。当年，场内交易量达到48亿美元，场外交易量达到100万股，仅次于伦敦证券交易所；1863年，发明连续竞价；1864年，摩根涉足股票交易（这点在后来很重要）；1865年纽约交易所成交量为伦敦交易所的10倍……
华尔街金融帝国诞生了！
林肯很兴奋，“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
这确实是一场伟大的内战，从此，伦敦只能遥遥看着这个高高在上的“新约克”（New York）。
华尔街取代伦敦，绝非南北战争一役之功，而是新大陆移民文化力量的总爆发。在这片信仰新教的土地上，人们把发财致富看成最有效的救赎方式。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内容与华尔街毫无关系，却反映了美国人那种植入骨髓的理念。
美国家长状告学校，因为学校告诉孩子世界没有上帝，最后学校败诉。故事教育我们，美国人是非不分、精神空虚，法庭居然相信上帝。世界本来就没有上帝，法庭怎么能如此判决？
是不是有上帝，实在是个很艰深的问题。
是不是有上帝，无论是法庭还是课堂，显然，说了都不算。
法庭判决家长胜诉，是因为自己不能证明上帝并不存在。可以在课堂上传授科学知识，当然也可以在课堂上宣讲福音。
英美乃至中国香港电视剧里，法庭要求证人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当然，按照我们的理解可以一边宣誓，一边撒谎。对基督信徒来说，面对《圣经》撒谎是不可以的，如同让中国人刨掉自己的祖坟。
靠武功，只能杀人越货，没有技术含量。
没有制度保证的经济武功，会在竞争中败北。
没有文明保证的制度武功，同样会不知所踪。
清末，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慨叹西人求勇。在这位前辈看来，似乎是西人的制度为西人求勇做了保证。然而，即使清末建立了这些制度又能如何，在人人都向往权力的文化体系下，任何制度都会被改造为这种文明的自身适应品。
既如此，纸面上的制度又如何能抵一国？如果国人从心底里就不尊重制度，即使制度再完备，又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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