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部金融史
神坛上的雅典
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农”的惨境，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农”持续沦为奴隶，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有人告诉我们，古雅典很辉煌，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是一个梦幻之城。古雅典的辉煌，正值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古雅典当然比几百万年前的猿猴辉煌很多。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雅典当时生产力仍然很低下，单个人或者单个家庭除了维持生存，剩余产品并不多。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摔断了腿，人们就可能混不下去。
一个人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得借债。
于是，雅典城邦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特殊公民——“六一农”：借债者收成的六分之五要给债主作为利息，自己只留下六分之一。如果收成的六分之五还是不够缴纳利息，债主有权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六分之五高吗？
如果六分之五的收入都不能抵偿利息，那就更别指望另外的六分之一能还本金了。说白了，“六一农”债务根本没有偿还的可能，本来就没积蓄，还要交出六分之五的收获，还能指望还钱？
唯一的还款方式就是自己。
货币只眷顾有生产能力的人，也只向一个方向集中，那就是最有效率的地方。这也是金融最残酷的地方：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你剩余的也拿走。这就是金融的本质，昨天这样，今天这样，明天也会这样，关于这一点我确定以及肯定。
于是，雅典的很多人——很多公民，变为奴隶。
比“六一农”沦为奴隶更可怕的是，这种债务体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雅典公民丧失了获取财富的公平起点。
这个起点是社会的希望。
尽管标准不同，任何一个社会小康之家的沦落都是社会动荡的开始，贫困固然是不稳定的开始，小康的沦落则会使社会彻底失去自纠能力。这是一个没有支撑的社会，如果就连社会精英（当时的雅典公民）都失去了希望，社会也就真的失去了未来。
问题是，雅典城不能让自由民变为奴隶，他们是雅典公民，没有这些人，雅典就没有军队、没有税收、没有……指望贵族关键时刻出钱出枪，那是相当不靠谱的。
幸好，雅典有梭伦（公元前638年—公元前558年）。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梭伦来到市中心广场上，他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著名的梭伦“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做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
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农”的惨境，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农”持续沦为奴隶，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史书上大书特书的“梭伦改革”。
实际上，梭伦所做的，远比解放“六一农”有意义。
颁布“解负令”后两年，雅典社会趋于平稳，梭伦开始推行币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是：铸足值货币，货币增重（重量各说不一，各种货币大致增重在10%～12%之间）。足值货币刺激了雅典人本就丰富的经商神经，也使地理位置优越的雅典再次成为希腊地区的商业中心。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扶贫”而已。
从梭伦开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被分为四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和日佣，按财产不同担任不同官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这种“金权政治”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由此培养起来的四等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三、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差别其实并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2倍。当然，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务的话语权要高于下等公民。
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力。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就是弱势群体带来的革命。最终，“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也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是暴力。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利益。
当社会弱势群体再无可牺牲，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再无妥协退让，玉石俱焚。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贫而患不均”。
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很可惜，事实恰恰相反，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
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如果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这样的社会，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什么制度，都无法保持稳定。
诚哉斯言：
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梭伦
乱世生银行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了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从未有过人生欢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
可以断定，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都从未把对方当做真正的盟友，双方都希望统一希腊，唯我独尊，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
公元前431年，文明的雅典对不怎么文明的斯巴达率先动手，双方各自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开始了一场耗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么说的人，是白痴。
民主与战争根本毫无关系，雅典和斯巴达共存于一个地区，击溃对方就可以独霸希腊，才可以为城邦攫取最大利益。
雅典确实为后世留下很多美好想象，城邦公民将荣誉置于物质之上、生命价值置于物质之上……古罗马历史学者基托这样歌颂雅典：“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贵族气质。”甚至到了罗马时代之后，奴隶主仍旧以拥有雅典籍奴隶为荣。
但是，雅典人还没有高尚到为了让斯巴达人过上同样的生活而发动了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目的，始终是希腊区域的霸权，是为雅典本土城邦攫取更多利益。
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自由而战，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取而代之。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雅典的目标很远大，但广大斯巴达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在任何一个固定的时点，一个国家势力扩张，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一旦拥有力量，注定想保持先发优势，就会使用各种手段将其他国家压制于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之内。手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产业分工。
其实，本质并没有区别，都是霸权和剥削，靠牺牲别人致富。比如，我们对西方开放了市场，西方却永远不会对我们开放核心技术。
当时的情况是，雅典大致只能产出本土所需农产品的1/30，即使在丰收年份也不能满足自身对农产品的需求，支撑雅典经济的是酿酒、橄榄油和制陶业，而靠这些，雅典人是吃不饱的。加之希波战争几乎摧毁了雅典手工业，三、四等公民基本都成为战士，迅速恢复国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战争和劫掠，何况此时雅典已经拥有了在希腊地区几乎无敌的海军，而斯巴达陆军战力则在希波战争中消耗过度。
雅典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了斯巴达的担忧，看在自己未必打赢的分上，斯巴达开始奉行退让政策，为让雅典人放心，甚至表示自己不再修筑城墙。
斯巴达的忍让为雅典赢得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时间，也得益于雅典劳里昂地区的银矿，雅典统一了提洛同盟内部货币（即雅典自身的货币阿提卡银币，雅典银矿的质量是当时爱琴海域质量最高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出售雅典银币都可以得到一个好价格，这种银币一直持续到罗马入侵仍有使用）。货币统一为雅典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战前，雅典商人贸易惠及希腊、埃及地区2000万人口以上。
商业确实比农业更能刺激经济，也更能诱发社会分工，但工商业也是最容易激发国家霸权的行业。因为，在古代，富强的国家会逐步发现如果控制了一个国家，会使得生意更赚钱。
随着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包括普通公民在内的雅典人野心开始逐步膨胀，公元前431年双方正式开打。
遗憾的是，尽管雅典经济实力强于斯巴达，军事力量却没有压倒性优势。斯巴达所有男性公民7岁开始就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长大成人的时候已经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死搏斗，带领队伍冲锋的人必须是最高统帅，甚至是国王。
战争一开始就呈现出胶着状态，双方任何一次胜利都是惨胜。此后，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打得爱琴海域连海盗都没法生存，何况来往商旅。
“商贾不行”对斯巴达影响还不大，毕竟农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对雅典可就是性命攸关了，没有贸易来的粮食，雅典军队就只有喝风了。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当然，这种“海事信贷”还不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海事借贷，而是更类似于海事贷款和保险的结合体。放贷者可以获得高达30%～100%的利息，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海船只被大海吞没，或者被斯巴达人俘获，甚至贷款者恶意骗贷，放贷人都会血本无归。不过，如果贷款人在航海过程中出现意外，同时也就获得贷款本息豁免权，唯一的追索方式是法庭认为贷款人存在欺诈。
雅典海事贷款多数通过港口城市中间商完成，如雅典、拜占庭、马赛利亚等，这些城市不仅仅是商品集散地，也是金融交易和海事贷款的场所。
有一点，也许你想到了，在信息极度不发达的时代，中间商凭什么信任贷款者能够归还贷款？要知道，雅典古典海事贷款与现代信贷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一无抵押，二无质押，三无担保。
按照骗子的思路，中间商肯定亏了，贷到款就脚底抹油，能奈我何？
中间商确实不能找黑道人物打骗子闷棍，但是，这些人本身都是从航海圈里混出来的老油条，虚拟一个航海项目去他那里骗钱，不能说没有可能。而且，中间商压力也很大，一旦经手贷款不能归还，同行会把他的糗事满希腊传诵。要是还想干这行，基本上等下辈子吧。
雅典死于金融
银行和金融商给雅典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便利、外汇结算和战时物资，更多的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遗憾的是，任何事情都要分两面来看……
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激发了雅典金融商的业务创新激情，在这里，他们开创了货币汇兑先河。尽管世道不太平，希腊商人依然要行走于各地，带上一堆银条没准哪天在路上会被黑掉，海事贷款中间商便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外汇炒家。
此时，这批贷款中间人兼外汇炒家获得了一个专有名词，即“金融商”，“金融”这个词汇可能就由此而来。
现在，我一直觉得银行不够厚道，我存钱的时候并不认识柜员，也没调查过你，可是我仍旧把钱存在你那里。银行就给我这么一点点利息，少到远远不能补偿飞涨的CPI。
金融商逐渐感觉到在汇兑过程中总有一部分货币会成为沉淀，他们开始同时借钱给商人。由于金融商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商人，也就集中了大量信息，就凭他手中的信息，就可以黑人。后来，希腊城邦的金融商开始从事其他行业贷款，这已经颇类似于今天的信贷。
一个组织的介入最终使金融形态一锤定音，那就是神庙。
神是希腊城邦虚幻出的权威，既是城邦保护神，也是居民祖先，雅典的保护神则是美丽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由于神庙的特殊地位，希腊人往往将存款放置于神庙。
智慧女神座下的弟子当然也很智慧，看着自己手头这么多钱，当然也想赚一些。于是，神庙开始利用手中的存款向商人贷款。
雅典人对雅典娜一向很敬仰，既然雅典娜能做，人当然也能做，金融商开始不满足于汇兑中存留的那点存款，比较牛或者很牛的金融商开始向公众吸收存款，顺便发明了土地抵押贷款、房地产信贷、海洋信贷，甚至在战争中贷款给国家、城市……
今天，我们把金融商这种行为称之为“信贷融资”。
据说当时雅典最大的金融商帕西翁掌握着几家汇兑银行，他的财产已经有400塔兰特，每塔兰特约合现在40千克黄金的价值。按现在的黄金价格，400塔兰特大概是雅典极盛时期财政收入的1/3，绝对称得上富可敌国。
银行和金融商给雅典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便利、外汇结算和战时物资，更多的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遗憾的是，任何事情都要分两面来看……
随着三、四等公民大量参与海事贷款，海事活动冲击了雅典人的本土意识，航行给了他们宽广的胸怀，能容纳更多的异端和商业创新——只要有利于赚钱，商业文化的个性精神逐步替代了雅典家族主义。
结果却是相当不幸的：雅典战士以公民为主，当公民热衷于海外探险的时候，人们就倾向于以货币支付战争成本，于是，雇佣兵登上了雅典历史舞台。
此时，雅典娜的光芒便不再神圣，因为，战士的责任不再是公民的义务。当神的光环对雅典人失去约束，雅典便迅速蜕变为一个蝇营狗苟之所，加之战后雅典城曾流行瘟疫，及时行乐就成为雅典公民的一种时尚。
无论雅典对斯巴达的战争是否正义，公民这种道德蜕变给雅典带来了永久的伤害。随着公民这种城邦荣誉感的消失，战争决策规则很快也被破坏，公民之间的妥协、退让能力逐步弱化，战争决策机构往往蜕变为各级公民争吵的场所。在西西里决战之前，雅典当局居然诏令最高统帅回城受审，直接导致主将临阵叛逃，最终输掉了西西里战争。
雇佣军没能抵挡住斯巴达巨盾方阵，雅典也由于内部分裂损失了海军主力，最终丧失称霸希腊的实力。尽管战争后期，执政官已经意识到战争和海事活动导致公民道德沦丧，开始试图以怀柔政策团结盟邦和公民。然而，社会道德沉沦会遵从一种不可逆的棘轮效应（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建立一种美德和良好的公民道德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努力。一旦毁灭，又如何能在数年、数十年内重建？
50年后，失去了光荣与梦想的古希腊文明被罗马铁骑征服，之后，西欧便进入了一个铁血时代……
罗马的债务奴隶
罗马公民服兵役，并非有先进的社会责任意识，战争是古罗马公民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战士才能发财。因为，罗马人发家致富的途径比较特殊——抢劫。在战士的脑子里，战争就是发财。
据说公元前509年，罗马人废除了氏族首领制度（即“王”，所谓“王政”），奠基共和。由此，古罗马和雅典一样，在神坛上被很多人顶礼膜拜，成为共和民主的祖先。
这种想法是相当无聊的。
如果把罗马民主共和制搬到美国，会被人骂死的：既没有人人平等，更不会天赋人权，甚至大多数人都不是公民，而是奴隶。把“雅典—罗马”说成西方当代民主的祖先，颇类似于阿Q老兄大言不惭“老子祖上曾经阔过”。
公元前509年确实是罗马共和国的开端，其实这一年也仅是推翻了罗马原始氏族统治。之后，这座从7个山丘家底发展起来的城邦实在太小，贵族没有绝对优势，于是也就建立了一种凡事商量着来的体制。
与雅典公民类似，罗马共和国也按财产将公民划为5个等级，不是每个公民都有相同的权利，财产多的公民权利大。还有一条，财产多的公民义务也重。比如兵役，随着公民等级下降，服兵役的人数也逐渐减少。
罗马公民服兵役，并非有先进的社会责任意识，战争是古罗马公民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战士才能发财。因为，罗马人发家致富的途径比较特殊——抢劫。在战士的脑子里，战争就是发财。
没仗打，没财发，这也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权责体制。
有人说：富人可以雇佣穷人去拼命，抢回来的财富和奴隶属于富人，好不容易有这么多钱，应该先享受，打仗搞不好可是要出人命的。
在赤裸裸的抢劫中，最稀缺的资源是暴力，如同今天你很缺钱一样。谁拥有暴力，谁就可以占有财富。
所以，雇人抢劫是绝对不行的，能抢来，就不会给你！
怎么样才能拥有暴力呢？
很简单，你得先有钱。
古罗马战士需要自带装备。出身于平民的农夫叫做“枪兵”，类似于“帝国时代”里的“长戟兵”，就是拿着一根标枪，还是变卖家当才换来的；贵族战士叫做“殿兵”，武器是重标枪、大盾和高卢长剑。
这些东西，没钱你是绝对弄不来的。
没钱，就只能当枪兵。
枪兵的职责，是在第一线当靶子，扰乱敌人队形，被杀；殿兵的职责，是躲在枪兵后面击溃敌人，杀完人再抢劫。
枪兵没有战功，意味着没抢到钱、土地和奴隶，只好回家继续种地。很多平民背负着发财的梦想走向战场，回来的时候却背了一屁股债。罗马债主显然不够厚道，完全没有意识到平民战士除了没发财外，最起码给罗马军队捧了人场，他们将债务平民，当然也是战士变卖为奴隶，甚至卖到外邦（这个场景在雅典“六一农”中依稀曾见）。
平民很愤怒，比愤怒更骇人的是这些平民都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拼过命的，结果是很多平民选择了与债主同归于尽。
这很不利于社会稳定，可以断定。
公元前494年，当时古罗马的头——执政官叫做塞维利乌斯，他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债主扣押平民战士为奴隶，也不准占有他们的土地。虽然塞维利乌斯没有废除平民战士债务，但这个命令真执行下来，估计没什么人会还债了。大家心知肚明，历任执政官对此都不是很认真，不过，起码在名义上没有人敢不承认这个法令，也算是给平民战士一个精神鼓励奖。
公元前4世纪中期，罗马共和国开始与迦太基死磕，但就在战时，罗马新任执政官克劳狄乌斯居然公开拒绝执行这个法令。公民战士愤怒了——我拼命来打仗，你却在背后黑人，名义上的东西你都不想认账。
不干了，大家集体辞职，准备离开罗马。
后果很严重，迦太基人的马队就在罗马城边上，没有枪兵扰乱敌人，殿兵也不可能单独作战。
面对威胁，古罗马贵族向平民低头。本来，生存才是最大的法律，也是更大的社会契约。元老院终于公布了一项法律：“除犯有罪行等待交付罚款者外，不得拘留任何人或施以镣铐枷锁；债务人应以物品而不是以人作为借款之抵押品。”
公元前451年，保民官创立了《十二表法》，规定不得以债务为由将士兵沦为奴隶。
我们说过，罗马执政官很忙，天天在外面抢劫，显然没有工夫听贵族聒噪。《十二表法》给了执政官启迪，有什么事情，就按法律办，世界法律的鼻祖——罗马法诞生了。
这是一种内聚传统，在罗马此后的领土扩张中，统治者必须按照法律统治各行省，就如同古罗马铁骑军规。
无论从哪个角度，罗马法律对后世金融体制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法律都属于罗马法系。没有罗马法系，就没有欧洲后世的经济繁荣，更不会出现银行、股票、有限责任等一系列决定性事件。
因为，罗马法确定了两个经济进程中最关键的概念：“财产私有”和“权责对等”，这两个概念是当代金融的灵魂。此时，罗马处于奴隶社会，所谓私有财产、自由权也就是针对个把奴隶主，至于奴隶，他们本身就是财产，如何会有财产权？
古代人类有很多法律，不是每一个法律都能流传至今。罗马法得以流传，绝不是因为条款合理，这些法律相当的野蛮，大部分是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习惯，如债权人可以瓜分债务人躯体和土地（平民战士除外）。而是因为自罗马法起，法律才有了独立精神：法律必须有一个公平的程序，不经审判，不得定人罪责；要获得某种特定的结果，便必须有某种特定的行为，一经法庭确认，就是必须执行的法定权责。
所以，法律才如此神圣！
手中有钱，心中无剑（1）
与希腊文明相比，罗马还很落后。一个长期以耕战为底蕴的民族，骤然接触到开化文明（观看优雅的戏剧，使用精美的陶器，畅饮甘醇的美酒……），就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
文明与钱，如同中国武侠小说里的“招式”与“内功”，罗马共和国只是也只能是“心中无剑，手中有钱”……
抢劫，是一份很有“前途”和“钱途”的职业。
一个人，抢劫一次并不难，难的是抢劫一辈子。
一个民族，以抢劫为生也不少见，少见的是数百年如一日，一个庞大的国家代代以抢劫为经济支柱。
古罗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实在怨不得古罗马人，因为南欧临海。临海的结果，就是土地都是盐碱滩，压根就种不出什么粮食来，根本不是欧洲历史里吹嘘的“自然环境优越”。
以前，这个问题雅典人也遇到过，雅典人的方式是做贸易。现在，罗马人的方式是抢劫：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被直接划为奴隶，财产理所当然归抢劫者所有。
共和国后期，罗马铁骑已经征服了意大利、西西里、西班牙、叙利亚、马其顿和古希腊绝大部分地区，成为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罗马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在共和旗号下以抢劫为生的国家。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一代又一代罗马公民对战争乐此不疲呢？
钱？
答：不是。
在罗马共和国，包括执政官和元老在内的所有公民都要耕种土地，这对罗马公民来说是一种荣誉，奴隶的职业才是工商贸易。
这样俭朴的生活根本不需要钱，也不能享乐。
罗马人的荣誉就是以生命换取战争胜利，因为，国家也把自己猎取的财富和生命给予了他们。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执政官也可以挥舞长枪冲入战阵，酣战至死（“我将自己和敌人共同奉献给神吧。”——执政官德西乌斯）。
因为，罗马人自信，自己是狼的后代。
“使自己成为一名第一阵列的战士、最勇敢的将军，享有最大的荣誉，拥有最高的聪明才智，以高尚的手段获取巨大的财富，留下大量的后代，并成为国家中最著名的人物。”
无论对平民还是贵族，都是这个梦想支撑他们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对他们而言，生命就是战争！
战争给罗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公元前209年罗马攻陷塔林敦时，约有3万居民沦为奴隶；公元前177年罗马征服了撒丁尼亚，约8万人沦为奴隶……公元前2世纪，罗马国库每年收入的3/4来自于战争赔款，另外1/4则来自行省税收。
总之，罗马公民除了抢劫，什么都不干。
然而，这个不喜欢货币的民族，却在财富中悄然改变。在财富冲击下，以抢劫为生的民族注定不可能长久。
这一切，都要拜希腊文明所赐。
与希腊文明相比，罗马还很落后。一个长期以耕战为底蕴的民族，骤然接触到开化文明（观看优雅的戏剧，使用精美的陶器，畅饮甘醇的美酒……），就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
文明与钱，如同中国武侠小说里的“招式”与“内功”，罗马共和国只是也只能是“心中无剑，手中有钱”……
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
一个强盗尽管有了点缀着宝石的马车，陪伴着艳光逼人的妇人，可他却完全不懂文明真谛。他们看到的只是雅典人的享受，至于如何去创造，是不会关心的，反正用完之后可以再去抢。
心中无剑，手中有钱，还能抢吗？
艰苦勤忍的罗马公民当然可以为荣誉放弃自己的生命，惯看骄奢淫逸的酒色之徒却无法放弃奢华。
手中有钱，心中无剑（2）
抢劫为罗马带来了财富，这是一个巨额财富增量。然而很遗憾，这种财富不是平均摊派给每一个罗马公民的，执政官、将军、贵族、行省总督，他们获得了绝大部分财富，底层公民士兵得到的只能是微乎其微。
这些强盗并不懂得如何使用金银，甚至没有用这些财富富国强兵。
自古至今，货币乱飞而又不事稼穑的时代，保持财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投资房产或放高利贷，后者有赖于前者。地产价格飙升的结果其实只有一个，吸引更多金银投入到这个行当中来，由此，罗马共和国本土和行省经济同时开始萎缩。
很简单，钱都被贵族弄去炒房了，就不能武装士兵，还恶化了广大罗马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罗马城在共和后期迅速繁荣，尽管此时罗马史记载了大量富豪出现，但我分明看到史籍中罗马自由民流离失所，甚至与奴隶竞争工作，最终沦为奴隶。
繁华，终结的不仅仅是罗马铁骑的战力，还有全体公民的道德。
战火中的强者很快学会了如何在内耗中利用权势，到现在我也没数清楚公元前200年到恺撒执政（罗马帝国开端），罗马共和国到底发生了多少次内战。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根本无视社会规则甚至法律，却能保证底层人民谨守原有的俭朴和忠诚。道德堕落必然是从社会上层开始的，没有他们的丧心病狂，底层不可能也不敢沦落。
这种堕落绝非匀速运动，当底层公民看到或者感觉到贵族（精英）在奢靡、在颓废，整个社会就会以一种加速度堕入这个轮回，而且更可怕。
因为，所有社会的规则都已经改变。
随着自己土地的丧失，底层公民开始堕落为无业游民、低级妓女和小混混，他们不事稼穑，漂泊不定，甚至下一顿饭都不知道在哪里吃，对社会的绝望使他们丧失了一切劳动积极性，成为社会的毒瘤。马克思估计，这批人至少占罗马城总人口的20%，他赋予了这批人一个颇为不雅的称号——“惰民”。
罗马公民就这样抛弃了自己的光荣，一个民族的道德开始沦丧。
贵族享乐的方式是慵懒地洗浴、放纵地饮酒、毫无节制地淫乐。在酒席宴上，为了能更多地享用丰盛的食品，罗马人甚至要把自己吃进去的东西呕吐出来，甚至有人专门制造了呕吐用药……
罗马共和国，几乎有着一种梦幻般的古代公民制度，执政官执掌行政，元老院分管司法，公民大会决定立法，这是一种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即使是这种政体，也不能阻挡罗马在堕落的路径上越陷越深。所谓共和，不过是一堆死文字，一堆条条框框，只有公民道德适应这些文字的时候，共和才有光华。
当民族丧失了光荣与尊严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按照利益来选择政治：执政官不再将荣誉授予有德行的人，而是授予谄媚的人；谁答应给我面包，我就选谁；谁安排更多的演出和竞技，我就选谁。
荣誉，与我何干？
骄奢淫逸的背后，是充满了戾气的社会，似乎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对社会的仇恨，最令人兴奋的事情甚至不是自己财富的增加，而是看到别人甚至国家破败。当罗马共和国军队在西西里奴隶起义中受挫，罗马史籍给出的记载居然是“普通人不但不对此表示同情，而且还很高兴”。
罗马共和国——一个真正用铁和血铸造的国度，曾经有着气势磅礴的铁蹄，在征服欧洲之后，他们却抛弃了奥林匹斯诸神的简洁明快，而只留下无耻和庸俗。当贵族将掠夺当做习惯时，内部调和手段也不可能再起作用。共和国晚期，为调和底层公民和贵族之间的财产差异，保民官格拉古曾经提出过一个相当温和的改革方案，试图让土地所有者以不再涨价的方式出售一部分土地，结果是这位保民官在元老院被元老们活活打死。
尼禄的诡计（1）
很多人，比如孟德斯鸠、但丁等，赞美罗马共和国，认为罗马帝国玷污了共和的灵魂。共和VS帝制，共和就一定胜出吗？
道德沦丧至此，没有革命性的变革，就会有比变革更混乱的革命。
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贵族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内战。
这些人是谁？干了什么事情？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中没有正义，有的只是无尽的贪婪和欲望。
纷争止于强者。
公元前45年，恺撒自封终身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都成了摆设，罗马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
很多人，比如孟德斯鸠、但丁等，赞美罗马共和国，认为罗马帝国玷污了共和的灵魂。共和VS帝制，共和就一定胜出吗？
古代共和体制下，执政官的职责甚至不是为贵族公民谋取利益，而是取悦贵族，就连英雄恺撒也不得不安排战舰海战，看清楚，海战不是为了抵抗外敌或者镇压奴隶起义，而是为了现场贵族娱乐！
面对蝇营狗苟的公民，也只有铁腕帝国才能在短期内将其慑服，帝制已经是罗马生存下去的唯一路径。
相对清醒的统治者，其独裁强权约束了民主强权，贵族不可能再任意分享罗马这顿大餐，因为，大餐是有主儿的——独裁者。为了维护长远利益，恺撒及其后几位继任者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政策。
孟德斯鸠骂恺撒，骂了整整一辈子。
冤枉恺撒了，罗马帝国第一个真正的强势独裁者并不是恺撒，而是屋大维（奥古斯都）。屋大维采取的最有效的治国方式之一，就是铸币。
屋大维规定，金币、银币由帝国统一铸造，行省只能铸造铜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货币是执政官自己（不代表帝国）铸造，发给士兵和行省官员。
权力集中后，帝国商业开始繁荣。
很多人觉得奇怪，专制体制下的商业怎么会如此繁荣？有人对此给出了解释：罗马帝国内部有一个稳定的经营环境。
那么罗马帝国为什么能获得稳定的环境？
答案一：原始共和制下，实际是一群贵族寡头在瓜分整个国家，没有一个强势者可以遏制对方，既然如此，这种劫掠就会变得毫无止境。元首制帝国下，尽管罗马人的道德仍旧没有改观，但是，大部分行省已经变成元首私产，就是给贵族几个胆子，也不能去抢劫元首。
答案二：帝国货币制度权威的确立，使交易更加方便。帝国前期，金币铸币质量应该很高，不同行省铜币的含量也基本一致。在罗马帝国这样一个广袤的地域范围内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铸币。
答案三：罗马帝国初期的经济繁荣实际是在一个相当宽松的体制下形成的，宽松到几乎没什么行政管理。罗马元首仍旧更关心抢劫，不关心贸易。只要交税，随便您怎么卖，即便是罗马城赖以生存的粮食也交给了商人（这一点在后期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遗憾的是，帝国体制同样不能持久。
所有帝国的建立者能在无数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无疑在很多方面都是最优秀的，包括军事才能和政治胸襟。恺撒、屋大维，这些人确实都是帝国优秀的统治者，他们可以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放弃眼前的享受和利益。
但是，没有任何体制可以保证继任者能够继承这些优点，低能的继任者早晚都会出现，这是专制独裁的宿命。
可以断言，每个独裁者都会认真选择自己的继承者，毕竟，他不想把万里江山交给一个废物。
尼禄的诡计（2）
问题是，独裁者的眼睛是瞎的。
感谢古罗马塔西佗在《罗马编年史》中做了如下记载：议事的时候，元首让元老首先表达意见，一位元老的回答是“恺撒啊，你将以怎样的程序提出自己的意见呢？如果你第一个发表意见，我就按照你的意见发表我的个人意见;如果你最后发表意见，那我害怕会不小心而发表和你相反的意见”。
虚伪肯定比坦诚更有竞争力，只有虚伪才可以把本不属于独裁者的光环罩在他头上。这种环境下，愈显高贵的人才愈发丑恶。一旦帝国进入这种体制，优秀者会迅速被虚伪凶残卑劣者驱逐，这个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允许高尚和坦诚。
卑鄙确实可以是卑鄙者的墓志铭，更多时候，高尚根本就不是通行证。
废物继承者迟早会出现，帝国的第四位继承者——尼禄，就是你了。
任何一个专制帝国的历史上，奇人帝王总是会出现，尼禄无疑是其中之一。有人说，他是一个浪漫、无知而又卑劣的人，一个极其不合格的皇帝。
尼禄，心机和手腕绝对可以和他的前辈比肩，可惜，他即位的手段太卑劣，影响了独裁者的权威，最终导致他的灭亡。
尼禄是在自己母亲的一系列阴谋下登上帝位的，军队对他并不支持。为了取悦平民从而对抗军队，也为了获得军队底层支持，尼禄颁布了粮食限价令，这就是传说中的市场管制。
结果，罗马城大量撂荒土地，以务农为生的平民抛弃了土地。
很简单，按照尼禄规定的粮食价格，大家就得去喝西北风。据记载，公元1世纪尼禄当政初期，罗马城郊的耕地价格愣是下降了接近1倍。
尼禄的补救政策就更是离谱：为平民分配了免费粮食，以农补城。举办节日狂欢，取悦城市居民。当时，罗马城有一半时间在过节，比如Ludi Romani节（抱歉，我实在不知道这个节日是干什么的），有5天的马戏＋7天的戏剧＋2天的宴会＋2天的赛马，国库负担的费用为76万银币，而一升油的价格不过是2个银币。
因为，就算耗尽全国资源，统治者也起码要维持首都罗马的稳定。
这些颇显“才华”的政策使得罗马帝国的钱袋子很快就瘪了，要不停从外邦购买粮食，还要取悦平民举办歌剧和体育比赛……
尼禄终于换来了罗马城平民的支持，迫使帝师赛内加隐退，干掉了禁卫军统领——也就意味着他自己可以执掌帝国雇佣军，他甚至可以把奴隶塞进元老院……一个东方式的专制君主即将诞生。
还是很遗憾……
罗马帝国不是罗马城的罗马帝国，罗马城的繁荣是以行省凋敝为代价的。在行省，出售食物要缴税，搬运东西要缴税，甚至从良的妓女仍要为以前的行为缴税……尼禄的横征暴敛激起了如火如荼的行省反叛，包括高卢行省、西班牙行省等。
另一方面，用钱喂养的奴才不可能对自己的统治者有任何真正的阶级感情，他们会逐渐认为自己这种福利本就应得，从而使得开支出现刚性。一旦统治者不能维持对他们的给养，很偶然的事情都会引发叛乱。公元68年，一个不能分配粮食的谣言引发了罗马城居民暴动，尼禄丧生于罗马城叛变，也终结了罗马帝国第一代王朝——儒略·克劳狄王朝，恺撒家族的辉煌戛然而止。
如何才能抢劫老百姓
抢劫的第一个“境界”，是高税收。
抢劫的第二个“境界”，是罚没。
抢劫的第三个“境界”，是超级货币贬值。
尼禄的诡计（3）
人类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搞笑剧目，罗马帝国克劳狄王朝及弗拉维王朝之后是安敦尼王朝，安敦尼王朝的几位统治者都堪称极品。这其实并不奇怪，人性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东西，对专制者的人性更是没有任何束缚，在外部危机消失之后，专制者本人也会越来越离谱。
最著名的皇帝当属康茂德，罗马史中看康茂德，跟明史看天启皇帝朱由校差不多：朱由校喜欢钻研木匠工作，康茂德喜欢亲自下场与角斗士搏斗，都是不务正业的高级领导。
无论是角斗士成为皇帝，还是皇帝成为角斗士，基本都会抓瞎。于是，这位皇帝角斗士被自己的情妇和侍卫长合谋暗杀。
康茂德活着的时候是个祸害，死了祸害更大。康茂德确实昏庸，但他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军队统帅，是名副其实的军事权威。推翻一个军事坏权威不是坏事，如果树立不起更好的权威，那就未必是好事了；如果根本没有权威，那就肯定是坏事了。一个军事权威倒下，新权威不能服众，结果必定是群雄争霸。
康茂德死后，罗马帝国同时出现了三个皇帝，更离谱的是，这三个皇帝称号居然是通过拍卖得到的。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何况是一下出来三个皇帝。最后，其中一个叫塞维鲁的皇帝摆平了另外两位皇帝。
之所以塞维鲁能摆平其他两位皇帝，是因为他很有办法。他的办法是，给士兵多发钱，只要是他的手下，无论士兵还是军官，收入都比其他两位皇帝多一倍。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要多给士兵发钱，其余的人可以不管。”
塞维鲁时代罗马帝国已经开始使用雇佣军，结果雇佣军的工资越来越高，国家支出也就越来越大，大到足以耗尽罗马帝国年收入。
为了应付日益浩繁的军费开支，塞维鲁拿出了祖宗的老本行——抢劫。在国内，统治者的劫掠手段一般分为如下几种，不同时期使用不同手段，不同手段又会带来不同后果。一般而言，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几百年如一日地抢劫，一定会给被劫掠者留下一口气，不到最后关头，统治者也不会把人逼入死境。
抢劫的第一个“境界”，是高税收。达到这个“境界”的统治者，可以获得人民所有积蓄，民众的收入仅够维持生存。
简单来说，就是增加若干税种，白天当街收钱，半夜砸门撬锁；复杂点的，无偿征发用劳动力，比如徭役。
抢劫的第二个“境界”，是罚没。达到这个“境界”的统治者，可以获得民众所有财富，民众已经徘徊在生死边缘。
尽管增税能提高收入，毕竟成本很高，要派税吏，要统计所有居民收入，中间还得被税吏摆一刀。
凡此种种，效率实在是太低。
居民手中什么最值钱，找个幌子就直接拿来，比如土地。塞维鲁宣布：行省土地全部归皇帝所有。
抢劫的第三个“境界”，是超级货币贬值。达到这个“境界”的统治者，会丧失天下所有财富。因为，民众已经忍无可忍，也就无须再忍。
塞维鲁毕竟也是马上皇帝，所以，在货币减重上还比较克制，他当政的时候金银币重量也就减少1/3。塞维鲁的继任者很快就修炼到最高境界，金币居然只含2％的银，就差发冥币了。
随着劣币发行量逐步增加，罗马物价也一步步提高，终于2—3世纪爆发了一次大规模通货膨胀。最终，罗马的经济开始向自然经济蜕化，塞维鲁王朝也开始用实物支付官员薪水，从食品、衣着到车马。
罗马帝王，专制权力远不如东方皇帝，应对危机的能力当然也远逊于东方帝国。
东方帝国士兵就算缺衣少粮，最多哗变，拉杆子造反的人毕竟是少数。罗马的士兵可是雇佣军，没有钱，皇帝就要除掉。
塞维鲁王朝的三代帝王，都在不同的场合被自己的士兵以不同的方式除掉了。
物价可以控制吗
抢劫的最高境界：自封为神！达此境界者，肯定是“神功在手，天下无有”。还要强调一点，与葵花宝典不同的是，这种情况下被阉割的不是练功者，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
混乱，在戴克里先这里结束了。
戴克里先登位后重铸了货币，把金币的含金量提高到1/60罗马磅，大约是罗马帝国早期的60％，希望能以此抑制物价，使罗马商品流通再度繁荣。即使是这个含量，戴克里先也吐血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金子重铸货币，而且他也不是唯一的货币铸造者，其他铸币者不想跟着他发疯，唯一结果就是耗尽黄金。
镀铜的金币仍然是交易的主要货币，物价该涨照涨。
戴克里先又想出了一个很不怎么样的法子，命令价格不准上涨！
他发布了一道敕令，对粮食、饲料、教师工资等公布了官方价格，不准市价高于官方公布的价格。而且他恐吓人们，“谁若敢违抗这个命令，就有掉脑袋的危险”。
居民很害怕，但是没服从。
理由很简单，因为按皇帝的价格大家都得饿死；反正都是死，只要不被抓住，没准大家还能多活几天。
所以，大家照抬物价。
皇帝大人没有物资储备，不能像现在一样地价高涨时抛出储备土地，就指望一张敕令控制价格是不靠谱的。
于是，戴克里先晋级到了抢劫的最高境界：自封为神！达此境界者，肯定是“神功在手，天下无有”。还要强调一点，与葵花宝典不同的是，这种情况下被阉割的不是练功者，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
戴克里先是一个比较有理想的人，既然大家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扮作神，神的旨意总该听吧。罗马人崇拜太阳，太阳神是神，太阳神的儿子应该也是神。戴克里先终于使出了绝招——自封为太阳神之子。
从此，他身穿绛红色披风，走向本属于神的祭坛。
人对人的控制必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镇之以威。神就不一样了，人应该朝拜神，对神旨绝对服从。
神不让你涨价，你就不能涨价。
戴克里先之前，罗马皇帝的所有命令仍旧需要元老院批准，即使是形式上的审查，程序还是要走的。戴克里先继位后，剥夺了元老院的所有权力，所有问题由皇帝本人决定。以往所有与共和制有联系的行政官职，如执政官、监察官、保民官等，如今由皇帝亲自任命，不再经过元老院。
最重要的一点，戴克里先明确宣称他的君主权力“无上绝对”，“神”当然不用受任何人的限制，而对芸芸众生有生杀大权。
属下对他，那可不是一般的尊敬，他也不是一般的庄严。侍从和宫廷官吏必须对戴克里先行跪拜礼，“臣民”、“陛下”之类的词汇开始出现在罗马帝国史籍中。
但是即使你在庄严肃穆的宫殿中高高在上，即使你高挥手臂指明方向，你仍然不是神。因为真正的神旨是规律，最大的神旨是人不能被人剥夺。就算大家真心称呼你万岁、万岁、万万岁，也不过是一种心愿，又有谁真的可以万岁？又有谁真的可以不死？骁勇的罗马帝国也不可能万古长青。
抢无可抢的君士坦丁（1）
从君士坦丁开始，罗马帝位改为世袭。以前，即使是以军事力量做后盾，称帝也需要元老院首肯，并成为前任皇帝的义子。以世袭为特征的集权帝制，是封建中央集权的最终形态，也是封建专制的极端。一旦这个体制出现，一个国家就会围绕一个人，市场演进自然会被压制。
罗马的北方有一片广袤而晦暗的世界，这里居住着金发、碧眼、高鼻的日耳曼人，他们才是今天欧洲人真正的祖先。
罗马帝国在声色犬马中堕落的时候，日耳曼人已经演进到原始社会末期，并且形成了几大分支，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等等。他们觊觎罗马繁华已久，几个世纪过去了，终于等来了机会……
罗马帝国终于走到了君士坦丁时代（公元324—363年），君士坦丁统治罗马帝国时间不长，对西欧来说却是一个分野。因为，在罗马历史上，君士坦丁是一个最不厚道的皇帝，请注意，在这里我没有说“之一”。
从君士坦丁开始，罗马帝位改为世袭。以前，即使是以军事力量做后盾，称帝也需要元老院首肯，并成为前任皇帝的义子。以世袭为特征的集权帝制，是封建中央集权的最终形态，也是封建专制的极端。一旦这个体制出现，一个国家就会围绕一个人，市场演进自然会被压制。
随着权力的集中，帝国皇帝的目标由提刀砍人变为维持垄断的中央集权。但是再集权，君士坦丁也是一个人，一个人管不了这么大地盘。
中国武术有一个拳法叫做“太极拳”，其中有句口诀是“以心使腰、以腰带臂、以臂运手、以指形力”，意思是以心为机枢，指挥全身发力。
罗马帝国皇帝和贵族的关系就是心和手臂的关系，皇帝通过贵族传达政令。
可是这个手臂经常不听心脏使唤，罗马贵族通常都有自己的领地，他们对皇帝的命令经常置若罔闻。指望他们像奴才一样言听计从，那是相当不靠谱的，毕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就是皇帝老儿也不行。
之前的历代罗马帝王对此都束手无策，并不是他们仁慈，实在是不能动手。抢劫贵族，也就是抢劫自己；不听话的手臂，总比没有强。
但是对于这种状况，君士坦丁绝对无法忍受，你不听话，我就找个听话的来。
他想到了一个方法替代贵族：用雇佣军队统治帝国。要说这个方法，别人也不是没用过，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罗马帝国就有了雇佣军，但基本上不超过军队总人数的40%，君士坦丁时代这个数字已经达到90%。
这些雇佣军在欧洲历史上有一个特定而又非常不雅的称号——“蛮族”，也就是北方日耳曼人。
雇佣军队需要钱，而且是大量的钱。有了钱，军队才会听帝王指挥。
君士坦丁赚钱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铸造货币。为维持军队的统治权，君士坦丁刚登上帝位就开始铸造货币，其中就包括纯度非常高的金币（苏勒德斯币和半西斯币）、银币和铜币。
第二个发财的方法是，垄断所有商业和手工业。同时代的汉朝最多只是重农抑商、垄断盐铁，君士坦丁深谋远虑，走得也更远。
君士坦丁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官僚管理体制：所有手工业都由行会管理，所有手工行业必须世袭；税收由官僚核定，无论辛苦一年能挣多少钱，对国家的税收一分不能少；对进出城市的商品实行重税，尤其是对外贸易，完全由政府垄断，比如对中国的丝绸贸易，从进口数量、品质直到在国内上市的价格，全部由政府严格规定。
抢无可抢的君士坦丁（2）
如果敢偷偷到中国弄几车丝绸，也没什么，帝国各个关卡都设有“商务专员”，一旦发现走私，商务专员会对你进行一些“纳税光荣”的教育，通常情况下还有体罚，会要命。
第三个方法属于辅助措施，选择拜占庭城（即君士坦丁堡）重建首都。
君士坦丁堡不是罗马，罗马是自然演进中出现的商业贸易中心，君士坦丁堡却完全是一个以世俗权力为中心的城市。专制也需要环境，比如，谁要是想在今天的美国建立帝王专制，就算拥有外星武器恐怕也不太靠谱。之所以选择拜占庭城，主要是这里靠近波斯帝国，居民同样要求一个集权对抗波斯帝国，对行政集权的反对力量不强。
抢劫，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不能超过被抢者的承受限度。比如，被抢劫的人只有20块钱（还是日元），劫匪非要对方拿出一套豪宅，那么就算是把他全家的肾脏、角膜一起卖掉，恐怕也凑不出来。
您还是撕票吧！
在日复一日的抢劫中，罗马帝王消耗尽了居民的财富，萧条的国内生产不能交换东方的香料、丝绸和陶瓷，罗马帝国唯一可以流入东方的只有黄金和白银。要知道，西罗马帝国晚期，很普通的东方花椒都比黄金昂贵，而且花椒是以颗粒计算的。
皇室以及依附皇室的人不断进口奢侈品，导致国内重金属大量流出。《罗马编年史》记载：“据最低之估计，我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即中国），不下一亿塞斯特。”此时，早期的几个银矿已经枯竭，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期间，苏勒德斯金币的含金量已经不足君士坦丁时代的1/100，帝国货币再也不能支持耀眼的铁骑，甚至多数地区再次出现以货易货。
出现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帝国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甚至就连掠夺财富的能力也不存在了。
国家货币对内丧失信誉，也就失去了统治基础。如同穷人拼命买名牌装饰自己一样，帝国越是感觉丧失统治能力，对内统治的手段就会越严酷。
帝国晚期对居民的高压已经达到了东方帝王都望尘莫及的地步：禁止释放奴隶，即使是公民和贵族也不得更换居住地、职业，敕令中充满了这样的字眼——“应该像奴隶一样对待逃跑者”；造币厂工匠脸上被打上烙印，被要求“一辈子处于现有的地位”；可以杀掉不驯服的奴隶并且不受法律惩罚；罗马法学史中臭名昭著的《人口法》、《出生法》都是这段时期的“杰作”……
残酷的统治消灭了贵族，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批更加鲜廉寡耻的帝国官僚，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不断侵蚀贵族甚至皇族的土地。尽管敕令要求不得收留逃亡隶农，然而，执行敕令者却不受约束，即使君士坦丁时代他们也敢收留皇族的奴隶。
没有监督之制，皇帝一人又怎么可能管理这么多官僚？
大官僚的庄园有华丽的大厅、花园、鱼池、广阔的葡萄园和大片土地，有着数以万计的隶农和奴隶。在公元4世纪作家巴拉迪的作品中，这些官僚领地中甚至有门类齐全的手工业者，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在领地内生产和交换，几乎不需要和外界发生任何关系。
而平民和奴隶，却什么都没有……
西欧蛮族把货币搞丢了
如果时空倒转，我们可以站在蛮族征服的时代。从东方文明看蛮族居住的土地，更类似于今天从北美看北非。没一点迹象可以表明，一千年后这种平权体制可以率先演进出现代西方文明。
对罗马帝国来说，靠金钱供养的雇佣军对付个把奴隶起义还凑合，对付外敌就差得远了。此时，汉朝正拼命把匈奴往外赶，匈奴逃跑的去处正好是罗马帝国，或者说是已经分裂的西罗马帝国。在迁徙过程中，匈奴人发现匈牙利平原这个地方还不错，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匈牙利”直译过来就是“匈奴人的家”。
当然，这里不是匈奴人的家，而是罗马帝国的地盘。
罗马人早就丧失了公民的责任和荣誉，雇佣兵凑成的重装步兵，在倏忽而来的骑兵面前实在很脆弱。
在某种意义上，中西文明第一轮较量是通过驱赶游牧民族开始的：中国当时的世俗力量能够集中资源，把匈奴人挡在长城之外，而罗马当时正处在衰落时期，中国通过匈奴骑兵把压力传导给罗马。
第一轮中西文明争锋，西欧败北。
随着军事实力的衰退，帝国对行省的控制能力也削弱了，“蛮族”军事首领趁机夺取了领导权，一系列的“蛮族”王国出现了，如西哥特人建立的西哥特王国（伊比利亚半岛范围）、东哥特人建立的东哥特王国（意大利半岛）、法兰克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高卢）、勃艮第人建立的勃艮第王国（高卢东南隆河流域），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岛上建立的一些小王国……
君士坦丁之后的200年里，罗马帝国在这种痛苦的变化中接纳了蛮族。也是在这两个世纪，蛮族逐步入主罗马帝国。
原始社会末期的日耳曼民族并非一个整体，它有着若干分支，每一个分支再有若干分支，真正能够统一部族的首领暂时还不存在。当然，每一个派系都有强者，而且每个派系的强者也只是极少数，不过，这些极少数凑到一起，数字也颇为可观了。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的时候，这些强者实际上谁也不服谁，但谁也不能保证消灭谁。
就是这个原因，在这一小撮人中间产生了一种理念：公平，即“平权”。
用经济学术语说，也就是“模糊面纱”：谁也不知道占据罗马庄园之后会有什么结果，未来被一片面纱隔住，是模糊的。直接点说，就是大家都觉得未来很不靠谱；既然都不知道结果，那就要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占不到便宜起码也不吃亏。
这种体制为后来西欧兴盛埋下了伏笔，但是对金融或者货币来说仍旧是痛苦的。因为，货币消失了。
尽管“蛮族”王国的士兵曾经赚过罗马皇帝的货币，但那时候主要是为了骗吃骗喝。如今自己统治罗马帝国时已经有了庄园，既然在庄园可以自给自足，又何必分心劳神去跟外界交换？
金银货币是大宗贸易支付手段，没有民间贸易，没有海外贸易，还用金银货币干什么？
虽然帝国铸币厂仍然存在，但蛮族国王的金币主要用途是馈赠礼品。本来，铜币的作用是为城镇日常生活提供支付工具，但在城堡里小额支付也很少出现，城堡间的大宗交易又主要靠实物，铜币也渐渐消失了。
随着货币的消失，罗马帝国的行政体系也被彻底打破，日耳曼新贵开始退向城堡，西欧经济逐渐演化成采邑制。5世纪初期，整个西欧城镇的数量已经屈指可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城镇荡然无存，西欧进入了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
如果时空倒转，我们可以站在蛮族征服的时代。从东方文明看蛮族居住的土地，更类似于今天从北美看北非。没一点迹象可以表明，一千年后这种平权体制可以率先演进出现代西方文明。
历史上有着太多偶然，但偶然之中肯定也有必然。
此前此后，东西方都曾在分权和皇权的十字路口上有无数次犹疑，可能在某一个时点选择某种体制是偶然的，但是，最终的选择却无疑是一种必然。
中西方历史中充斥着帝王将相，平民甚至连“金兵甲”、“宋兵乙”的角色都混不上，包括你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
但是牛人也是人，也只有一次生命，他在历史上可能辉煌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这些时间，相对于厚厚十几卷世界史来说，不过也就是一两页甚至几行。牛人也可能会使历史改道，但是千百年后铅华洗尽，人们会发现他们改变的只是历史的表现形式，只是延缓或者加速了历史进程。罗马帝国由君士坦丁统治还是由戴克里先统治，其实都无所谓，无论谁是统治者，只是若干事件、若干人物更换名字或者形式，内涵永远不会改变。
历史的内涵，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用更直白的语言解释，就是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社会认知和道德就是历史，只有统治者被最普通的人接纳才能持续自己的统治，只有民族文明底蕴才能决定历史走向。所以在罗马，如果没有当时封闭的城堡，也不会有后世身份对等的投资者。当然，在这种文明底蕴之下发轫的西方金融市场同样是一种抢劫式平权，几乎与罗马和蛮族的铁血规则一脉相承，尽管在身份上平权，但只有强者才可以统治市场。
公元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奥多亚克（民族：蛮族）废黜了只有６岁的西罗马皇帝罗慕洛。
该来的，总会来的，罗马帝国，早就只是一个躯壳。
西欧第一帝：克洛维（1）
在这位法兰西万世之祖的统治下，西欧根本就没什么金融可谈，法兰克族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至于货币，克洛维把罗马贵族都打到农村老家了。没有交易，也就没有货币。
尽管如此，克洛维对欧洲金融乃至经济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只是表现形式并非货币。应该说，正是在克洛维手中奠定了西欧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不可能允许君主专制存在，却是现代金融体制的根本。
克洛维（公元465—511年）是写在西欧历史上的起点人物。
公元481年，克洛维统一了法兰克各部，在塞纳河流域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建都巴黎。克洛维缔造了西欧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日耳曼王朝——“墨洛温王朝”，直至751年，西欧始终被克洛维的子孙统治。
现在，克洛维被视为法兰克民族的祖先，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基督的圣徒。
谣言，绝对是谣言。
尽管后世对克洛维的描述多得实在有些离谱，我却无法相信，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能有这么详细的记载。要知道当时的法兰克王国，完全是野蛮民族，社会文化压根就是无意识的自然状态，如此细节性描述是绝对不可能的。
最著名的造谣者，叫做格雷戈里（公元538—594年），被誉为法兰克历史之父，不过，也有人将他称为“谎言之父”，他所著《法兰克人史》中，克洛维形象成为高、大、全的典范。
克洛维时代留下的信笺告诉我们，这是一位嗜血、贪财的蛮族领袖。
克洛维在本族斗争中先是唆使侄儿杀死兄弟，再“举起双刃战斧劈进侄儿的头颅”，事后，面不改色宣传“所有这些事情，我完全没有参与”。至于皈依基督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既然他们不来救援侍奉他的人，于是我就认为他们没有力量”，上帝在他心中充其量也就是马前供奉的战神。
其实，如何评价克洛维，要分谁说。拿死人说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通用，只要有利于统治者。
在克洛维缔造的墨洛温王朝之后，加洛林王朝、卡佩王朝、瓦洛亚王朝和波旁王朝或多或少都与克洛维有着丝缕血缘联系，王权神圣当然应该自古斯然。
只有将自己的祖先塑造成神，王室才是高卢万世之主。在中国，流氓刘邦可以被说成是斩白蛇而受天命，而西欧面目狰狞的克洛维当然也可以被描述成虔诚的基督徒。
克洛维地下有知，可瞑目矣。
不过，在这位法兰西万世之祖的统治下，西欧根本就没什么金融可谈，法兰克族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至于货币，克洛维把罗马贵族都打到农村老家了。没有交易，也就没有货币。
尽管如此，克洛维对欧洲金融乃至经济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只是表现形式并非货币。应该说，正是在克洛维手中奠定了西欧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不可能允许君主专制存在，却是现代金融体制的根本。
克洛维第一个意义深远的行为是，建制封建。封建封建，封而建之。
对于嗜血的蛮族来说，锋利的法兰克战斧不可能使欧洲永远臣服，法兰克人冲入西罗马时，也根本就没有自由和公民的概念，法兰克人当时还处在氏族社会，本来就很自由。
自由的原始社会骤然建立了庞大的统治区域，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统治。
抢劫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克洛维没有亏待弟兄们，大块吃肉，大秤分金，有钱同使，有饭同吃。他不断把征服的土地、农民分封给廷臣、将军和亲属，这些人统称领主。
西欧第一帝：克洛维（2）
领主向国王效忠。
领主也很慷慨，他们再把土地分封给另外一帮人。这些人不需要向国王效忠，他们只需效忠领主。
不慷慨不行啊，不慷慨谁给你卖命？
领主的属下叫做骑士，骑士之下还有更细的分封。战乱中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新的领主或者骑士，以求得保护，这逐渐形成了西欧政治经济制度的起源——领主制度。
克洛维的本意是通过分封控制整个王国，只是他分封的领主在领地内其实和他一样：他是大国王，领主都是小国王。地方封臣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领主在领地内拥有司法、行政、军事、税收等权力，国王本身只是一个大领主。
为了获得领主的忠诚，国王必须授予领主权力，这些权力最终成为终结王国专制的根源。法兰克王国实在是太小了，任何几个小国王联合起来就可以和大国王对抗，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绝对集权的统治中心。
以封地为中心产生的“领主—骑士”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领主和骑士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领主要负责在战争中保护骑士，骑士必须为领主提供兵役和助金。
这种制度中，封君对封臣有管辖权力，而对封臣的封臣不再具有约束能力。
换句话说可能更清楚，A在土地a上可能是B的封臣，但B同时也可能在封地b上成为A的封臣。这是一种极其混乱、复杂的封地关系，按东方思维很难理解，因为其中没有绝对的臣属关系。
一个人怎么能既是自己上级，甚至是上级的上级，同时还是自己下级，甚至是下级的下级？
本来就不能理解，因为，维系封建关系的是契约，不是权力。一个省部级企业不可以归地厅级企业，但可以和地厅级企业签合同（非下属单位）。
所以，马克思所谓封建社会，专指西欧而言。
西欧封建农奴制度下，封臣不再生活在公共环境中，而是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私人生活占据了主导。在个人空间内，个人意志就是一切，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西欧的发展历程中，这种精神得到不断强化。虽然，这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贵族的生活方式，但却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
这种个人主义使西欧地区进入了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每一个领主都可以独立创新、试错，从而使成功制度不断被模仿。如果面临外部挑战，整个试错过程将非常缓慢和痛苦，这种制度不能在短期内集中资源，进而应对外部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
如果地缘上西欧邻近一个强大的帝国，西欧历史一定会被改写，然而阿尔卑斯山和拜占庭阻挡了波斯帝国西进，西欧获得了一个良好的试错环境。
第二个意义深远的行为是，皈依基督教。
如果有人告诉我，试图建立专制的统治者有信仰，那我绝对不信。
相传克洛维是在与阿拉曼人的托尔比阿克战役中，发誓如果上帝能让他赢得这场战争就皈依基督教。种种偶然的机会使克洛维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于是他在战后率全体战士皈依基督教。
其实那都是胡说。
克洛维皈依基督教肯定是经过长期考虑的，不可能因为一次誓言。因为克洛维皈依的并不是高卢或者巴黎的基督教流派，当地的基督教流派并不被罗马教廷承认。罗马基督教也为克洛维皈依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包括尊称他为西罗马帝国执政官，虽然当时西罗马帝国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皈依基督教，克洛维就不仅仅是军事领袖，也是西罗马帝国帝位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在克洛维信奉基督教之前，他刚刚新婚，妻子是勃艮第王国公主，恰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说是巧合，难以相信。
克洛维信的不是上帝，是铁血。
虽然蛮族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但法兰克王国作为西欧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皈依了基督教，就昭示着蛮族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罗马文明，战乱对文明的破坏也不会达到毁灭的程度，日耳曼民族因此融合了罗马民族的精神，形成了欧洲民族国家的雏形。
在此后的历程中，西欧虽然长时间分裂，出现了很多国王，但精神始终统一在教皇大旗下。虽然，从世俗权力框架看，西欧确实是分裂的，但明确的信仰、严密的教会在精神领域上将西欧统一为一个整体。
西欧是真正的小农经济（1）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欧洲的庄园才是真正的小农经济，衣食住行甚至手工业都在庄园或者领地内完成，即使领地内存在市场，领主也可以名正言顺去收税。
克洛维常年出去征战，他经常抢到很多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封给手下，获得土地的人也就是后来的贵族。
克洛维的子孙也想这么干。
克洛维的本行就是强盗，所以有入有出，没有问题。到了他子孙手里，就不行了，抢来的土地都分给贵族了，王室领地并不比领主多，实在是没有实力抢劫了。7世纪时，克洛维家族已经穷得叮当响了。
更糟糕的是，他们成了被抢劫的对象，抢劫他们的人，就是宫相（一种官职）。
宫相，大概类似于中国的大内总管、宦官，这在哪里都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何况，这些侍从不但没有净身，而且可以统帅军队。
更离谱的是，法兰克宫相是一个可以世袭的职位。
事实上，这些侍从与中国宦官有着本质的区别：宦官或者说太监的权力来源于皇权，宫相的实力却来自地方庄园。也就是说，宫相是一种完全独立于王权的势力，本身就可以制约王权。
克洛维临死的时候，居然把领地分配给了四个儿子，而非遵从长子继承的传统，这无疑为宫相攫取王权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宫相查理·马特授意下，强势国王达戈贝特被自己的教子暗杀，而且死得很惨。据《查理大帝传》记载，这位国王睡觉时被长矛戳进眼窝。随后，马特始终保持着继任国王年龄不超过15岁的纪录，一旦超龄，就将其废黜。
宫相不但掌控着地方领地，甚至控制了王室庄园。此时，国王有了另一个绰号——“懒王”，也就是说，已经完全成了摆设。
有这样的实力，宫相仍旧不敢自立为王。非不想也，乃不能也。因为，在法兰克王国当国王不能仅凭刀把子，还要有教皇加冕。
西方国王不能自封，其权力来自于上帝，国王必须经过教皇加冕，即“君权神授”。尽管没有君权神授，宫相却有了国王的实力，长此以往，那是一定会出事的。
造反的宫相，叫做丕平（公元714—768年），他是马特的儿子。丕平很矮，在西欧史上也被称为“矮子丕平”。
执掌法兰克帝国10年，每次看着废物般的国王，丕平总有一种冲动，想取而代之。而且，他有将愿望变成现实的条件。
条件一：丕平之前，他的父亲马特在西班牙战胜了敌对扩张势力，查理家族声誉在西欧基督教中如日中天。
条件二：公元741年，拜占庭在对抗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如果阿拉伯帝国真击溃了拜占庭帝国，西欧基督徒就得改变信仰了，无论西欧居民还是教廷都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对抗敌对势力。
这是个好机会。
第一次觐见教皇，丕平就提出了一个具有辩证意义的问题：“徒有虚名的人做国王好，还是有实权的人做国王好？”
教皇心领神会，答：“掌权者应为王。”
心照不宣，丕平放心了。
接下来，在法兰克贵族举行的苏瓦松会议上，丕平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并把他关进修道院。
在丕平的加冕典礼上，教皇斯提芬三世如期而至，从此，加洛林时代开始了。
作为回报，756年，丕平夺回了罗马教廷统治区，罗马城及附近一部分地区划归教皇管辖。此后，在基督世界里，任何侵占教皇土地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反对上帝，这部分土地就是今天的梵蒂冈城国。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小片土地，教皇才能跟世俗权力对抗。
西欧是真正的小农经济（2）
丕平有个儿子，叫查理曼（公元742—814年），又称“查理大帝”。跟查理曼比，丕平甚至算不上加洛林王朝的开创者。
查理曼从父亲手里继承了法兰克王国，却把领土扩张到西欧全境，在位45年，55次对外征战。法兰克王国成为一个东起易北河、西至大西洋沿岸、北濒北海、南临地中海的王国，占有西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几乎囊括了当年的西罗马帝国版图。
按照东方标准，查理曼绝对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开疆拓土，为获得权力和支持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很多时候，一旦社会走进这种循环，很可能就会形成不可逆转的棘轮，但是，西欧没有进入皇权专制的怪圈。
墨洛温王朝末期，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几乎完全消失，购买甚至被物物交换替代。此时，西欧是一个地道的未开化社会，蛮族兵锋撕裂了罗马文明，这里不再有繁荣的商业、高度的文化，更没有一个国家行政管理框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封建城堡，货币的用处已经不是很大了。
农奴一生都未必能走出领主的领地，要货币干什么？
没有货币，很惨。不过，对多年之后的西欧历史来说，这句话应该反过来：幸亏西欧当时没有货币。
要统治整个王国，必须削弱领主实力，也就是说，要从领主手中把土地拿走。丕平、查理曼想出的第一个办法就是铸币，赎买领主土地。755年，丕平重建铸币厂，规定每磅纯银铸币不得超过22个。
顺便说一句，这个法子实在不怎么样。在中国，可以用高价买来好地，但西欧不是中国，用钱买地，就算国王也不好使。
中世纪领主与中国地主，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大到泾渭分明，大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中国地主只有土地，西欧领主却拥有土地上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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