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林与我一起在礼拜天上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欢的例行活动，因为我喜欢见到神甫，和那些每周到来的老女人。他们乃是幸存者——在这聚会中，有一种安静的力量，而且他们毫无美国教堂里穿戴漂亮的人们身上那种洋洋自得。他们所有人都为信仰付出了代价，那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而李神父付出的最多。
看着神甫，让我想到了我的外祖父，他曾是本笃会的修道士。他在阿肯萨斯长大，那儿的教区有时会奖励有前途的学生，给他们奖学金去意大利，而在1929年，我的外祖父被送去了罗马的圣安塞尔大修道院。他那时十八岁，他的计划是成为一个神甫，或许是传教士。
我读过他在那些日子里的日记，里面充满了思乡之情，但那里也满是赞叹，关于罗马之奇，之美，叫人瞠目的教堂，以及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历史。他也在那历史当中；他的日记里经常记录了民族主义者在街上的集会，有几次他在游行当中见到了墨索里尼。
在1931年的春天，一组学生从位于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回到修道院。在1931年的三月一日，我外祖父的日记中写着，用很整齐的黑色笔迹：
一群我们美国人在今晨拜访了希尔维斯特西里神父，在他的房间里，做了一次关于中国的长谈，特别谈到了北京的天主教大学。西里神父今天上午在学校的教堂里做了一次大演讲。他看上去对于天主教大学的前景非常乐观，对演说全情投入。
在那天后，日记出现了变化。关于罗马写得少了，而中国多了；那种痴迷迅速增长，直到“中国”被加上了大写，下面划上了线，一个神圣的词：
1931年，三月，18：弗朗西斯克劳提神父，北京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今天抵达了这里，在他回去中国的路上。一个大块头健壮的爱尔兰人。
1931年，三月，22：克劳提神父举办了一个非正式的“家庭”机会，在今天上午。我们大概有十五个人去了他的房间。当然那里有抽烟，有一种意气相投的氛围。听克劳提神父谈话非常有趣。据他说，大学现在的基础非常扎实，而他收到的承诺说，会有相当数量有能力的教师去中国，既有本笃会的，也有其他的。
1931年，三月，23：现在，所有美国人之间的谈话，都是关于中国。
1931年，三月，25：在我回去的路上，跟拉尔夫和唐纳德谈到了中国。克劳提神父今天有很多要事，但他还是来了唐纳德的房间，跟唐纳德，休斯，爱德华，以及我做了一番很有启发性的交谈。我们太兴奋了，当克劳提在12点走后，唐纳德，休斯和我继续呆着，一直谈到了凌晨3点钟。我相信这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我要申请去中国。上帝与我们同在。
1931年，三月，26：中国！今天起得颇迟，因为昨晚的关系。花了大半个上午在唐纳德的房间里讨论中国。克劳提神父下到我们这里来，带了些照片，关于他昨晚所讲的。看起来，将有一个不小的美国殖民地，从罗马的圣安塞尔，移民到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如蒙上帝恩准，我也是其中之一。
1031年，三月，27：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中国。我呼吸，吃饭，睡觉，都是中国，我想对于我们“中国小组”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
当我的外祖父接近他修道誓愿时，上级通知说，他将被派回阿肯萨斯。我的外祖父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感受到上帝的召唤，去中国服务。而他的上级回击道，有时上帝就是这么做的——偶尔他会给年轻人一个假的召唤，只是为了测试他对地上的上级的忠诚度，而有时你真的感觉到你是要去中国的，但事实上，你应当去阿肯萨斯。
就这样，我外祖父错过了人生的转折点。他不想去阿肯萨斯当神甫，而本笃会的修士不想他去中国当神甫；于是，他置命令于不顾，回到了美国。他卖掉了保险。他结了婚。他有了孩子，孙子。他从没有去到中国。他没怎么谈过他做修士的日子，而我从不知道他对中国的兴趣，直到我在读研究生时看到了他的日记。但那已经是他1987年去世后的七年了，当时我17岁——几乎和他在罗马当修士的年纪一样，而就像他一样，太年轻了，对时间没有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而过去还会重现。
在涪陵，我继续跟家教学习中文，孔老师与廖老师轮换。我们的课总是从谈一些小事开始，而廖老师经常告诉我她前晚上在电视上看了些什么。跟我在涪陵的多数朋友一样，她会看海量的电视节目，而有一天她来上课时，对昨晚所看的特别有兴趣。
“昨晚电视上有一个外国人，”她说，“他在说中文。”
“是大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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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
“不，不是大山；他的中文远没有大山好。他的中文也没有你好。”
“那不可能。”
“实际上，他的语法比你好，但他的发音比你差。他的音调很糟糕。”
“我不相信。”
“我不是开玩笑，”她说。“我想你的中文比电视上那个外国人要好。而如果你改进语法的话，就会更好得多。”
“他是从哪儿来的？”
“澳大利亚。他很丑——他的皮肤很差，头发很长。他难看极了。”
有一阵我们坐着不语，共同分享对那个电视上发音糟糕的长头发外国人的鄙视之情。然后我们开始上课，而廖老师对我的语法特别加以注意。
在那之后，她不停给我更新那些出现在电视上的外国人信息。那主要由一个经过挑选过的小群体构成，以大山作为支柱，而所有常现的人都会说很好的中文——很明显，我还要许多年才能加入那个联盟。但廖老师显然觉得我有希望，而偶然当一个外国人出现了音调的问题，她就会无情地批评他。而她总是很仔细地挑出外国人的身体缺陷，或者说缺点，尤其如果那个人胖的话。廖老师极其苗条，而她不喜欢肥胖的外国人。
在我们的关系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正式感，但那已成为一种让人舒服的正式感——一个中国式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她对我的进步感到骄傲，而从现在起我开始读报纸了，她会仔细阅览重庆晚报，剪下我们将在课堂上用的文章。她喜欢那些讲述二战中日军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欢那些描述香港回归祖国后取得进步的故事（三个月内发生的大事）。偶尔她无法自抑地选一些批评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文章来。在九月末，当法国对美国的伊朗制裁政策发出抱怨时，我们的课程包括了一组谴责美国“世界警察”角色的文章。但即便在那些课堂上，紧张情绪也不存在了；我们的鸦片战争早已结束了，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相处。我们两人都有所改变，但或许多数是我在变：我不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外国人，无论在她或我自己的眼中。
我喜欢廖老师，因为现在我能看出她乃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人——在我的眼中，她乃是我到涪陵后所认识的人中，最最中国的一个。她拒绝外国人对她屈尊俯就，因为她是个很具自豪感的人，但与此同时，她又能将这种自豪感延伸到我的身上，在几个月的工作后。与她的自豪感相随的，还有她强烈的传统意识，男女礼仪。她不会像许多其他年轻女人那样穿暴露身体的衣服，她也没有去染发，把自己头发颜色给西化。不像孔老师那样，她拒绝在我的寓所里上课。廖老师已婚，而我是个单身的男人，如果她一周有六个小时呆在我的家里，人们会说闲话的。我们总是在我办公室里碰面。
我喜欢跟廖老师学习还有另外的原因。对于任何话题，我只要问问她，就能了解到一些中国主流的态度意见，因为她实在太中国了，而我经常用我们上课的机会来厘清一些我与其他人交道时的见闻。有一阵子，我困惑于中国人对希特勒的着迷——如果你跟老百姓聊到那个元首，人们总是给予好评。那个夏天，在西安，我认识了一个德国学生，许多中国人一旦知道了她来自德国，就变得兴奋，让她很不舒服。
“哦，你来自德国！”他们说道。“希特勒！很好！”
出于好奇，我经常向中国人问到他，许多人给了同样的回答——他犯了错误，但他曾经是个伟大的领袖，为他的国家做了好事。毛主席给中国人留下了对独裁者的好胃口，这似乎很自然，但我还是好奇，我向廖老师问中国人为何对希特勒态度那么积极。跟往常一样，她给了我很大帮助。她说，许多年来，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一直在电视上，在戏院里放映；每个中国人都看过。
“你看过吗？”我问。
“当然！”
“多少次？”她停顿一下，数了数。“四次，我想，”她说。“也许更多。”
“那片子怎样？”
“它很棒！我总是喜欢希特勒在片子里演说的样子，像一个疯子。他像这样”——她模仿卓别林模仿希特勒的样子；她挺起肩膀，挥动拳头，下巴高举在空中。
“哇哇哇哇哇！”她叫道，好似在用外语发表演说，然后她格格笑个不停。
“但那片子不是取笑希特勒吗？”我问。
“当然！”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对我说他的好话？”
“多数人有两个矛盾的观点——希特勒是个伟大的领袖，而他也是个疯子，干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同时有这两个观点，你看。而我想人们觉得他是个有趣的角色，所有他们喜欢他。他看上去很有趣。”
也许，中国人对希特勒着迷的最奇怪的一点，乃是他们同时对犹太人非常尊重。在中国人之外，犹太人乃是最好的人——他们乃是极富才智的民族，人们可以从爱因斯坦与马克思的例子中看出。在西安，我曾与一个以色列人一起学习，而教师们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被他相当地唬了一把。每个人都对他的才智赞叹不已，尽管他事实上不那么聪明，而中文学得尤其烂。但他是犹太人，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很聪明；每个人都知道那点，是以他们对他这个特例的真相视而不见。这情形，就跟我的蓝眼睛一样。
这类的观点乃是标准化的，完全可预见，而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能意识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是外面人常说的那么复杂。外国人总是谈着，去认识中国何等困难，这经常是不错的，但也有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观点惊人的一致，很容易预测。有一些按键你可以去揿——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而90%的回答你都可以精确预测到，包括人们会使用的词汇。这很自然，考虑到中国的状况：几乎所有人都属同一种族，这国家孤立了几百年，而现在的教育体系严格的标准化，受到政治控制。
是以很自然的，这情形导致了一些特别奇怪的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仰慕，或者，对泰国变装者的着迷。这是我在夏天里发现的另一样事儿：你随机问一个中国人关于泰国，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一样的事，泰国人因为其人妖而出名。
发现这些普遍的观念很有趣，而有时你可以利用它们。在那个夏天，我妹妹安吉拉与她的斯坦福同事托德厌倦了跟他们的翻译一起吃饭，是以我给了他们一系列话题去娱乐一下生活。托德是犹太人，我告诉他这可是张王牌，不当被浪费。在我离开后，他在单调无趣的饭局上宣布了他的民族背景。
“你是犹太人？”翻译张大了眼问。
“是的。”
“你肯定很聪明！”
在那之后，他对托德有了新的尊重。这和第二组和平队的一个教师情形是一样的；当人们发现她是犹太人，一切都变了。她的一个中国朋友向她道歉，因为在身份揭示前，没有给予她所应得的正确的尊重。
夏天里的有一次，我在乘火车时学习中文课本，让其他旅客很钦佩。身为一个外国人，让中国人钦佩很容易——即便中文学得再可怜，人们也会尊重你。但在那次，有一个女人对我尤其有兴趣。
“你是个中国通，”她说。“我看到你学得很勤奋。”
“不是的，”我说。“如果我学习勤奋的话，我的中文会更好。”
她盯着我，很显然她努力在想着什么。“你是犹太人吗？”她最后问。
“不，”我说，而她脸上的表情让我想道歉。但我遏制了这冲动，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转身离开时，我能感觉到她的失望，但没办法：我只是又一个外国人，而根本不是个犹太人。
在涪陵的第二年，一切都是新的。我有了新学生——去年所有的高年级学生都毕业了，多数在乡下教书。我自己的中文家教也跟新的一样；他们现在是真的人了，而我们可以很自在地讨论任何话题。城市好似也不像去年那般嘈杂肮脏了，而人们也变得友善。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话有了其意义。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的工作；我还是在教文学，但现在容易多了，因为有了去年的笔记。我把大部分的空闲时间花在城里，四处游荡，跟人们聊天。
我有了一个例行日程，一周的每一天去干什么，每天的每个时分又该干什么。有些上午，我跑去南天门，坐在公园里，看着城市苏醒过来。周二的下午，我和摄影师聊天，然后跑去望周公园。周一的晚上，我走在忙碌的中山路上。在礼拜天，我会去教堂，在那之后，我坐下来，和李神父聊天，他会给我喝点味道糟糕的咖啡。我本也不喜欢什么好咖啡，但喝下神甫的咖啡，还是出于敬意，就像他给我斟上咖啡而不是茶，也是出于对外国人的敬意。
在跟李神父谈话后，我会逛到老城区，看江边的铁匠工作。然后我会走到城市中央的茶室，因为在周日，一群中老年人会带他们的鸟儿出来，把鸟笼挂在架子上。他们总是很高兴看到我，尤其是张小龙，他乃是全涪陵最幸运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跛了条腿。这次受伤却很妙，因为他被正式列为伤残人士，永远也不会被海陵工厂炒掉了。那是一家国有企业，正在改革减员，但这不会影响到张小龙，他的工作乃是彻底完全了。从一次车祸得到这样的好运已经是福星高照了，而张小龙再次出击，当他老婆生小孩的时候——不是一个女儿，也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对双胞胎儿子。轻微残了点，却获得了证书，又得到一对儿子——实在太美妙了；在现实生活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人们只会在故事里写到这么好运的人。
每个周日，张小龙骄傲地拖着他的瘸腿来到茶室，带着他的鸟笼，坐在阳光下喝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男人，也是最好运的，而我喜欢跟他聊天——不是因为他特别有趣，仅仅因为他总是快乐着。而他让我想到了我在涪陵也不乏魅力。无论我走到哪儿，人们都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跟随我的例行日程走，保证常见到的人都喜欢看到我。那儿还是有不少年轻人，嘲弄着大叫“哈喽喽喽喽喽！”，当我走在街上时，但那已不如去年麻烦了，无论如何，多数人的友善淹没了这一点点的骚扰。这是同样的一个矛盾谜题，我在夏天时发现的——中国人可以让外国人感觉很难相处，但同时他们也可以非常耐心，大方，而对你所来的地方无比好奇。我感觉到，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应对身为一个外国人的艰难之处，而现在，我享受着所有的好处。
在许多方面，这城市为我转了个圈，不过当然我才是那个真正改变的人。我是一个新人了，何伟，或者，根据四川人的发音，霍伟。那是我在和平队培训时所给的，它在中国很普遍：给予的名字，伟，意味着伟大，跟美国的约翰差不多普遍。那个家庭名字，也很常见；无论我到四川那儿，都有许多的何，而当我自我介绍时，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家们儿，一家人。在学校里甚至有另一个何伟，他在体育系教课。
这里跟大多数国家不同，那儿你能用自己的真名，或者相接近的名字，跟你所来自的地方有一个清晰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而成为何伟的那个人与我的那个美国自我也没有真实的联系。这就带出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在二十八岁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在这个身份上，你可以修修补补，从改变你的名字开始。亚当在头一年的末期就那么做了，因为他原来的中文名字，马尔康，听起来太外国了（它的读音也跟四川一个猪饲料牌子很接近）。想要找一个不那么农业味，又更加中国味儿的名字，亚当向他的学生征询新名字，写出解释来，在几轮后，得出了梅致远。那个给予的名字，致远，意思为“为高尚的目标所驱动”，也和马致远同名，那是七个世纪前的元代诗人，写过一首著名的思乡曲。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典故，而其后有作家在他们的文章里用到那两个字。突然间，亚当从猪饲料进入了一个高贵的典故中——外国人在中国重新定义自己，就这么容易。
我从没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但我察觉到，我的中国身份与我的美国自我区别那么显著，给我带来了方便。最终，我把自己想作了两个人，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何伟直到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才变成一个真的人，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觉他成为我大部分的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以及其他的外国人，所有的人都只把我当作何伟，而且他们只从中文的语境里认识我。何伟与我的美国自我截然不同：他更为友善，他渴望与每个人交谈，他从交谈中获得极大乐趣，即便是最神经的交谈。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让他显得好玩；用当地方言说几个词儿，他就能给涪陵人民带来无穷乐趣。何伟也很蠢，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他说话带着口音；他的语法很糟糕；他对自己犯下的小错误笑个不停。跟蠢人打交道，人们觉得放松，他们发觉跟何伟聊天很容易，即便他们发觉经常要说两次，或者往他的本子上写下新词儿。何伟总在兜里揣着他的笔记本，用来学习新词儿，也为了记下交流中的句子。当何伟回家后，他把笔记本放在彼得哈斯勒的桌上，让后者把一切打入电脑中。
我的寓所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来学习中文，另一张用来写作；一张是何伟的，而另一张属于彼得哈斯勒。有时这种关系叫我泄气——在何伟的愚蠢背后，另有一个人紧密观察一切，做下记录，似乎显得不对。但我想不到一个方案来解决这种分裂；我有我的中国生活，我的美国生活，即便他们占据了相似的领地，他们又截然不同。我的公寓很大，两张桌子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从不碰面。那笔记本乃是他们共享的唯一物件。
在礼拜天，教堂里举行了一场葬礼。诺林生病了，我一个人前往，想用我的弥撒书的指引来跟随仪式的进行。我总是喜欢参加教堂弥撒，因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中国体验，而它也让我想到童年，我最早的阅读经历就是在做弥撒期间。
仪式过后，人们绕着庭院走，我能看出，这次有点特殊。李神父与我坐在屋子里，他在那儿叫了咖啡与曲奇饼，一个年长的女人用托盘端上。这咖啡比平常的更难喝。我谢过了老妇，尽量喝下去，用吃曲奇来缓和味觉。李神父与我相互问候了对方的健康状况，然后他提到了今天的仪式乃是一个葬礼。
“哦，我很遗憾，”我说。“是谁？”
他说了一个妇人的名字，我并不认识。“她多大年纪了？”我问。
“八十岁。”
“她活得挺长。”
“是，”神甫说。“而且她对我们教堂很好。她每个礼拜日都来。”
“她做什么工作？”
“她退休了。但在那之前她在海陵工厂。”
有一个小数目的教徒每周都来参加弥撒，而我又问了一些问题，看看能否记起那个妇人来。李神父耐心回答了，最后他指向我身后，道“她就在那里。”
我转身，看见那个妇人躺在我身后十英尺外，屋子深处的一张桌子上。那地方光线暗淡，进屋时我没留意到她。一张白色布单拉到了她的下巴处。她是一个小小的妇人，灰色头发，嘴皱闭着。我记得在教堂里见过她。我正吃着一块曲奇，现在我把它放下了。
“哦，”我说。“她就在那儿。”
“是，”李神父说。“那就是她。”
“唔，”我说。“我想我要出去了。”
庭院里阳光灿烂，教徒们在长纸条上写着挽言。有许多大大的花圈，用白纸与竹条做成的，靠在教堂的墙上。在阳光中，我从刚才的惊吓中迅速恢复过来，我看着人们做着哀悼的事务。所有的老妇人刚才都在耐心等待我喝完咖啡，现在她们进了屋，向遗体致哀。
那妇人的儿子也在，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到一个外国人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叫他惊喜莫名。我说他的母亲总是对我很好，这让他更加高兴。这里有一个传统，由逝者的家庭在葬礼上派发小礼物，而她儿子给了我一些水果，还有一盒奇声牌香烟。我谢过了他，接受了香烟。很难想象一个更适合的葬礼礼物。
之后我去了茶室，张小龙，涪陵城里最好运的人，咧嘴笑着向我招手。他与几个老朋友在一起，我坐在旁边一张空桌旁。女服务生过来了，微笑着，问我要什么。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说。叫自己洋鬼子，是最容易，也最能解除人们防备心的笑话。在那个夏天，我开始用这个词儿来形容自己，而人们经常不知如何反应；有时他们觉得尴尬，试图说服我去用别的什么字眼。但我总是自豪地回应说些“我们洋鬼子有悠久的历史”或“我们洋鬼子有伟大的文明”一类话。
在茶室里，这是一个老笑话，在我与小姐之间，她在这儿工作。她掩了嘴笑，然后给我斟上了茶。我刚在街上买了报纸，现在我读着它等茶凉。
这是一个典型的日子，在茶室里，有几个人过来和我说话。在上午快要过去时，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女人过来，坐在我的桌边。我们聊了大约有十分钟。一个女人这么来接近我，略微有点不同寻常，但也没有异常到让我去想到什么。她的名字叫李佳丽，而她向我要电话号码。这也很普通——我总是把自己的号码给涪陵的人们。唯一的问题是有些人会在早上五点至七点间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常在睡觉时将电话线拔掉。我把号码给了李佳丽，没再多想。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茶室，而她又一次坐在了桌边。她穿着非常短而紧的裙子，上了浓妆。她并不漂亮，但她很成功地吸收了某一类小姐的做派，笑得太多，说话扮可爱，在每句话的尾端拖长声调。在茶室里工作的女孩不像她那样，而我看到她见到李佳丽在桌边摆POSE时，摇着她的头。那些老男人也盯着她看，甚至他们的鸟儿也似乎惊住了，陷入沉默。我能察觉到有些事要发生，而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我说声抱歉，付了钱，离开了。
李佳丽尾随着我出了茶室。“你去哪儿？”她问道。
“我得走了，”我说。“我要去吃饭，然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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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过了一家我常去的米粉店。突然间，我非常害怕这个女人跟我回家，被人看到她和我一起在校园里。“我要走了”我说。“我要在这家餐厅吃饭。再见。”
“好的，我和你一起吃，”李佳丽说。
餐馆的老板清出了一张桌子，我发现自己和那个女人坐在一起。这就是在涪陵的情形——事情向我走来。通常我喜欢这种被动情形中的不可预知性，但今天，我怀疑她的动机，而我不知道如何行事。她坐着那儿说着，而我问她在哪儿工作。
“那不重要，”她说，而突然间，那显得非常重要了。
“你在涪陵工作吗？”
“那不是个好工作，”她说，耸肩。“但我的叔叔在重庆给我找了个好工作。他有一家大餐馆——他很富的！他给了我一份工作，在那儿当小姐。我叔叔餐馆里的小姐穿着漂亮的衣服——我会穿一件旗袍，像那样”——她给我展示那看上去是怎样的：没有肩，紧紧围着脖子，在大腿高处分叉。
“哦，”我说。
“但那很贵的，”她说。“我要自己去买那旗袍。”
“那太糟了，”我说。
“你喜欢唱卡拉OK吗？”
“不，”我说。“我不喜欢常卡拉OK。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喜欢唱。”
“我们应该找个时候去卡拉OK。我来教你怎么唱。”
“对不起，但我对卡拉OK没兴趣。”
“那也没事，”她说，微笑着。“我对你们美国很感兴趣。”
“我的美国的什么让你感兴趣了？”
“所有的。我想去那儿。”
我不喜欢这谈话如此发展下去。“这很难做到。”我说。
“我想要住在你们美国，”她说。“那儿的人比这儿的人有钱。”
“美国有很多穷人的。”
“不像涪陵那么多。”
她说的不错，而我想用另一招。我谈到了获得签证多么困难，然后米粉上了。我吃得很快，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何伟，”她说。“你很可爱的。”她用一种最佳的小姐语调说道，我敢保证餐馆里的其他人都在听着了。
“你的眼睛很漂亮，”她说。“我想你们外国人的眼睛比中国人漂亮。”
“那不是真的，”我傻傻地说。“中国人比外国人好看得多。外国人很难看。”她把这当作赞美，微笑着，想要红一红脸。我想道：何伟，你是头笨驴。
“我喜欢听你说我们中国话，何伟，”她说。“它听起来很好玩！”
我想到了大学时，有些家伙嘲笑来当地做换工的瑞典女孩，嘲笑她们的口音与她们的茫然。这不是个很好的比较，而我尝试不去想它。
我们现在要离开餐馆了，在我付钱时，老板咧着大嘴。在街上，李佳丽挽着我的胳膊，而我站在那儿，感觉难以置信，而又无奈。一个涪陵女人在摸我，我们正在南山门十字路口附近；所有人都在向我们揿喇叭，或者看起来如此。
“我现在得走了。”我结结巴巴道。“你不能跟我一起走。我今天很忙。”
“下周是我的生日，”李佳丽说。
“那很好，”我说。“
“下周见，”她说。
一辆车驶过，喇叭高叫，我都闻到了废气的热度。太阳很暖了，我在出汗。“再见，”我说，最后她让我走了。
两天后，李佳丽打来电话，而何伟接了。她问他星期天去不去茶室，而他回答说去的。他每个周日都在那儿，没理由撒谎。
板
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机。他想要一部手机。他想要辆车，可以去做个的士司机。他想要往股市里投更多的钱，他想要增加他的收入，让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父母，妻子，两岁的儿子住上更大的房子，更多安全感。他想要全部这些东西，但现在他有的只是一家米粉店，叫做学生之家，而他尽力把它做好。
这家米粉店有的，是一个好位置。它多少算是在河东区的中心，街对面就是师专的大门，那儿有女人在摆摊卖些水果，小吃。几乎总有学生坐在餐馆的六张桌子上，而在星期日晚上生意尤其繁忙，当学生们上完了政治课，前来吃晚饭。在学生之家楼上，有一家可疑的卡拉OK，在晚上，小姐们会下来用餐。小姐们带着BP机，化着浓艳的妆，大声说着话，她们边上就坐着面孔稚嫩的学生，刚刚结束他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
黄小强认识所有的当地人——公交车司机与水果摊贩，陶瓷厂的工人，以及小店主，学生与卡拉OK的小姐。他知道他们的例行日程，公交车的时间表，工厂的排班，以及师专的政治会议，而他个人的例行日程则与河东区其他人的生活缠绕在一起了。餐馆的时间表很简单：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很辛苦，”黄经常说。不过他的话只有一半当真，因为他有太多的帮助了：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一个漂亮的二十五岁的女人，名叫冯小芹。他的大姐，在街下方的陶瓷厂上班，也时不时过来帮助。而通常那儿还有别的工人，亲戚，以及朋友，从黄的家乡白桃村来，那是在涪陵的南面。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作者里，黄小强可能是最不努力的一个。他的妻子与母亲是餐馆的梁柱，因为黄花了太多时间抽奇声牌香烟，培养与当地人的关系。
他二十六岁，在五年前，他从成都乘长途火车去了新疆找工作。“太冷了，”他说。“那儿有工作干，而且还不错，但天气不行。冬天太冷，夏天太热。”下一年，他往南去了广州，那儿天气比较好，但工作却不对他的口味。
对于四川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常见的范式。在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超过1.2亿人的家。在1997年的三月，它被一分为二，涪陵以及其他的江城归入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管辖。这个变化是要提升这个地区的管理水平，也是为了三峡工程准备，但这个分割时间太短，影响不到一般人对四川的观念。涪陵居民仍然自称为四川人，而这片地区还是毫不缺人。世界上每五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来自四川。
而且他们经常会去别的地方。这片地区的大山与河谷很久以来都是艰苦生活之地，使得年轻人离开这里，在每一个中国城市里，都可能见到四川移民。他们常做的工作有餐馆，或者建筑工地，或者美发厅的员工。中国的城市居民通常不怎么喜欢四川移民，说他们工作勤奋，然而没文化，聪明然而不可信赖。有些人说四川女人水性杨花；四川男人狡猾。那些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刻板说法，窠臼印象，对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工业移民都是一样。而那些话对四川人来说，一点也阻碍不了他们的决心，也跟其他离开艰苦环境的人一样。四川人另外有一些出名之处，在他们吃苦的能力。他们不理会人们怎么想，而且他们不在意找到的工作是什么，只要那是工作。而他们一群群继续离开。
但黄小强回了家。他结了婚，买了这家米粉店，堕入了常规的生活。在早晨，他与其他工人做抄手，馄饨的当地版，在中午，他们忙着应付午餐的高峰时段，夜深时，当第二天用的米粉到了，他们把软软的一根根捆作五盎司的一把把，为明天做好准备。一天又一天，都是一样。
在店里，黄小强很少谈及政治。一天夜里，当被问到政府时，他耸耸肩，说关于中国的政策，他可没什么关系。“江泽民很大，”他说。“而我很小。”
他注意到一本英文书的封皮上有毛泽东的照片，那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他读着标题。“看不懂，”他说，笑了笑。但他理解那照片；他家的墙上有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他说。“在革命期间，他是个伟人，但后来……”他摇摇头。接着就是一个故事，那种故事在中国非常普遍，而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又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比的陌生。
这是个短篇故事。黄的祖父是一个地主，而在1958年，在共产主义的土改期间，他被处决了。黄向我展示他们怎么毙掉他的——在后颈上——然后他笑了。但这是个很不踏实的中国式笑容，里面没一丝幽默。它只是替代了那些没说出的话。
但在中国近代史的狂流之中，1958年乃是很久以前了，这也是那些故事如此简短的另一个原因。故事讲了，又走了。
“今天所有事情都好多了，”黄小强说得很快。“在过去，你不能自由说话。一旦你说了什么，就总是担心它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自从邓小平做了领袖后，所有的事情都好了。生活水平高多了，我们可以做生意。我们现在跟地主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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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
这话引发了餐馆里一次简短的议论，有顾客跟黄争论起来。那个词儿“地主”还是有政治意义的，也许他用得有点轻佻。但这争论没持续多久；其他人意识到，他所指的乃是机会，而非剥削，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中没一个关心政治。多数人跟黄一样，乃是独立的工作者：的士司机，摆摊的，小店主。他们不属于单位，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收益，只决定于智力，努力，和运气。
单位的缺席，也意味着他们享有相当的自由。黄小强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没有人告诉他工作多少小时，或者店里该提供什么服务。他交的收入税很少，而且跟他实际赚多少没什么关系。一个政府官员每年来一次，预估餐馆的月收入，然后黄交上10%。现在，预估值乃是一个月一千块，由是，他每月交税一百块。事实上，餐馆每个月一般收入两千到三千元，但不管怎样，税还是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好处在于，小生意可以几乎不受约束地资本主义化，对黄的家庭来说有好处。
但另外一个特色乃是政府对没单位的人不提供保险，是以餐馆的工作时间乃是十七个小时，而黄小强想找新的路子赚钱。与此同时，他又满足于经营餐馆，对中国的政策，他既无怨意，也没有广阔的视野。而他的非单位顾客们多少也是一样。他们只是想工作，混出个好日子，而且，也许，像黄一样，跟家里人一起工作，他们的幸福就翻番了。
学生之家乃是个小天地。它没有从河东区延伸出多少，而它的中心在黄的家庭上。他两岁的儿子，黄凯，在餐馆里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从菜单牌上认了最初的几个字，而他最喜欢的食物是抄手。在安静的时候，小孩坐在祖父母的膝盖上，看着儿童书。他的祖母，王朝淑，并不识字，但她用心背下了书，读给黄凯听。
他们没有去其他地方的欲望。“我们在这里一辈子了，”黄小强说。有时他们表现了对外面世界的兴趣——黄的父亲，黄能，常问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多少钱，要多少时间。“十五个小时！”有一次他说，非常惊异。“在飞机上有厕所吗？”
“当然有了，”他的儿媳笑道。餐馆里的另一个客人，一个小店主，说话了。“在重庆与成都间的大巴上有厕所，”他很有知识地说。“电话也有。在高速公路上，只要开四个小时。”
但这些仅是聊聊而已；他们并无旅行的愿望。“太贵了，”冯小芹说。如果有了钱呢？“如果我有了一万块，我就想要四万块，”她笑道。“我就是那样的，像所有人一样——总是不够。你们美国人那么喜欢旅行。那么多麻烦：你要把你的包带到这里，带到那里。我不会想去美国，不想去学英语。太麻烦了。”
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餐馆的小天地里。在1997年的秋天，师专，作为楼的所有方，突然把月租金从三百元提高到了七百元，而黄家削减了开支。他们买了公用电话，来增加收入。但第一个月里他们亏了三百元，因为他们不了解长途话费。下一个月，他们调整费率，就获利了。黄小强花了四个星期，三千元钱上了培训课程，以弄到驾驶执照。这个文件是他最骄傲的财产；在中国，取得驾驶的特权乃是困难而昂贵的。他开始找工作。“我没有关系，”他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主要看你的能力，而且需要点运气。”
就这样，他没有工作，但他有驾照，那意味着机会。当然，他还有他的餐馆，他的新电话。他还有一处五个房间的住所，以涪陵标准来说很大了。他有一台彩电，一套音响，一个35毫米的相机。他有了一个儿子。他有他的家庭，而他的家庭有来自学生与河东区居民的帮衬，以及尊敬。在他们眼中，黄家人是好心，大方的。他们的世界很小，但他们细心照料着。
现在是清晨，黄小强在做抄手。他坐在各类馅料面前：一碗猪肉馅，一碟子小小的四方形面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拿着一只筷子。他捡起一张面皮在手中。他用筷子蘸一点肉馅，放入面皮当中，然后筷子往水里蘸一蘸，把面皮的四角合在肉馅上。完成的馄饨有两个角，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他把抄手丢到盘子里。
在中国其他地方，这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有他们自己的叫法，而他们叫其作抄手——“交叉双手”——因为那抄手的两角是交叠的。在四川多数地方，你可以走入一家餐馆，不出一声点抄手。交叉你的胳膊，他们就明白你想要什么。
做一个抄手，只花黄小强不到五秒的时间。他捡起另一张面皮，塞了肉，湿了角，折起来，把抄手丢入了盘子。这个看起来跟前面那个一模一样。他再做了一个，又一个。在外头，太阳升起了，小巴士在揿喇叭，卖水果的女人在布置摊位。橙子上市了。黄小强做了更多的抄手。它们都做得很好，而且一模一样。
第九章
钱
在涪陵，钱对我没多大意义。我一个月挣一千块，而一个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是430元——五十一美元，在官方汇率下。在农村地区，平均月收入只有175元，但农民们可以省点钱，因为食物是自己种的。
（这个收入数字也许不准确，偏低。）
我的薪水相对来说是高的，只要我不去太多旅行，生活是舒服的。一张去重庆的水翼船票为80元，虽然你可以坐慢船来省钱，那是二十四元，多数当地人也是那么做的。在头一年里，我经常坐慢船而上，直到某天夜里一只老鼠跑过我的头上，在我睡觉时。
我醒了，开了灯。船舱里满是老鼠，棕色，肥肥的江鼠，拖着长尾巴。它们四散在地板上，钻进人们的行李中去。其中一个爬上了下铺的一个女人身上。那个女人在被单下转转身，没醒来。我对那些老鼠看了一阵。最后我离开了船舱。
余下的夜晚，我坐在甲板上，听江水流过。我想着坐这船省下的钱，大约是七个美元。在那次后，每当我要往上游去时，我都选择了水翼船，但这种情形也很少。我在重庆有些朋友，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兴趣到那儿。多数时候我并不旅行。
呆在涪陵，让我花不掉我的月薪。没有理由去存钱；小心开支，我每月可以省下三百块钱，那意味着一年的节俭生活可以奖励我四百美元。那是和平队生活的一个好的方面：我的薪水那么低，省钱毫无意义，但我的涪陵生活那么简单，那么便宜，让我不需要担心我的预算开支。在某个意义上，我此时是最富裕的，因为那就像是玩具钱，我根本不用去想它。
在城市里晃荡时，我胡乱消费了不少钱，买任何吸引我眼球的东西——书，图片，小饰物，黑市的卡带。有一次我挑了个竹子的钓鱼竿，不为任何理由，把它放在我餐厅的角落里，让它在那里积灰。在军品店里我买了人民解放军的制服与配件。那种店里卖所有的东西——衣服，鞋子，野营装备。一根夜行棍要三十块；手铐130块。有三百块，可以走进去买一把高力度的电子枪。如果你有单位证明的话，可以花不到两百元，买一个杀气腾腾的催泪瓦斯。他们不卖手枪，但你可以买到枪套。
从不同的店里，我把我的制服一块一块拼起来：旧式的解放军裤子，上面有红黄色的长条，一件公安的背心，一件不错的部队夹克，带垫肩的，一顶短沿的红军帽，额头上有一颗红星。当我花十五块钱买肩章时，那个售货员很严肃告诉我说那玩意儿不对——显然外国人应当在肩上挂别的什么东西，当他打扮成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时。我反正还是买了；它们跟我帽子上的红星，裤子上的条挺配。
有时候我会在上课时穿那制服，那总会让我的学生们很兴奋；他们有些人想说服我每天都穿。我从没全副武装进城过，但我时常会穿那裤子，那挺舒服的。许多农民和棒棒军也会穿它们，而有时候人们问我是不是维族人。
除了我浪费的钱之外，几乎我所有薪水都花在了吃上，因为我每顿饭都在外面吃。餐馆可算这城市里最舒服的地方之一了，有些老板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四川的食物很棒。没理由让我自己在涪陵做饭。
我每天至少要去一次学生之家。通常是我一个人去，但一周里会有些时候我们四个志愿者在那儿中午聚餐。我们向冯小芹展示如何做四川版的意粉，而亚当在餐牌上写下外文。除了我们外，没人会点意粉。后来，他们有了台电话机，亚当和我有时会提前订餐。这种专业感让餐馆的人很高兴，他们也开始打电话到我们的寓所，邀请我们去吃饭。我会接电话，而黄小强会问：你们来吃午饭吗？你们想吃点什么？亚当和我告诉他一碗米粉，一碗意粉，然后我们跑下山，乘热吃饭。
我最喜欢星期天晚上的餐馆，当它挤满了学生时，而街上全是享受周末最后时分的人。但在晚午时分也很好，这时生意不多，我会独自坐着看报纸。我会跟他们一家人聊天，经常谈到钱，几乎涪陵每个人都在谈钱。我已经习惯了谈论那个，即便对我来说，那不是真的钱，而我每个月都让它从我指尖溜走。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我坐着看黄凯在餐馆的台阶上玩儿。他像冬天里所有的中国小孩一样，乃是一捆鼓鼓囊囊的衣服。他的帽子和裤子是她妈妈手织的。他的裤子在裤裆处开了口，因为他还没学会上厕所，他的屁股和腿内侧因为寒冷而发粉红。他快二岁了。他穿着一层一层的汗衫与毛衣，外面是一件仿皮的夹克，是他妈妈在城里买的。“质量很差，”她的态度不以为然，当我为了那衣服赞扬她时。“只有二十元钱。”她总是告诉我黄凯衣服与玩具的价格。
我吃着米粉，从我美国制造的塑料耐尔吉水壶里喝水。在中国，这种野营的水壶乃是无价的；它们由硬塑料做成，能够盛滚水，那种滚水在中国的酒店，餐馆，火车，轮船上都有供应。当我初次来到四川时，这种水壶还不普遍，虽然偶尔在成都那样的大城市里，我见到一个的士司机在用。通常那是通过一个亲戚或朋友从发达的沿海城市如深圳那儿买的。
在1997年的早春，几个成都商店开始囤积冒牌的耐尔吉水壶了，到了六月，每个人都有了。成都是个相对时髦的城市，外国风尚较易快速传播，经常不需任何原因。城里多数的自行车后挡泥板上，都装饰有“英特尔奔腾于内”的贴条，跟那些美国的电脑上的一样。成都几乎所有的自行车都只有一个档，肯定也没有英特尔在内；但那个贴条很时髦，你在哪儿都可以见到。
对于冒牌耐尔吉水壶的需求比较容易理解，尤其是在一个如成都般喝茶成瘾的城市，水壶通过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他们首先为的士司机所拥有，他们比较容易在这种潮流中先导——的士司机有一点独来独往的品质，钱也不少（的士司机的地位改变，在过去十来年可谓巨大）。在那之后，生意人跟上了，然后是小姐们，最后，到了夏天，甚至茶室里的老人也从假冒的耐尔吉水壶中啜茶。很快，你就能花二十块钱从四川任何一个城镇里买到了它了。
那些瓶子有一个标牌，把它们形容作美国人做的太空瓶。但它们显然是中国工厂的产品，因为它们没什么标准，而商标经常拼错。在那个意义上，事情跟十七世纪并无太大变化，当时一个叫多明戈的西班牙神甫形容了中国的商业模式。“中国人非常善于模仿，”他写道。“他们能把见到的所有欧洲货模仿到完美。在广东省，他们把几种商品仿造得十分完美，以至于把那些货品当欧洲货卖到内地。”
即便在这些水壶普及到了涪陵后，黄凯还是对亚当与我用的水壶十分着迷。这跟那闪亮的塑料有关，也因为它们和外国人的联系有关，黄凯始终不太信任外国人。
十二月的一天，我晃着我的水壶，把它放到凳子上。那小孩蹒跚上前，小心又好奇。
“股票，”他说。“股票。”
我转向他的妈妈。“他觉得它跟电视上的股票信息很像，”她笑着说。她手指向水壶的一侧，那儿显示着容量的标记水平，从100毫升到900毫升。我的水在五百毫升，还在减少。
黄凯忘了那水壶，转去了台阶上。他爬在地面，裤子裂开，在地上滚着一只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他对自己嘟嘟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促使他说这个：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许他想到了那个。他还没到两岁，脑子却已经混杂了许多的东西。
毛主席憎恨金钱。他的父亲——一个狡猾，贪婪的地主——挣了不少钱，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毛泽东憎恨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身为一个贫穷的革命者时，他鄙视它，身为共产党的主席时，他拒绝碰它。
毛是新中国的父亲，是以，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现在的中国人许多时间想的，谈的，都是钱。也许只是因为现在他们的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了，有了更多的手段，去赚，去花，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新钱，却总还是不够。在涪陵所有地方，都有人在谈钱。
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当说到财务问题上时，没理由羞羞答答。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收入，而一旦某个朋友有了样新玩意——一件衬衫，一个收音机，一只笔——你会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会告诉你。提到钱，就好像过去人们碰面时的习惯：吃饭了吗？直到最近，这国家多数地区都还是穷的，而吃饭乃是人们找到真实乐趣之处，就像他们从挣钱中找到真正乐趣一样，不管是怎么挣的。
我喜欢这种坦诚；它帮助我去了解人们的生活，因为我可以问他们的收入或开销，不用担心冒犯他们。我总是告诉人们我自己的薪水（当然，考虑到何伟对他收入的态度，这并不难）——一般说来，这是人们所问的第二个或三个问题。在第二年里，这种自我揭露几乎不需要了；看起来城里的每个人都已知晓。一天夜里，我坐在南山门一张椅子上，跟聚拢来的人聊天，有人问到我每月的收入。在我回应前，另一个声音叫道，“他一个月挣一千块！所有师专的老师工资都一样！”
人们总是在谈钱，而我不会把他们形容为贪婪：我在涪陵所认识的中国人非常真诚的慷慨大方。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他或她会付钱；事情通常就是这样，我就是没办法。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刚巧在学生之家吃饭，而亚当与我也在，他们总是想要付账，尽管他们的财政很紧张。同学们一般的预算乃是每个月两百块钱，或者说是二十四美元，那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小的开支了。因为师专的多数学生都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学校给他们每人每月五十元的补贴。
在米粉店里，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当学生在身边的时候，尽管老板并不赞同这个。“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芹有一次对我说。“他们尊敬你，而他们应该为你付账。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她也很大方；我经常在餐馆里免费吃饭。
来源：() -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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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原因仅是因为“外国朋友”综合症，但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他们对彼此也是这样。他们特别对他们的家庭慷慨——如果关系较近的亲戚需要钱，他们毫不犹豫，也不期待归还，钱就给出了。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阿默，现在已毕业了，在西藏教书，那儿的收入是一个月一千元——比他在四川乡下教书的收入高一倍。但阿默把他一半的工资寄给了乡下的父母，他们都是农民，而在这种慷慨行为中，没有一丝负担或后悔的成分。“那是我的责任，”他只是那么说，当我问起的时候，而他解释说，只有这样，他的弟弟才能付得起他的学费。阿默在西藏的工作任期为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的话，罚款高达两万块，但我从没听到他抱怨这份支撑他父母与弟弟的工作。
在涪陵，所有事情都有个价格，而罚款乃是生活中常见的一部分。如果考试没通过，学生会被罚十元，教室清洁不合格，两元，早操错过了，一块半。我从另一所四川学校的和平队员那儿听说，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两个月的开支了——因为在校园里公开和女朋友牵手，当一个政府代表来城里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成年所做的准备，而成年后也有其罚金。有时你得为一个新工作而交钱——一个反向的奖金吧。廖老师起初在她家乡自贡一所学校里教书，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结婚后，她想搬来。她申请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这时纠纷开始。自贡的单位要求她付五千块钱才能准许她离开，而涪陵师专也可以要她那么多钱，才让她开始工作。但涪陵这边把那钱给免了——显示出他们很希望廖老师来中文系工作。她很为此骄傲，涪陵师专给了她工作，不收一个子儿。你得是一个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一份工作。
生第二个孩子的价码，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接近师专的乡下是如此。在城里很少有人敢那么做，如果一个女人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如果她不是为一间国有单位做事，会有别的压力手段，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导致这个女人被迫做绝育手术。
多数城市居民看来已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接受其后果，而无抱怨。毕竟，他们每天都在涪陵拥挤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协，这使得人口控制显得容易理解。但在乡下的态度便不同。在那里你可以躲避权力部门，而中国人给这些躲避行为一个词儿——超生游击队。一个女人会去跟亲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并不普遍，那里权力部门控制很紧，但随着你往山里走深了，家庭的规模就逐渐增长。
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上一个农村妇女，她刚从集市回来，我们的谈话很简单，跟我许多次与说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样。她问我挣多少，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涪陵这么糟糕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题——人们总是奇怪，一个有自尊的外国人何以住到涪陵来，工资才一千块。对此，我没有回答；我不会告诉他们真相，说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欢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为工资少，我才觉得富裕，我不需要担心存钱的事儿。
我告诉那女人我是被美国政府派到涪陵来的，那是最简便的解释方法——在中国，每个人都理解政府决定你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我向那个妇女问到她的家庭，她说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
“但两个孩子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我问。
“是的，但也并不厉害。我们得付罚款。”
“你的儿子多少钱？”
“四千块。”
“那不像现在那么多，是不是？”
“是。现在人们要付一万块。我们没付那么多。”
“那很好，”我说。
“那时比较便宜，”她带着怀旧的气息道。“在那些时候，罚款不是很重。”
“你一年能够存四千块么？”
“除非是年头不好。”
“所以那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她说。
女人坐在那儿微笑着，想着她那四千块的儿子在家里等她。她收拾一下竹篮里的东西，又转向我。
“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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