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罗小雷问我，对于在中国教书我有什么想法，我意识到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多数时候我还是很喜欢的，”我说，“尤其是我喜欢我的学生们。我觉得他们比美国孩子更尊重老师。我教的是文学，那也很好；我的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喜欢诗歌。但我不喜欢学校里的政治体系。这很难解释——有时这体系会影响到我的学生。许多人的想法都是狭隘的。”
孔老师教给了这个词，在接近学期末的时候，而它总结了涪陵生活的许多困难之处。罗小雷点点头。“也许因为他们还不习惯与外国人打交道，”他说。“在中国的偏远地区，你知道我们没见过多少外国人。”
“我知道，但那儿还有些别的问题。他们的书很烂，有时他们所学的不是事实。”
我问他坐在身边的女儿，他们在中文系里学不学孔子。
“不，”她说。
“但你们学马克思？”
“是的。”
“这和涪陵的情况是一样的。我的学生学习莎士比亚和马克思，但他们不学孔子。那些是外国的观点，而孔子是你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没人再去学习他了。”
“你在美国的大学里也学马克思么？”她问
“是的，但就一点点。许多美国大学生都会学，因为他是个哲学家。”
“你们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怎么想？”
“多数人会觉得有趣，但不是很…”我在搜索这个词汇，而她知道我想说什么。
“实用，”她说。
“是的，不是很实用。”
“我同意，”她说。“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学习都是浪费时间。”她掠起脸上的头发，望向她的父亲。他在想着些别的什么，然后他意识到了女儿期待他回应，微微一笑。他是个灰发的男人，戴着圆眼镜，眼里亮闪着回忆。
“是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没什么用。”而他自己的父亲，坐在荫凉处吃着西瓜，没有说话。
我的榆林的日子跟随着一个惯例的日程，在上午拜访罗家，下午在一家小餐厅吃饭。那餐厅的饺子不错，还有便宜的当地啤酒，而那店主是一个风格强悍，不说废话的女人，在男人下班后喝酒的地方常能见到的那种。她戏弄我，说我的口音一半外国腔，一半四川腔，只要一有客人进门，她就开始宣告我的重要信息：国籍，年纪，中文名字，单位，以及工资。通常客人们会对我的工资之低发表评论，然后买一瓶酒给我。为了维护我的尊严，我会解释和平队的性质，而我们是来帮助中美建立友谊而非赚钱来的，这只会鼓励人们给我买第二瓶酒。我想要付第三轮的钱，通常以失败告终。在那之后，我们会握手，说些改善两国关系的话，然后我会回到旅店里，睡到夜凉。
我在榆林的最后那天，有两个将近三十岁的男人进了餐厅，开始给我买酒。其中一个姓王，一个姓赵。他们说我可以叫他们同志。那天是礼拜五，他们刚刚上完了早班，在附近的一家工厂。
我们每人都很快喝完了两瓶啤酒，在接下来的一瓶，那两个男人开始脸红了，讲起中国的历史故事来。王同志告诉我禹帝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治理黄河的人。这个故事我曾在教科书里学过，运气很好，因为王同志讲着讲着就混上了方言。我不断点头，表示我听懂了，而每过一阵，赵同志会插嘴：“说普通话！你说方言他不会懂的。”
王同志会点点头，说上几句普通话，然后又转回方言，关于禹帝英雄般地建起了沟渠和防洪堤，在黄河的两岸。这故事的要点在于，禹帝干得那么勤奋，以至于他经常经过家门口却无暇停步拜访。这真是个要命的工程，控制黄河。
最后河流受到控制了，而王同志坐下来喝光了他的酒。他们买了许多瓶酒，我们的桌上满是空瓶。中国小餐馆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不会清理那些空瓶，直到你离开，那就意味着路过的人可以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一个下午搞了多大的破坏。这显得很有面子，而我们今天干得不坏。
“你听懂了这故事么？”赵同志问。“你不懂，是不是？他总在说我们的方言！”
我说一切都很清楚，然后从我的课本里背出了那些段落。
“你看，”王同志胜利宣告。“他全部听懂了！”
突然，有一股急迫的需要，王同志要向我展示他的投资，在街下面不远处，店主同意帮我们保留桌子。他们都是高大的男人，而我走在他们当中，三个人踉跄走在鹅卵石地上。在经过罗先生的摊档前，我向他招手致意。我不知道我们要到那儿去，或者那投资是什么——他们只是说我们要去看看王同志的投资。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在酒后我们出着汗，在街上走着。
我们进了一个门口，爬上了狭窄的楼梯。在二楼，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一个小女孩穿着轮滑，在硬木地板上转圈。
“这个，”王同志说，“就是我的投资。”
来源：() - RIVER
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
他骄傲地看着溜冰场，然后跑去了柜台，跟工人说话。
“这投资太大了，”赵同志悲悯地低语道，当王同志出了接听范围。“他借了很多钱。他永远还不了！”
我能看出王同志在跟工人说着我，我有点紧张，想听听。
“他们没有多少顾客，”赵同志低语道。“昨晚，这里有人打架，一些玻璃碎了。他要亏上很多钱！”
王同志拿着轮滑鞋来了，递给我。“来，”他说。“你来滑。现在。免费。”
我结巴了，解释说我不会玩这个。“你当然会玩！”王同志说。“这是从你们国家来的。”
我告诉他们我有点腿受了伤，而他们则提出带我去看医生。街下面有一家，赵同志说，而中医乃是非常有效的。我解释说我了解中医的好处，因为一个中国医生叫我多坐少动，避免像轮滑这样的运动。在许多礼貌的建议与抵抗后，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回到餐厅，坐下来，继续喝酒。他们看上去没觉得不爽；王同志很高兴他给我秀了他的投资。空瓶子还在桌上。
我们又喝了一轮，王同志盯着我的眼睛。
“何伟，”他叫着我的中文名字。“我另外唯一一次看到美国人，是在峨嵋山上，我的印象很不好。他很肥，而他总是使唤别人。‘做这个！做那个！’有工人抬着他上山，好像一个大地主。但你不同——在碰到你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很坏，但现在我知道不是那样的。”
我被感动了，为自己那个医生的谎话觉得愧疚。但这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白谎，也许那也行了。我谢了王同志，相互敬酒。
“还有，那个峨嵋山上的美国人很白，”他说。“他的皮肤那么白，长得那么难看！但你其实有点黄——你看上去像中国人。你的皮肤比他好多了！”
那个夏天，所有事情都进行得很好。我在西安的一所大学学习，课程不是很难，而这城市有许多的公园，我可以在那儿买一杯茶，和当地人聊天。每天，温度都是摄氏三十五度。政府好像有一项政策，如果温度到达了三十七度，则所有人都要放假，是以他们总是宣布说官方的温度是三十五度。我经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到兴庆宫公园，在那儿要杯茶，向工人们询问气温。
“三十五度，”他们会说，用报纸扇着扇子。
“昨天的温度呢？”
“三十五度。”
“你觉得明天会是多少？”
他们会转转眼珠子，告诉我去喝我的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什么笑话。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来控制气温的国家，虽然两年后，北京的气象台终于开始宣布真实的气温了。当地的报纸欢呼这一发展，作为是迈向对市民说真话的重要一步，也许它的确是的：今天是气温，明天是天安门事件。但政府也让大家明白了，放假的政策不过是神话而已，所以新的温度没有带来任何假期。它只是意味着你知道了到底有多热。
西安的三十五度乃是你能想象的最热的那种，在晚上我没法入睡，但即便是那么炎热的夜晚，这个夏天的一切也都很好。我的妹妹安吉拉在斯坦福当一名地理学的研究生，被派去新疆做一个暑期的项目。她来西安和我共渡了一个星期，我们一起看了城市的历史古迹。我总是告诉人们她是来帮中国人找石油的，而我去四川志愿做教师；这个说法让每个人都很高兴，让我们受到特殊待遇。那个在兵马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收我们的票价跟中国人一样，把对外国人多收的部分给挥去了，因为我们在中国做着好事。
安吉拉飞去了她的项目工程处，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课程，乘火车去了新疆。这趟沿着丝绸之路的行程，有四十八个小时，穿过甘肃和新疆的沙漠，而我总是喜欢长途火车的旅行，以及广阔的风景。
我乘的乃是硬卧，在中国的火车上，我最喜欢这个档次。硬座乃是噩梦，拥挤的农民和民工；软卧又走了另一个极端，干部与吃得太多的生意人，以及外国游客。硬卧车并不是不舒服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床位——但票价又不会太贵，能让自我认同为老百姓的乘客也坐得起。跟老百姓们聊天总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在火车上，他们轻声交谈，喝茶，吃着方便面。
在头一天，一个来自河北省的年轻人过来坐到我对面，看着甘肃的山丘掠过窗外。他二十五岁，在新疆工作了两年，而且他不喜欢那地方。新疆太走极端了，他说——在夏天太热，在冬天太冷。他刚刚结束了四个月的休假，而坐一趟四十八个小时的火车旅程回去并不愉快，想到在其结束时要在新疆这种地方继续工作。他的工作内容有替石油公司做安全管理。
“每年都有两三个工人死掉，”他说。“尤其是在沙漠的公路上。新疆的交通很糟糕，所以每年都有工人死。我们没什么办法。”
我告诉他我的妹妹在吐鲁番附近寻找油田。他耸耸肩膀，好像说：她可以那么做。在窗外，是一片尘土堆积的低矮山丘，大地越来越干，车往西行。
他很聪颖，跟他的谈话不是我在中国时常能碰见的。他的眼中有一种锐度——他的目光有所掩盖，然而我能看出他对周遭一切都有仔细的观察。他看到我在写笔记，但和大多数人不同，他并不问我在写什么，也许他已经猜到。通常我会告诉人们那是我的日记，或者只是说，“我在写我的外语。”那就足够满足几乎所有人了——如果你懂一种外语，很显然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写它。没人意识到我其实在写他们，以及所有我周遭的事物。但这个来自河北的男人看着我的笔在纸上划动，我察觉到他知道我在描绘他。但他还是很自如地说着话；我们略微谈了些政治，以及共产党，然后我问他是不是党员。
“不，”他说。“我不想入党。”
“为什么?”
“太多麻烦了。我的朋友——以及多数的年轻人——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我们对那个不感兴趣。这和你们美国不同。我们中国只有一个党。”
两国的这个差异让他很感兴趣。“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美国，”他说，过了一阵后。“但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这里有些人权问题。事实上，老百姓不关心这个。老百姓关心的是吃穿。看看那里。”
他指向窗外——一个破落的村庄，铁轨边的垃圾，一头瘦骨嶙峋的驴子，被一个蓝衣的农民牵着。老百姓。
“你想那样的人会担心民主么？”他说。“他们需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然后他们才会开始考虑别的。那就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了——无法做简单的比较。”
我们的话题从政治滑开了；他谈到了婚姻，以及他将如何在三年后找到个老婆。在我认识的年轻中国人中，常有这样的计划表；他们对爱情，跟对政治，以及所有事情一样，都是那么务实。这年轻男人解释了他的理由——在三年后，他将二十八岁了，那既不太老也不太年轻，而到那时，他将有足够的钱来结婚。结婚要花很多的钱，他说，而且你也不会想在新疆那样的地方结婚。在三年后，他希望可以住在河北，也许在青岛，一个东海岸的城市，前德国殖民地。他谈论青岛的语气中带着爱意，说到它那美丽的红色屋顶，清洁的街道，友善的人群，祥和安静的海；而我们的火车稳健地摇晃着进入了沙漠地带。
这是一个长而空白的日子——在窗外无物可看，在火车上无事可做。我坐着跟人聊了几个钟头，然后爬上了我的床位。我们经过了兰州，甘肃的省会，在那里烟雾笼罩着阴沉不洁的黄河，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一切都变了——我们在一片明亮的风景中，有绿色的草场，黄色的油菜，以及山丘形状的山岭，一直卷向地平线。
一个肥料销售员出现了，开始向我问关于钱的问题。美国一辆新车多少钱？一部旧车呢？牌照费多少？税呢？保险？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我的回答——其实都是我的猜测，所有的猜测——而我则高兴火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写东西。但他们在这片荒地上种些什么需要肥料的东西呢？
“大麦和玉米，”他说。“当然，那里也有葡萄，以及其他水果，在乌鲁木齐附近有谷物种植。但我们生产的肥料是运往内地的。”他回到了关于钱的问题：美国一栋房子要多少钱？失业金呢？政府给你们什么样的保险？
谈完了那个后，我们沉默了，望着窗外。我觉得我应当继续这次谈话，但关于肥料问不出多少话来。我问他何时去的新疆。
“我生在那里，”他说。
“那你父母何时去的？”
“我父母在1950年代去的新疆，在解放后。他们去那里建设国家。就和美国一样。”
我们盯着窗外的风景看：一个牧羊人在绿野中赶着牧群，一个蓝衣的男人沿着土路骑着自行车，一排泥房子，一系列粗旷的白色山崖伸向南方；往西，则是一片广阔空寂的地平线，我在中国几乎没见过这样的。好几英里都不见一棵树。
“往西部去吧，年轻人，”肥料销售员说，他想起了很久以前历史书上的一段。
在第二夜的某个时分，我们经过了嘉峪关，那是长城最西段的城堡。我没有看见那边界，但到了早晨，很明显我们已经越过了一条线。那里不再有村落与墙，只有岩石，尘土，低矮嶙峋的山丘，在沙漠阳光中投下明锐的影子。
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的边缘地带——或者不如说，比喻意义上的边缘，因为你可以往西再走一千英里，却仍然在中国的国境内。但这是汉族传统居住地的终点了，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丝绸之路上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地区。中国人称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族人是原居民，而他们叫这片土地为土其斯坦，或者维吾尔斯坦，而且他们想要自己这块地方。
新疆的意思乃是新的边疆，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它从中国的手中溜进溜出，直到共产党在1949年牢牢控制了这个地区。但这地方很难管治——它和许多地方接壤，西藏，印度，巴基斯坦，塔吉斯坦，卡扎克斯坦，蒙古；它的面积有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有油田与矿藏；而其主要的居民，维族，乃是穆斯林，说着土耳其的语言，与汉族人没有什么共通处。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新疆成为一个复杂的地方，在那年的二月，在新疆的北部，出现过暴力事件。对他们来说，最急迫的问题是要把汉人挡在外面——四十年前，这个地区的人口中汉族只占到15%，而现在，那数目膨胀到了接近50%。汉人来这里做许多种工作——来当兵，来当政府的干部，来当肥料销售员——而他们是不停地来，坐这样的火车来。在我的车厢里没有一个维族人，而满满的都是往西部去工作的汉人。
来源：() - RIVER
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
这种紧张关系，火车上无人愿意谈及——有几次我问到了春季时的事情，但所有人都回避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告诉我她不了解那问题，因为她只是个老百姓。这就是作为老百姓最好的地方——他们永远不需要负责任。这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称呼自己为普通人的情形一样，但在中国，老百姓的比例要比大多数地方高得多。几乎你碰到的所有人都那么形容自己，几乎没有人声称自己与社会事件发生的方式有任何关系。
在声称自己为老百姓后，那女人开始问起我关于大山的问题来了。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说着流利的中文，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他是所谓的中国通——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聊得好的日子里，人们把我称作中国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中国通，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感觉。
走到哪儿，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只是因为他说着白痴式的英语。
“你知道大山么？”那女人问。“你说我们的汉语说得不错，但没有大山那么好。”
“是的，他说得比我好。”这也是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讨厌他的理由：你的中文进步越多，和老百姓聊得越多，就越多听说到大山，以及他怎么比你好。
“你认识他么？”那女人问。这是另一个想当然——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彼此认识，通过一个秘密的全国系统保持联系，就好象共济会。
“不，”我说。“我从没见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的很好——他很好玩。”
“对。我看到过他说相声。他的确很棒。”
“大山的普通话比多数中国人都说得好。”那女人说。
“是的。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
“而且他会唱我们的传统歌曲。他是从你们美国来的吗？”
“不。他从加拿大来。”
“你们美国人对他怎么想？”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没有大山。在美国没有人认识他。”
“他只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
“他也不在他们加拿大的电视上。他只是在中国上电视。”
这个，对那女人，以及许多我碰到过的中国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剧，一个国家产生了像大山那么有才华的人物，却让一个外国垄断了他。但事实上，就像我对那女人解释的，这乃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遍模式，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总是尽快离开了那里，就好似NHL。她想了想，继续聊大山。
“他有一个中国老婆，”她说。“你听说了吗？”
“是的，”我说。我听说了关于大山的所有的事儿。偶尔人们说他的祖母乃是中国人，这看似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金发。他的中文老师也变得很有名，有时人们建议我搬去东边，去找那位教育家，那种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学者所做的那样。我的汉语已有了不错的基础，呆在四川这儿只是浪费，因为连本地人都说不好这语言。
“你知道大山的工资是多少吗？”我问。我想谈谈别的东西，而谈钱总是不会错的。
“他一个月赚好几万，”那女人很肯定地说。“他的工资很不错。你能赚多少？”
“一千块。”
“不像大山那么多。”
“不，”我说。“没有大山那么多。”
“但够了，”她说。“对一个年轻男人来说，一千块够了。”
“是的。这工资比涪陵多数人都高了。我住在涪陵。你听说过吗？在四川。”
她想了想，摇头。
“我肯定你听说过涪陵榨菜，”我说。“它在中国很有名。你见过电视上的广告么？”我唱起来
乌江牌
涪陵榨菜！
用中文唱起来比英文好得多，那女人马上都认出来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涪陵榨菜，通过它来解释我从哪儿来是最容易的了。那女人和我又聊了一阵，然后她说了几句我们中国对外国越来越开放的话。我谢过了，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座位。
接着我们进入了吐鲁番——哈密盆地，火车上越来越热，而铁轨边的土地因为阳光而干裂了。远处的山逐渐下沉，而地平线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土地完全是平平一片，清澈的天空仿佛巨大的蓝色穹顶，挂在黑土之上。
我们在绿洲小镇哈密停了一个小时，那儿的站台指示牌用了汉语，以及阿拉伯文字。这是我在旅途中首次见到维吾尔族人；他们站在月台上，卖着葡萄与西瓜。维吾尔人有着长长的鼻子，被太阳晒成棕色，而他们的脸部特征好似沙特阿拉伯，或者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几个世纪前，他们中的许多曾是沙漠商人，在丝绸之路沿途买卖，而即便今天，那种精神的火花依然会驱动他们跑遍中国寻找商机。维族人经常在大城市里做黑市的外汇生意，他们也会在那儿卖葡萄干和水果饼。即便在涪陵，也常见到几个维族人在下城区的街道上摆摊。他们带着篮子，沿长江而下，在某个城市停留一两周，然后继续前行。在我所见过的所有中国小商人中，维族人乃是最特别的——你能在他们家乡两千英里外见到他们，而他们所拿的依然是一篮子葡萄干与一盆水果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挣钱的。
在哈密，那个安全管理员和我站在一起，看着卖水果的人，我问他汉人与维族人的关系怎样。
“我们中间有些问题，”他说。“有时那关系不好。现在，我们的政府在教育，农业，经济方面给予他们帮助，但那里还是有问题。这是因为历史的缘故，不是因为政策。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麻烦——你们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跟黑人之间。”
他提出的这个观点不错，我告诉他说，我不认为新疆的问题是美国的事务。但我说如果它乃是中国事务的话，春季时的暴力事件没有出现在重庆与涪陵的报纸上，看起来很奇怪。
“四川太偏远了。大城市里听说了发生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
“有爆炸，”他说，耸肩。“就像以色列那样。”
“你们公司有维族的员工吗？”
“没有。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够，而如果教育不够的话，就不安全。如果他们的水平合适的话，我们会雇他们的。”
“你会说维语吗？”
“不。不需要那个。上班，购物，都是用汉语。”
“你懂一些词吗？”
“我知道一些。你好，谢谢，谢谢该怎么说……”
他停顿了，努力想着。他在维族自治区住了两年。“我忘了，”他最后说。“但我知道‘再见’”
来源：() - RIVER
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
他说了，轻声的，那声音失落了在横扫站台的沙漠热风当中。
那些绿洲小镇每隔一两个小时出现一次，从铁轨旁突然升起，然后又迅速消失于岩石沙土之中。它们不是那种浪漫情境中的绿洲：没有棕榈树与闪亮的水池；只有水泥，尘土，与玻璃。好像沙漠与绿洲的关系被颠倒了；当我们的车开出小镇时，我会长出口气，难以想象这种地方曾经对游客有什么吸引力。沙漠的土地是贫瘠的，却迷人，而那些小镇毫无魅力。
我愿意旅程如此继续下去，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看着铁轨旁无垠的荒芜。火车很舒服，人们也友善；我是这节车厢中唯一的外国人，其他乘客经常给我吃的喝的——番茄，黄瓜，冰棍，鱼干，啤酒。偶尔有人会停下来给我聊聊某某东西的价钱，或者中美关系，但最终，似乎那荒芜之地吞没了所有的交谈。几乎所有人都坐着，无言，看着窗外。
火焰山从南边升起，有着无尽的红色石梁，然后天山进入了视野。雪在山顶的高处一道一道。天色变黑了；一轮满月沉沉挂在东边的天空上。火车轰隆轰隆往西去。我们好像永远到不了乌鲁木齐，而我也毫不在乎。
在新疆的高速公路上有检查站，带着机枪的警察检查每一辆机车。佩戴武器的警察在中国不常见，而在新疆，他们很以此重任为得意，时常拨弄着扳机与把手。他们不会仅仅把枪挂在带子上——带了武器就要把它抓在手里，瞄准什么东西。这就好像把自动步枪交给一个小孩。我搭了巴士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而检查站的警察把枪管正对着乘客，在他检查我们证件的时候。
在较大的城市里，紧张气氛不难察觉；跟维族人聊不几句，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抱怨汉族移民的数量，抱怨好的政府工作都给了汉人，抱怨计划生育政策，即便对维族人的限制放宽到了两个小孩，而且也仅限于城市地区。我并不奇怪春天里的麻烦并未被吹走；我所听到的关于中国人的一切暗示说他们是特别糟糕的殖民者。他们往往有很强的种族观念，他们很少尊重宗教，而且他们很难理解一个非中国人的视点。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中，一大优点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我从没住在过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对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尽管有文化革命的破坏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那儿仍然有一个相当肯定的意识——何为中国人，而我相信这会帮助他们熬过现代化。但这观念里也有一种狭隘之处，似乎中国人不可能去新疆这种地方学习当地的语言，和当地人做朋友。在他们的五千年历史中，中国人对探索外界的兴趣之低，叫人惊讶，而今天，同样的这个特点也局限了他们，即便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境之内。他们看似对于做一个中国人非常满足，而且他们想当然所有其他人也都共享这种感受。
当汉人来到如新疆或西藏的那些西部地区时，他们最初的反应乃是这些人得变得更像内陆的人，尤其是在现代化这一点上，即便现代化将带来文化上的代价。我很难理解这种观念；对我来说，已经有太多美丽的地方太快地现代化了，而我觉得那些相对未被触及到的角落应该不去碰它。但我从来没有过上过穷苦日子，这也许是我看新疆的不同之处。
对一般的中国人来说，所有事情的看法都和我不同，而我从我的写作课上获得了一些这样的观点，在我们学习美国西部的时候。我们谈论了西部扩张，而我给了同学们一个十九世纪后期的难题：印第安的原住民受到白人居民压迫，他们的文化在遭到破坏。我让同学们假想自己是美国居民，给出解决方案，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如同下面这两个：
印第安人应该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很穷，很野蛮，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走向文明世界，给他们提供先进的技术，知识，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发展他们的经济水平。通过这个，我们能帮他们致富，适应现代生活。最后，印第安人能跟我们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世界在不断发展变化。我们应当帮助印第安人适应现代生活。印第安人习惯住在平原上，到处迁徙，没有固定住所，但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这是不实际的……我们想要我们的国家强大；我们必须使得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跟着社会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壮大我们的国家。
这是我首次发现我们对于进步与现代化的观点如此不同。我曾经给他们展现过一个理想化的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然而那生活方式与文化对我的学生们毫无吸引力。但就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距离严重的贫穷只有一代人的距离。当我看见自由与文化时，他们只见到苦难，与无知。
而新疆，以及西藏，看起来也差不多。我在新疆碰到的汉族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维族人不欣赏中国人的努力；他们指出，这地方在解放前多么落后，强调指出政府所做的工作。毫无问题这是真的——政府修建了公路，铁路，学校。但中国人忘了走出那逻辑的第一步；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去了解，去尊重维族人的文化，而来这里定居的人很少去学习当地的语言。其结果，就是巨大的金钱与劳动沉入了沙漠当中，而至于谈到改善关系，那些努力多数乃是浪费了。
我发现自己被奇怪地卡在了这紧张关系中间。维族人不喜欢说汉族的语言，在一些旅游区，他们说的日语或英语还好过汉语。对于说汉语的外国人，他们有一种不信任感；如果说英语他们态度会好些。这对我来说很难做——整个夏天我都在享受用中文交流的好处，但现在，我对汉语的使用将我定义为了一个外来者，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外来者。
除了语言外，这里还有一些新的文化规则，让我与维族人的互动交流变得复杂。他们与我在涪陵认识的中国人很不同——维族人很容易流露情感，容易发怒，而我发现砍价的过程不太愉快，因为有时候，那例行的流程里包含一些愤怒与厌恶的表演秀。我怀念起中国人来；我习惯了他们的社会规则，而且我知道他们会对我的言行如何反应。那些内容僵硬的对话——关于我的收入，中美关系，大山的对话，此时却有慰藉之感。在新疆，我发觉中国餐馆和商店对我产生了万有引力，我尤其喜欢与四川人聊天，他们移民到新疆的数量很大。在一整个夏天的旅途后，再次听到他们的四川腔感觉不错——比维族人的土耳其腔调要舒畅得多。我发现我也捡起了一些中国人式的狭隘：我也为自己身上的中国味而自得，即便是在新疆。
但倘若我不开口的话，情形便不同了。我有些意大利的血统，模样看上去和维族人没有太大区别，是以我能走在大街上，却不会引人注意。偶尔我会被误认为是本地人——中国人有时问我是不是维族人，而维族人问我是不是卡扎克人。在涪陵我总是对自己的样貌极其敏感，因为每天我都遇到因为与本地人样貌不同而带来的种种问题，但现在，在这个沙漠小镇中，我见到的人们，有着与我一样的鼻子，头发，和眼睛。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种族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将人们区别开，也因为我对那些和自己模样相似的人产生了一种感情的连系。有整整一年里，我感觉不到这种连系，但现在，在新疆，虽然那连系很是微弱，也胜于无。
我的假期将告结束，但我毫不急着离开。我享受旅行中那种慵懒的自由，而且我喜欢我在新疆这里的不确定位置，在这里，我没有工作，甚至种族也成了问题。这是个相当暧昧的地方——甚至时间也不确定。整个中国只有一个时区，这就意味着新疆的太阳直到八九点才升起，在晚上十点钟后才落下。大多数人会采用一个较为实际的时间表，建立于一个当地的时区上，大约比北京迟两个小时，但所有的政府部门，以及国有的运输部门跟随官方的标准时间。这是一个完美的象征，显示出了政府与被其管治的人民之间的分裂，双方都活在同一个地区，然而他们的日程却有两个小时的差别。
来源：() - RIVER
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我最喜欢新疆的地方，在它的地理风貌够猛。有几天的时间，我在天山海拔超过一万英尺处宿营，而一天之后，我就到了吐鲁番，在那儿，沙漠盆地的海拔掉到了海平线500英尺之下，而火焰山立于小城的北面。吐鲁番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它的温度。我在那儿的每一天，温度都达到了42度，107华氏度，是报导中说的。在中午时候，商店关了门，每个人都可以在屋里休息，直到最炎热的时候过去。
哈密也是一样的热，而我妹妹安吉拉在那里找石油。
和另外一个来自斯坦福的地质专家一起，她被一家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雇来，那公司在哈密城外建起了一座城市。那真的是城市——有学校，医院，商店，公寓楼；所有一切都被整齐得排列着，在规划良好的马路上，直到四年前，这类还是沙漠的荒地。这里有五万个工人，全都是从甘肃迁徙过来的汉族人。但我去到那里的市场时，人们误认为我是维族人，因为他们几乎没见过当地人。中国人很少离开厂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个沙漠中的石油绿洲里了。
然而这城市乃是海市蜃楼。在哈密没有多少油，至少安吉拉与她的同事这么说，他们了解当地的地质状况。所有一切都成了谜——为什么他们要在沙漠这里建立一座城市？为什么把那么多人迁移到这片荒地上来？他们在寻找什么？在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像长城一样，金钱与劳动埋没在了沙中？他们对边境地区的想法是不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鼓动他们建立了城墙，堡垒，城市；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国家最偏远出建起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阻止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沟通？
但这些谜我没有时间去解开。我在哈密呆了短短的三天——我住在安吉拉的旅馆里，和亚当韦斯一起，他是另一个和平队员，跟我在吐鲁番相遇的。然后，我们的时间到了，韦斯与我离开了沙漠中的城市，坐火车返回成都。
坐火车回成都，要花五十个小时。从韦斯和我买车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不好的感觉。哈密的车站不肯卖卧票给我们，说我们可以先买硬座票上了车后再升级。
学校就要开学了，而火车上都是要回四川的大学生。火车上没有任何卧票留着了，而硬座车厢里也没有一点空间。在车厢走道上挤满了人，坐在行李上，互相倚靠着。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也挤满了乘客，坐在地上。人们甚至坐在洗手盆上。这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为拥挤的火车。
来源：() - RIVER
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
坐火车而没有一个座位，五十个小时可谓很长了。在头一个夜里，韦斯和我能做到的，就是坐在我们的背包上，但不可能睡得着觉，总是人们经过，有时撞到我们身上。负责我们车厢的乘务员给人群惹烦了，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在一个晚上拖了三次地。为了让她做到那个，所有的人都得站起来，把包裹举过我们的头顶，而她在下面拖着我们的脚。她在八点拖了一次，十点一次，十二点一次。每个人都在抱怨，但没人抗议；在中国，你得容忍人们糟糕的行为，如果他是在为你服务的话，同理，你也得忍受种种的其他的各种麻烦。或者你也可以尝试离开，韦斯和我就这么做了，我们努力挪到了另一个车厢，那儿的乘务员比较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我们还是站在过道上，而火车向东穿过沙漠。
这种旅程不会激发出什么积极的思绪来。韦斯与我讨论起我们组里的其他和平队员，以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烦的，我们还谈到的新来的志愿者，以及他们将会在头一年里做得多么糟糕。我们抱怨着这个夏天见到的各色外国人。我们看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批评他们的缺点。我们讨论着一旦回到美国，我们要做些什么，吃些什么。我们复习了一下RAP歌手B.I.G新出的专辑中那些最难听的脏话，我们还谈论了BIG如果坐上了这样的火车，他们会骂出什么话来，而他的反应又与歌手S.D.D的有和区别。我们总结说，这两个RAP歌手都不会很喜欢这趟火车。我每小时至少看十次手表。
我很少去看窗外的风景，我也没法阅读。有时我会听一听我的WALKMAN，但我随身的磁带不够多。最主要的是，我太累了，都不想说中文，虽然在下午的时候，我跟一帮回成都的学生聊了很久。但那是一个精心算计的行为；我猜想他们发现我们是老师的话，也许会让我们分享他们的座位，出于尊敬。的确，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在座位的边角给了我们的一点空间。在第二个夜里，韦斯和我轮流分享那个位置，一个人站着一人坐着，而那位置不够舒服，我们俩一次也睡不了十分钟。
时间非常缓慢爬行着，尤其在我站着的时候，为了渡过那个夜晚，我做了我在中国时常做的事儿，在日子很艰难的时候。我回忆那些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想着我最喜欢它们的什么——舒适的酒店，一家好餐厅，或者江水流过翠绿的山谷。我花了些时间想着那些跟这列中国火车截然相反的地方，最后，我决定说那是瑞士。为了让我自己分神，我回想着在那里的长途登山，在我的脑子里，我走了一遍又一遍。我记起瑞士瓦莱山脉的一处，在那里，我从安妮维尔山脉努力往上爬，因为夜色已至，而我又记起在圣卢克山上的露营。我的衣服因为登山而湿了，我很快地搭起帐篷，因为气温在下降，然后我就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爬了贝拉托拉。那是初夏时节，山顶依然覆盖着雪，而冰上有一条条红色带，因为来自撒哈拉的沙子被热带风吹过了地中海而来。在贝拉托拉后，我继续前行，到了图特曼山谷，那是你往东行跨过那瓦莱所见的第一个说德语的山谷。图特曼山谷深而空寂，在南端有一条幽蓝的冰河，而我在山坡到出口的中间位置一处草场上露营。我仔细安排好一切，检查我的帐篷与睡袋，然后去睡了。我总是想去睡。
火车哐当哐当向东向南。在最后的一天，好似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盖上了，我累得没法去做任何意念上的行走，甚至在我密苏里的家周围都不行。乘客们在火车抵达四川后开始下车，在最后五个小时里，韦斯和我有了座位。但太迟了，没什么用，我们只是木然前视，不发一言。我们在晚上早间到了成都，我意识到，我站在火车上渡过了我人生中的两天。我的暑假已经结束了。在和平队余下的时间里，我再没搭乘过火车。
神甫
在涪陵的老城区，有一间天主教堂，在教堂的庭院里，有一个宣传牌，四行各有四个大字：
爱国爱教
敬神爱民
投身四化
服务大众
四个现代化是指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而很难看出它们与涪陵天主教堂的关系，那是在1861年由法国传教士修建的，而服务大众的，乃是李海柔神父，他已经八十三岁了，有四个现代化的年纪四倍那么大。
李神父还不到五英尺高。通常，他会在白发上戴一顶黑色的贝雷帽。他有一个长长的，骄傲的鼻子——一个意大利式的鼻子，在一个中国的罗马教会神甫的脸上。他的眼睛黑黑的，有时闪烁着光，显出内在的情感来，而他的嗓音低沉，从不动色。拜访者偶尔会评论到他那闪亮洁白的牙齿，而李神父回应说它乃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花了他两百块钱，以及两个月里除了麦片粥什么都不吃。他常带着微笑。他走路时，拄着一根龙头的拐杖。他的肾经常不舒服，他的膝盖也是，而当这些问题发作的时候，他会用拉丁文念弥撒，因为这样很快就会消解了疼痛。如果疼得太厉害，那么他就连弥撒也不念了，但这种情形很少发生。他相当壮，虽然移动很缓慢，在他的举止里有一种醒目的尊严感。中国的大多数老人都有这种尊严感，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要求无条件尊重老人的文化里；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像李神父一样，还多了一种自豪，不仅来自他们活过的岁月，还在于他们在那些岁月里所吃过的苦。那些苦难的岁月藏在他的眼神之后。
在半个多世纪里，李神父在涪陵当着一名神甫。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做神甫，这时间都够长了。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职生涯，则是永恒。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800年代初便由法国传教士转化信了天主教。李家住在大足，离重庆不远，而李海柔是一个小店老板的次子。十一岁时，他被送到了重庆一家法国人的教会学校，然后，他在成都学习去做一名神甫。他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而就和其他年轻的神学生一样，他梦想着去罗马学习。有些人被送去了意大利，而李海柔留了下来，在1944年成了一名神甫，二十九岁时。三年后，他被派到了涪陵——偏远，落后，一个贫穷省份的偏远角落。也许，在另外一个年代里，这会是一个很平静的职位。但在那个世纪中叶，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是平静的，抗日战争后接着是内战，共产党的解放战争，而有些斗争触及到了重庆地区几乎所有人。李海柔的哥哥在战争中死去了，他的弟弟，发现自己在内战中站错了边，逃去了新加坡，在那里他结了婚，做了名教师。而李神父留在了涪陵，服务于三千教徒，跟两个法国传教士一起工作，等待着革命的涟漪由长江的河谷传到涪陵。然后法国人走了，波纹抵达了河岸，而李神父不需继续等待了。
“在1950年代，”他说，“起初的麻烦在于，天主教被当作是外国的教育。然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麻烦更大了，因为他们要破除迷信——但那是后来的事儿了。起初他们要的是停止外国教育，所以，在解放后，我被发送到了乡下。那是在1953年。我被派去了涪陵的北面，大约七十英里远。那里的条件很差。经常没有足够吃的，而中国的许多人都在挨饿。那是大锅饭的时候。他们有一只大锅，一个人往里面放点萝卜，一个人放点米，另一个人放些蔬菜。但那些不够给每个人吃的。这和大跃进的情形是一样的——那是个巨大的错误。那些都是毛主席的主意。他不像邓小平那样理解经济。毛主席喜欢的是革命，是斗争。人们变得更穷了，而你变得越穷，就越容易被控制。”
李神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一间教堂旁边的小而阴暗的房间里。像许多的中国居室一样，这里的装饰很是奇特：一个空空的鱼缸，一只塑料的唐老鸭，一个小小的玛丽像，一个再小儿点的圣诞老人像，一只电子钟，用普通话报时，在李神父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大照片。
黑白相片里，两人微笑着，中间隔着几杯茶。他们所坐的都是躺椅，这情景，说是在一间四川茶室里也不出奇。但这照片明显是在毛泽东生命的末期了，当时邓小平已经从这老人的政策里吃够了苦头，无疑，在这场会面中，有些情感是被照相机所忽略了。而在李神父简单谨慎的谈论往昔中，也肯定有一些情感没被反映出来。但当他掠过那照片时，他眼里闪了道光，接着，他摇头，继续他的故事。
“在乡下我没了我的法衣。我也没有一本圣经。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玫瑰经，是以我每天念三遍玫瑰经。我在1955年回了涪陵，但我不能回去教堂，因为它已经被关了。我无法再做一名神甫了，是以我被派到了码头工作。那是清洁工——拖地，扫地，清洗码头。我一个月挣二十四快。钱很少，你知道。
“我经常对我自己念弥撒。我们不允许有教堂，但我可以一个人独自念弥撒。可一旦文化大革命来了，我连那个也不能做了。红卫兵把教堂变成了一家袜子工厂，而且他们总是在监视我。我没坐牢，但我总是被监视着，而红卫兵叫我做很多事。我经常戴上高帽，给他们批判，他们会逼我跪下，低头，像这样”——他微微低了下头，笑了一声，他回忆文革时，总是那么轻笑着。“他们押着我在街上游行，戴块牌子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我会这样戴着牌子，前胸后背，上面写着大字。”
他在面前的桌面上写着那十个字，一笔一画，用一只蘸了茶水的手指。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说话时的常见动作——因为许多字都有一样的发音，一次谈话有时会要停顿，说话的人会写下那个字来让外国人明白。他们会在空气中写，在手掌中写，用茶水写在桌上，而看中国人这么做时，你就意识到这真是独特的语言文字，而它的文字真是是关于形状的——不仅是声音，或者字母的组合，而是有形的东西，可以碰触，可以摆弄。在那个情形里，文字甚至被穿戴在了公众场合。但李神父没有再说下去；他只是在桌上写着那十个字，然后热水蒸发了，文字消失了。
来源：() - RIVER
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
“有三年情况特别糟糕，”他说。“尤其有三个月。在那三个月里，有四个红卫兵成天看住我，每天有五次他们把我拉出去游行。”
我问他是哪一年，而李神父停顿了一下，轻轻说着什么，望着空气。但那日期没有出现，最后他摇摇头。“我没法肯定了，”他说。“但那是最糟糕的时候。在斗我的时候，红卫兵们向我扔东西——水果，或是什么硬的东西。他们都是学生——他们都是孩子。他们觉得这很好玩。”
他不再笑了。他的眼睛变硬了，他指向了毛泽东的照片。“这是他的主意，”李神父说。“他的错误。当邓小平掌权后，事情不同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情况很可怕。我的身体没有受到很大伤害——但那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我总没有足够吃的。每天他们只给我两碗米粥。许多中国的神甫都死在那个时候。许多人因病而死；我们没有足够吃的，而且我们成天得不到休息。在重庆有许多人死去。”
他再次停顿下来，数着，但这次数字很快就出现了。他在想着过去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祷告，一起受难，因为这个，他的意识清楚了。但在他开口之前，还是有很长时间的停顿。也许在他的脑子里，他见到了那些人的面孔，他们是如何死去的，而他也几乎死去。他的眼睛因回忆而显得渺远，然后他再次开口了。
“六个，”他说。“在重庆有六个神甫死去。”
但李神父不似祥林嫂，这大概也是他活得久的原因。他并不对现在的共产党抱怨什么，而且他很真诚地说它的政策是不错的；的确，事情比从前要好得太多太多了。教堂修复得不错，而且它还获得了政府的免税待遇，它还给李神父提供了每月两百元的生活补助。神甫被允许做弥撒了，而他的教友们可以参加弥撒而不用担心麻烦。周中的仪式用的是拉丁文，而礼拜天的弥撒用的是方言。
在一个普通的礼拜天，会有五十个信众来，主要都是女人，都是老人。很少会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来。在教堂里不会举行婚礼或做洗礼——只有葬礼而已。
当然，那儿也有很多的规则限制。传教的工作在中国乃是非法的，而与罗马建立官方的联系也不被许可——一种自满自足的情绪，让中国与梵蒂冈的紧张关系持续了五个世纪，不太可能轻易改变。
“我们个人可以去承认教宗，”李神父解释说。“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可以去承认他。如果我们不承认他，我们还怎能称自己为天主教徒？每天我们都向他祈祷。但我们和罗马没有经济关系——他们不会给我们钱。而且我们和他也没有政治上的联系，教宗不能来中国。他想来但是来不了，因为现在他承认的是台湾。如果他承认了中国，那么他就可以来了。但即便如此，现在中国的神甫也有人去罗马拜见过他了。今年教宗去了古巴，距离他上次访问古巴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那次访问进行的也很好。也许将来他会来到中国。”
这些是很遥远的话题了，而李神父看似对他在涪陵所面对的问题更关切得多。他担心那些老去的信徒，而且他为了四川神职人员的短缺而担忧，这里120所教堂里，有70个神甫。他也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他的信徒太穷了，给不了多少支持，而自从他的弟弟五年前在新加坡去世后，来自海外的援助也消失了。
但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相比他过去所经历的，这些又都算不了什么。他曾目击过抗日战争，内战，解放。他曾经个人经历了反对外国教育的运动，以及破除迷信的运动。他曾见到法国人建的老教堂变了袜子厂。他曾经见过丑恶的字眼挂在他的肩膀上。他也见证了教堂在1981年重开，而在头一个礼拜日里，他见到了不到二十个的，紧张的人来做弥撒。现在涪陵地区有了超过一千名天主教徒，虽然每次来参加仪式的人数很少超过五十个，而对于一个像李神父那样的老神甫来说，这已经很满意了。其他人还没有他那么幸运。
但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毛泽东的照片还是让人感到奇怪，那个人在李神父的神甫生涯了制造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黑洞。在四川的文革受难者家中看到邓小平的画像并不出奇，因为他也曾经受难，但很少有人会展示毛泽东的像。也许，对李神父来说这是出于政治原因——也许他这么做是为了讨好干部，就像庭院中那四个现代化的牌子一样。在中国，许多官员把宗教看作是颠覆性的力量，尤其是天主教会，也许那照片是为了让他们放松些。
李神父经常望向那照片。当谈到过去的审判时，他一次次扫过它，每次眼中都有突然的闪亮，好像那照片把他的记忆又恢复了。在他故事的最后，他又一次望了过去。他再次伸出手指向毛。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说。他停顿了，还是盯着那相片，相中人的笑容似乎不解“一切”为何：破碎的教堂，残忍暴力的戴着红袖章的小孩，失去的岁月，失去的朋友。然后神甫道，“因为那个，我们不尊敬他。”
第八章
中国生活
涪陵的礼拜天早上八点，我会去教堂参加弥撒。在头一年的春天里，我独自一人前去弥撒，而到了秋天，我就和诺林芬尼根一起去了，她是新派到涪陵的志愿者之一。有两个人——诺林与桑尼法斯。突然，外国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好像有点奇怪，而亚当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种变化。我们对自己头一年的生活规律感觉已适应了，而我们的关系总是很容易的——我们很亲近，但同时又可以单独安排自己的时间。这城市以及这学校都有些部分是由我们单独去发掘的，而我们从不去干涉对方的日程。
在一个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用不了很久便会对其产生占有欲。亚当和我都不曾见过其他的外国人，除了偶尔来访的朋友，而我们与和平队的联系可算迷你型的。两个行政人员在头一个月里曾经拜访过，之后我们就只有自己了。涪陵距离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很远，而没一个行政人员喜欢坐长江上的轮船，太慢了，也危险。在春天里，两艘涪陵的轮船在接近重庆的水域相撞了，事故相当严重，死了超过十二个人，而有好几次我见到了江面上的弃船，正在不同程度没入水中。我总是很小心地把这些故事传达给和平队，是以他们更不愿来访了。让我们独自呆着，情况会更简单一些，而大部分时间我们的确是如此。
但现在我们有了四个人，有一阵子我为这种转变担忧。然而，到了后来，它并没造成什么后果。学校里的生活有了一点不同，但这城市却足够容纳四个外国人。在头一个学期里，诺林与桑尼就跟当初的亚当和我一样；他们被涪陵下城区的那种压力感所震惊，而他们俩人都很少离开校园。
诺林是父母是从爱尔兰移民到纽约的，那是她参加礼拜日弥撒的一个原因。但她首次提到她的父亲曾在爱尔兰种土豆，一个农夫，外办的代表王先生，显得兴奋起来。“那你的父亲是个农民！”他说。
诺林不知道该怎么想。“唔，”她说，“他曾经是个农夫，在爱尔兰。”
“但你说他从前很穷，是不是？”
“唔，是的。”
“所以他是个农民！”
“唔，我猜是的。”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这学校的大多数学生也是农民！”
诺林对中国的等级社会背景所知甚少，而她问我，如果人们说你的父亲是个农民时，你该如何反应。但在中文里，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来对应farmer——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是农民，字面意思为“农业人民”，而在英文中，它通常被翻译为
“peasant”。在某些意义上，这是个不准确的翻译，叫人想到封建时代的欧洲，但一个“farmer”那样的字眼也不准确，因为没有传达出在中国种田的那种暗含的贬义。大约75%的人乃是农业人口，而这些人与中国城市人口的差别，乃是中国最惊人的鸿沟之一。涪陵这儿的城里人，一眼就能认出一个农民，而他们经常是偏见与轻视的对象。即便那个字眼儿——土——也可以用到人身上作为贬义的形容词。
但我们有许多学生来自农村家庭，这些偏见在校园里并不强烈。在一个班四十五个人里，经常只有不到十个人在城市里长大，而那些城市往往比涪陵更加偏远。几乎没哪个学生会有很多钱，这就意味着，不太会看到因为优越而带来的势利眼，以及因为来自下层社会带来的敏感。当我问同学们他们的父母做何生计时，他们总是用英文回答道，“我的父母是农民。”
起初，这种回答让我觉得尴尬，因为同学们很自然地用上这个封建字眼。一次我向一个新生问到他的家庭，而他说，“我的父亲是个农民，我的母亲是个扫工。”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你的母亲干什么？”
“她是个扫工。”
“一个扫工？”
“是的。她清扫大街。”
他说出这个，没有一点自我意识，就和他们所有人描述自己的背景一样。我告诉诺林，她应当以一个爱尔兰农民的女儿感到自豪——在所有涪陵的外国人当中，她的阶级背景最为革命。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