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凯”时，他们显得对中国的近代历史毫不敏感。我布置的任务，是让他们表演滑稽喜剧，来做一个中国的“李普”；每个组都得去写个不同年代的故事，然后来表演。一个故事里的中国人，在1930年代堕入昏睡，在1950年代醒来，而另一个则是从1948到1968，如是类推。在这七个小组里，浓缩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而我尤其想看看分配了文革的那一个小组将如何演绎这段痛苦的历史。
在他们的戏里，李普由阿瑟来扮演，他是个模样严肃，聪明的男孩，戴着厚眼镜，短短的黑发。他醒过来了，表情很困惑，然后其他的学生，扮演红卫兵的，把一顶笨蛋帽子戴上了他的头。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标语围上了他的脖子，将他双手反绑。红卫兵们聚拢了过来，而斗争开始了。
“你为什么不是红卫兵？”一个女孩向他吼道。
“什么是红卫兵？”阿瑟迷惑不解。
“你知道什么是红卫兵！你为什么走资本主义路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我的名字叫李普 范 文凯，我是一个国民党的士兵。”
“你说什么？”
“我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的一个士兵。我只是个穷人——”
“一个反革命！他是个反革命！”
“我的名字是李普 范 文凯，我只是——”
“闭嘴！”那女孩尖叫。“你现在得坐飞机！”
两个人强迫他立正，把他的手臂往后拽。其他的学生们用调羹敲着铁碗，大声叫着，押着李普前后游行。我从教室的后排看着，只希望傅主任不要在这时候把脑袋探进来。我不想解释关于“李普
范 文凯”的文学课怎么会发展到了这一步。
最奇怪的部分，是在同学们很喜欢这个——这是所有的滑稽讽刺戏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观众们欢呼着，大笑。这完全不是我所预期的；我原本以为，他们会找到一个有技巧的方式做这出戏，来回避那历史阶段中最丑恶的一面，因为我知道许多学生的父母在文革中曾经受苦，遭罪。但仅就现在看戏的感觉而言，我完全感觉不到那个；没有人感到不安，这滑稽戏就跟“仲夏夜之梦”等喜剧那般搞笑，好玩。这就和鲁迅某一次的评论一样：“记性好的人，容易被苦难的重量压垮。只要那些记性坏的人，才能适者生存。”
（我不太赞同何伟在此处引用鲁迅的话。这种评论虽说不无道理，但是带上了道德评判的色彩。鲁迅虽然是一个重要作家，却不能算视野开阔，有长远眼光的那一类。而他过多的道德批判取向，限制了他的视野。那些夸他或者俄罗斯的某某为“民族良心”的说法，也堕入了此中。何伟的家庭有一些教会背景，他身上也不乏传教士的传统精神，让他也显得偏重道德思考。过多围绕着崇高道德打转是不行的，历史已有许多明证。我所推崇的人道精神，当然有道德的成分，却也要充分考虑到人性的多面，要尊重发展法治的力量。
就历史问题而言，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一味光荣无瑕的。何伟应当加以更多的同情与体谅。西方宗教狂热下的血腥暴力，也是中国所未曾有过的。只是西方人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大有改善，这个中国人倒是可以借鉴学习。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我可以理解何伟的态度。我们谁也不希望文革重演。）
但我的学生们的记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虽然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却对鸦片战争极度的敏感。我知道这种敏感部分缘于我这个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也和哪一段历史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多少有关。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仿佛显得更近，更难解决，相较于他们父辈的挣扎年代。中国的历史书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则被邓小平的话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是对了百分之七十，错了百分之三十。这些数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去简化历史。有时候，我会在交流中装无意提到毛对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么反应。毫无意外的，听者总是立刻纠正了我。这使得文革变得极其遥远，一个关于统计数字的问题：毛泽东一生的平均值。
相反的，关于鸦片战争，没什么是单纯的，它似乎在我的学生意识里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反复学习那段耻辱的历史，而香港的回归，被描绘成了一次救赎，对他们的个人生命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相反，1989年的学生抗议则是所有事件当中最为遥远的，对我的学生来说，暴力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冗长的军训，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结果，而其中有些人却那么爱国，以至于香港的回归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这就是校园里的状况，但当我将更多时间花在城里，我开始发现，对于普通的中国工人，所谓的老百姓而言，事情是不一样的。每周我会跟柯显龙聊两三次，一个在南山们公园的四十七岁摄影师。而我和他沟通越多，就越为他的政治观点而吃惊。他完全没受过教育，但他却具有很有意思的想法；有时他谈到更多民主，以及其他党派的重要性，那些是我在校园里从未听到过的。有一次我提到了香港，但他看上去只是觉得无聊——那对他没任何意义。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
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
“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没有经验。”
“但即便那些老教师也没这样的想法。”
“当然！他们每周都上政治课——他们必须得相信共产党说的。我们老百姓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可不需要学他们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
我发现，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他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没有经过正规教育。没有人告诉他该去想什么，由是，他能够自由清晰地思考。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个情形不是很鼓励人。我想的越多，就越对我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感到悲观，而我对在这种地方教书逐渐感觉矛盾，心情复杂。尤其让我心烦的是，自从秋季学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同学的关系很少有什么改进。他们总是很驯服，很尊敬我，而且他们对文学有极大的热情。我对于诗歌也有很大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学，也想要发展出一种互相的尊敬与理解，让我们能够很轻松地交换观点。这种情形在我和我的汉语家教身上发生了，尽管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一开始时。这种改变非常难得，因为它需要绝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双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诚实，即便这种诚实偶尔带来不愉快的感觉。
但我和学生们的关系，距离这种转变却仍遥远。我没法提到中国人的外国恐惧症，因为他们会显出防备心来，这就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接近街上那些偶尔出现的骚扰者，而不是他们的外国教师。而且，还有太多的时刻，他们会不自在地低下头去。这是我所开始讨厌的了——那伟大的低头。每次发生了那种状况，我就察觉到，我不是在教四十五个有着个体思维的个人。我是在教一个群体，而有些时候，这个群体会作同一的思考，像这种的群体就是暴民，即便是在沉默与消极的姿态中。而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孤独站在整个班的面前。
当地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样开始烦扰我。逐渐的，我发现我在涪陵被监视着，虽然很难说出于什么原因。我写回家的信时常出现被篡改的痕迹，偶尔，我收到曾被打开过的信件。那个春天，我的父母邮寄给我一份纽约时报的旅行栏目，其中有我写过的一个故事，但在我那篇文章的边上，有些什么被小心地剪去了。最奇怪的是，那篇故事写的乃是密西西比河，而唯一提到中国处，是在文章尾部的一个注解，提到作者住在涪陵。没过多久，我给父母发去了一封载于软盘的长信，当他们收到的时候，文中的一部分被抹去了，替代以一串串的X。这是信中唯一带点敏感的话题，描绘了我有一次被三个喝醉的大学生骚扰的意外事件。余下的内容是完整的，出于好奇，我的父母把软盘带去给一个密苏里大学的电脑专家看。他说这种变化只能是故意篡改的结果。软盘的故障不会造成这种变化。
这些事件有点烦人，但主要还是让人感到可悲。为什么要审查一篇关于密西西比河的文章？是谁花时间来读一个在涪陵这种地方的外国教师的信件？这份力气不能花在更有用的地方上去么？我猜测，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要威胁我——那些活儿干得那么差，显然是想让我发现。但事实上，这种篡改行为，只是更有效地给我提供了例子，展现出了那种构成了共产中国的，毫无目的的受迫害恐慌症。
大学生活里，也显示出了有组织的监视迹象。一月份，一个接近成都地区的志愿者跟一个的士司机发生激烈争执后，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局。那个志愿者明显是做错的那一方，最终他被送回了美国；但在问讯期间，他发现当地警局备有一份他的记录，内容是他在课堂上所说的任何会引起争议的话。所有一切都在那儿——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毛泽东，还有任何敏感的内容。他对于中国的政治限制尤其不敬，但我知道，我们所有人多少都曾经越界。而我知道，在涪陵的警局，大概也有一份我的资料，关于我提到的鸦片战争，我提及的外国人恐惧症，以及我在课堂上所说的其他内容。
这儿有一些学生干这种活儿，报告我所用的材料——政治告密者，多少算是。很有可能，他们是最好的学生；也许有些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还是跟踪我的言行，在我上课时，很难不想到这个。
在课堂上，最困难的事儿之一，乃是引导同学们进行讨论，因为通常，学生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你得去想到用罗宾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会去想到那些教给他们的东西。关键点在于去哄出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在秋天里，用罗宾汉就很好，到了春天，亚当的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他在他的文化课上，涉及到了人口问题，而我们想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在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喝当地啤酒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公开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人敢于反对——但你可以自由地讨论美国。是以那个题目就来了：美国应该采取法律，限制大多数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
亚当给四个班都上了这课，而情形总是把学生们平均分成了两派。这种分派中有一个模式——那些党员以及其他处于权威位置的学生，总是倾向于实施该政策；而反对的那一边，则包含了一些非主流的边缘元素。他们在一个美国的课堂上，当然算不上是边缘人士，但在涪陵他们就很瞩目了——一些较为安静的学生，那些和班上的政治组织毫无关系的，有点偏移的人。
每次，他们后来都在无意识中讨论起中国来了，那当然正是亚当所想要的效果。在最后一个讨论中，当争论变得激烈，一个叫丽贝卡的学生站了起来。
（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他是个三年级学生，给自己取了一个糟糕的英文名字。他留着浓密的平头，一双疲倦的眼睛，显然，他是很聪明的，然而他却很懒，经常通不过考试。我从未见过他和其他的同学交往。在争论中，他是反对美国接纳计划生育政策的，而他很快阐述了观点。
“在美国，”他说，口齿很清晰，“人们习惯了有更多的自由。他们非常关心人权。美国人绝对不会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他们会把它看作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
他坐下了。一阵愤怒的嗡嗡声扫过了教师；有那么一阵，情形看起来他们又要尴尬低头了。但有人起身反驳了丽贝卡，这就过去了，直到讨论结束，再没有类似的声音出现。
第二天，在我上完文学课后，丽贝卡跟我到了大堂。他问我能否借一本杂志看，我告诉他跟我去办公室，在那儿有成堆的新闻周刊，是和平队邮寄给我们的。
我们边上楼梯边聊，丽贝卡又开口了。“我想你肯定注意到了，在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多的自由，”他说。我们周围有很多学生，许多人都可以说英文的。亚当跟我说了昨天的讨论，我知道这个年轻男人脑中肯定想着些什么。
“让我们去办公室，”我说。“那儿有很多杂志。”
我让门开着。走廊太吵了，人们听不到我们，而且我猜想丽贝卡大概也有一点名声了；关着的门也许只会惹人生疑。但他看似并不担心那个——他坐下来，直直盯着我的眼睛。
“我经常想，我们中国有许多问题，”他说。“在中国没有足够的自由。我想，在美国，你们有更多的自由。”
（这个男孩还是习惯用“我们中国”的说法。）
这是我首次听到有一个学生那么说话，而我不太肯定该怎么回答。“我想我同意你的说法。”我很慢地说。
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他需要花时间来想他要用的词儿。一个停顿后，他说，“我很羡慕你们美国的自由。”
“但有些人认为美国人有太多自由了，”我说。“那也是美国有那么犯罪的原因之一。人们可以拥有枪支的自由，而且他们可以有各种奇怪的想法。”
“我想那不重要，”他说。“在美国，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好，经济也很好，因为有那么多的自由。”
“我想你的大多数同学不会同意你的。”
“不！”他几乎叫起来。“他们都不一样。但他们说我是不同的——有时他们说我是一个‘新人’。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想。”
“唔，”我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我想你或许要小心点。”
“有时候我会害怕，”他说。“我经常害怕我不能说出我所想的。”走廊上的人已消失了，安静了许多，而我想着：为什么你还那么大声？但很显然，他为了这次交谈，已经憋了很久，而他现在把所有一切都置之不顾了，他盯着我，平稳说道。
“我不喜欢这所大学，”他说。“我不喜欢那些规矩，我也不同意其他同学的观点。而且我不喜欢中国的规则。”
“也许事情在未来会不同的，”我说。“而且我想在北京和上海，事情已经有点不同了。”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变得太慢了，”他说。“我希望能够活在一个像美国那么自由的地方。”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没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变得很快，”我说。“几年后，你会发现它会变得很不一样。我一个星期前读到了一些文章。”我捡起一本杂志来，那上面有一篇文章，说政府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重估天安门事件。那不算什么，但我除此以外，没什么可拿给丽贝卡的。
“你或许会觉得这有点意思，”我说，把杂志递给他。他接过，谢了我，然后又直直盯住我的眼睛。
“你喜欢在中国的生活么？”他问。
“是”我答。“也许我没有你碰到的那些问题。有时我不喜欢这里的政治体系，但它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这里有许多东西是我喜欢的。”
“如果我是你，”他说，“我一点也不会喜欢这里。我会呆在美国。”
那些就是他要说的。他站起来，点头告别，离开了。出去的时候，他关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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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儿独自坐了一会儿，想着他的话。他是唯一一个近似于异见者的学生，而我想起了来涪陵之前对这种人士的想象。我总把他们想象成高贵的角色——充满魅力，智慧，有远见，用高。也许在1989年时，情形的确如此，也许在大点的城市里，也依然是这样；但在涪陵这里，事情非常不同。我最好的学生们——索迪，林达，阿姆斯特朗，阿曼；那些是有魅力的，聪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那些很早就被共产党收编的人。如果你有才能的话，就得按规矩玩；成为党员对你的事业是有利的，在任何情形下，所有的学生似乎都认为，以那种教给他们的狭隘的方式爱国，是好的。我曾经想过的那些异见人士的形象，在涪陵找不到实体。
我所有的，只是丽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而他是个失败者。他是一个糟糕的学生，而他在社交上也很笨拙。他没有朋友。他有一个女孩的名字。这些特点聚合起来，令他不同，而在他的苦楚里，他的想法无疑将令他更远离党的路线。如果在中国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大的改变，很难想象它会来自像丽贝卡这样的人，或者，从我任何一个学生中而来。我再次意识到，任何重要的发展，将会首先发生在北京或者上海，然后，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们会在涪陵这样的地方掀起波澜，就像从前那样。
丽贝卡再也没有开放地谈论那个话题，但有几次我给他杂志，而他总是谢了我。在期末考试中，我给他的分高于我该给的。部分是因为我欣赏他的勇敢，但主要只是为他而感到遗憾。
（何伟对丽贝卡的评论有点让人奇怪，为什么他就认为这男孩注定是一个失败者呢，注定不能成为一个人物呢？大约还有些是他没说出的。在中国，学业不佳的男孩并非没有其他的出路，跑去沿海打工，做生意，这是很多人的选择。当然，对于丽贝卡来说，也许他连这个才能也不具备，而何伟当然也不重视那种生意上的成功。
而关于中国的改变，何伟如此关注这一话题，倒是叫人颇为感动。这是基于人道，而非政治利益的关心。许多中国人大概都不了解这一点，西方人中的确有许多是不那么政治利益化的。不过何伟只关注到几个点儿，对于经济，以及经济相关话题，他没什么涉及，那也是他的教育背景所限了。有一个美国传教士在1910年代所写的书，译本名为“北洋之始”，对中国丰富全面的记录，叫人叹为观止。但何伟对个人故事的深入描绘，则更为难得，罕见）
在六月的中旬，鼻窦的感染发展到了我的右耳，穿破了耳膜。事情发生得很快——一个下午我开始感觉到耳朵里的压力，到了晚饭时，就变得痛起来，马上就不可忍受了。我的右半边脑袋都因疼痛而抽搐，然而没有办法，只有等待那压力突破我的耳膜。
无法睡觉，而痛楚又太强烈，无法用阅读来分神。止痛药一点用也没有；最后，我只能坐到沙发上去看电视。电视上有一个音乐节目，结合上了舞台表演，我看了一阵；之后是另一个秀，小朋友们上了很浓的妆，照例跳舞翻跟头。电视上总有那样的节目——中国人对小孩喜欢得不得了；几乎一天里的每一个小时，你都能找到个频道，有一群那样的小孩在台上又跳又笑。
待到夜深，只有一个频道了，为了准备香港的回归，放了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片子。我耳朵里的疼痛变得更强烈了。在我的苦痛中，我密切观看着电影，在纸上记下一些摘录，有意识地把事情变得更糟。那片子有英语的字幕，让我较容易从对白中做摘录：“这些外国人真贪婪”；“这些条约不单是屈辱的，而且也是不平等的”；“但是外国人有邪恶的计划”；“外国人入侵，只是为了利益”；“外国人的欲望永不满足”；“老实说，我们可以哄一哄外国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傲慢？”
那些外国人是英国人，到了影片的结尾，他们洗劫了圆明园。片子中有一次拍卖会，一个相貌丑恶的红胡子英国人举起一卷画，说道，“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画。”他要价一镑，但没人响应。在拍卖会后，他们把宫殿烧为焦土。
影片在凌晨一点后结束，其后电视上再无节目了。我出了门，在校园里走了一会儿。相比看鸦片战争的电影，走路的分神效果更好些。气温很完美，万籁俱寂，星光在白山坪的暗轮廓上闪动。我知道，这不是我在中国的生活体验的一个高点，不过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它是有所值的。
终于，在一个小时后，我入睡了。早晨醒来，我的耳膜破了，枕头上都是血。但我的脑袋不再疼痛，而我可以长途前往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坐船要三个小时，巴士要四个小时。我去见了医务人员，他们帮我清洁了耳朵，让我休息了五天时间，坐在成都人民公园的茶室里。当我健康改善了，我回到涪陵，完成余下学期的工作。这事的主要后果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右耳除了阵阵的铃铃响，什么也听不到。有一阵子，这种铃声很烦人，但很快我意识到这比听那些喇叭声还是要好些。如果你半聋了，那么选择在涪陵还是要好过在其他地方。
在六月30，所有的课程因为香港回归而取消了。倒计时的标志被移到了校园路边的一个显眼位置上，红色的横幅从宿舍楼上挂出来。彩灯与灯笼妆点了教学楼的走廊。
我的课程已经结束了。亚当早些时候已经离开；我可在两天后走，在我给期末考试阅卷之后。
在下午四点，同学们涌入了教室看电视。有一些特殊的电视节目，一直播放到明天凌晨的两点，而给学生们的时间表则是连续看十个小时的节目。他们挺兴奋，教学楼里充满笑声。
在九点钟，烟火在城市上空绽放，学生们叫着冲去走廊上观看。乌江上一条条红黄的色带，烟花的爆炸声响彻河谷。涪陵城的一切都被照亮了——商店，公寓的窗户，长长的江滨路——看似江边的这座城市在山上燃烧。
有一群群的小孩在校园中晃，他们在节日里总是这样，有几个小男孩跑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正在给卷子打分，王学松带着他们进来了，他八岁，住在我对面的公寓楼里。我另有一次关于他的记忆，在我问他谁是中国的敌人时。
“英国，”他很快回答。
“为什么？”
“因为鸦片战争。他们从中国手里偷走了香港。”
我问他在英国之外中国可还有别的敌人，他再次立刻回答了。
“日本。因为南京大屠杀。”
“还有别的么？”
“葡萄牙。”
我问他为什么，这次他想了一会儿。
“因为他们拿走了广州。”
我没纠正他的错误，我猜他指的是澳门。我问了他又一个问题。
“谁是中国的朋友？”
他皱皱眉头，把头转向另一边。“我不知道。”他最后说。
在香港回归的夜里，王学松和其他男孩在我办公室的家具上跳来跳去，兴奋地说个没完。我给了他们一些外国邮票，谈起了香港。我告诉他们我在英国住了两年，看起来他们很是吃惊——不过我还是经受住了。
到了十一点半，我的几个一年级学生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聊天。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在起初，他们害羞地叫我头疼，但他们的热情很高，给他们上课总是享受。跟他们相处，没有和三年级学生的那种距离感，可能因为一年级的程度较低，我对他们的期望也是。在他们学习莎士比亚时，学得很好，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就是难以接受老师是一个外国人的事实。
我给一年级学生取了名字，这使得他们更有趣了。有些名字我是用了家里人与朋友的名字；在布置小组作业时，我经常把我的亲戚们聚拢起来，这样，我的妹妹安吉拉就会跟我的祖母多利亚一起作业，而我另一个妹妹艾米则与库诺，海蒂一起，那两个是她的孩子。其余的名字，仅仅因为我喜欢：普克，安飞尼，米兰达，拉特呀，阿莱，迈克，奥菲利亚，MCA。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构成了一个相当多元的群体——和涪陵的那种标准班级很不同，在那里，总是相似的背景，相似的想法。看起来，名叫拉特呀和奥菲利娅的学生，无可避免将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几乎所有事物；至少那是我的幻想，因为多元，乃是我所怀念的美国的一部分。尤其是，住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同一种族的地方，感觉相当陌生。整整一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黑人。但在我的一年级班里，我有拉特呀和安飞尼，聊胜于无。我主要是喜欢上课前的点名，叫出的名字既有熟悉的，也有富于异国情调的。
今晚，他们都很疲惫了——他们就像小孩子，被允许通宵不睡，而结果，在兴奋中，他们到了晚饭时间已经透支了精力。阿莱的眼睛因疲倦而沉重，她告诉我她想回宿舍，但门已锁上了。没人可以回去睡觉，直到香港回归了。
午夜前十分钟，我走入了一个有电视的房间。所有的灯全熄了，几乎有一百人学生一起看一台小小的电视屏幕。我四处寻找丽贝卡，见到他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屏幕的蓝光在他的眼镜上反光。
好几天来，香港一直下着阵雨。仪式继续着，就像屏幕角落里倒计时的钟那么稳稳进行，而当江主席亮相时，学生们欢呼了。他们第一眼看见中国旗时，鼓起掌来。他们向查尔斯王子大笑，对着那些穿着苏格兰短裙的旗手大笑。当午夜那一刻如闪电到来时，学生们狂叫，而红旗升起，中国国歌开始奏响，教学楼里充斥着欢庆的轰鸣声。
在午夜后有演讲，江保证在特别行政区，经济与人权不会有所改变。在香港，仍然下着大雨。我听了几分钟，离开了。回去的路上，我穿过了木槌球场，有几个学生以他们的方式在庆祝。他们在阴影中，借助着夜的帮助。
第七章
夏天
延安看似一场大雨就可将其冲走。黄色的尘土盖住了这个小城，破碎的山丘上如麻点般布满了椭圆形的洞口。在延安的郊区，人们依旧住在山洞里。那些洞穴中有电视，冰箱，卡拉OK机。延安的北部有一些村庄，那里的学校建筑与政府办公室挖入了干燥山坡上。在这片夏季炽热而冬季严寒的土地上，洞穴生活乃是一种明智的方式。
中国北部的这处乡下，荒凉而难以接近，然而却有种怪异的美。而这正是我想要的，在一年的四川生活后；这里和四川的那种翠绿稻田，烟笼雾罩的河流，区别再大也没有了。延安的空气干燥，在多尘的山丘上，总是朗朗的蓝天。
这个夏天我是自由的。和平队将赞助我去西安学一个月的汉语，但那要两个星期后才开始，如今，我游游荡荡，到了陕西的北部。某些意义上说，这里曾是当代中国的心脏，至少在政治意义上，因为在1935年，长征正是在这里结束。自从我抵达涪陵后，我听说了关于长征，以及延安岁月的故事，我知道陕北对于中国共产党抵抗国民党，以及日本人，都曾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从读历史中，我了解到，这片土地并不那么脆弱；这些山岭可见过远比大雨可怕的东西，但它们依然矗立在这里。
靠近延安革命博物馆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庆祝香港回归；祝愿祖国富强。”我花了十块钱，看了博物馆的收藏。毛泽东坐过的马被填了料，如标本般在展示中，同时还有毛用过的大刀，马鞍。那儿有一首毛泽东写的战争诗歌，以他风格鲜明的书法。那儿还有重要战争的地图，以及曾住在延安的革命人士的照片。这里没有多少游客。装了玻璃眼的马叫做小青，站在那儿，似乎状态有点不佳。
看着马的名字，我想到了江青，在延安嫁给毛的那个女人，而且我意识到我从没见过她的任何照片。我走向了入口处，一个女人在打毛线。
“毛主席是在这儿娶了江青的吗？”我问道。
“是的。”工作人员说。
“你这儿有她的照片吗？”
“没有四人帮的照片，”她简短回答，然而继续回去织毛衣。
在枣园公园的情形也是如此，那儿有着毛与其他红军领袖住过的洞穴。刘少奇的洞中有他与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也有与夫人的合影；但在毛的洞里，所有江青的痕迹都不见了。她是一个历史上的复杂人物，而所有关于她的历史都被清除了，留下的洞穴，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澡盘，一个书架，石头地板。在入口前方，游客们可以穿上灰色的战争制服，拍下照片。少女们格格娇笑着，爬上马，挥舞手枪。
我碰到了一个来自西安的，四十多岁的铁路技师，他说来这里是为了给他的女儿上一堂革命教育的课。她才八岁，留着麻花辫，穿双纪念香港回归的塑料拖鞋。“年轻的人不知道革命，”她父亲说。“我们这一代人知道，所以我带她来学习中国的历史。”
他问我美国人对革命怎么想，我回答说大多数人不了解它，这是最安全的回答。当外国人说道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们总是挺高兴。技师和我聊了一会儿，然后，作为结束交流的礼貌方式，他严肃道，“我们两个国家走了不同的道路。但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是的，”我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的问题。”在涪陵与延安这样的小地方，我的很多随机的谈话都以如是告终；人们觉得有需要来总结中美的关系，好像这么一次随意的谈话有着重大意义。通常，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一个美国人说话，这就使得我们的互动的时刻变得不寻常。我喜欢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是打发时间——每次随意的交流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聊兴不错，于是我坐在了公园的一条长凳上。没几分钟，一个老人瞥见了我，赶紧过来。他告诉我他曾是延安红军的一个老兵，当听说我是美国人时，他微笑了。
“感谢你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帮助，”他说。这不是我第一次为我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感谢了。重庆的的士车司机特别喜欢表达他们的谢意，而我给了老人同样的回答。
“没关系，”我说。
这时已围上了一群小小的群众，因看见外国人而感到好奇。我开始跟一个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聊上了，她解释说因为对中共早期的历史好奇而来此。我问她，倘若革命者失败了，将会发生什么。
“今天这里就不会有共产党，”她说。
“没有共产党会怎样呢？”
“中国会不一样。”
“怎么样？”
“这里会变得像台湾，”她说。“像美国。”
“那些地方是怎样？”
“经济更发达，但——”此时她从中文转向了笨拙的英语，因为她记起了曾学到过的一个句子——“但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
“那么新的经济政策呢——你赞同改革开放么？”
“当然了，我们所有人都赞同。”
“那么贫富差距会怎样？会不会变得更大？”
“有些人会致富，”她说，“像科学家与商人。但这是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而尽管其他人的情况会改善地慢点，但是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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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聊了几分钟。她问我多数美国人是不是不了解中国，我说是的。我没有说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在马克思革命者的神龛洞穴前听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想要理解它是何等的挑战。在我走出博物馆的路上，我经过了摆卖纪念品的商铺，卖的有毛泽东像的垂饰，共产党的历史书，假玉，挂着的衣服，项链，雕塑，手镯，邮票，鼓，大米。一套香港回归的纪念币要卖320块。我经过时，小贩们对着我大叫。
那个晚上，在午夜后，警察破门而入。这是一家在火车站旁的廉价旅店，警察进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
事前没有警告。我锁上了门，但警察从工作人员那儿取得了钥匙，他们进了门，拧亮了灯。当我坐起来时，已有五个警官围在我身边，我吓坏了。
“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我一再问道，但他们只是盯着我。“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他们听着，盯着，最终有一人开了口。
“我们想看看你的护照，”他说。
颤抖着，我取出我的钱腰带，把护照给他。他打开看了首页上的相片。然后他慢慢看到了第二页。那一页上除了彩色的设计花纹外，什么也没有。其他的警察也围上来看。警察又翻到第三页，也是只有彩纹而已，而他们还是一样盯着看。
我的头脑开始清醒，我也看清了这些人多么年轻——骨瘦如柴的男孩子，穿着宽大的制服。他们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把有中国签证的那页翻给他们看，他们喜欢这个，因为能读得懂。他们翻完了剩下的页面，还了给我，微笑着。
“一切都还好么？”我问。
“是的，”一个人说。但他们还是站在那里盯着床上的我。有一阵很长的沉默。
“唔，”我说，“我累了。我想睡觉了。非常感谢。”
“谢谢，”他们一起说。他们最后长长看了我一眼，出了门。我锁好门，回去睡觉。
去榆林，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原因，而且要花上十个小时。没一本导游书对它谈了多少，除了说外国人被限制住在两家很贵的旅店里。榆林是在陕西最北端的一座小城，靠近内蒙古，我是为了那儿才去的。
延安的北部变得益发荒凉，狭窄的峡谷两旁遍布住人的洞穴。路边的河流只剩了一条小溪流，在炎热中，所有的生命都以这脆弱的流水为中心：农民们在打水，女人们在洗衣，光屁股的男孩在浅浅的小池子里游泳。在河流的上方有农田，装饰以满是尘土的标语牌：控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质量。在这种地方也有人住，就是对中国一个很大的说明，而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也需要控制人口，则说明了更多。
在五个小时后，我就看够了。这里的炎热乃是残酷的，整天都只见尘土，公路在建设当中，而破烂的巴士上拥挤不堪。但除了继续坚持外，无事可做。几乎我在中国的每次巴士旅程都是如此——都要比我可以忍受的程度加上一倍。而且，我还知道在回程时我依然要体验这个，而我无疑要在榆林付出一个荒唐的价钱，去住外国人住的三星级旅店，我真希望我没来。
我在日落后抵达了，见到了一家汽车站边的廉价旅馆。我的导游书上说，这里只限中国人住，但我想试试看，反正没任何损失。在我走入时，工作人员惊奇地盯着我。她慌乱地向我挥手，示意我走回门口，她的双眼张得大大的，说不出话来，仿佛吓傻了。
“我能说中文，”我说，而听到这个时，她的震惊让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最后，她恢复了一点，问我想要什么。
“我想住在这儿。”
“外国人不能住，”她说。“你得去另外一个旅馆。”但她还是那么震惊，态度并不粗鲁，不像那种拒绝给你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态度。这让我想出了个点子。
“他们已经修改规定了，”我说。“外国人可以跟中国人一样住了。”
她的眼睛恢复正常了，但她还在听着。我找出我的汉语课本中的一些词汇来。“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法律，”我说。“在北京，他们修改了法律。你听说了没有？至少对于教师来说。外国教师可以住在中国的旅馆里，因为我们住在中国，而我们的工资和中国人的一样。看——这是我单位的卡。”
我给了她我红色的单位卡，我的浅绿色的外国人居留证，我的深绿色的外国专家证，以及我蓝色的护照。这些卡形成了色彩缤纷的一堆，她的眼睛慢慢扫过，崇敬之情有若滔滔江水。官方文件正是中国人的软肋，他们总是很喜欢看我身份证上那黑白色的洋鬼子照片。她非常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然后给了我一份入住登记单，给了我一间两美元的屋子。在那个夏天余下的时间里，无论我碰到了什么麻烦，我总是提到人民代表大会，这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伎俩。最后，我终于理解了，我的课堂上学到的所有政治术语，有其意义。
第二天的上午，我找辆的士去往榆林的北部，在那儿，长城从沙漠里穿过。游客们极少来看这儿的长城，因为它没被修复过，而陕西北部的道路太糟了。在我的导游书中没有提及长城，但我有份地图上，清楚标出了这处遗址。
的士车把我带到了一处巨大的明朝碉堡，在城外五英里处，那儿是榆林灌溉用地的终止，而是沙漠的开始。从碉堡最高的那座烽火台，视野延伸出几英里之外。偶尔那贫瘠荒芜被一丝绿色所中断——一排树木，一块孤独的田地——然而绝大多数都只是沙土，低矮的棕色沙丘，以及无垠的发呆的天空。早上九点，太阳已经很热了。我望向那片空无的景象，望向那低矮的地平线，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这里筑墙。即便这里没有蒙古人的威胁，光是这片土地那单调无聊的可怕，就足以让你要建点什么了。
墙在碉堡的东西向展开。西向，它一直延伸到嘉峪关，在甘肃北部的山岭之中。东向，遗迹一直延伸到山海关，在黄海的岸边。所有人都说这两处终点间的长度大概是超过了1500英里，而榆林大概位处正中；但这长墙未被完全测量过，没有人知道其实际的长度。我站在这沙漠中的碉堡上，望向那沙丘上的的热浪，我决定走向海洋。我系紧了我的鞋子，沿着遗迹东行。
大多数的墙只是三英尺高的土梁，被风沙侵蚀了。每隔两百码，我会经过一处烽火台的遗址——一堆破碎的二十英尺高的土堆，在燃烧的太阳下一无所用。我沿着墙，穿过了一家砖瓦厂，然后墙蜿蜒越过了一处灌溉沟渠，又穿过一块玉米田。接着，一个沙聚的山丘吞没了土梁，我只得绕过，直到看见了远处下一个烽火台。附近有一片种植的杨树林，树木很瘦小，在陕西的太阳下显得非常脆弱。长城下沉为一英尺高的土丘，孤独地往远处延伸。
这是一片残败的，拼凑的景观，而在沙丘与死寂的棕色地平线面前，绿色的玉米田与杨树林背后的辛勤劳作看上去也将只是浪费而已。同样的，损毁的墙则是另一种浪费的明证，因为明朝的统治者建筑了碉堡以抵抗外来者，其实双方的关系却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更好地处理。而这东西的规模——它小得那么可怜，大得那么惊人；既可以被我一步跨过，又能延伸千里——都显示出，中国人在一个糟糕的念头指导下，可以走得多远。
（何伟说话有时毫不客气，以我的经验，这倒不代表什么恶意的出发点。因为西方媒体往往在批评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时，都采用一样的态度。若尖酸是某人或某报纸的风格，那么无论说的是谁，都是一样的尖酸。
另外，英文中的GREAT
WALL，大家都明白，意思乃是“大墙”，跟我们的“长城”概念很有内涵的差异，因为“墙”意味着自我封闭，以及与外界隔离，缺乏沟通，了解，甚至排外的态度。是以我在翻译中，有时也根据文章内容所需，用“墙”这个字眼。当然中国历史上，不是一味排外的，比如隋唐，中国的文明，也绝非向来不与外界积极互动。看历史，不当以基因论的观点来理解。我是很反对动不动就说“中国文化”，“国民性”的，非常不科学，缺乏历史感，我只能这么想。尽管有时何伟的写作也不无如此。）
尽管长墙失败了，然它现在有了巨大的价值，这点看起来也非常的中国。这成了也许是最强有力的民族骄傲的象征，没人将其与一些负面的元素相联系，比如孤立主义，比如顽固不化。电视台老放一段在长城上拍的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它欢庆着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人民共和国的幸福生活。“爱我中华”是一首可怜的，让人腻烦的歌，但就和电视上许多糟糕的音乐节目一样，它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我总是一直看到那悲惨的结局。那歌曲的结尾时，特别选了少数民族的代表在长城上载歌载舞，穿着传统服装，唱着他们多么爱他们的中国。每次我看时，我都想：你们的中国修筑了那城墙，为了把你们给挡在外面。
电视上似乎总有那种玩意儿——几乎每天的每个时辰，你都能找到个频道在播放着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西藏人。这种娱乐节目总能以它极度的伪善把我给惊着，直到下一年，我从中国回国，在密苏里一家公立的小学里教书，那儿的孩子们在欢庆感恩节，所用的一些传统故事中说着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美好友谊。我意识到，这种神话能代表中国与美国的一些联系——两个国家都那么傲慢自大，从而把他们那最大的失败给扭曲成了自豪的源泉。现在，我想到了，我在美国的电视上看到过几次印第安人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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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但就像感恩节一样，长城的重要性已经不限于起初，现在它只是意味着伟大。许多关于它的描述都是假的——说它有两千年的历史，说它能从太空中看见——但事实已经不再重要。即便作为中国闭关锁国的隐喻，它也失去了它的力量，因为每个外国要人都被带去看北京郊区的长城，而每个外国游客都游访过它。它成了开放的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魅力点，一座桥梁而非一道城墙，它让中国人向外来者介绍其国家的光荣，引发对其过去辉煌的追忆。不再是摈野蛮人于外了，它确保了他们在抵达中国后，产生一种敬意，由此看来，它的建造并不真的是浪费。虽说又花了五百年的时间，但最终，中国人从长城中找出了一点用处。同样的，我知道那沙丘中辛苦耕耘的玉米田也并非全然是浪费；它们总会存留下来。
我沿着墙往东走了一个小时。有时我走上墙顶，灰土堆积在我的脚边。我又穿过了一组杨树林，吓跑了树丛下的一个农民。蜥蜴爬过沙地。我的水用完了，于是我掉头回了碉堡。
在榆林，我意识到我的中国生活过了一个弯角。身为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种地方生活从没容易过，压力能让人筋疲力尽——那些叫人紧张的过多的关注，持续不断的嘲弄的叫喊，种种对外国人允许和不允许做的事情的斗争。但这些麻烦也有它另外的一面，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着无穷的好奇，一旦交谈展开了，他们对我比对一般人要好得多。这点和美国非常不同，在那儿，你不会因为某个人看上去陌生就对他大叫，但同时，你可能也不会走上前去和他说话，向他表示善意。
在春季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些好处已开始超过了那些困难，最主要的就是培养耐心与信任。我得让事情发生——如果某人向我接近，我就和他说话，而且我接受几乎所有的邀请。我不能期望去控制所有的情形，而且我不能总是怀疑别人的动机，那些动机几乎全是善意的。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需要一点的被动姿态，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的人，所以我花了大半个春季去适应这个角色。在榆林，我终于找到感觉了——最终，我接受了这一点，就只是让事情发生，往往就是最好的事。（太公钓鱼）
其中的一个关键乃是时间，而我在中国有的是时间。即便在涪陵教书最忙的时候，我也总有许多的闲暇时间，因为在美国许多占据我时间的事儿都没了：家庭，朋友，熟悉的日程活动。我没法上网，也花不起钱打电话。我可以写信，然而邮政服务那么的慢，通讯几乎没有。当我的姐姐在头一年的秋季生了个女儿后，我直到过了三个星期才知道。
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可能会叫人受不了，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解放，有数不尽的午后时光，我只是拿份报纸坐在茶室里，跟任何一个亮相的人聊天。这也成了我旅行时的日程安排；去到一个新城市，我会找一个公园什么的地方坐下来读报，直到一个本地人停下来和我聊天。
沿着墙走了一阵，我坐到了明代碉堡的阴影下，写我的日记。几分钟后，三个年轻的女人停下来，问我来自何方，我们聊了一会儿。她们先前是中学同学，如今回来做一个团聚。另外一个同学和她的丈夫在路的不远处开了家餐厅，她们邀请我去共进午餐。当地的特色菜包括猪肚一类什么的，是以我们边吃边喝着榆林啤酒。
她们中没一人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要跑那么远到榆林来，直到我告诉他们我住在四川。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出这解释了许多。
“四川人非常狡猾。他们的女人名声很差。”
“四川人不像我们陕西人那么有文化。你知道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么？”
“你去过西安么？那是我们陕西的省会，是中国的古都。这就是我们的话比四川话容易懂的缘故，因为我们的方言曾经是中国的标准语。北京的普通话和我们说的话很相近。四川人说的话很糟糕。”
她们关于方言的话是对的——在陕西旅行，的确是把语言的重负从我胸中消解了。然而他们其余的言论在我看来不容易接受，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总是对本国其他地区的人抱有很强的偏见。在我离开涪陵前，廖老师给了我一个关于陕西省的仔细介绍。
“我希望你去趟西安，”她叹道。“你可以见到兵马俑，秦始皇墓，还有碑林。你很幸运。但是北方人跟我们南方人很不一样。他们比较高大，你知道，因为他们吃麦子而不是米，而他们的女人不像四川的女人那么漂亮。那是因为太阳晒得太厉害，而且有太多的风沙。所有的北方女人皮肤都很糟糕。”
听到陕西女人批评四川，让我想到了廖老师所说的，我想，作为一个忠诚的学生，只有把北方的缺点讲出来才是对的。
“在四川，”我告诉那些女人，“我的有些朋友说南方比北方好，因为天气的缘故。他们说北方人皮肤不好，因为太阳的缘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那是他们告诉我的。”
她们没一人感到意外；显然她们已经听过这套，早预好了防卫。“在北方大多数地方，那是真的，”王瑜美表示同意，她是三个女人中最健谈的。“但榆林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水。我们这里的水非常，非常好！它是从地下深处冒出来的，人们说，因为水的缘故，这里的女人很漂亮。所以即便阳光厉害，我们的皮肤还是很好。看看——我的皮肤并不黑。”
我得承认这是真的——王的皮肤并没什么问题。而且我想，如果你能把榆林的水运输到涪陵，无疑将得到中国最漂亮的女人，也许是整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因为那大山与大河，以及沙漠深井中的水。
在午饭后，我们跨过街去到对面的佛寺，让郭晓青去那儿算命，她是这些女人中唯一未婚的一个。在我们进去时，那和尚正与一个年轻男人相互叫骂。和尚给年轻人算了一个下签，是以他不愿意捐钱，在其后的争吵中，年轻人打翻了庙里的一些东西，而和尚打了他。那和尚，年纪大约六十多岁了，站在庭院的中央，晃着他的拳头。那年轻人的朋友在劝解他，而他则向和尚骂着脏话。现在天气已经非常热了，女人们和我坐在庙堂一旁的阴影下，等待着争吵结束。
公众场所的这种争吵，一般都有两幕。那年轻人被他的朋友拖出了庭院，然后，他又奋力挣扎出来，再次冲回了庙里，在那儿又跟和尚对骂了五分钟。很明显，这年轻人并无意图要伤害和尚，而现在要改变命运也迟了，他只是要挽回面子。而他的朋友笑着，把他推出了门口。在他们走后，我们一直等到他的叫声消失在了远方，显然不会再有第三幕上演了。我在涪陵看到的有些骂战有太多幕的上演，有时甚至连棒棒军都看腻了走开。
这场骂站不是一个特别吉利的征兆，但郭晓青已经二十六岁了，已经感觉到了时间的压迫，决定继续她的算命之旅。那和尚收拾心情，做了祷告，叫郭在佛像前磕头三次。他敲着一只钵，然后给了她一个装满了木棍的竹筒。她摇着签筒，直到有根签飞出来，和尚看了看，向她解说了命运。他说她很快会结婚，也许就在今年，所有人都长出口气。王给了和尚十块钱。他笑着目送我们离开。
我们走在通往赤壁谷的路上，在这儿，有些道教与佛教的寺庙的历史超过了一千年，它们挖在砂岩石的崖壁内。在峡谷的中央，有条清澈的河流过。我们脱了鞋子，在浅水中淌淌，然后便坐在了荫凉中。在河的对面，有六个年轻的农民在野餐。他们是二十出头的男女，在中饭后，他们在河中泼水玩，男人追着女人，女人们惊声尖笑。
“你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地方么？”王问我。我试图去想象这样的一次团聚，在美国，随机找到一个外国人，花一天时间跟他在一起，只是出于好奇与善意。
“没有，”我说。“这和我的国家很不同。”
我并不想离开榆林。旅店不错，尽管白天很热，夜晚却是沙漠特有的凉爽，睡觉从没有问题。早晨总是令人愉快，每天我都早早醒来，看着主街上的交通人流。老人们在清扫门前，女人们在主街上拉着牛奶车，而夜里的拾荒者朝乡下的方向走去。收废品的男人拉着车，手里摇着个小小的拨浪鼓，来吸引客人。马拉的车往小餐厅里运送煤炭，而太阳明亮地升起于建筑的瓦顶，缓慢的，这尘土飞扬的城市热起来了。
榆林的主路要经过三座明朝的塔楼，而街上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可以追溯到至少是清代。榆林的古城墙依然完整，有二十英尺那么高。我从没在中国见过保存那么完好的古城，然而城里没有其他一个外国游客。
每一天我看着早晨的街道，直到温度转高，然后我会买点酸奶，找一家有凉棚的餐厅，吃花卷，读一份报纸。有一天，我从一个老人那儿买了酸奶，他非常兴奋，向我示意等着，他跑回了家。回来时，他带着一本中文书，他不出一声递给了我。
我打开来，尝试去读第一页。其中有些字我不懂，但可以明白个大概——什么关于开始，关于大地与水，关于光和暗。那老人耐心等待着。我继续往下读，然后我明白了我正在读的是什么。我抬头看着那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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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基督徒么？”我问。
“是！”他脸上放着光，握了我的手。
“这本圣经是那儿来的？”
“我们瑞典的朋友给的，”他说，我猜想那肯定是路德派的传教士。我告诉他在孩子时，我曾经住在瑞典，那让他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也是基督徒。
“我是天主教徒。”
“差不多，”他说。“那跟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大部分是一样的，不过你们更信仰玛丽一些。”
他关于圣玛丽的话是对的，无论如何，他看起来很高兴碰见我。他姓罗，而且他邀请我迟点再回来，可以让我见见他的儿孙。
罗家住在主街上，一个传统的四合院里，几座砖房围着一个中央的庭院。现在，那里住着家庭的七个分支，所有的人都姓罗，而这建筑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大变过。在老人的家里，人们依然睡在传统的炕上，一种旧式的砖床，在冬天里用煤取暖。
他告诉我，他的先人乃是来自西安的士兵，在1700年代派来这里对抗城墙外的蒙古人。他们来到这里驻扎，是为了将外国人挡住，而他们的后人还是受到了外国的影响——传教士在解放前将老人的父母转化了。一个简单的十字架挂在他的老炕上方，一个奇特的文物。
老人的儿子叫罗小雷；他年纪在四十多，在本地编辑一个文学刊物。他的女儿刚从榆林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毕业。他们都是友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我呆在榆林的那个星期，我每天都去他们的家。他们经常给我一份早餐，吃完后，我们会坐在他们起居室的阴翳下喝茶，吃西瓜。
罗小雷在文革期间蹲了五年牢，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以及基督徒，而他的父亲被发配到沙漠的偏远地区呆了十年。老人对这段经历没说多少，除了工作很辛苦而且毫无意义之外。这通常就是人们关于那流放生活的描述——被浪费的时间乃是最糟糕的部分。
我发现和罗家人坦诚交流很容易，因为他们的经验使得他们不那么轻信，也因为我不久将离开这个地方。这就是旅行的最好的那部分——我不需要为我所说，所做负多少责任；我可以随便晃荡，碰到任何人说任何想说的话。这跟住在涪陵不同，那儿人们会跟踪我的记录，而且我总会想到我还有一年时间要呆在那儿。在中国，有一个家当然会带来不少好处，但也有些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