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短篇小说和散文：
隐居的时代
接近世纪初
冬天的聚会
喜宴
小城之恋
本次列车终点
比较北京和上海
评《许三观卖血记》
记一次服装表演
自然最美
寻找苏青
关于幸福
观后与写后
王安忆眼中的当今文坛
上海的女性
风月三篇
王安忆：我不像张爱玲
世俗的张爱玲
王安忆回忆：岛上的顾城
上海是一部喜剧
南陌复东阡 　
我写《小鲍庄》
中长篇小说：
长恨歌
妹头
我爱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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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简介
王安忆（1954～ ）当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生于江苏南京。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集），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以及《乘火车去旅行》、《王安忆自选集》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不少作品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深沉思考。她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其底蕴，抉微勾沉，纤毫毕现。笔墨素淡，情韵幽婉，一些作品在文坛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隐居的时代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随时随地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人，这真的很有趣。这使得我们的经历，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变得富有传奇色彩。在我们所插队的淮北乡村，有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这样漫长的历史其实却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义下来的。这就好比毛泽东同志描写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就这样，一直繁衍到了今天。这样的以家族为组织单位的乡村，就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当你听到村里的狗忽然之间一同狂吠起来，不用问，一定是村道上走过一个外乡人。外乡人头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走远了，狗才渐渐安静下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铜墙铁壁的堡垒中，会有奇遇发生。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在这沉闷的乡村里，竟然隐藏着那样的人和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乡村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异，看上去是同样的自然，好像他们早就加入了乡村的历史。乡村的生活就有着这样强大的洞染力，它可将任何强烈的色彩润染。很多尖锐的情节，在这里都变得温和了。它看似十分单调，其实却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它的洇染力就来自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变得平淡和日常。就这样，我在我插队的大刘庄，遇见了黄医师。
那已经是我来到大刘庄数天以后。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书记家中，他的妻子是这个大队的妇女主任。家中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年龄与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除了我，还有一名县城插队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间两进青砖茅顶大屋，这在我们村庄，算得上首富。后三间是主任夫妇的房间，他们带着最小的吃奶的孩子睡那里。前三间，东边一间锅屋，西边一间住孩子，以及我们两个知青，中间迎门的是堂屋。这天，晚饭的时候，县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几个小些的孩子早早吃过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儿，还有我，坐在堂屋里的案板前吃饭。是收麦的前夕，天已经很长了，太阳虽然下去多时，天光还很明亮。此时的光线非常接近早晨，太阳都是在地平线以下，光是均匀地平铺着，景物倒比强光下的更为清晰。黄医师就在此时，从村道走上了我们的台子。
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们庄最主要的村道边上，高高的台子上。白日里，各家的门都是敞开着，迎门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尽收眼底。主任首先向着村道招呼：黄医师，吃过了吗？接着，主任的大女儿，县中学的毕业生，应声起身，让出一个板凳，转身又去盛一碗稀饭。这时，才见黄医师在了门口。他大约有五十岁，也许没有，在我们那个年龄里，总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脸色软黄，似乎有些浮肿。他穿着洗旧的蓝卡其人民装，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他走进门来，在板凳上坐下，回答着主任有没有吃过的问题。尽管一再说吃过了，吃过了，可主任母女执意要他喝一碗稀饭。也没有太推辞，就端起了碗。他的脸相有些木，甚至还有些俗，可是态度却十分温和文雅，这就使他显得不一样起来。他说话动作都比较迟缓，这迟缓不仅是出于慢性子，似乎还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他问我多大年龄，住上海哪个区，来这里习惯不习惯。由于我正处在极度的不适应和想家之中，时刻心事重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寞。虽然，他在这里出现一点没有令我惊奇，可我还是一眼看出他是来自外边的世界。
主任问他晚上做的什么饭，他笑着说烧一点米饭。他的笑容里有着自嘲和无奈，就是这自嘲和无奈，说明了他的骄傲。他的态度表明，“烧一点米饭”不是他该干的事情，多少有一些无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会儿，喝完那碗稀饭，然后拿着主任塞给他的一大块麦面饼，告辞了。这时节，只有主任家还有麦面饼。他说有了这块麦面饼，明天早上就能不烧锅了。他慢慢地走下台子，天色略有些暗，却还不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驼，不知是生来如此，还是境遇所致。他的步态与庄里人绝然不同，是较为笔直的步子，双膝并得较拢，脚跟比脚掌先落地半步。这种步态，要遇到下雨天，可够他受的了。庄里人走路都有些岔开腿，箩筐似的，其实并不箩筐，脚跟与脚掌是同时落地的，这样，立足就稳。在泥泞的地里，可像撑船似的左一划右一划，乡里人叫做“岔泥”，从泥里越过去的意思。黄医师的步子，却是“岔”不开泥的。他背着手，手里掂着那块宝贵的麦面饼，而一点不知这饼的宝贵。饼是发面的，碱性不大不小，真够香的，围着锅贴一圈，锅一圆汽，灶里就停了火，等锅略凉些，才揭锅。这饼就是在这略一等里，陡地发起来，像胖娃娃的脸。然后一只手摁着饼，另一只手就拿锅铲铲饼，一铲便离锅。饼面上还留着摁饼的手指头的螺纹或者簸箕纹。
黄医师是蚌埠下放的医师，同他一起下放我们庄的，还有张医师、于医师。我们庄的农民都称他们为“医师”，而不是“医生”或者“大夫”。
“医师”这种称谓显得十分专业化，十分严格。表明了我们在对他们的郑重其事的态度。这支蚌埠医疗队住在我们庄东头，大队部的院子里，四间正属分为两部分，住张医师一家和平医师一家。他们都是合家下放。而黄医师则是单身一人，住东边一间倒屋。西边的两间侧屋就是医院的诊室，药房。可黄医师通常是不去那里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病，这带有些私家诊所的意思。
黄医师是名医，专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个医院，过去以他而得名。现在，他到了我们庄，我们庄也因此而得名了。许多病人从老远的地方，坐车坐船再加步行，走过一个庄子打听一个庄子：大刘庄在哪？他们就这么终于来到大刘庄，走进费医师的小屋，向他求诊。费医师的小屋很小，只一间，顺山墙放一张床，就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土，手术是不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不是被病苦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日子。
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
大队开会，通常总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开场。大队会计凑着油灯的一豆光亮，读着文件或者报纸。农人们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烟。劣等烟叶燃烧出呛人的气体，那种很难消化的粗粮在体内发酵而成的气体，也足够呛人的。但很奇怪的，这一切都不顶难闻。因是草木的本质，再是发酵腐烂也是清洁的干燥的气味，有着一种单纯的性质。时间其实并不太晚，可乡间的没有照明的夜晚总是特别的黑，又特别的静。鸡和狗都安歇了，就觉得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满房间的黑影里，有一具影子高高地矗立着，那就是黄医师。他搬来他房间里的那把椅子，虽然只是把普通的椅子，可周围的农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马扎上，连蹲在板凳上的几个，也比黄医师要矮上一截。因此，这把椅子就显得格外突出，很不协调。黄医师高高地坐在椅上，双手笼在袖子里，这倒和农民的习惯相合，可坐姿却不是农民的。他架着腿，笼着的手搁在膝上，很安详。这时候他显得比较惬意，也比较放松。听着会计用乡音一字一句地读官祥文章，四周鼻息声起伏，有一种昏沉的安宁。谁会知道在这座黑暗的乡村里，有一个黄医师呢？
与黄医师一起下放我们庄的，医疗队里另两名医师，张医师和于医师，她们的形象，气质，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黄医师现代。也就是说，她们比较具有“6．26”精神。她们经常身背药箱出诊。她们背着那种上面画着红十字的白漆药箱，走过村道，来到老乡家中，坐在当门的马扎上，嘘寒问暖。尤其是张医师，因为长着一张明朗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庄里顶有学问的王大爷说过，张医师的相好，好在大气。她体格匀称，结实，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欢把裤腿卷起，赤脚穿一双球鞋，露出白皙饱满的小腿肚。她背着药箱，就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药箱则是道具。那时候，她大约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幸运的福气的女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机关的干部，如今在公社知青办任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他们虽然离开了城市，来到这个偏远，贫瘠，组织散漫的乡村，可却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严格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对保障的社会地位。他们家庭和睦，老梁是个尽职和体贴的丈夫，对孩子要求颇严，与干部群众关系都很融洽。孩子们呢，都挺乖，学习努力，品德优良，少叫人操心。总之，这是一个理性的家庭，处处可给人作楷模。它很为张医师挣脸面的，人们对张医师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对她的家庭。在庄里人眼里，张医师的家特别像个家。我们庄，对美好的家庭是怀着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妇们都挺羡慕张医师的，她们传颂着，天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一个凳子，张医师洗头，老梁提一壶热水，替她冲头发上的肥皂沫。这情景很亲热，甚至带了些私密的性质，可在这对夫妻做来，却一点不肉麻，连我们这个保守的村庄都能接受，并且大加赞扬。
于医师的家庭就大不同了。这是一个倒霉的家庭，正应了俗话：“屋漏偏选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医师一家下放我们庄，性质与张医师、黄医师都不同。他们下放带有罪贬的成分。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的工分评不高，工分值本来就低，到分红时，总是透支，只得用于医师的工资去买口粮。他家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又都能吃，所以，于医师家的经济就要比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差几个等级。老大是个女孩，名叫卡佳。这个异国色彩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会主义劳动勋章的获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卡佳是个缺心眼的孩子，一点不懂事，不能体会父母的处境，也不能体会自己的处境，总是乱说话，给大人生事。几个弟弟也都调皮捣蛋，不懂得相让，姐弟间纷争不断，都是要于医师来调停的。于医师的丈夫，则表情阴沉。左眼是灰的，脸色是灰的，神气也是灰的。他一点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是一任消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着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人生抱着暗淡的心情。同时他们〕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都不会合他们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于医师的丈夫，就属于右派中的这类人。农民们很难对他抱有好感，觉得他懒惰，傲慢，不体恤妻儿。他时常借病不出工，让于医师为他去请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育出力。休息的时候，一个人背对着大伙儿坐着吸烟。队里有个年轻人，读过高中，会吹笛子，人很聪明，但因是单门独姓，所以地位很低，属于那种有志向且不得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有时候他会主动搭理于医师的丈夫，可能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还有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向往心理。他挤坐在右派的身边，向他要烟吸。这个套近乎的举动却遭到右派的极度厌恶，他给是给了，回到家里则大发牢骚。卡佳的一张嘴又是张漏嘴，到处说：某某人最讨厌，老向我爸爸要烟。农民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他们对人的评价是出于处世做人的原因，其中也不排除有一点审美的因素。他们怎么也不能喜欢一个破衣烂衫，成天挂着脸，对劳动和生活都没有热情的人。他们看见他就觉得扫兴。队里的干部在所有这些理由之外，又加上了阶级阵线的理由，自然更不待见他。在例行的四类分子训话中，常常要把他单独拎出来训斥。老实说，他在我们庄还没遭到太坏的对待，有一大半是看在于医师的面上。人们对于医师是同情的。
人们看着这个鸡飞狗跳的家，说，于医师就好像是这个家的箍，要没有她，这个家就散了。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个家里，人人都缺乏自律，只有于医师，撑持着，保护着生活正常进行。其实，于医师完全可以不下放，而让她的丈夫自己一个人去农村，可是她却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了。这行动颇有些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事实上，一点不像涅克拉索夫的长诗那样浪漫，所有的艰苦都是卑琐的，烦心的，叫人沮丧，损害着人的尊严。
于医师戴眼镜，头发齐齐地梳向耳后，显得比较苍老。红十字的药箱背在她身上，更具有应用的意义，不那么戏剧化。她和农人说话，也更为家常。她显然是个贤妻良母，可惜命不好。她对人很和气，但并没有屈就的意思。她表现得很开朗，可也不是强颜欢笑。她看起来是平静的，从容的。要知道她是隐忍着那么多不顺遂的。庄里那些婶子大娘的，都特别和她拉得来，背底里就说，于医师不容易。有一次，上面又下达什么指令，对于医师的右派丈夫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场上牛房里进行的，从庄东头来开会的人说，于医师家早早就闭了门，熄了灯，屋里一点声息也没有。这时方能体会到于医师的苦，这一家的苦。平时，这苦都被过日子的杂碎掩盖了。
这两个家庭，以及黄医师，虽然来自同一个城市蚌埠，住在一个高台子上，但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他们相互间很客气，但决不多话，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相温以沫之感。相反，隐隐的，似乎还都怀着戒备之心。他们彼此间远远不如各自和农民的关系轻松和亲密，但亲密和亲密的性质则有所不同。张医师和老梁对农民是最热情的，农民们对他们也最尊敬，而且器重。他们对谁家的造访，会被视作一种光荣，引起人们的羡慕。在农民们的眼睛里，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却没有架子。当他们从村道上走过，农民们从自家敞开的堂屋门里，走到台子边，招呼道：张医师，来吃！老梁，来吃！他们则招着手应道：吃过了，吃吧！他们招手的姿势是城里人、而且是城里的干部特有的，高高地扬起，有幅度地挥动着。农民是做不来这动作的，他们只是用手里的筷子向前点了点，作为回答。老梁每天早上骑一架自行车，往公社去上班，沿途也是这样向农民们招手，农民们就拄着锄把目送他远去。他们家三个孩子在县城住读，每周回家一次。三姐弟手牵手走进庄里，目不斜视，快快挪动脚步，就这样走进在东头高台上的家中，再也不露面了。有一次，他们回家正逢下雨，我们庄是出名的粘土地，一下雨，地就烂得要命，能把脚粘去一层皮。我有事去大队部，看见他家的一个男孩，在门槛上刮胶鞋底的泥，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这段路可叫他们走惨了。
于医师家的孩子则截然不同，由于生计，也由于家教，他们缺乏管束显然不是一日两日的了，他们几乎终日和我们庄的孩子搅在一起。一起下湖割猪草，一起在生产队干些小碎活，挣几个工分，也一起打架，捣蛋。一群泥猴似的孩子，背着比人高的草箕子，从湖里回庄，其中就有于医师的孩子。卡佳呢，是家里的大小姐，脾气大，和小妹妹相处时也不知道有所约束，毫不掩饰对乡间人和事的鄙夷。妹妹们听了自然不愿意，当面没什么，背底里却没少说她。只是知道她是没心眼的，没坏肠子，所以倒也不挤兑她，还是同她一处玩。就像方才说的，于医师和农民的关系，其实是真正融洽的，他们会和于医师说些家务事，过日子的难处，养儿育女的难处，等等的。他们有时候大声地喝唬于医师的孩子，有时候则把于医师的孩子扯过来，往手里塞块馍馍头。
庄人们对黄医师的心情是最动人的，他们既把他当作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很敬重他，同时却又十分心疼他。谈起他的口气，总是流露出怜惜。他孤身一人住在我们庄，生活能力又特别差，这都使他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这个大孩子虽然过得很狼狈，却很乖。同样是抑郁的性格，黄医师的抑郁却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不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是阴沉的，紧张的，甚至带着一种暴戾。队干部在训话时，常常会被他的眼光激怒，变得失去控制。这时，就会用锄把子，在他腿上不轻不重地敲一下：看什么看，剜你的眼！黄医师的抑郁却是甜美的。当他凝视着见了底的水缸，或者掉到井底的水桶，他的眼光柔弱得叫人心都一颤。他一个人在村道上趑趄，夕阳杂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凄凉又美丽。他既不是张医师那样向庄人们招手，学着庄人们的口气说：吃过了吗？吃了。他也不是于医师那样，坐在农人家的马扎上，拉着庄稼孤儿。他也从来不背药箱。可就是他的这种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使农民喜欢上了他。他们并不是把他当庄稼人，却也不是当他外人，敬而远之，他们承认他是另一种人，一个异数，然后便接受了他。
当我从青春的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法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他们对张医师和于医师有着足够的尊重，对后者，还有足够的同情。但都不是喜欢。张医师的热情爽朗里，是有着政治社会赋予的特权，她是另一种异数，这种异数是与人性无关，是在人性以外的，她激不起农民的自然性的反应。于医师却是与农民有共鸣的，她是农民们最易了解的那类人，同情就是由此而来。但由于太相似了，她也同张医师一样，无法走进农民们的审美领域。而黄医师既是在共同的人性之中，又是独立之外，自成一体。有了黄医师在，我们庄就此有了一种甜美的格调。他们对黄医师，是称得上爱的。
在那种物质贫乏的日子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生长起来，对美的感觉神经，格外发达，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欲望。他们喜欢听好听的声音，看好看的景象，感受优美的情趣。下雪的日子里，人们就特别的兴奋。雪是大自然赐给贫瘠的我们庄的厚礼，这个黄泥巴垒成的乡村，此时变得粉妆玉琢。看上去，真是洁白得晃眼。孩子们，相约着到湖里看庄稼的窝棚去套麻雀。每逢下雪，麻雀们便都栖宿到无人的窝棚避寒。孩子们带着大人的打鱼的网，穿着毛窝窝，一种麦穰编结的，里面填上干草的大头鞋，特别暖和。他们岔开了脚，在雪里趟着，地上就留下一串毛窝窝的印。麦子都在雪底下冬眠，大沟边的树，也罩了雪，晶莹剔透地立了一行。那远处的窝棚变成了个雪宫，本来是烂趴下的，现在被雪又砌住了，立了起来。孩子们奋力拔着毛窝窝，比赛谁走得快，雪纷扬了起来，像一阵白烟。孩子们的笑声听起来比平时旷远，而且隔着，蒙了一层透明的膜。又绵又厚的雪是吃盲的。于是，就好像在做梦似的，有些仍然。他们终于到了窝棚跟前，雪已经封了门。他们将网抖开，张在破柴门上，然后吆喝着顶开了门。他们一下子闭上了眼睛，急等着震耳欲聋的、哗啦啦的麻雀扑翅声，可是没有。他们惊诧地睁开眼，没看见有麻雀，却见网里裹着一个老头，挣扎着，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孩子们咋唬一声，抛下网就跑，毛窝窝在雪地上划出了犁沟。谁能想到，这老不死的看青的，这时候还赖在窝棚里。进晌午的时候，老头回庄了，提着渔网挨门挨户问是谁家的。
这是冬季雪天里的快乐，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归的燕子飞来梁下，旧年的窝在等着它们。谁家的燕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出门去报信。谁家没燕子来，可不好，会被人戳脊梁骨，说是坏心眼的人。燕子是善鸟儿，就和善心人来。夏天，瓜地里的瓜熟了，夜半偷瓜是一大乐事。裤褂叫露水漉得透湿，冰凉地贴在身上。下露水也是一桩奇事，看不见，也听不见，可转眼间，天地都水淋淋的。到了早晨，太阳出来，收露水了，原先平铺着的，这时收拢起来，收成一滴水珠子，顶在草尖上。然后，刷的一下，全干了。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是最具有装饰感的。大作休，串起来了；红辣子，串起来了；大白蒜，也串起来了；深褐色，富于骨节感的豆秸，在屋前垛起来了；青作秸秆，也在屋前搭成了篱笆。即便是像我们庄这样没有色彩的村子，此时也变得嫣然起来。
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家陪合着我们庄的心意。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责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这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所以，我们庄这支蚌埠医疗队的队长是张医师，灵魂实际上是黄医师。有了黄医师，这支医闻队于我们庄才具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它不仅仅是“6．26”，送医下乡的意义，而是有了近于美学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实用性的，功能性的，它的价值是潜在的，隐性的，甚至是虚无的，那就是，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乡村的气质。
在我插队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庄从来没有发生过戏剧性的“6，26’事件。在农村贫困的，温饱难以维系的生活里，其实是含有着健康的性质，这是以简朴为基础的。吃的是五谷杂粮，烧的是草；秸穰，庄稼人的肠胃是很清洁的，他们的呼吸也是清洁的。夏季的污热中滋生的病菌毒害，在冬季的寒冷中死亡了，秋季收净的土地在春季又长出新的庄稼。春夏秋冬有序地交替，恪守各自的职责，自给自足着。这是合理的生存环境。就在这无可指的生态中，人们也生出了前边所说的天命观。我庄有一句话，叫做“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病”。所以，他们对任何病痛，都抱着忍耐与服的态度，他们不舍为此大惊小怪，他们也很少求医门诊的习惯。在许多种病痛中，他们感到最受折磨最无奈何的，恐怕就是牙疼。也有一句话，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来不要命”。于是，止痛片就成了神药，治疗疟疾的奎宁片也是神药。疟疾是又一种使他们不知所措的病痛，似乎每个人都躲不掉，能够药到病除无疑是奇迹。医疗队其实清闲得很，他们在我们庄真有些窝工。而到了真正应该找医生的时候，农民们又往往忽视了，结果酿成大祸。有个媳妇割猪革时，镰刀砍破了小腿，自己用火柴盒上有红磷的纸皮盖了伤口止血。这种止血的方法应当是产生于工业社会的近代，不知缘于何种道理，有无科学依据。奇怪的是，它确实能止住血，百试不爽。就这样，血止住了，伤口也封口了，甚至都没有化脓感染。可是到了第七天上，却突然发烧抽搐，医生到场已经来不及挽回。其实这就是破伤风，只要当时注射一剂破伤风预防针，就没事了。可是庄稼人谁会为了手脚拉开一道口子去找医生呢？我们庄称这是七日疯，指的是受伤到七日头上发作致死。可见死于这病的并不少见，他们依然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它果然又没能够避免。庄里人传说，那媳妇出事之前，夜里上茅房，见家门口坐着个黄狼子。黄狼子就是黄鼠狼，被视为不祥物，预示着灾祸。出殡这天，天下着雨，一地泥泞。媳妇很年轻，大孩子刚会走，小的还吃奶，是她男人扶着孩子的手摔的黄盆，父子两人在泥里一步一滑，滚了一身泥。男人哭得极惨，头上系着白麻，打一杆幡，几乎是爬着的，将一口簿皮棺材送上了路。
生活照原样进行着，倒是一些无关的小事，似乎包含了某种意义。那是我到我们庄经历的第一个麦收之后，我们在来了一个游方郎中。乡村里的游方郎中，其实并不是像武侠小说中的那样，随风漂流。他们走村串乡还是凭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所到的村庄，都有着或亲或疏的亲友，决不是书中的游侠那样从天而降。比如，这一个郎中，来我们庄就是投奔他的一个远亲。这个远亲从来没见过他的面，连他的名字也叫不上来，只是很笼统地随孩子称他表舅，但依然打酒割肉地接待了他，并且承担起宣传的义务。这天晚上，他家里就聚了不少庄里人，看他施展医术。他是一个扎针的郎中，这时节正是一个扎针的时代。我下乡时，专带了一副金针。其时，与贫下中农结合的途径有一，就是为老乡们扎针。那时候，现代医学的迷信已经破得差不多了，几乎人人可以无师自通做一名赤脚医生，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可包治百病。与此同时，又诞生了金针的神话，它无所不至。不是有一部电影就叫《无影灯下颂银针》吗？我这副金针，当时的价格是一元五角，是最昂贵的一套针。它从缝衣针长短，直到筷子长短。亮闪闪的，针头上则是金黄的铜色，依次排列在一个考究的塑料封套里，还配有一本人体穴位简图。这晚，我就带着这副从未拆过封的金针，去到那一位来了远亲的老乡家里，准备向他的远亲学习扎针。
去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凉床上躺了个老头，探着上半身趴着，背上立了几根针。那郎中坐在床沿，面前案板上点着油灯，灯下排开一个布包，包袱皮上是几根黑擦擦的外。我的针一放上桌，人们的眼睛不由一亮，连昏暗的油灯都发出光来。这些针闪着真正的银光，而且那么纤长，细挺，均匀，光滑。他的外呢？黑，脏，粗，锈，还不直，连底下的包袱皮都是油腻腻的很腌(月赞)。一个大爷看着我的针，忽然“嘿”地笑了一声，说：小王还藏着这宝贝哪！它可真像是宝贝。在这土坯屋里，熠熠生辉。那郎中用脏兮兮的手拆开了封套，捻出一根针，又用他的黑棉球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然后果断地插入身后那老头的腰上。这时，我向他提出一系列的扎针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一句，而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不知说些什么。那老头趴在凉床上，差不多睡着了，对金针没什么反应似的。屋里人也都把他给忘了，很热烈地说着些无关的事情。显然，人们聚到这里来，并不完全出于对游方郎中的兴趣，除了老头，谁也没打算要他来治病，只是凑个热闹，找个由头坐到一起聊天。平常的日子，谁也不会允许点灯点到这时候的。这就是乡村的夜生活。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对游方郎中加以注意，还赶不上对我的金针的注意。他们随他在老头身上糊弄着，那老头则已经老得千锤百炼似的。游方郎中显然是受了大大的冷落，这冷落是出于一种见识，但因为有涵养，也就不计较，不点破了。应当公允地说一句，游方郎中里确实有着奇人，可不是所有的游方郎中，甚至不是大多数。绝大部分的，是借了神人的名，混日饭吃。又有不少的一部分，还招摇撞骗。游方郎中的神入，就是在这些垫底的大多数之上的一个两个，他们的英名笼罩了全体人员。这郎中分明感觉到了人们的冷漠，他们从周游的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村庄不可久留。他们毕竟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再是亲戚也不兴白吃白住，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说行规。此时，他对身后的老头也失了兴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针上，他爱不释手。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十分坦然地从我的针里，抽出最长的几根，包括老头腰上的那根，放进了他的布包里。这种偷窃的行径是如此大胆地在眼前进行，几乎使人以为是正常的事情。就这样，一眨眼工夫，我的闪亮的宝贝就进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我们庄，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我们庄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村庄，它虽然是天命论的，但却并不愚昧。它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颇有分辨力。不要以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一个时机里，它会以一种空前的强烈程度爆发出来。
蚌埠医疗队里还有一个成员，叫马医师。他也属于我们庄的医疗队，但是被留在公社医院里帮忙。据说有时也到我们庄来看病，我却好像从没见过他。后来听人描绘，说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见过他的。他有心脏病，有一天，正和病人问诊，突然滚到桌肚里，死了。他的葬礼就在公社所在地举行，农人们从四邻八乡赶来，许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们老远地打着幡旗，号哭着走过泛青的麦地，向马医师走来，老人们哭倒在地。公社里从来没有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农民，人们说至少也有几千人，号哭声掩盖了领导的悼词。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阵。我很难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乡人们，会有如此激情的表达，可事情确实如此。马医师决不是医疗队里最优秀的一个，也不是与农人们接触最多的一个，他的家人们也留在了蚌埠，这使他不得不往来于城乡之间。但马医师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一种与乡间传统的知识，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样的存在，而这存在的深处，再深处，且与乡间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乡人们真心实意的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里，青年们普遍热衷于以文学来表达思想和心情，这大约是有着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时的青年大都是苦闷的，前途茫然，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的那样，徘徊式的，无从选择与决“定，而是没有选择，一切都难由己决定，束手无措的；二是因为文学是个人的自由的方式，无所作为的青年们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私底下，用一枝笔在一张纸上书写什么，由于是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因此却是政权难以干预到的。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和文学沾上一点边。书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行为。青年们互相传阅着一些名著，同时传抄着一些著名的诗句和篇章。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事》、《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陀斯妥也夫斯基《罪与罚》，《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我们从中吸取的是一种悲哀的情调，这种悲哀的情调于我们是很好的抚慰。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处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在我们这个县城中，热爱文学的插队知青不知有多多少少，像播种一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里，彼此缺乏联系，要等待一个契机来临，才可将这些文友集合起来。这需要时间，还需要某种转变，才能形成这个契机。其实，机会并不是没有，有时候，会有很好的时机来临，却因为某种缘故，终未达成默契。因为，这种阅读和写作都是私人性质的，带有“地下”的色彩，还带有隐私的色彩，所以必须在默契之下才可走到一起来。而这默契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由一定的心理准备积累起来的倍任与了解。它还需要灵感。这时候，信任会一触即发，就好像触及了某一个灵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在我插队之后不久，我便参加了县委主办的学哲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总共十来个人，由各公社选拔上来，可说是知青里的精英。除了我，他们都是下乡一年以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并且，一无二致的，还显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准。这样，才可能被选拔来参加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学习班。而我，所以能来这里，是因为县里有一位受父母委托照顾我的副县长，我称为“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欢读书，二是想让我在这麦收时节，好吃好住地偷几日懒。我们十几个人从早到晚在一起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结合各自在农村的生活，颠来倒去地证明毛泽东关于“实践”和“矛盾”的观点，为这些观点提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实例，其中不乏一些相当私人性的经验。可是我们最终也没有超出范围。就是说，我们始终围绕着《实践论》和《矛盾论》，围绕着毛泽东的理论。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里聊天，我们聊的也还是这些内容，我们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为这样的氛围深受感动。那几天过得真不赖，我们五个女生住一间清洁凉爽的房间，床上挂着白色的蚊帐。一日三餐都是净米白面，有鱼有肉，另外还有补助。我们吃饱了就坐在一处谈《实践论》和《矛盾论》，一点没有想到可以夹带些私货，说些别的。来的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文采也不错，可通篇都是从“两论”里延伸出来的观点。我们朝夕共处七天，却彼此隔膜，谁也不了解谁，谁对谁也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事情才显示出一点不同寻常。倒不是说，事情就此有了什么变化，事实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但是，此人的出场，至少说明了，这次学习班里，确实潜伏着契机的成因。
学习行将结束，是最后一天，还是最后第二天的时候，带领学习的老师突然间安排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明显地带有辅导与讲课的意义，发言者就是学习班的一名成员。所以到这时候才特别地让他发言，是因为老师从大家交上去的总结文章里，发现了他的不同凡响。这是个上海男知青，平时并不引人注目，事实上，有许多时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单独行动。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次额外安排的发言，使大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人们疑惑的等待中，他开讲了。几乎就在他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改变了表情。这真是语惊四座啊！他的态度很沉着，很平静，并没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语，措辞，解释和证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复述他的话，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种光芒四射的言辞，留给我的印象至今还很鲜明。他说的实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耀底下，我们终于显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可他的华丽的证明形态却赋予了这思想一种个人化的面目。他的话不长，很简洁地结束了。没有人可以和他讨论，对话。大家都沉默着。这颇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结束，观众沉浸在惊愕与震动之中，久久回不过神来，甚至连鼓掌都忘了。
他那样具有修辞性地解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仿佛是一种暗示，暗示了我们的学习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文学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经无法从头来起，我们的学习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后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学习班临解散前组织看电影。他来看电影，是穿了一双夹趾拖鞋，手里持一把大蒲扇。这样子有些名土风度，并且电影还没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对看电影并没有兴趣，只不过来点个卯。他一走，剩下的我们也都有些没劲。他的走，表示了一种轻蔑，对看电影这项活动的不以为然。于是，大家也觉得无聊起来。他显然是学习班里的一个异数，他独往独来，独自地思想。而他的独特，又与我们心底暗存的一种渴望呼应着，可惜契机只向我们露了一点点苗头，然后，倏忽而去。
时过两年，我又与他见了面。这时我们已在县城农机厂形成了一个圈子。在我们省首批知青招工中，县农机厂进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从此，我就经常进城，进城就到农机厂落脚。而那几个农机厂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产队插队的同学，也是隔三岔五地来叨扰。我们两三个人挤一个铺，实在挤不下，就到县城里别的单位找上海知青搭铺。吃饭呢，就用脸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围着盆吃。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三第四个年头，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则将众人的心打散了。绷起的一股劲都泄下了，人也就放松了，坦然了，没什么顾忌，开始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实的性情。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开始交谈文学，还有哲学。这样的交谈是以阅读为前提的，它又反过来刺激了阅读。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与阅读的热情成反比的，是阅读资料的匾乏。我们将每一本幸运到手的书读得个烂熟，我们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就使我们的阅读涉及面很广。其中，文学是基础，阅读的兴趣往往是从文学出发，由文学推动的。因为文学是阅读中最浅显的，最具普及性的。哲学则是高一级的，它将我们从文学的兴趣中提升了。我们不管懂还是不懂，真有兴趣还是不那么有兴趣，都大谈特谈哲学。那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在我们的三寸舌上，翻来翻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此时说的哲学已不再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们说，黑格尔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体系。重要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名词，体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乱的，莫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紧，这阻止不了我们一夜一夜地谈下去。就是在这当口，我们中间的一个，带来了那个哲学奇才。
他的模样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也是我当时根本没注意他的样子，他的思想震慑住了我。倒是他还记得我。再说一句，此时，我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并且就是在文学方面。甚至地区报纸《拂晓报》都曾起意要我。这名气从何而来，似乎很难说清，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写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辞。这多半是因为我的作家母亲的名声，小半则是因为我在县城知青圈子里露面的频繁。这有点类似现在以媒介露面的频率疏密，来决定是否为名人，以及哪一级别的名人。不管怎么说，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气。所以他就对我说：我们见过面，是在两年前的学哲学学习班上。记忆突然闪亮了，我记起了他，我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人啊！他肯定地说：我就是。于是，两年前埋下的契机的种子，这时候开花了。
在那时期里，对文学的了解不仅限于文学爱好者，有一些其实并不专门对文学有兴趣的青年，也具备了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学文科学生的，对文学的知识。这好像是一个思想的前提，凡有头脑的，勤于思考的人，都必须要有文学的武装。假如没有文学，所有的思想就失去了组织的形式，成了一盘散沙。好像思想没了语言，没了依附于存在的实体，最后不得不流失了。而那时期里，青年大多是勤于思考的。当你无法去自由地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只能自由地去想、这时候，思想即是虚无的，又是实际的，因为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内容。那时候，谁不在使劲地想啊，想的。这是我们的娱乐。它使得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有趣味了，可以容忍了。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最狭隘和严格的时代，却恰恰是青年们思想最活跃的时代。我们整天想着一些最无用的事情：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个人的存在是否合理？等等。就是这些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思考，充实了我们空洞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至少有了一种痛苦的意义。文学使得我们的思想变得可以叙述，它为它们找到了命名。所以，那时期里，凡是苦闷的青年，就是文学青年，文学青年则是苦闷的青年。文学修饰了我们的荒凉的青春。就这样，许多思想的交流我们都是从文学的交流开始的。
在乡村和乡村之间，流传着一些破烂的书本，它们传着传着就不见了踪迹，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又会有新的书本加入流传的行列。有多少重要的思想，或者说辉煌的思想，隐藏在我们这最不起眼的小土坯房里，在油灯熏黑了的土墙之间徘徊，游荡。有时候，我们三五个人约好了，去一个偏远的生产队，向那里的知青借书，胳膊下则夹着用来交换的书。我们夹着书走过土路，那情景竟没有引起农人们丝毫的注意。在他们的传统的眼光里，夹着一本书就跟扛着一杆锄，同样的天经地义，自然而然。要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农人，那是有着上千年的耕读历史的农人。我们大大咧咧地将书夹在腋下，有一些碎页便飘落下来，有时候，一本书就是这样，越传越薄，直至没有。往往不巧的是，我们从早上走到中午，终于走到那个偏远的，没有交通工具的生产队，找到那名知青，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可是他却说，书已经借走，借去了另一个更远的生产队。没有通讯工具，所有的消息都是隔夜消息。我们只能凭着两条腿，跟踪追击。还有时候，我们走那样远的路，忍着饥渴，是为了见一见某个人，和此人谈谈。因为听说他读过许多书，很有见解。在那么长距离的跋涉之后，结果总有些令人失望。或者那人外出不在，或者人倒在，可却言语平淡，水平不怎么样。我们将许多时间消耗在这种不果的奔波上，收获甚微。可，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活动。在文学的资源相当匾乏的情景之下，我们的精神却分外积极地活跃着。
就因此，当第一批招工上去的知青在县城里落下脚后，他们的所在之处，很快就成了我们碰头，交流，互通消息的地点。一些书本也汇集到此。于是，也就渐渐产生出一些知名人土。我姐姐所在的农机厂，是这个坐落在淮河沿岸的县份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单位。在这时期内，分配来几名工科大学生。大学生的白净的、斯文的、架着(王秀)琅架眼镜的面孔，出现在既荒凉又破烂的工厂里，这情景是有些伤感的。大学生们自然是不得意的，不顺遂的，苦闷的，抑郁的。环境是粗鲁的，还是落后的，阔大的车间里，寥落地安着三两部车床，车着一些简单粗陋的农机铁件，一个四级工便尽可以胜任。大学生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度过。他们还不像知青，因为一无所有，甘于一味消沉和颓唐。多长的几岁年纪和多受的几年教育也加深了他们的修养，他们是稍加自律的。他们在自己的宿舍里看书睡觉，在自制的煤油炉上烹调家乡口味的菜肴，然后在灯下小酌。他们彼此间难免有些门户之见，多少揣着防守之心，交往相当谨慎。是这帮招工上来的知青，将他们从各自的小天地里解放了出来。知青们给农机厂带来了活跃的气氛。他们是没什么顾忌的，也没什么成见。他们从大城市上海来，带来了大城市的风气。他们又都是知识青年，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他们同样还都很苦闷，对境遇不满。他们很快就与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并且，各自都还带着一大串知青同学的关系，使得农机厂一下子拥塞了成群的知青。
农机厂是我插队后阶段的根据地，我一周或者二周就要进城一次，到农机厂的姐姐处落脚。任何时候，农机厂的宿舍里都有着进城落脚的知青。白天，姐姐他们去上班，我们便在宿舍里聊天。聊到他们下班，再一起上街，下馆子，看电影，或者散步。县城里有一处分洪闸，是这个县城最为壮观的景物。它是解放初期治淮工程的产物，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筑，顶上刻着三面红旗，闸下过着大河，万舸争流。此处是淮，浍，冲，通，沱，五条河的交汇之处，所以叫做五河。当淮河泛滥时，这道闸能起着分流截洪的关键作用。有一年，为了保蚌埠，分洪闸的闸门，拉到了最高位，致使五河全面受淹。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站在此处，我们方能体会到这个偏僻县城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还有和时代的联系。而其他时候，我们却有着世外桃源的感觉。我们在县城仅有的两条街上消样，不时遇到另一伙知青，也倘佯街心。天渐渐黑了，就那儿盏街灯孤魂似的。路两边的房屋都暗了灯，店铺打烊了，民舍都闭了门。只有我们这些知青，高声大气地走过去，唱着旧时的歌曲，朗读着名章名句。这座孤寂的小城，却也并不因此变得喧闹起来。
这真是一个孤寂的小城。很多年过去以后，它都没有改变它的孤寂的面目。我们大多离它而去，但也有一些少数，留下了，参加了它的孤寂的命运。农机厂有个大学生，上海人，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六八届生。就是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已经读到了三年级。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中间，可算是高学资的了。他显然是个勤奋的学生，热爱自己的机械专业。即便在这个颇为初级的农机厂，他也积极地参与工艺改革，创造发明。他是一个稳重的人，性情宽厚，有兄长风度。人们便在他的姓之前，冠以“大”字，称它“大虞”。大虞他长着一副欧化的睑形，狭脸，高鼻，深目，薄唇，头发微卷，戴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照理说，他这样的长相应当深得女性的青睐，遗憾的是他身量矮小，这使他在个人问题上屡遭挫败。而他又极爱容貌美丽的女孩，总是将目光留连在县城里那几个出挑的女孩身上，不免更贻误了时机。我以为他并不是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自视太高，不自量力，而是天生喜爱美好的东西。他喜爱的女孩不仅形象妩媚，性情也都纯真，甚是美好。实是很有审美的眼光。他对他所爱的女孩终是持尊重的态度，甚至是崇拜的态度。我想，大约这也是他所以挫败的原因之一，这使他表现得无所作为。女孩子往往喜欢男性积极进取，甚至粗暴些也无妨，这可以证明她对地的吸引力。而大虞却温文尔雅，欣赏多于行动。但恋爱上的挫败并没有使大虞有所失态，他依然宽仁待人，心情平和。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可惜这种优质缺乏个性的光彩，它显得平淡无奇。理性的炮力是埋藏很深的勉力，而美丽的姑娘大都头脑简单。这种资质不容易觉察，但它却能给人以感染。我想，这就是大虞特别有人缘的道理吧。人们有了困难，总是向他求助。即便是那些被他喜欢并且追求的女孩，拒绝了他之后也不因此与他拉开距离，以避嫌疑。她们依然能坦然地与他相处，心理上并无负担。就是这样，他从来不给人施加压力，他总是温和，谦让，而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不把他当回事。哪怕他在恋爱上有了这些财迹，也依然不影响他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这是一种健全的人格，可惜在这一个封闭的县城里，机会有限，难有知遇。
大虞最后是和县城里另一家工厂的女大学生结婚的。也是上海人，学工出身，六八届毕业。这也是大虞理性的表现，即便不能找到审美理想中的对象，那么就尊重实际，找合乎现实条件的伴侣。大虞的妻子是瘦小的，貌不惊人，身体孱弱，她一直在暗中喜欢大虞。他们在农机厂里，大虞的单身宿舍结了婚，然后大虞妻子就怀了孕。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晚上，大虞妻子提前临盆了。大虞踩着半尺高的雪去找医生，医院关着门，他又找到医生的家，医生家也关着门。于是，大虞只得回到宿舍，自己给妻子接生。孩子生下了，是个女孩，像一只猫，不会哭，一息尚存。大虞将孩子裹在棉袄里，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踱了一宿，想把孩子暖过来，哄过来。可是，天亮时分，孩子还是死了，死在这个雪封的寂静的时刻。这就是大虞的遭遇。其时，农机厂的知青们一个一个地都走得差不多了，关于知青后来有着许多补偿性的政策。另有一些像大虞这样分配来的大学生，也都自找门路，走得差不多了。农机厂里只剩下大虞一个上海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结果把孩子生在了这个荒凉的地方。知青们走了之后，这里可真是冷清啊！
我们在的时候，可说是黄金时代。大虞是我们的兄长，他将他的房间提供给我们的男生住，为我们打饭打菜，请我们看电影。当我们之间有了龃龉的时候，充当斡旋调解。而当我们闹起小心眼，对他心生芥蒂的时候，他则作浑然不觉，等待我们脾气过去，回复常态，再一如既往。那阵子，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在农机厂拥来拥去，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吃饭时则挤在最前面，一买一大堆，以至后来的人都没了菜。人们都对我们侧目而视，背底里闲话也很多。可我们不管这些，老实说，我们压根儿没把这破厂放在眼里，也没把这破县城放在眼里。我们我行我素。在农机厂的知青里，有一个来自上海复旦附中。这是一个市级重点中学，地处上海东北角，学生都是住读。因是高等学府附属，深受学术风气熏陶，学生们与普通中学气质很不一样，学养很厚的样子。这个复旦附中生是个比较母性的女生，很会照应人，集体户的男生得她照顾已成习惯，就很依恋地往农机厂跑着。有的还正式在她这里养病，吃住得十分安心。这些青年都热衷于政治和哲学，到了农村便积极进行社会调查，然后起草“中国农村现状之分析”，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认识，就是对自他们的传播。他们的话听来半懂不懂，但这些艰涩的名词和概念，却非常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后头隐藏的，是一种与它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更接近文学，这是一个审美范畴内的东西。它的性质到了我们中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学的了，它成了一个艺术的符号。它们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语言，句式，那么不同，和现实相去甚远。这些从外来的概念生硬翻译而成的名词，在我们这里，散发出唯美的光辉。它的不同寻常的字和字的组织，由此生发的字形，音节，在我们的实用性语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统。它交流的是一些不名所以，模棱两可的思想。这思想，或许称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种茫无所措，游离失所的思索的片断。它们很像是一个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躯壳，在寻找思考的实质。这是一种虚无的游戏，我们使用着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能衔接得如此严密。紧凑，并且连篇累 接近世纪初
　　如我这样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世纪末正是悲观主义生长的中年，情绪难免是低沉的，所以要以“接近世纪初”作题目，是为了激励自己，好去看见结束之后的开始，破坏之后的建设。
　　然而，目下是悲观的，不幸的感受总是更加尖锐，甚至盖住了希望。并且，悲观的理由也都准备充分了。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阶段，有些像瓜熟蒂落的秋收季节，摘下来的果实死亡了，枝叶藤蔓作了来年的肥料，留下荒凉的即将冬眠的土地。
　　世纪末就在这时节来临了。
　　于是，便看见了最为破碎的表情。这真是一个不幸的遭遇，不仅不能互添光色，还互减了期望。
　　一切都是明了的，理解的，却无法释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陈述理由。当所有的理由都陈述完毕，相反的理由或许能够绝处逢生，现在却是未可知的。这就像掘地，穿过熟土，再穿过生土，底下是什么在等着我们呢？一个巨大的悬念，说悬念是太轻松了。
　　就像方才说的瓜熟蒂落，所有的理由都基于此。在这世纪的下半叶里，一些事物飞快地成熟着，从开始走向终局。还有一些事物在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之后，却在这下半叶里突然加快了节奏，进入全速奔跑。似乎是，长距离和短距离的跋涉在这一时期里，都接近了它们的目标，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是个生产力格外发达的世纪，也是在经过漫长的起跑以后进入全速的状态。我说的生产力不仅指物质的生产力，还指思想的生产力。那是因为生产关系终于达到了最合理和最协调，于是，性能良好地发动了，效率是惊人的。
　　对了，这是个极有效率的世纪。当地里的庄稼都在催长素的刺激下飞快地成熟，将自然的规律抛在一边，思想这样人性的产物，便也逃不脱催熟的命运了。思想就像暖房里的蔬菜，缩短了季节。
　　于是，物质和思想便堆积成山，人们只能以挥霍的方式享用它们，不至辜负它们的生产者。消耗也是飞快的。消耗过后的垃圾便跟着堆积起来。
　　我们已经走向了我们的目标，昔日里抽象的王国终于变为具体的景象。接下来的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坚硬的核，被无坚不摧的二十世纪敲破，四散落地。
　　事情是向人们的心愿接近，抵达之后则走上了背离的路途，似乎都是不由己的，煞不住脚。创造力在完成任务之后，依着惯性变成了破坏的力量。而破坏是比创造更见成效，更触目惊心。因力量已经度过了积累的阶段，量变到了质变。就这样，我们看见了破坏。在我悲观主义的视野里，本世纪几乎是以破坏为结局的。这个破坏是以取消为方式实现，取消差别和界限，科学和思想的武器都非常强大，攻无不克，隔绝的藩篱拆除了，踩在脚下，余下的是什么呢？
　　我想将这些仔细地看个明白。先从我们身边着眼，这是一桩小事情，也许证明不了什么，那就是美国的可口可乐打遍了全世界。这种有着强烈气体的饮料穿透了坚实森严的壁垒，无所不至。记得是1988年的秋天，有一次穿越莫斯科航线的经历。作为一个成功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我惊讶地品尝了莫斯科航空公司的饮料，它们被封闭在质地粗陋的玻璃瓶里，从撬开的铁皮瓶盖下散发出奇异的气味。这是一种离群索居的气味。在洪大的可口可乐的浪潮中，它孤立其中。它带着壁垒的表情。现在，它还会在吗？我们在报上早已看见过莫斯科街头的麦当劳的照片，有麦当劳就有可口可乐。麦当劳也打遍了全世界。
　　还有肯德基大叔的笑脸。还有香格里拉，希尔顿，Holyday　Inn，走进那里，可以想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世界在这一刻走进了大同，变成一个地球村。写字楼也是国际化的，英语成为世界语，而真正的世界语——这个语言的乌托邦，退向边缘的边缘。
　　奥林匹克成为世界的节日，奥斯卡成为世界的节日，诺贝尔也成为世界的节日。当我们走通隔绝之后，就这样走到一起来了。差别仅在于谁走在前谁走在后，强者总是在前弱者则在后。
　　还有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情，也许依然不能证明什么，那只是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个局部，就是拉美文学大爆炸。八十年代初，那位来自偏僻的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于是，拉丁美洲的文学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了它们隐士般的面目。
　　如今回想起它带给我们的欣喜，悲哀油然而起。我们将它视作榜样，以为找到了文学的方向，就是那句脍炙人口的语录：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我们纯朴地说出“世界”两个字，满心以为那真是“世界”的含义，于是虔诚地争取着世界的认同。我们从各自的所在出发，又走到一起来了。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国际舞台。谁担任看客呢？
　　而我们在尽情地歌舞。为使我们的声音被世界听见，就特别地突出差异。而差异只存在于过去，前景是日益统一，面目一致。于是，我们只得掉过头去，往回走，直走进原始的丛林。那前方的合唱已经声部齐全，效果圆满，多我们不多，少我们不少。它将彻底吞没我们幼稚学舌的声音。
　　当世界如我们愿成为一个地球村，谁是村落的酋长？
　　再说一件本世纪的大事情，就是科学和民主。它们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差异，也取消了人和人的差异。事情的开头激动人心，有多少憧憬诞生，前途壮丽。它们成为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诗篇。
　　开头也总是艰难的，布满风险，并且虚无。说它是理想，其实更接近空想。它似乎只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催促着积极的行动。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永远推石头上山，而石头一上山顶，便轰然而下，再开始又一轮的推石头。不料事情忽然有了转机，二十世纪就是这样，时有转机，是力量积蓄的成果。科学和民主加快了脚步，事情终有了结果。
　　没有神的日子到了，没有英雄的日子也到了。众所周知，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大众的狂欢日来临了。倘若要用现成的场面来形容这个狂欢日，我想最合适不过的就是《巴黎圣母院》的第一卷，在巴黎司法官上演流浪诗人的圣迹剧的一幕。那样闹腾腾，热腾腾，乱七八糟且生气勃勃。市民、商贩、学生、诗人、亲王、官员、教士、外交使节，聚于一堂，卑贱者和高贵者不分彼此，调笑和被调笑，嘲弄和被嘲弄。这是十九世纪的雨果所怀想的1482年正月6日的情景，他身处革命和复辟迭起的法国，进出于帝国王朝和共和体制的交替上演之中，于是便把这个大众狂欢的节日推回到了四百年前。然而，雨果却还是在大众之上创造了俯瞰人间的神——卡西莫多和艾思米拉达。是出于他浪漫的心，还是出于先知？他处身专制就已经预感到了民主来临的、恐惧。
　　这些我们无从推测。大众的狂欢节平均分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当然不那么隆重和热烈，而是细水长流，从长计议。雨果笔下的戏剧场面化成了琐碎的情节。而神是没有的。它们终被雨果关在巴黎圣母院的地牢里，风一吹，便化成了灰。灰飞云散。
　　精英也没有了。导师、智者、先知，所有能够在讲台上说教群众的人都没有了。大众成长起来了，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是发生在世纪初的事情了。好了，上演圣迹剧的狂欢是没有了，可是，我们至少可以一起喝酒和聊天。不再有精神的不平等，存在的差异被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取消了。我们享用同一道精神的大餐。
　　今天我们说的是：一切都事出有因，一切都能够理解。我们和你们都是一样的人，谁也谈不上原谅谁。
　　就像在二十年前的知识青年运动中，我们下放了我们的身体，如今，在平民意识的大力倡导下，我们积极地下放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流人那些幽暗的污垢的后巷，去贯注我们的同情。结果是同流合污。
　　现在，灵魂工程师已经成为无数社会分工中的一种，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不再有拯救和被拯救。灵魂之光普照人间。
　　而艺术呢？像艺术这样具有虚无的精神特征的东西，到了强劲的本世纪，就更加脆弱，不堪一击。
　　艺术的理论就像人类开发自然的工具，有了工具，事情就有了飞跃性的进展，那就是艺术的产业大军蓬勃壮大起来了。艺术一代接一代的积累就像地底的矿藏，遭到飞快的挖掘和消耗。于是，新的理论便像新的工具，接踵而至，劳动是不会中止的。
　　艺术的规则显见得束缚了生产力，然后就是，打破规则。
　　音乐的调性已经殚精竭虑，再也不可能有新的他造，就像一块用尽了地力的老土地，那么就取消高调性；小说的故事成了陈年旧话，所有的人物关系都开始了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重复，取消故事也在所必然；戏剧的舞台也束住了手脚，那么就走到观众席里，和观众共同演出，本来嘛，戏剧和人生就是一回事；还有京剧，程式化的形式早已拒绝了大批的年轻的观众，而年轻人则代表着未来，因此，便证明它进不了未来，革命的呼声更加高涨。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音乐，小说，戏剧又走进了繁荣，美术也走进繁荣，谁说它是静止的？它也可以附着时间的流程，就像戏剧，有人的活动和行为。事情变得彼此都有些像来像去的，小说像散文，京剧像歌曲和话剧，话剧则像联欢，像沙龙。无调性的音乐彼此相像，因为一切都漫无边际，互相渗透。事情还没到头呢！
　　再接着，更彻底的事情发生了。无声的音乐诞生了，白纸一张的图画诞生了，总算，暂时的，无字的文学还在酝酿之中，尚未出壳。无人的戏剧也未出壳。但别着急，更惊人的奇迹很快就会来临的。
　　先捡那些最极端的作例子吧。让我推测一下它的动因。无声的音乐，空白的时间在指挥棒下进行了十几个小节，人们屏息期待着，音乐厅里一片寂静。这就是音乐要我们聆听和欣赏的吗？无声。中国的美学思想里有“大音稀声”之说，这就是效果吗？好了，果然，我们什么也没听见。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还要音乐作什么？
　　还有，什么都没有的画，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中国人的哲学，无就是有的意境？空白的意境？此空白就是彼空白？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图画展览会呢？
　　在取消规则的限止之后，事情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的。艺术其实就是由这些限止决定的，没有限止就没有艺术。限止就是艺术的形式。
　　有时候，我特别想回到最初的写作的状态，那种慎重地拿起笔，铺开纸，字斟句酌，写着写着，忽然迷失了方向，再掉过头寻觅足迹，重新出发。工作是困难得多，劳动艰苦，可是到达目的地的快乐真是叫人心里踏实。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就好像农人收割去年种下的庄稼。种的是麦子，收的就是麦子。
　　今天的情形是大不同了，四面都是方向，脚下就是路，真是随风而去，随处落地开花。
　　倘若将稿纸比作土地，我们的笔犁破了多少地啊！肥土变瘦土。哪里还有未开垦的处女地？世界上的土地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人类的力量又究竟有没有止境？还有自然，自然是否至高无上？
　　我们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们奋力建造辉煌的宫殿，取土制砖，结果挖空了地基，动摇了立身之本。
　　也许一切都和世纪末无关，世纪末的说法，只是为自己的悲观情绪制造宽阔的背景，好有所依赖，也是软弱，生怕孤寂的表现。悲哀就是悲哀，绝望就是绝望，它发生在我们内心里，随着生命的周期按时出现，世纪末不过标明它发生的时间。
　　只有事情本身是有意义，时间仅是时间。
　　情绪低落的时分，最好是走出户外，再走远点，走出深街长巷，去到田野。那里，能听见布谷乌的叫声，农人们平整了秧田，正在落谷。赤裸的脚插在黑肥的泥水中，一步一步，谷种扬了满天又落了满地。架子上的葫芦青了，豆也绿了，南瓜黄了，花却谢了。原来，自然依然在生生熟熟地运动，活力勃发。野草野花在庄稼里偷长，这地的劲道还足得很哪！日月星辰也在各自的轨道航行，潮汐大起大落着。
　　好吧，就期待着下一个周期，悲观主义终会走到尽头，快乐应运而起，那时节，就当是世纪初了。
　
冬天的聚会
那时候，冬天里，洗澡是件大事情。地处长江以南，按规定不供暖。可是，气温虽然大都在零上，却因湿度大感觉寒冷。许多北方人来到这里，都患上感冒和手足冻疮。比较起来，倒是这地方的人更耐寒一些。人们在阴冷的气候里，安度冬天。不过，洗澡真是个大事情。
我们家有一门特别要好的朋友。两家的父母原先是一个野战军的战友，后来又一起在军区工作。他们这四个人，互为入党介绍人，在差不多的时间里结婚，又先后陆续从军区转业到现在的城市。又很巧的，我们这里的妈妈和他们那里的妈妈又在同一个机关里共事。所以，我们这三个就又是在同一个机关幼儿园里生活和学习。他家的男孩与我家的姐姐年龄比较接近，同在一个班级，意趣也比较相投，擅长各类游戏。他俩在一起玩得热火朝天，剩下我在一边干着急。就这样，我们成了通家之好。
方才说的，我们两家四个大人中间的三个，来到了现在的城市，那剩下的一个是谁呢？是他家的爸爸。就他一个人还留在军区，冬天的聚会就要从他这里讲起。他其实经常回家，有时探亲，有时出公差，和我们大家团聚在一起，干什么都缺不了他似的。这一年的冬天，他家的爸爸又来了。这一次来，他在军内的招待所里定了一个房间。说是招待所，其实是宾馆，有着中央系统的供暖，温暖如春。客房呢，带洗澡间。于是，我们两家的大人，还有保姆，便一起去这房间里洗澡。补充一句，由于我们来往甚密，于是，两家的保姆也成了好朋友。时常是，大人和大人一起，孩子和孩子一起，保姆和保姆一起。就这样。
我们去洗澡是在一天晚上。全家的换洗衣服，毛巾，还有零食和我们的玩具，装成好几个包。然后要了两辆三轮车，往招待所去了。对，那时候，有三轮车，以及三轮车夫，并不给人文学作品中的贫寒和劳苦的印象。他们将三轮车收拾得干干净净，座垫上包着蓝布罩子。油布的车篷上了蜡，散发着酸唧唧的刺鼻的气味。这气味也不顶难闻，它有一种凌洌的爽洁的意思，一会儿便适应了。车座下的踏板是没有上漆的白松木，宽条，拼接处结实地钉着钉子。车胎可能是补的，可补得合缝，服帖，气充得鼓鼓的。车轴上了油，十分润滑，有一点轧轧声，也是悦耳的。车夫的棉背心也可能打了补丁，却被一双巧手补得细细密密。那通常是一双苏北女人的手，特别勤于洗涮缝缀。车夫们，其实也不是想象中那样年迈体衰的，只不过，他们的装束有些旧和闭塞，带着他们所来自的家乡的风范：对襟棉袄，缅裆棉裤，棉花絮得特别厚，又用线绗上道。裤腰上系着宽宽的布裤带，平平地围上几道，也为了撑腰好借力。裤腿上呢？系着布条，为防止车链子磨破裤管。这样一来，他们在这个新奇摩登的城市里，就显得老了。他们正在壮年，你看他们一脚踩在脚踏，另一脚轻轻点地，点着，点着，脚往前梁上一跨，就坐上了车垫。下来时，也一样。他们并不放慢速度。相反，还加快了，然后一跃而上，乘着惯性，随着车子奔跑到终点。这几步跑得呀！真是矫健。他们脚上的手纳布鞋底，在柏油马路上一开一合，上面的盘龙花便一显一隐。
马路的路面，在路灯的映照下十分光滑，不过不是镜面那样的光滑，而是布着细细的柏油的颗粒，好像起着绒头，将光吸进去。所以很柔和。不知是不是因为地球形状的缘故，当然，更可能是为了雨天防止积水的缘故，路面呈现出弧度。在灯光下，看得最清，因为光顺着受光面的弧度，均匀地稀薄下来。行道树虽然落了叶，可因为悬铃木树干比较浑圆的形状，以及树干上图案式的花斑，所以并不显得肃杀，而是简洁和视野开阔。冬天的马路，也比较少人，但也并不因此寥落，反是安宁得很。我们这两辆三轮车驶过马路，三轮车上载得满满的。前面是爸爸和妈妈，带着一部分包裹。后面是保姆带着我们，和另一部分包裹。保姆抱着我，姐姐抱着她的娃娃。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家庭出行。路灯照耀着，大人和孩子的脸上都罩着暖色调的光和影，偏黄，对比柔和。风，自然有些料峭，可江南的风，究竟又能料峭到哪里去呢？倒是使空气干爽了，驱走了一部分的潮气。不过，我们孩子的表情，多少是严肃的，脸绷着。夜间出行，总使我们感到不太寻常。车夫稍稍压下的双肩，由于用力，一耸一耸的起伏。到拐弯的时候，便直起上身，伸出一只手臂示意着，慢慢地拐过去。这姿势有一种优雅。我们驶过了一些马路，在一座大院跟前停住了。 这是一座方形的建筑，样式有些接近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它显然是在建国以后造的，和这座城市的殖民风格的建筑，还有那种生活气息浓厚的民居很不一致。在这些姿态旖旎的旧建筑中间，它显得格外严肃，难免有一些乏味，但也包含有一种北地风范，“质”的风范。它的院子大而且平坦，使得周围的路灯照耀不到中间，就变得暗了。这也是有一股威势的。我们这一伙携儿带女，大包裹小行李的人，在这里躅行 ，看上去多么嗦和拖拉呀！
我们终于走过院子，走进大厅。大厅也是广阔的，却很明亮，而且非常暖和。周围都是军人，穿着军装，个个精神。不像我们，穿得那样臃肿，身后还跟着一个梳髻，穿斜襟棉袄的苏北女人，我们的保姆。人们都在说话，同时大声地笑。可是声音在高大的穹顶底下消散了。而到了新环境里的我们，又都有些发傻，回不过神来。人们就好像是在一部没有放映好的电影里，只有动作，没有声音。但画面却是如此清晰，人们的表情相当鲜明。他们笑起来，眼角处的褶子，还有嘴角一弯一弯荡开的笑纹，都丝丝可辨。有一个军人，走过我们，在我头顶上胡噜了一下，我都没有回过神来。转眼间，我们已经进了电梯。然后，在走廊中间的一扇门前停下了。
门开了，我们看见了我们熟悉的人。顿时，一切就都有了声音，活了起来。我们从方才一路陌生的窘境中摆脱出来，恢复了知觉，甚至比平时更要活跃。大人们也很兴奋，七嘴八舌的，顾不上管我们。那两个保姆呢，她们会心地不出声笑，互递眼色，一边却忘不了她们的职责，替我们脱衣服。房间里更热，简直成了一个蒸笼。因为内外冷暖相差，便积起雾状的水汽。人看上去，都有些模糊。我们很快就被脱得只剩一件衬里绒衫，可底下却还保守地穿着棉裤。这就使我们的样子十分奇怪，就像一只钻出蛹子一半的蛾子。可这已经够解放我们的了，我们身手矫健极了。我们捂了许多日子的身体上，散发出一种酸乳的腥甜的气味。小孩子的体味其实是比大人更重，他们的分泌系统还没有受损伤，所以 很卖力地工作着，分泌出旺盛的腺液。同时，他们又是被捂得特别严实。那气味呀，简直翻江倒海。
这是一个套房，但并不大，我们就在外间活动。为了谈话方便，大人们将两张书桌在房间中央，拼成一个大桌子，放上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玩的东西。地上铺着地毯，所以，我们孩子又在地上摆开一摊。我们在地毯上打滚，爬行，追逐，上蹿下跳。我姐姐和他家的男孩，由于是同班，就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他们甚至不用语言，也能互相了解，沆瀣一气。他们一对一地，具有暗示性地笑，很快就笑得倒抽气。而我被他们排除在外，心情变得激愤起来。于是，在他们笑得最热烈的时候，便哭了起来。这样，就招来了大人们。他们一致认为是那两个大的不好，分别斥责了他们，使他们转笑为哭，以泪还泪。如此这般，我们三个一人哭了一场，势态均衡，这才归于平静。
两个阿姨在洗澡间里擦洗澡缸，同时叽叽哝哝，不晓得有多少知心话。我们几个则伏在窗台，看外边的夜景。不远处的中苏友好大厦，顶上的那一颗红星，在夜空里发亮。大厦的轮廓就像童话里的宫殿，宽阔的底座上，一排罗马廊柱。第二层，收进去一周，壁上环着拱形的巨窗。再上去一层，再收小一周。逐渐形成巍峨的塔状。大厦底下，有喷泉，虽然在平常日子里不开，但喷泉周围宽大的大理石护栏，看上去就已经相当华丽。有了这座宫殿，四周都变得不平常了，有一股伟大而神奇的气息笼罩在上空。街道上，静静地驶过车辆，在方才说的，弧度的街面上，灯光聚集的带子里行驶，车身发亮。我们感受到静谧的气氛，也因为刚才都哭过，心底格外的安宁。这一刻，大人们没注意到我们，他们热烈地谈着他们的。这时候，他们要比我们吵闹得多，也挺放肆的。
楼下院子里有时会进来一辆车，缓缓停在大厅门前。其余大多是没有动静。院子门口那两个持枪的哨兵，好像两座雕像，一动不动。有两辆自行车从前边的马路上骑过，骑车人压低了身体，猛蹬车的样子，表示外面起着大风，气温相当寒冷。而我们这三个，热得涨红了脸蛋，汗把头发都濡湿了，一绺一绺粘在脑门上。大人们终于想起我们来了，于是，一个接着一个，被捉进去洗澡。每一个人被捉的时候，都尖声叫着，同时，疯狂地笑着。我们家的这个阿姨，是个对孩子有办法的女人，她一下子就逮住一个，三下五除二地剥去衣服，摁在澡缸里。她做什么都干净利落，且不动声色，很得我们父母的欢心。可我们都怕她，只有在父母跟前，晓得她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才敢同她混闹一闹。她的名字叫葛素英，长了一张鹅蛋脸型，照理说是妩媚的，可她却不，而是有些凶相。她的男人有时从乡下上来看她，她也不给一个笑脸，尽是骂他，尤其在他吃饭的时候骂他。葛素英和我们一同吃，却不让他上桌，而是让他在灶间里吃。这个嗜赌的男人，坐一张小板凳，捧一个大碗，头埋在碗里，耳边是女人毒辣的骂声，匆匆地咽着。他住了几天，葛素英就骂了几天。最后，要走了，葛素英从贴身衣袋里摸出手绢包，打开，数出几张钱递给他。这时候，她的眼泪流下来了，可是，一点没有使她变得软弱。现在， 澡缸里的蒸汽熏着她，她的脸也红了，用刨花水抿得又光又紧的头发起了毛，松下几丝散发，贴在脸颊上。而且，她笑着对付我们。这到底使她温柔了一点。
我们终于一个一个地洗了出来，好像剥了一层皮。经过肥皂水的浸泡，用力的揉搓和清水冲洗，全身发红。而我们的喉咙，也都因为尖叫和狂笑，变得嘶哑了。洗干净的我们，被大人揿在椅子上，再不许下地了。他们让出桌子的一角给我们，让我们玩些文雅的游戏。于是，我们便打牌。
这副扑克牌是事先就准备好的，是一副旧牌。纸牌的边上，都起了毛，但一张也不缺损。我们只会打一种牌，抽乌龟。这副牌，在我们手里抽来抽去，不知道抽了有几百遍，就是这么抽毛的。“抽乌龟”的玩法，是这样的：先要剔去大怪和小怪，这两张不成对的牌。再在桌底下抽走一张牌，倒压着，谁也不许看。如此，牌里就有了一张落单的牌，这就是“乌龟”。然后，发牌，各自理牌，成双的牌都扔掉，只剩单的。这样，游戏就开始了。打牌的人依时针方向，从对方牌中抽牌。抽到的牌倘若能与手中的某张牌对上，便扔掉，反之，则留下。周而复始，最终就剩下那张落单的牌。握住此牌的人，就做了乌龟。这是一种完全凭运气来决定胜负的游戏，可正因为此，就很刺激。我们一打上手，就打个没够。而且，越打越认真。
大人们也先后洗了澡，两个保姆再接着洗。她们很神秘地，把卧室通向外屋的门关上。于是，无论洗澡间里的水声，还是她们的私语声，全都听不见了。大人们的谈话也进入一个比较平静的阶段，轻声细语的。总之，这时候，房间里很静。中间来过一次服务员，送来开水，还问需要不需要什么别的。然后轻轻带上门走了。就这样，他们大人在那半张桌上说话，我们小孩子在这半张桌上抽乌龟。我们三个，每人都做过几轮乌龟。牌局渐渐有些紧张，便也沉默了。
现在，我姐姐又脱手了。比较起来，她当乌龟更少一些。也可能只是看起来这样，她比较不那么在乎当不当乌龟，就显得比我们轻松。她甩出最后一对牌，就走开去，又吃又喝，不再关心结局。于是，就剩我和男孩较着劲。我们一来一去地抽着牌，这时候，“乌龟”不是在他手上，就是在我手上。可是，这一回，我的运气很好，抽到的总是成双成对的牌。看起来，“乌龟”很可能在他手上。很快，事情就要见分晓了。轮到我抽牌了。我手上只剩下一张牌，他呢，有两张。谁做乌龟，就看这一抽了！两位保姆已经出了浴室，卧室的门重又打开。她们穿戴整齐，洗好的头发重又紧紧地盘了髻，双手相交地放在膝上，坐着，就像两个淑女。除了脸色更加红润，就和洗澡以前没什么两样。
这个男孩是个多病的家伙，他奇怪地对一切事物过敏。有一回，他吃了几口酒酿，竟也醉倒了，身体软得像面条。而我宁可相信这是他在装疯，因为他也是很会来事的。可是这时候，他变得严肃了。像他这样一个机敏的人，总是有办法化险为夷。这一次，却难说来了。事情就在眼前，也不由他做主，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他的两只手握着这两张牌，毕恭毕正地端坐着，等着我抽牌。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牌，尽可能做到面无表情，让我很难猜测到左边的这张是乌龟，还是右边的那张是。这对我也是一个困难的时刻，非此即彼，我必须做出决定。大人们在柔声细语地说话，保姆们竖起耳朵听着，也不管听懂还是不懂。姐姐悠闲地坐在椅上。她的坐姿很不好，上半身完全瘫在椅面上，好像不是用屁股坐，而是用腰坐。可是没有人去管教她。
我的手伸向他去，试探地摸着其中的一张。这时候，他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简直是神至心灵，我捏住那张牌就抽。可是，却抽不动，他双手紧紧地握住牌。我再抽，他还不放。他的眼睛始终看着牌，脸上做出若无其事的表情，可就是不松手。他握牌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谁也没有看见这一幕，都在忙自己的事。我们相持了很久，这张牌终于禁不住了，拦腰断成两截。一截在他手里，一截在我手里。我
“哇”一声大哭起来，惊动了大人。他们围拢过来，看见的是两截断牌，便以为我是因为犯过失才内疚和害怕地大哭。他们纷纷安慰我，没关系，不要紧，不怪你，诸如此类的话。而我又怎么能说得清个中原委？无尽的冤屈哽得我气也喘不上来，只有更大声地哭，踢腿，蹬脚。几个大人上来一起按我。而我竟还能透过泪眼，注意到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男孩将手中剩下的那张“乌龟”混入牌中，一下子无影无踪。
这一个晚上，是在睡眠中结束的。是场大哭之后，聚会达到高潮。洗澡，受热，疯玩，笑和哭，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于是，我立即睡熟了，终于没能坚持到底。后来，他们又玩了些什么，玩到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回家，一概不知。至于那张牌，因为没有人提起，我便也没有机会辩解，事情不了了之。那时候，有很多次这样的聚会，都是在不知觉中结束了。
　
喜宴
天下着细雨，是春雨，小岗上有人家要娶亲了。上午遣人到这贴邻的大刘庄来请，来请谁呢？请知识青年。小岗上是个小庄，只一个生产小队，大刘庄则有七个小队，第九个小队在大刘庄那一邻的小鲍庄，合成一个生产大队，叫大刘大队。知识青年都下放在大刘庄的生产队里，因为天下雨，没出工，坐在当门，看门外的烂地发呆。娶亲的是学校的老师，高中毕业生，年纪已经不小，有二十六了，这在乡里，早已过了婚娶的年龄。他为什么耽误下的？先是为了挑个好的，挑好了，又要“谈”一段，互相了解，所以才晚了时辰。这老师长了一张方脸膛，浓眉，大眼，方下颏，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凹槽，嘴略有点此地人说的“妈妈嘴”，但不是太典型，正好使他笑起来带了点孩子气。他家还有个妹妹，长的也是他这样的。兄妹俩虽然是跟了一个干瘦的寡母生活，但身体都健壮，血气很旺的样子，可能是随他们早逝的父亲的遗传，并且都读了书。他们的寡母很骄傲地说，大刘大队就数他家的一儿一女最俊俏。现在，儿子又要娶亲了。
知识青年总共也不多，十一个，一个县城来的又回家去了，剩下十个，正好一桌。他们和这位老师并不熟悉，因为老师是小岗上人，又不下地，偶尔在村道上遇到了，彼此都矜持地点点头，就走过去了。看上去，老师比知识青年更像是城里人。
他穿得很整齐，口袋里插着钢笔，手里捧一叠课本，夏天脚上也很讲究地穿着鞋袜，冬天是一件驼绒长大衣，开着怀，手插在大衣两边的斜插袋里。只是无论冬夏，他都爱戴一顶单军帽，有檐的，戴到齐眉。这是“文化革命”前期的装束，虽然城里也还有青年戴军帽，但却是浪荡的风格。或是歪着，或是将帽顶掐出边，有些像电影里“国军”的军帽，流露出红卫兵运动进入低潮时期的颓废情绪。像他这样毕恭毕敬的戴法，却是透出了土气。还有使他像一个庄里青年的，就是吹笛子。下学以后，他横着一杆竹笛，一边吹一边在小学校前面的田间小路上信步。笛声悠扬，他的身姿也很悠闲，这就有了一种牧童唱晚的情调。小学校是在村庄背后，人称“家后”，与村庄相隔有一片农田，单独的一排五间房屋，靠着进县城的大路，显得有些寂寥。庄里绝大部分农田，又都在南边，这里多少有些人迹罕至。较常见的是大路上赶路的人，匆匆走过。或走路，或赶了驴车，驴脖下拴的铃铛，叮叮地响，清脆得很，又旷远得很。学校里还有位女老师，已经成家，五间房屋里有一间就是她的。男人又是在公社，一到星期天就走了，有时下了课也走。小学校就更显寂寥了。
他呢，又是深居简出的，极少到大刘庄来。大庄对小庄难免有些歧视，小庄呢，也有着自己的尊严。所以，除了在小学校，他就是在家中。家是很旧的三间土坯屋，低矮而且黑暗，真不知道怎么会长出他们兄妹这样两个俊俏的青年来。他住东头一间，寡母和妹妹住西头一间，中间是堂屋，迎门墙下的条案上放了他父亲的牌位。
他的房间是很少有人进去的，却有一个常客，几乎每天吃过晚饭就来了，两人便扎进了他的房间，说话，或者奏乐。他吹笛子，客人拉二胡。这个常客也是小岗上人，比他低两级的同学，因为成分不好，富农，所以回乡来只能务农，并且，至今没说上媳妇，也过了此地的婚娶年龄。这位学友极聪敏，拉一手好二胡，而且会作曲。
因为大刘庄上知识青年里有一个是爱文学的，所以时常去请那青年写歌词，这样，就和知识青年有了往来。今天，学长娶亲，遣去请知识青年赴喜宴的，就是他。
因为下雨，这学友就踩了一双大毛窝，既是防滑，也是取暖。春寒，加上雨，天阴冷得很，是那种不提防的沁骨的冷。他踩着毛窝，左一划拉，右一划拉，来到这些知识青年住的地方。他们散住在各处，有的在人家里，有的是自个儿单住。他穿了一件单衣，脸冻青了，却很欢喜，笑着说：请你们赏脸呢！他因是下地做农活，所以脸色比较粗糙，头发也蓬乱，这时淋湿了，就贴在额上。他长了一张瓦刀脸，牙有些暴突，是称不上好看的，但很奇特的，他倒不土。这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开放的气质。他的眼神，说话，表情，都是镇定，从容，愉快，开朗。尤其他笑起来，嘴几乎裂到耳根，这张不好看的脸一下子显得生动起来。他的口音也和乡里人有所区别，虽然也是乡音，可又不完全是，这可能与他的措辞有关，比较文面，却不刻板，还相当风趣。他的嗓音也是一个原因，有些哑，但不是嘶哑，而是有些雄浑的，是种有内力的男声。总之，这一切合起来，甚至使他有了些魅力。他要比他的学长放松和自如，这是因为有自信，虽然无论境遇，还是个人条件，他都远不如学长。现在，学长娶亲了，他还没说着媳妇。很多次相亲，都是无功而返。
知识青年受到邀请，都有些茫然，这个老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由于受到这个邀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来自于不同城市的知识青年便也纠结在一处，讨论要不要去。有知识青年的房东就说：既来请了，就一定要去，并且不能空手去，要带礼金。礼金的标准是，一人两元，可带小孩。房东又与他们解释：虽然你们在城里，老师在乡下，但都是上过学，读过书的，也可称得上同学，所以他才请你们。
于是，大家便决定去，房东又让在他家寄住的那个知识青年带上他家的一个男孩，一同去了。这男孩大约是五六岁，看上去还更小些，却很老练地双手插在袖筒里，穿着小毛窝的脚，稳健地岔着泥，走在穿了胶鞋，打了雨伞，歪歪倒倒的知识青年前面。一到地方，就不见了人影。只见门前有一群孩子在细雨中玩耍，都是大人带来吃酒的，想是混入其间。天很暗，又下雨，这些孩子看上去都差不多。
他们进了屋，黑洞洞的土坯屋里，依墙坐满了吃酒的人。里间屋是女眷，外间屋是男客，统是袖了手，也不怎么说话，有些拘谨，又有些严肃，耐心地等待着开席。他们这一伙人，并不分男女，挤坐在当门，看着人们忙乱。门前院子里张了油布，做一个大篷，底下放了案板，等着上客。阴着的天，被油布一衬，又有些发黄。
油布有些破绽，不晓得使过多少婚丧嫁娶，有碰碎了的雨点洒下来，碰巧溅到脸上，冰凉的，就缩一缩脖子。老师的学友是指挥，在细雨中划动瘦长的四肢，佝着背，跑到东，跑到西。做新郎的老师只偶尔地露面。他的骆驼绒长大衣里面是新哔叽呢的制服，口袋上还别了一朵红绒花，军帽则换了蓝呢帽。他脸膛更红了，嘴抿着，想不笑，又做不到，嘴角就一动一动的，看上去就更孩儿相了。他出来和知识青年招呼，刚说半句话，就叫他的学友喊走了，去决定婚仪中的一个什么细节。
天阴，看不出时辰，但凭经验，已是午后。这样的雨天，乡里人家都是吃两顿，头顿吃过，现在都感到肚饥了。不时有女眷从屋里走到门前，看自家带来吃酒的孩子有没有走远，要不就喊一声，把孩子喊到身边，一起坐着，等着开席。孩子坐一会就坐不住了，乘大人不留神，再跑出去疯。那知识青年带来的房东家的男孩倒是反过来。有两次走到屋内，看带他来的那名知识青年还在不在，就又走开去玩。屋里更暗了，有人垂着头在打盹，发出了鼾声。这土坯屋里样样都是暗的，只有做了新房的，老师那间东屋的门上，新贴的一个“喜”字，红艳艳的。来吃酒的人都穿戴过了，男的大都戴着呢帽，女的呢，至少是换了衣服，头上蒙了方巾。只是脚下的一双鞋，都沾了泥。惟有当门的一伙，邋邋遢遢。知识青年大都是颓唐的，而且故意地强化他们的颓唐，表示着对命运的不满。他们穿得相当糟糕，却是带着些戏剧化的，比如其中有一个，穿一件剥了蒙袄褂子的棉袄，扣子都掉光了，就拦腰扎一根松紧带；还有一个眼镜脚断了，用一根线挂在耳朵上；一个剃了光头；另一个则几个月不理发，头发盖到了脖颈根。女生略微好些，比较要面子，不肯落拓相，可那神情却是苦闷的。她们想的比较多，年龄的逼迫也更严峻。她们平时就不大开心，此时看着别人嫁娶，难免就有一些感触。所以脸都是绷紧的，含着些抵触。他们这一伙坐在当门，给这喜宴带来一股不协调的气氛。
新娘不到，喜宴便无法开席，此时至少也是午后两点了。有一些消息传来，说是新娘的兄弟拦住了，要新郎亲自登门去接，新郎这才起身。新娘家在邻县的枣林子，这么走去，好天也须一个半小时，莫说这样的天。这是给新郎颜色呢！因为他老不娶，老不娶，却要谈，谈，谈。怎么不再谈了呢？怎么就要娶了呢？这时候，新郎那学友划船似地从门前泥地里划过来，对着当门的一群知识青年说：饿了吧，都怪新娘子！说着就哈哈笑着过去了。学长娶亲，他那样高兴，他自己娶亲呢？
他什么时候才能娶亲啊！有时人们在地里做活，远远看见他和他那富农老子从高高的坝子上过去，就说他是去相亲。傍晚，消息就传开了，去相亲却没相成。他那富农老子身板比他高大，也更挺拔，脸膛也要方正，但中间那一条却是凹的，身材虽高大，却是阔扁的，一眼便知是他的老子。他的老子，看上去还不如他吃的苦多，所以就显得不老，也好看一些。穿得很齐整，态度文雅，并且有些新派，是那类见过些世面，受过新思想影响的乡绅的样子。不过，还是没儿子看上去聪明。
既是新郎才起身去接人，那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才可开席，别人倒没什么，反正下雨出不了工，知识青年却有些不耐烦了，脚也坐硬了。他们纷纷起身，跺着脚，跨出房门，去四处转转看看。那房东家的孩子一看带他来的大人要走，就有些急，高声叫：小×，你不吃酒就走？他想，他要是走，那么自己没得人带了，也只得走了。那小×说了声：还来。他才放下心，继续在孩子堆里疯。这小岗上是个小庄，平时大都没来过，或者只是走过，几大步便跨了过去。这时候看看，便觉着是个贫瘠的村庄，几乎没有青砖房子，连半截青砖的都少见。台子也修得不整齐，房屋便挤簇在一堆，在这雨雾和泥泞中，看上去都是快倒的样子。树也不多，井呢，有那么一口，井沿铺了些碎砖，不像大刘庄，全是青石板的井台。走了一圈，并没看到什么有趣的，便又踅了回来，站在院子里，看孩子玩耍，听几个老人说，如今的喜事没了吹打班，便不像喜事了。锅屋里外都是请来帮忙的女人，光是借来的碗碟就有几箩筐，肉和鱼都剁开了，粉条子泡在大木盆里发。那老师的寡母，今天要做婆婆了，头上竟也戴了一朵红绒花，拐了小脚里里外外地忙。他妹妹倒是穿得还不如平日鲜亮，脸上的表情也有些悻悻的。她一头扎在锅屋里，专事烧锅，并不出来接客。平时是很会说的嘴，今天竟锁上了，好像要给新嫂嫂来个下马威似的。
时辰已经到下半晌了，阴着的天倒开了些，北方才有了天光，但也是近晚的天光。估量着差不多了，新郎的学友便开始往树杈上挂炮。几千响的炮抖落下来，总有些散的，于是小孩子就有了事做，纷纷去抢那些散炮，然后借了老汉的烟袋，哔哔剥剥地放。本来等恹了的，这时又有了些零星的喜气。再接着，就有人跑来传话，说新娘子来了，坐着牛车，已经到了坝子下。从这话到听见牛车的木轱辘在泥里吱扭，又有大半个时辰。知识青年又进了屋，坐在当门。因等得又饥又厌，一个个木胎泥塑般地发愣。外面哗哗然的，也没兴趣去探个究竟了，只是低着头，抖着脚等饭吃。
外面闹嚷着什么呢？闹嚷着地太烂，要脏了新娘子的新鞋。新娘子脚上是一双黑平绒横搭绊的鞋，里头是尼龙花袜。于是就要新郎背新娘子进洞房。也是等得太久，要闹出些花样，才甘心。新娘子起先不肯，架不住众人起哄，尤其是新郎的学友，高声大气地说理，只得叫背了。一上新郎的背，新娘噗哧一声笑了，众人又是哗然。这她就再不肯抬脸了，将脸埋在男人的背上。只看见一头乌油油的短发，头顶圆圆地挑了一个箍，别了个红夹子。众人拥着背了新娘子的新郎，轰轰地进了房。
外头炮响起了。这时孩子们分成了两拨，一拨进新房被里被外地乱搜，搜出红蛋，花生，糖块，还有烟卷。另一拨则在屋外地上满下找没炸开的散炮。那跟了知识青年来的房东的男孩，看来是老于此道。他先冲进新房翻腾，翻腾出了成果，再返身出屋。此时炮正放到高潮，散炮和着碎纸，四下乱溅。于是他就有了双重的收获。
屋里屋外开始摆宴，人们抖擞起来。女眷们都出去喊自家的孩子，喊到身边跟着，准备入席。新郎的学友又进来了，对着知识青年报告：新娘子爱笑。对新娘子那一笑很欣赏，很高兴的样子。这是这一日娶亲里，画龙点睛的一笔。说过后，他又兴兴头头去忙了。喜宴终于开席了。
那房东家的男孩，早已进了屋，贴着带他来的知识青年的大腿根站着，到入席的时候，便挤挨在他的身边。凡小孩都是没座位的，小的，坐在大人的腿上，大的，便挤挨了站着。等上菜的时候，大家都沉默着，气氛略有些紧张。这时，饭菜的香气已飘了起来，一桌一桌地挨着上了。最先上来的是四喜丸子，然后是萝卜肉块，再后是鱼，豆腐，粉条，白菜，馍馍是小麦面的，男人的席上还有酒。席上的人们一阵埋头，只听一片稀哩呼噜的吃喝声，有孩子东张西望，大人便朝他头上一筷子打去：龟孙子，快吃！于是孩子赶紧埋头快吃。知识青年这一桌还是排在当门，也有酒。那孩子不晓得是第几回吃酒了，一只手稳稳地捏在筷头上，直伸向最远处的肉碗，满满地挟回来，用馍馍接住，一点都不洒落。吃得又快又好。这时候，无论有多少玩的疯的，也吊不走他的一点兴趣。桌上的菜，有一小半是被他扫走的。
两个女青年，因是饿了，还吃得多些，那些男的，兴头却在酒上，还猜拳。新郎特意过来敬了酒，由他学友陪着。到底和新郎有些生分，何况新郎还端着点架子，所以便客客气气地。倒是逮住了那陪来的，一阵纠缠，硬要讨他的喜酒吃，虽是他的软处，他却一点不嘴软，反过来问他们什么时候有喜酒吃，这里的喜酒就又有一层意思，还是指他们上调回城的喜事。乘着酒，彼此都有些发泄，可到底因为是吃喜酒，并不认真，所以就不伤和气，嘻嘻哈哈的。新郎的学友，伏下身，悄声又说一句：这新娘子咋样？爱笑。对她那一笑印象犹深。
新娘子在屋里，再没露面。有人去看，屋里挤了人，有娘家陪来的，也有这头陪着的，满满当当。新娘子坐最里头，又低着脸，头发挡着，看不清，就觉着她是在“吃吃”地笑。
等了近一天的喜宴不到半个时辰便结束了，每一桌都是风卷残云的局势，连一点馍渣渣都不剩，盘里碗里都是见底的。远路来的开始走了，知识青年那一桌呢？
也差不多了。剩了些馍馍头，还有些残羹剩汤，酒喝干了。一个个走起路来都有些歪，说话舌头也大了。屋里点了灯，是油灯，把窗上的喜字映了出来。新郎从把新娘背进房里，就没再进过屋，怕人笑话起哄，只站在门外同人说话。见知识青年要走，又特地送到路上。那房东家的孩子，有些吃撑了，加上疯了一日，这时已经睡成一滩泥，由那知识青年背着，回家了。
一个月以后，这伙知识青年中的几个，派工到东边挖一条干沟。歇歇时，要喝水，就想起吃过喜酒的这家老师，便奔了去。这天太阳很高，明晃晃的，树又绿了，小岗上显得光亮了些。老师家那三间土坯屋前，用秫秸拦了院子。老师在小学校上课，妹妹下地了，只有那寡母和新媳妇在家，见他们来，就招呼进屋坐，临时烧水沏茶，又捧出落花生。花生里还掺着枣子和一些碎红纸，是办喜事那日余下的。这回，这几个知识青年看清了新娘子。黑红的鸭蛋脸，眉眼特别浓，果然爱笑，笑起来又非常大方。知识青年等水烧开了，喝了茶，吃了花生，聊了天，在婆媳俩一片热忱的留饭声中，告辞了出来。
　
小城之恋
　　小小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了。在一个剧团里跳舞，她跳“小战士”舞，他则跳“儿童团”舞。她脚尖上的功夫，是在学校宣传队里练出来的，家常的布底鞋，站坏了好几双，一旦穿上了足尖平坦的芭蕾鞋，犹如练脚力的解去了沙袋，身轻似燕，如履平地，他的腰腿功夫则是从小跟个会拳的师父学来的，旋子，筋斗，要什么有什么。下腰，可下到头顶与双脚并在一处；踢腿，脚尖可甩至后脑勺，是真功夫。这年，她只十二，他大几岁，也仅十六。过了两年，《红色娘子军》热过去了，开排《沂蒙颂》的时候，有省艺校舞蹈系的老师来此地，带着练了一日功，只这一日，就看出他们练坏了体形，一身上下没有肌肉，全是圆肉，没有弹性和力度。还特地将她拉到练功房中央，翻过来侧过去的让大家参观她尤其典型的腿，臀，胳膊。果然是腿粗，臀圆，膀大，腰圆，大大的出了差错。两个乳房更是高出正常人的一二倍，高高耸着，山峰似的，不像个十四岁的人。一队人在省艺校老师的指拨下，细细考察她的身体，心里有股不是滋味的滋味。她自然觉着了羞耻，为了克服这羞耻，便作出满不在乎的傲慢样子，更高的昂首挺胸撅腚，眼珠在下眼角里不看人似的看人。这时候的她，几乎要高过他半个脑袋。他的身体不知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再生长，十八岁的人，却依然是个孩子的形状，只能跳小孩儿舞。待他穿上小孩儿的装扮，却又活脱脱显出大人的一张脸，那脸面比他实际年龄还显大。若不是功夫出色，团里就怕早已作了别样的考虑。　　两人虽都算不上主角儿，却都勤于练功。一早一晚的，练功房里常常只见他们两人。大冷的天气，脱得只剩一身单薄的练功服，不用靠近，便能互相嗅到又香又臭的汗味儿和人体味儿。他的味儿很重，她也不比他轻。似懂非懂的同屋的小女孩儿便说她有狐臊臭，都不愿与她床挨床住。她不在乎，还想：“狐臊就狐臊，你们还没有呢！多有人没，少有人有的东西，才是真正稀罕呢！”想归想，心里总还微微地有些难过，有点自卑。岂不知，那与狐臭是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人体味儿稍重些就是了。间或，练到一半会立定下来，喘一口气，互相看看，吸吸鼻子，她便好奇了，说道：“咦，你身上有西瓜味儿。”他便侧过头低下脸，抬起胳膊朝腋下嗅嗅，笑道：“我是甜汗儿，夏日里蚊子最好吃我。”可不是，白生生的皮肤上，这里那里全是褐色的小疤，夏天里留下的，再褪不去了。随后，他则惊讶地说：“你身上可是有股蒸馍味儿！”她也抬起胳膊嗅嗅腋下，回答道：“我是酸汗儿，蚊子不吃。”果然是光洁得连个针尖大小的斑点都没有，黑黝黝的发亮。两人便喘喘地笑，笑过了，再练，各练各的，有时也互相帮着。　　她的胯紧，他便帮她开胯，让她仰面躺在地板上，蜷起两腿，再朝两边使劲分开，直到膝盖两侧各自触到地面。待到她爬起身来，红漆地板上便留下了一个人形的湿印子，两腿蜷着朝两边分开，活像只青蛙。那印子要过一时才能干了褪去。他练着吸腿转，总绕着那人形，转不开去，遇了鬼打墙似的，直到那人形隐在地板宽阔的条子里边，他则期待着再长高若干公分，以为韧带的松紧是关键，便努力地拉韧带。背靠墙站好，请她帮助将绷直的腿朝头顶上推。她推得下力，脸蛋贴着他腿的弯处。他常靠的扶把尽头的那块墙壁，天长日久，石灰水刷白的墙上便有了一个黄黄的人形，独腿的，再褪不去了。她如站在那端的扶把上压腿，看着那独腿的人形，便觉有趣，沿着脚跟朝上瞅，直瞅到腿根。　　这么着辛勤地练下去，他是越练越不长，她则越来越多圆肉，个子倒是很长，离那颀长却甚远。只是依着时间的规律，各人都又添了一岁。　　这地方，是小小儿的一座城，环了三四条水，延出一条细细的汽车路，通向铁道线。最大的好处便是树了，槐，榆，柳，杨，椿，桃，李，杏，枣，柿，水灵灵的碧绿。轮船顺着水下来，早早的就看见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洲，渐渐近了，便看见那树丛里的青砖红瓦，再近了，才听着一阵阵不卑不亢的歌声，是水客拉水的号子。此地人吃惯了河水，一吃机井水便肚疼腹泻，水客做的就是拉水送水的营生。平车上安着柏油桶，桶里盛着河水，随着道路不平的颠簸，溅出水花。河边的道儿，被车轮辗出深深浅浅的沟。无数条沟交错着。车轮从这条沟岔进那条沟，车轱辘在坎儿上硌一下，号子便打个顿，颤音似的，还有着节奏。一颤一颤的刚去远，又有后来的响起，萦绕不绝，与那绿荫荫的树丛常在。轮船却开走了，丢下几十个人，十几个挑子，踩着颤悠悠的跳板，沓沓的走上岸来，走上通向街心的土路。　　城里的街，大都是石块拼成的路，人脚磨得光滑滑的，太阳晒得热烘烘的，透过布底鞋烫着脚心，一身都舒坦了。挑子在肩上颤悠，脚板敲得石路沓沓的响，到了街心，才下了挑子，原来是一挑鲜嫩鲜嫩的韭菜，头刀割下，还带着露珠。　　这一日，城里十户有九户吃的是韭菜馅的扁食，一街的韭菜香。那韭菜挑子闲了，搁进一扎炸果子，悠悠的去了。　　上南边买草的马车“得得”的当街走过，车上张着被单作帆。老马低着头啃吃啃吃的走，身边跑着没有羁绊的马驹子，摇头摆尾的撒欢，四条细长腿跨得老高，一忽儿跑前，一忽儿落后，一忽儿又左右四下的乱走，撞了老妈妈的凉粉摊子，也没计较，谁都给它让道，任它闹去。　　脱落了石灰，露出青砖的墙上，贴了大幅的海报，电影院演的电影，戏院演的戏。电影是一角的票，戏院则是三角；电影是人影儿动，身手很不平凡，戏院里虽是武艺低了几筹，却是真人形的。价钱很公道。到了夜里，都能满场，刚够满的场，正好的。　　到了夜里，街上的挑子走净，店铺上了门板，黑黝黝的一条街，石子路在月光下闪着莹莹的光亮。门闭了，窗关了，过了一阵子，灯也灭了。孩子开始做梦，梦到大了时候的情景，老人却想心事，想那少年时候的光阴，不老不少的男女们则另有一番快乐，黑暗里运动着，播下了生命的种子。来年这个时候，小城里便又有了新生的居民，呱呱的哭着。　　这会儿，是黑漆漆的静。
　　影院里，唯有一块屏幕光明着，活动着人影儿，人影儿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戏院里，是一方戏台辉煌灿烂着，真人扮着假角儿。　　他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是想停也停不了。一旦停了下来，她会越发的圆胖肥硕，而他身上是连一分膘也不敢长的，横里多一分，竖里便更短了一分。他们只有这样苦苦地练下去了。　　其实，也并不是很苦的，甚至还很有趣。她的身材已经到了穿什么都不合适的地步，并且，做什么事情都嫌笨拙，很不自在。只有当衣服一件一件脱去，只剩下一身练功服时，才略微的匀称起来。当她做着日常生活绝不需要举手投足的舞蹈动作，良好的自我感觉便逐渐上升。她对照着前后左右的镜子，心想：以为她丑陋是绝不公平的，以为她粗笨也是绝不公平的。汗珠从她缎子般光滑的皮肤上滚落，珍珠似的。头发全汗湿了，一绺一绺的粘在长而粗壮的脖子上。她的发根生得很低，几乎延到脖子与背脊的交际之处，脖子上的短发湿透又干，全翻卷了起来，太阳照在上面，侧面极像一只绵羊。他也只有在穿着练功服时才显得修长一些，并且能有那么些凡人不及的武艺，身体的短处又能算得上什么。当他要着难度极大的功夫时，心中的感情竟是壮阔的。他将上衣脱了，袒露出极白却粗糙的背脊。他的脸上与周身都起着茂盛的青春痘，犹如吸收了养料总要有出处，不是高，便是胖，他的养料与能源，全部茁壮了这群疙瘩，赤豆似的，饱满着，表示着他旺盛的青春的体力与精力。待到慢慢儿地平复下去，便留下一个个褐色的井似的凹坑，这凹坑尤其布满在背脊上，使那面部背脊极像一块粗糙坚硬的岩石。每一口褐色的井上都溢着一颗硕大的汗珠，通明着。　　出汗犹如沐浴，汗水将身体深处的污垢冲洗出来，一身大汗过后，会有一种极其轻快舒适的感觉。　　只有一间小小的水泥地的小屋作洗澡用，靠着茶炉子，茶炉子紧靠着一口机井，可将掺好了的冷暖相宜的水端进去，搁在一个水泥砌的小台子上，台子下面有一道阴沟，可供出水。　　此外，门后还有一排衣钩，专给挂衣服用，这便是全部了。男女用的都是这一间，倘若门关着，就须大声问道：“有人吗？”　　里面则回答：“有人。”如是女声，男的便止步折头等待，相反也是。否则，里面就拔了插销，闪在门背后，等人进去再关上门。天热的时候，这里是颇拥挤的，为此引起的争端也很经常。而到了冬天，就寥落了。由于是一间朝北的屋子，且没窗户，终日没有阳光，十分阴冷，又没有任何御寒的装置。　　没有油漆的板门开了半扇，裸出被水冲洗得发白的水泥地。如不是还有他俩每日轮流地进去冲洗，留下一摊摊水迹，便更凄凉了。他总是先让她洗，趁着一身热汗，还不至于觉得很冷，可也不敢久留，很快就会觉出逼人的寒气。等她的时候，为了保持身体的温度，他还继续练着，环绕练功房作着大跳，每跳到北边一排窗下，似乎就听到那洗澡房里泼水的声响。眼前不免要现出，水从她光滑、丰硕的背脊上泻下，分为两泓，顺着两根决不匀称的象腿似的腿，直流到底，洇进水泥地里的情景。有一日，因为她从头至尾没有挪动双脚，待他端了水进去的时候，竟看见地上一摊水迹当中，有着一双干干的脚印，是穿着海绵拖鞋的脚印，他凝视着脚印，渐渐从那双脚印上延出了双踝，小腿，膝盖，大腿，一直向上，一整个人形都伫立在眼前似的。不知不觉，一盆水凉了。　　过了一天，他便买了一只苹果绿色的塑料桶送给她，因他记起她曾经抱怨脸盆大小，即使端两盆也不够洗的。一桶水可就多了，他想。大约是水多了，洗得很痛快，从此，湿地上再没有留下干干的脚印儿，脚印儿被水淹了。　　微烫的水，盛在桶里，桶不由得变了形状，提起在手中，变成扁圆形的了。阳光照透了苹果绿的桶壁，将水照成鲜嫩的颜色，冉冉地冒着淡绿的热气。水在她手下颤颤着，进了阴暗的小屋，隐在没有油漆，半朽了的板门后面。屋里极暗，没有窗，也没有灯，只从门下漏进扁扁的一条光线。那桶水却微明着，莹光似的，盈盈的绿着。水是烫手的，干燥挺硬的毛巾迅速地湿透了。她将饱满着热水的毛巾撩到肩上，水直流下胸前和背后，如千万枚针刺在了皮肤上。她“嘶嘶”着，接连地撩着毛巾，朝身上泼水。水，渐渐地浅了，也暗了。这时，她开始穿衣服了。推开门，阳光刺痛了眼，犹如热烈而粗暴的抚摸，她幸福极了。看见汗水淋漓的他依然在作着不间断的大跳，一块稀脏的护膝裹着漆黑的腿，不觉有点怜悯，便慷慨地将桶借他使用。第二天，她提着他还来的桶去接水，却发现那桶用过之后没有涮洗，桶底上有着一些浅灰色的残水，桶壁周围也布了一层浅灰色的颗粒。她正想张嘴骂人，却又止住了，怔怔着。她斜着桶转了一圈，看那浅灰色的水里有着一些微粒，不由揣摩着那是什么，可不会是他身体上的皮屑？她晓得皮肤不仅会沁出油汗，也会有颗粒状的皮屑。并不是灰，也不是土，只是皮肤的微粒。她想到这些，不觉又嫌恶起来，压上一股清水，泼了，再压上半桶，才下手擦洗桶壁，那塑料的桶壁在手掌下，总有些粗糙似的，有一些再也洗不去的东西，摩挲着手心。她捧起每一捧清水，都看得见其中有些微屑，鱼一般活跃地游着，无论房里是多么黑暗。　　这一天，洗过澡。她总有一种没洗净的感觉，背上有些刺痒，就经常耸动着肩背，做出一些不甚雅观的动作。同屋的女孩儿更有些嫌恶她几乎要以为她是长了虱子之类的东西，尽管她是天天洗澡，而她们一个星期才到澡堂去洗一次。　　澡堂是那样的澡堂，和男子的一样，也是在一个大池子里，下饺子似的下进去，烫着。到了下午，那水便稠了似的混沌起来。由于剧团在这城里有着特殊的身份，每个星期六的早晨，在那些乡里人进城之前，澡堂提前为剧团开放两个小时，让演员男女们进去洗澡。她们都自带着脸盆，将水从池子里舀上来冲洗，等她们一个个沐浴完毕，披着湿淋淋的头发，红润着脸蛋，西施浣纱似的将盛了脏衣服的脸盆斜端在腰间，走出澡堂，门口已经候满了脸上巴着眼屎索索抖着的乡里人，仰慕地看着她们，再也无从想象她们皇后般的幸福境遇。　　冬日的下午，街上总走着一些被澡堂的热汽蒸红了脸膛的乡里男人和女人。　　蒸红了脸膛的男人和女人，掮着挑子或挎着篮子，或拉着平车，满足地，急匆匆地走在出城的道路上：一条是通向轮船码头，一条则跨过分洪闸，直朝北而去。傍晚时分，太阳从分洪闸顶上，高高的泥塑的三面红旗后面，渐渐下去，将早已褪了色的红旗重新染红，那便是闸下最喧腾的时刻，平车辘辘地滚过，间着自行车寥落的铃响，女人自家纳的鞋底，踩在盖了薄灰的水泥地上，印上了整齐的抑或不很整齐的针脚儿，赶着日头，一路下去，下到泥路上，脚印儿淹没在飞扬的尘土里了。　　那是干燥的季节，一连三个月没有雨下，大路上起了一寸厚的浮土，埋住了脚面，地里裂了口儿。塘里的水干了，井里的水浑了，坝下大河低了，裸出暗绿的苔藓。落日是火红火红的，落下闸顶之后，却隐在了极远处的一丛绿树后边，变魔术似的，凡是绿树丛处，便是一个村庄，看得到，走不到，犹如海市蜃楼，到了夜极深沉的静谧时刻，却传来了悠长的狗吠。城里的狗不叫，成千上万只猫则沸腾着。是这样的时候，夜夜都叫出尖锐的声音，似哭，似笑，似喘，似叹，激荡着一整座县城，扰得人不能安眠。有那单身的光棍儿，便来不及起床，提起扁担就抡，却是抡也抡不开的，犹如出生就长在了一起。再细瞅，却发现是两条静默的狗。猫儿早已跑散，继续撕肠裂肝地叫。第二日早起，揉着布了血丝的眼睛，首先是咒猫儿，然后骂狗儿，继而抬头看天，并没有下雨的意思，再咒天儿。最后，想起了前面中学校里外边来的一对男女，竟穿了条纹布与烂花的裤子，虽是在屋里睡觉，并不见人，可究竟是裤子，怎能用条纹与烂花布制作，无论如何也是不对的。　　他们辛勤地度过了一个严冬，迎来了干燥的春季，她的身体已经丰硕到了无法再丰硕的地步，犹如早熟的果子，只是不匀称。而他那身体犹如他的意志那样坚定的凝固了，再不长一分。她长成了个大人似的，却依然是孩子脾性，说喜就喜，说悲就悲，喜过即悲，悲过即喜，转瞬万变，却自然得如同夏日的天，并不令人觉得无常和虚假。只是憨得可以。　　逗院里小孩儿玩笑，七逗八逗，逗出那样一句话：“俺爸夜里咬俺妈嘴巴子。”别人听见，心里窃喜，脸上却作不听见，岔了开去。唯有她喜得前仰后合，不知如何是好，非但自己毫不掩饰，也破坏了别人的回避。纷纷红了脸，想要止住她，她则很懂地说：“这孩子什么也不懂。”人们叫她逼得没法子，只得说道：“真是个憨丫头。”她却又极不服气：“其实我一点不憨，什么都了解的。”只有不理睬罢了。随着她日益长成个女人的形状，那脾性则越发地显出稚气与颟顸。　　她依然如小时那样，请求他帮她开胯。这工作于他却越来越为艰难，可他无法推却。由于无法推却，这要求便更加折磨了。她躺在他的面前，双腿曲起在胸前，再慢慢向两侧分开，他再克制不了内心的骚乱了。他喘着粗气，因为极力抑止，几乎要窒息，汗从头上，脸上，肩上，背上，双腿内侧倾泻下来。在他孩子般的形体里，心灵似乎是一种补偿，加快着速度成长，完全是成熟男人的心了。当他为她开胯的时候，他心里生出一股凶恶的念头，他想要弄痛她。便下了狠劲。她不由尖叫了起来，那尖叫如同汽笛长啸，把他吓了一跳，手软了，松开她的膝头。她并拢了双膝，用胳膊抱在胸前，继续叫着，随后便骂，骂出一串男人才能骂的粗话，比如：“我操你。”她完全不懂那真实的含义只当是很有力的袭击，很解气的，却不料反而启发了他的想象，使他越发焦躁，便也回骂了同样的粗话，这却有着确切的实用的含义，她同样的不懂这含义，依然赖在地上不起，抱着双膝，还不是老实的抱着，时而伸直一条，只抱一个膝头。时而伸直另一条，只抱另一个膝头。当她伸曲腿的时候，饱满的腹部与胸部，便十分结实的波动一遍。见他回骂，她越发激怒，越发骂出一串不堪入耳且又逻辑不通的粗话，比如：“我操你姐夫！”他更加激动起来，用加倍粗野却含义真切的话反击。她不再让他说话，一叠声的骂，声音又尖又高，企图压住他的骂声。他的骂声低沉而有力，具有一种缓慢的穿透力。当她自以为胜利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的声音却雄浑地回荡着。这才发觉，他的咒骂一直没有停息，与她并行，犹如乐队里的大提琴似的，虽少有旋律，那音响却永远不灭。她来不及换气，接连的大骂，试图压倒他，他毫不退让，沉着地伴随她的聒噪，直到她声嘶力竭，躺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哭泣起来，他才住口，阴沉沉地注视着她。　　她浑身已经滚得漆黑，两只漆黑的手无所顾忌地揉着眼睛，染黑了泪水，脸上流满了肮脏的眼泪。他忽有些心酸，便提了她的桶，盛满了冷暖相宜的水，叫她洗澡。她不听，依然哭着。由于有了安慰，哭得更加伤心，那伤心也更加真实。　　他只得近前去拉她。她的身体虽是沉重，况且又硬往下坠着，可他却是力大无穷，十分轻易地拽起她来，将她推进洗澡房。　　听到里面插销声响，继而传出夹了呜咽的泼水声，他的心忽而充满了柔情，温存起来。　　水泼在身上，那泥汗剥皮似地褪了下去，她觉着了轻松。
　　眼泪早已干了，只是仍不屈地抽泣，示威似的。而心里却奇怪地充斥了一股温暖，那温暖渐渐地注满了全身，如同被人很亲爱地抚摸。她几乎觉到了快乐，却仍不愿停止抽泣，那抽泣也像是一种安慰了。　　从此，他们不再说话，成了仇人。
　　虽不说话，练功却还是练的，只是不说话了。他练他的，她练她的，自己练自己的，他不帮她开胯，她也不帮他搬腿，各自独立练着。两人都严肃着面孔，过分的认真着，像是进行着一场很重要很庄严的活动。练功房没了他们往日的说话声和笑声，那说笑声在空旷的练功房里，原本是会有些微回声似的反响。如今，只剩了脚掌落地的“嘭嘭”声，回声是“空空”的寂寥，更显得单调了。与这寂静的气氛相反，心里是热闹而紧张的。她心里仍在激烈地与他争吵，用一千一万个她了解与不了解的肮脏字眼骂他。骂过之后，却觉得自己是受了欺侮的，可怜而无助，便十二分地自爱起来。每一举手与每一投足，都是用着既委屈又自尊的态度作着，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作态，却只茫茫地感到练功有了新的目的似的，更富有意义了。那不仅是自娱，不仅是为了长进，似乎还格外的有了一份表演的意味。于是，她练功更比平日刻苦，对自己极为苛求，听任自己的身体由于失败狠狠地摔在地板上，痛得几乎要叫出声，她却忍着，挣扎爬起，再做第二次绝无成功希望的尝试。似乎是为了要使什么人大受感动，而实际上，自己却早已将自己感动得几乎要下泪。这同时，他更是折磨自己，将自己的身体一无必要地弯曲成不可思议的形状。　　他弯下腰，头达到了两脚之间，还不为止，便从两脚间伸出来，昂起来，平视着世界。那身体的路线令人困惑不已，哪是上，哪是下，一时有些迷乱。而他的眼睛经过了一个完整的三百六十度的历程，却更为镇静地看着这世界。历经了两次倒置之后，似乎变了一个状态。他以这样的姿势。可以静静的持续二十分钟。他好像是在恨着自己的身体，有意要惩罚它似的。那身体似乎是在他灵魂以外的，与他灵魂作着对，由他灵魂作着裁决。而他的惩罚由于太过，不免带了一点矫揉的成分。他们各自为了自己也不明了的心情；艰苦卓绝着。　　迎来了入春以来第一场雨。
　　雨是这样下起来的。
　　序幕是一个酷热的七月般的天气，来不及地扒下两件毛衣，却连衬衣都穿不住了。院子里开始出现飘逸的裙子，却还没有走出院门的勇气，只在剧团内部遗憾地招摇着。然后，天却陡然阴了，阴了整整一天，豆大的雨点掉了下来，时光倒流般的凉了。眨眼间，鲜艳的裙裾没了，晾了满院的衣服棉被收了，露出了湿淋淋的水泥地。一处高，一处低，低处汪着水，雨点下在水洼上，敲出一圈一圈水波。这时，已到了黄昏，雨里的黄昏，有些暖暖的凄凉，或者是凉凉的温暖。　　雨从练功房的屋顶上，顺着瓦楞，弯弯曲曲，磕磕绊绊地走下屋檐，转眼，屋檐上就挂了一张水帘。　　家家屋檐上挂了一张水帘，人们半掩着门，倚着那半边门框，隔着水帘，拉着家常，内容不外乎是今春的旱和今春的雨。也说话也吃饭，饭盛在大瓷碗里，托在左手上，右手操着一双弯曲了的白木筷。木筷挑着大米的稀饭，由于放了碱，稀饭呈红褐色，分外的香甜，碗边有一些腌豆子和咸菜，散发出霉烂的气味，那气味闻久了，竟有些鲜美起来。雨，落在碎石地上，竟是那样的响亮，盖住了一切声响，须大着嗓门说话，才能交谈。谁家的门紧锁着，主人还没回来，门口的衣服没人收，让雨淋得诱湿，是一条烂花布的裤子。那烂花由于湿了，便格外的鲜艳起来。　　天又凉了，须穿毛衣，没有毛衣的乡里人，便穿棉袄，棉袄几乎一律是黑色的。雨后的街上，竟有些萧瑟起来。碎石的地面被雨水彻底的洗刷了，黑是黑，白是白，鲜明的好比墨笔描写过的。河里的水涨高了，淹过了布着青苔的河岸，清澄极了。闸下的水泥道也白了，水泥道下的泥路却黑了，那一丛，这一丛的树荫则是葱绿葱绿，那是村庄。哪个村庄里，大雨时死了一个小孩，是下湖割猪菜，蹚大沟时滑了脚。故事传过几里地，被风吹散似的没了。城里人依然夸这雨好，下得及时，滋润了天气，人舒服。乡里人也夸，地里的小麦都绿了。　　他们依然不说话，仇人似的。旁人都看出来了，觉得蹊跷。蹊跷了一阵便习惯了，不再见怪。等到习惯了一阵，却又有点奇怪，因为那敌对的时期终究有些漫长了，其中像有着什么不寻常的缘故，自然不能由他们任意的仇人下去。问她，她不说；问他，他也不说。再问她，由于他们郑重的态度，她不觉也觉着严重起来，态度生硬而又固执。这态度使他们更为重视，以为即将打开她的心扉，更努力地问道。不觉勾起了她的委屈，那委屈因他们的严肃态度而夸张扩大，她便哭了。这一哭，加强了人们的信心，加紧地盘根索底。她则摇头哭道：“我不说，我没有可说的。”这确实是实话，可听起来意味却极其深长。再问下去，她便再没说话，只是一径的哭，且还哭得伤心。那伤心少半是因为委屈，多半则是由于惶惑和难堪，因她知道确实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情形却弄得这样严重，她以为自己是有责任的，因此，还有一点害怕。有了她这个态度，大家至少也满意了一半，再去问他，便也有了理由。他被逼不过，只得骂人了。他咬紧牙关，恶狠狠地骂着，骂些什么，为什么要骂，自己却不明白，觉着荒唐，则又收不住口。大家一径朝他嚷着，勒令他住口，勒令他向她赔礼，究竟赔什么礼，心中都有了数似的。只有他俩不明白，而其实真正明白的也只有他俩。可他俩并不以为自己是明白的，他们只当自己是什么都不明白，大大受了委屈，受了捉弄。被大家拥着，由舞蹈队长捉住他们一人一只手，使劲往一起凑，凑拢了好握手言和。　　他们挣扎着，挣扎得很凶，多少人合力才按住了他们。她哭着，他骂着，因为挣扎不动，气得要命，恼得要命。手终于触到了手，他们还挣着躲闪，而那躲闪却有点做作起来。他们互相触到了手，心里忽然地都有些感动似的，挣扎明显的软弱了。两只手终于被队长强行握到了一起，手心贴着手心。　　他再没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她的肉体了，她也再没像现在这样感觉到他的肉体了。手的相握只是触电似的极短促的一瞬，在大家的轰笑中，两人骤然甩开手逃脱了。可这一瞬却如此漫长，漫长得足够他们体验和学习一生。似乎就在这闪电般急促的一触里，他意识到了这是个女人的手，她则意识到了这是个男人的手。他们逃脱开去，再次见面都觉着了害羞，不敢抬头对视，更不敢说话了。　　因此，他们依然是不说话。不过，这时候的不说话，是得到大伙的认可了，便不再多做计较，由他们去了。练功是照常的练，练得依然艰苦。她拼命地摔打自己，肉体的疼痛给了她一种奇妙的快感，几乎为了这疼痛而陶醉。越是疼痛，越是怜惜自己，也越是不屈不挠。他则是尽力地扭曲自己的身体，将身体弯成什么也不像的形状，这才镇定下来，对自己的严酷使他骄傲。而当他们之中任何一人走开，单独留下任何一人的时候，那种自我折磨的决心和信心便会消散，浑身的兴奋与紧张一下子松弛了。他们这样干自己上着酷刑，原本是为了显示，可惜的是，他们的思想全集中在自己身上，分不出哪怕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注意去观赏对方忘我的表现。他们是白白的辛苦了。他们是为了自己才需要着对方。有了对方在，那艰苦与忍耐才会有快感，有意义。说到究竟，他们还是在向自己显示，向自己表现，要使自己信服和感动。　　可是，年轻而浅薄的他们，自然不会意识到这些，他们只是单纯地乐意练功，练功的时候必须是两个人同在。由于莫名的需要对方在场，他们便建立了默契，如是单独一个人，决不会来练功，只要有一个人先到了场，另一个便不招即来，然后，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轻易的擅自离开。　　三场雨下来，天是一日一日的热了，夏天到了。蝉是从天不明就开始长歌，一直到天黑。烈日晒透了练功房薄薄的瓦顶，热气包围了，从敞开的门窗里涌进。他们的汗水每日都把地板洗刷了一遍，地板渐渐褪了红漆，露出苍白的原色。　　汗水从每一个毛孔汹涌地流出，令人觉着快意，湿透的练功服紧紧地贴住了她的身体，每一条最细小的曲线都没放过。她几乎是赤身裸体，尽管没有半点暴露，可每一点暗示都是再明确不过的了。那暗示比显露更能激起人的思想和欲念。她的身体是极不匀称的，每一部分都如漫画家有意的夸张和变形一样，过分的突出，或过分的凹进。看久了，再看那些匀称标准的身体，竟会觉着过于平淡和含糊了。而他浑身上下只有一条田径裤头，还有左腿上一只破烂不堪的护膝。嶙峋的骨头几乎要突破白而粗糙的皮肤，随着他的动作，骨头在皮肤上活动。肋骨是清晰可见，整整齐齐的两排，皮肤似乎已经消失，那肋骨是如钢铁一般坚硬，挡住了汗水。汗水是一梯一梯往下流淌或被滞住，汗水在他身上形成明明暗暗的影子。而她却丝绒一般的光亮细腻，汗在她身上是那样一并的直泻而下。两个水淋淋的人儿，直到此时才分出了注意力，看见了对方。在这之前，他们从没有看见过对方，只看见、欣赏、并且怜惜自己。如今他们忽然在喘息的机会里，看到了对方。两人几乎是赤裸裸的映进了对方的眼睑，又好似从对方身体湿漉漉的反照里看出了自己赤裸裸的映象。他们有些含羞，不觉回避了目光。喘息还没有停止，天是太热了，蝉则是太聒噪了。　　正午的时分，只有蝉在叫，一街的门洞开着，里面却寂静无声。那午时的睡眠，连鼾声都没了，只有一丝不知不觉的口涎，晶亮地拖在枕畔，似还冒着热气。百货大楼阔大的店堂里是格外的空寂，苍蝇嗡嗡地飞，划着圆圈。营业员趴在柜台上沉睡，玻璃冰着脸颊，脸颊暖热和湿漉了玻璃。偶有不合时宜的人，踟蹰在寂静的店堂，脚步搓着水磨石地，无声地滑行。码头没有船到，河水在烈日下刺眼地反光，一丝不挂的小孩沿着河岸走远，试探地伸脚下水，水是热得滚开了似的。停了几挂拉水的平车，跷起的车板下，睡着水客。　　她想作一个“倒赐紫金冠”，终没有作成，重重地摔下来，地板像是迎了上去似的，重重地拍在她的身下。她接触到温热的地板，忽然的软弱了。她翻过身来，伸开胳膊，躺在地上，眼睛看着练功房三角形的屋顶，那一根粗大的木梁正对着她的身体，像要压下来似的。幽暗的屋顶像是深远广阔的庇护，心里空明而豁朗。顺着黑暗的椽子往下移动，不料却叫阳光刺痛了眼睛，那檐下的日光是分外的明亮，反叫人心情黯淡了，万念俱灰似的。她静静地躺在地板上，时间从她身边流过，又在她身边停滞，院里那棵极高极老的槐树，将树叶淡淡的影子投在窗户边上，她几乎看得见那只长鸣的蝉的影子，看得见它的翅膀在一张一合。这时候，在她的头顶，立了两根钢筋似峭拔的腿骨。腿骨是那样的突出挺拔，肌肉迅速地收缩到背面，隐藏了起来。她将头朝后仰着，抬着眼睛望着那腿，腿上有一些粗壮而疏落的汗毛，漆黑的从雪白的皮肤里生出。她默默地凝视着，觉得滑稽。那腿骨却向她倾斜下来，他蹲在了她的前面，看着她的眼睛，忽然问道：“要我帮你起来？”　　“不要！”
　　她想嚷，不料声音是喑哑的，嚷不起来。她一猛劲，抬起上身，他早已将手挟住她的腋下，没等她坐好身子，已经将她推了站起。她站不稳，他的手却像钳子般挟住了她的腋窝，迫使她站稳了脚。他的两只手，握住了她的腋，滚烫滚烫，身体其他部分反倒阴凉了。这两处的热力远远超过了一切，她不觉着热了，汗只是歌唱般畅快地流淌。等她站稳，他的手便放开了她的腋下，垂了下去，垂在膝盖两侧。她腋窝里的汗，沾湿了他的手掌和虎口，而那腋窝里的暖热，整个儿的裹住了他的两只手。这会儿，他垂下的双手觉得是那么寂寥和冷清。他不由自主地伸张了几下，妄图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没抓住。她站稳了，径直走向扶把，一下一下地踢腿。　　脚尖划着空洞的半圆形，阳光耀眼地挂在脚尖，在空中甩出去半个光圈。她过分突出，突出得已经变形了的臀部活动出丑陋的形状，他十分，十分的想在上面踢上一脚。她觉出他的注视，心里则是十分的快意。他的目光滚热地抚摸着她粗壮的腿，那腿早已失了优美的线条，却是一派天真的丑陋着。　　她无休止地踢腿，韧带一张一弛，又轻松又快乐，不由要回过脸去瞅他。不料他早已走了开去，去进行自己的功课。她顿时泻了气，腿仍是一下一下地踢着，却失了方才的精神。他正劈腿，左右劈成一条直线，身子却慢慢地伏在地上，胳膊与腿平行的伸直，贴在地面，手却握住了跷起的脚尖。他感觉到她目光的袭击，击在他最虚弱最敏感的地方，他情不自禁地一哆嗦，收缩起四肢，蜷成了一团，她的目光早已收回。　　他心灰意懒地蜷在地上，蜷了一会儿，站起身体，重新抖擞起来。他走到她的身边，站住了，努力挣扎了一会儿，不由憋红了脸，喃喃地开口了：“你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　　她没提防他会说话，更没提防说出这种认真的话来，不由也窘了，脚尖慢慢低落，脸也涨红了，回答说：“没什么意见。”还好笑地笑了一声。　　“我们不要这样了。”他说，又补充了一句，“还是应该互相帮助。”
　　“我无所谓。”她说，心里却怦怦地跳着，觉得事情有点不平常了。
　　就这样，从此，他们又说话了。可是，说话的境界似乎还没有不说话的美妙。一旦说话，那紧张便消除了，随之，那一种兴奋；那一种莫名其妙的等待事情发展的激动与好奇，那一种须以默契来交流的神秘的意识，也消失殆尽了。然而，彼此终究是轻松了，要承受那一种紧张毕竟是太吃力，也太危险了。究竟是什么样的危险，谁都不明白，然而那一种冒险的心情，却是谁也都有的。　　他们重又正常地交往了，可却再恢复不了以往那一种明澈的心情，都怀了鬼胎似的，有点躲闪，也不再互相帮着练功了。他们只说话。话说得简短而生硬。他要通知她食堂已经开饭，晚了便买不到好菜，明明是好心的意思，出口却变成警告一般：“开饭了啊！”她则恶声答道：“谁不知道！”她用完了洗澡房让他来洗，口气却如最后通牒：“我可是洗好了啊！”他答应得也很不耐烦：“谁不知道你洗好了！”他们好像不会用别的口气说话了，至于先前，他们是怎样和颜悦色而又自然而然地说话，是谁也记不起来了。这样的恶言恶语，却并不吵闹起来。他们谁也不愿吵了，再不愿像个仇敌似的不说话。好不容易才打破了那尴尬的局面，他们是都懂得珍惜的。可是，那尴尬局面的转变，又使两人心里都有点遗憾似的。他们本以为事情会有什么不寻常的发展，都在颤颤的，怯怯的，等待着。而如今却一切正常了，不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了，或者说，不寻常的事情发展了一点点就截止了，两人的期待都落了空似的，互相都有些奇怪的怨恨。因此他们生硬的口气不尽是做作，而是有一些儿真实的原因的。她常常会莫名其妙地给他白眼，她的眼白因为黝黑皮肤的衬托，格外的醒目，效果也特别的显著。他的脸色则是常常阴郁，布满了乌云似的，由于他苍白的皮色，这阴郁也格外的黑沉，有时竟叫她有些害怕，不敢太对他撒性了。　　不过，他们毕竟是说话了，自从他们彼此开始说话的那天起，两人的练功却都有些松懈，这样的折磨自己失去了意义，他们将改换一种交流和交战的方式。却又找不到新的方式，双方都有些迷茫。在有一段日子里，两人却像是失了生活目标似的，有点无精打采。天又是特别的热。正午的太阳底下，有人在街上的石子路上，摊熟了一个鸡蛋。围了有上百个人参观，头上冒着油汗，惊讶得忘了热，只有小孩为了满头化了脓的疖子，死命地嚎。到了夜晚，太阳落了，吸饱了热气的地面喘不过气来，将那热气一团一团吐了出来，蒸着满街的凉床凉席子。外面和屋里其实是一样的热，热得连蚊子也没有了。一连几日的喘不过气来，后来，天阴了，飘来了雨云，下雨点子了，如能撤退的军队，凉床子凉席子“刷”地不见了，进屋了，大人孩子转眼间睡熟了，如同死过去似的。到了夜半，却又热醒，枕上身下是一摊汗水，浸着身子。撑开肿着的眼皮，只见窗外又是一轮明月，碧晴的天上，云影儿也没一丝。　　城外的庄稼却说长得特别喜人，黄豆绿油油的，出嫩荚子了。乡里老头热得狗似的伸出舌头喘，却还说：“该热的时候使劲热，该冷的时候使劲冷，才是正经的天气。”瓜也长得好，小小的籽籽瓜，三分钱就可买得一个，薄削的皮，鲜红的瓤，乌黑的籽，走街穿巷的叫卖。一早就热得出油，喊了个卖瓜的进院，大伙儿凑了他的筐子吃，吃得肚胀，再让会计销帐，直接往防暑降温费上销。卖瓜的消消停停，坐在伙房边的背阴的走道里，竟也有了几丝穿堂风一得意，就开了讲，讲瓜田里的故事。有守瓜田却捉到男女奸情的，还有大姊妹收瓜贪吃尿了裤子的，种种丑闻恶事。有人去报告了团领导，险些儿扣发了他的瓜钱。他还是便宜，没受煎熬就卖出了一挑瓜，算完了一日的营生。挑着空挑子悠悠地出城。那一路，每隔二里地就有一口甜水井，又冰又凉，喝了好消暑。　　卖瓜的心想，凭啥，街上人就得受这个罪，热热的天，挤住在一堆儿，连个歇凉的树荫地也没有，不凭日头的高低，靠住钟点的做活儿。不过，那城里的姊妹真好，白生生的皮儿，嫩生生的肉儿。那是城里男人福分。　　街上的人可怜的是乡里人，毒辣辣的日头底下，连个躲处也没有，胳膊腿燎起了水泡，一层层的褪皮。衣服也褪了色，从不见身上有一点鲜亮的颜色，活个什么趣啊！就是那瓜好。不解的是县中学里那对夫妇，大热的天，却也紧闭着门，黑夜尚可想象，大白天的却又何必，不成是青天白日的也耐不住了，这可是何等的燥热啊！白里黑里的，却又不见半个崽子下地，女人的肚子姑娘似的扁扁平平，姑娘似的细腰窄腚，姑娘似的细皮嫩肉。　　出了三伏，立了秋，还有十八天的赛火呢！
　　出了赛火的十八天，剧团派人去南边靠大海的大地方的大剧团，学节目。去的都是主演和主力，轮不着他们，他们依然是每日的练功。依然练得不得法。她长高长大了一轮，不长的他看起来就像是缩小了一轮。她觉着自己长得大高大了，身体简直成了累赘。洗澡时，望着自己那对丰硕得奇异的乳房，不由得诧异却又发愁，她不明白它们怎么长成了这样，不明白它们究竟还将怎么下去？她甚至以为是得了什么奇怪的毛病。想到此，头皮都发紧，害怕得想哭。她打量着自己硕大的每一个部分，连自己都有些惧怕。她想她是太大了，而她又无法使自己缩小。处在苗条秀气的女伴中间，她硕大得不禁自卑自贱起来。加上她没头没脑没有分寸的言辞，伶俐的女伴叫她作大憨子。幸而她不是个肯用脑子的人，这一点惧怕与自卑的心情，丝毫伤害不了她的健康。她精力旺盛，胃口很大。夜里，睡进被窝，两条胳膊搂抱着自己，心里对自己是十分的宠爱。然后，便像个婴儿一样香甜，没有一点儿心事的睡着了。睡梦中会咂嘴，咂出很受娇宠的声音。对他来说，累赘的是他心灵的成熟。他的心似乎是熟透了，充满了那么多无耻的欲念，那欲念卑鄙得叫他胆战心惊。他不知道这些欲念来自他身体的哪一部分，如果知道的话，他一定会毅然将那一部分毁灭。后来，有一个夜里，他在不该醒的时候醒来时，忽然明白了那罪恶的来源，他自以为那全是罪恶。可是这时候，他忽然发现要毁灭那个部位是如此的不可能，并且，那些欲念也因这个部位的宝贵而为他珍爱起来。他不明白这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这时候，外出学习的人回来了，穿着样式别致的衣服，提了更新换代的旅行包，走下了轮船，踩上颤巍巍的跳板，一步一步走上了岸。他们两人也去接了，她总是挤不前去，连一件行李也抢不到手，却也一样的激动，一样的热烈。或开路般的走在前边，或压阵似的走在后边，叽哩呱啦地说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谁也不回答，谁也没听见。可是，如没了她和她的聒噪，这迎接的场面便要冷静许多了。沉默的他却走在了中心，由那位跳洪常青或方排长的主演搭了肩膀，一起走着。并不起眼的他，却是这位主演的好朋友，军师一般的地位，从码头回团的路上，那主演告诉他：“有你的角色演了。”　　那角色是双人舞《艰苦岁月》里的小红军，再找不出像他那样矮小而又武艺精湛的演员了。在别的很多剧团里，这角色都是由女演员演的。这角色就像为他而设计的，几乎不用研究讨论，就定了下来。这本就是属于他的角色。一切都顺利极了，只有一件困难，便是那舞蹈里有不少托举，更有很长的一段，老红军须背负着小红军行走，且还要走出健美的舞步，做出刚劲的动作。这时候，方显出他的不利。看上去瘦小的他，却有着令人吃惊的体重。“老红军”背不动他，一上肩便弯了腰，再不可能走出舞蹈的步伐。并且，他们双方都没经受过托举的训练，不会借助巧力而使身体轻便，他只会死死地攀负在人背上，一心的惶惑与抱歉终是无用。当他又一次重重的从人背上跳下来的时候，那人再止不住怨言了：“你是太重了。”　　他红了脸，转而反击道：“你是太熊了！”
　　那人面有愠色，眼看一场冲突就要起来，大主演便出场解围道：“让我来试试。”于是负了他背上走了一遭，走是走了下来，却是喘个不休。接着，旁边的人也纷纷上前尝试，将他在背上背来背去，走来走去，嘻嘻地笑着。他终于捺不住了，挣着跳下地，把身下的人推了一个趔趄，人们这才收敛了。　　这天晚上，他没有吃饭，留在练功房里练弹跳。他知道那最初的纵跳是很关键的，一旦能轻松地上了肩，后边的路程便好走了。如果在上肩时就耗尽了力气，且又调整不好呼吸与步子，就麻烦了。除此以外，他希望自己能轻松一点。不过一会儿她也来练了，像是帮助消食，每顿饭后，她都要练功。这样她才有理由多吃。她是极爱吃的，吃得极多。今天，她新换了一套肉色的练功服，是这回出去学习的人买回来统一发下的。是那些大剧团里正规的练功服，领口开得极低，尤其是背后，几乎裸到了腰际。裤头是平脚的，绷得过紧，深深地勒进大腿根部。　　他忽然很和蔼地向她请求，帮助他排练这托举的一段。由于他久已陌生的温和口吻，更由于她从下午起就憋在心里的那一段愚蠢的撑强心情，她欣然答应了。他先向她交待了动作，不料她站在一边早已将动作记熟，竟做得一丝不差。他便跑去问电工索来录音机和磁带，快转到那个地方，开始了音乐。他上了她的背，她竟不觉得吃力，由于激越的音乐的伴奏，还很快活。他在她背上动作，很感踏实，他没想到她的肩背是那样的宽厚而有力量。他们极顺利地走完了一遍，她只微微地有一些正常的喘息。没等他开口，她便跃跃地说道：“再来一遍。”这回，他们是从头来起，她将老红军的动作全学了下来，做得倒并不难看，尚有激情，到了托举的时候，十分自然地上了肩。她的胳膊又结实又有力。由于她承受的轻松，使他也有了自信，动作大胆了，反倒灵巧了，减轻了她的负担。他们渐渐熟练起来，竟比他原有的搭档更为默契。五遍六遍下来，他们可以一无负担地，轻松自如地去做所有的动作。他们忘记了技巧上的困难，忘记了托举前须作的思想准备。那每一举手，每一投足，犹如他们的本性一样自然，音乐又是那样的激动人心，重复使它更亲切更悦耳。她忘了那角色是一个老红军，只以为就是她自己。他也忘了那角色是一个小红军，也以为就是他自己。每一个动作都是他们自己的动作，出自他们的心愿和本能。他们忘情地舞着，大镜子里闪过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身影迅速地从这一面镜子闪到那一面镜子，他们的身影包围了他们自己，他们竟觉得他们是很美的了。再没有比舞蹈里的自我感觉更为良好的了，况且，还有着音乐。　　当他再一次伏到她背上的时候，嗅到了浓重的汗味儿。他的胸脯感觉到了她厚实的背脊，那背脊裸在低低的后领外面，暖烘烘，湿漉漉。他同样暖热而汗湿的胸脯，与她背脊滞涩的磨擦，发出声响，轻微地牵扯得疼痛。他的膝头觉出了她努力活动的腰，他的手觉出了她浑圆结实的肩头和粗壮的脖子，那脖颈由于气喘，一紧一松。沿着汗湿的头发，他的鼻子觉出了她脑后盘起的发辫的触碰，带着一股浓郁的油汗气息，上面有一枚冰凉的夹子，戳痛了他的脸颊。他全身的感觉都苏醒了过来，从舞蹈的技巧中解脱了出来，于是又重新地紧张起来。与方才那抑止了全身心的紧张相反，这会儿，所有的感官和知觉全都紧张地调动起来，活跃起来，努力地工作着。舞蹈已成了机械性的动作，分不去他丝毫的注意了，他负在一个火热的身体上面，一个火热的身体在他身下精力旺盛地活动着，哪怕是一丝细微的喘息都传达到他最细微的知觉里，将他的热望点燃，光和火一样喷发出来。　　这光与热传达给了她，她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觉得背上负了一个炭盆似的燎烤，燎烤得按捺不住。可一旦等他下去，燎烤消失，背上又一阵空虚，说不尽的期待，期待他重新负上背来。一旦上来了，则连心肺都燃烧了起来，几乎想睡倒在地上打个滚，扑灭周身的火焰。可是音乐和舞蹈不允她躺倒。她像是被一个巨大而又无形的意志支配着，操纵着，一遍一遍动作着，将他负上身，又将他抛下地，她忽然轻松起来，不再气喘，呼吸均匀了，正合着动作的节拍。躯壳自己在动作，两具躯壳的动作是那样的契合。他每次跳上肩背都那样轻松自如而又稳当，不会有半点闪失，似乎这才是他应有的所在，而在地上的跳跃全成了焦灼的等待。当他负上背时，她才觉心安，沉重的负荷却使她有一种压迫的快感。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连接在了一起，如胶如膝，难舍难分，息息相通，丝丝入扣。他在她背上滚翻上下，她的背给了他亲爱的摩擦，缓解着他皮肤与心灵的饥渴。他一整个体重的滚揉翻腾，对她则犹如爱抚。她分明是被他弄痛了，压得几乎直不起腰，腿在打颤，可那舞蹈却一步没有中断。音乐是一遍又一遍，无尽的重复，一遍比一遍激越，叫人不得休息。夜已经深了，有人在对着练功房怒吼，骂他们吵了睡眠，还有人用力的开窗，又用力的关窗。这一切，他们都听不见了，音乐笼罩了整个世界，一个激越的不可自制的世界。　　最后，终于有人扳动了电闸，灯一下子灭了，音乐嘎然止住，一片漆黑。院里所有的灯都灭了，连月亮都没有，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如同堕入了深渊。他已负在她的背上，动作与音乐一起止住，凝固了似的不动了。足有半分钟，他从她背上落了下来，掉在了地板上。两人没顾上说一句话，惶惶地逃跑了。奇怪的是，在那样漆黑的夜晚中，竟没有碰撞，也没有跌跤，就那么一溜烟似地逃窜了。　　后来，《艰苦岁月》中的小红军，还是由一名女演员取代了。他是如同铅块一样沉重，而且日益地沉重，日益地笨拙，谁也负不起他了，而他竟失去了先前那一点轻巧，在谁的背上也无法放松自如，这紧张与笨拙更加重了身体的分量。他再找不到那噩梦一样迷乱的夜晚，在她肩背上的感觉。他与谁都建立不了息息相关的默契了，除了她。可她见了他，却有点躲闪，他也同样，害怕见到她。他们甚至不敢在一起练功了。有她在，他便不去，有他在，她也不去。渐渐的，他们又有了新的默契，不在一处相遇的默契。可是他是那样刻骨地想念她，她虽不像他那样明确地想念，却是心躁。她变得十分易怒，不明来由的就与人吵架，吵到最后，即使是她占了上风也免不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哭嚎。院子里是那么小小的一方，她放肆的哭闹声几乎注入了每一个角落。他远远地躲在屋里，听着那哭声，充满了心碎然而快乐的感觉。　　大热过后的秋天，是格外的天高气爽，阳光是透明的，空气如水洗过一般，白杨树很高的树梢上，挑着一缕阳光，即使乡里人的面色也显得白皙了。这一个秋天，街上很流行铁灰的褂子，西服领，微微地掐腰。要有人穿着这样的褂子从街上走过，一街的人都会停住脚嫉羡地望。第一个穿这褂子的，是县中学那外方来的女人，她很招摇地从街上走过，提着菜篮，向沫河口来的“猫子”买螃蟹。此地将船民叫做“猫子”，起心底里可怜他们，没个安生的家，常年飘流在水上，没个根似的。螃蟹张牙舞爪地到了她篮里，滋滋地吐着气泡，巴着篮子的竹壁向外爬。她竟不怕，一只一只捉了回去。到了晌午，街上就传遍了，县中学那对男女，竟吃那样的东西。说这话时，“猫子”已经回了船上，一橹一橹地去远了。他想着这些人吵吵嚷嚷的真可笑，几辈子的呆在一地，生了根似的，什么世面也见不着了。他望望蹲在船头奶孩子的女人，女人很安心地看着船下的绿水，一波一波的荡着，撩着衣襟，腾出一只食指，在孩子脸颊上划着。岸边是整齐的大柳树，柳丝儿低垂，一排几十里，“猫子”心里很宽畅。　　这个秋天，她满十七岁，他则是二十一岁了。依然是互相的躲闪和逃避。那一个夜晚，时时缠绕在他们心上，想甩也甩不脱。他们想作出忘记或不在意的样子，为了可以坦荡地重新在一起相处。可是只须短短的一瞥，便再也佯装不下去，匆匆地缩回头去，还是不敢见面。然而，虽是不见面，彼此却被对方全部占据了。他的想象自由而大胆，那一夜的情景在心里已经温习了成千上万遍，温故而知新，这情景忽然间有了极多的涵义，叫他自己都吃惊了。她是不懂想象的，她从来不懂得怎么使用头脑和思想，那一夜晚的感觉倒是常常在温习她的身体，使她身体生出了无穷的渴望。她不知道那渴望是何物。只觉得身体遭了冷遇，周围是一片沙漠般的寂寥，从里向外都空洞了。莫名的渴念折磨了她，她无法排遣，只是加倍地吃，吃的时候似可解淡许多，于是就吃得极多，极饱，吃到肚胀为止，而练功却懒怠了。她的体重迅速地增加，各个部位都努力膨胀，她变得又丑又笨，而他却在消瘦，每一根骨头都暴露了出来，挑着皮肤，皮肤上每一个毛孔都生出疙瘩，伤痕累累。他简直像一只拔光了毛的雏鸡。食欲不振，为了唤起食欲，他总是买了最多最好的饭菜，摆开在练功房门外的水泥地上，自己则坐在门槛上，瞪着怨恨的眼睛望着饭菜，久久不动筷子。他也不常去练功了。　　练功房显得很寂寥。
　　他们都很寂寥。
　　后来，演出了，在县城里唯一的戏院里。戏院像一个巨大的仓房，粗大的木梁架住三角的房顶，场灯缀在没有油漆的木梁上，一盏一盏一盏。同样没有油漆的木柱立在场内，正好挡住那后面两个座位的视线，每一场都必有这座位的观众的争吵，可是每一场都仍然将这座位照价售出，谁也不记得这座位的号码。水泥地上粘着痰迹和烟蒂，浮着一层永远扫不尽的洋灰与土。时常的停电，一旦停电，会场一片漆黑，乱过一阵，才有一盏汽油灯幽幽地点燃，照亮在丝绒已经磨平了的紫红色大幕跟前。然后又有了第二盏，第三盏，第四盏，沿着幕沿一溜儿排开，从底向上将人脸照亮，留下一些丑陋的阴影。　　没有他俩的事，他俩在后台，她照管服装，他照管道具。
　　没事的时候，就跑到幕侧看演出。幕侧有着一排排的硬景片，隔了几重几进，她站在这片的暗影里，他站在那片的暗影里，彼此只隔了两步的距离。可是台上的光明将幕侧遮得更为幽暗，他们谁也没有发觉谁，孤独地看着台上的节目。节目一个一个向下走，终于走到那个舞蹈《艰苦岁月》。熟悉得几乎陌生的音乐陡然响起，他们不由同时哆嗦了一下，这颤抖如同电流一般，在空中相遇，流通，他们忽然觉出彼此就在附近。心跳了，脚步却没有移开。他回头望了一下，正望见她的目光，她忽然向后退了一步，退进一个高大的景片的遮蔽里，那景片是一间营房。他随即也追了进去。景片后面一片漆黑，激越的音乐从幕前传来，充满了一整个剧场，笼罩了一切。他站了一会儿，伸手凭空地摸了一下，什么也没摸到，却感觉到她的躲闪。她笨拙的躲闪搅动了平稳的气流，他分明听见了声响，如潮如涌的声响。然后，他又向前去了半步，伸手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在向后缩，他却攥紧了，并且拧了一下。她似乎“哎哟”了一下，随即她的背便贴到了他的胸前。他使劲拧着她的胳膊，她只能将一整个上身倚靠在他的身上。他是力大无穷，无人能挣脱得了。他的另一只手，便扳过她的头，将她的脸扳过来。他的嘴找到了她的嘴，几乎是凶狠的咬住了，她再不挣扎了。音乐已到了尾声，小号，定音鼓，全上了，汹涌澎湃，气震山河，一切卑微琐细的声响都被吞没了。　　犹如冰河解冻，一江春水直泻而下。谁都不能明白的，他们忽然之间，容光焕发。她面色姣好得令人原谅了她硕大笨重的体态，眸子从未有过的黑亮，嘴唇从未有过的鲜润，气色从未有过的清朗，头发则是浓黑浓密。她微黑的皮肤细腻光滑，如丝绸一般。身体依然是不匀称，可每一个不匀称的部位，线条却都柔和起来，不同先前那样的刺目。并且，她的神情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似乎是自信了，脸上总满不在乎的带着沾沾自喜的笑容，虽然愚蠢得很，可那一种明朗灿烂，也不由叫人心动。他，则是平复了满脸满身的疙瘩，褐色的疤痕不知不觉地浅了颜色，毛孔似也停止分泌那种黄腻腻的油汗，脸色清爽得多了，便显出了本来就十分端正的五官。鼻梁是高而挺直，眉棱突起，眼睛陷下，很有些像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这些年唯一能看到的西方电影，那里面的人种，渐渐形成了一派审美的标准。他的眼睛有一种天然的思考的光芒，使他很肃穆，也很深沉，一点不轻薄，使他十五岁孩子形状的形体也有了男人的意味。他们的生命，似乎冲过了阻碍，又流畅了，显出那样一股欢欣鼓舞的活力。他们彼此不再惧怕，躲避只是在众人眼前。由于只在人前躲避，那躲避便有了一种神秘的趣味，似乎一整个人类都被他们嘲弄了似的。他们假作仇敌似的互不理睬地擦肩走过，目不斜视，心灵却诡秘地交换着眼色和微笑，心中是十分的得意和骄傲。在没有人的时候，他们便如胶如漆，再也分不开了。他们并不懂什么叫爱情，只知道互相是无法克制的需要。　　每天晚上，夜幕降临时分，两人便不见了，撇下一大个黑沉沉的练功房。直到雾气白了黑夜，三星沉西的时候，两人才像幽灵似的先后出现在院里，蓬着头发，乱着衣襟，眼睛在黑暗里灼灼的闪亮，踩着湿漉漉的石板地，各自摸回了自己的宿舍。这一夜是出奇的幸福，经过激动的抚摸与摩擦的身体，是那么幸福的疲乏，骄傲的懒惰着。那爱抚好像是从毛孔里渗透了，注进了血液，血是那样欢畅地高歌着在血管里流淌。幸福得几乎要叹息，真恨不能将这幸福告诉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来妒忌他们。可又必得将这幸福牢牢地圈在心里，不可泄漏一点一滴。因为这全是罪孽。尽管她什么都不懂，可却懂得这是犯罪。什么是应该的，她不知道，可什么是不应该的，她却很知道。而什么都懂的他，便更明白这是非同小可的犯罪了。可这罪孽是那样的有趣，那样的吸引人，不可抗拒。当两人身体一旦接触，合二为一的时候，什么犯罪，什么不应该，什么造孽，便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欢乐，欢乐的激动，欢乐的痛苦，欢乐的惊惧。他们最初的感觉是恐惧，最先克服的也是恐惧。没有头脑的她最是容易消除恐惧的，而极有头脑的他，则更懂得如何克服恐惧。当恐惧消失了的以后，他们竟还有些遗憾，有些哀悼它的逝去。　　无论是没有头脑的她，还是有头脑的他，都永远的记着在那恐惧的颤动里的亲爱，是何等的快意。那惊惧顽强的抵抗，欲望顽强的进攻，在这激烈的交战中，身体得到了如何强大而又微妙的快感。　　两个身体是那样的相亲相爱，爱得无法爱了，灵魂便也来参战了。他们忽然的那样亲密无间，并且不再避讳任何人，那是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的。他们又在一起练功了，重新互相帮助，互相体贴入微，连一句重话都是亲昵的。两个的饭菜票合在了一起，买来了饭菜，一起吃着。他的衣服全由她包洗了，而装台卸台时，她的那一份活也由他包干了，尽管她一点不比他软弱，可他不让她插手。她便只能闲着，吃着脆生生的红心绿皮萝卜。如有人责备她，她便不客气地回嘴，到了说不赢的时候，自有他来支援，两人结成了这样坚强的同盟，简直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可是，当身体和灵魂结合在一起，那爱仍然不足以排遣的时候，便会采取一种绝然相反的宣泄的形式，一种反目的形式。犹如他们好得那么招摇一样，他们也常常坏得惹人非议。那一段日子里，他们便成了真正的敌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身体以强烈的排斥为吸引，如同搏斗似的，互相抵抗，谁都不愿撤离，撕扯着，纠缠着，直至筋疲力尽，然后便是温情脉脉的亲爱，亲爱过后，又是搏斗。到了人前，他们便冷眼相对，反唇相讥，吐不出一句好话，以那种污秽的语言相骂。人们吓唬着要去找团长惩治，也无济于事。就这么样，好好坏坏，坏坏好好，就像互相欠了宿债一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清算了结。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
　　连天的雨，大河隐在雨丝和雾气里面，船像个魂似的，在茫茫水天中靠了码头，又离了码头。城外泥地全被踩烂了，被乡里人的赤脚带进街上，搅了一城的泥浆黑水。泥鳅都钻到街上来了，还发现了一条南方的蚂蝗，一城的人都慌了，明知道是城郊大队旱改水，养了几亩水稻田所带来的，却仍然赶不走大祸临头的预感。那蚂蝗活动得那样机敏、一旦咬住了腿，便再不松口，使劲地拍了下来，腿上便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过了半晌，血才潺潺地流了出来。　　雨，渐渐地停了，地，渐渐地干了，天气却陡地冷了起来，入冬了。
　　这年的冬天，犹如夏天出奇的热一般，却是出奇的冷。没有风，太阳好得喜人，天晴和得像春日，却只刀割似的手疼，脚疼，脸也疼。鼻子耳朵都红了，萝卜似的。在街心，即使是太阳地里，也休想能站定半分钟，冷得够劲，却不动声色。　　就像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了，有一股不安的心情，游魂似的在街上飘移。　　果然，过了阳历年，就死了当家的——总理。
　　事情有了答案，那不安便渐渐平息了。
　　后来，又死了大元帅朱老总；后来，又地震；后来，又死了领头的——毛主席；后来，“四人帮”倒台了。　　这一个秋天里，他们各自长了一岁，她十八，他二十二，却就像长了一百岁似的，上一个秋天里的事，回想起来，刚好像是上一辈子。　　他们爱得过于拼命，过于尽情，不知收敛与节制，消耗了过多的精力与爱情，竟有些疲倦了。为了抵制这疲倦，他们则更加拼命，狂热的爱。身体所受的磨练太多太大，便有些麻木，须更新鲜的刺激才能唤起感觉与活力。他们尽自己想象的变换着新的方式。互相却稔熟得渐渐失去了神秘感，便也减了兴趣。可他们是欲罢不能，彼此都不能缺少了。尽管每次归来，都是又疲倦，又厌烦，却又很不尽兴的失望，可是每次出发的时候，那期待仍然是热烈而迫切的。　　他们一身大汗的回来，走上狭窄的木梯，梯子在脚下吱嘎着，搔着他们的脚心。他们觉着又疲乏，又肮脏，却没有兴致到那洗澡房去洗澡。茶炉子是早已熄了火，急急忙忙出去时，忘了打热水，水瓶空空的，又不敢倒别人的水瓶，怕别人就此识破了什么。院子里是一片寂静。他们疲乏地躺在床上，粘粘的皮肤极不舒服，连被窝都潮湿了。他们简直不明白，怎么这样的拼力也达不到最初的境界了，十分的苦恼，他们又忍不住的自惭形秽，很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暗暗下着决心。可是到了下一天，互相见了面，不约而同的都做了那约定俗成的手势和眼神，暗暗约了会面的时间。在那约会前的几个小时里，心中的焦灼使得他们坐立不安，幸而他们已久经锻炼，竟可做得一点破绽也没有，不被察觉地度过了那焦灼的几个小时，溜出了院子。　　身体那么狂热地扑向对方，在接触的那一瞬间，却冷漠了，一切感觉都早已不陌生，没有一点新鲜的好奇，惊慌与疼痛。如同过场似的走了一遍，心里只是沮丧。得不着一点快乐，倒弄了一身的污秽，他们再不能做个纯洁的人了。这时方才感到了悲哀与悔恨，可是，一切早已晚了。　　剧团里，谈恋爱的人日益增多，几乎都成双成对，一起进，一起出。他们本也应该加入这二路纵队，并且可作领队的。可是却深觉惭愧，很不够格似的。眼看着别人，都比自己纯洁，都有着美丽的前途，而自己却早早地掉下了泥淖，再也洗不净了。因此，在这大谈恋爱的风气之中，他们却悄悄地藏匿了起来，形同陌路。别人只当他们又有了新的纠葛，早已不觉稀罕，只由他们闹去，谁都不知道他们心里的苦衷。这苦衷因是两个人的，本就是两份，便也谈不上什么分担与解忧，一起的扛在了身上。却又不能作点交流，互相安慰。互相都十分明白，可稍一点破都会无限的难堪与烦恼。没有一点解决的办法。因此，在这苦恼里，他们是极其的孤单了。他们孤独的各自担着自己的一份苦恼，只觉得世上所有的人都比自己快乐。他们是过于性急，不知忍耐，不知节省，早早地将快乐都享用尽了，现在只省下惭愧和苦恼了。　　由于这苦恼，由于这苦恼只能由他们分别各自的承担，他们互相怀恨了。这是认真的怀恨，很严重的怀恨。其中严肃的意味使他们不再当着人前纠缠不清，当着人前的纠缠叫他们以为是轻佻并造作的了。他们只在没人的时候分争。他们吵得极凶，说出极其刻毒的话，去刺痛对方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她对他哭喊着：“我恨你，我要杀你！”他将两手的虎口对准了她的咽喉，压低声说：“再嚷，就掐死你。”她恨他是真实的，他要掐死她也是真实的，于是互相都有些骇怕，软了手下来。他们真实的激动着，互相骂着，彼此气得打战，最后终于扭在一起厮打起来。他是力大无穷，她激烈的情绪使她就像打不倒似的。厮打到后来，那忿怒却渐渐平息，只是激动还在。他们不知是厮打还是亲热，或许又是厮打又是亲热，一时上，昏天黑地，什么都退去了，只有一股无名的狂躁。这时候，身体内侧升起了一股奇异的快乐，他们逝去已久，呼唤已久，早已等待得绝望的快乐，出人意料地来了，在人一无准备的时候来了。他们终于搏斗到了精疲力尽，瘫软下来，却是久已未有的满足。他们渐渐安静下来，互相看了一眼，眼光里已没了怨恨，只有亲昵的爱。两人这才挽着手，像放假回家的小学生一样，只是纯洁地挽着手一悠一悠地回去了。仅仅是两只手的接触也使他们觉着了亲爱。一直走到离开剧团院子一百米的地方，他们才松了手，忽又觉着自卑的压抑。院子里传出的琴声与歌声，就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上传来。他们又觉出了身上的肮脏，好像两条从泥淖中爬出来的野狗似的，互相都在对方面前丢尽了脸，彼此都记载了对方的丑陋的历史，都希望对方能远走高飞，或者干脆离开这世界，带走彼此的耻辱，方能够重新地干干净净地做人。那仇恨重又滋长出来，再也扑不灭了。　　分洪闸下，总是有手扶拖拉机突突突的来来去去的大路上，总有人看见有男鬼女鬼在打架，女鬼披了头发，男鬼血口喷人，打得吱吱叫。这故事顺着大路走远了，添了枝加了叶，等它折回头走进街里时，完全是另一个陌生的面貌了。他们和别人一起，胆战心惊地听着这故事，在比较安宁的和平的夜晚。　　他们想要摆脱对方了，先是他冷淡了她，然后她也冷淡了，这冷淡并不使双方难过，甚至有些轻松，好像是激战过后的休息。他仍回复了以往的生活节奏，每天仍然练功，练罢之后洗澡，吃饭，睡觉，睡得尚平静，心情开朗了，性情也平和了。可是经历过了这一段以后，两人都有些显老，超出了他们的实际年龄。她竟瘦了，皮肤松弛下来，大腿根上现出了水波般的花纹，他却胖了。在内心里，他们都有些苍老似的，团里那些少男少女的恋情，在他们眼里，好像是一场幼稚的游戏，早已看透了幕帷，识见了真谛。她有些失了廉耻，忘了自己还是未出阁的女儿家，照例有些不该听不该说的故事。她可全然的不在乎，觉着一切都十分自然，就连误入了男厕所也是十分的坦然。别人的嘲笑一点不被她理解，心里只是委屈和纳闷。而在他，男女之间的避讳，早已是撕得粉碎。任何女人在他眼里都是赤裸的，一眼便看到了最隐秘的部位。他无法对任何一个异性留有距离，而使心里充斥了神圣纯洁的感情，这使他痛苦万分，这世界，早早地向他揭示了秘密，这样一目了然的活着，再有什么能激起他的好奇与兴趣呢？他不由得万念俱灰，人生好像刚起步就到了尽头。这时候，他们才明白，无论他们怎么冷淡，不在一起，都已经是有罪的人了，依然是有罪的人了。他们终是个不洁净的人了，他们小小的年纪就不洁净了，要不洁净地度过多长的岁月才了结啊！因此，当他们分开的时候，灵魂却相依了。　　可是，他们依然没有勇气再走到一起，彼此都有些害怕，害怕那样的下去，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可是在他们最最坚决的时候，心底深处，却是谁也不曾真正的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告终了。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到那终于等待不下去的一天，再说吧。他们依然和平日一样的生活，晚晚早早地各自回了宿舍，上了床，自以为十分安宁又十分幸福，其实不过是在度过暗自契约的限期。他们彼此都有个预感，事情不会就此结束，因为冥冥之中，他们实在是谁也不愿意就这样结束。不过，这时分的轻松与安宁，也不是虚拟的。他们实在是太激动，太疲劳，需好好的养息才能够恢复。　　那样的罪恶，就好比是种子，一旦落了土，就不可能指望它从此灭亡。他们处在一个蒙昧的时期，没有一位先行者来启开他们的智慧。况且有一些事情，即使是圣人都无法启明的，只有自己在黑暗中摸，碰，爬，滚，从污泥浊水中找出一条出路。好比偷吃了禁果的亚当与夏娃，上帝都无法拯救了，只得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世世代代的受苦。他们又是那样平凡卑微的孩子，怎能期望他们与自然的力量抗衡。他们只凭着自己小小的善恶的天性与聪明，忽明忽暗着。　　这一个春天，平安度过了。
　　他们似乎已经到了境界似的安静下来，彼此之间既不好，也不坏，和平常的关系一样，偶尔在一处说一些没要紧的闲话，偶尔在一起做一些不收效的练功。甚至，关于他们的流言，也渐渐地平息了。即使实在闲了，谈起来也都当作已经过去了的旧事。连他们自己都认为，事情是过去了，如暴风雨般急骤的情欲已经过去了，再没危险了。精神便也慢慢地松弛下来，解除了警戒。甚至有点恢复到最初的时候，她没有顾忌地对他大喊大叫，他也宽容地忍让着，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的一样。即使单独在一起时，也能平和地相处了。　　他们简直有点怀疑，他们曾经有过那样的关系吗？回想起来，每一次，每一个细节，都那么清晰可见，历历在目，可却总像梦中，事实上，他们双方都正处在一个养息的，初愈的阶段，疲劳与紧张刚刚消除了，可元气尚未恢复，身体仍然是虚弱的，微醉般懒洋洋的，软绵绵的，似睡似醒的。这确是一个心旷神怡的境界，可为时却极为短暂，甚至是转瞬即逝的。紧接着，一场更为汹涌澎湃的波动将会来临。他们将会发现，先前的一切仅只是暴风雨之前掠过天空的闪电，远方滚来的雷鸣，是一个序幕，一个序曲，一个引子，一个预言。　　由于他们弱小而胆怯，这些已经几乎将他们吓破了胆，他们几乎溃散，幸而他们年轻，身体又健康，头脑则简单，且有充分的好奇心，因此，他们居然能以不慢的速度恢复起来，等待接受生命狂潮般的，正式的洗礼。　　他们又开始每天的练功了，似乎共同在回想以往的美好的生活。那身体违拗了本来原理的伸展与收缩；那剧痛与疲劳之后快乐轻松的喘息；将身体内部的污垢冲刷出来的淋漓的大汗，以及大汗过后的洗澡，滚热的水针扎般地从身上滑过。已被遗忘的练功的一切快乐都重新唤起了。她几乎觉得自己是身轻如燕的，一连可以做成百上千个吸腿转而不停歇，直至身体终于支持不住摔倒在地上，一整个练功房的三角形的屋顶还在一扬一抑地旋转。她竟以为她仍然在转，她将永远这样旋转下去。她感觉到身体的健康、有力，服从她的意志，得心应手地做着各种动作。各种动作由于一段时间的疏远，又由于实在是太稔熟了，再不可能忘怀，便格外的亲切，新鲜。练功房的镜子上折射出几十个她旋转的身影，她看见前后左右有几十个自己在旋转，犹如几十个自己在舞蹈，又如几十个自己在欣赏自己。她便深深地陶醉了。而他的身体则是前所未有的柔软坚韧，他垂手直立着，静静地凝视着眼前，然后，上身极慢极慢地朝后仰去，仰去，头朝了下，世界在他镇静的凝视里倒置了。这才举起手，举至齐肩，头顶将要落底时，手正好抵住地面，缓缓地向前挪动，挪到脚跟，头再度昂起。颠倒的一切又重新在他凝眸中调正过来。他便静静地看着，身体觉不出一点勉强的痛苦，十分的自然，似乎这才是最正常不过的站立了。她旋风似的闪进他平静的视野，又旋风似的闪出。随着她的旋涡似的转圈，顺着他身体弯曲的轨道，有什么在缓慢而顺畅地流泻。他们似乎都能体验到那一种暗河般的流动，几乎听见了它潺潺的水声。　　这时候，剧团要出发，上南边演出了。
　　走的那天，街上家家都在煮棕子，一街的粽叶清香。天蒙蒙亮的时候，轮船磨磨蹭蹭的靠岸了，“哗”的涌出人来，沓沓踩着跳板上岸，扁担篮子碰撞着。人下过了，剧团才上船，一箱箱的道具，服装，灯光，软景，幕条，往上搬着。好容易搬完，连人也上齐了，船动了，太阳已经升起，被对岸大柳行婆婆娑娑地遮着，含羞似的。水客们的号子响起了，一声高，一声低，间着车轮的辘辘声，荡漾在金晃晃的水面上。　　雾气散了，那号子声陡然的明亮起来，十分高亢，却含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荒凉，贴着水面向上腾起，越升越高。车轮在泥污的车辙里行走，从这条车辙滚到那条车辙，每一滚动，车身便颠簸一下，水忽悠一下，从桶口泼了出来，号子打了个颤。从此，那号子便永远有着不断地停顿与颤音，记录着道路的坎坷。　　太阳是越升越高。
　　船，迎着水流慢慢地行走，太阳跟随着，在柳枝垂帘的廊里行走。水波粼粼的闪光，一泓清水，一泓浊水，从船底滚过。舱里是水洗过的潮湿，又似从未洗过的肮脏。烟蒂，浓痰，瓜子皮，鸡屎，涂了一地。人们挤挤地坐在朽了一半的连椅上，耳畔被隆隆的马达声堵住了，什么也灌不进了。他们坐在底舱，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竟坐在了一起。底舱是加倍的气闷和潮湿，一排气窗外面，是站在船栏边上的人脚，像是站在了舱内人的肩上，走来走去，时而密集，时而分开，天光便时而漏进，时而遮住，舱内却总是黑暗，点了一盏电灯，灯泡裹了一层灰垢，被一舱的烟雾缭绕了。是那种劣等的烟叶，塞在烟袋锅里，一口一口吸进，一蓬一蓬呼出，薰得呛鼻，时间长了，就微微地头晕。船微微地晃着，昏暗的灯泡轻轻地摇晃，一舱的烟雾也在慢慢地摇晃，人脚在人肩上走来走去，恍若梦中。都有些沉沉欲睡。连椅上人挤着人，肩膀与肩膀挤得太紧，只得佝偻了，两排连椅又离得太紧，膝盖夹着膝盖，再没有比从两行人中间走过更难的了。　　人们将额头抵着膝盖，辛苦地睡着。头在膝盖上滚来滚去，互相碰着。
　　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胳膊贴着胳膊，腿贴着腿。她枕着膝盖上的书包几乎要睡着了。他则透过气窗，从人腿的缝隙里望着白茫茫的水和天出神，也几乎是睡着了。机器的轰隆充满了整个头脑，整个世界都沉入在这轰鸣之中。劣等的烟味渐渐失却了那股辛辣苦涩，反倒甜了起来，是一种令人昏迷的腥甜。他们几乎睡着，只留有一线知觉还悠悠的醒着，游丝般的飘移。这醒着的一线知觉萦绕着他们彻底松弛、没有戒备的身体，漫不经心似的撩拨，好比暖洋洋的太阳下，凉沁沁的草地上，一只小虫慢慢地在熟睡的孩子的小手臂上爱抚似的爬行；好比婴儿的时候，从母亲乳房里细丝般喷出的奶汁轻轻扫射着娇嫩的咽喉；好比春日的雨，无声无息地浸润了干枯的土地；好比酷暑的夜晚，树叶里渗进的凉风，拂过汗津津的身体。他们睡得越是深沉，那知觉动得越是活泼和大胆，并且越来越深入，深入向他们身体内最最敏感与隐秘的处所。它终于走遍了他们的全身，将他们全身都触摸了，爱抚了。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舒适，几乎是醉了般的睡着，甚至响起了轻轻的鼾声。那知觉似乎是完成了任务，也疲倦了，便渐渐地老实了，休息了，也入睡了。这时，他们却像是被什么猛然推动了一下，陡的一惊，醒了。心在迅速地跳着，钟摆般地晃悠，浑身的血液热了起来，顺着血管飞快却沉着地奔腾。他们觉着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醒了，活了，动了。是的，什么东西醒了，活了，动了。他们不敢动一动，不敢对视一眼，紧贴着的胳膊与腿都僵硬了似的，不能动弹了。彼此的半边身体，由于紧贴着，便忽地火热起来，一会儿又冰凉了。他们脸红了，都想挣脱，却都下不了决心，就只怔怔地坐着。前边的气窗，忽然豁亮了，没有一点点的遮挡，都是白茫茫的水，船就像在河库行走，他们就像在河库行走。他们被挤得动弹不得，捆住了似的。似有一根无形的绳索，将他们从头到脚捆住了，捆得那样结实，他们挣不脱一点点了。　　太阳早已落了，落在船头很远的地方，烟叶也吸得疲倦了，烟雾却像凝固了似的，消散不去，罩在头顶，令人觉着了压迫。脖子有点发硬，顶了磨盘似的。肚子叽叽咕咕地叫，不知是他的叫，还是她的叫，几乎压过了机器的轰隆。他们饿了，刚才开饭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同伴没招呼醒他们，只好由他们错过了。好在，船将抵码头了。　　这一天，这里的孩子，都用五色线织成的小网袋，兜着一只青皮大鸭蛋，挂在胸前，网袋底下，缀着一束五彩的流苏，随着鸭蛋在胸前的晃悠，一摇一摆。火车直接从街心轰隆隆地驶过，路面都震动了。每个人的鼻孔都如烟囱般的漆黑。楼，是不尽其数了，高高低低，如火柴盒样四角四方地立着，既傲慢，又呆笨。到了夜晚，四面亮出一方一方的窗口，街上是喧闹多了。路灯是玉兰花瓣形状的，隐在梧桐树叶里，隔一段亮出一盏，隔一段亮出一盏。汽车来去的穿行，自行车如潮般的在汽车两侧，为它们开道，叮叮铃铃响成一片。橱窗被日光灯照得雪亮，花红柳绿，五彩斑斓。旁边的墙上贴了层层叠叠的海报，借了橱窗的灯光照亮了：四面八方的剧团，南北东西的戏种，形形色色的节目，真是一片繁荣似锦。　　他们的海报印小了，比人家的小了一半。是淡黄色的薄纸，很容易被风刮破了边。不敢覆在人家上面，只挨在边上，孙子似的。不过，头三场还是满座。此地的人多呢！此地有的是人，挤来挤去，泰然自若地在疾驶的车辆间穿行。汽车揿着喇叭，尖厉得刺耳，响彻了云天。冷不防，一声呼啸平地而起，喇叭声忽地没了，一列火车轰隆隆地驰过，然后，喇叭声响才又显现出来，却总有点鬼祟了。越过一方一方明亮着的楼房，朝前望去，深蓝的天空上，有着一柱黑烟，冉冉地升起，渐渐地漾开，十分优美地飘荡，扩展，盛开成一朵美丽的黑色的牡丹。慢慢地移目，便可看见，四周围的天空上，缀满了这样美丽的黑色的图案，先后变幻，织成一个神话般的包围圈。黑烟溶解在碧蓝的空气里，天色逐渐加深了颜色，于是，那灯光衬着漆黑的夜幕，便格外的明亮起来。　　码头上，一日有七八条轮船靠岸，又离岸，汽笛声此起彼落，声长声短。
　　这城市里，有近一半的人是流动的，车带来，船带走，或者船带来，车带走。　　这城市，就格外的不安静了。
　　他们租的是一家小小的剧场，八百个座位，却赫赫然地叫作个“人民影剧院”。没有专门的宿舍，剧场介绍了附近的招待所，每人每天的宿费正够抵消演出的收入，只得婉言谢绝，自力解决了。女宿舍安在放映间里，那是窄窄的一条走廊，墙上仅有几方安置放映机的窗洞，正传送进剧场里的喧嚣和热腾腾的人气，出奇的闷热。一长条木板，如东北的大炕，人挨人挤着。第一夜，谁都没有睡安稳，浑身刺痒得难忍，使劲撑起眼皮，开开灯看，却发现，有绿豆大的臭虫在席缝间自由地爬行。男人则四处为家，等观众走尽，哪里都可睡得了。离开老婆的第一夜，结过婚的男人都有些不惯，空落落的不踏实，辗转反侧，只得以回忆和想象来自勉。声音在空寂的剧场里响亮地回荡，总是一些不雅的玩笑，一字不漏地送进放映间的窗洞。女人只当不听见，又忍不住要笑，硬憋着，互相不敢对视，眼睛稍一交流便会揭开帷幕。折腾了一夜。第二日早起，都红肿了眼泡，脸色不清不白，花了似的。　　演出照常进行。
　　此地的观众不好将就，微微的一点差错，便会灵敏地起了反映，还会说出一些刻毒的话。演出便须分外地小心，十分认真。将疲劳硬压下去，抖擞着精神。精神振作得太过，闭幕散场还绰绰有余，况且又吃了夜宵，深夜十一二点却还一无睡意。天气又闷热，人们便三三两两在台前台后闲话讲古，还有的，干脆出了剧场到街上凉快。先是在门口马路走走，后来就越走越远，直走到了河岸上。夜晚的河岸十分安静，河水缓缓地流动，轻轻拍打着。几点隐隐的灯光，风很凉，裹着湿气扑来。先是大家一群一伙的走，然后便有成双成对的悄悄地分离出来，不见了。反正，河岸是那样的长，又那样的暗。这一天，他们竟也分离了出来。起先，他们是落了后，落在了人群的后面。他似乎没发现她也落后了，她似乎也没有发现他的落后。他们只是分开着，自顾自走着。那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天很暗，他们全被黑暗裹起了，各自裹着一披黑夜的幕障独自走着。其实，彼此才只有十来步的距离。他走在河边的柳树林里，她则走在堤岸内侧的柳树林里。露水浸湿的土地在脚下柔软而坚韧，脚步落在上面，再没有一点声响。她张开两只手，轮番摸着两边的大柳树。左手扶住一棵，等右手扶住另一棵时，左手便松了，去够前边的。粗糙的树皮磨擦着她的手心，微微地擦痛了，却十分的快意。那是很慈祥的刺痛，好比姥姥的手挽着她的手。她调皮地，有意地将手掌在树身上搓着，搓痛了才放手。他则扯下了一根柳枝，缠在脖子上，凉阴阴的。他将柳枝缠成一个绞索的形状，小心地用力地扯紧了两头，沁凉的柳条勒进了脖子，越勒越深，那沁凉陷进了肉里，他几乎要窒息，却觉得很快乐。如不是柳枝断了，他还将更用力扯紧。他重新又折了一枝，重新来那套玩意儿。不一会儿，折断和没折断的柳枝便披挂了一身，他像个树妖似的。前边的人群越走越远，只是说笑的声音清晰地传来，还有歌声，唱得很不入调。河水轻微地拍响了。这时候，天上忽然亮起了一颗星星，很小很远，却极亮。黑暗褪色了，他看见那边柳树林里活泼泼的人影。她也看见那边柳树林里，奇怪的披挂着的人影。他们彼此都不太确定，却彼此都心跳了。天上又亮了一颗星星，这一颗，要大一点，近一点，就要落下河里似的。黑暗又褪去了一些，露出白蒙蒙的雾气。蒙蒙的雾气里，他看见了她，她也看见了他。都没有回头，却都看见了。她依然用手轮换着摸着树向前走，土地是越来越柔软，每一次抬脚，似乎都受到温情脉脉的挽留。树是越来越慈祥，像是对她手心粗糙又纯洁的亲吻。他继续折着柳枝，用柳枝制做圈套，勒索自己的脖子。那凉爽的窒息越来越叫他愉快，他没有发觉，脖子上已经印下了血痕。他只是非常的轻松和快乐，忍不住自语般地说道：“天很好啊！”　　不料那边有了清脆的回响：“是很好！”
　　于是他又说：“星星都出来了。”
　　那边回答：“是都出来了。”
　　他接着说：“月亮也要出来了。”
　　那边又回答：“是要出来了。”
　　话没落音，月亮出来了半轮，天地间一下子豁亮了，可那雾气更朦胧了。他渐渐地从柳树底下走出来，她也渐渐地从柳树底下走出，走到中间的大路上，这是掺了沙石的土路，沙石在月光下闪着莹莹的光彩。　　“这几天，天很热啊。”他对着已经肩并了肩的她说。
　　“热，我不怕。”她回答，手上湿湿的，粘粘的，好像沾了树的眼泪。她将手合在一起，使劲搓着，搓得太用力，发出“咕滋咕滋”的声音，他便用柳枝去打她的手：“搓什么，别搓了！”　　柳枝凉阴阴的打在火热的手上，一点不疼，她却躲开去，说：“就搓！”
　　他便再用柳枝打她。她左躲右躲，他左打右打。她拔腿就跑，他就追。她撒开两条又粗又长的腿，像一只母鹿似的跑，心跳着，好像被一只狼追着，紧张极了，却又快乐极了，就格格的笑了。他哈下腰，如同一只野兔子那样，几乎是贴着地面射出去的，又激动又兴奋，微微战栗着，咬紧了牙关，不出一点声响。他们俩只相距一步之遥，他伸长手臂，差一点就可触到她了，可她不让他触到。前边的说笑声，歌声接近了，影影绰绰的看见了人群，她不由慢下了脚步，被他一把逮住。似乎是从河的下游，极远极远的，逆着水上来了水客们悠扬苍凉的号子，细细听去，却被风声盖住了。　　半轮月亮又回去了，星星也暗淡了，雾气更浓了，五步以外就不见人影，只听前边的歌声攀上了堤坝，离了河岸，渐渐远去了，回荡了许久。河水是漆黑漆黑地流淌，几点忽明忽暗的灯光。　　他们激动而又疲惫的手拉着手，走在回去的路上，渐渐进了市区，灯光依然明亮，火车轰隆隆地驶过，车站与码头沸腾的人声充斥了一整座城市，连夜都不安宁了。他们走在窄窄的街道上，水泥的坚硬的路面再不隐匿他们的脚步，发出分外清脆的叩响。无论他们怎么小心，怎么轻轻地迈步，那叩响总是清脆，悦耳。天空边缘微明，他们以为是破晓了，不由得心里着慌，如同犯了大忌，加快了脚步，分开了手。“太晚了！”他们一起想到。他们觉着四周的一切，全在黑黝黝地监视着他们。“以后再不敢了。”他们不约而同的一起想到，自觉着犯了大罪，奔进了剧场。　　天边微明，是终夜不息的灯光，这城市的夜晚总是这样微明的。
　　剧场里一片漆黑，连场灯都关了。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摸索着，爬上了放映间，终于摸到了自己的铺位，双膝触地摸了进去。因为怕惊扰了别人，衣服也没敢脱，就这么合衣睡了。他则还在漆黑的台侧摸索，他找不到自己的铺盖卷了。最终放弃了努力，便想找一只箱子凑合睡了，每一只箱子上都睡了人，被他的摸索打扰，恶狠狠地骂。他只好住了手，摸到幕条，将拖曳到地的幕条垫了半个身子，脸贴着幕条睡了。幕条渗透了几十年的灰尘，灰尘扑了他一脸，他却觉着了安全的偎依。　　明知道这一切发生的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他们却再也遏止不住了。养息过来了的他们是越加的健康，身心都强壮极了。经验过了的他们是越加的成熟，懂得如何保留旺盛的精力，让这精力倾注在最关键的当口。这肮脏罪恶的向往搅扰着他们，他们坐立不安，衣食无心。可是他们找不到一处清静的地方，到处都是人，每一个旮旯里都是人，人是成团成团的在着。他们只有在演出之后去河岸。可是，这时候他们却发现，连河岸都不是那么清静的，人来人往，还有手扶拖拉机，车斗上坐着又粗鲁又下流的乡里人，只要是单独走着的一对男女，都可招来他们无耻的笑骂。这些人的眼光是特别敏锐，兴趣又是特别强烈。如同探照灯似的从柳树林间扫过，是无法躲过的。并且，此后再没有那么深沉的黑夜了，月亮与星星总是照耀如同白昼，连一棵小草也看得清亮。　　没有黑暗的幕帷，即使是绝对的安全，也没兴致了，也要分出心警戒着，羞着，内疚着，自责着，再也集中不了注意力享用那种奇异的痛苦和快乐了。最初的那一个夜晚，如今回想起来就像一个神话似的不可能，不真实，像是命运神秘的安排。自从有一次，他们在最是如火如荼的时刻，被一辆驶过的手扶大吼了一声，那沮丧，那羞辱，使得他们再不敢来河岸，甚至提一提河岸都会自卑和难堪。他们只得在小小的挤挤的剧场里硬捱着，其中的煎熬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了。他们觉着这一整个世界里都是痛苦，都是艰苦的忍耐。他们觉着这么无望的忍耐下去，人生，生命，简直是个累赘。他们简直是苟延着没有价值没有快乐的生命，生命于他们，究竟有何用呢？可是，年轻的他们又不甘心。他们便费尽心机寻找单独相处的机会。最后一个节目是一个较大型的舞蹈。几乎所有的女演员都上了，她虽不上，却须在中途帮助主演抢换一套衣服，换完这套衣服以后，还有七分钟的舞蹈，方可闭幕。照理说，演员们还须换了衣服卸了妆才回宿舍，可是后台实在太拥挤，有好些女演员，宁可回到宿舍来换衣服。不过，她们从台前绕到观众席后面上楼进放映间，至少也需要三分钟时间，加在一起，一共就有了十分钟。这十分钟于他们是太可宝贵了。前台，从放映机的窗洞里传进的每一句音乐，全被他们记熟了，每一句音乐，于他们就是一个标志，提醒他们应该做什么了。一切都须严密的安排好程序。狂热过去以后，那一股万念俱灰的心情，使他们几乎要将头在墙上撞击，撞个头破血流才痛快。可是等到下一天，那欲念炽热地燃烧，烧得他们再顾不得廉耻了。　　“我们是在做什么呢！”
　　他们喘息还没平静，就匆匆地起身。他飞快地下楼，她则飞快地清理战场，不由得这样惶惑地想：“我们是在做什么呢？”　　这屈辱，这绝望竟使向来没有头脑的她，也开始这样询问自己了：“我们是在做什么啊！”　　却没有回答，他们自己回答不了自己，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回答他们，他们只能自责自苦着。　　然而，由于匆忙紧张而不能的尽兴，却更令他们神往了。
　　由于他们深觉着外人的干扰，便分外地感觉到孤独，禁不住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相濡以沫，敌视地面对着一整个世界。他每天要买东西给她：花露水，冰糕，手绢，发夹，香粉。她整天地对着镜子扑粉。黑黝黝的脸蛋上敷着厚厚的白粉，犹如一只挂了白霜的柿饼。自己觉得很俊，却又没有心思为这俊俏高兴。她愁苦得什么都不在意了。由于这愁苦，她竟也知道温柔体贴了。她从集市上买了新鲜的肉蛋，借了别人的火油炉子，煮给他吃。煮得少油没盐的，火候也不对，他却也充满感激地吃完了。她坐在旁边，紧张地注视着他，等候他作出反应。他默默地吃，不说一句话。看着他一点一点吃完，她便也松弛下来，满足了。他们没有地方单独地谈话，可是灵魂却已经一千遍一万遍地立下了海誓山盟。他们又孤苦又焦灼，身心受着这样的煎熬，却非但不憔悴，反而越来越茁壮，越来越旺盛。他们几乎忍无可忍，却必须要忍受。心里如同有一把烈火在燃烧。却又没有地方逃脱，只能直挺挺，活生生地任凭烧灼，没有比这更苦的了。傍晚，从码头那面传来汽笛的长鸣，他们揣测是从那小城过来的轮船，便不可抑制地，疯狂地想回去，想离开这个沸沸腾腾的地方。那小城，这时候想起来，是多么清静，安宁得可人。　　好在，这一个台口已经演完，要换台口了。他们期待在下一个台口，能有一处清静的地方供他们消磨去那灼人的欲念。　　这一次转移，乘坐的是火车，他们耐心地等待看卸台，装箱，将布景，灯光，道具，服装装上一节包下的车皮，然后在一无遮挡的车站上，顶着正午的烈日，等来了火车。挤上了火车，却没有座位，只能站在过道里，站也站不安稳，一会儿送饭的车来了，一会儿送水的车来了，都须他们迅速地让开，挤着坐客的腿了，刚要遭到不耐烦的呵斥。可他们耐着性子，压着火气，由于对下一站充满了热望，甚至有些快活起来。他们面对面站着，背靠着两边的椅背，却都扭着脸，谁也不看谁，心里的愿望却是共同的，不用言语也能了解的。　　火车哐啷哐啷地开着，不紧不慢，每一个小站都要停车，可是他们有着足够的耐心，真心地以为，到了地方就好了。那河岸越来越远的抛在了身后，谁也不去想它，却谁也忘不了它，它与他们同在了，要挟似的永远追随他们。　　这是一个酷热的暑季，挥汗成雨。他们疲惫不堪地下了车，终于到了地方。剧场有一千个座位，还有个小小的后院，四面三排平房，紧紧围了个机压水井，一天到晚水声不断，如同下雨一般。太阳却早已晒透了薄薄的瓦顶，屋里像个蒸笼样的闷热。男人们耐不了这闷热，挟了席子出来，睡在院子的石板地上，一院子的人。他们这才惊异起来，原先的期望究竟有何根据，究竟是期望什么样的好处？难道会有一人一间房不成？他们觉出了那期望的荒谬和虚无，不由得垂头丧气。而在这里，其实是远远不如先前，上上下下，究竟将人分离了。如今，这许多人到了一个平面上，无遮无蔽，无隐无藏，一切均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并且连那极不安全的河岸也没有了。他们不禁怀念起那已经走过了的城市，忽然发现了那里实在有着许许多多的机会，却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错过了时机。在这里，是再没什么主意好打的了，再没什么指望的了。沮丧和失望叫他们对以后的台口也不敢有什么期待了，而眼下的日子又是那样难捱。他们灰心极了，绝望极了，他们变得极其的烦躁。刚到的晚上，她便与人吵了一架。起因是极小的事情，她正挂帐子，却被人碰撞了一下，刚理好的帐子又落下来乱了。乱七八糟的时候，有一点碰撞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她却大吵大闹起来，噙着一包眼泪，嘶哑着嗓子，哽咽得说不成句。那女孩儿不是个肯饶人的，与她骂了起来。一旦拉下了脸，可是比她厉害了一百倍，什么样尖刻的话都说了，还说出一些再明确不过的暗示，连蠢笨的她都听明白了，却无法回嘴，只是一径地发抖，咆哮，像野兽似的。如不是人们使劲地拖住了她，她必定会扑上去将这伶俐的女孩儿撕碎。可这初次的较量却使她明白了，她不是这里所有人的对手，她的嘴是极笨的，说出话是极可笑而没有力量。并且，自从那一次起，女伴们都明显地远离她，一边疏远，一边有心说给他听着：“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气得她干噎，却没有一点理由与她们去分辩，心里窝着一团无名的火焰，与那炽热的欲念汇合在一起，她总得有个出口才行哪！她只能向着他发作了，这是求援的发作，他立即接应了过来，两人干了起来。他心里是早已窝了一团火气，如不是他的头脑的抑止，他早已和一百个人打过一千次架了，可他毕竟比她明事理，懂得自制。可是，那燃烧对他比对她更要强烈和残酷，他早已经按捺不住了，他早已是被灼得走投无路了。如不是她先开了头，他立刻就也要发作了，同样是求援一般的发作。对于他，她是唯一可以提供发泄的出路，对于她，他也同样是唯一的出路了。他们互相都是唯一的，他们只有自己对着自己开火了。这一次干架，是剧团历史上罕见的，他是那样地把她踩在脚下，踹得几乎要死去，而她竟还爬得起来，反将他扑倒在地，随手抓起了一块石头，就朝他头上砸去。没有任何声响的，一注殷红的血流了出来，流到石板地上，周围的人吓呆了，拦腰抱住了也同样吓呆的她，将他抬起往医院去了。半路却让他挣了下来硬是走回来了。用手捂着伤口走了回来。血从捂着的手掌下淌，下滴在裸着的胸脯上。他却觉得心里松快了，也稍稍平静了。一天，他们难得地安静了下来，心里灼人的燃烧也缓和了一些。　　可是，从此以后，他们便成了天下最大、最敌对、最不共戴天的仇人了。他们几乎不能单独相处了，偶一碰撞，便会酿成一场灾难性的纠纷。不需要几句口角的来去，立即撕成了一团，怎么拉扯都拉扯不开，好比两匹交尾的野狗似的。　　多少人想起了这个比喻，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出口，太刻薄了，并且，也都真心地有些害怕。于是，就想方设法地将他们隔离开来，不让在一处，以免磨擦。可是，他们却是谁也离不开谁了，要一日不见，他们便着魔似的互相寻找，一旦找到，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是一拳或一脚，然后，一场搏斗就始料不及地开始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肉搏，她的臂交织着他的臂，她的腿交织着他的腿，她的颈交织着他的颈，然后就是紧张而持久的角力，先是她压倒他，后是他压倒她，再是她压倒他，然后还是他压倒她，永远没有胜负，永远没有结果。互相都要把对方弄疼，互相又都要把对方将自己弄疼，不疼便不过瘾似的。真的疼了，便发出那撕心裂肺的叫喊，那叫喊是这样刺人耳膜，令人胆战心惊。而敏感的人却会发现，这叫喊之所以恐怖的原因则在于，它含有一股子奇异的快乐。而他们的身体，经过这么多搏斗的锻炼，日益坚强而麻木，须很大的力量才能觉出疼痛。互相都很知道彼此的需要，便都往对方最敏感最软弱的地方袭击。似乎，互相都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彼此又都是一副死而无悔的坦然神色。　　他们越来越失去控制，已经没有理性，如同挑逗情欲似的，互相挑衅生事，身体和身体交织在一起，剧烈地磨擦着，犹如狂热的爱抚。他们都恨死了对方，没有任何道理的，想起对方，气都粗了。他们真恨啊！简直恨之入骨。因为找不出理由，就越恨越烈了。当他们撕扯着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常常忘记了他们的所在，忘记了四下里围观的人群。他们处在一种狂热的迷乱中，旁人的拉架如同打扰了他们的沉醉似的，激起他们的愤怒与反抗。而他们知道，他们所有的怨气和暴力都只可向对方一个人进行，于是便更加倍的折磨对方，这一点，又是他们极其清醒的地方。他们真是苦啊！苦得没法说，他们不明白，这么狂暴的肆意的推动他们，支使他们的究竟是来自什么地方的一股力量。他们不明白，这么残酷地烧灼他们，燎烤他们的，究竟是从哪里升起的火焰。他们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是怎么了？是怎么了？　　他们身上的一股知觉，被这么漫不经心，没有同情地玩弄着，撩拨着。他们本是纯洁无瑕的孩子，可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冥冥之中，要将他们推下肮脏黑暗的深渊。他们如同堕入了一个陷阱，一个阴谋，一个圈套，他们无力自拔，他们又没有一点援救与帮助，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他们只有以自己痛苦的经验拯救自己，他们只能自助！
　　回去的希望是那么渺茫，还有十来个台口在等待，都是半年前就签好了合同，双方鲜红的大印盖在了白纸黑字上面，如同法律一样不可违抗。决不可能为了照顾两个无人知的孩子的无人知的情欲而有所改变。他们只有等待，等待是没有尽头的，中间不允许一点点偷欢。每一个城市和每一处剧场情形都不尽相同，有大有小，有坏有好，可是有一点却是同样的，就是没有一方可供他们独处的清静之地，那柳枝垂帘的河畔越来越远，再是见不到了。那河畔不可冥灭地印进了他们的记忆，还有那从河的下游逆着水上来的汽笛声声，传达着那熟悉亲切的小城的消息。他们饥渴难熬，只有以互相折磨来消灭彼此过于旺盛的精力与体力。渐渐地，人们开始习惯他们的厮打，不再努力地阻止和离间他们了。而在没有外力拉扯的情形下，他们单对单的搏斗，似乎又少了一种快乐。免去了同外力的拼搏，那狂热的精力便得不到充分的发泄。各自的力量一旦集中于对方，则是足以置人死地的，这叫他们自己都害怕了，毕竟他们心里都还明白，对方对自己的重要。如若没了对方，哦，那可怎么得了，因此，不知不觉地收敛了一些，天气是那样的热，外面的热与心里的热交流在一起，他们几几乎要死去了，要能死去倒是福分了，他这么想。她虽则没有多大的智慧能想到生与死的问题，却也是一样的不怕死。可是他们年轻的生命是那样强壮，百折不挠，又经受了锻炼，他们简直是不死的了。他脸上身上喷发出一批赤色的疙瘩，如同熟透的果子，即将绽开了。而她，这样的折磨不仅不使她消瘦，却反常地肥胖了起来。多出的肉十分累赘，她的体形改变了。以前虽说也不匀称，可毕竟是女孩儿家，总是有一股抹不去的清静秀丽，如今却蠢笨了，像个村妇一样，臀部沉重地垂在了腿上，走路像鸭子那样摇摆身子。并且日益的邋遢，毫不讲究衣着，穿得乱七八糟，却还扑粉。举止也无半点注意，将条皱巴巴的裙子向后一撩，就坐了下去，站起时，凳上便留下一摊汗迹，正是一个屁股的形状。有好心的女伴对她说了，她也不加在意，一会儿就忘了。　　“她像个娘们儿了。”女孩儿们背后议论道。又有结过婚的人断定：“她是个娘们儿了。”　　天气实在太热，几十个人的大通铺里简直睡不得人，男人们早已露天睡了，女的也逐个逐个地移出了宿舍，移上了剧场顶上平台。男女各半边，谁也惹不着谁，虽说下半夜的露水将身子打了个透湿，可谁也没勇气进那房间。房里是一片黑暗，蚊子如同一万把提琴拉着的空弦，嗡嗡嗡地响彻个天地。有一日，深夜里，他们事先谁也没有说好的，偷偷地溜下了顶楼，进了没有一人的房间。蚊子肆意地飞翔着，一排排地掠过脸上，手上，身上。他们静静地站立着，只听见对方急急的呼吸。站了一会，他抓住了她的胳膊将她搡进了一座不知谁的蚊帐里，蚊子也跟随进来了，轰炸般的在耳边鸣响。顿时，身上几十处地方火燎似的刺痒了，可是，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身的大汗，在肮脏腥臭的汗水里滚着，揭了席子的，粗糙木板拼成的床板，硌痛了他们的骨头，擦破了他们的皮肤，将几十几百根刺扎进了他们的身体，可，他们什么也觉不出了。忽然，蚊子的轰鸣刷地静了，闷热退去了，竟觉着了凉爽，那是转瞬即逝的一霎那；紧接下来便是屈辱的悔恨。她嘤嘤地哭了起来，泪汗纵横。他虽不哭，却是起心的懊恼，眼泪往心里流着。　　天哪！这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了？是不是要去看看大夫，问问人了？可是，多么羞耻啊！这是不能为第三个人知道的啊！因为有了这必须严守的秘密，他们便再也摆脱不了孤独与寂寞了。他们永远有着一份肮脏的隐秘，他们永远无法泰然自若地与人相处，他们永远孤独了！他用手握成拳，重重地不敢出声地捶击着床沿。蚊帐里飞进成千上万只蚊子，包围住他们，尽情地喝着他们的血。他们周身已经麻木，再不觉得疼或者痒。世界处在一片呻吟般的轰鸣中间，没有东西南北中了。　　秋凉时分，他们回了县城。傍晚时就看见了那簇绿荫荫的树丛，太阳从那后边一点一点往下落，将那绿色的树丛映得金光四射。慢慢地暗了颜色，最终成为黑漆漆的一团一团，隐在越来越深的暮色里了。天黑了，船才靠了岸，走下剧团的大队人马，疲惫不堪地掮着行李，走过窄窄的跳板，上了岸。水客依旧在唱着，悠长而曲折，荡漾在黑沉沉的水天之间，传得极远。他们走在人群里，走过颤颤悠悠的跳板，那跳板在他们脚下颠簸得厉害，却决不将他们甩下河去，那颤悠于他们既是熟悉极了的，却又陡地陌生了。他们的即使黑夜也没遮掩住憔悴的脸，微微昂起着，淡漠地看着这分离了三个月的小城，止不住有点心酸似的。一切都那样的亲切，却又有点隔阂了。他们走上河岸，停了一下，不远的地方，有一架水车努力攀登着陡峭的河岸，水客深埋着头，号子的歌唱在最低沉处有力的回旋，平车摇晃着，水从桶口泼了出来。　　前边通往街心的大路，被月光照耀着，走着稀疏的人和一架车，车是毛驴拉着的，蹄子清脆地叩着土路“嗒嗒”地响。他们走上了大路，大路直通街心，却也分出了几条岔路，去向看不见的远处，毛驴拉着小车，走上一条岔路，不见了，只有清脆的蹄声，传来了很久。　　大路通往街心，街上的商店与人家，全已经闭了门，静悄悄的。他们一群人杂沓的脚步，惊扰了这宁静。有人推开半扇门张望着，伸出披了衣衫的半边身子。照相馆的橱窗暗了灯光，依然摆着那几幅上了颜色的照片，大多是剧团的女演员的剧照，眼圈画得又粗又浓，嘴是鲜红欲滴的两瓣。其中也有她的一幅，没有上彩，挤在角落里，是“喜儿”的装扮，半身，天真而做作的拧着脖子。他们走过窗，不由得向里张望了一下，那就像是很远很远的事情了，又好像是另一个他们都不熟识的人。他们极淡漠地看了一眼，走了过去。　　脚踩在月光下的石子路上，碎石子光滑地反射着光亮，每一块石子的边缘都勾勒得清晰，看久了倒不像是一路碎石，而是一张线条纵横交错曲折迂回的网络。他们走在这张网络上，犹如走进一个梦境，一个十分清静的梦境。他们竟有些恍惚起来。可周围的一切又是那样的切实，路在脚下是坚硬得拍出了声响。月光如水，泻在身上是凉而暖的。路边粘着的柿子皮是滑的，不小心踩上了，就要跌倒。小饭铺紧闭的门前，封住的炉子是热的，闪着隐隐现现的火星。街边茅厕的气味是臭的，弥漫得那么广泛，已经不觉着臭了。　　“我们终于回来了。”他们在心里想。
　　“我们到底回来了。”他们又想。
　　可是心里却出奇的平淡，还有些怅怅的。他们好像将什么丢失了，没有好好儿的全部带回来。他们好像是两个陌生人走进了这不陌生的小城。这三个月犹如三十年，三百年那样的漫长。小城却依然如故，只是多出了几万只野猫，十分的安静，悄无声息地窜来窜去，或趴在墙头静静地注意地看人。有一座新扒倒的院墙，新房起了一半，半截新房安静地坐在一地的砖瓦石木中间。　　他们终于走进了剧团大院，剧团的大门敞开着，灯火通明，传达室亮着灯，茶水炉亮着灯，伙房亮着灯，有家属的人家也亮了灯，看门老头站在门口翘首等待。他们在热烈的欢迎里进了院子，各自去了宿舍，开了门，开了窗，灯一盏一盏亮了。练功房的灯也都大开着了。他们穿过练功房去伙房吃夜餐，走在褪色的红漆地板上，地板微微有些动摇，发出吱吱的声响。他们不由得都在镜子前停留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竟有点陌生。她小小的年纪，下眼睑却有点松弛，脸上的皮肤很粗糙，鼻沟里的汗毛孔也涨大了，走路的姿态那样蠢笨，老鹅似的，他竟瘦出了皱纹，疙瘩留下的疤痕很深很密地布满了全身，他急切地渴望彻头彻尾地洗一个澡。洗澡房门口排起了长队，有等不及的，便端了水去自己宿舍洗，水泼了一地。二楼的水透过疏漏朽烂的地板，滴到一楼，一楼如下雨 本次列车终点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　　“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到新疆的，有北京人，有福州人，有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象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的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　　“小伙子，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
　　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
　　“调回来了？”
　　“调回来了。”
　　“老婆孩子呢？”
　　“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
　　“真有决心。”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　　“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
　　“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
　　陈信不说话，笑笑。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　　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的，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象是水洗过似的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这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　　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耨，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　　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　　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还好，她在家里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说。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坏，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　　“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
　　“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
　　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　　“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　　“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
　　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
　　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　　“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
　　大哥抱歉似地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
　　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
　　大家都笑了。
　　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谷”。功课虽则很好，室外反映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二则，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象老夫子，外号便叫作“书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谷”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毛栗子”。慢慢地，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吃过饭，哥哥立即泡来了茶，嫂嫂去天井里的“违章建筑”为他整理床铺，弟弟到浴室帮他排队……当他酒足饭饱，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违章建筑”那张同弟弟合睡的大床上时，他感到舒适得象醉了。干净暧和的被子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床头写字台上开着台灯，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枕边有一迭期刊，不知是谁放的，反正家里人都知道陈信睡觉要靠小说催眠的，并且都记得。哦，家，这就是家。他，漂流十年终于到家了。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没有看书便合上眼睛，睡着了。黄昏时，他醒了一下，不知是谁进来把台灯关了，他在黑暗中睁了睁眼睛，心想：“我回来了。”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地、安心地睡去了。　　一早就出门，去劳动局办了手续，弟弟陪他一起去。汽车站旁边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如今摆满了裁剪摊子和缝纫机。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的小伙子向他们迎来，说：“要裁衣服吗？”他们摇摇头，他便让开了。陈信好奇地回头看看他，见小伙子穿得衣帽整齐，上身瓦尔特服，下身喇叭裤，象是一个活的模特儿在招徐顾客。弟弟拉拉他：“车来了。这都是待业青年，上海这种人可多了。”陈信怔了一下，看看弟弟，弟弟已经挤进上车的人群里，拥在刚停靠的汽车门口，正回头叫他：“二哥，快来！”　　“等下一部吧。”陈信望着满腾腾的车厢和站上拥挤的人，犹豫着说。
　　“越往后越挤，上吧！”弟弟的声音象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挤吧，力气他是有的。他扒开人，使劲往里钻，好容易抓住了车门的栏杆，踏上了踏板。他又抖擞了一下，重新振起，象纵深进军，终于在一片哇哇乱叫声中挤到了窗口座位旁边，抓住了扶把。然而他感到十分不舒服，怎么站都站不好，一会儿碰前边人的头，一会儿碰后边人的腰。左右前后都得不到个合适位置。周围的乘客纷纷埋怨起来：　　“你这人怎么站的。”
　　“象排门板一样。”
　　“外地人挤车子真是笨！”
　　“谁是外地人？”弟弟挤了过来，他十分愤怒，眼看着要和人家吵起来了。陈信赶紧拉住他：“算了算了，挤成这样子还吵什么。”　　弟弟轻声说：“二哥，你这样：朝这边侧着身子。哎，对了对了，左手拉把手，这样就好了，是吧？”　　确实好了许多，陈信吁了一口气，总算找到了个安定的位置。虽然还是挤，胸口紧贴着一个背，背上又紧贴着一个胸脯。但究竟能站稳脚了。他扭头看看，见人们象是有个默契，全都向左侧着身子，一个紧挨一个。这种排列方法确实足以使车厢容纳量达到最大限度。他想起那个他曾生活过的偏僻小城，人们挤汽车都是拚着命横挤，一无科学的考虑，搞得拥挤不堪，紧张不堪，而实际上，汽车里的人却并不多。上海人是十分善于在狭小的空间内生活的。　　“下一站西藏中路，下车的同志请准备。”扩音机里传出售票员的报站声，她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各报了一遍。这些售票员姑娘的神情就象皇后一样，又高傲又冷淡，好在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客观上还是给予了乘客们一定的方便。他又想起那地方的汽车和售票员。汽车就象是从轰炸区开来的，满是灰尘和伤疤，常常不等关门便开跑了。售票员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也没有工作制度，不报站名，还经常把车门夹住乘客的后边衣服。到底是上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不得也要认真起来。　　下了车，弟弟带他穿过一条街，这街上是个热闹的自由市场，有菜、鱼、鸡、鸭；有羊毛衫、拖鞋、皮包、发夹；有生风炉炸油墩子的，卖小馄饨的；还有卖纸扎的灯笼，泥做的娃娃，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民间玩具。陈信忍不住笑了，他没想到，大上海也会有这样的“集”。这集市，同前面繁华的现代的南京路相映成趣。　　弟弟说：“现在上海这种地方可多了，政府还鼓励待业青年自找出路呢！”　　一提到待业青年，陈信的眉头不由皱了一下。他停了一会儿问道：“阿三，今年你怎么搞的？又没考上学校。”　　弟弟低下了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读书好象很笨。”
　　“明年你还准备考吧？”
　　弟弟不说话，沉默了半天嗫嚅了一句：“大概也还考不上。”
　　“你这么没信心就行了吗？”陈信有点生气。
　　弟弟厚道地笑笑：“我读书怎么也读不进，我不是读书的料呀！”
　　“我和大哥想读书没有读，你有得读却不读。你是我们家唯一可以上大学的，却不争气。”　　弟弟不响。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弟弟又笑笑，还是不响。这时，突然听身后有人叫：“陈信。”
　　回头一看，见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很白很好看的男孩子。她烫着长波浪，穿着很时新。陈信一时上想不起是谁了。　　“不认识了？我就老成这样了吗？”
　　“哦，是你，袁小昕！真认不出了，但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漂亮了。”陈信笑了起来。　　袁小昕也笑了：“真该死！一个集体户共事两年，居然会认不出来。我看你是忘本了。”　　“不，我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不是第一批招工走的吗？现在还在淮北煤矿？”　　“不，去年调回来了。”
　　“怎么回来的？”
　　“一言难尽。你呢？”
　　“我也调回来了，昨天刚到。”
　　“哦。”她的口气很平静，“张新虎、方芳也都调回来了。”
　　陈信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一个集体户回来了一大半，什么时候找个时间聚聚。唉，总算熬出头了。”　　她没说话，只是淡淡一笑，眼角堆起了薄薄的一迭皱纹。
　　“舅舅，”忽然那孩子对着陈信发言了，“你头上有白头发，和外公一样的。”　　陈信笑了，弯下腰握住孩子的手：“儿子？”他问袁小昕。
　　“是我妹妹的。”她脸红了，赶忙解释，“我还没结婚呢。要结了婚，哪能回来。”　　“啊！”陈信不由有点吃惊，他知道袁小昕是同大哥一届的，有三十三、四岁了吧，“回来了，怎么还不抓紧解决？”　　“怎么说呢，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陈信沉默了。
　　她抚摸着孩子毛茸茸的脑袋，轻声说：“有时候，我觉得为了回上海，付出的代价有点不合算了。”　　“不要这么说，能回来终究是好的。”陈信安慰她。
　　“大阿姨，电影要迟到了。”孩子大声提醒道。
　　“噢，我们走了。”她抬起头对着陈信笑了，“对不起，扫了你的兴。你和我不一样，你是男的，又年轻，来日方长……会幸福的。”　　陈信望着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心情不由有点沉重。
　　“真是死蟹一只。”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是弟弟在说。
　　“什么死蟹一只？”他诧异地回头问。
　　“三十几岁还没有朋友，死蟹一只，僵掉了。”弟弟解释着。
　　“袁小昕并不是找不到，她是有想法的，你没听她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懂吧？”　　不知弟弟是懂了还是没有懂，他不以为然地一笑：“反正是个老大难，三十几岁不结婚的男人哪儿有？要么是有缺陷或者条件极差的，要么就是条件极好，要求极高，这种人又是喜欢找年轻漂亮的。现在二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接上班了，多的是。”　　陈信想说，还会有一种情况，是一直没寻找到爱情的。可又一想，这话和阿三说，他未必理解。这一批小青年和他他这一代似乎大大两样了。他斜眼瞅瞅弟弟：“你可真内行。”　　弟弟自负地笑了，这小家伙，连哥哥话里的刺儿都听不出来。陈信又有点不过意，便和缓了口气说：“你现在每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　　“也没什么事情，反正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半导体，困困觉。”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陈信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弟弟不响，一直走到劳动局大楼下，上了台阶，他才说：“我蛮想工作的。”　　陈信站住了脚，弟弟走了几级台阶回过头来说：“走呀！”弟弟的眼睛是坦然而诚恳的，陈信却避开了他的眼睛。　　上班了。妈妈的工厂很远，路上需要转三辆汽车，花一小时另二十分钟。厂里分配他开车床，这是他从来没接触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戏称自己是三十岁学生意的老学徒。其实，难的倒并不是车床技术，而是要习惯和适应新的生活、新的节奏。这里的节奏是快速的——下了第一辆汽车，必须跑步到第二个车站，正好赶上车到站；下了第二辆，又是跑步到第三个站……这一环扣着一环，脱掉一环也不行。要想抽支烟，或者思想开个小差，都是不允许的。三班倒的工作制也是他难以习惯的。一周夜班欠下的觉，下两个星期也还不掉，于是，他老感到睡不够。两个月下来，他的脸盘已瘦了一圈。不过，人家都说瘦了好，好看了。在外地的那种胖是虚胖、海胖，吃面粉发的，并非健康的象征。　　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回上海了，他心满意足。然而，满足之余，有时他却又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象是少了什么。十年中，他那无穷无尽的思念，现在是没有了。这思念叫人好苦，吃不下，睡不着。这思念叫他认准了目标，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这思念是渗透了他，充满了他，如今没有了，倒真有点不习惯，常常感到茫然。不过，他认为自己是乐极生悲，回上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好建立新的生活吧！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生活，他尚未正式考虑。因为，一切仅只刚刚开始呢！　　这天早班下班了，他拖着两条足足站了八小时的发麻的腿，洗了澡，换了衣服，走出厂门，到了汽车站，车站上简直是人山人海，人行道上站不下了，漫了大半条马路。起码有三辆汽车脱班，才会造成这种局势。他等了十分钟，汽车连影儿都不见，大家牢骚满腹，议论纷纷，估计是出了交通事故。他等得心里发烦，一赌气，转身离开了车站，走吧！走几站路，直接坐第二路汽车。上次，比他小一岁的李师傅曾经带他走过，左一穿，右一绕，可以省不少路呢。他凭着记忆向前走去，穿过一条弄堂，走上一条石子路面窄窄的小街。街两边满满地坐着人，有的在洗刷马桶，有的烧饭炒菜，有的织毛线缝衣服，有的看书做作业，有的下棋打乒乓，还有的在铺板上蒙头睡觉……把小小的街面挤得更窄了。他转头左右看看，两边的屋子象是鸽子笼，又象是口琴的格子。又小又矮，从窗口望进去，里面尽是床，床，大的、小的、双层的、折叠的。因此一切娱乐、一切工作、一切活动，不得不移到室外进行。要是上班的都下班了呢？要是下雨下雪呢？要是儿子大了要结婚呢？要是……原来在五彩缤纷的橱窗，令人目眩的广告，光彩夺目的时装和最新电影预告的后面，却还有这么窄的街，这么挤的屋，这么可怜的生活。看来，上海也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完美。　　走了有半小时，才到汽车站。他挤上了车，现在他已经学会如何侧着身子，将自己一米八十的身躯安置在最有限的空间，再不会被人误以为是外地人了。当他回到家时，已经六点多钟了，又饿又累。原以为家里已有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在等他，岂不知连饭还没烧熟。原来妈妈下午去淮海路买东西，街上人多，店里人多，车上人更多，老太太如何挤得过人家，结果回来晚了。饭还是上长日班的嫂嫂回来烧上的。妈妈一边忙着洗菜切菜，一边埋怨弟弟：“这个阿三呀！什么事也不干，一天到晚就是听听半导体睡睡觉。你见我晚回来，帮我把肉丝切切也好呀！唉，这个阿三！”　　陈信憋着一肚子火走进“违章建筑”，屋里黑洞洞的，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却听见半导体没有调准频道的嗡嗡声，似乎在讲话，又似乎在唱歌。他摸到床沿去，一下子绊在一条腿上，把他吓了一大跳。床上坐起一个人：“二哥，下班了啊？”　　陈信打开台灯，忍不住发火道：“阿三，你日子过得太无聊了。成天在家没事，也帮妈妈干点家务嘛！”　　“下午我去买了米，还拖了地板。”弟弟辩解道。
　　“买米拖地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象你这么大，在农村拉犁子，割麦子。”　　弟弟不响了。
　　“你也二十岁了，脑子里该考虑点问题，干点正事了。起来起来，一个人，怎么甘心生活得这么窝囊。你要振作起来，哪还象个年轻人哪！”　　弟弟不声不响地走出了“违章建筑”。大哥也回来了，又冲着他说：“三三，你大了，该懂事了。哥哥嫂嫂在外工作了一天，回来总想好好休息，你应该帮帮忙啊！”　　陈信在“违章建筑”里又接了上去：“如果你每天在温习功课考大学，我们一点不会责备你不于家务。相反，还会给你创造条件……”　　弟弟仍然不响，妈妈过来打圆场了：“好了好了，也怪我，走以前没和阿三交代。饭马上就好了，先吃点饼干吧！阿三，去拷点醋。”等阿三走开，妈妈又对两个大儿子说：“我宁可阿三在家里窝着，也不愿他出去闯祸。这些没工作的孩子，象他这样，还算听话的，好的啦。”　　七点半，饭菜终于烧好了。大家在妈妈睡觉的六平方小屋里围着饭桌吃饭。因为饭前阿三引起的不愉快，气氛有点沉闷，谁都不想说话。没有闲话下饭，食欲似乎也受了影响。大嫂也许为了使气氛活跃起来，挑开了话题：“我们局里成立了‘青少年之友’，其实就是婚姻介绍所呀。阿信要不要我去帮你领张表格？”　　“我吃饱饭没事干了。”陈信勉强笑着说，“我不想结婚。”
　　“瞎讲！”妈妈说话了，“人怎么可以不结婚。我就不信象你这种相貌人品，会找不到老婆。”　　“现在身高一米八十的最吃香了，小姑娘都喜欢高个子。”弟弟笑嘻嘻地说，已经把刚才受的责备全忘了，他是个没心眼的孩子。　　“现在要找个对象也不容易。”嫂嫂说，“没有上千元办不了事。”
　　“儿子要结婚，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帮忙的。是吧，阿仿？”妈妈问大哥。
　　“哎哎。”大哥傻呼呼地应着。
　　“有了钱，要没有房子，还是一场空。”大嫂又说。
　　“实在没办法，我搬到弄堂里去睡，也要让儿子结婚的。是吧，阿仿？”
　　“对，对。”大哥应着。
　　嫂嫂笑嘻嘻地说：“姆妈说话算数啊！”
　　妈妈也笑着说：“姆妈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的？”
　　“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哪！”阿信放下了碗筷。虽然，妈妈和嫂嫂都是笑着，可骨子里却象是很认真的，又象是包含着什么心照不宣的意味，使人感到很不愉快。　　他在哥哥房间里看了一会儿电视，便觉得很困，眼皮子尽打架。想到明天还是早班，便站起来，睡觉去了。走进“违章建筑”，却见阿三已经睡在床上了，在听相声，一个人“咯咯”笑着，十分快活，惬意。　　“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他说。
　　“电视没看头。”等到相声在一阵掌声中结束了，弟弟才回答。
　　“这次相声曲艺节目，播送完了。”半导体里说。弟弟失望地关上了半导体收音机。　　陈信照例看了几分钟小说，便关上了台灯。黑暗中突然响起弟弟的声音：
　　“二哥，要是爹爹还活着就好了。我顶替姆妈，你顶替爹爹，爹爹的工作好，是坐办公室的。”　　陈信突然鼻子发酸了，他很想将弟弟搂在怀里，可结果却只是翻了个身，粗声说：“你应该说，考上学校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弟弟发出了轻轻的鼾声，陈信却一无睡意了。
　　妈妈退休，本来可以让弟弟顶替的，可就因为他……
　　他当即便打了长途电话回家，说：“弟弟在上海，总有办法可想。这却是我唯一的途径了。”妈妈那边一声不吭，于是他便反反复复地说：“妈妈，我十八岁出去，在外苦了十年。妈妈妈妈，我十八岁出去，苦了十年，十年哪！”妈妈那边仍是没有声音，但他知道，妈妈一定在哭，并且在心里直说：“手心手背，哦，这手心手背……”结果，弟弟让了他，是应该的。十年前，他也让了哥哥。弟弟也和他一样，并没有怨言，也没有牢骚，同他亲亲热热的。弟弟翻了一个身，一条腿又跨在了他的肚子上，他没有推开它。　　唉，弟弟，真是不争气，要是他考上了学校，不就一切都解决，皆大欢喜了吗？可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大学，上中技的。说起来，弟弟本不是爸妈打算生养的，就因为提倡“光荣妈妈”，于是又有了他。他的出生曾给妈妈带来了光荣，而今却是烦恼。弟弟对自己的出生也很抱歉，同时又为没考上大学而抱歉，对谁都和和气气，谁说他都不回嘴。　　他叹了一口气，上海，在上海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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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妈妈厂里的一个老姐妹沈阿姨将要带个姑娘来给陈信过目。这是妈妈一手主持的，陈信就不好太执拗了。可心里实在觉得又无聊又别扭。哥哥说：“你现在应该着手建立生活了。”他听了倒是一震，新生活突然之间这么具体起来，他有点措手不及，难以接受。可他再想想，确也想不出来究竟还有什么更远大、更重要的新生活。也许，结婚，成家，抱儿子……这就是了。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又涌上心头。唉，十年里，对上海的思念虽然熬人，可却也有甜蜜，比如做梦，憧憬，梦游，神游。看来什么都是希望着的时候最好，就比如小时候总觉得星期六比星期天更好一些。　　一家人却都很起劲，从下午起便开始准备了。决定在哥哥房间里进行，嫂嫂把房间扫了一遍，抹了一遍。哥哥去买了点心水果，并商量决定早早地把囡囡哄睡，免得他说出叫人难堪的话。这是有过教训的。有一次，他妈妈给人介绍对象，在家里碰头。平时大人说话也不避他，他似懂非懂，突然间，指着那一对男女问嫂嫂：“妈妈，他们两个是结婚？”搞得十分不好。　　弟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建议妈妈晚上烧绿豆汤，又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出来让二哥穿。陈信发觉他的兴奋是由于极其无聊，生活中总算有了点新鲜内容，便开心得不得了，不免有点反感。于是也要求他到时候和囡囡一起在“违章建筑”里睡觉。弟弟百般哀求，无奈二哥的态度异常坚决，十分扫兴。尽管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但他还是帮助妈妈烧好了一大锅绿豆汤，动员二哥套上了他的喇叭裤。　　七点半光景，她们来了。那姑娘一直害羞地躲在沈阿姨身后，进了屋便坐在角落的沙发上，拿起一本书看着。正好是个黑影地，她又埋着头，看不清模样。　　“阿信这孩子不错，厂里老师傅很夸奖他。到底在外面吃过苦的，不象那些学堂刚出来的小青年骨头轻。”沈阿姨说。　　“是啊，这孩子不容易，在外面苦了十年。”妈妈一面和沈阿姨聊天，眼睛却老瞟着角落里的姑娘。　　“阿信，车床上的活儿做得惯吧？八小时站着，很吃力的噢？”沈阿姨又转向了陈信。　　“还好。我不怕站，在农村什么活没干过！”陈信应付着，注意力却全在那个角落里。可惜看不清，只看得见一个轮廓，似乎是短短的卷发，宽宽的肩膀。　　“阿仿，儿子呢？现在顽皮得不得了吧！”
　　“他睡觉了，还听话。”大哥心不在焉地回答。
　　“听话个什么！皮死了，我不要他了。”嫂嫂纠正道。
　　“这是讲讲的，人家想要还要不到呢。皮的小孩都聪明。”
　　“聪明倒是聪明……”嫂嫂转身向角落走去，“来，这儿坐，喝点绿豆汤呀！”　　可有一个人“抢”在她前边走到角落里，说：“这么暗，看书太吃力吧！”说着便拉亮了落地灯。原来是弟弟，不知他什么时候混进来的。陈信真想揪着衣领把他拎出去，可心里也不得不感激他的灵活机动。　　现在，姑娘便全都被灯光笼罩了。大家不约而同都停止了说话，向她看去，又不约而同地回过头，相互望望。大家脸上都有一种失望的表情。还是嫂嫂比较沉得住气，她怔了一会便说：“别看书了，喝点绿豆汤。”　　姑娘扭扭捏捏地喝完一碗绿豆汤，用手绢擦擦嘴，便说要走了。大家也不留她，只客套了几句：“以后来玩啊！”“路上小心啊！”然后全家起立送她到门口便止了步，由沈阿姨一个人送出弄堂。这似乎已经成了一套仪式的，每个人都自觉地遵守着。陈信刚回上海，还不大懂。但弟弟负责地站在他身边，为他作着榜样。　　妈妈瞅空问陈信：“阿信，你看怎么样？”
　　阿信不说话，却笑了起来。
　　“不行不行，颧骨高，要克男人的。”弟弟发言了。
　　“瞎三话四，又不问你。”
　　“形象是欠缺一点。”哥哥说。
　　“相貌是不好看，不知道人怎么样。”妈妈自己说。
　　交流只能暂时到此，沈阿姨回来了，笑着对陈信说：“人家说，看你的意思如何。小姑娘看样于蛮喜欢你的。”　　陈信还是笑着，不回答。
　　沈阿姨似乎会意了一点什么，又说：“这姑娘人品很好，老实厚道，今年二十八岁。家里条件蛮好的，她爸爸妈妈说：不看男方的条件，只要人好，要是没房子，可以住我们家。他们有一间双亭子间……好了，你们再商量商量，最好早点给我回信。阿信，沈阿姨不会骗你的，你放心。沈阿姨从小看你长大，最知道你了。”　　全家把沈阿姨送至弄堂口，才回来。
　　“阿信，你对她印象究竟怎么样？”哥哥问。
　　“不佳。”阿信直截了当地说道。
　　“形象究竟是次要的，可以接触接触嘛！”嫂嫂说。
　　“嗯，形象可重要。要不，大哥为什么要找你。”陈信和嫂嫂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笑了。　　嫂嫂又笑又气，在他肩上捶了一下。
　　“阿信，我说你也可以接触接触，不能太以貌取人。”大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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