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魅力
铁凝经典的，耐读
铁凝其人
铁凝，女作家。1957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1975年于保定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1979年调保定文联《花山》杂志任小说编辑，后到河北省作家协会专事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300余万字。其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哦，香雪》、《六月的话题》分别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其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得首届国家级大奖--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首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哦，香雪》先后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及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部分小说已译成英、法、德、日、俄、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挪威等文字并出版。
铁凝有三种身份角色：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
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的作品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包括那部《约翰·克利斯朵夫》。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又有谁能清楚地记得这部作品扉页上的题记写的是什么？"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湮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铁凝就记得。
当问及铁凝在她人生的某个阶段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时，她毫不犹豫地把这部四卷本的小说排在了首位。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铁凝早已为读者所熟悉，而她四次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人生经历，也许读者还不知道。1975年，年仅18岁的铁凝就入了党；1987年，铁凝当选为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2年，铁凝再次当选为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她又参加了党的第十五次、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毫无疑问，这在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中，意味着一种很好的政治荣誉。
对女性感情、命运的关注，对铁凝来说是一贯的。作为一个女作家，铁凝当然有比较自觉的女性意识，她的作品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意识。
铁凝有三种身份角色：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而这种很高的人生智慧的背后又有着几段非同寻常的阅读生活。
时代虽枯燥阅读生豪气
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好书不能公开上架"的时代，阅读是贫乏的，除了内容空洞的课本，铁凝无书可读。那段时期，没有阅读的生活让铁凝备感压抑。所幸她的家庭残存下几本"不合时宜"的文学名著，给她带来些许阅读的快感。那些文学并不是为一个孩子预备的，书中的内容与她所能感知的生活相距甚远，而且她也并不能完全理解那些人物和故事的幽远意蕴，但她却陶醉其中，体味到莫可名状的幸福。其中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尤其令她难忘。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对一个音乐天才艺术发展过程的精雕细琢的记录。罗曼·罗兰描绘书中主人公的心灵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约翰·克利斯朵夫》牢固地建立了罗兰在20世纪早期文坛的声望。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经历也就是每一个丢掉过去、开拓未来的天才人物的经历。1915年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巨著。这本书扉页上的题记--"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湮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震撼着一个少女稚嫩的心，让她第一次清晰地渴望自己的灵魂美好高尚，渴望自己能对这个世界有所作为。尽管在当时，铁凝并不知道她能够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也许，这便是文学的魅力吧。它在课堂之外，在你的个人生活里悄悄地开启着你的心智，拓展着你的视野，丰富着你对大千世界的认识，涵养着你的审美情趣。铁凝以为，一个人心灵的健康成长，是应当有那些真正出色的文学作品为伴的。在那个阅读贫乏的时代，人还能有缺点，人还能以别的方式存在，铁凝觉得眼前一亮，生出一种豪气。原来真正的英雄有时候也有卑下的情操。
这本书虽然算不上铁凝最喜欢的一本书，但在那个特定时代，枯燥的课堂不能给的东西，这本书给了她，起码能让她在郁闷的时候，有了一点自以为是精神力量的东西。罗曼·罗兰所塑造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和他所说的这些话，给铁凝以激励，让她仰起头，重新看一看头顶的天空，太阳还在明朗朗地照耀着，只不过太阳和风雨雷电同在。这本书使铁凝坚信：黑暗总会过去。
阅读渠道多仍有小遗憾
阅读对铁凝有着太强的诱惑，她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阅读了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
铁凝对自己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她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应该读书的时段没书可读，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书全毁了。有一天铁凝买了一本《欧阳海之歌》，那会儿这本书在班上流传，铁凝经常在午睡的时候偷着读，结果还被老师没收了。当时这本书没有看完，至今回想起来铁凝仍觉得是一个遗憾。
后来上中学以后，铁凝从北京回到了保定，又有了读书的机会。那时学校斜对面有一个造纸厂，造纸厂里有很多回收来的书。有一些调皮的男生，经常从窗子里钻进去偷书玩，铁凝知道了，就借来看。这里的书有很多都是世界名著，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司汤达、契诃夫、梅里美、巴奥托夫斯基等大作家的作品都被铁凝借过来读了一遍。有的书太好了，铁凝干脆就不还了，据为己有，所以那会儿铁凝收藏了不少好书。
中国当代的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铁凝则是从那些供批判的油印册子里面读到的。像《长长的流水》，铁凝是一口气读下来的，看完了合上书，才发现封面上用黑体字赫然标着"批判刘真作品集"，人名被倒过来，还打着叉。
后来的阅读稍微系统一点。父亲发现铁凝的书包里总是塞着一些书，就给她开了一个书目，从历史开始，中国通史、唐诗宋词、四大名著、明清散文；外国的文学作品则包括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大作家所有的短篇。家里没有，父亲就通过关系从已经封了的市级图书馆借，读完了再还回去。当时铁凝还不明白父亲的用心。父亲让她背唐诗，她也不背，当时铁凝觉得父亲是家长作风。这一点点古典文学的基础，对她的写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要说到真正的自由阅读，则是在70年代后期，那会儿国家出版了一大批国内外的很好的文学作品。铁凝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在书店排队争相购买的情形，因为整个中国都要补课。那一刻，铁凝在阅读的世界里真正地放飞了。
卖书虽心疼也有幸福时
铁凝酷爱买书，但是不爱卖书。只有一次，是迫不得已。
那是她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课停了，没书可读。父母都被集中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铁凝就被送到了北京的外婆家。
那会儿谁的家里都不敢藏书，铁凝有个任务就是推着小车去废品收购站卖书，有资产阶级标志性的书都得卖掉。那时，废品站的生意可真兴旺，卖书也要排好长好长的队。排队对于铁凝来说就是一个看书的好机会。铁凝第一次看《静静的顿河》，就是在卖书的行列里。一边看书，一边盯着前边缓缓移动的队伍。收废品的叔叔，你慢些，再慢些，让我把这本书看完吧！终于，前边的人走尽了，面前一只大麻袋，把铁凝最珍爱的朋友收走了。
那次卖书，给铁凝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第一次有了特别心疼的感觉。理智上知道这些书都不应该再读了，但是要把这些书卖了，实在是心疼。当时读书纯属兴趣，没有什么目的，就是看故事，不是为了将来做什么才去读书，但当时就是这些书，给铁凝的生活带来了微笑。铁凝在书的世界里遨游，完全忘记了外面正在进行的"革命"。
在那段时期，铁凝读过的作品中印象最深的是孙犁的作品。那天卖完书回到家，铁凝在外婆家的床缝里发现还掉了一本书，没有书皮，就拿来看，一下就被作者的语言吸引了，尽管看不懂，但就是莫名其妙地被吸引了。很久以后铁凝才知道这本书是孙犁先生的《村歌》。
一个小说家读书最好"杂"
作为一个小说家，铁凝对阅读的观点是，读书不能带有太强的功利心和太具体的目的，特别是一个小说家，除了小说，之外的一些东西也要读，它可以开阔你的视野，可以使你的生命双倍延长，从另外的书里你可以获得另外一种生活，其实你的生命也就丰富了。所以，阅读在铁凝的个人生活里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读得越杂越好，应该多读一些小说之外的书。"
另外，铁凝认为，读书还得从兴趣出发，不喜欢不要去硬读。"读不下去，你怎么获得营养啊？也许随着年龄以及阅历的增长，你会发现你漏过了一些值得你去读的书。所以，也不要太过排斥。"
铁凝的一大部分阅读其实就是她个人生活很愉快的一部分。"人的读书生活中要是有这种成分在里面会很自然的，也会很愉快的。任何一本好书给读者的营养是缓慢渗透的。"铁凝说。
铁凝未来的阅读计划就是读经典。经典的，耐读。
铁凝书语
任何一本好书给读者的营养是缓慢渗透的。
长篇小说是"命运"，中篇小说是"故事"，短篇小说是"景象"。
给女性代言
农村少女"香雪"和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成就了铁凝，也成为她对女性感情、命运关注的开始。作为一个女作家，铁凝当然有比较自觉的女性意识，她的作品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意识。《哦，香雪》描写一个农村少女香雪在火车站用一篮鸡蛋向一个女大学生换来一只渴望已久的铅笔盒，表现了农村少女的纯朴可亲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同年，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少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纯真美好的品格。而1988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是铁凝致力于女性历史命运书写的力作。它通过以司绮纹为代表的庄家几代女性的命运，揭示了女性生存与现代历史及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它一改铁凝以往那和谐理想的诗意境界，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铁凝说，文学虽然不再具备指点江山的功效，但还是可以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起到很大作用，作家还是应该为捍卫人类精神的高贵、心灵的美丽而写作。她写的故事人物千变万化，但其内核是不变的：好奇善意，积极向上。
她说："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使命，我别无选择，只有写作才能使我获得满足感、成功感和乐趣。写书是希望带给读者快乐，如留下一份礼物。"铁凝是怀着这样的美好愿望从事文学创作的，难怪读者能从她的作品中获得美的享受。今天，铁凝仍然离不开"体验生活"。她说："我能够像农民对土地深深地弯下腰去那样，对生活深深地弯下腰去，以更宽广的胸襟营养心灵、体贴生活；不敷衍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敷衍我的笔、我的灵魂、我的读者。"
周汝昌
我为芹苦60年
周汝昌其人
周汝昌，著名红学家。本字禹言，号敏庵，又字玉言。1918年生于天津。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毕业。解放后任教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研究员。
周汝昌不仅是继胡适等红学先辈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大家、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而且是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和诗人。他平生精力倾注于中国文化与诗文书画理论之探讨，博学强记。著述宏富，研究深广。曾评注校订过唐宋诗词、《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己出版著作三十余部。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为其第一部也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以开创意义及丰富详尽在红学界享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其后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石头记会真》、《红楼夺目红》、《曹雪芹画传》、《红楼小讲》、《定是红楼梦里人》、《红楼十二层》等十几部红学著作，展示了他在红学领域不同层面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
曹雪芹痴迷，写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红用了60年。同是痴人，则有了性情上的相通，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活，更重要的是性灵的参与、灵魂隔世交流的能力。因此，也许没人能比周老更对《红楼梦》的文本敏感了。
采访周汝昌有些难度，先是他年龄已大，体能有限，他的女儿周伦玲替他挡了一回驾；再者是及至见到周老，发现他"耳目已坏"，几乎不能交流。但周老说:"你有问题可以对着我的耳朵喊！"本文就是用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喊"出来的。
如果没有在现代文学馆的数次演讲，也许我们会把周汝昌仅看成一个历史人物，他更像现代文化馆里供奉的人物群像之一，少了些现实的鲜活性。而周老在文学馆演讲的现场反应，却否定了这一点。周老讲《红楼梦》的时候，所获得的掌声是所有演讲者中最多的。
"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
周汝昌是当今最重要的红学家，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不知道周老是否会觉得这个定位过于狭窄。他生于1918年，1947年即着手研究《红楼梦》，后人对于周老的了解，几乎就局限于"研红"一项事业。但记者在不止一个地方看到他说"我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白呢？周老说："我研究的其实不仅仅是红学，我主要研究的是诗学、书法、中华文化学。"有人曾抱怨周老将"红学"转变成"曹学"了，其实也与周老这个宽泛的研究范围有关。他认为研究《红楼梦》不仅是研究遣词造句，更要研究《红楼梦》所折射出来的所有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无疑都承载着传统文化。周老除了进行上述研究之外，还是一个外文教师。他说："从去年到今年，我一直在用外文给外国客人讲《红楼梦》。"
这一层原因之外，其实还包含着其他因素：国内人对"红学"一词并不是都抱有好感。这也许与历史记忆有关，向来红学研究就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再者，周老告诉了记者当今红学界的沉闷。这沉闷包括学术方面的沉闷：现在红学研究进展缓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红学著作，但无论其规格还是品质，有价值的不多。"
另一方面的沉闷则是来自学术界的环境风气。"为什么我说一句话，大家亿万双眼睛盯着，议论，围剿？如果是严肃的批评我欣然接受，可是我遭遇的都是非学术的话，漫骂、造谣、攻击，所以我说，我最好还是离开这个所谓的界，我是界外人。我弄自己的学问不是很好吗？"
《红楼梦》抄本的两个线索
红学曾是显学，但研究者的生活却并不"显"。进入周老家中，发现家里的布局摆设，仿佛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面貌。旧沙发，旧桌椅，周老用的茶碗、茶托以及盖子是零散拼装起来的。非常简朴，但仍然古色古香，有一种"暖老温贫"之美。这种美自然是文化蕴育出来的，使人想起《诗品》里说的："神存富贵，始轻黄金"。
这样的环境最适合扯闲篇。记者想知道红学研究中的实物考证有没有新进展，并无意中对周老说，不久前听朋友胡扯，说《红楼梦》的原稿抄本可能在四川资中县，晚清时候四川有个铁路事件，斩了一个北京去的满族官员，手抄本极有可能是他带到那里的。
"哎呀，你说的这个我还不知道！我跟你说实在的，我知之就知之，不知就不知，这个说法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马上可以回答你，这个可能性是不小的。为什么呢？你说的那个人叫端方，满洲人，别人的记载就是他有一本真的《红楼梦》，你知道那个脂砚吗，那也是在四川发现的，我认为那都是端方带过去的！而这个抄本一直都没有下落，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周老提到另外一个线索：当年重庆北醅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则虞教授亲自告诉过周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所见的那个80回以后完全不同的那个本子，也在四川，他对那个本子非常注意。"他亲自告诉我，他认识藏真本的人的儿子。那人当时做中学教员，而这人脾气古怪。吴教授的判断是，这部书还在这个中学教员手里。"
"闲篇不闲"与新书
"闲篇不闲"，其实是周老研红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奇闻轶事的提及与兴趣则无意中遵循了考证派红学的内在逻辑。现在有人说红学已出现学术危机，以海外的余英时为代表。周老说："这种向外找材料的倾向在考证派红学中尤为突出。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困顿。"
历史上的红学可粗分为三派：索隐派、阶级斗争派、考证派。后者大致以胡适为开端，鲁迅也有参与，最后周汝昌将此学说推向最为丰满的阶段。考证派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这也是有人说周汝昌"将红学蜕变为曹学"的原因所在。
搜寻曹雪芹的生命遗留成了考证派红学的重要命题。这里面也包含着文化心理学的重要因素，即搜寻遗迹是我们心灵的内在需要。而周老对曹雪芹的多年考证，几乎就集中在《曹雪芹传》里。实物考证对红学意义重大，这一点即使余英时也不能否认。比如，周老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的恶意制作，其低劣主要不是文辞的低劣，而是与前面的文字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但也有人否定这个观点，认为高鹗基本上继承原意，若没有实证，这个问题似乎将成为永久性疑案。
余英时认为，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世界：乌托邦的世界（大观园之内）和现实的世界。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周老多年将大观园"现实化"的考证工作似乎就失去了意义。其实，两种观点都退一步，则都可存立，小说笔法不可能完全写实，但即使想写一个理想世界，其中也必定有现实的影子，不必如此剑拔弩张，完全敌对。而记者发现周老新出的《红楼夺目红》里，有一篇《大观园哪里"理想"》，也许就是针对余说的反驳。
余英时还认为，以后研红的方向应该是注重对文本的研究。而《红楼夺目红》的出版，"字字紧扣文本"。有人说，"周汝昌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红楼梦》。"此书的出版颠覆了这一说法。周老对文本的注重，也许不是随意的学术转向，也并非受谁的启发和鞭策，而是红学研究的内在逻辑性"逼"出来的。周汝昌已85岁高龄，竟仍有能力把握和引领红学研究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方面。
也许是随着新材料的减少，周老年事渐高，体力精力都不允许他再去翻检、查阅、寻访旧迹，这反而使他从一切烦琐考证中解脱出来，回归文字本身。周老是离曹雪芹最近的人。曹雪芹痴迷，写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红用了60年。同是痴人，则有了性情上的相通，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活，更重要的是性灵的参与、灵魂隔世交流的能力。因此，也许没人能比周老更对《红楼梦》的文本敏感了。
"研红务必先研心"
周汝昌是第一个将红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的学者。他写过一本书叫《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个命题令笔者产生疑问：中国文化正统是儒家文化，而曹雪芹似乎是反对它的，因为这些悲剧恰好是它造成的，而挽回这个残局的并不是儒家内部的力量，或者说，当世事让人极度痛苦的时候，书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道家或者佛教的人物形象，这些似乎是《红楼梦》里的精神出路。曹雪芹到底是否认同中华文化呢？
"你的这个提问是自然的。我怎么回答呢？第一，他们说曹雪芹反专制，不可能！那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第二，贾宝玉也并不叛逆，《红楼梦》写的礼法、尊卑、主奴、等级，严格极了。贾赦让宝玉进来，进来以后，两个低辈马上站起来，迎春不动，因为迎春是姐姐。一个宴会谁坐哪个位，主次分明，最注重礼法。曹雪芹不是反，是说有'伪'，说那都是假的，都是一个表面，那个礼都是应酬、巴结、借权势。而真正的礼是人与人的关系：怎么对待人，怎么看自己。贾宝玉说：我不值什么，我怎么都行。彩云说王夫人房里犯贼了，要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偷东西的就完了，这时候贾宝玉说，这个东西是我拿的。他处处为人，处处关怀。'大旨谈情'，说的就是这个情。这怎么能说是反呢？怎么能说是叛呢？你要是把这个扣解开，你就会恍然大悟，啊，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真精神。"
周老话语间充满激情，而他言简意赅所谈及的，完全就是李泽厚"情感本体论"所着重阐发的核心内容。可以断定他没读过这个概念，他也无须别的支援，这全是他以80余年的生命经验自然感知到的，只是他没有将之假以名目。周老基本不接触现代的文化产品，他家里的书无一例外，全是古书。他说:"我自己是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对英语有很深的造诣，但我不喜欢现代那些受西方影响很大的作品。"
学者们从事传统文化与红学的研究，大多是一门职业，技术性的参与更多。而周老研红，不但有外在的索引考证，还有其生命本体的亲身实践。他不但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还是它的载体，他身在其中，因此他从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滋养将比任何人都多，这是他与现在以及以后更多的研究者相区别的一个地方。这是其有利的一面。而不利的一面也由此产生，因为身在庐山，不能旁观，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就会沉溺，批判少而包庇多，而感性对理性判断不时出现的僭越，也是周老研究文章中常有的现象。
正因如此，周老本身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除了他的红学贡献之外，他身上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据说，当他在现代文学馆做演讲的时候，听众特别多。大量的听众涌入文学馆，这不仅仅是红学的魅力，他们也是为了看一眼周汝昌，如同拜谒一段即将被时光拆除的古城墙。它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古典标本。可以预设有一天，他也将成为被研究的对象。
周汝昌书语
自幼苦无书读。父亲"书斋"里所有的典籍书目是：一部《古文观止》、一本《千家诗》、一函石印的写刻本《郑板桥集》。谁知这么寒碜的条件，这么一点儿文化颗粒，竟然对我产生了影响。那些诗，尤其是七言绝句，令我入迷。
读书给自己划一个太严太狭的圈子，并不一定是良策。
"解味道人"以痴自况
周汝昌曾经自称为"解味道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红楼梦作者的自况，而周汝昌以"解味道人"自称，显然是认为自己可以作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是知道"红楼"之真味的人之一。
能知道《红楼梦》之真味，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古典人文之气氛在如今越来越稀薄，谁还能解读古人的真情，古人歌哭中的真实意味？周汝昌能做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他痴。正是因为痴，所以能够一辈子都抱着一本书来解读，而且现在已经到了接近90岁的高龄，竟然会以每年几本书的速度频繁发表自己的作品，这种与古人的"隔世交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能做到这一点，还因为他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嫡传人。古代的文化，古人的情态，都因为他在年龄上与古代的接近，以及他在早年浸润的古代文化，都使他成了最有资格的解读者。
从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红楼梦〉新证》以来，周汝昌就一炮打响，成了著名红学家。中国的"红学家"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因为中国的红学研究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一直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红学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有时候还是一个政治现象。回想一下这个本来应该耐得住寂寞的红学界却出了一些风云叱咤的人物，就知道这其中的微妙。周老身在其中，自然受到不少事件的波及。而周老与胡适的关系，似乎也一直是周老传奇人生里的一个重要的章节。不久前，忽然看见书市上有一本周老讲述自己与胡适关系的书，这种书自然可以澄清不知情者对当年这一风波的误读，从中可以看出学术的政治化曾在这一代学人心中留下了多少波澜。
周汝昌老而有为，上半年竟然在书店里见到他的两本新书，而去年他也出了不止一本新书，这种写作速度让人惊讶，而他频繁在电视台上做演讲，也受到公众的欢迎。这些行为使我们感觉这是一个为传统文化张目不遗余力的思想家。他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一旦驾鹤西归，谁还能再解传统文化之味？
周梅森
三本书影响了三段人生
周梅森其人
周梅森，作家，1956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当过矿工、文学编辑，挂职出任过政府官员，下海经过商。1984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
著有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黑坟》、《原狱》、《重轭》等10余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军歌》、《国殇》、《大捷》、《中国往事》等20余部；影视文学剧本《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共和国往事》等100余部集，约600余万字，并有12卷本《周梅森文集》出版发行。其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煤矿长篇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全国优秀电视剧本奖、优秀影片编剧奖等30余种奖项。
"如果没有商场上的失败以及股市上割肉的惨痛，我不会对经济问题如此熟悉，也不敢写这类题材的作品。再比如说给我带来巨大名声的政治小说吧，其实也是另一种失败的产品，政治上的失败。"
作为中国当前最"火"的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周梅森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欢迎。从《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到《国家公诉》，他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描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直击现实体制中的矛盾与改革中的阵痛，在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中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主人公，成为"主旋律"作品的领军之作。他的这些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每部都占据着黄金频道的黄金时段，收视率居高不下，周梅森由此也成了近两年影视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说，周梅森的经历有些传奇色彩。他曾经挂职当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这段经历，更是给很多读者蒙上了些许神秘色彩。
《我的大学》启蒙心灵
一本好书无疑可以对一个人某段人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周梅森的人生中有三本书对他影响至深。
当年周梅森对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感慨颇深，他非常敬佩高尔基。他的经历跟高尔基特别相似。他的大学是在深深的矿井下完成的，他的今天是生活造就的。至今填写干部履历表，他还老老实实地填上高中，并不因此而产生任何自卑感。
早年对周梅森产生过影响的还有一本书，那就是《巴尔扎克传》，这本书的名字他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知道的。他第一次读它是在"文革"期间，在一个拾破烂的老人那里发现的，前边少了十几页，后面少了几十页，就这样看的《巴尔扎克传》。他特别欣赏巴尔扎克的创造能力。巴尔扎克很狂妄，曾经在拿破仑的像下挂了一个条幅：你以你的剑征服了世界，我要用我的笔征服世界！这对周梅森触动很大，他便就此立下雄心壮志，也要用他的笔征服世界。于是，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在14岁的那个早晨起步了。
28岁做了专业作家，又有一本书深深吸引了他，那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使周梅森的眼界和思路豁然开朗，对他后来一系列历史小说的创作大有启迪。
讲好故事给读者听
应该说，周梅森当作家的念头是十三四岁在矿井下半工半读时产生的，那是70年代初期。他日后走上文坛的成名作《沉沦的土地》即可追溯到那个文学梦初生的狂乱时期。
这部《沉沦的土地》的成功用周梅森自己的话说就是奇迹。"整个中学时代都没好好读书，埋头制造了第一部号称长篇小说的文字垃圾，现在想想真是奇迹。边翻字典边写，错字连篇，竟然一写就是30多万字，斗胆寄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稿子是在几年以后，我参加工作了才退回来的。我现在和'人文社'已成为合作的好伙伴，那段历史自然也成了我们之间的一段笑谈。"那时周梅森对作家的理解很单纯，他认为作家就是能把故事写到纸上的人。他决心做一个这样的人，讲些好故事给读者听。
早年周梅森信奉"一本书主义"，相信只要坚持写，一辈子总能写出一本好书来。他写作的起点很低，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他一个字都没有发表过。后来写了几篇现在再也不愿看的小东西，居然发表了，而且使他从一名矿工成了文学编辑。这种小成功一度让他迷失了自我，功利心也强了起来，哪类作品轰动他就跟在后面学，文学才华和创作个性都没表现出来。经过对失败的总结，他悟了出来，他的性格、经历都注定让他的小说不能从"小处说"，必须从"大处说"，明白这一点后，他开始写作《沉沦的土地》。《沉沦的土地》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冯牧就提出了"周梅森现象"：为什么周梅森没有民国生活，没在旧时代呆过一天，能写得这么好？唐达成也曾说过，看来我们一些传统理论要打破了，应该承认间接生活也是创作的源泉之一。
靠间接生活写作，需要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后来的创作实践证明，周梅森具有这种靠资料写作的艺术想象力。在《沉沦的土地》之后，他相继推出一系列历史题材与战争题材的作品，如《黑坟》、《军歌》、《大捷》、《国殇》等。这个时期他的影响力仅限于文学圈，每本书的发行量均为三五千册，中国大众对他还是知之甚少，但这段时期却是他获得文坛主流认可的时期，许多文学评论家对他的创作评价甚高，让他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慨良多。
题材转变缘于下海
周梅森创作思想和写作态度的改变是从他下海、挂职以后开始的。一九八九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下海经了几年商，后来又到某市政府挂职担任了副秘书长。这期间，现实生活的急剧变化深深触动了他：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一步步走向边缘化的时候，是继续恪守个人化写作还是投入到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生活中去？这个问题他思索了很久。思索的结果是，他的创作之路发生了一次令人瞩目也令许多朋友不理解的大变化、大转轨。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现实题材作品就此出笼。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作品基本上被文坛主流否定了。不过，它们却走向了市场，走向了读者，每部书的印数都在10万册以上，每部电视连续剧都创造了收视佳绩。这些作品得到了一批又一批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各阶层读者的肯定，这让周梅森深感欣慰。
从早期的历史题材到现在的现实题材，周梅森的转变与他下海、挂职的经历很有关系，但从思想上来讲，它是一脉相承的，他虽然早期写历史题材，但却从未回避过政治，他固执地认为政治是回避不了的。"如果你沉默不语，你必定会被社会边缘化！80年代初期，文学为什么那么繁荣？作家为什么备受社会尊敬？我想这与当时文学强烈的人文关怀以及思想的超前有关，它以自己的力量推动着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当然，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后，文学不应该承载这么多，但也不应该什么都不承载啊！作家依然应该为时代的进步、政治文明的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我很佩服现在的一些记者，他们报道的孙志刚事件以及拆迁户自焚事件直接促成了两条法律的变更。那么，请问：我们的人民难道不应该去尊敬这些记者，倒应该去尊敬那些为文学而文学的、纯而又纯的作家吗？就算纯到了极致，你和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周梅森认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该在社会重大矛盾和人民的疾苦面前沉默不语。
每个作家都面临着形成风格后是延续自己还是改变自己的两难，在这方面周梅森则认为，轻易改变自己可能是个误区。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有非常复杂的因素，而且作家不是神，不是全能的，都有自己的强项与弱项，重新塑造自己也许会变成四不像，甚至丧失自我。如果太想改变自己，又做不到，就此搁笔，时间长了，也许连原来已达到的高度也达不到了。文学创作说穿了就是一场终身的马拉松比赛，拼的是持久的创造力。创造当然要有所突破，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必须是水到渠成的。
周梅森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当他跃上一个平台后，会在这个平台上写出一系列作品，首先保证自己不从这个平台上掉下来，然后才可能谋求跃上更高的平台。
别人表演他卖门票
从搞房地产、炒股票、在政府挂职到今天的作家，一路走来，周梅森对生活态度的变化很明显。在没下海挂职前，他对生活的态度基本上是一个传统文人的态度：位卑未敢忘忧国。喜欢清议，身处陋室而指点江山。热情很高，牢骚也很多，当然也包含对自己窘迫生活的不满。下海挂职以后，他认识到了文化人清议的另一面：不切实际的东西太多，可操作性太差！他现在最关注的是怎样将清议变成一种法定的政治制度，一种法律的监督力量。因此，当他出于平民的立场考虑某种问题时，会自然而然地兼顾到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目光和视野就不那么狭隘了。
有人曾说，周梅森下海是为了了解、掌握时代的发展脉络，周梅森纠正了这一点："我下海是为了赚钱。"从赚钱获利这个角度看，他也许有些失败，但下海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从一个书斋式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弄潮儿，让他对这25年的经济改革历程有了切身体会，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他还没怎么动用，正准备动手开发，写一部三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里，他将对这25年的经济发展做一次全面的展示，对一些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道德与价值的判断，对资本及资本家的原罪、改革与改革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如果没有商场上的失败以及股市上割肉的惨痛，我不会对经济问题如此熟悉，也不敢写这类题材的作品。再比如说，给我带来巨大名声的政治小说吧，其实也是另一种失败的产品，政治上的失败。我这个人对政治充满热情，真心想当官，而且自认为能当个好官，可迄今我连小组长都没当成。于是，我不停地斗争，不停地失败，再斗争，再失败，最后便把这种政治上的失败全转化成作品，把人家的行为艺术变成了自己兜兜里的money！"别人不断表演，周梅森则不断地卖门票，从这个角度来讲，周梅森赚了大便宜。所以，失败与成功对周梅森而言只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而已。他既然在14岁的那个早晨就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作家，终生的使命当然是不断地从事艺术创造。因此，政治上的失败也好，经济上的失败也好，他都会把它看作生命的一种体验和写作的素材。对他来说，创造力枯竭，写不出好作品才是最大的失败。
周梅森书语
读书提升生命的质量。
多读好书，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自己，你的生命才会不断增加一些必要的重量，你做人做事才能更有信心。
"反腐"不能全概括
《我主沉浮》、《国家公诉》、《至高利益》、《绝对权力》，这四部响当当的作品给周梅森戴上了"反腐作家"的头衔，他自己却不认同这个称号，因为"反腐"不能概括他小说的全貌。他说："我的作品内容很丰富，涉及到国家、民族、时代进步等各方面，其中许多尖锐复杂的矛盾，不是一个'反腐'所能概括，'反腐'只是其中之一。"
周梅森经常会以一个高级领导班子为叙事主体，精心塑造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形象，同时将笔触深入到经济生活的核心，揭示资本和资本运作的秘密、市场经济和权力经济的关系，对我国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故事惊心动魄，令人警醒，令人震撼。
周梅森从煤矿起步，下过海经过商，如今成为作品最畅销、拿着高额版税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对于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他不仅参与剧本改编，还参与投资和决策，这在中国作家中非常少见。"我的确很精明，在谈生意时，人家根本不信我是作家。"周梅森的成长历程也有些传奇色彩。他曾用"荒原里长出的一棵树"、"极其现实的乐观主义者"来形容自己。他认为自己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从一个别字连篇的小矿工，到一个众人瞩目的作家，从南京最早的股票大户之一，到下海经商做房地产，再到自己投资拍电视剧，长时间的"折腾"使周梅森积累了财富，也积累了经验。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小说中触及和剖析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
韩静霆
最爱经典中的力量与气魄
韩静霆其人
韩静霆，作家、编剧、画家、歌词作家。1944年出生，吉林东辽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专攻二胡、琵琶。1973年应征入伍，历任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干事，军委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副主任、主任，文职将军。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音协、剧协、电视协会会员，空军文艺创作室主任（文职少将），中国农工民主党东方书画社社长。
小说《凯旋在子夜》等曾红极一时，改编成同名电视剧，上映时万人空巷。其作词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唱响全国。还著有《战争让女人走开》、《孙武》、《大出殡》、《孙子大传》等作品数百万字，一些作品入选大、中学校课本，或被介绍到国外。有"文坛奇才"之称。主要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军"八一文艺大奖"。
这个对书有着特殊感情、当年为了读书不惜去"抄"、去"偷"的人，如今早已是著名的大作家、大画家。
除了孔乙己，还会有谁迷书会迷恋到去"偷"来看？
他不光"偷"书来看，还曾经"抄"书来看。他对书的痴迷胜过一切。
"文革"期间，他在河北宣化劳动，那会儿图书馆有很多查抄封存起来的书，他就去"偷"来看。他不是一个人"偷"，是和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去"偷"。
而在这之前，他经常是"抄"书，唐诗、宋词、楚辞、汉赋，他抄了不知有多少。他自己订了好多本子，用线穿起来，做成"书"来看。
这个对书有着特殊感情，当年为了读书不惜去"抄"、去"偷"的人，如今早已是著名的大作家、大画家。他就是韩静霆。
跟贺敬之学诗跟许麟庐学画
韩静霆的一生中充满了幸运，他的老师都是最好的。教韩静霆学写诗的"老师"是贺敬之，教韩静霆学画画的老师是中国画的泰斗许麟庐。在写作的路上，韩静霆还遇到了很多像韩作黎、谢泉铭这样帮助过他的好人。
韩静霆最初写诗，是模仿贺敬之的风格。他发表的第一首诗是《第一堂课》，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在这之前，韩静霆很爱写诗，但当时没人读他的东西，他写完之后经常是充满激情地去那会儿劳动的猪圈边，在那儿朗读。"我最忠实的最优秀的听众是猪，公猪和母猪。猪一边哼哼着一边听着我的诗。"现在回想起来，韩静霆觉得那段日子非常快乐，而且那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
每个人一生中可能都会有一件特别珍贵的礼物，并且这件礼物有着极其特别的意义。这样的礼物，韩静霆也有。那会儿他有一个老师，音乐学院的，对他特别好。"文革"开始之前，老师就鼓励他写东西；"文革"时，老师带他去家里，把查抄后剩下的一柜子书拿出来让他挑。韩静霆从老师家里背走了一书包书，这是他一生当中得到的最丰厚的馈赠。
所以，韩静霆说，那段难忘的岁月也给了他很多东西，不光是毁灭和打击。
他小时候就开始学画画，梦想着成为一名画家，但考美术学院的时候考"砸"了。考试成绩很好，他骄傲了，单腿蹦着上楼梯，结果把老师的石膏像撞碎了。老师打碎了他上美术学校的一个机会，但是打不碎韩静霆的梦想，打不碎他的追求。
后来，韩静霆又尝试着写儿童小说。那年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寄到了《北京少年》，也不知怎么后来转到了教育家韩作黎的手里。韩老师在他的稿子上批了一些话，希望出版社的编辑一定要找到他。这件事给了韩静霆很大的鼓励。后来他又写了一本诗集，叫《凤凰鸟》，寄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不久，他收到了一封回信"请记住你的作品编号551号，以便查询。"两个月后，他见没什么动静，就特意去了一趟上海，找到那个编辑谢泉铭，谢泉铭给他查了一下，说出版社已经准备用了，听完这句话，当时他激动得都哭了。
韩静霆和他的老师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不光是知识，还有很多做人的道理。"他们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勇气。他们没有吃过我的饭，没有喝过我的酒，也没有要过我的画。所以，人啊，千万不能忘记那些帮助过你、提携过你、点拨过你的人。"韩静霆说。
经典指引方向梦想成为鲁迅
韩静霆喜欢看经典的、优秀的作品，喜欢看有力量、有气魄的作品，喜欢看人物传记，喜欢看流行的书。
年轻的时候，韩静霆对经典作品是十分迷恋的。而且无论走到天南地北，有些书他都带着。他特别喜欢威廉·福克纳、海明威、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几个外国作家。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前苏联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对他影响比较大。
中国的作家中韩静霆最喜欢的是鲁迅。"一个作家最大的光荣就是他创作的人物，他创作的语言，成为一种符号。阿Q就是一种符号。一个作家要是能做到像鲁迅那样，是很了不起的。"韩静霆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成为这样的作家。
上中学、大学时，中国的一些古典作品，当时流行的作品他都读过，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他都通读了一遍。
后来从事创作以后，读书的面更宽了。不过，他更喜欢读一些纪实的东西，更喜欢读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他觉得这样的东西来自生活的原汁原味，更让人感动。
比徐青藤梵高说东西方文化
"凡是享有很大声名的作家、艺术家，几乎没有不经过逆境的；而一个人能否渡过逆境，也是他能否到达胜利彼岸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这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切美丽的、浪漫的、抒情的、动人的东西，它都要用苦难挫折作为参照对比，谁都离不开谁。我倒并不是有意去寻找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往往给人印象很深。"韩静霆很喜欢读那些在逆境中成功的人的传记。
韩静霆特别喜欢读梵高给弟弟的书信，这些信让他读了很感动。一些明清时代的画家的传记或者关于他们的书韩静霆也都看了。他把梵高和徐青藤很自然地做了一个比较。
"很难说梵高就是西方的徐青藤，也很难说徐青藤就是东方的梵高。你很难这样说，但是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艺术家共通的东西。他们共通的东西，就是逆境的生活反而给了他们更多的追求和激动。但是在这种逆境下，东西方两个艺术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和态度。梵高自杀了，徐青藤活了七十多岁。他躲到他那东倒西歪的小屋里画梅兰竹菊。他的梅兰竹菊表现的是一种精神和品格，他能在这种精神和品格的追求当中活下去。这两个人虽然后来都自杀了，但梵高是割耳朵，徐青藤是用锥子戳自己的耳道，用锤子砸自己的肾囊，他是内伤，梵高却是外伤，从他们身上我们就能看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韩静霆爱读书，更爱思考。
读不同的东西得不同的营养
现在的书太多，韩静霆戏称其中很多都是"有毒的矿泉水"。他对读书的观点是：书，不可不读。有的时候，也不是开卷有益，如果你看的不是什么好书的话，还不如不读。他的阅读就很挑剔，是有选择的。
"读不同的东西，可以得到不同的营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别偏食。艺术的接触也不要偏食，不要怕自己成为杂家。其实杂家是走向大家的必由之路。不能想象一个画家只会画猫画狗他就能成为大师，也不能想象一个作家只写一种类型的东西，而对别的类型的东西一无所知。现在的书太多，得有所选择。"韩静霆每天都读报。阅读是一个学习和批判的过程，它对韩静霆的绘画、创作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跟同行相比，我读的书比较少，但我读的比较杂。"韩静霆在写《孙武》、《孙子大传》的时候，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写《国宝》时，读了大量的有关文物的书，比如各种文物的鉴赏等。写《西施》，读了《二十五史》。最近他写的散文中写到李白、嵇康，写在诗酒中的文人，又读了很多关于他们的书。"要写他们，需要大量的书籍来滋养，滋养你的思维，同时也滋养你的作品。书能使你开阔眼界，读书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跟看影视作品不一样。中国的影视作品多半是一种快餐文化，看完之后你可以转回来重放。书籍就不一样，它的描写你都是需要再创造的，有时候读书，书给你的是空旷的结构，需要你用自己的审美体验、人生体验及理性思维这三样东西去填充它，所以读书是不可或缺的。"
创作欲望强烈无奈活动缠身
韩静霆的每一幅画都在传达一种精神，倾诉一种情感，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他的书也是如此。在最近出版的《孙子大传》中，有韩静霆专为此书创作的19幅写意式中国彩色水墨画插图，气势恢宏，为这部史韵诗情的作品增色不少。
《西施》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他们有一个共通之处，都把西施写成了一个色情间谍。这些书韩静霆都看了，他也准备写一本《西施》，已经写了18万字。"其实西施不单单是一个色情间谍，她身上有的不仅仅是外在的美貌，还有内在的美。"韩静霆写的和其他版本不一样，他要写得惊心动魄。
韩静霆曾经策划了无数次大型的演出活动。他计划把这些活动的策划文稿组织成一本书，在业界开个先例。这本书可以说是他多年策划大型演出活动的经验结晶。另外，他最近还准备写一部二战题材的作品。只是活动太多而没法静下心来写出心中的故事。
人活着都是一个过程。韩静霆非常注重这个过程。韩静霆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我最大的优点和缺点，都是认真。"
写作着，绘画着，韩静霆很幸福。
韩静霆书语
一个作家最大的光荣就是他创作的人物、他创作的语言，成为一种符号。阿Q就是一种符号。
读不同的东西，可以得到不同的营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别偏食。艺术的接触也不要偏食，不要怕自己成为杂家。其实杂家是走向大家的必由之路。
众艺裹身的奇才
《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和《凯旋在子夜》两部作品给韩静霆带来的不仅是众多荣誉，还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还有电视剧《凯旋在子夜》，也曾深深地打动过80年代的人们。多年以后，那些优美与激昂的歌词，那些向上的故事，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多少年过去了，作为作家的韩静霆在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而与此同时，另一个才华横溢的韩静霆正坚实地走入我们的时代。
很少人知道，他是一名出色的电视策划人，他担任总策划的"中国北京欢庆香港回归"、"欢庆澳门回归"、"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等电视节目不仅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很少人知道，他是一名出色的画家，他创作的书画作品文气摇曳，潇洒飘逸，风格突出，已在中国美术馆等地举办个人画展8次，画作被澳大利亚总理、瑞典皇室等友邦的著名收藏家收藏；很少人知道，他是一名音乐人，他学生时代主业专攻的是二胡及琵琶演奏；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名出色的将军，肩扛将衔的韩静霆现任空军创作室主任；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名出色的父亲，他培养的儿子是网上音乐新人类，经常让"翠花"给大家"上酸菜"的雪村。
肖复兴
读书路上也有"贵人"相助
肖复兴其人
肖复兴，当代作家。1947年生，北京人。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
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80余部，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近著有《肖复兴自选集》(三卷)，《肖复兴散文》艺术卷、情感卷等。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曾经相爱》、《早恋》、《青春梦幻曲》，中短篇小说集《四月的归来》、《北大荒奇遇》，报告文学集《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多梦时节--肖复兴报告文学集》等。报告文学《海河边的一间小屋》、《生当作人杰》分别获全国第二、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18年前，第一本触及中学生男女情感的长篇小说《早恋》因为观念的"前卫"和"大胆"而触及雷区，导致绝版。今年年初，《早恋》被再版。在文学的画廊里，《早恋》开拓了一个新的生活领域，给人惊心动魄的艺术感觉弥久常新。
2005年的春节，肖复兴是在极度兴奋中度过的。18年前的一部《早恋》今年初被再版。最近刚完成一部《黑白记忆》，主要写他在东北那些年的生活及感悟，这部书可以说是肖复兴的青春回忆录，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现在他正在写一部《前门外》，以前门的胡同为背景，写他曾经生活过的这个地方，通过自己的经历写老北京的风俗民情。
肖复兴没有理由不高兴。高兴归高兴，但生活规律却没丝毫改变，读书写作。当记者在他家中见到他时，他脸上的愉悦仍难掩饰，一听说要谈的是读书，他的两眼猛然放射出强烈的光芒："好，我先给你讲两个故事吧。"
高老师的偏爱
肖复兴的读书之路上有多个"贵人"相助。中学时最让他难忘的是两位姓高的老师，尤其是一位叫高挥的老师，给了他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帮助。
中学时候的读书生活对肖复兴的一生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尤其是高中时。他的大部分基础都是在高一的时候打下的。当时就读的学校是一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学校--汇文中学。这个学校的藏书特别多。图书馆在五层，占了整整一层楼，但是很多解放以前的书都藏在了图书馆旁边的一个小屋里，堆在那里，没人整理。当时图书馆的老师叫高挥，她知道肖复兴特别爱看书，就破例让他进这个小屋里去看书。她的上一任图书馆的老师也姓高，这两个姓高的老师好像特别偏爱肖复兴这个学生。那段时间，肖复兴在这个小屋里读了很多书。这段时间的读书经历对他打下文学的基础至关重要。就在这间小屋里，肖复兴找到了解放以前冰心先生所有的文集、散文集。高二时，他还写了一篇自认为是论文的《论冰心的创作》。
"文革"爆发后，因为学校"封资修"的书比较多，就拉到现在的北京东单体育馆那儿烧了很多。学校图书馆也被贴上了封条，任何人都不许进，但管图书馆的还是高挥老师。
1967年的一天，高挥老师对肖复兴说："你要想看书，就写个书单给我。"每次拿到肖复兴写的书单，高挥老师都会从图书馆找到这些书，用报纸包起来，放在学校的传达室里。然后肖复兴再到传达室去取。现在回想起来，肖复兴说："那就像当年的地下党传递情报一样，都是秘密活动。"从这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他看了一冬一春的书，然后就到北大荒插队去了。临走之前，他还借了几本书，有一本至今他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屠格涅夫的《罗亭》，这本书被他带到了东北。
对这段时间的读书，肖复兴的体会是，书的滋养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尤其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里。
高中的时候，所有能找到的冰心的书肖复兴都读了，而且还抄了《往事二》。这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本全部抄下来的书，印象特别深。当时一般能看到的都是冰心的《往事一》，而这本《往事二》是轻易看不到的，所以肖复兴整本抄了下来。"所以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契诃夫的小说集和戏剧集、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这些书给肖复兴的影响特别大。"这种影响是一生的"，他特意强调说。
同时肖复兴还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对他以后的思想和写作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虽然时代是在变化的，但书所起到的影响是一样的。在精神特别贫乏的那些年代里，书给你的那种精神滋养的作用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现在物质不贫乏了，书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其他东西所取代不了的。"
"及时雨"曹大肚子
如果没有两位高老师的偏爱，也许就不会有戏剧性人物曹大肚子的出现。在肖复兴的读书生活中，曹大肚子可以说是一个"及时雨宋江"式的人物。他的出现，解决了肖复兴当时无书可读的困境。
到东北去插队的时候，肖复兴带了很多书。在插队的那些知青中，他带的书是最多的，整整一箱子。这一箱子书很快就看完了，他就想看点新的，可是那会儿找本书太难了。
当时肖复兴的工作是喂猪。猪号在最偏僻的地方，猪号旁边有一间屋子，是他和另一个知青睡觉的地方。有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雪，他的一个在兽医站工作的同学，顶着风雪走了18里地来找他。他心想：这大半夜的，他冒着风雪走这么远来找我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想到这人说了一句让他感动一生的话:"我们那儿有一个钉马掌的，叫曹大肚子。他那儿有很多书，你要看什么书可以找他。"
于是肖复兴就找到了曹大肚子。曹大肚子说:"你想看什么书，就开个单子吧！"肖复兴一听这话，心想："哟，这人口气可真够大的，还让我开单子！"开就开吧，他就写了三本书的名字：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艾青的《诗论》和伊萨科夫斯基的《论诗的秘密》。没想到第二天，曹大肚子就递给他一个用报纸裹着的包，肖复兴打开一看，还真是这三本书。本来没抱什么希望的他，这下可被吊起了好奇心："他一个农民怎么会有这些书？他究竟藏了多少书？"一连串的问号闪现在肖复兴脑中。曹大肚子从不邀请肖复兴去他家，于是肖复兴的好奇心越来越重。
这一连串的问号在肖复兴的脑中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在有一次冒访中，这些问号被一一击破。
话说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肖复兴吃完饭后直奔曹大肚子家。刚推开门，一只大狗就扑了上来，张嘴便咬，肖复兴躲闪不及，被咬了一口，裤子被撕烂了，幸好里面还穿着秋裤，没被咬破。这时曹大肚子和他爱人出来了，见此情景，曹大肚子也不好意思不让他进去。进屋落座，曹大肚子让肖复兴脱下裤子，叫他爱人去缝补一下。他爱人拿着裤子去了另一个屋子。肖复兴开始打量这个屋子，心想："这书到底在哪儿藏着呢？"看了半天，发现除了炕和灶火间，屋子里空荡荡的，惟一能藏书的地方也就是墙边一米多长的条柜。这时曹大肚子问道："你借什么书？你写个单子吧。"肖复兴就写了几本书的名字。曹大肚子看了看说："行，你等等，我去给你找找。"说完曹大肚子提着一盏马灯就出去了，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曹大肚子一出屋门，肖复兴就更纳闷了："他这是上哪儿去给我找书去了？他们家就这一个院子啊！"于是，肖复兴就跟出去了。出门只见院子角落里有一个小偏厦（过去农民放菜、农具等杂物的小仓棚），曹大肚子推开栅栏门进去了，肖复兴跟了过去，走近一看，终于揭开了所有的谜底：只见里面有十几个大木箱子，曹大肚子正弯着腰在那儿给他找书。回头见到他站在偏厦门口，曹大肚子有些不好意思了，他说："你可别埋怨我，这都是我当兵的时候攒钱买的书，我不愿让人知道，知道了我就又多一条罪状。"
崇拜的感觉在减弱
肖复兴认为，年轻人读书应该有选择性。"我们那会儿读书是很困难的，想找一本书很难，而现在不一样了，书太多了，对他们来说，有很大的困惑，选择性是至关重要的。选择的标准有两个：第一是真正有意义的书，第二是自己喜欢的书。"
"书，就是你的伴侣，是和你融为一体的，它不是你的衣服，很多人把书当成装饰品来对待，读书不能跟着'时尚'走。不能为读书而读书。如今人们的欣赏水准在降低，很多人在这个市场中乱了方寸，读书人的素质也在下降，读书量也在下降。今天的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从政治社会转型到经济社会，在政治社会当中人们对书是崇拜的，现在人们对书那种崇拜的感觉没有了。真正要从书中寻求书的本意的人越来越少了。书的神圣感没有了。从书中看热闹的人多了。寻找'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人多了。所以现在，真正阅读书的人少了。"肖复兴认为，在今天这个多媒体时代，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今天仍真正读书的人是那种还保持着古典情怀的人。"我对书崇拜的感觉也不如以前了。"肖复兴无奈地说。
"书是农业时代的产物，现在到了电子时代，书就被淘汰了吗？不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只有仍保持着古典情怀的人才能与书交融。当然书这种纸面上的东西所给你的远远不如电子时代所给你的更直观，更五彩缤纷，但是它给你的纸面上的那种想象能力是电子时代所无法给予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过去的牛车被汽车取代了，但读书跟坐牛车不一样，在读书这条大道上，汽车永远取代不了牛车。"对于肖复兴来说，读书和写作的快乐是别的替代不了的。
阅读在肖复兴的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他的大部分时间是读书和写作交替进行。
肖复兴书语
无论到任何时候，读书对于我们心灵的抚慰作用都是无法泯灭的，它给予我们的温馨和美感，以及善感和敏感，将会让我们一生受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知识或考试之类功利性的目的。
打开一本书，仿佛打开了一个灵魂一样，那里面有超拔人生的万全良药。
开拓文学新领域的《早恋》
18年前，第一本触及中学生男女情感的长篇小说《早恋》因为观念的"前卫"和"大胆"而触及雷区，导致绝版。当时新华书店进这本书只进了一次就不进了，很多同学想买都买不到，只好用手抄书。也有人认为，《早恋》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是这本书过早"夭折"的原因。那时候很多家长和老师把这本书视为大毒草，一看书名就生气，至于内容是什么根本不管，他们总觉得这本书会误导孩子，于是不允许学生看，更不允许买。但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被埋没。2005年，作家肖复兴的这部作品终于由朝花出版社推出，重见天日。
一本书已经出版18年，当年悄悄读着它长大的少男少女，如今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的中年男女了。但只要提起《早恋》，很多人都会对这本情窦初开的中学生情感小说产生深深的眷恋。《早恋》18年前出版时，在社会和校园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成为震撼当时一代中学生和他们老师心灵的作品。作家以他在大、中、小学当过整整十年教师的生活积淀，以他的大胆和敏锐的思想锋芒，以他的清丽、质朴的笔墨和起伏跌宕的情节，通过几对早恋同学的故事，围绕着早恋风波而展开的不同的教育思想，生动地展现了中学校园里丰富多彩的生活，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他们对爱情天真、迷茫却真挚的向往，以及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困惑与追求。这本书使那个时代的青年开始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恋爱，什么时候应该开始真正的恋爱，过早地开始只会让人生误入歧途。在文学的画廊里，《早恋》开拓了一个新的生活领域，给人惊心动魄的艺术感觉弥久常新。
诗意的生活
贾平凹
《秦腔》·听雪·读人
贾平凹其人
贾平凹，当代作家。原名贾平娃，1952年生，陕西丹凤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理事，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美文》杂志主编。
著有小说集《兵娃》、《姐妹本纪》、《山地笔记》、《野火集》、《商州散记》、《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天狗》、《晚唱》、《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州河》、《浮躁》、《废都》、《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散文集《月迹》、《心迹》、《爱的踪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诗集《空白》以及《平凹文论集》等。《腊月·正月》获中国作协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最近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
"我感激故乡给了我生命，把我送到城里。每一想起故乡那腐败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我有种强烈的冲动要为故乡写些什么。"
2005年，古城西安的雪特别多，纷纷扬扬的。春节前的一个上午，笔者如约走进贾平凹的书房。他刚起床，正端着一杯茶品着，见了我便说："又下雪了，好得很！"像以往一样，他书房的门窗是紧闭的，窗帘是一年四季拉着的，屋里开着灯，客厅中央两只直径足有一米的汉代陶罐里燃着香，映衬着堆满屋的古董--瓷器、拴马石、香炉、佛像氤氤氲氲。"你怎么知道下雪了？"我好奇地问。"我听见了。"他缓缓道。这就是贾平凹，一个才气逼人、神秘莫测的著名作家，你永远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对此他解释说："其实作家的习性，包括长相、为人等等跟读者并没有多大关系，要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办法是看他的作品。"
"但是我，包括很多读者，对你这个人都很感兴趣。"于是贾平凹让我坐在高档的皮沙发上，他则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小板凳上，点燃一支烟说："那你就问吧，你问啥我回答啥。"
用《秦腔》解读中国农村20年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主要流传于西北五省，在农村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逢年过节，吼唱秦腔是秦人表达快乐、倾吐悲酸的最佳方式。贾平凹最新完成的长篇力作《秦腔》耗去他三年时间，动笔写就用了一年零九个月。贾平凹说："因为我不会电脑，还是传统的手写，整部书50万字，改抄了三遍，等于写了150万字，写得特别苦。"
《秦腔》并非是写戏台上所唱的秦腔，它解读的是关于中国农村20年的历史，以凝重的笔触，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新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
"你怎么想到要写这么一部长篇？"贾平凹沉思着说："对于西北的农村、农民和土地，我是非常了解的。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从农村开始，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村确确实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到农村去，你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有生气的东西，所以我在早期写了《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和《浮躁》，那真是用发自生命的喜悦和心情去写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农村仍滞止不前，出现了更复杂的问题，农民的生存状态是很艰难的。我去过许多农村，尤其是对故乡的事更清楚。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认识和以前绝不一样，有一种悲凉的东西常在我心头。我忧患，又矛盾，又无可奈何，总想写写我感受的东西。"
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贾平凹的故乡。他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19岁。"我感激故乡给了我生命，把我送到城里。每一想起故乡那腐败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我有种强烈的冲动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以前写过，那是整个商州，真正为棣花街写得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与《浮躁》式的现实主义、《土门》式的象征主义、神秘主义，抑或是《高老庄》式的自然主义相比，贾平凹认为《秦腔》万变不离其宗，但在叙述角度上、文字上，绝不同于以前的作品。《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是还原了农村真实生活的原生态作品。贾平凹在写法上取消了长篇小说惯常所需的一些叙事元素。对于这种写法，作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
"我不敢说这是一种新的文本，但这种行文法我一直在试验，以前的《高老庄》就这样，只是到了《秦腔》做得更极致。"贾平凹打比方说："在时尚于理念写作的今天、时尚于家族史诗写作的今天，我把浓茶倒在宜兴碗里会不会被人看作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袄去吃宴席会不会被耻笑为我贫穷呢？这样写长篇难度是加大了，因为很多读者习惯翻着读，我担心他们会因为'没意思'而将之丢到尘埃里去。因此必须对所写的生活很熟悉，细节要真实生动，节奏要能控制，还要写得好读。弄得不好，是一堆没骨头的肉；弄好了，它能使生活逼真，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
读书做到中外通吃
贾平凹说自己读的书比较杂，对喜欢读什么书说不上来。"因为读之前也不知道这书到底好不好，适合不适合自己，读了才知道。这就跟探矿一样，有些地方你费了很大劲，折腾了半天，却发现没有矿，但有功劳，至少知道了这个结果。我看书是乱看，有些书看过即忘，有些受用终生，就这样不断地淘汰，不断地选择。"
"我上大学后读的书比较多，《四书五经》虽没有系统看过，但通读了《古文观止》。30年代的作家如鲁迅、茅盾、沈从文的书都看过。相对而言，沈从文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他的作品大气，我觉得我和他的气质相投合。我也喜欢张爱玲、三毛的散文，还喜欢略萨的《绿房子》。不知你有这种经历没有，在林林总总的作家和作品中，有些作品正好撞击到你的灵与肉，让你顺畅地走进作家的心灵，而人人叫好的作品不一定能感动你。这就好比肉是好东西，但不一定人人都爱吃。"
贾平凹说自己的作品"形式是民族传统的，骨子里则崇尚外国文学的东西"。他笑言，进城后自己也找来许多有影响的外国名著来读，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泰戈尔、川端康成等等都采取"拿来主义"，虽博览群书但"不求甚解"，只寻找人家的长处为自己所用。贾平凹还有一个"怪癖"，就是从不跟别人交流外国文学，因为他从不记、也记不住作品中人物的名字。"那些名字太长了，看书时能把名字跟人对上号就行，一讨论就露馅儿了。"
因父亲的原因，贾平凹及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非人的磨难，使贾平凹小小年纪就对政治产生恐惧。对于公开出版的一些外国文学概论、外国文学译著，他自认其政治成分太浓；一些优秀的外国作品因种种原因并未被介绍到中国，但他自己不懂外语，无法了解，这就让他对《西方绘画史》、《世界美术史》等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艺术方面的书翻译过来基本不走样，艺术没有国界。从这些著作中，我了解了印象派、象征派的绘画技巧，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借鉴。"
贾平凹本人不会说普通话，任何场合、包括做客中央电视台都是一口土腔。他说："听各地人说话，说话本身就是音乐，节奏旋律都在里边。有人说我的语言，读着木木的，嚼着筋筋的。我不喜欢张牙舞爪的语言，我主张憨一些、朴一些，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从作品的语言可见一个作家的气质、性格，他成长的环境，他的学识修养等等。"在读书中，他也特别留意别人的语言，对汪曾祺、孙犁、沈从文、周作人等大家的语言特别欣赏，但绝不照搬。
他在读书，也在读人。他这样调侃读书人："好读书必然没有好身体，一是没钱买蜂王浆，用脑过多头发稀落，吃咸菜牙齿好肠胃虚寒；二是没权住大房间，跟孩子争一张书桌，心燥易得肝炎；三是没时间，白日上班，晚上熬夜，免不了神经衰弱。但读书人上厕所时间长，那不是便秘，是蹲坑读书；读书人最能忍受老婆咕嚷，也不是脾性好，是读书人入迷两耳如塞……"
比写作来钱快的"第二职业"
"当你感觉到身体的某一部分存在的时候，这一部分就病了；当你一个人在山谷里行走唱起歌的时候，心里就惶恐透了；当你知道了一个熟人的好处的时候，他一定是死了……"许多人只把贾平凹看作是小说家，其实他是从写诗起家的。他的第一首诗登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丹凤县苗沟水库的《工地战报》上，那时由他担任"主编"的《工地战报》是他文学生涯的开端。他的诗通晓直白，谁都能看得懂，但不同人有不同的体会，表现平淡，内涵朦胧。他有一首小诗，题目叫《题三中全会以前》，只有十四个字："在中国，每一个人遇着，都在问：'吃了？'"再如《单相思》:"世界上最好的爱情，是单相思，没有痛苦，可以绝对勇敢。被别人爱着，你不知道别人是谁；爱着别人，你知道你自己，拿着一把钥匙，打开我的单元房门……"
贾平凹是作家，但他主要的经济来源靠的却是书画，写一幅字都是明码标价，这就给人留下贾平凹贪财、吝啬的说辞。他苦笑道:"这也是不得已的法子，来求字索画的人太多，多得已经打乱了我的正常生活，这样做是为了挡住一些人。但效果不明显，该来的还来，一个不少，反倒得罪了不少人。"自干起这个"第二职业"后，贾平凹也不得不承认："比写作来钱快多了。"
贾平凹是一个很重情意的人，因此朋友很多，上至高官，下至普通百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2005年１月，几乎与《秦腔》同时面世的是贾平凹的散文集《朋友》。在此书的前言中他写道："我在乡下的时候，有过许多朋友，至今20年过去，来往的仅有一二，却时常怀念一位已经死去的朋友，我个子低，打篮球时他肯传球给我。在名与利的奋斗中，我的朋友变换如四季。走的走，来的来，你面前总有几张板凳，板凳总没空过。有危难时护佑过我的朋友，有贫困时周济过我的朋友，有帮我处理过鸡零狗碎事的朋友，有利用过我又反过来踹我一脚的朋友，有诬陷过我的朋友，有加盐加醋传播过我不该传播的隐私而给我制造了巨大麻烦的朋友，最难处理的是那些想帮我忙却越帮越忙的朋友。地球上人类最多，但你的一生交往最多的却不外乎方圆几里或十几里。朋友的圈子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世界，你的为名为利的奋斗历程就是朋友的好与恶的历史。"
不过贾平凹还是交朋友，他认为朋友多多益善。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都没有了。朋友不一定是知己，知己不一定是朋友。要生活就不能没有朋友，因为出了门，门外的路泥泞，树丛和墙根又有狗吠。
贾平凹今年五十有二，至今已推出12部长篇，每两三年、甚至一两年就有一部长篇问世。贾平凹旺盛的创作激情使人惊叹。"为什么要不停地写？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就一部部地写下去。我现在的精力、人生阅历和写作条件可以说都是最佳状态，我自认性格懦弱内向，不善言谈，不喜交际应酬。对生活有了新的思考，我总习惯拿起笔。不过《秦腔》写完后，这两三年我不准备再动长篇，我想到陕南陕北走走，采采风，积累一些创作素材。"
著名作家孙犁曾说:"他的产量很高，简直使我惊讶。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学事业上来了。他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蒙蒙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农民。"
贾平凹书语
在林林总总的作家和作品中，有些作品正好撞击到你的灵与肉，让你顺畅地走进作家的心灵，而人人叫好的作品不一定能感动你。
读书万万不能狭窄。文学书要读，政治书要读，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美术、乐理……凡能找到的书，都要读。
"读书有福"，有福的人才读书，读书是最幸福的事情。
从《浮躁》到《秦腔》
以农村青年金锁与小水之间的感情经历为主线，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整个社会的浮躁状态和浮躁表面之下的空虚。贾平凹凭着这个名叫《浮躁》故事开始让人们认识了自己和新西北文学。他从20多岁写到了50多岁，人生从青年跨到了中年，与此同时，自己所做的90多部作品也经历了思想时空的大跨越。他自己总结说，长篇小说《浮躁》以前是一个阶段，从《浮躁》以后一直到长篇小说《高老庄》又是一个阶段，《高老庄》以后又不一样了，是发生变化，在思维上有些不同。而《秦腔》又带给我们很多回味。
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写得比较清新优美，读的时候可以从里面摘录一些段落、句式，令人回味无穷。而后期的作品写得没有章法，看起来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没头没尾的就来了。因为早期作品都是别人的事，听别人讲话、受某一件事启发才写出来的。而后期的作品基本上是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的一些东西。看起来没有章法，写得不清晰，比较混沌了。贾平凹越写名气越大，争议也越来越多，说好的好得不得了，骂的又骂得一塌糊涂。
《浮躁》作为"商州系列"的第一部，奠定了贾平凹在文坛的实力派地位。而《秦腔》则因为要收山两三年而显得告别味道很浓。他以凝重的笔触，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新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解读中国农村20年历史。《秦腔》是一部"反史诗的乡土史诗"，有史诗般庞大的规模和厚重的质地。贾平凹用文字还原和营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是对传统乡土的一种"回归与告别的双重姿态"。
贾平凹说:"如果你慢慢去读，就能理解我的迷茫和辛酸。"不知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语说的是中国农民还是他自己的创作。
冯骥才
阅读能带来诗意生活
冯骥才其人
冯骥才，作家、画家、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者。1942年生于天津，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国画研究会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浓厚兴趣。1974年调天津工艺美术厂，在工艺美术工人业余大学教图画与文艺理论。1978年调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后转入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等职。
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等。屡获全国优秀小说奖。
抄家之后，他把残书和哪怕是零零散散的书页都万分珍惜地敛起来，整理、缝订，破口处全用玻璃纸粘好。完整者寥寥，残篇散页却有一大包袱。逢到苦闷寂寞之时，便拿出来读。他把半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读烂了，散页的中外诗词全部烂熟于心。
作为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当代文化人物，冯骥才绝对是一个异常繁忙的人。他身兼数职--作家、画家、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者，最近新添了一个职务--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他还是全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这样他就成了一个"立体人"，涉及多个工作层面--文学、绘画、文化、教育。而对每个层面，他都做得那么投入、那么出色、那么令人叹服，这需要怎样高超的学识、过人的精力和体力啊！他说自己总是不断变换角色，在各种思维之间游走。他认为，在不同思维的变幻中，感觉很美，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冯骥才的成功不仅缘于永不枯竭的才思、对生活的澎湃激情和对事业的不懈追求，而且是因为有了深厚的知识积淀。
文艺作品的影响力是无可估量的。一本书、一部电影，甚至一句饱含哲理的名言，都能够使我们刻骨铭心并且受益终生，能够激励一代代人的成长。当笔者与他谈起影响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本书时，冯骥才爽朗地笑了：对我有影响的决不是一本书。他说，他爱看的书很多，主要以文学书籍为主。对于自己喜爱的作品，他读得非常投入和痴迷。他的记忆力很惊人，虽然已年过六旬，他却依然能将名篇佳作背诵如流，比如巴尔扎克的作品。
古代诗歌记忆最深刻
冯骥才不是一名普通的文化人。与一般纯文学作家不同，他才华横溢，涉猎广博。冯骥才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他认为，少年时期阅读的书籍对人的影响很大。他很喜欢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对叶圣陶的文章也有印象，但是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古代的诗歌。这些阅读时就能产生画面感的古诗令冯骥才产生了浓厚兴趣。"不是说某首诗对我立即发生作用，关键是引导。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能逐步把我引入唐诗的境界，使我一下子爱上唐诗，爱上古典文学。"因此，他忠告教育者应当挑选那些最好的精神食粮给孩子，使他们一下子能看到最好的东西，孩子们在一开始就进入文化的中心和深层非常重要。
教育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他依然充满自信，他说，只要学生有才华，教师就应当成就他，而不是用自己的想法改造他。大鸟的责任是帮助小鸟学会运用自己的翅膀。多么形象的比喻,多么深刻的领悟！
他认为，人要学会看各种各样的书籍，有平面的，也有立体的。平面的书籍应多读那些古典的世界名著，因为这些都是人类的精华。而活的、立体的书会带给人更为丰富的知识，比如自然博物馆、艺术展等等。
与大多数人读书方法不同的是，冯骥才自创了"想象读书法"。原来他家中有旧藏书千余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撕被毁。抄家之后，他把残书和哪怕是零零散散的书页都万分珍惜地敛起来，整理、缝订，破口处全用玻璃纸粘好。完整者寥寥，残篇散页却有一大包袱。逢到苦闷寂寞之时，便拿出来读。他把半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读烂了，散页的中外诗词全部烂熟于心。
冯骥才觉得读这些无头无尾的残书倒别有一种韵味，他说:"在不知不觉中使用了自己的人生经验，调动出我生活中最生动、独特和珍贵的记忆。断臂的维纳斯像，你不知不觉会用自己最美的想象去安装她。书中某一个人物的命运由于短篇少章不知后果，我并不觉得别扭，反而用自己的想象去发展它、完成它，享受自己的想象才是最醉心的，这是艺术创造者们所独有的一种享受。"以后，他就脱开别人的故事轨道，铺上纸，"写下心中藏不住的、惟我独有的故事"。这也就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文化良心"来源于鲁迅
在中国作家中，冯骥才最喜欢鲁迅的作品，他欣赏鲁迅用他那独特的眼光穿透国民性。他认为，文学强调个性，鲁迅的成就是写出了一个民族的个性，像小说《阿Q正传》、《孔乙己》以及一些杂文。他由衷地感叹："鲁迅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个从未有过的人物，非常感性，又非常理性。他的作品反映了他作为一名文化人的'文化良心'。""文化良心"集大成者鲁迅对冯骥才影响至深。
冯骥才支持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就表现了他的"文化良心"。他认为文化保护比写一部小说更重要。
冯骥才对民间民族文化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在天津人眼中，他不仅是一位饶有成就的作家、画家，还是一位热爱历史、热心保护文物的专家学者。他的小说《三寸金莲》、《神鞭》不仅脍炙人口，而且包含了丰富翔实的民俗文化知识，深刻剖析国民性，耐读耐看，令人回味无穷。他为天津小洋楼、估衣街等旧址的修缮保护，为杨柳青画的继承与发展而奔走呼号的义举，着实令人感佩。
20世纪90年代，国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日盛。国内，现代化脚步冲击着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旧城改造全国铺开，危房陋屋成为首当其冲的改造对象，古老的、精美典雅的、蕴含历史信息的危房也在改造之列。600年历史的估衣街是天津最古老的商业街，街上的百年老店"谦祥益"、"瑞蚨祥"是北方大商埠标志性建筑，街与店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12月9日，曾在天津老城区生活过十几年的冯骥才得知老街要拆，立刻致信市长，大声疾呼："哪个城市拥有一条老街，即是拥有一件传家宝。"
冯骥才对城市文化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在《今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感情忧愤的文章《老街的意义》。"文物与文化是两个概念。文物是指历史建筑的精华，如皇家建筑、宗教建筑；文化是指历史街区，如北京四合院、胡同等。国家有文物保护法，文化没有。文化是人立足之根。一个失去了文化的城市，人将无根。"是啊，城市不仅是我们栖身的家园，更是我们灵魂的家园！为呼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他撰写了大量饱含深情的文章，出版了有关城市传统文化研究的专著。《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紧急呼救--民间文化拨打120》都是那么脍炙人口。
冯骥才非常欣赏秘鲁作家略萨的话:"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运用何种方式写作，而是你对整个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所给予的关注。"冯骥才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不止停留在做文章上，而是身体力行地去行动！他朴素的话语令人难忘："我喜欢行动--用行动来实现思想，或者把思想变成充满活力的行动。"
为将要失去的古城留影，他拿出几十万元稿费邀集文化、建筑、考古、民俗、摄影界等人士展开抢救老街行动：录像、拍照、录音、挽留一切文化细节。抢救志愿者拍摄的两千多幅照片印在《旧城遗韵》、《小洋楼》、《海河流域》等画册上。这三本画册较完整地保留了600年津城的文化气息。
2000年2月10日，冯骥才签名出售《估衣街珍存》明信片，他意将估衣街街貌像《旧城遗韵》一样珍存在百姓心中。一个月的抢救行动动摇了估衣街的动迁计划，街上的文物得以部分保留。如今，估衣街仍然是天津人骄傲之所、外地人驻足观赏之地。
1998年，冯骥才建议成立"老城博物馆"以展示老城文化。他说:文物的精神价值远远高于它的财富价值，因为文物是珍贵的历史见证。为筹集博物馆的资金，冯骥才率先买了一万多元的老城文物：砖雕、石狮子、雕刻木匾等，捐赠给未来的博物馆。2001年,"老城博物馆"在一座四合院门前挂牌。建立博物馆表现了他的文化见识、文化眼光和文化情怀。他认为，博物馆的建设可以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使城市拥有水准很高的文化环境，应多挖掘其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涵，挖掘纯粹的文化价值，将城市历史的真正意义释放出来。
2001年6月25日，天津市邮政局在海河边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集邮文化活动--"端午节天津海河龙舟大赛暨《端午节》邮票首发式"，对天津民俗有很深研究的冯骥才闻讯赶来，并快言快语地纵论一番。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民俗活动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载体，许多年轻人不了解我们自己的民俗，就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太浅薄，反而崇尚外国的某些文化，实际上这是对本土文化的无知。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当年的海河是漕运的重要通道，但如今帆樯林立、百舸竞发的历史盛景已经在年轻一代的心中淡去，因此举办龙舟大赛可以让人们重温天津的历史盛况，对年轻一代是一种难得的本土文化教育，对市民而言则是一种重建天津辉煌的促进。
十几年来，冯骥才已成为民间文物、文化保护的一面旗帜。他愿为保护永恒之美"摇旗呐喊"。
古诗词带来文化情怀
冯骥才正在进行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中国民间文化保护两个工程表达了他对民族文化的情感，他衷心希望人们关爱自己的文化，有对民族文化的审美眼光。他尖锐地指出，作家更要有很强的民间情感。
冯骥才是深受国内外众多读者喜欢的著名作家和画家。他说:"文学是我的一半，绘画是我的另一半。"身为作家，冯骥才的作品选材视角独特，艺术手法丰富，题材涉猎广泛，体裁形式多样，往往以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底蕴，咀嚼人生况味。部分作品获奖并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十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译本三十余种。
站在展览厅里，他的画作那么耐人寻味：无论是1990年的《阿尔卑斯山的小屋》，还是1994年的《静寂》、2005年的《老屋》、《水墨文字》，都是抽象而又意蕴深远，画面上大色块的灰、浅灰、深灰，展现不同的景物，表达不同的情绪。几乎每幅画的题目都个性十足、张扬写意--《步入金黄》、《照透生命》、《秋之情味》、《小溪的谐奏》、《等待》、《柔情》、《黄昏都是诗》、《画枝条说》、《唱秋》、《落日最辉煌》、《树后边是太阳》……ˇˇ
谈到他的画，冯骥才说，最难忘的是那幅《老夫老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这幅内涵深远悠长的作品：大风雪里，两只小鸟互相依偎，相依为命，上边还题诗一首："南山有双鸟，老林风雪时。日日常依依，天寒竟不知。"作品记录了他曾经的生活场景，因此他说："绘画有时候也是一种心灵的历史。"
冯骥才作画纯属偶然，全凭感悟。他这样理解文学与绘画的关系："文学是延绵不断的画面，绘画是片断静止的文学。文学是用文字作画，而绘画是用笔墨写作，画中一点一线，一块色调，一片水墨，都是语言。"他的画充满灵秀与思索，你不由得在内心惊叹：这个高个子男人用一支画笔横涂竖抹，在绘画艺术上却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为了进行文化抢救，他不仅发表了大量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辨性与呼吁性文章，而且将自己绘画作品中的顶级之作全部义卖，传达出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文明传承受到挤压、民族精神衰弱的时候，他的壮举令国人肃然起敬。
冯骥才非常喜欢罗曼·罗兰的作品，尤其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对他的影响是用艺术情感去感受生活，去注视生活。他认为，艺术情感中包含着审美精神，包含着放大了的生活激情。
与冯骥才交谈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睿智的目光，浓郁的书卷气，思索的眼神，健康阳光的笑容，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都是那样充满魅力，令人仰慕。
如何修炼如此丰厚的文化素养？他略一沉吟："古诗词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精华。年轻时我就主动地背过很多古诗词，也很喜欢新诗。这些东西给我留下了一种深深的文化情怀，一种中国所独有的文化情怀，包括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和审美方式以及精神境界。古诗词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在现实生活中创造诗意。"
冯骥才书语
人要学会看各种各样的书籍，有平面的，也有立体的。平面的书籍应多读那些古典的世界名著，因为这些都是人类的精华。而活的、立体的书籍会带给人更为丰富的知识，比如自然博物馆、艺术展等。
古诗词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在现实生活中创造诗意。
心系民间文化立身文章绘画
冯骥才出名是从文学开始的，虽然他从事绘画的历史要比写小说的历史长得多。20岁那年，冯骥才因比赛受伤退出了体坛，转入天津书画社，专事绘画，当时以摹制宋代北宗山水及风俗画为主。"文革"期间他饱受磨难，曾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文坛兴起伤痕文学，冯骥才以小说《啊!》走上文坛。这"啊"的一声大喊，使他一鸣惊人，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1985年后文坛开始寻根，冯骥才开始写文化反思小说，以一双《三寸金莲》迷倒了无数读者。上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的兴趣渐渐从文学创作转向绘画，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他以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和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在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1996年后，冯骥才几乎从文坛和画坛消失，文化研究和城市文化保护成了他的中心工作。在他和其他关心民间文化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倡导和努力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于2003年2月18日正式启动。此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此工程将耗时十年，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都是空前的。
冯骥才将自己的生活重心归纳为三件大事：文化批评、写作和绘画。在他的心目中，文化批评排在首位，将"冯骥才"介绍给世人的文学创作排在第二位，被冯骥才称作"更属于个人的东西，是一种生命的方式"的绘画排在第三位。
周国平
一个灵活的阅读者
周国平其人
周国平，著名作家，哲学家。1945年出生于上海，1962～196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在广西深山老林中。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1996年以怀念夭折女儿为主题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而闻名，但其绝大多数作品还是以哲理性、思辨性为主。著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尼采与形而上学》，随感集《人与永恒》，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纪实作品《南极无新闻--乔治王岛手记》等，1998年底以前作品结集为《周国平文集》（1～6卷），译有《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等。
"西方的大哲学家并不仅仅是想做一个学者。有些大哲学家没有固定的讲堂和书斋，而是在街心花园里，进行开放式的知识传授和讨论。他们把'当下'的事物都纳入自己的哲学视野。"
周国平是那种特别具有能产性的作家，他出书的速度非常快。不久前，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周国平自选集》，长江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一本自传--《岁月与性情》。周国平的自传频繁地在各地的畅销书榜上出现，人们阅读周国平的愿望与20年前一样热烈。也许我们可以追问：周国平的作品究竟关怀到了人们内心的哪个部位？他如何做到了这一点？
写自传的超越精神
在出版自传的时候，周国平就曾敬告读者与媒体，不要以娱乐的角度来读这本书。在这个一切都被娱乐化的年代，他的这个要求是否能对读者发生作用？《岁月与性情》出版之后，一些读者在网上发表观点，有的人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评论，有的则从获取历史信息的角度进行解读。争论最大的也许是关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死因的披露。这本书披露了"文革"中的重要史实，其中提到当年的告发者，因此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事人曹秋池出面进行自我维护。对于这一点，周国平告诉记者，他写这些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死者郭世英负责。
这本自传出版的意义，周国平在书中讲到，是为了在精力尚好的时候把一些往事抓紧时间梳理一下。而对于读者来说，读他人的自传无疑是一个自我求证的过程，他们希望在这里获得某种智慧的启发以及对自身境遇的审视。关于这本自传的写法，则自然与以前的哲理性散文不同。以前的散文是论述文，自传则是记叙文，其中的哲学含量密度会相对小一些。"但是，"周国平说，"我基本上还是保持了我一贯的写作方式，不仅仅是记述个人的境遇，我还要对个人的经历进行反思。这个反思就要有哲学的眼光。我还是从自己的经历里'拔'了出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来看我的经历，保持一种反思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就是一种哲学的立场。另外我还是着重自我分析、自我认识，分析自己现在的状态是怎么从小时候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我极力梳理一种自己的人生线索。"
哲学的两种写法
周国平也许可以算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男读王小波，女读周国平。"这曾是以前的大学校园里比较流行的一句话。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人们，他们会对那个充满理想和启蒙色彩的年代记忆犹新，而"周国平"是那个时代独有的人文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符号。
周国平对读者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尼采著作的研究与翻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尼采曾是当时年轻人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那时候形成一股比较强烈的"尼采热"，读尼采不仅仅是人们内在的需要，还是一种时尚。在这个时候，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等书对改变读者的精神结构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不过，使周国平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的深入生活的哲理散文。
哲学的写作可以分为多种，其中一种写作是学院式的，喜欢资料的收集和堆砌。这里不需要感性语言和形象思维，不需要与当下的结合，而更在意哲学的历史性，文章的抽象程度越高、术语的密度越大，这个人的思想就越坚实和丰富。还有一种写作，这种写作文风活泼，并融入了鲜活的生活场景，它常化艰深为平易，如细雨滋润万物一样，发生得悄然而广泛。
也许周国平应该属于后一种写作者。这种说法也许不尽准确。在周国平的家里，记者提到周国平的写作特色：你的写作是不是和纯学院不同，更侧重于把哲学生活化或者应用化？周国平给了一个棱角分明的回答："其实我并不是刻意去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思考的更是哲学本身的问题，我并不认为用学术的方法就是在思考哲学问题。这种做法反而可能离开了哲学问题。我不反对哲学学术，因为哲学也是一个知识积累和整理的过程，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也需要知识的搜集和整理，但是哲学如果仅仅是以学术的方式出现，我觉得这就是离开哲学的根本了。当时尼采也非常反对哲学的学术化，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德国大学里，哲学已经成为一门考据学了，你可以说那是学术，但不是哲学。
"西方的大哲学家并不仅仅是想做一个学者。有些大哲学家没有固定的讲堂和书斋，而是在街心花园里，进行开放式的知识传授和讨论。他们把'当下'的事物都纳入自己的哲学视野。"
一个有志于研究哲学的人，应该怎样阅读，并具有那些素质呢？周国平说:"研究哲学，其实有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要对哲学有种领悟能力，没有领悟的能力也可以做学术，但我可以肯定你不会有大成就。当然，阅读对培养领悟能力很重要，以前的哲学大师都是一些领悟能力极好的人，阅读他们的作品，你自己的悟性也可以被启发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学者的功夫了。你首先要选择你的问题，哲学的看法必须是以问题为主，问题是核心，你要找出哲学中什么问题是重要的、却多年来没能弄清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能让你产生兴趣，然后你要发挥你作为学者的功夫，把古今中外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都找出来，去收集整理资料，看看这个问题有哪几种论述方式，然后你要进行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另外，周国平还告诉记者，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学出来的，不是靠老师教的，当然如果有很懂行的老师指导，可以少走弯路。但所有的书你还是要自己去看，去琢磨，钻进去，关键是要有兴趣。如果你真的有兴趣，那你就能钻进去。如果你觉得那太枯燥了，你就只有知难而退了。
尼采的热与不热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有一股尼采热。周国平当年是掀动尼采热的重要人物。今天，周国平说他的尼采研究工作只做了一半，"尼采的书我已经写了两本，还想写一本，一共三本。原来写的是人生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现在想写他的精神哲学。"
尼采当年的火热，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层动因呢？是不是与当时呼吁大家摆脱对集体的依附而走向个人奋斗的特殊年代背景有关呢？周国平分析说:"这只是一个原因，但关键是那个时代是思想比较饥渴的时代，那个时候只要与以往的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反差的思想，都会得到极大的关注。"
1992年，香港曾有出版物把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界的转折点上》列为80年代影响中国的33本书中的一本。周国平自我评价说，这本书的影响绝对不是发生在学术史上，而是发生在中国人的心灵史上。
但是，记者问到，现在尼采热已经冷却，这反映了什么？尼采或者贝多芬，这种高扬人的主体性和权利意志的艺术作品现在似乎都有所失落，如果过分宣扬那些成分，可能导致人的自我毁灭。因此现在刘小枫等一批基督教哲学家开始获得了广泛的读者，他们认为"人"的地位太高了，人应该谦卑，要看到人的有限性，知道人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
周国平说，尼采在80年代后期热过一阵儿，但后来就一直是现在这种状态，这样也许是正常状态，大家不再一窝蜂地看尼采讲尼采。现在基督教哲学有一定的读者，这种状态比较正常。没有一种特别流行的东西在左右人们，不同的人群对不同的思想家发生兴趣。但是尼采哲学也并不是完全与基督教哲学相反，尼采也并不反对谦卑。无论是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或者是基督教，其实都是为人生提高到一个终极的根据，但到19世纪后半期之后，人们发现这种根据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危机和形而上的危机。尼采就是要解决在没有最高价值的情况下，人类该怎样面对这种形势，来承担悲剧性的使命，因此，人类自己为自己提供了一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尼采并不是与基督教对立的，基督教的本质也是要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意义。
要读一流的作品
周国平称自己的阅读资源多来自西方。"中国的东西我只是翻一翻，还没有比较系统地去研究中国的文化。但我总体上感觉中国应该更多地去学西方的东西。中国自己的当然要发扬，但有很大的弱点。"周国平还反对过分强调民族性这个东西。他说:"首先，人是分层次的。在根本的层次上，人首先是一个人，是个人，其次才是民族国家的一员，是文化传统的一员。你不能用民族文化的层次去反对人类的层次，这就是根本的错误。在一个人类的前提明确了之后，在这个前提下，你当然可以谈你要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了。"
周国平的阅读经验非常丰富。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涉猎广泛。他曾在郭世英的推动下，读了大量俄罗斯文学，几乎读了屠格涅夫的所有中译本。当时郭喜欢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周则喜欢读托尔斯泰。"后来的昆德拉的作品，我也很喜欢。"关于哲学书，周国平说他喜欢那些不是很体系化但是却很有灵感的哲学家，比如尼采、蒙田、帕斯卡，他们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哲学家。他还喜欢叔本华，叔本华是非常体系化的，但他真正精彩的东西不是体系化的东西，而是灵感化的东西。"我对康德兴趣很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源头性的哲学家，他是西方现代哲学的源头。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上下过工夫，但他的体系太体系化了，所以许多东西很勉强。"
周国平说，他读书不像某些人那样，对某些书有比较忠贞的爱情，爱上哪个作者就永远不变了。他也没有戏剧化的经历，比如一本书改变了一生这样的事情。这表明他基本上是一个灵活的不迷信的阅读者。
周国平认为，一个人要读书，最好要读经典，读大师。现在的出版物很多，励志类和财富类的书籍是最流行的，大量的书以相同的方式摆放在书架上，会让人产生错觉，使读者认为这些书的质量和地位都是相同的，因此难以鉴别。书太多了，既是好事，又是坏事。不过与过去的年代相比，值得读的东西还是不少。"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一定的阅读基础，真的会眼花缭乱，所以在这个时代做一个阅读者，就要把底子打好，底子好了就可以区别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了。"
怎样把底子打好呢？"就是你一开始就要读好书，要读一流的书，二流三流的书不要读，这样就可以识别了。"周国平建议读者先从大师的书读起。
周国平书语
阅读对培养领悟能力很重要，以前的哲学大师都是一些领悟能力极好的人，阅读他们的作品，你自己的悟性也可以被启发出来。
一个人要读书，最好要读经典，读大师。
哲学的通俗化还是庸俗化？
周国平是一个大人物。有人评价周国平把高深的哲学知识从学术殿堂里带到了菜市场。这句话既是对周国平的学术道路的评价，也带有一种调侃意味。周国平本来是搞尼采研究的，后来却写一些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如具体指导大学生们的就业、婚配、娱乐与其他生活细节，让大学女生一片痴迷。这种平民化的写作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商业化的风潮。于是周国平的一些灵巧的思想进入千家万户，为学术的平民化立了功，他自己也借着这个商业化狂潮赚了个盆满钵溢。据说在中国哲学界，能这么赚钱的，除了李泽厚，就是周国平了。学术界人士成为明星，这是一件好事吗？这是一件坏事吗？网上网下为此曾发生过很多争论。
但是学术中人却对此不以为然：他本是社科院哲学所的，现在却似乎成了作家协会的了。你在某个专业的领域有什么大建树吗？关于这方面的争执，似乎一直或明或暗地出现在中国文人圈里，当然现在还是没有定论。但是，从网上的评价来看，大家对周国平的赞赏和正面评价远远多于批评。因为很多网民（尤其是年纪大的）都受到了周国平的影响，周国平是他们青春回忆里的一个重要元素。而且，哲学有很多种，在柏拉图时代，哲学是在街心花园里对着大众讲的，不是什么书斋里的玄虚的秘术。退一步来说，当很多专业人士把学术搞得越来越像咒符和密码一样时，偶尔出来一个周国平调节一下气氛，又有什么不好呢？
阿来
作家应发挥自然天生的能力
阿来其人
阿来，当代作家，藏族人。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现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
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天火》等，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我把文学看作宗教，这个宗教崇奉的是美。我用文学追求美。追求自然的美，语言的美，生命的美，以及在艺术当中才能实现而我们的生命并不能实现的美。"
说起读书，你能感觉到阿来从心里泛出的一阵阵快乐。凭借一部《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阿来，一触到书的话题就像触动了兴奋的神经。"现在我体验到读书的乐趣了，那就是心胸开阔。对事情的成败看得很开，看得很淡。"当年能从大山里走出来，而后成为一个作家和几家杂志社的管理者，阿来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读书。"读书是一件好事情，当然你得会读。一旦读进去了，你会发现智慧性的乐趣比什么都高。"
阿来很"花心"，他不会只喜欢一个人，也不会永远喜欢一个人。他说，他对很多作家的喜欢都是阶段性的。
当年走出大山全靠书
当年能从大山中走出来，阿来最感激的就是书。
对阿来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文学，他主要关注美国文学的三个领域。一是黑人文学（移民文学）。黑人在美国算是异族，是美国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相对于美国主流文化是亚文化。他喜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文学，而不是更早的、像《根》那样的反抗文学。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文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它们保留了非洲的文化传统，但并不是狭隘地保留，它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又有普世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比如纳尔夫·艾里森的小说非常棒，他的《看不见的人》将黑人比喻为"看不见的人"，来描述黑人的处境，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纳。他像萨特、加缪一样将文学上升到哲学层面，上升到关注人类的处境，但他是用现代派的手法，用黑人的命运揭示抽象的"人"的命运。还有赖特的《土生子》、1984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尼·莫里斯的《宝贝》等等。
第二个领域是犹太文学。犹太人在美国也是异族，当然也包括一些流亡作家，纳缚科夫、米沃什、索尔·贝娄、布罗茨基等。他们在写作上的追求比拉美作家高很多，他们的作品有很沉重、很现实、很心灵（痛苦）的内容，他们能把握各种题材，他们决不为艺术而艺术，题材决定作品的形式。
第三是美国南方文学。代表是福克纳，还有南方女作家奥·康纳尔。"奥·康纳尔写的是美国的乡土小说，很不主流，她到《纽约客》去投稿，编辑们都不理她，她说一口土语、方言，编辑们不能理解这个乡村妇女能写什么。但实际上她的小说写得非常好。拿福克纳来说，《喧哗与骚动》不是他最好的小说。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非常棒，像美国蓝调那样有力，自由而悲伤，我非常喜欢。欧洲是出思想与艺术流派的地方，美国不一样，美国文学比较混乱、喧嚣、粗糙，但充满活力，他们没有创造过新的文学形式，但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在美国有了很好的发展。"
阿来早些年也喜欢拉美文学。他认为马尔克斯最好的并不是《百年孤独》，他的想象非常宏大，但他也有写得非常细的作品，如：《秘宫里的将军》、《家长的没落》。再如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写怨魂的集体回忆，这不单是幻想的色彩，它让人感受到现实的真实；还有他的《燃烧的平原》，都给阿来很深的影响。
成为作家之后追求天然
成为作家之后，阿来读书的标准更高了。作为一个作家，他与其他人不同，他常说自己是一个远离文学圈的作家，他追求的是天然，就像他最近在读的诗一样。
"中国文明古老到这样的程度，把知识积累、训练看得很重要，人天性的东西就少了，不看重了。同样，许多年来中国人都把文学看成只有通过训练积累才能从事的职业，把它神圣化，诗意化，夸大了它的神秘。从事这种职业的作家更是将自己神圣化，刻意去扮演作家角色。他们的刻意，体现在语言表达和观察方面，养成了不好的习惯。我相信，有些写得好的作家，是他们的天赋发挥得好。我也是这样。作家应发挥自然天生的能力。我最近在读古诗，更有这方面的体会。"阿来从《诗经》开始读，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汉乐府》。"那些诗完全是天然的。他们不是作家，他们可能连字都不认识，他们可能是砍柴的，或是农夫。他们没有刻意，那是他们天性的表达。他们遇到某种情景，要表达某种情感。他们需要表达，他们就说了、唱了。树、河流，以前没人形容过，他们就那样说了，非常天然。而现在我们接触到的都是语义分析、背景分析之类的，自然的、天生的没有了。"
读一本书，阿来的理解或获得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他是很善于学习的。他十分喜欢《诗经》中那种情感与表达完全一致的东西，比如《汉广》，一个砍柴的人，看见一个女孩，要表达爱情，又不能直说，于是文学语言就出来了。文学是非常自然的。"我认为是先有感受，后有语言。这才是文学的自然。""文学对我来说就像是宗教信仰，是非常纯粹的精神世界。宗教和哲学都是相对虚的状态，宗教追求来世与天国，哲学追求终极真理，都是形而上。我把文学看作宗教，这个宗教崇奉的是美。我用文学追求美。追求自然的美，语言的美，生命的美，以及在艺术当中才能实现而我们的生命并不能实现的美。虽然从根本上来说，美不是一种终极追求，但它是我自己非常内心化的东西，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种终极的东西了。我在写《尘埃落定》时，就感受到了这样一种永恒的美，极致的美，也享受能够达到这份美好的巨大幸福。虽然，现在许多文学流派都在消解作品对美的追求，但对我来说追求文学本身的美，是我写作的动力。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永恒，是我自身内在的需要。当我面对尘世喧嚣、算计、烦恼、压力，我一回到文学，这些就消失了，就如跨进教堂大门或寺院，听见管风琴响起，或念经声响起，我就很自然地在那种状态中了。"
阿来觉得批评家见识可怜得很，他们读书很少，却总喜欢把作家拉入某个体系，这样他们才有说道。如果一个作家把另一个作家作为终生偶像，那么他自己就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一个精神世界把你笼罩了，你肯定不能进步。"我不会只喜欢某一个大师，我也不是大师，我可能某一阶段喜欢某一类东西，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前没有接触过，或者接触了但不喜欢，另一种是某一阶段符合我的思考。我不会反复读。我记忆力好，对我影响深的作品我都会记得。在写作的不同时期，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受影响的作品也不同。比如创作之初，语言不行，我就喜欢语言好的作品。一段时间比较深入地研究某一位作家，对应解决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借鉴吧。但是这个阶段过了，曾经喜欢的作家，也许以后就不喜欢了。"
在读书方面，阿来不想与批评家交谈。他觉得批评家经常误导阅读。阅读所得，应该是感受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批评家所说不是他的需要，他们说对了，他也没感觉，只能自己去感受。阿来常跟一些作家谈读书感受，他认为作家的阅读才是专业的阅读。
传媒管理者阅读很挑剔
写完《尘埃落定》后，阿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杂志的运营中:组织选题、策划活动、推广发行。不仅与国内媒体合作，还引入国际项目合作。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环绕太空的宇航员、国外科幻作家先后被请到中国，阿来的《科幻世界》引起了国际科幻界的注意。
2000年，阿来已由编辑做到总编辑、社长；杂志发行量也由几万到几十万；杂志数量由一本衍生出六七本；领域由刊物、书籍扩展到音像制品。不到三年，就做成了产业。据称，在世界科幻类杂志发行量中，《科幻世界》名列榜首。
最近阿来的科幻"产业"又延伸到心理学，阿来说他正在做一本这方面的杂志。他的事业一如这个时代令人眼花缭乱。两年前，阿来一度想把杂志经营与资本市场联结起来，与四川几家媒体联合成立了科技传媒股份公司。他不甘于简单的杂志发行，想让科幻世界在中国形成真正的市场。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
到了这个阶段，阿来的阅读已经很挑剔了。最近他读当代小说少了，同一层面的东西已经读得差不多了。"好像读到一定程度上，大致的东西有了了解，读这方面的书兴趣小了。由于工作需要，文学方面书读得少。现在的文学是要把人弄疯，滥用语言、滥情，也是我不愿读的原因。我现在主要读科学、历史、宗教方面的书，读得很杂。"
阿来不读二手的评述。宗教也有基本经典，佛经虽有不同流派，但经典就几部，他是读原书、经书。他重视阅读给他的感受，也重视文化源流的东西。
阿来现在阅读更多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他在春节期间买了几十本这方面的书，"我这次是全面阅读，从汉代开始，乐府诗、赋什么的。我特别喜欢中国的笔记小说，魏晋、明、清，我收了不少，读了不少。是啊，好的不多，但有些可以反复阅读。它们的故事都讲得很有意味。"
阿来也同意20世纪的好小说大抵都与寓言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比如戈尔丁的《蝇王》、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等等，自然也包括卡夫卡的作品。但另外有些作品却类同于在此基础上对已成型故事的再加工，犹如鲁迅先生所称的"故事新编"，或者借已有的故事框架进行自己的独特创作，譬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更甚于他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他认为鲁迅的《故事新编》体现了一种对已有故事的重新观察及独特复述的能力，这是对已有故事往无限可能的方向发展而进行的一个有力的探索。
就像阿来写诗时喜欢聂鲁达、里尔克、布罗茨基、曼捷施塔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一样，其实他写小说最早受的是《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当然，在不久之后，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精神之父"，"我对每个作家的喜欢都是阶段性的。我不认为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写得多么出色，但我喜欢他《亚当·尼克斯故事集》以及《乞力马扎罗的雪》这样的短篇。再后来，喜欢福克纳，他的《喧哗与骚动》固然有特点，但更震撼我的却是《我弥留之际》。接下来，我便认可黑人女作家托里·莫里森的《妖女》。但是你要我说出我最喜欢谁，我就说不出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对作家的喜好在不停地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精神的影响实在难以遽然分清彼此。"
阿来书语
读书是一种好事情，当然你得会读。一旦读进去了，你会发现智慧性的乐趣比什么都高。
在两种语言间流浪
1998年出版的《尘埃落定》在当时冷清的长篇小说市场上一路看好，并最终摘得茅盾文学奖桂冠,由此也让大家知道了阿来。这个藏族作家最大的优势就是藏区30余年的生活经历，以及神秘浩瀚的藏文化所带来的淳朴与执着。阿来心中装着发生在藏区村落的一个又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时时撞击着阿来的创作欲望，而淡泊名利、心静如水的性情也让他能沉下心来记述草原上所发生的一切。
《尘埃落定》写的是一个土司家族的故事，《空山》则是一个村庄的传说，无论如何，都没有离开神秘浩瀚的藏文化。阿来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说时曾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对于自己的作品与故乡的关系，他这样形容："一个曾经长期浸润于自然山水中的人，与一个没有这种浸润的人肯定大不一样。但在这个人与山水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介质，那就是文化。对我来说，自然山水、一草一木，不只是环境，同时也是我的表达对象，也有丰富的含义可以开掘。自然界与作家文风之间可能存在的对应关系，我没有细想过，但这个可能是存在的。比如我自己，总体上保持一种大气与力量，但在局部处理上，又绝不流于粗疏，而是有相当精细的东西。这可能就是故地山水的影响吧。"
未来是否还要坚持走写作的道路？阿来说自己不是很确切地知道。是否在乎读者对自己作品的误读？他答："有什么东西会不被误读呢？人人都有误读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读者的这个权利。"
庞中华
大别山里读书最安全
庞中华其人
庞中华，著名书法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任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庞中华书法学院院长。1945年出生于四川达县大巴山区，后随父亲到重庆。自幼喜爱硬笔书法，刻苦学习名人碑帖。自1980年以来，他把硬笔书法播向中国大地，同时，播向日本、欧洲、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出版了四十多种专著和字帖，总印数突破亿册，有"中国硬笔书法第一人"之誉。著有《庞中华书法集》、《庞中华诗抄》、《庞中华钢笔字帖》等。
"我如果没有成为书法家，就算是个做大饼的，我也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大饼。这就是书中教我的。就是说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古代，人们启蒙的第一本书往往是《三字经》;而在现代，很多人的读书生涯可能都开始于小人书，庞中华就是其中之一。小人书对他的阅读兴趣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在他所处的上世纪50年代，谁要是拥有一本小人书，那可是让小朋友非常羡慕的事，但又有几个人能有呢，几角钱可能就是一家人几天的饭钱。
买不起，就只有租了。一分钱一本，也不是个小数目。虽然大伯有零钱时也给他个一分二分的，但这远远无法满足庞中华求知若渴的需求。
庞中华就开始动脑筋，将目光盯在了大伯的皮鞋上。每次大伯的皮鞋面与帮开线了，都会让他拿到皮鞋匠那里去修，修一次大概要三角钱。几次下来，他觉得修鞋并不难，一来二去，他就看会了。大伯再让他修鞋，他就自己拿到一边去修好了拿回来，虽然手艺比不上修鞋匠，但也看不出破绽来。修鞋匠要三角钱，他想他修得没人家好，就收大伯二角钱。这样他就心安理得地去租书了。
庞中华最喜欢的是老张经营的书摊。其实，老张年纪并不大，也就三十多岁，不过对于几岁的孩子来说，觉得他就是一个大人了。每次一看就是一下午。一分钱看一本，一角钱可以看十本，摊主老张往往再"饶"上一本，这对于老张是一种营销手段，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却感觉占了很大的便宜，认为老张这人真不错，所以就经常到他那里去看书。直到现在，老张的形象他都忘不了。可以说，老张开启了庞中华的童年智慧。
十九岁时的顿悟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依。一个小小的决定往往带来一连串的变化，从而改变人的一生。
19岁时，临近毕业的庞中华读《古文观止》，其中有一篇苏辙的文章《上枢密韩太尉书》，内容是有关苏辙十九岁时出四川的感想，太史公行天下、纵览名山，文章颇有激情。"我害怕埋没了我自己……"，这是苏辙在文章中的意思。在没读这篇文章时，庞中华本来是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是，读了之后就不同了，他热情洋溢，甚至豪情万丈，一时间，所读过的李白、欧阳修等名家书中提到的名山大川都在脑海中浮现，小说中《铁道游击队》里的枣庄、《武松打虎》里的景阳岗，突然间都特别想去看一看。庞中华心想"他苏辙19岁去了当时的京都开封，我庞中华今年也19岁，也要做当代的苏辙。我也要去北京看看，去祖国各地的山川看看！"后来，学校还真就把他分到北京了。
刚分到北京不久，不满20岁的庞中华仅仅因为喜欢读邓拓的《燕山夜话》，便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三家村代理人"而遭隔离审查，被下放到了大别山，这一去就是15年。
庞中华的青年时代，就这样在大别山里度过。
面对这样的生活，他没有悲伤和哭泣。出人意料的是，他觉得这样太好了，那时在山外，文化大革命期间鼓吹的是"读书无用、知识有害"，看书是不允许的，稍有不慎就会惹来麻烦，而在大山里，这反倒是安全的。
庞中华相信，必有一天，在中国大地上，知识定会备受尊重，读书将会成为高尚的事。现在不如趁年轻的时候，笨鸟先飞，努力学习，等待着那个美好时代的到来。心中有了这样的信念，生活就会有希望、有动力。虽然与世隔绝的生活让庞中华几乎失去了语言能力，但他的生活并不枯燥。每天晚上，读书、抄笔记、拉琴、学书法，乐此不疲，累了就到深山里奔跑，想着《毛泽东选集》中的《论体育之研究》中的"德志皆寄与体，无体是无德志也"；喊着古希腊人的名言："你想变得聪明，你跑步吧；你想变得勇敢，你跑步吧；你想变得健壮，你跑步吧！"ˇˇ
两年后，他第一本书稿《谈谈学写钢笔字》完成了，并开始不断向北京、上海等地的出版社投稿。然而，结果不是石沉大海，就是一封封铅印的退稿信，像铅一样沉重，像铅一样冰冷。
从1970年到1975年，庞中华每年都自费到北京，目的是找人交流。那时候，学界名流大多被下放到外地，他就让朋友介绍当地人，因为北京人善侃，找到一个中学的语文教师他都兴奋异常。
1980年7月，由于著名学者文怀沙先生热心推荐，庞中华得到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老人的关怀爱护，他的《谈谈学写钢笔字》进而得以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从此庞中华一鸣惊人，走出了深山，并将其他竞争者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我绝不当一个模仿者"
阅读可以给人生带来无穷无尽的财富。有人从书中学到了天文地理，有人从书中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手艺。但大多数人注意的是别人的经验，如果前人说什么事不行了，就不去做了。而庞中华这个善于读书的人却从书中发现了一条自己的事业道路。对于庞中华来说，读书最深的感悟是不当模仿者。
庞中华从小心灵手巧，少年时代热衷于航空模型，达到二级运动员的水平，想投身于航空事业，《航空知识》、《空气动力学》是他那时最爱看的书籍。
18岁时，庞中华在《重庆日报》发表组诗《华蓥山寄语》，一心想当诗人。虽然熟读苏东坡、辛弃疾，但他却不打算做古诗。给他这种想法的是三个人：
一个是鲁迅，鲁迅说：诗到唐代已被做完；
一个是王国维，他的《人间词话》里这样讲诗歌：四言衰退了有五言，五言衰退了有七言，七言律诗衰落了……通行既久，染之许多，自身成套，豪杰之士也难有新意；
一个是律诗写得很好的毛泽东，却对陈毅说"写律诗，你和我一样还没有入门"。
庞中华想，这几位名家，在律诗上都有相当的造诣，却异口同声地认为律诗很难超越，我是何人，欲与天公试比高是不会有结果的，又怎能去走这条没有山顶的路？
于是他想到了书法。
写诗如此，书法亦如此，模仿是学习书法的途径，但一味模仿不能成为真正的书法家，正如模仿颜真卿、欧阳洵惟妙惟肖者只能是个临摹高手而不是优秀书法家一样，原因就是缺乏个性。如果说写得和名家越接近越好，那么照相机岂不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书法家和美术家？
他想：我国历代以书法做工具，名家辈出，作品、理论无数。而今时兴硬笔，即钢笔、铅笔、圆珠笔等，却很少有人做认真细致的研究，或许这是别人不注意的一条路，也许我可以徜徉其间。
另外庞中华从鲁迅先生的《论书写工具》里得到极大启发：鲁迅认为使用钢笔方便，省时间，并说日本人也很重视钢笔书法，出版过许多钢笔字帖。既然鲁迅先生这么说，那我们有二千多年书法传统的中国人，不是更应该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庞中华的信心更足了。
上百本日记见证书法成就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多少人年少时目标远大，到头来却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庞中华虽然从小字写得不错，当过校黑板报主编，但他毕竟没有家承师教，没受过正统的书法熏陶。如今，虽然确定了理想，但一切都要自己从头琢磨。庆幸的是，庞中华没有停留在美好的理想中，他立刻开始了实际行动。
首先从临摹开始。因为古人曾说：学艺首先要继承传统，有扎实的功夫，然后才能创造。美学大师朱光潜说过：艺术家首先必须是个匠人，要有匠人的手艺，然后必须是个诗人，要有诗人的思想。因此，庞中华大量临摹中国古代历史名家的作品。他从小喜欢手工制作，临摹不是难事。他的模仿能力很强，很快就练得颇有名家风范，但这不是他的目的。
庞中华认为，抄书是练习书法最好的方式。因为徐特立曾经说过：不动笔墨不读书。因此，庞中华每读一本书，都会抄笔记。
《鲁迅全集》、《艾青诗选》他都全文抄过。刚开始时不讲究方法，什么都抄，后来发现，这样的笔记像一个大仓库里堆满乱七八糟的什物，理不出头绪，抓不住重点。后来，他改变了方法，他把读书的内容全记录在一本《读书笔记》中，然后又根据习字的进展情况，在日记和笔记中，分别用楷书、隶书、行书、草书，这样就把日记和书法、阅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现在，只要翻开以前的日记，就能看到庞中华各个时期书法的进展。日记本不但是庞中华钢笔书法驰骋的天地，也是记录他对钢笔书法艺术的实践、理想和追求。
读书一定要读出思想，这是很多人明白的道理，却不一定能做到，庞中华做到了，他把读出思想当作读书的原则。庞中华说："我如果没有成为书法家，就算是个做大饼的，我也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大饼。这就是书中教我的。就是说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
庞中华书语
阅读可以给人生带来无穷无尽的财富。
读书最深的感悟是不当模仿者。
一代硬笔书法"教父"
庞中华对中国硬笔书法的开拓性贡献在于钢笔楷书。在"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河南从事地质工作。地质勘探队的生活是枯燥的，几乎每天都是与石头、泥土打交道。这种宁静的环境，促使庞中华开始潜心研究起了书法。可是，他发现，所有的书法字帖全部都是毛笔字。可是现实情况是多数人都在用钢笔写字。能不能使钢笔写的字成为书法？他将自己的想法讲给朋友们听，结果遭到了一番嘲笑，"就连当时的女朋友也不理解我，称我为空想家。"庞中华自嘲。
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有一句"诗到唐代已做完"的话，让庞中华联想到书法，古篆、汉隶、魏碑、草体，此后再也没有什么创新字体。自己若想在书法艺术中有所作为，必须创新出一种过去没有、并且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书法。"毛笔字练得再好，能超过王羲之吗？我想，这个创新的书法应当是硬笔书法。"从此，他潜心于钢笔书法的研习。庞中华借鉴各种字体，视其结构，揣其笔意，谙其精神，从中汲取营养。他精读清代学者黄自元的《间架结构帖》，领略方块字的一般规律，并观摩王羲之、柳公权的墨迹。
经过艰苦的磨练，庞中华在钢笔楷书笔法上为中国现代硬笔书法艺术的技法开创了先河。在其名著《谈谈学写钢笔字》中，庞中华首先阐述了钢笔楷书"顺锋"或"露锋"起、收笔的笔法。在此之前只在较少的书法家在钢笔字帖中论述到楷书技法。毫无疑问，这种露锋笔法为今后硬笔书法的技法开拓与完善，起到了指导作用，使今日的钢笔书法运用露锋技法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这也是使庞中华成为中国现代硬笔书法艺术奠基人重要因素之一。
世界的窗口
梁小民
武侠·红楼·经济学
梁小民其人
梁小民，著名经济学家。1943年出生于山西。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现任国务院特邀监查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译有《经济学原理》(曼昆著)、《经济学》(迈克尔·帕金著)等专著、译著教科书50余种，著有《经济学是什么》、《小民读书》、《小民谈市场》、《小民说话》、《我说》、《我谈》、《我看》、《黑板上的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宏观经济学纵横谈》、《书生议事》等。
从对岳不群和楚留香为在武林成功所投入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进行比较开始，梁小民展开了他的《谈武论侠话经济》。
一架飞往西安的飞机上，他正聚精会神地读着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陈家洛等人与张召重正打得不可开交，这时，只见陈家洛飞身跃起，一剑刺向张召重……他心里刚想大叫一声：这一剑刺得好！还没等这句话从心底呼出，突然觉得自己的腿隐隐地疼了一下：糟了，莫非我也中剑了？他定神一看，原来是空姐不小心把茶水洒在他腿上了。这段有趣的读书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梁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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