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论证不具有说服力。各国相互指责的原因并非他们不懂得自己的责任而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真的承诺解决问题所必需的行动。比方说，没有美国总统能够承诺大举减少财政赤字：这个决定只有国会能够做出。同样的，没有中国领导人能够单边同意允许人民币升值：这是需要国务院和共产党中央各级梯队经过仔细研究才能做出的决定。而且，需要的改变也远远不止于裁剪预算赤字或让人民币升值。所需要的是经济上更深层次的根本性改变。而且，当事情发展到需要最根本的改变时，世界的整体利益对于美国的政治家或者中国的共产党而言并不算什么。
尽管心存希望，但上述种种是为什么我对于二十国集团雄心勃勃的宣言保持怀疑的原因。同样，我也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在未来能够比在2007年底结束的多边磋商获得更多的成果。变革的发生只有在各国被迫时，或者变革是符合他们国家利益时，但是这个过程对于世界经济而言可能成本太高，发生太慢。
如果不作为不是一个选项，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全球合作得以实现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要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多边组织机构本身及其与主权国家的互动方式的彻底改革中寻找。
多边组织机构及其影响
多边组织机构迄今为止以两种方法起作用。一种方法是WTO所采取的准法定模式，WTO在参与国之间制定贸易规则，其行动基础是一套限制贸易壁垒的协议。这些协议由成员国政府在长期和健康的谈判后共同签署和修订。ＷＴＯ有一套分歧解决机制来迫使参与国遵守协议，而且因为规则相对清晰，各国的遵守情况就能在一个类似法律的机制内进行评判。对违反协议者的惩罚，通常是对其进行贸易制裁，这很容易实现。ＷＴＯ参与国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主权，比如设定进口关税或补贴特定产业的自由，来换取别的国家也和他们一样做出同样的牺牲。这些妥协促进了互利的贸易。当产业人士给政治领域施加压力来争取保护时，政治家们可以简单的袖手旁观而指责WTO。
第二种方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采取的国际宏观经济治理和协调，由于其任务的本质导致了其有效性要弱得多：本质上是一种规劝模式，这种模式只对找基金借钱了的国家有用。这里的问题是游戏规则完全不清晰。一国的行为模式何时会对全球造成伤害呢？当美联储将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由此释放出的全球性风险偏好浪潮，其他国家是否有权抗议呢？美联储能否不说其政策仅仅只是关注美国经济情况吗？当中国对汇率市场的干预阻止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是不是利用了不公平手段来获取竞争优势呢？一些人争论说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是其不公平政策的证据。但是，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限制其公民和企业持有外国资产，因此其所持有的外国资产不可避免地显示为中央银行的巨额外汇储备。而且即使有证据说明中国故意低估人民币，中国能够不声称自己是一个贫困国家从而利用汇率低估来弥补它其他方面的劣势。
因此，IMF不像WTO，它不能构建一套详细而有普遍性共识的规则，而这样的规则是有其优点的。尽管建立规则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谈判和讨价还价，但参与各方却也能够从整体框架中看到长远的更大层面的利益。结果，在WTO分歧一般能够采取可能的“给与取”方式进行细节设置，通过复杂的贸易回合谈判来解决。基金组织想要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它必须尝试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确保覆盖多国的政治改革的共识得以实现，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国内层面，赢家和输家都一目了然。而且每个协议都是自成一体的，基金不可能进行跨协议承诺来安抚那些觉得自己在特定领域内受损的国家。
当然，国家可以省却所谓的规则或者协议，而将裁决争议和根据情况界定违反政策导致国际性破坏的处理权交给像IMF这样的机构，对不遵守的国家实施惩罚。但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覆盖范围如此之广，它所要求国家主权向国际机构的让渡会非常大，这不太可能发生。历史上，世界的大国总是不愿意看到独立、强劲的多边机构产生。当多边机构很强有力时，它往往不能保持独立性；当多边机构保持独立性时，它们往往不那么有力量。而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力量也不愿意改变这一现状，因为它们都不想要自己的政策被限制和批评。
即便有一个像IMF那样的机构既独立又有力，它仍然有其局限性：其思维模式是由一种特定的经验所驱动的。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像IMF这样的机构会招收在工业国受教育的学生，特别是美国。所教授的大部分宏观经济学原理是从工业国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工业国家的市场是有组织的而且一般而言运行良好。所以，对于IMF里的工作人员而言，很自然在市场运作中会倾向于某种特定的干预，比如说货币政策，同时又对其他形式的干预持有批评态度，比如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当然，发展中国家很少有运行良好的而且更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是需要的，这样在基金组织对其政策进行评估时往往是一个缺点。
而且，经济增长是以谜一样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模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经济模式发展，那么我们就不会有日本或者东亚的增长奇迹。如果国家允许宏观经济政策被国际组织来监管，给予它使用惩罚措施的权力。这可能会导致政策多样性的缺乏——这样的话，学习被限制而且也会对世界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最后，即便IMF能够提出一整套在理论上可接受的推荐方案，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执行。WTO规则不仅仅有制裁手段作为后盾，也能够通过政府规范贸易秩序来得以执行：商务部能够降低关税或者消除补贴。IMF的推荐则没有任何执行力来支持：大部分工业国家和大的新兴经济市场国家不需要IMF的贷款，而这是它进行劝诫的主要手段。而且，其推荐的改革一般与统治阶级的想法相左，因此让财长或者国家元首不可能承诺执行。
总而言之，IMF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的角色与WTO在贸易便利化中的角色是很不同的。首先，因为没有关于什么是允许什么是不允许的清晰规则，而且任何规范规则的企图都很可能让很多国家觉得不可接受。第二，改革必须根据情况达到共识，而且政府一般不会有国内政治支持来自信地承诺进行国际协议所需要的改革。第三，没有能力承诺意味着需要每个国家进行基础性改革的普遍国际协议很难达成，即使是当改革对每个国家的长期利益都有好处。
即便基金组织不是总是对的，但是其药方常常是对症的，因为基金组织没有政治性。但是，基金组织不会拥有像WTO那样的制裁力量，因为其面对的是宏观经济政策这样虚无的难以衡量的东西。同样在国际社会“点名蒙羞”的方法，对违反协议者不会那么有效。财长的首要考虑是国内的选民，他们一般不关心IMF的工作。这些财长们很不负责任。
但是观察给出了另一个选项。与其通过命令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特定国家，IMF没有权利使用这一手段，相反，IMF应该想办法施加让民众满意的影响。这同样也能帮助政府累积改革所需的支持。换句话说，与其尝试WTO的方式和使用强力，它应该仿效牛津饥救会的办法使用软实力。
获得全球影响力
推动消除气候变化，这是一个典型的以短期牺牲换取长期利益的例子。如果不是因为其选民中的草根运动，政治家们会避开这样的议题。促使政府这样做的压力上升不仅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大量证据十分具有威胁性，而且因为各种机构，从本地的到国际性的，都组织群众促使代表采取行动。同样的，像博诺这样的摇滚明星领导的群众运动迫使富国的政府免除穷国债务并在2005年格伦伊格尔斯峰会上许诺给穷国更多的援助。
当然，政府还没有对减排达成一致的承诺，而且他们撤回了援助承诺，但是关键在于这些草根运动通过让政治领导人相信国际协议存在着国内支持的基础而获得了影响力。随着互联网通过社会和政治网络网站而壮大的力量，随着真正民主的扩张，公众影响自下而上的可能——领导人会听取公众意见——会与自上而下的影响越来越趋于一致——领导人说服公众其观点的正确性。那些要影响政治家的人不能通过他们美好的愿望而需要直接通过领导人的主人，即民众。
像IMF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要扩张其能量所需要做的还很多——它们要为世界了发展对整个世界发声。除了对各国财长和元首的劝说，它们应该直接走向公众，包括各国政党、非政府组织、以及有影响力的名人来解释它们的观点。他们需要更善于利用互联网社区来影响被网络连接的普通民众并寻找进入学校和大学的方法，在那里学生是最容易吸收全球公民这一观念的地方。
比起政府，公众更为长远地掌握权力，而且一般而言更为理想主义而且关心全球的利益。而且更易于接受劝告，特别是在比危机状态更安定的状态下。当然，相比于要求一国为全球的利益作出牺牲，那些从长久来看对一国好处大于成本的改革更易于被人接受，但是即便是前者也不应该被排除：首先，最纯粹形式的援助要求单边的牺牲，而且在富国思维活跃的公众已经在推动了。同时，其他国家的公民投入协作需要一定的知识——即以全球和多边为目的的解决办法——这对于让劝说得以实现是很重要的。而且，让关心自己国家多变责任的国内公民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政治领导人就不能再认为违法国际义务不必在政治上承担成本；因此，“点名蒙羞”的方式也许能更有力。
这种运动不是现有的多边机构能够带领实施的。比方说以IMF为例，它认为其首要的受众是各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一直努力不冒犯任何成员国多年后，IMF工作人员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写作报告的方法，能够确保所有要点都能够被那些熟知其写作方式因而知道怎么阅读字里行间意思的人所看到（特别是IMF工作人员和成员国的官员），而其他人则会被其表面浮夸散漫的行为弄得睡着。IMF在与各国官员和财长的沟通方面已经有多年经验，但是却很少直接与非政府组织或媒体进行对话。世界银行在这方面稍好一些，但也只是稍稍好一些而已。
而且，不确定有权力的成员国政府是否会愿意让国际组织在其国内传达一些他们不能控制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是纯粹限制在经济方面的。不仅仅是那些压制言论自由的非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在公开场合虽然鼓吹需要透明和诚实的评估常常是那些在私底下扭曲国际组织意图的国家。
我想起2005年春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发布IMF和世界银行半年期的《世界经济展望》的记者招待会的同时，英国大选正在进行。为了回答一个《金融时报》记者的问题，我提到英国需要在增加财政收入或者缩减支出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以实现财政平衡，这暗示着英国可能不得不增税。我的评论是基于IMF工作人员的分析报告，但是当时英国的财政部长，戈登.布朗却对我的评论非常气愤，因为这和他对公众所做的公开演讲内容相抵触。尽管英国财政部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基金组织还是坚持自己的分析结果。布朗当时也是基金组织执委会的主席，在第二天也安排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当时，IMF总裁罗德里戈德拉托也参与了布朗的记者招待会，他相当尴尬的坐在一旁，而布朗则开始了他对基金组织如何对英国作出了错误判断的炮轰（被记者会上不可避免的问题触发）。罗德里戈德拉托礼貌的没有做出回应，但是他的行为间接表明了他对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支持。从那以后的数据表明，基金组织的分析是正确的。
一方面，一个客观的评论员对政府政策的评论可能造成的公众影响让政府担忧，这本身表明这种途径还可以大为发掘利用。另一方面，这样的行为需要多边机构改变它们看待自身的方式——是成为像WTO一样追逐它们永远不可能得到的硬权力的“想要们”，还是尊重各国主权并为全球的共同利益而工作，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进行，通过软实力和劝告的方式。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如果多边机构要改变其劝说的策略，从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时必须的。这样的改革将会包括组织本身的改变和其在各国运行的工作方式。它们的治理结构需要被改革因此他们能够获得不被任何国家过分影响的独立性，而这样的改变正在进行中。他们应该刻意地通过招收美国以外培训的人员来扩大其知识框架。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研究能力的提高和培训出更高水平的研究生，这一想法会逐步实现。多边机构应该把参与成员国公共辩论作为他们鼓励实施对全球有力的国内政策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最终，这些多边机构约束其成员国的规则应该能够促使成员国积极参与、帮助实施、并加以保护。这确实需要对IMF成员国签署的协议条款进行重大的修订，也许甚至需要一个新的历史性协议，就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创立IMF和世界银行一样。
这最后的一点是重要的。没有哪个拥有权力的大国，特别是但也不仅仅是那些非民主的国家，愿意给多边机构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各国必须了解到，通过采取更好的政策将会有重要的集体利益随之而来，而且如果他们想要一个能够影响别国政策的平台，他们必须允许别国也能通过这一平台来影响自己。这应该被理解为多边机构会将自己的角色限制在经济和社会经济层面，其观点是通过机构内一个公平和慎重的过程产生的，首先基于的是令人信服的经济研究和数据分析。它的观点应该被国际协议所保护，就像各国大使馆以及其活动受到的保护一样。当然，一个透明和公平的过程将会是说服各国公民相信多边机构是为他们利益说话的。换句话说，与ＷＴＯ的经济政策国际协议的方式不同，我们需要一个国际协议来解决各国国内政策如何能够被多边组织所影响来配合全球利益的问题。
我已经在贸易不平衡的背景下讨论了多边机构改革问题。但是改革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事情一起配合，而目前这种配合却没有形成。比方说，当粮食价格上涨时，许多国家就会限制粮食出口。尽管在短期内这样的措施确保了他们本国公民能够获得低价的食物，但是这却让他们本国的农民不能够享受更高的价格进而打击他们种粮积极性。同时这种政策也让别的国家感受到不安全并开始自己种植粮食，尽管这样做总体上来看是不经济的：现在在阿拉伯沙漠地区出现的大片农作物显然不适合当地水资源缺乏的现实。这样做法的净产出是政府保护其国内民众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导致长期内全球粮食的不安全以及生产的不经济。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协议来确保国际粮食市场不被政府行为所干预——但是现今没有政府愿意冒险面对签约放弃保证本国居民获得食物的能力这一指责。多边机构需要为国际协议创造必要的觉悟和动力。
我不会幻想这样的改变会轻而易举。作为全球性事务工作者的本能是推动建立更为清晰的规则。但是即便是在欧盟这样拥有建立规则权力和限制成员国政策能力的组织内部，尽管组成国相对类似，但也已经证明了各国不愿意接受来自外部的对其政策制定的强行约束。随着时间发展，来自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管理被欧盟成员国民众视为被迫接受的负担，因为成员国的领导者总是将任何不愉快的事件归罪于欧盟而将所有的功能归结于自己。因此，毫不意外的，当欧盟成员国民众被问到是否想要一个更为强大的欧盟时，他们会大声喊叫着回答“不！”。
我们必须记住，即便是凯恩斯也曾担忧过全球不平衡并建议采取措施惩罚那些拥有持续贸易盈余的国家。这样的想法不易于被今天独立的国家所接受。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不会接受任何强制性的全球政策合作来填补国家之间的断层。我并非倡议停止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为实现改革协调进行的多边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到目前为止说的多做得少。也许二十国集团（G20）能够实现奇迹。但是，由于这一问题太过重要，不能仅仅让官员和政客来解决，所以，我建议另一条道路，即由更小的，非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组成的渠道来确保大国政策的相互协调。像IMF这样的多边机构应该向各国拿出一套行动方针，能够实现各国以及集体的利益，同时也能避免不作为的政治和经济危险。多边机构不得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做工作来说服它们最终的收获是值得用短期的牺牲来换取的。如果有了国内政治动力的支持，对各国领导人而言就更容易接受国际协议。换句话说，全球性政治协商必须要纳入到各国的政治辩论中去，这样才能够最终再回到全球领导人会晤的谈判桌。全球性多边机构将必须以全球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而非避免它。
中国和世界
在接下来的十年，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很可能是中国。很多中国以外的政策制定者都担心中国采取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从2005年7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稳步升值，但是随着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的到来，中国停止了其升值的步伐并重新回到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随之而来的是来自华盛顿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职责。而且美国失业率达到10%的同时中国GDP却实现了10%的增长，这二者之间的分别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无论美国国会采取任何形式的贸易壁垒或者重申人民币升值问题都不能平息这一差别带来的刺痛感。
那么，中国到底是否不公平地介入了汇率市场呢？如果是，那对象又是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答案是明显的。中国出口商已经享受了低融资成本、低价的土地和能源这样的补贴。而被低估的人民币让他们生产的产品更为低价，中国出口商由此能在与工业国家企业的竞争中胜出。这种情况看似是很不公平的。但是这一观点在很多其它方面意味着国家间的平均主义：每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法制质量、监管结构、教育水平、以及其它方面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当一国采取政策获得优势时，看似是违反了规则的。
但是看待竞争也有其它的角度。大多数局外人在思考中国时，想到的是奢华时髦的北京和上海，而不是那些落后得多的中西部省份。在发达国家中，基础设施要好得多；法律系统执法能力要强得多；监管结构更具预测防范能力而更少腐败；教育方面，不管学校在怎样不发达的地区，也仍然有所需的基本教育条件。
进行对比也许是有效的。在一项国际体育赛事中，一个参赛者被发现服用了兴奋剂。他由此由于违规而不能出赛。但是更为仔细的调查发现，当赛跑开始后，有一部分参赛者使用的是最新的特别根据空气力学制造的装备，这些装备是被赛事规则制定者们所允许的。这些赛事规则制定者又大部分来自使用这些装备参赛者的国家。另一方面，那个服用兴奋剂的参赛者使用的却是普通的便宜的装备。这里，到底谁在不公平竞争？在游戏规则之内，仍然是兴奋剂服用者违反了竞争规则。但是规则本身却造成了巩固了特定的优势造成了特定的劣势。
“不公平”这个词应该谨慎地使用，在使用时必须要考虑评估的框架；这个词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是不起作用的。比方说，哈佛大学的达尼?罗德瑞克曾争论到货币低估也许是发展中国家能够用以平衡其制度劣势的弥补性手段。显然，一旦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的劣势，币值低估是不公平的（今天的中国运动员确实拥有先进的装备）。对于更穷的国家而言，它们不但不具备中国现在所具备的一些优势，它们还要与中国在出口方面进行竞争，这也是不公平的。不管怎么说，判断是否公平是非常难的。
反对持续的币值低估的一个更有力的理由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币值低估是补贴一国出口部门的方式之一，这种补贴实际是以进口者和汇率干预机制资金提供者的纳税为代价的。反对中国继续进行干预的论点认为这样的补贴并不能真正帮助得到补贴的人，同时让那些为补贴买单的人越来越不堪重负。
中国的很多产业发展已经超越了需要“朝阳产业保护”阶段。而且因为中国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他们所获得的任何补贴都在竞争中以低价的形式转让给了工业国家的购买者。因为其它亚洲经济体为了与中国竞争也在干预其汇率市场并对出口进行补贴，亚洲国家贫穷的普通家庭实际上是被征税来支持出口商的利益，最终是补贴了工业国家富裕家庭的消费。这种情况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
而且，从币值低估中建立起竞争优势的企业会在生产领域创造出没有效率的企业，造成二者均依赖币值低估才能维持竞争优势。这些企业最终会与支持币值低估的政治说客汇合起来。像许多没有效率的扭曲一样，币值低估在中国创造了大量利益既得的支持者，他们会极力维持现状。持续的币值低估将会继续增加中国对贸易的依赖并进一步缩小其政策调控空间。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维持币值低估的努力造成了经济极大的扭曲，压制消费，在一个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国家进行极度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投资，金融部门没有得到发展。
币值低估的代价
如果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从中国出口商手中购买美元以防止人民币升值，那么它必须以印钞为代价。如果人民银行过多干预，流通中大量的人民币将会推动通货膨胀。要避免通胀，人民银行需要在购买美元的同时发行债券，以此抵消超发人民币的影响。换句话说，出口商实际上是以美元兑换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这一过程现在被称为“冲销干预”（“消毒干预”）。人民银行使用出口商的美元购买能够赚取息差的美国资产，包括第一章中讨论的机构债券，从而在赚取美元资产息差的同时偿付人民币债券的利息。
如果美元资产的利息很低，而人民币资产利息很高的话，哪么中央银行实际上就是持有低收益的资产而发行高收益的债券——这意味着会有损失发生。如果这一负的收益差乘以中国价值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不全是美元），这将导致中国财政预算巨大的漏洞。而且，人民币的高利率将会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为了在进行冲销政策的同时又不承巨额损失，人民银行将整个经济系统的利息维持在比美元利率更低的水平，采取的手段则是强制银行维持家庭储蓄低利率以及对其发行债券维持低利率。
这种政策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中国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镜子。如果美国利率非常低，哪么中国就不得不保持低利率。这样做导致了中国信贷、股票、以及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就像美国所发生的一样。由于没有使用利率政策来对冲这种趋势的自由，中国政府当局必须使用强制性的政策工具：比方说，如果信贷强劲的话，中国银行监管者就会放话紧缩信贷供给。一般而言，与政府没有牢固关系的私人企业将会不得不遭受这种信贷短缺的正面冲击。中国产业将经历从信贷盛宴到信贷饥荒的转变，而这打乱了企业的长期计划。
低利率还有另外的副作用：它减少了家庭收入，而且甚至会导致家庭为了充裕的退休计划略为顽强地反向增加储蓄。这压制了消费，进而让中国更依赖于外国的需求。更有问题的是，企业最大限度地进行借贷投资于机器替代劳力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同时在信贷供给停止时，存有这些资金）。这样一来，一个劳动力富余的国家却大量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其需求。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尽管以极低的真实利率对企业进行贷款，给储蓄更低的利率让银行仍然有巨大的利息差收益。这一资本靠垫以普通家庭的支出为代价进行积累，允许中国的银行犯下巨额的信贷错误而不会破产。这同时也允许银行排除其他来源的金融竞争，比如说企业债市场。所有的银行需要做的只是让借贷差缩小一点点从而让企业不去发债而来借款，进而让企业债市场缺乏流动性和吸引力。
此外，还存在着其他相关的扭曲。危险之一在于，一个没有效率的、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会导致与银行关系好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而与银行没有关系的企业则得不到贷款。在中国，主导的国有银行系统一般的借贷对象就是国有企业——没有贷款专员会因为贷款给国有企业而被控腐败——私有企业融资却极其困难。能够在国内获得低廉成本融资的国有企业和能够从国外获得低廉成本融资的外资企业的夹缝中，中国私有企业艰难地求生存。难怪在中国没有像印度一样，有很多较大规模的私有企业存在。如果中国想要更好地进行资本和资源配置，中国必须要对经济运作更有头脑，而现在所达到的水平还远远不够。中国金融部门正在成为国家政策没有效率的工具。这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没有好处。
被强有力的出口部门说客所推动的人民币币值低估，很可能危害到中国的发展。出口导向路径会像它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一样，带来中国的衰败。正如我们所见的，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说服中国
不管何时我在中国提到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一话题时，接待我的主任就会提醒我日本在1987年在美国压力下进行急速升值后所造成的错误。根据中国人的说法，日本从那个时期开始的灾难是由于它放慢了其最为成功的出口部门的增长而没有换得任何其他的利益。中国会选择更为缓慢和仔细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要“摸着石头过河”。
而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从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转向更为平衡的增长，这一转型日本开始得太晚了，所以现在才不得不在面对这一问题的同时还要面对一个加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中国能够在其人口结构还相对年龄的时候开始朝更为平衡的增长路径转型（尽管老龄化将是独生子女政策不可避免的记过）。
中国所必须的改革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多边机构向中国民众解释什么是应该完成的以及这样做的原因，它们就可能找到感兴趣的听众。更强健的人民币将允许中国的中产阶级进口更为便宜的外国商品和渡假。更高的市场决定的利率也能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而将国有企业股份分配到社会保障系统中，将现有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系统打造得更为强健和覆盖面更广，这又能给中产阶级带来消费的信心。
当金融机构不得不为自己的借款支付更高的利息时，利润率会随之降低，因此他们将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以给国有企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贷款。国有企业中的一部分将会通过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直接进行融资，这将会推动企业提高透明度、改进公司治理、增加红利分配。企业债券市场能够成为银行的一个可行替代方案，这在所谓“关系”系统之外创造出一条融资渠道。如果银行丧失了最好的客户，他们就会不得不跳出“舒适区域”。他们也许会开始给中小私有企业进行贷款，从而为这些企业带来成长的空间。他们也许会扩大零售贷款，从而减少家庭在真正需要用钱之前的储蓄需要。中国能够变成一个不那麽生产者导向、资本密集的经济体，而变成一个更私人企业导向、不那麽依赖外国需求的经济体。
这样的转型并不容易，但现在时机已到。因为粮食价格已经上涨，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外国农产品进口，将不会给在中国占到大多数的农民带来很大的伤害。国有企业流动性充足，因此这些权势集团能够承受由资本、能源、土地补贴减少而造成的利润损失。最近，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投资的减慢也不全是坏事。但是，改革必须从现在的稳步试验的渐进主义走出，它所需要的是进入多项不可预知的前沿的胆识——比如说，汇率、利率、以及一些受管制的价格的自由化。监管者将不得不极度谨慎确保银行系统不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崩盘：这是日本转型失败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教训。
在这个时点，有两个理由支持中国可以对多边机构和协议更为开放。第一，它非常依赖出口，而在发达国家不断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对这会造成威胁。中国能够通过多边机构的说服一定程度上避开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因此中国有动力支持多边机构的发展。第二，中国所持有的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完全暴露于所持有债券国家的不良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之中。因此，从规范国家政策的强有力的国际经济协议中，中国能够获得的利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大。这意味着为了让中国认识到改变的价值，工业国家必须也证明自己是能够被说服的。
总而言之，现在对多边机构而言可能是个很好的时机，它们可以获得授权推动与中国有思想的中产阶级的直接沟通——通过文章、会议、以及互联网，用容易理解的措辞向中国知识分子解释其研究、分析以及建议。如果多边机构的角色能够被恰当的界定，中国的领导层也可能接受这一授权，特别是在一个别的地方已经做过的类似变革，而如果不进行这一变革的结果是导致全球经济步入保护主义的路径的话。确实，二十国集团应该给予像IMF这样的多边机构灵活处置的余地，在成员国国家内部展开更大范围的讨论从而能够实现之前提到的全球性调整的宏大目标。如果要获得更广泛的接受，IMF应该在推动政策改革方面，将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对待。在跳出“舒适区域”的过程中，多边机构没有任何损失，相反如果他们不能够处理这样的问题也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全球宏观经济的最重要问题。
总结和结论
导致全球贸易不平衡和创造出现今如曼德维尔笔下的“蜜蜂社会”的断层是很深的。而且，因为这些不平衡是由于深层次被实施的国家策略所造成的，改变将会十分痛苦。这不仅仅是在这里调高利率、在那里增加税收的问题，也不是在别的地方调整汇率那么简单。痛苦在于国际机构想要把调整看得简单，而其后却一再为所期待的改变没有到来所惊讶。它同样还会给政治领导人一个危险的印象，即改变对于别人来说更为容易，因此惩罚性的贸易制裁能够说服别人。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幻想：改变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很困难，尽管他们在长期都将从一个更为稳定的世界经济以及更为持续的国内增长策略中获益。
降低持续的贸易盈余或赤字的行动需要国内的政治动力，因此，那些国际会议没有带来实际的改变，对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省去陈词滥调，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事能够得以完成。我已经说明像ＩＭＦ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应该从推动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行动和支持对穷国的援助这样的运动中得到启示。他们应该不再局限于领导人这个层面，而应该使用所有可能的现代科技手段扩张到更广泛的群众之中来获得各国国内的政治支持。他们应该直接与有影响力和有关系网络的人进行对话，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改变是必要的，向他们说明为什么尽管调整需要代价但是最终会获益。多边机构应该帮助缩小国家之间的断层，帮助他们看到应该采取的行动。
这不是一个私人或非盈利部门能够承担的任务。可爱的考拉、热带雨林、赤贫的儿童激发出人们的爱心、思考、与捐助。全球贸易不平衡、汇率、以及粮食短缺这样的问题不太可能引发同样的公众同情，因此也不能由非政府组织来推动。这正是为什么资金充裕的多边机构必须涉足这些领域。与非政府组织不同，多边机构不用选择兴奋的、感性的话题来吸引资金：他们能够专注于影响全球未来的更为理性的领域。
最后，不管是使用大棒强力推行全球性原则，还是鼓励普通民众自下而上进行推动，多边机构所要引领的变革不会容易。同样，考虑给予多边机构影响国内政策的自由，这对于所有国家而言也非常困难。中国对于国内讨论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容忍度，甚至如我写到的，因为审查制度，中国卷入与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的纷争。但是，即使是中国也越来越难以控制网上的讨论。在中国实际上的民主比其选举所反映出来的要多。不断增长的使用互联网的中产阶级正在获得对共产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影响力。最近，政府当局想要限制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的阿凡达的上映的行为激起了公众的愤怒，最终导致了政策的改变（必须承认的是这样的实例很少），这也许是未来事态发展的一个预示。无论如何，严厉限制与外界联系的手段也许在短期内能够奏效，但最终将会伤害到中国的经济，而中国经济增长是中国共产党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而且，要求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人的国际公民的压力，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都在增长。
总而言之，多边机构应该在界定何为国际经济公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应该与全球有思想的普通民众进行直接沟通，不再使用模糊不易于阅读的论文而是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我的建议并不妨碍那些没有成果的国际会议的举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第十一章 断层线战争的动力
--------------------------------------------------------------------------------
认同：文明意识的增强
断层线战争都经历加剧、扩大、遏制和中断的过程，然而却极少得到解决。这些过程通常是相继发生的，但也常常是重合的，并可能重复出现。断层线战争一旦发生，就像其他社会群体的冲突一样，趋于呈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并按照行动一反应模式发展。以往曾经是多重的、随意的认同，现在变得集中和强化了。社会群体的冲突被恰当地称为“认同战争”。随着暴力冲突的扩大，最初的关键问题往往被笼统地重新定义为“我们”对抗“他们”，集团的内聚力和责任感也得到了增强。政治领袖扩大和深化了他们对种族和宗教忠诚的号召力。相对于其他认同，文明的认同增强了。一种类似于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仇恨动力”出现了，在其中，双方的恐惧、不信任和仇恨彼此助长。双方都把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戏剧化和夸大了，并最终试图将这种差别转化为生者与死者的根本差别。
随着革命的演进，温和派、吉伦特派和孟什维克败在了激进派、雅各宾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手下。在断层线战争中往往出现类似的过程。抱着如自治而不是独立这样的较有限的目标的温和派，不可能通过几乎总是从一开始就失败的谈判来达到这些目标，并为想通过暴力达到更极端目标的激进派所补充或者取代。在摩洛人与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最主要的暴动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首先得到了立场更极端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支持，然后又得到了立场甚至更为极端、反对其他组织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的阿布?赛义夫组织的支持。苏丹政府在80年代采取了日益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立场。90年代初，暴动的基督教组织分裂了，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南苏丹独立运动，它提倡的是独立而不仅仅是自治。在以色列入同阿拉伯人之间正在进行的冲突中，当主流派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与以色列政府谈判之时，穆斯林兄弟会的哈马斯组织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动了挑战，谴责它背叛了巴勒斯坦人。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参加谈判招致了以色列极端主义宗教组织的抗议甚至暴力反对。1992－1993年，随着车臣与俄罗斯冲突的加剧，杜达耶夫政府开始为“车臣民族主义分子中最激进的派别”所支配，“该派反对任何迁就莫斯科的行为，于是较为温和的力量被推到在野派的地位”。在塔吉克斯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1992年冲突的升级，塔吉克民族主义一民主集团的影响逐渐为伊斯兰主义集团所取代，后者在动员贫苦农民和城市不满青年方面更为成功。随着较为年轻的领导人开始向传统的、较实用的宗教上层提出挑战，伊斯兰教徒的言论也变得日益激进。”一位塔吉克领袖说：“我不再使用外交辞令，而是开始使用战斗的语言，面对俄罗斯人在我家乡造成的形势，它是唯一适用的语言。”（往引在波斯尼亚穆斯林民主行动党内，以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为首的更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变得比哈里斯?西拉季奇领导的较宽容的、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派别更有影响。
极端主义者的胜利并不一定是持久的。他们的暴力行动并不比温和的妥协更有可能结束断层线战争。当死亡和破坏造成的代价日益增长而令人们看不到前景时，双方内部的温和派就可能站出来，再次指出所有暴力行动是“无意义”的，并敦促人们再次尝试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在战争过程中，多样的认同隐退了，与冲突相关的认同开始占上风。这种认同几乎总是以宗教来定义的。在心理上，宗教为反对“不信仰上帝”的力量的斗争提供了最令人放心的和最坚实的理由，而那种力量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在现实中，宗教的或文明的群体，是卷入冲突的地方集团能够寻求支持的最为广泛的群体。如果两个非洲部落之间发生了地区战争，一个部落可以将自己定义为穆斯林，另一个部落则可自称为基督教徒；于是前者可望获得沙特的金钱、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支持以及伊朗的武器和军事顾问；后者则有可能寻求西方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西方各国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支持。除非一个集团能够像波斯尼亚穆斯林那样，让人相信自己是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从而唤起西方的同情，否则它只能指望从本文明亲族中得到重要的支持。除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外，情况通常是如此。断层线战争就其定义而言，是具有广泛联系的地区集团间的区域战争，因此这种战争促进了参与者的文明认同。
尽管在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参与者中，文明的认同也得到了加强，但在穆斯林之中尤为普遍。断层线战争可能会源于家族。部族或部落冲突，但由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型分布，随着斗争的发展，穆斯林参与者很快就会寻求扩大他们的认同，并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甚至反原教旨主义的世俗主义者萨达姆?侯赛因也是如此行事。一位西方人指出，阿塞拜疆政府也照样在打“伊斯兰牌”。在塔吉克斯坦，在一场由塔吉克斯坦内部的地区冲突演化而成的战争中，反叛者逐步地将其事业定义为穆斯林的事业。在19世纪北高加索人和俄罗斯人的战争中，穆斯林领袖沙米尔自称为伊斯兰教徒，并“在伊斯兰教和抵抗俄罗斯征服的基础上”团结了十几个民族集团和语言集团。本世纪90年代，杜达耶夫利用80年代在高加索发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推行同样的战略。他得到了穆斯林教士和伊斯兰政党的支持，并手持古兰经宣誓就职（甚至像叶利钦一样得到了东正教主教的祝福）。1994年，杜达耶夫建议车臣成为按照伊斯兰教教法管理的伊斯兰国家。车臣军人佩带着饰有“车臣圣战”的绿色围巾，在进入战斗时高呼着“真主保佑”。同样，克什米尔穆斯林的自我认同，从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在内的区域认同，或印度世俗主义者的认同，而转到第三种认同，反映为“穆斯林民族主义在克什米尔的兴起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价值的跨国传播”，它“使得克什米尔穆斯林感到自己既是伊斯兰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又是穆斯杯世界的一部分”。1989年反对印度的暴动，最初是由一个“相对世俗”并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的组织领导的。后来巴基斯坦的支持转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于是这些集团便成了主角。这些集团包括“铁杆暴动者”，这些人似乎“要为圣战而继续进行圣战，不论希望和结果是什么”。另一位观察家报告说：“民族主义情感由于宗教的差异而高涨，伊斯兰战斗精神在全球的崛起鼓舞了克什米尔暴动者，破坏了克什米尔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互容忍的传统。”
对文明的认同在波斯尼亚急剧加强，特别是在穆斯林社区中。历史上，社区认同在波斯尼亚并不强烈，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作为邻居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相互通婚很普遍，宗教认同也很弱。穆斯林被称为不去清真寺的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族是不去天主教堂的波斯尼亚人，而塞尔维亚族则是不去东正教堂的波斯尼亚人。然而，一旦广泛的南斯拉夫认同被破坏，这些随意的宗教认同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在斗争开始后又得到了加强。多元社会群体主义消失之后，各集团便越来越认同于更广泛的文化共同体，并根据宗教来自我界定。波斯尼亚塞族变成了极端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认同于“大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和更为广泛的东正教共同体。波斯尼亚克族是强烈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自视为克罗地亚公民，强调天主教信仰，并和克罗地亚的克族一道强调他们认同于基督教的西方。
穆斯林向伊斯兰文明意识的转变甚至更为明显。直至战争开始前，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世界观是非常世俗的，他们将自己视为欧洲人，是多元文化的波斯尼亚社会和国家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然而，在南斯拉夫分裂之后，这一点便开始发生变化。像克族和塞族一样，在1990年的选举中，穆斯林反对赞同多元社区的政党，绝对拥护由伊泽特贝戈维奇领导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伊泽特贝戈维奇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由于积极倡导伊斯兰教而被共产党政府监禁。在1970年出版的《伊斯兰宣言》一书中，他论证了“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当伊斯兰运劫足够强大之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在这个新的国家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和新闻媒介“应当掌握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人手中”。
波斯尼亚独立之后，伊泽特贝戈维奇曾倡导建立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在其中穆斯林将成为起主导作用的集团，尽管它不是多数。然而，他并不反对自己在战争中建立的国家伊斯兰化。他不愿公开明确摒弃“伊斯兰宣言”的态度，在非穆斯林中引起了恐慌。随着战争的继续，一些塞族人和克族人退出了波斯尼亚政府的控制区域，而留下的塞族和克族人发现自已逐渐被排除在理想工作和社会机构之外。“伊斯兰教在穆斯林民族社区中变得更为重要，而且……强烈的穆斯林民族认同成为了政治和宗教的一部分。”与波斯尼亚的多元文化民族主义相对立的穆斯林民族主义，在传媒中越来越多地得到表达。学校里增加了宗教课程，新的教科书强调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好处。波斯尼亚语被作为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来推广，而且收入了越来越多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词汇。政府官员攻击异族通婚，反对广播“侵略者”的节目或塞尔维亚音乐；政府则鼓励信仰伊斯兰教，在雇用和提升时优先考虑穆斯林。最为重要的是波斯尼亚军队的伊斯兰化。至1995年，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军队中所占的比率超过了 90％。越来越多的军人认同于伊斯兰教，参加伊斯兰教的活动并佩带穆斯林标志，其中精锐部队是伊斯兰教化最彻底的，且人数日益增加。这一趋势导致了波斯尼亚政府主席团中的五名成员（包括两个克族人和两个塞族人）向伊泽特贝戈维奇提出抗议，但遭到了他的否决，还导致了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总理西拉季奇于1995年辞职。
在政治上，伊泽特贝戈维奇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扩大了对波斯尼亚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至1995年，它已主宰了“军队、民政机构和公共企业”。据报道：“不属于这个党的穆斯林，更不用说非穆斯林，发现他们已难以找到像样的工作。”对它持批评态度的人谴责道：这个党“已成为以共产党政府习性为标志的伊斯兰独裁主义的工具”。另一位观察家报道说：
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极端。它现在毫不顾及其他民族的情绪，它是新近占据优势地位的穆斯林国家的财产、特权和政治工具……
新穆斯林民族主义的主要结果就是趋向民族同质化。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决定穆斯林的国家利益时也日益获得了主导权。
由战争和种族清洗造成的宗教认同的强化，其领导人的偏好，以及来自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和压力，缓慢但明显地将波斯尼亚从巴尔干的瑞士变为巴尔干的伊朗。
在断层线战争中，受到刺激的各方不仅强调本文明的认同，而且强调对方的文明认同。在区域战争中，各方都认为自己不仅是在与另一个区域的种族集团作战，而且是在与另一个文明作战。这个威胁由于一个主要文明的各种资源扩大和增强了，于是失败就不仅是它本身的失败，而且是它所属文明的失败。因此它所属的文明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在冲突中团结起来支持它。区域战争被界定为宗教战争、文明的冲突，将对人类相当大的部分产生影响。90年代初，东正教和东正教会“排挤了俄罗斯的其他教派，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再次成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核心因素。俄罗斯人发现，把在塔吉克斯坦发生的部族和宗教间的战争、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战争定义为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更广泛冲突的一部分，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因为它的区域对手们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承担圣战义务，并且正在成为伊斯兰堡、德黑兰、利雅得和安卡拉的代理人。
在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把自己视为保卫西方不受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进攻的勇敢的前卫。塞尔维亚人不仅把波斯尼亚克族和穆斯林视为敌人，而且把“梵蒂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几百年来一直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声名狼藉的土耳其人”视为敌人。“卡拉季奇”，一位西方外交官在谈论这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时说，“将此视为欧洲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宣称有义务根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最后遗迹。”反过来，波斯尼亚穆斯林把自己看作是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由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他们的忽视，因此应当得到穆斯林世界的支持。这样，南斯拉夫战争的所有参战方和大部分旁观者，都将这场战争视为宗教的或者种族宗教的战争。米沙?格伦尼指出，这场冲突“愈益具有了宗教斗争的特点，这些宗教是欧洲的三大信仰——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是一些边界与波斯尼亚相交的帝国的信仰遗产”。
视断层线战争为文明的冲突的看法，也为冷战时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注入了新的生命。然而，如今各文明的主要国家都认为有必要防止自己在区域冲突中被击败，因为它可能引发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失败并最终导致灾难。印度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采取的强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它的失败会刺激其他少数种族和宗教少数派提出独立的要求，因而导致印度的分裂。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制止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暴力行动，它可能会蔓延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因而推动俄联邦内的穆斯林共和国的脱离主义运动，有人甚至指出，其最终结果可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出现在红场上。因此，叶利钦说：阿富汗-塔吉克边界“事实上是俄罗斯的边界”。欧洲人则对在前南斯拉夫建立穆斯林国家表示了关切，担心它成为穆斯林移民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扩散的基地，加强雅克?希拉克提到的欧洲的“伊斯兰化”。克罗地亚的边界，事实上是欧洲的边界。
随着断层线战争的加剧，双方都尽量低毁对方，常常把对方形容成非人的恶魔，以证明杀害他们是合法的。叶利钦在谈到车臣游击队时说：“疯狗必须处死”。印度尼西亚将军苏特里斯诺提到1991年在东帝汶发生的大屠杀时说：“这些劣种人必须处决……我们将处决他们。”现在历史上的恶魔又复活了：克族人变成了“乌斯塔什分子”；穆斯林成了“土耳其人”；塞族人则成了“切特尼克分子”。相互的仇恨由于复仇的行动而加强，屠杀、折磨、奸淫和残忍地驱逐居民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行为。对立文化的中心象征和产品都成了攻击目标。塞族人有计划地摧毁了清真寺和方济各会的修道院，克族人则炸毁了东正教的修道院。作为文化保护所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也未幸免于难，僧伽罗警卫部队烧毁了贾夫纳公共图书馆，销毁了与泰米尔文化有关的“无法复得的文献和历史文件”。塞族士兵则炮轰和毁坏了萨拉热窝的国家博物馆。塞族人还清洗了波斯尼亚城镇兹沃尔尼克的4万名穆斯林，并在刚刚被他们炸毁的奥斯曼塔遗址上竖起了一座十字架，这座塔是土耳其人在1463年铲平东正教堂后修建的。在文化间的战争中，受到损失的是文化。
文明的集结：亲缘国家和在外散居者
在冷战的4O年中，超级大国试图聚集盟友和伙伴，颠覆、改变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盟友和伙伴或使其中立化的行动深化了冲突。当然，这种竞争在第三世界中最为激烈，新建立的、弱小的国家在超级大国的压力下被迫加入了大规模的全球竞争。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多极的相互冲突取代了单一的超级大国冲突。当这些相互冲突涉及不同文明的集团时，往往会扩大和升级。随着冲突的日益加剧，各方都试图获得属于本文明的国家和集团的支持。不论何种形式的支持，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公开的或隐蔽的，物质的、人员的砂V交的、财政的、象征性的或者军事的支持，总是来自一个或多个亲缘国家或集团。断层线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参与支持、强制和调解角色的亲缘国家就越多。作为这种“亲缘国综合征”的一个后果，断层线冲突比文明内部冲突具有了更大的升级潜力，通常需要文明间的合作才能得到遏制和结束。与冷战不同，这种冲突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爆发的。
国家和集团介入断层线战争的程度有所不同。在第一层次上的是那些实际上彼此战斗和残杀的各方，它们可能是国家，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以色列和其邻国之间的战争；但它们也可能是地方集团而不是国家，或者至多是雏形国家，像波斯尼亚人之间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情况那样。这些冲突也可能包含第二层次的参与者，它们通常是与主要参战方直接相关的国家，诸如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与冲突关系更远一些的是第三层次的国家，它们更远离实际战斗，但是与参与者有着文明上的联系，诸如与前南斯拉夫有联系的德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在亚美尼亚一阿塞拜疆争端中的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这些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往往是该文明的核心国家。如果第一层次参与者有在外散居的人，他们也会在断层线战争中发挥作用。鉴于在第一层次上通常只有少量的人员和武器介入战争，而且只有相对较少的外援，无论是以财政、武器还是以志愿者形式提供的，它常常可能对战争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冲突的其他参与方的利害关系并不等同于第一层次参与者的利害关系。对第一层次参与者给予最忠诚和最全心全意支持的，通常是在外散居者。他们强烈地认同于自己亲族的事业，变得“比教皇还要笃信天主教”。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国家的政府的利益却要复杂得多。它们通常也为第一层次参与者提供支持，即使它们不那样做，对立集团也会怀疑它们提供了援助，因而使对立集团支持自己的亲族变得合情合理。然而，遏制战斗和避免直接卷入，对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是有利的。因此在支持的同时，它们也试图限制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并诱导它们降低自己的目标。第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还常常试图与断层线另一方处于同样层次的参与者进行谈判，以便阻止区域战争升级为卷入了核心国家的更广泛的战争。图11．1概括了断层线战争潜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任何断层线战争都具有所有这些特性，但其中有一些是如此，包括在前南斯拉夫和高加索的战争，此外，几乎行有断层线战争都具有将各层次参与者全部卷入其中的潜力。
在外散居者和亲缘国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了90年代的每一场断层线战争。鉴于穆斯林集团在这类战争中所起的广泛作用，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组织最频繁地成为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其中最为活跃的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利比亚政府。它们有时还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一起，为在巴勒斯坦。黎巴嫩、波斯尼亚库臣、北高加索、塔吉克斯坦、克什米尔、苏丹和菲律宾与非穆斯林作战的穆斯林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除政府支持外，很多第一层次参与者中的穆斯林集团，还得到了从阿富汗战争退下来的伊斯兰主义国际流动战士的支持，这些人参与了从阿尔及利亚、车臣到菲律宾内战的各种冲突。一位分析家注意到，这些伊斯兰国际纵队参加了“派遣志愿军支持在阿富汗、克什米尔和波斯尼亚建立伊斯兰政权，开展针对反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宣传战，以及在在外散居者中建立伊斯兰中心的活动。这些中心成了参战各方的政治总部”。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也为其成员国提供了支持，并试图协调成员国在跨文明冲突中支援穆斯林集团的努力。
苏联曾是阿富汗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冷战后，俄罗斯一直是车臣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塔吉克斯坦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三层次参与者。印度是克什米尔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并且是斯里兰卡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西方主要国家是南斯拉夫冲突的第三层次参与者。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在亚美尼亚、克罗地亚和车臣的冲突中，双方的在外散居者都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通过电视、电传和电子函件“与其前祖国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在外散居者更有力地承担起了义务，有时还发生了两极分化。‘前祖国’的含义已不同于以往”。
在克什米尔战争中，巴基斯坦为暴动者提供了明确的外交和政治支持。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它还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武器，以及培训、后勤支援和一个避难所，而且还替暴动者游说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至1995年，据说暴动分子至少补充了1，200名来自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苏丹圣战者组织的士兵，他们配备着在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时由美国提供的毒刺式导弹和其他武器。菲律宾的摩洛暴动分子曾经得到了马来西亚提供的资金和装备，阿拉伯国家政府还为其提供了额外的资金；几千名暴动分子在利比亚接受了训练；极端的反叛集团阿布?赛义夫组织则是由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组织的。在非洲，苏丹曾定期地援助与埃塞俄比亚作战的厄立特里亚穆斯林反叛者，为了进行报复，埃塞俄比亚则为与苏丹作战的“基督教反叛者”提供了“后勤和避难援助”。后者还得到了来自乌干达的类似援助，这部分地反映了乌干达与苏丹反叛者在“宗教、种族和民族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苏丹政府从伊朗得到了价值3亿美元的中国造武器，伊朗的军事顾问还为其训练部队，这一切使得它能够于1992年向反叛者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据苏丹政府说，西方的各种基督教组织为基督教反叛者提供了食品、医药、补给和武器。
在斯里兰卡的印度教泰米尔暴动分子和佛教僧伽罗政府之间的战争中，印度政府最初为暴动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在南印度训练暴动分子并为其提供武器和资金。1987年，在斯里兰卡政府军几乎消灭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际，印度的公众舆论齐声谴责这一“种族灭绝行动”，于是印度政府向泰米尔人空投了食品，“实际上是向斯里兰卡总理贾亚瓦德纳表示，印度打算阻止他用武力消灭泰米尔猛虎组织”。此后，印度和斯里兰卡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斯里兰卡给予泰米尔地区相当程度的自治权，暴动者则向印度军队上缴武器。印度出动了5万名士兵到该岛去确保协议的执行，但是猛虎组织拒绝上缴武器，结果印度军队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游击队的战争，而这些游击队正是它先前所支持的。1988年，印度军队开始撤离。1991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被暗杀，印度人相信这是一名泰米尔暴动支持者所为，此后印度政府对这次暴动的态度越来越充满敌意。然而，印度政府不可能在南印度5千万泰米尔人中制止对斯里兰卡暴动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下述情况反映了这一点：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官员违反新德里的旨意，允许泰米尔猛虎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实际上自由地利用”其500英里的海岸，并穿越狭长的保克海峡为斯里兰卡暴动分子运送给养和武器。
自1979年起，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与其南面的穆斯林邻居进行了三场重要的断层线战争：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继之而来的始于1992年的塔吉克斯坦战争，以及始于1994年的车臣战争。苏联解体后，其继承者共产党政府开始在塔吉克斯坦执政。1992年春，这个政府遇到了包括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在内的敌对地区集团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挑战。从阿富汗得到武器支持的反对派于1992年9月将亲俄罗斯的政府赶出了首都杜尚别。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发出了警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蔓延的警告。留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第201机动化步兵师为亲政府力量提供了武器，俄罗斯还加派部队驻守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1992年11月，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达成了协议，由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出兵干预，这一行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和平，实际上是参战。在军事干预和俄罗斯的武器及财政援助下，前政府的军队收复了杜尚别，并控制了该国的大部分地区。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种族清洗，反对派的难民和部队撤退到了阿富汗。
中东穆斯林国家政府强烈抗议俄罗斯的军事干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为日益伊斯兰化的反对派提供了财政、武器和培训援助。据报道，1993年有成千上万名士兵接受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训练，1993年春夏两季，塔吉克反叛者从阿富汗越过边界发动了几次进攻，杀死了不少俄罗斯边境卫兵。俄罗斯的反应是向塔吉克斯坦增派部队，用“重炮和迫击炮”密集攻击阿富汗境内目标，还对这些目标进行了空袭。阿拉伯国家政府则为反叛者提供了购买毒刺式导弹的资金以对付空中袭击。至1995年，俄罗斯向塔吉克斯坦派驻了将近2．5万名士兵，并提供了支持该国政府所需的一半以上的资金，反叛者一方则得到了阿富汗政府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积极支持。正如巴尼特?鲁宾所指出的，国际机构或西方未能给予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重要的帮助，因而使得前者完全依赖于俄罗斯，后者则完全依赖于其穆斯林文明的亲族。“每一个希望得到外国援助的阿富汗指挥官，今天都不得不迎合阿拉伯国家和希望在中亚推动‘圣战’的巴基斯坦经费提供者，或者去参加毒品交易。
俄罗斯在北高加索与车臣人进行的第三场反穆斯林的战争，是以1992－1993年相邻的东正教奥塞梯人和穆斯林印古什人之间的战斗拉开序幕的。印古什人和车臣人及其他穆斯林民族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驱逐到中亚的。奥塞梯人留了下来，并占有了印古什人的土地。1956－1957年，在二战中被驱逐的人民获准返回，因而出现了围绕土地所有权和地区控制权的纷争。1992年11月，印古什人为了收复普里格罗德尼地区而发动了进攻（该地区是苏联政府划给奥塞梯人的）。俄罗斯人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包括派遣哥萨克部队支持信奉东正教的奥塞梯人。一位旁观者这样评论道：“1992年11月，奥塞梯境内的印古什人的村庄被包围并遭到了俄罗斯坦克的轰击，那些在炮火中幸免于难的人或被枪杀、或被带走。”这场大屠杀是由奥塞梯特种警察部队执行的，但俄罗斯派往该地区“维持和平”的部队却为其提供了掩护。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说：“在不足一周的时间内造成如此之大的破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俄罗斯联邦内的“第一次种族清洗行动”。接着，俄罗斯利用这一冲突恐吓印古什人的车臣同盟者，“结果导致了车臣人以及成员绝大部分是穆斯林的高加索人民联盟的迅速动员。该联盟威胁要派50万名志愿兵对抗俄罗斯军队，如果它不从车臣领土撤离。在一段紧张的相持之后，为了避免北面的奥塞梯一印古什冲突升级为整个地区的冲突，莫斯科作出了让步。
1994年12月，俄罗斯对车臣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引发了更激烈、更广泛的冲突。两个东正教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领导人支持俄罗斯的行动，乌克兰总统则“在外交上含糊其辞，仅仅号召和平解决危机”。俄罗斯的行动亦得到了东正教北奥塞梯政府和 55％－60％的北奥塞梯人民的支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联邦内外的绝大部分穆斯林站在车臣人一边。伊斯兰国际纵队立即从阿塞拜疆、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等地开来支援。穆斯林国家支持车臣的事业，而且据说土耳其和伊朗提供了物质援助，这一举动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与伊朗和解的愿望。为车臣提供的武器开始源源不断地从阿塞拜疆进入俄罗斯联邦，迫使俄罗斯封闭了它与阿塞拜疆的边境，从而也切断了运往车臣的医药和其他物资。
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穆斯林团结一致支持车臣的行动。尽管号召全高加索的穆斯林发动反俄罗斯的圣战没有产生效果，但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六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要求俄罗斯停止其军事行动，高加索各穆斯林共和国的代表则呼吁民众进行反对俄罗斯统治的不服从运动。楚瓦什共和国总统则同意楚瓦什的应征入伍者不参加反对其穆斯林同胞的军事行动。“对战争最强烈的抗议”发生在车臣的两个邻近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和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人在俄罗斯军队开往车臣的途中袭击了它，致使俄罗斯国防部长宣布印古什政府“事实上已对俄罗斯宣战”。在达吉斯坦也发生了攻击俄罗斯军队的事件。俄罗斯人以炮轰印古什和达吉斯坦村庄作为反击。车臣人袭击基兹利亚尔市之后，俄罗斯军队在1996年1月将佩尔沃马伊斯科伊村夷为平地，进一步激起了达吉斯坦人对俄罗斯人的仇视。
车臣的事业也得到了在外散居的车臣人的帮助，他们当年的出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世纪俄罗斯对高加索山区的入侵造成的。在外散居者筹集资金、采办武器，并为车臣提供志愿兵。为数众多的车臣族在外散居者居住在约旦和土耳其，因而导致约旦对俄罗斯采取了强硬立场，并使土耳其更情愿支持车臣人。1996年1月，当战火蔓延到土耳其之时，土耳其公众舆论对车臣族在外散居者扣押渡船和俄罗斯人质的行动表示了同情。在车臣领导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政府与俄罗斯谈判达成了一项解决危机的协议，然而却使双方已经很紧张的关系更为恶化。
车臣冲突蔓延到达吉斯坦、俄罗斯作出的反应，以及1996年初的扣押渡船事件，凸显了这一冲突升级为俄罗斯同高加索山区人民之间沿着19世纪持续了几十年的斗争线而展开的冲突扩大为全面冲突的可能性。菲奥纳?希尔1995年警告说：“北高加索是一堆干柴，在那里，任何一个共和国发生的冲突都可能点燃一场地区性大火，这场大火将越过边界蔓延到俄罗斯联邦的其他地区，并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和北高加索的在外散居者牵连进去。正如车臣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控制该地区的冲突并非易事……那里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与车臣毗邻的共和国的领土之上。”一位同意这一看法的俄罗斯分析家指出：“非正式联盟”正沿着文明线发展。“基督教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和北奥塞梯人正团结起来对抗穆斯林阿塞拜疆人、阿布哈兹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塔吉克斯坦参战的俄罗斯人“正冒着被卷入与穆斯林世界持久对抗的风险”。
在另一场东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中，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是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政府及人民，前者是为从后者中独立而战。第二层次参与者是亚美尼亚政府，第三层次参与者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此外，在西欧和北美的大量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战争始于苏联解体前的1988年，于1992－1993年加剧，1994年达成停火协议后平息下来。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支持阿塞拜疆，俄罗斯则支持亚美尼亚人，并利用它对亚美尼亚人的影响抵制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势力。这场战争是新近的一幕，就其斗争而言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争夺黑海地区和高加索控制权的斗争，而就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强烈的对抗而言，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后者对前者的大屠杀。
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始终如一地支持阿塞拜疆人和反对亚美尼亚人。土耳其是首先承认非波罗的海的苏联共和国阿塞拜疆独立的国家。在整个冲突中，土耳其都为阿塞拜疆提供了财政和物质援助，并为其训练军队。随着1991－1992年暴力冲突的加剧，以及亚美尼亚人挺进阿塞拜疆领土，土耳其人群情激奋，受到压力的土耳其政府开始支持其种族一宗教兄弟。但土耳其也担心这将突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差异，导致西方对亚美尼亚的全力支持，并激怒其〕爆盟友。因此，土耳其受到了断层线战争第二层次参与者传统上面临的多重压力。然而，土耳其政府发现，支持阿塞拜疆和对抗亚美尼亚是对自己有利的。一位土耳其官员说：“当你的兄弟遭受杀害之时，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另一位官员补充道：“我们感到了压力。我们的报纸上充满了这些暴行的照片……我们或许应当让亚美尼亚人看看，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强大的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奥扎尔则说：土耳其“应当吓唬吓唬亚美尼亚人”。土耳其和伊朗一道警告亚美尼亚人，它将不赞同边界的任何改动。奥扎尔拦截了经过土耳其运往亚美尼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结果使亚美尼亚人在1992－1993年冬天濒于饥荒。对此，俄罗斯元帅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警告说：“如果另一方（即土耳其）卷入”了战争，“那我们就将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一年之后，奥扎尔仍然是一副好战面孔。他嘲笑道：“亚美尼亚人能怎么样，如果打起来了……他们能打进土耳其吗？”土耳其“将给他们点厉害尝尝。
1993年夏季和秋季，进攻的亚美尼亚人接近了伊朗边界，这进一步引起了土耳其和伊朗的反应，这两个国家正彼此争夺在阿塞拜疆和中亚穆斯林国家内的影响。土耳其宣称：进攻威胁了土耳其的安全，要求亚美尼亚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阿塞拜疆领土，并向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边界增派了军队。据报道，俄罗斯和土耳其军队在边界上交了火。土耳其总理奇莱尔宣布，如果亚美尼亚军队进入邻近土耳其的阿塞拜疆飞地纳希切万，她将要求宣战。伊朗也向阿塞拜疆调遣军队并进入了该地区，据说是为因亚美尼亚入侵而造成的难民建立避难所。伊朗的行动据说使得土耳其人相信，他们可以进一步采取行动而不会招致俄罗斯的报复，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土耳其在为阿塞拜疆人提供保护方面与伊朗展开竞争。这场危机最终通过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以及美国政府对亚美尼亚政府施加压力，亚美尼亚政府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施加压力，而得以平息。
生活在地域狭小、资源贫乏且与充满敌意的土耳其接壤的内陆国家里的亚美尼亚人，历史上就不断寻求其东正教亲族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保护，特别是将俄罗斯视为老大哥。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开始发起独立运动，戈尔巴乔夫的政权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派兵支持该地区被认为是忠于共产党政权的巴库政府。苏联解体后，上述考虑让位于更为久远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考虑，俄罗斯开始积极地支持基督教亚美尼亚人，对此阿塞拜疆指责说：“俄罗斯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实际上，俄罗斯军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早就存在于苏联军队中。军队中的亚美尼亚人比穆斯林更经常地得到提升并被派往战斗部队。战争开始后，俄罗斯军队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为基地的第366机动化步兵团在亚美尼亚人对科德扎利镇的进攻中起了主要作用。在那次行动中，据说有1，0O0名阿塞拜疆人被屠杀。此后，俄罗斯的特种部队也参加了战斗。1992－1993年冬，当亚美尼亚遭到土耳其禁运时，它“由于从俄罗斯得到了几十亿卢布的贷款而免于全面的经济崩溃”。那年冬天，俄罗斯军队参加了亚美尼亚军队开辟连接亚美尼亚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之间走廊的行动。据报道，俄罗斯一支拥有40辆坦克的装甲部队参加了1993年夏季在卡拉巴赫的进攻。而亚美尼亚，正如希尔和朱厄特所指出的，“除了与俄罗斯紧密结盟外，别无选择。它在原材料、能源、食品供应，以及在边界防范像阿塞拜疆和土耳其这样的历史宿敌上，都依赖于俄罗斯。亚美尼亚签署了独联体所有的经济和军事协议，并允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驻军，为了让俄罗斯满意，还放弃了对前苏联财产权利的全部要求”。
俄罗斯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扩大了它对阿塞拜疆人的影响。1993年6月，阿塞拜疆民族主义领导人埃尔奇贝伊在一场政变中被赶了下台，被据信是亲俄的前共产党领导人盖达尔?阿利耶夫所取代。阿利耶夫认识到，为了制约亚美尼亚人，有必要讨好俄国人。他改变了阿塞拜疆拒绝加入独联体的态度，并允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驻军。他还同意俄罗斯参加开发阿塞拜疆油田的国际合作。作为回报，俄罗斯开始为阿塞拜疆训练部队，向亚美尼亚人施加压力要其停止支持卡拉巴赫武装力量，并劝说他们从阿塞拜疆撤军。通过把支持的重心从一方转向另一方，俄罗斯也得以对阿塞拜疆施加影响，并得以在该国对抗伊朗和土耳其的影响。因此，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支持，不仅加强了它在高加索关系最密切的盟友的力量，而且削弱了它在该地区的主要穆斯林对手。
除俄罗斯外，亚美尼亚获得的主要支持来自其生活在西欧和北美的为数众多、富有和颇具影响力的在外散居者，包括在美国的约100万亚美尼亚裔人和在法国的约45万亚美尼亚裔人。他们为帮助亚美尼亚人渡过由于土耳其封锁而造成的危机提供了资金和生活用品，还为亚美尼亚政府提供了官员，为军队提供了志愿兵。来自美国亚美尼亚群体的援助，在90年代中期每年达5，000万至7，500万美元。亚美尼亚族的在外散居者还对其居住国的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亚美尼亚裔人在美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居住在像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和新泽西这样的重要州内，他们的影响致使美国国会禁止向阿塞拜疆提供任何外援，并使亚美尼亚成为人均接受美国援助额占第三位的国家。从外国获得的支援对于亚美尼亚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它还因此获得了一个非常贴切的绰号——“高加索的以色列”。正如19世纪俄罗斯对北高加索的占领造成了那些现今支持车臣人反抗俄罗斯的在外散居者一样，20世纪初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造成了那些现今使亚美尼亚人得以抵抗土耳其人、击败阿塞拜疆人的在外散居者。
前南斯拉夫地区是90年代初发生最复杂、最混乱和最全面的断层统战争的场所。在第一层次上，克罗地亚政府和克族与克罗地亚塞族在克罗地亚交火；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政府与波斯尼亚塞族和波斯尼亚克族开战，而且后两者还相互开战。在第二层次上，塞尔维亚政府通过帮助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塞族的方式来推行“大塞尔维亚”；而渴望建立“大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政府则支持波斯尼亚克族。在第三层次上，是各个文明的大集结：德国、奥地利、梵蒂冈、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和集团，以及后来的美国，站在克罗地亚人一边；俄罗斯、希腊、其他东正教国家和集团，支持塞尔维亚人；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利比亚、伊斯兰国际和伊斯兰国家则普遍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后者亦同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是亲缘国家支持亲缘国家普遍模式的一个破例现象。克罗地亚在德国、波斯尼亚在土耳其的在外散居者都行动起来支持其母国。在对这三方面的支持中，教会和宗教团体都非常活跃。至少德国、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政府的行动受到了其社会中压力集团和公众舆论的重大影响。
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提供的支持对于战争的进行至关重要，它们的制约对于制止战争也是至关重要的。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为它们在其他共和国参战的本族人提供了武器、供给品、资金和庇护所，有时还提供武装部队。塞族、克族和穆斯林都从前南斯拉夫之外的本文明亲族那里得到了以资金、武器、供给品、志愿兵和军事训练形式提供的帮助，以及政治和外交支持。第一层次上的非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通常都是最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决不退让，为达目的不惜使用武力。第二层次上的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最初虽积极支持其在第一层次上作战的亲族，但其更多重的利益后来导致它们发挥了调解和制约作用。同样，第三层次上的俄罗斯、德国和美国政府，也推动了一直得到它们支持的第二层次上的政府采取制约和妥协的态度。
南斯拉夫的分裂始于1991年，当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正在争取独立并寻求西欧国家的支持。西方的反应取决于德国，而德国的反应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天主教联系。波恩政府在来自德国天主教集团、执政伙伴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法兰克福汇杨和其他媒介的压力下采取了行动。特别是巴伐利亚新闻媒介，在激发公众赞同承认克罗地亚独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弗洛拉?刘易斯指出：“巴伐利亚电视台，受到非常保守的巴伐利亚政府，以及与克罗地亚教会有密切联系的、强大的和态度坚决的巴伐利亚天主教教会的巨大压力，战争开始后便热切地向全国作了报道，而且报道是非常片面的。”德国政府在承认两国独立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在德国社会的压力下并无选择余地。“在德国，支持承认克罗地亚是由于舆论的推动，而不是政府的推动。”德国首先向欧洲联盟施加压力，要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在确保了这一点之后又先于欧盟在1991年12月独自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一位德国学者在1995年评论说：“在整个冲突中，波恩都将克罗地亚及其领导人弗拉尼奥?图季曼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某种保护对象，尽管克罗地亚反复无常的举动令人愤怒，它却依然得到了德国的坚决支持。
奥地利和意大利紧接着承认了这两个新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紧随其后。梵蒂冈在对这两个国家的承认中也起了主要的作用。教皇宣称克罗地亚是”（西方）基督教的防护堤”，并抢在欧盟之前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于是梵蒂冈也成为冲突一方的支持者，由此1994年教皇访问这三个共和国的计划受到了影响。由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反对，教皇未能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塞尔维亚不愿保障他的安全又致使他取消了对萨拉热窝的访问。不过，他访问了萨格勒布，并在那里向斯特皮纳茨红衣主教致意。这位红衣主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迫害和屠杀塞尔维亚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曾有过联系。
克罗地亚在西方承认其独立之后，便开始发展军事力量。尽管联合国在1991年9月宣布对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实行武器禁运，武器还是通过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等欧洲天主教国家，以及巴拿马、智利、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流入了克罗地亚。1991年战争升级后，西班牙的武器出口在短短的时间内增长了6倍，据说这些武器出口“大部分为奥普斯?戴所控制”，其中大部分可能进入了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据报道，1993年克罗地亚从德国和波兰购买了一些米格-21型飞机，并且得到了两国政府的认可。克罗地亚国防军得到了成百上千名“来自西欧、克罗地亚在外散居者以及东正教东欧国家”志愿兵的支持。他们迫切地要参加“反对塞尔维亚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十字军”的战斗。西方国家的军事专家还为其提供了技术援助。部分是由于这些亲缘国家的帮助，克罗地亚加强了军事力量，因而能够与塞族控制的南斯拉夫军队相抗衡。
西方对克罗地亚人的支持，还包括无视其种族清洗、侵犯人权和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而塞尔维亚人恰恰是在这些方面经常遭到谴责。1995年当休整后的克罗地亚军队对克拉伊纳地区的塞族人发动进攻，把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的成千上万的塞族人驱逐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时，西方保持了沉默。克罗地亚还从它为数众多的在外散居者那里得到了好处。居住在西欧和北美的富有的克罗地亚裔人为购买武器和装备而捐款。在美国的各类克罗地亚裔人协会则代表其母国游说国会和总统。特别重要和有影响的是居住在德国的60万克罗地亚裔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克罗地亚社会群体动员起来捍卫其新近独立的母国”，他们提供了几百名志愿兵。
1994年，美国也加入了支持克罗地亚军队建设的行列。美国无视克罗地亚人严重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的状况，为克罗地亚人进行军事训练，还派遣退役的高级将领作顾问。1995年，美国和德国政府还为克罗地亚军队进攻克拉伊纳大开绿灯。美国军事顾问参与计划了这次美国式的进攻。据克罗地亚人说，这次进攻还得益于美国间谍卫星提供的情报。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克罗地亚已成为“我们事实上的战略盟友”。据称，这一事态发展表明了“一个深谋远虑的打算，即估计到世界的这一部分最终将由两个地区国家主导，一个在萨格勒布，另一个在贝尔格莱德；前者与美国相联系，后者则加入了一直扩展到莫斯科的斯拉夫集团。
南斯拉夫战争事实上使得东正教世界在塞尔维亚身后紧密地团结起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军人、议员和东正教领袖都毫不掩饰他们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对波斯尼亚“土耳其人”的蔑视，以及对西方和北约帝国主义的批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一道在两国国内掀起了反对西方“新世界秩序”的浪潮。俄罗斯公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怀有同样的情绪，例如，60％以上的莫斯科人反对北约1995年夏天发动的空袭。俄罗斯民族主义集团在几个大城市里成功地召募年青的俄罗斯人加入“斯拉夫兄弟的事业”。据报道，有1，000名或更多的俄罗斯人与来自罗马尼亚、希腊的志愿者一道加入了塞尔维亚人的军队，与他们所谓的“天主教法西斯”和“伊斯兰好战分子”作战。1992年，据报道，一支“穿着哥萨克军装”的俄罗斯部队活跃在波斯尼亚。1995年，有俄罗斯人在塞族精锐部队中服役，而且，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称，俄罗斯和希腊的士兵参加了塞族对联合国泽帕安全区的进攻。
尽管有武器禁运决议，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朋友还是向它提供了所需的武器和装备。1993年初，俄罗斯军事和情报机构显然向塞尔维亚人出售了价值3亿美元的T－55型坦克、反导弹导弹和防空导弹。据报道，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人员被派往塞尔维亚操作这些装置，并训练塞尔维亚人如何使用它们。塞尔维亚还从其他东正教国家购买武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其“最积极的”供应者，乌克兰也是其武器来源之一。此外，俄罗斯在东斯洛文尼亚的维和部队将联合国的物资转手给塞尔维亚人，为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提供设施，并帮助塞尔维亚军队获得武器。
尽管受到了经济制裁，塞尔维亚人依然较好地维持了生存，这是因为罗马尼亚政府官员从蒂米什瓦拉组织偷运了大量燃料和其他物资，以及在希腊政府的默许之下，先是意大利公司，然后是希腊的公司从阿尔巴尼亚组织了偷运。从希腊运来的食品、化学药品、电脑和其他物资通过马其顿进入了塞尔维亚，还有相应数量的塞尔维亚产品被运了出来。金钱的诱惑和对文化亲族的同情加在一起，使联合国对塞尔维亚实行的经济制裁成为笑柄，正如这两者的结合使联合国对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成为笑柄一样。
在整个南斯拉夫战争中，希腊政府一直同北约西方成员国支持的措施保持距离，反对北约在波斯尼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塞尔维亚，并游说美国政府解除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1994年，希腊总理安德雷亚斯?帕潘德里欧强调希腊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东正教联系的重要性，公开谴责梵蒂冈、德国和欧盟在1991年底草率地给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外交承认。
鲍里斯?叶利钦作为第三层次参与者的领导人受到了两种愿望的双重压力，他一方面想要保持、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并从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想要帮助塞尔维亚人，以借此使那些经常谴责他屈服于西方的政治对手解除武装。总体说来，他的后一种愿望占了上风，因而俄罗斯持续不断地给予塞尔维亚人外交支持。1993和1995年，俄罗斯政府坚决抵制对塞尔维亚实行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俄议会几乎是全票通过了解除现行的对塞尔维亚制裁的决议。俄罗斯还推动加紧对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运，以及对克罗地亚实行的经济制裁。1993年12月，俄罗斯极力主张放松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以便允许它为塞尔维亚提供越冬取暖用的天然气，但俄的提议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阻挠。1994年和1995年，俄罗斯强硬地反对北约轰炸波斯尼亚塞族。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几乎全票通过了谴责北约轰炸的决议，并要求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辞职，因为他捍卫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国家利益不力。同样是在1995年，俄罗斯谴责北约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叶利钦总统警告说：继续轰炸将严重影响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包括俄罗斯参加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他质问道：“当北约在轰炸塞尔维亚人的时候，我们怎能和它达成协议？”西方明显地采取了双重标准：“穆斯林进攻之时，为什么不对其采取行动？还有克罗地亚进攻之时？”俄罗斯还一贯反对中止对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武器禁运（这一禁运已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经常试图加强禁运措施。
俄罗斯还以其他各种方式利用它在联合国和其他一些机构中的地位保护塞尔维亚人的利益。1994年12月，俄否决了穆斯林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一项决议，该决议禁止从塞尔维亚向波斯尼亚塞族和克罗地亚塞族转运燃料。1994年4月，俄罗斯阻止了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塞尔维亚人种族清洗行为的决议。它还阻止任命来自任何一个北约国家的人担任联合国战争罪行公诉人，因为这样的人可能有反塞尔维亚的倾向，而且反对国际战争罪行法庭起诉波斯尼亚塞族司令官姆拉迪奇，并允许他在俄罗斯避难。1993年9月，俄罗斯阻止联合国延长派驻前南斯拉夫2．2万人维和部队的授权。1995年夏，俄罗斯反对不过未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增派1．2万维和人员的决议，并谴责克罗地亚人对克拉伊纳塞族的进攻，以及西方国家政府未能对这次进攻采取行动。
最广泛而有效的文明集结，是穆斯杯世界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所作的努力。波斯尼亚的事业在穆斯林国家深得人心；对波斯尼亚的援助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公开的或私下的援助；穆斯林国家政府，特别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在提供援助上相互竞争，试图通过援助扩大影响。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逊尼派和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穆斯林社会，都加入了援助的行列。穆斯林对波斯尼亚人的援助有不同的形式，既有人道主义援助（包括1995年由沙特阿拉伯提供的9，0O0万美元），也有对暴力行动的外交支持和大规模军事援助。例如1993年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利亚杀害12名克罗地亚人的事件，就是“为报复在波斯尼亚屠杀我们穆斯林兄弟的罪行”。这种集结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对于波斯尼亚国家的生存，以及在塞尔维亚人最初横扫一切的胜利之后成功地收复领土是必不可少的；它强烈地刺激了波斯尼亚社会的伊斯兰化，以及波斯尼亚穆斯林对全世界伊斯兰社会的认同；它还使得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要求产生了同情心。
穆斯林国家政府单独地或集体地反复重申它们与波斯尼亚的教友休戚与共。1992年，伊朗率先将这场战争称为反对信仰基督的塞尔维亚族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的宗教冲突。阿贾米指出，伊朗为得到“波斯尼亚的感谢预付了定金”，而且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树立了榜样，刺激它们也照此行事。在伊朗的鼓动下，伊斯兰会议组织讨论了波斯尼亚问题，并成立了一个小组在联合国为波斯尼亚人的事业游说。1992年8月，伊斯兰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所谓的种族灭绝行为，土耳其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号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对该地区进行军事干预。1993年初，穆斯林国家为西方采取行动保护波斯尼亚人规定了最后期限，期限过后它们将不受限制地为波斯尼亚提供武器。1993年5月，伊斯兰会议组织谴责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制定的为穆斯林提供避难所、监视塞尔维亚边境但放弃任何军事干预的计划。它提出如下要求：结束武器禁运，使用武力对抗塞尔维亚的重型武器，在塞尔维亚边境巡逻，以及将穆斯林国家的军队纳入维和部队。同年6月，尽管遭到西方和俄罗斯的反对，伊斯兰会议组织还是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侵略行为，并呼吁解除武器禁运。1993年7月，令西方感到有些尴尬的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由它向联合国提供1．8万人的维和部队，而这些土兵来自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突尼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美国否决了伊朗，塞尔维亚人则坚决反对让土耳其人加入维和部队。然而土耳其军队还是于1994年夏进入了波斯尼亚。至1995年，在联合国2．5万人的保护部队中，有7，000名士兵来自土耳其、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1993年8月，由土耳其外交部长率领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代表团游说（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和（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要求支持北约立即进行空袭，保护波斯尼亚人不受塞尔维亚人的进攻。据报道说，由于西方未能采取这一行动，土耳其和北约盟国的关系曾处于严重紧张状态。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总理先后大张旗鼓地访问了萨拉热窝，以表示对穆斯林的关切，伊斯兰会议组织则再次要求向波斯尼亚提供军事援助。1995年夏，西方未能使安全区免遭塞族的进攻，因而导致了下述后果：土耳其向波斯尼亚提供军事援助，并为其训练军队，马来西亚违反联合国的禁运决议，向波斯尼亚人出售武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意为军事目的和人道目的提供资金。1995年8月，9个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的外交部长宣布联合国武器禁运无效，9月，伊斯兰会议组织的52个成员国同意向波斯尼亚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困境在土耳其引起了特殊的反响，而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哪个问题得到过如此一致的支持。事实上直至1878年，从理论上说则直至1908年，波斯尼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现今，波斯尼亚移民和难民占土耳其人口的将近5％。对波斯尼亚人事业的同情，以及对西方未能保护波斯尼亚人的义愤，在土耳其人中极为普遍。反对党伊斯兰繁荣党利用这个问题来反对政府。政府官员则强调土耳其对所有巴尔干穆斯林负有特殊的责任，并不断地推动联合国进行军事干预，保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伊斯兰世界给予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最为重要的帮助是军事援助：武器、购买武器的资金、军事训练和志愿兵。战争开始后，波斯尼亚政府立即请来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志愿兵，据说志愿兵的总人数达到了将近4，000人，多于为塞族或者克族作战的外国人。他们包括来自伊朗共和国卫队和曾经在阿富汗作战的士兵，其中有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苏丹的国民，也有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阿尔巴尼亚籍和土耳其籍工人。沙特宗教组织招募了许多志愿兵。20多名沙特人在1992年战争刚开始的头几个月中阵亡，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将受伤的士兵运回吉达治疗。1992年秋天，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赶来训练波斯尼亚军队，此后训练主要由伊朗共和国卫队接替。1994年春，西方情报机构报告说，一支400人的伊朗共和国卫队分队正在组织极端主义游击队和恐怖分子的队伍。一位美国官员说：“伊朗将此作为进入欧洲薄弱地区的一种方法。”根据联合国的消息，阿富汗圣战者组织为伊斯兰特种旅训练了3，O00－5，000名波斯尼亚士兵。波斯尼亚政府利用阿富汗圣战者组织从事“恐怖主义的、非法的行动和突击行动”，尽管这些部队常常骚扰当地居民，并给政府带来了其他问题。代顿协议要求所有的外国土兵撤离波斯尼亚，但波斯尼亚政府通过给予一些士兵波斯尼亚国籍和招收一些伊朗共和国卫队人员作为救援人员，帮助他们留了下来。一位美国官员在1996年初警告说：“波斯尼亚政府多亏了这些集团，特别是伊朗人。但政府已表现出没有能力对付这些人。12个月之后我们将撤离，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执意留下。”
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首的富有的伊斯兰国家，为波斯尼亚发展军事实力提供了大量资金。1992年在战争初始的几个月里，沙特政府和个人为波斯尼亚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表面上是用于人道主义目的，但人们普遍认为，其中大部分被用于了军事目的。据报道，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波斯尼亚就得到了价值1．6亿美元的武器。1993—1995年，波斯尼亚又从沙特获得了3亿美元的军火援助，还有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伊朗也是军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据美国官员称，它每年向波斯尼亚提供几亿美元用于购置武器。根据另一份报告，在战争头几年进入波黑的总价值为 20亿美元的武器中，有5O％－90％交到了穆斯林手中。由于这些财政援助，波斯尼亚人得以购置成千上万吨的武器。这些武器中被拦截的第一批武器包括4，000支步枪和百万发子弹，第二批中有11， 000支步枪、30门迫击炮万5万发子弹和炮弹，第三批中有地对地火箭、弹药、吉普车和手枪。所有这些都是从武器的主要来源伊朗运出的，此外土耳其和马来西亚也是重要的武器提供者。有些武器是直接运往波斯尼亚的，但其中大多数是经过克罗地亚转运的，先空运至萨格勒布再转陆路，或者从海上运至斯普利特和克罗地亚其他港口再转陆路。作为准许运输的回报，据说克罗地亚得到了这些武器中的三分之一。克罗地亚人考虑到他们在今后很可能也要跟波斯尼亚打仗，因而禁止经其领土运送坦克和重炮。
从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得到的资金。人员、训练和武器，使得人们所说的波斯尼亚“杂牌”军变成了一支相对来说装备精良、具有实力的军队。1994年冬，外国观察员报告说，波斯尼亚军队在凝聚力和战斗力方面有了巨大的改观。为了将新的军事实力用于实践，波斯尼亚人撕毁了停火协议，首先成功地发动了对克族民兵的攻击，随后又在1994年春攻击了塞族。1994年秋，波斯尼亚第五军从比哈奇联合国安全区出动，击败了塞族军队，获得了波斯尼亚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胜利，从塞族手中收复了大片领土，而后者的实力则由于米洛舍维奇总统禁止对其提供援助而下降。1995年3月，波斯尼亚军队再次破坏了停战协议，开始向图兹拉附近地区大举推进，随后于6月份向萨拉热窝周围地区进攻。穆斯林亲族的支持，对于波斯尼亚政府得以造成波斯尼亚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的变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决定性的因素。
波斯尼亚战争是文明之间的战争。三个主要参与者来自不同的文明，信仰不同的宗教。除了一个例外，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都严格地按文明模式行事。穆斯林国家和组织集结起来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反对克族和塞族。东正教国家和组织普遍支持塞族而反对克族和穆斯林。西方国家政府和精英们则支持克族，谴责塞族，对穆斯林普遍表示出冷漠或担忧。随着战争的继续，各集团间的仇恨和分歧加深了，其宗教的和文明的认同加强了，特别是在穆斯林当中。总体说来，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是：首先，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能够指望从本文明亲族那里得到大量的帮助；其次，这种帮助能够极大地影响战争的进程；第三，一个文明的政府和人民不会用鲜血和财富去帮助属于另一个文明的人民进行断层线战争。
这个文明模式的唯一例外就是美国，其领导人在言辞上支持穆斯林，然而在实践中，美国的支持是有限的。克林顿政府同意使用美国空军而不是地面部队保护联合国安全区，并倡议结束武器禁运。美国没有认真地向盟国施加压力，要它们支持结束武器禁运，却容忍了伊朗向波斯尼亚运送武器和沙特阿拉伯为波斯尼亚提供购买武器的资金，并于1994年停止执行禁运。美国的这些行为引起了盟国的反感，导致了被普遍视为北约内部重大危机的后果。代顿协议签定后，美国同意在训练和装备波斯尼亚军队方面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合作。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会打破文明模式，成为促进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利益、并与穆斯林国家合作的唯一的非穆斯林国家？美国这种反常行为的原因何在？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并非是一种反常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明现实政治。美国试图通过站在波斯尼亚人一边和建议（尽管不成功）结束禁运，来削弱像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对原来是世俗的、倾向欧洲的波斯尼亚人的影响。然而，如果这便是动机，那么美国为什么默许伊朗和沙特进行援助，为什么不更积极地推动取消禁运以使西方的援助合法化？美国官员为什么不公开警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在巴尔干造成危险？对美国行为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受到了来自穆斯林世界朋友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压力，为了与它们保持良好关系而按照它们的愿望行事。然而，这些关系本是基于同波斯尼亚无关的综合利益，它们并不会因美国未能帮助波斯尼亚而受到严重伤害。此外，这一解释也不能说明，为什么美国在其他方面经常向伊朗提出挑战，并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竞相扩大在波斯尼亚的影响之时，默许大量伊朗武器进入波斯尼亚。
文明现实政治的考虑可能对美国的态度产生了某些影响，但其他因素似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对待外国的冲突时，美国人总想将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区分开来，并与前者结盟。塞族人在战争初期的残暴行为，使美国人将其视为杀害无辜、进行种族灭绝的“坏家伙”，而波斯尼亚人却为自己树立了孤立无助的受害者的形象。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新闻界忽视了克族和穆斯林的种族清洗行为和战争罪行，以及波斯尼亚军队对联合国安全区和停火协议的破坏。按照丽贝卡?韦斯特的话说，在美国人眼中，波斯尼亚人成了“他们心目中无辜受难、被他人屠杀却从不屠杀他人的可怜的巴尔干人。
美国的精英也倾向于波斯尼亚人，因为他们偏好多文化国家的观念，而在战争初始阶段，波斯尼亚政府恰恰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奉行维护一个多民族的波斯尼亚的政策，而不顾绝大多数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的反对。既然他们相信一个民族正在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种族灭绝，那么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美国精英仍将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景象结合在一起，因而对波斯尼亚人的事业产生了广泛的同情。美国人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人道主义本能、天真和对巴尔干的无知，导致了他们亲波反塞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在波斯尼亚既无重要的安全利益，也无任何文化联系，因而美国政府没有理由去大力帮助波斯尼亚人，而只是默许伊朗人和沙特人去武装他们。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认识战争的真相，它便疏远了自己的盟友，延长了战争，并协助在巴尔干建立了一个受到伊朗极大影响的穆斯林国家。到头来，波斯尼亚人对美国深怀不满，认为它说得多而做得少，但对其穆斯林兄弟则感激不尽，因为他们提供了维持生存和打胜仗所需的资金和武器。
伯纳德-亨利?利维说：“波斯尼亚是我们的西班牙”；一位沙特编辑也同意他的看法：“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这场战争，从感情上说已经成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反对法西斯主义战斗的同义语。在战争中阵亡的人被当作为拯救穆斯林兄弟而牺牲的烈士。”这个比喻是贴切的。在各种文明共存的时代，波斯尼亚是所有人的西班牙。西班牙内战是一场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波斯尼亚战争则是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战争。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都到西班牙去与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兄弟并肩作战，而民主的、共产党的，以及最为积极的法西斯政府则分别对之提供援助。南斯拉夫战争同样得到了外界的巨大支持，西方基督教徒、东正教徒和穆斯林都为了本文明亲族的利益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东正教、伊斯兰教和西方主要国家都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四年之后，西班牙战争由于佛朗哥军队的胜利而最后结束。巴尔干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平息甚至暂时停止，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没有胜利就意味着没有结束。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波斯尼亚战争则是不断进行中的文明冲突的又一流血插曲。终止断层线战争
“任何战争都有终结”，这是常规。断层线战争也是如此吗？是，也不是。断层线暴力冲突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完全停止，但很少永久终结。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它们之所以具有时起时伏的性质，是因为断层线战争是深深基于涉及不同文明集团间持久对立关系的断层线冲突，这些冲突又源于地理上的相邻、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切都可能演化，潜在的冲突也可能消散。或者，如果一个集团消灭了另一个集团，这种冲突也可能迅速、突然地消失。然而，如果上述两种情况并未出现，冲突就会继续下去，暴力阶段就会周而复始。断层线战争是断断续续的，断层线冲突则是漫无止境的。
断层线战争哪怕是暂时的停止，通常也有赖于两个因素。首先，是主要参与者精力耗尽。当伤亡人数达到数以万计、难民人数达到几十万人，城市——贝鲁特、格罗兹尼、武科瓦尔——变成一片废墟，人们高喊着“疯狂啊，疯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之时，双方的激进分子就不再能够煽动起公众的狂怒，停歇了几年的无成效的谈判会开始恢复，温和派会重新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最终会达成停止残杀的某种协议。至1994年春，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展开的持续了六年的战争，已使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精疲力尽”，因而双方都同意停战。1995年秋，同样有报告说，波斯尼亚的“参战各方都已精疲力尽”，因而代顿协议便应运而生。然而，如此停战只是一种自我限制，它使双方都得到了休整和补充给养的机会。当一方看到有机可趁之时，战争便会重新开始。
战争暂时停止所需的第二个因素是：非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其影响将交战各方拉到一起。断层线战争几乎从来不是通过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直接谈判而停止，也极少通过利益不相关者的调解而停止。文化差异、强烈的仇恨和相互使用暴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方极难坐下来进行有成效的讨论，寻求某种形式的停火。由谁、在何种条件下控制领土和人民的基本政治问题，此时就会凸显出来，并阻止它们就更为有限的问题达成协议。
拥有共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有时可能通过拥有共同文化且无相关利益的第三方的调停得以解决，因为在该文化之内，人们承认这个第三方的合法性，所以双方都能信任它去寻求基于共同文化价值的解决方案。教皇能够成功地调解阿根廷-智利之间的边界纠纷。但是，在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中并不存在非相关利益方，因此寻找一个双方都能够信赖的个人、机构或国家极为困难。任何一个潜在的调解者都会是属于相互冲突的文明中的一方，或属于另一种文化和其他利益的第三种文明，无法获取双方的信任。车臣人和俄罗斯人，或泰米尔和僧伽罗人都不会寻求教皇的帮助。国际组织在调解时也经常失败，原因在于它们缺乏使双方付出重大代价或满足它们重大利益的能力。
断层线战争不会由不具有相关利益的个人、集团或组织的调解，而只能由具有相关利益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调解而结束。一方面，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集结起来为其亲族提供支持，而且能够与其对等者谈判协议，另一方面，它们能够说服自己的亲族接受达成的协议。虽然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集结会加剧和拖延战争，但它通常也是限制和终止战争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的条件。在一般的情况下，第二和第三层次的支持者并不想转变成第一层次的直接参战方，因而希望将战争置于控制之下。与第一层次全力以赴的参与者相比，它们的利益是更多方面的，并要考虑双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因此，在某一时刻，它们可能认为停止战争是对自己有利的。由于它们集结起来支持自己的亲族，它们便对其具有了影响力。支持者因此成为战争的制约者和终止者。
没有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说扩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难终止，属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的集团间战争也是如此。涉及到一个已经建立的国家的内部暴动和缺少重要集结的断层线战争，也同样构成了特殊的问题。如果战争延续一定时间，反叛者的要求往往从某种形式的自治升级为要求完全独立，而这正是政府所反对的。政府通常要求反叛者放下武器，以此作为停止战斗的第一步，但反叛者往往不接受。同样非常自然的是，政府反对外来者介入它认为涉及到“犯罪分子”的纯内政事务。将此定义为内政事务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不介入的理由，如西方国家与车臣的关系就是这样。
对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有关文明来说，这些问题便成了综合性问题。例如，始于1956年的苏丹战争于1972年停止，当时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全非基督教协进会成功地促使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亚的斯亚贝巴协议，使南苏丹获得了自治。这事实上是非政府国际组织取得的唯一胜利。然而，10年之后，苏丹政府撕毁了协议，战争再起，此时反叛分子的要求提高了，政府的立场也更为强硬，另一次停战谈判以失败而告终。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没有既有相关利益、又有能力向参战方施加压力的核心国家。吉米?卡特和几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调解都未获成功，一个由肯尼亚、厄立特里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组成的东非国家委员会的努力也无成效。与苏丹有深刻对立关系的美国不能直接采取行动，亦不能请与苏丹关系密切的伊朗、伊拉克或利比亚出面斡旋，因此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它对苏丹的影响也有限。
一般说来，停火谈判参加者的范围会扩大到双方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相对平行和平等地参与其中的程度。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国家可能足以使双方停战。1992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试图调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争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明斯克集团。该委员会包括冲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和土耳其），外加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捷克共和国、白俄罗斯和美国。除了拥有大量亚美尼亚在外散居者的美国和法国外，后几个国家既无相关利益亦无能力制止战争。这样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俄罗斯、土耳其以及美国同意的方案，却遭到纳-卡亚美尼亚族人的反对。然而，俄罗斯单独在莫斯科组织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一系列谈判，它‘利造了替代明斯克集团的另一种选择……抵消了国际社会的努力”。最后，在第一层次参与者变得精疲力尽、俄罗斯确保得到伊朗对谈判支持的情况下，停火协议终于在俄罗斯的努力下达成。作为第二层次的参与者，俄罗斯和伊朗还就安排塔吉克斯坦停火进行了合作，并断断续续地获得了成功。
俄罗斯的影响将继续存在于外高加索，而且它具有强制实行其倡议的停火的能力，只要它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这与美国在波斯尼亚的境况形成了对照。代顿协议是基于利益相关的核心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络小组的建议，其他第三层次的参与国并未积极参与最后协议的起草，三个主要参战方中有两个对谈判持保留态度。协议的执行依赖于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北约部队，如果美国撤出它在波斯尼亚的军队，那么，不论是欧洲国家还是俄罗斯都不会有继续执行协议的动力，波斯尼亚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一旦恢复了精力，都会重燃战火，塞尔维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也会寻求机会实现其建立“大塞尔维亚”和“大克罗地亚”的梦想。
罗伯特?普特南强调，各国之间的谈判是一种“双层次游戏”，外交家们同时与其国内选民和来自另一方的对等者谈判。在一个类似的分析中，亨廷顿展示了一个独裁国家的改革者如何既要就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与温和的反对派谈判，又要与政府中的强硬派谈判或作斗争，而那些温和的反对派也要与激进的反对派谈判或斗争。这种双层次游戏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参与者，它们之间至少有三种，而且常常有四种关系。然而，一场复杂的断层线战争是一种三层次游戏，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参与者，而且它们之间至少存在着六种关系（见图11．1）。跨断层线的平行关系存在于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两边参与者之间。垂直关系则存在于各文明之内不同层次的参与者之间。因而，终止一场“完整模式”的战争可能需要：
●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积极介入；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就终止战争的广泛条件进行谈判；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使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条件，并施加压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
●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撤消支持，事实上是背弃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上述压力的结果是，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那些条件，当然在它们认为破坏这些条件有利于自己时还会破坏它什1。
波斯尼亚和平进程涉及所有这些因素。个人活动者，美国、俄国和欧盟，为谈判协议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西方国家不情愿将俄罗斯作为全面参与这一进程的伙伴。俄罗斯则坚决抗议自已被排除在外，强调它与塞尔维亚人有着历史上的联系，而且在巴尔干比其他任何主要国家都有着更为直接的利益。俄罗斯坚持自己应作为解决冲突的全面参与者，并严厉谴责“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条件的倾向”。1994年，将俄罗斯包括进去的必要性已变得很明显。在未与俄罗斯商议的情况下，北约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发出了最后通蝶，要他们撤除在萨拉热窝周围部署的重型武器，否则就对他们进行轰炸。塞尔维亚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很可能与北约发生暴力对抗。叶利钦警告说：“有些人试图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解决波斯尼亚问题，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接着俄罗斯政府掌握了主动，劝说塞族在俄罗斯向萨拉热窝地区派驻维和部队的情况下撤出重型武器。这一外交行动阻止了暴力的升级，向西方证明了俄罗斯对塞族的影响力，并使俄罗斯军队进入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族争议地区的心脏。（注。。）通过这一措施，俄罗斯使自己作为西方的“平等伙伴”处理波斯尼亚问题的权利要求得到了实际承认。
然而4月份，北约再次未与俄罗斯商量便授权轰炸塞族阵地。这一举动在整个俄国政坛引起了严重的负面反应，加强了民族主义分子对叶利钦和科济列夫的反对。紧接着，第三层次的相关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组成了设计解决方案的“联络小组”。1994年 6月，该小组提出一个计划，将波斯尼亚 51％的领土划归穆斯林一克罗地亚族联邦，49％的领土划归波斯尼亚塞族，这一计划成为后来的代顿协议的基础。次年，安排俄国部队参与代顿协议的执行便成为必需。
第三层次参与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必须得到第一和第二层次参与者的认可。正如俄罗斯外交官丘尔金所言，美国人必须依靠波斯尼亚人，德国人必须依靠克罗地亚人，而俄罗斯人则必须依靠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战争的初始阶段，俄罗斯曾作出重大的让步，同意对塞族进行经济制裁。作为塞族可以信赖的亲缘国家，俄罗斯有时也能对塞族施加强制力和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他们原本可能拒绝的妥协方案。例如在1995年，俄罗斯和希腊一起要求波斯尼亚塞族确保释放其扣押的荷兰维和人员。然而，波斯尼亚塞族有时亦会违反其在俄罗斯压力下签署的协议，从而使俄罗斯因无能力为其亲缘国家代言而感到难堪。举例说，1994年4月，波斯尼亚塞族曾答应俄罗斯停止对戈拉日代的进攻，然后又撕毁了协议。俄罗斯为此大发雷霆，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就此说，波斯尼亚塞族“成了战争狂”，叶利钦则坚持“塞尔维亚领导人必须履行向俄罗斯保证承担的义务”，而且俄罗斯还撤回了对北约轰炸的反对。
通过支持和加强克罗地亚的实力，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得以制约克罗地亚人的行动。图季曼总统急切地希望他的天主教国家能够为欧洲国家所接受，并获准加入欧洲的组织。西方国家利用它们为克罗地亚提供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克罗地亚想要加入“俱乐部”的愿望，诱使图季曼在许多问题上作出让步。1995年3月，西方国家向图季曼提出，如果克罗地亚想成为西方的一员，就必须同意联合国保护部队驻扎在克拉伊纳。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加入西方对于图季曼来说非常重要。他不愿意被留下来单独对付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西方国家警告图季曼说，他的部队在征服克拉伊纳和塞族人居住的其他领土时不得进行种族清洗，不得将进攻区域扩大到东斯洛文尼亚。在另一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警告克罗地亚人，正如一位美国官员说的，如果他们不与穆斯林组成联邦，“西方的大门将永远向他们关闭”。作为克罗地亚外部财政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德国处于影响克罗地亚人行为的特别强有力的地位。美国与克罗地亚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有助于阻止图季曼追求其经常表现出来的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瓜分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的愿望，至少在整个1995年是如此。
与俄罗斯和德国不同，美国与其波斯尼亚受援者之间没有文化共性，因而在迫使穆斯林妥协方面处于软弱地位。此外，除了在口头上说说外，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帮助，不过是对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违反武器禁运视而不见，结果使得波斯尼亚穆斯林对更广泛的伊斯兰社会群体的感激之情和认同感日益增长。同时，他们指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没有打击对他们的入侵，就像美国打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那样。他们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因而使美国更难以迫使他们接受和解。这样，波斯尼亚穆斯林便得以拒绝和平建议，在其穆斯林朋友的帮助下增强了军事实力，最终采取主动收复了失去的相当一部分领土。
在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中，抵制妥协的情绪十分强烈。在外高加索战争中，得到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坚决拥护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组织——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控制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拒绝了由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于1993年5月提出的、已为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接受的和平建议，发动了被指控为种族清洗的军事进攻，使战争出现了有可能扩大的前景，并使它与较为温和的亚美尼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恶化。进攻纳一卡的成功给亚美尼亚带来了问题，因为它正急于改善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以便缓解因战争和土耳其的封锁而造成的食品和能源短缺。一位西方外交官评论说：“卡拉巴赫的战况越好，埃里温遇到的困难就越大。”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同叶利钦总统一样，不得不在来自立法机构内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与同其他国家和解的更大外交政策利益之间搞平衡。1994年末，他的政府开始禁止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在亚美尼亚活动。
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也像纳-卡的亚美尼亚族人一样，采取了强硬立场。结果，当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受到压力去推动和平进程时，它们与其波斯尼亚亲族的关系便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克罗地亚人中这些问题不甚严重，因为波斯尼亚克族至少在形式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中，同意加入穆克联邦。由米洛舍维奇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之间对立的个人关系而引发的冲突则日益紧张和公开化。1994年8月，卡拉季奇拒绝了米洛舍维奇赞同的和平计划。急于让西方结束制裁的塞尔维亚政府，宣布中断与波斯尼亚塞族除食品和药品以外的一切贸易往来。作为回报，联合国放松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第二年，米洛舍维奇允许克罗地亚军队将塞族人从克拉伊纳驱逐出境，允许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武装力量将塞族人赶回到波斯尼亚西北地区。他还与图季曼达成协议，答应逐步归还被塞尔维亚人占领的东斯洛文尼亚，交由克罗地亚控制。在几个大国的支持下，当时他事实上在代顿协议的谈判中为波斯尼亚塞族“代言”，并把波斯尼亚塞族代表并入了自己的代表团。
米洛舍维奇的行动使联合国解除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并使他得到了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意外的国际社会的谨慎认可。1992年时的民族主义者、侵略者、种族清洗分子和大塞尔维亚战争贩子，于1995年摇身一变而成了和平缔造者。然而，对许多塞尔维亚人来说，米洛舍维奇已成为叛徒。在贝尔格莱德，他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和东正教会领袖的谴责，克拉伊纳和波斯尼亚塞族人则严厉地指控他犯有判国罪、他们的这一做法，无疑是与约旦河西岸犹太居民对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协议的以色列政府的指控如出一辙。在断层线战争中，和平的代价便是对亲族的背叛。
被战争耗尽了精力、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刺激和压力的第二和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改变了它们的态度，不论是由于温和派取代了极端主义者的权力，还是像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极端主义者发现成为温和派对自己有利。但是，他们的改变要冒一定风险。那些被视为叛徒的人会激起比对敌人还强烈的仇恨。克什米尔穆斯林、车臣人和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领袖也遭到了与萨达特和拉宾同样的命运，他们被指控为背叛事业，企图与头号敌人妥协。1914年，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了一名奥地利公爵。在代顿协议之后，米洛舍维奇最可能成为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目标。
如果一项结束断层线战争的协议反映了该地区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地区均势，以及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利益，那么它即使是暂时的，也是一个成功之举。把波斯尼亚按卫％与49％的比例划分开来的做法，在1994年塞族控制这个国家70％的领土时是不可行的；它只有在克族和穆斯林的进攻使塞族控制的领土减少了几乎一半之时才是可能的。已经发生的种族清洗也有助于和平进程，它使塞族在克罗地亚人口中所占比例减至不足3％，并使波斯尼亚所有三个集团的成员被暴力或者自愿地分离开来。此外，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后者往往是文明的核心国家）只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或在战争中有共同的利益，才会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后记
我们正生活在物质充裕的年代。如果我把作为一名学者在过去三十几年中经历的所有变化都反思一遍，那会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我第一次有机会感受计算机是在读电气工程学的大学二年级。之所以称之为“感受”，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见到或触摸到计算机本身。计算机被放在一个神秘的装着空调的房间内，只有经过特许的人才能进去。我们普通人通常是先在穿孔卡上写下程序，然后交给计算机业务柜台。当计算机没有紧急任务时，穿孔卡才被输入计算机中。只有当几天后我们满怀期待但却得到非常奇怪的结果时，才懊恼的意识到，当初提交的有些卡片上逗号放错了位置。一个在如今只需几分钟就能调试好的简单程序，那时要耗费我们几周的精力。
个人计算机的出现给学术工作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早先的文字处理机使我们脱离了打字机和修正液，但文字处理机很难用，尤其是需要用它形成数学方程式时。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设法做出了在电脑中看似正确的方程式，但随后的分析却发现这些方程式是错误的。当然，那时候的电脑游戏虽远不及现在这样复杂，但也随处可见。曾经就有位同学因为迷上了俄罗斯方块这种游戏而延期一年才取得了博士学位。我之所以没有上瘾只是因为我一点都不擅长于玩电脑游戏。
在我刚开始从事学术研究那个时期，跨地区的联合研究还极为困难。越洋电话费用昂贵，文件也只能通过人工投递的平信来发送，这无疑使得完成整个项目所需的时间大大增加。查找相关文献得在图书馆中投入很多时间，而且通常我们只知道已经公开发行的资料，并不是全部的相关文献。由于论文出版前要经过很长的准备时间，即使最新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往往是几年前写成的。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即将步入大学就业市场的几周前，突然在《财经期刊》上发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包含了我毕业论文的核心思想，那时我会多么沮丧。（幸运的是，我们的论点上有很多不同之处，这能有力的证明我本人做了很多研究，但这样的经历仍让人感到失落。）
如今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现实是，我写这本书所用的笔记本电脑的处理能力是不久前我刚开始从事学术工作时接触的那种足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的大型计算机的千万倍，而成本却是那种大型计算机的千分之一。对我的孩子们而言，我的整个学生生活是在网络时代之前度过的。他们无法想象竟然有像我这样古老的人！科技戏剧性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过去三十多年中所经历的巨变使我充满希望，我想如今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在将来是能够被解决的。
这种棘手的问题有很多。赤贫仍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灾难。尤其是大自然似乎往往喜欢捉弄穷人。近期在海地发生的地震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了同样的强震，但没有这么大的伤亡，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建筑是防震的。贫困的根源以及大自然对于本就脆弱的人群看似缺乏同情的原因可能是一样的：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无力为人民建立基本的基础设施，无法保障让人民为自身建造安全和体面的生活的建筑。
工业国家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当危机过后政府债务攀升的时候，许多国家的人口也正快速老龄化，而且政府之前承诺的老年安全和医疗保健也可能成为泡影。因为政府也在勒紧裤腰带维持艰难的现状，并为将来做准备；如果再发生什么的话，将来的形势可能更严峻。
似乎还不止这些，我们正因过去犯下的错误而受到惩罚（我们过去犯下的错误正报复在自己身上）。气候变化的迹象及其可能对环境和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看起来确有其事。尽管我们总有可能反应过度，但那些最富裕的国家需要设法想出减少不必要的能源和原料消耗的方法，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思索维持可持续性发展的更多途径。
如果我们仍然对人类的足智多谋有信心，并且能够为其留出发挥空间，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或能在将来被解决。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群的创造力得到了释放。中国和印度有成百上千万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正在发挥着他们的智慧来面对挑战。目前，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电池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企业是电动汽车电池研发的领先者），而印度企业正在生产着价格可以被接受的电动汽车。同时，工业国家在原子太阳能和风能方面也在不断取得进步，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以可行的成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在几十年中逆转几个世纪的衰退，那么甚至是海地也可能利用近期灾难所造成的动荡来克服其历史中更大的灾难。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在其他方面也很有用处，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管理业务可以对发达国家采用何种方式使其公共卫生服务更能被民众负担得起形成启示（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管理业务可以向发达国家说明使其公共卫生服务更能被民众负担得起的方式）。凭借“医疗旅游”，富裕国家的病人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以低得多的成本享受到急需的医治程序；而凭借“退休移民”，老年人可以移民到那些有益于健康但不那么昂贵的国家的退休社区中，这既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收入，同时也使治疗和老年救济成为更易负担的事情。相反，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工业国家的年轻劳动力会作为工业国家的计税基数，从而有助于工业国家供养其老龄化人口，同时也能平衡全球收入水平。移民们给家乡亲属的汇款能使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印度、墨西哥及菲律宾的所有地区都因移民汇款而有了改观。如果加以正确管理，人口的双向流动能够作为解决世界上最棘手问题的一种方式。
活跃的金融市场能为全世界的改革者提供风险资本，同时也为老年人提供储蓄工具，并为移民提供货币汇兑条件。但金融业现已声名狼藉。各地都能听到限制金融业的呼声。更危险的是，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可能对曾经使它们变得强大的金融系统失去信心。而人们对市场和竞争中不完善之处的愚蠢认识正导致其对政府愈加信任。尽管政府可以做（而且是必须做）一些事情，但不是重要的巨大变革和创新。
有些国家的政府无法满足已被提高了的期望，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带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来维护其既得利益，这对他们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工业国家没有接受发展中国家成长的现实，也没有保持自身国内市场的开放性，而是固步自封，这会有损于大家的利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Foundation）民意调查显示，49%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在国际上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比1964年首次对该问题进行调查时得到的结果高出30个百分点。同样，发展中国家也没有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些责任是随着其经济增长产生的，相反，其行为更加强烈的表现了他们的观点，即他们的政策依然不会对整个世界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依然可以把希望变成冲突，再变成绝望，就像此前世界上已经发生过的许多次一样。
经济停滞是产生冲突的温床。要阻止历史重演，我们必须理解近代危机发生的原因，并且在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对策。金融市场和民主政府是相互矛盾的。金融市场的作用是将资源配置给最擅长利用这些资源的群体，并将风险分散给那些最能够承受风险的群体。而民主政府的作用是为金融市场的运转创造一个合法、规范并受监管的体系。然而，民主政府还拥有其他的角色，包括通过税收、补贴及安全网络来限制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最不公平的结果。当民主政府不合理地使用其他手段时，当其试图利用现代金融市场来实现政治目的时，当其变成市场参与者而不是管理者时，就会出现我们已经经历过的种种灾难。
有人辩称，是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将我们引向困难的处境：管理者醉心于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典范，而当市场自我毁灭时他们站在场外袖手旁观。管理者们仅仅做对了一部分。尽管依靠乐观主义（有时是悲观主义）盛行风向理应是管理者的本分，但美国的管理曾受到了认为市场将会自我调节这种错误观念的驱使，这种观念一次又一次地使左派思潮落入右派思潮的圈套。美国政府受政治欲望的驱动，然而老练的金融部门设法求得美国政府乐于提供的优越感，大部分损失都是在这时候造成的。
美国的革新主义者在责备银行家，而保守主义者在责备政府和美联储。令人担忧的现实是尽管二者都应该受到责备，但没有哪一方能够充分认识到彼此间存在的断层影响着他们的行动。改变行动者，或尝试直接改变他们的动机，也许都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我们需要缩小他们之间更深层次的断层。如果我们不能重建政府及金融部门的正确角色，并且修复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那么以前发生的也许还会再次发生。
金融部门需要知道，其行为所造成的所有后果都将由其自身承担而不是纳税人，当然其中一定包括由其造成的损失。美国政府必须为其人民重新创造有关的权利和机会，这些历来都被看成美国经济水平的标志；同时，政府还需要帮助那些落后的群体。这样可以减轻政府面临的压力从而能够干预金融市场或对经济进行过度刺激。
其他国家必须实施改革，改革应有助于恢复世界经济平衡，并能减轻这些国家对全球增长的依赖程度。其间，正如世界面临的其他挑战一样，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世界大国，不论是形成已久的还是新兴的，都必须认识到他们的政策合起来并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大国已建成了强大的全球机构，而这些机构可能强行限制大国的某些政策，这是他们不情愿看到的。为消除他们的不情愿，我们需要将政策论战扩展到全世界，以说服每个国家的民间团体去推动其政府制定能促进全球形势好转的政策。
我参加了一个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并乘坐汉莎航空返回美国，在飞机上完成本书最后的这些文字。此时已是深夜，冬天的落日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柔和的夕阳在飞机巨大的引擎上闪耀着光芒。会谈举办的地点让我想到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其实，三十多年前莫斯科离西方的学者也很近。昨天我抵达莫斯科机场后发现，从机场到市区的道路非常拥堵，就好像莫斯科人把共产主义瓦解以来买到的所有上千万辆小汽车都开到了公路上。这就是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已经明显地带出了新的问题。
这样的场景使我们想到，世界各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都有了巨大改善，因为各国在获得经济自由的同时也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市场和资金的力量。但不幸的是，我们也纵容了国家之间政治及经济不平衡的发展。在很多富裕国家，不安全和失望的感觉已经取代了希望。我们不应该让已经出错的事情掩盖还可以做对的事，也不应该推翻已经取得的进步。要想维护并重建对市场体制的信任，我们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政府必须更有作为，帮助公民提高自身能力，过上富饶的生活。同时，政府在某些方面也必须往后退一步，容许市场有效运行。这次危机正是由于政府和市场陷入了混乱而不恰当的角色中而导致的。我们需要再次找回正确的平衡点，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