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07年的金融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让许多经济学家不得不采取退守之势。无论是新闻节目，杂志，权威人士，还是英国女王都在追问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没有预见到金融危机的到来？经济界人士或撰写文章或召开各种会议，反思他们怎么会犯如此大的错误; 其他人则拼了老命地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于那些一向敌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人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无疑证明了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的：皇帝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根本就什么都没穿。 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也因此发生了剧烈的动摇。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一个人预见了这场危机。一些对冲基金经理人和投资银行的交易商只顾埋头赚钱却对即将到来的危机闭口不谈。为数不多的几个政府官员和美联储官员对此曾表示过深切的担忧。一些经济学家，如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鲁里埃尔?罗比尼(Nouriel Roubini)，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和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曾多次就美国房价水平和家庭债务水平向民众发出过警告。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层将此次经济繁荣同过去那些结局悲惨的经济泡沫相提并论。问题并不是没人提醒过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是那些从一个过热的经济中尝到甜头的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根本就没心思听。经济评论家们常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卡姗德拉（Cassandras）或“永久的悲观论者”，因为他们总是预测一个很长的经济下滑期，所以不管怎样他们的预测最终都是对的，这就好像是一座停了的钟，一天中也总有两次所指的时间是对的。我知道，因为我就是这些卡姗德拉们中的一员。
每年，世界各国央行的领袖们都要在美国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城(Jackson Hole)召开为期三天的会议，就会议主办方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提交的主题论文展开辩论，参加会议的还有私营部门的分析师，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记者。每天会议结束之后，参会人员都会去游览美丽的大提顿国家公园，在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湖光山色中，他们又谈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在潺潺流水声的配乐中激烈地讨论维克塞尔（Wicksellian）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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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美联储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卸任前最后一次参加杰克逊霍尔会议，因此会议的主题被定为格林斯潘时代的遗产。那时我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而此前的二十年中，我曾任教芝加哥大学，教授银行学与金融学课程。主办方要求我提交一份论文，主要论述格林斯潘时代金融领域的发展演进。
当时我写的那篇典型的金融行业论文是一篇关于金融市场在全球迅猛扩张的长篇大论。主要讲述了证券化的神奇之处，通过证券化银行将住房贷款和信贷打包在金融市场上出售，以此方式规避风险。同时，金融市场中包括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在内的长期投资者因购买此类债券而承担一小部分的风险, 由于他们投资期限长且资产组合多样化，所以抗风险能力要优于银行。从理论上来讲，风险得到缓释之后，投资者所应获得的收益也相应减少，使得银行能够降低贷款利率，也就扩大了贷款者的融资渠道。
在撰写论文的准备过程中，我请员工为我搜集了一些图表和表格。在研究这些图表和表格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个令人好奇的地方。首先是这些图表对美国大型银行风险的度量不同，其次是这些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银行所承担的风险逐步加大了。这着实令人吃惊，如果银行通过出售债券将高风险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去的话，银行的安全性应该提高才对。最终我才想通原来我是犯了经济学家们最大的一个禁忌，我假设了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说我假设了除我所要研究的证券化这一现象以外的其他条件是不变的。而通常来讲，万事万物都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更重要的是，放宽管制以及证券化的发展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使银行家们（更广泛地说是财务经理们）开始追逐更加复杂的风险形式。
当我认清了这一趋势时，论文也就一气呵成。我将标题定为《金融业的发展是否加剧世界的风险》。华尔街时报曾在2009年刊登一篇文章中对我的这篇报告发表评论：
拉詹先生认为，工人们赚钱的时候收益颇丰，赔钱的时候损失却很轻微，使得激励制度严重失衡。 这促使金融公司将资金投入于能够产生巨大收益的金融产品中，这种投资如果赔钱将会损失惨重。
他提到了为债券风险提供保障的“信用违约互换”。拉詹先生称，承保人或其他人通过出售这种看似风险较小的掉期合约获得巨大利益，可是违约情况一旦出现，损失也是极其惨痛的。
他还认为银行同样持有这样的信用证券，如果这些债券出现问题，整个银行体系将出现动荡。他说，那样的话，银行之间将彼此失去信心。“银行间市场的冻结也就不可避免，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更是近在咫尺了。”
两年之后，这一切真的都应验了。
在那时，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并不要求有多么高超的先见之明：我只是运用了我和同事一起研发的理论框架将一些点连接起来而已。然而，我却并没有预见到一向彬彬有礼的大会听众将作出何种反应。并不十分夸张的说，我就如同一个早期的基督徒，蒙头蒙脑地闯入了一个饥肠辘辘的狮群。我的观点自然是遭到了一些杰出人物从头到脚的严厉批评（当然也不乏一些例外），从大会的讲台走下来的时候，我感到十分不安。这并不是因为我受到了抨击，因为在各种研讨会上身经百战之后，人们自然会练就一张厚脸皮：如果总是对观众的意见耿耿于怀，今后就甭想发表任何观点了。令我不安的是，批评者们似乎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首先，我因为说跑题而遭到了炮轰。会议中的一些论文紧跟格林斯潘时代这个大主题，探讨格林斯潘是否是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央行行长之一。而有些人则给这些赞誉之词浇上了一盆冷水，他们说一切都很糟糕，并呼吁加强监管，众所周知，格林斯潘对监管的有效性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论调自然是被嗤之以鼻的。其次，大家的反应都是在竭力为自己辩护，如果金融业发展严重脱轨，监管者们难道不应为自己的疏忽负责吗？而且，听众的反应也显示了监管者的盲目乐观。由于美联储成功地应对了2000-2001年由互联网泡沫引起的经济衰退因此自信地认为可以在金融体系再次触礁时力挽狂澜。
尽管我在演讲时担心的银行家的动机，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担心监管者的动机了，虽然越来越来多的评论者和监管者开始接受我的观点，我认识到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这次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不仅更具广泛性而且更具潜藏性。我们不应把一些看似说的过去的原因堆砌起来，再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它们。那些贪婪的银行家们会受到规范；不称职的政府官员也会下台。这是一个最轻松的解决法案，因为坏人总是很容易地被辨认出来，人们就可针对这种不法行为和渎职采取措施。更进一步说，我们就无需为加速经济衰退负责了，这也搬走了压在每个人心底的一块石头。但是这种说法未免太草率了。
我们不能对这次危机掉以轻心，觉得它似乎和以前的危机没什么两样，也是由房地产市场和外资流通所引起。尽管每次金融危机的起因都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共性，但很多人认为，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全世界最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一贯起作用的监管和制衡到底怎么了？市场本身的规范机制到底怎么了？个人自我保护的本能到底又怎么了？难道自由企业制度基本已经崩塌了吗？如果这只是发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次“平常的”危机而已，我们也不会有如此多的质疑。可是考虑到此次危机的代价，我们又岂敢作出轻率的抑或错误的判断。
虽然我认为自由企业制度的基本思想是有理可循的，但加剧这次危机的那些断层线却遍布于整个系统之中。它们不仅来自于某一个个人或是某一个机构。为这次危机负责的应该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群体：其中有国内的政客，外国政府，像我一样的经济学家和像你一样的普通百姓。而且，并不是大家都被一种集体狂热的气氛笼罩着。我们不能说人们的行为缺少理智，因为利益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融市场的出了问题，但是所有人还是幻想未来会云开雾散，并紧紧抓住这个希望不松手，因为这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我们的行为“齐心协力”地把世界经济逼到了灾难的边缘，如果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采取措施亡羊补牢的话，悲剧还会再次上演的。
在全球经济中存在着很深的断层线，并且不断加深，因为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个人和机构来说最适合的未必适合整个系统。其中一些十分严重的断层并不是由经济原因导致，它们是政治的产物。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将一切暴露无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断层线分布在哪。如今政客们宣称，要“永远告别危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只会抓几个替罪羊而已，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体系实难改变，更是因为政客们若是追踪这些断层的所在，那么就会发现他们自身也存在着断层。如果经济复苏加快，人们安于现状的想法就会变得更加坚定，作出改变则会显得尤为困难。因此，本书意在吸取本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从更深的层次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能够应对本次危机真正原因的政策选择，以避免重蹈覆辙。
大家普遍认为的本次危机的根本上是由历史性危机的延续造成的，首先，我要说说我对此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曾经依靠外国借款花钱大手大脚的发展中国家（为简练起见，我用“发展中”这个词来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用“工业化”来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决定改变消费习惯，以省钱来取代花钱。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当时也处于日益加深的经济下滑之中。于是总得有人扩大消费和投资以防世界经济大幅度放缓。对于那些愿意花钱的国家，好消息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日本以及紧随其后的德国和石油富国们已经有足够的盈余为他们买单。
20世纪90年代末，在工业化国家中，一些公司在以信息技术和通信为代表的行业中进行大规模投资。不幸的是，这股投资热潮最终演变成了我们如今所说的互联网泡沫，2000年初泡沫最终破灭，同时各个公司也在大规模地缩减投资。
随着美国经济的放缓，美联储加大干预，大幅度削减利率。希望以此激活经济领域中对利率敏感的经济活动。正常地讲，此举本应拉动企业投资的增加，但是这些企业在互联网泡沫的时代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此时已有些力不从心。相反，较低的利率刺激了美国消费者购买住房的热情，从而抬高了房价，使房地产投资猛增。这些住房购买者有相当数量的人信用评级较低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也就是所谓的次级贷方和Alt-A贷方----这些不符合常规抵押贷款借贷条件的人如今也获得了贷款途径。持续走高的房价使次级贷款者有能力为低息抵押贷款重新融资（从而避免违约）。对于许多贷款者来说，还贷似乎还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
海外投资者通过对美国的出口集聚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便如洪水般向美国的借贷者涌来，这样也就助长了美国无节制的消费习惯。那么德国斯图加的一名牙科医生是如何把钱借给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一名次贷者的呢？这名德国的牙医当然不能直接把钱借给要贷款的人，那样会产生巨额的成本，因为她既要调查该贷款者的信用程度，也要使贷款行为符合地方的各项法律法规，还要收回还款，一旦发生违约时还要进行干预。而且，每一个次级贷款购房者违约的可能性都很高，必然会高于一个保守的私人投资者可接受的范围。
此时，错综复杂的美国金融业就有了用武之地。贷款的证券化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如果将该抵押贷款同来自其他地区的抵押贷款打包出售，那么多样化的投资则有利于风险的降低。风险最高的贷款可以出售给有能力进行风险评估，喜欢在刀尖儿上跳舞的买家。安全性较高的贷款则可以直接卖给这名德国的牙医和她的银行。
以这种方式，美国的金融业填补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一边是过度消费，需求旺盛，而另一边则是消费不足，市场低迷。但整个大厦是建立在房地产市场的基础之上的。新的住房建设工程以及房地产销售增加了美国建筑业，房地产中介以及金融业中的就业岗位。而攀升的房价还可为贷款和新的消费融资。美国的消费者看起来欲壑难填，其他国家可以一边通过对美国的出口拉动经济走出低迷，一边又借钱给美国为进口买单。人们就好像活在一个甜蜜的梦中，可梦终究是会醒的。
但是当美联储宣布要提高利率并抑制房价上扬时，这列飞速运行的欲望号街车终于戛然而止，疯狂的借贷行为也因房价的走低而偃旗息鼓。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价格骤降，因其背后的抵押风险比宣称的风险更大。结果这些看上去很精明的银行家们手里却持有大量评级高但质量低的证券，即使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在玩火。而且，他们竟然通过大量的短期债务为这些证券融资。结果可想而知，短期债务的持有者惊恐万分，当债务到还款期限时，他们拒绝再为银行融资。一些银行以破产告终，其他银行获得了政府的援助，而整个体系却濒临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急速下滑，虽然现在已处于恢复期，但是恢复得十分缓慢。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量流入美国的资金被用来给次级信贷融资呢？其他经济体，如德国和日本靠出口走出了2001年的经济衰退，为什么美国不能效仿此法呢？为什么像中国一样的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要为美国这样的富国的非可持续性消费融资呢? 为什么美联储要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较低的利率呢？为什么金融公司要贷款给那些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三无人员呢——这种做法极为普遍，甚至已经有了自己专有的名称，叫忍者贷款（NINJA loans）。为什么当银行—也可以说是香肠生产者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时还要留着那么多的香肠自己吃呢？
我试图在本书中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首先我要说对于这次金融危机，我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解释，因此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预防危机再次发生的灵丹妙药。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会显得过于简单化。为了更好的解释，我引用了断层线这个比喻。在地质学中，由于地壳构造板块相互挤压和冲撞在地壳表面形成的断裂称为断层线。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慢慢集聚，挤压着这些断层线。我将要在本书中对全球经济中出现的断层线加以论述，并解释这些断层线是如何影响金融行业的。
第一类断层线产生的根源是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几乎每一场金融危机都有其政治根源，尽管各不相同，因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能够战胜大多数工业国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第二类断层线则产生于上诉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国家间的贸易失衡。最后一类断层线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走到一起为不平衡的贸易融资：尤其是当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建立在合约基础上的透明的公平金融体系为其他大部分国家不透明的金融体系融资或接受后者的资金时。因为不同的金融体系运作的原则不同，政府干预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当它们相互作用时会阻碍各体系自身功能的发挥。所有这些断层线都会影响到金融领域的行为，对理解此次危机具有核心意义。
不平等的加剧助推了住房信贷的发展
第一种断层线的最典型例子便是美国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及其要求放松信贷所造成的政治压力。很显然，美国高收入人群的显性收入持续增加。1976年，收入排在美国前1%的家庭的总收入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8.9%，但到2007年，这一比率已上升至23.5%。换句话说，从1976年到2007年，美国实际总收入每增长一美元，就会有58分流入这些超高收入家庭。2007年，对冲基金经理约翰?鲍尔森的收入为37亿美元，是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74000倍。
尽管精英人群的巨额收入受到了公众的关注，甚至还激怒了代表中产阶级的专栏作家，但是这样具有亿万资产的对冲基金经理在美国还是很少见的。人们更关注的是和自己的经历相关的事情，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收入工作者（如办公室经理）工资的增速要远大于中等收入工作者——工厂工人和办公室助理是该类人群的典型代表。可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美国的生产技术的进步要求劳动力掌握更高的技能——对于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来说，有个高中文凭就够了，但是如今的大学本科学历只够当一个办公室文员——我们的教育体系并未能够为广大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必需的教育。这是因为营养，社会化和学习在人们的孩提时代并未受到重视，加上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又差强人意，使得很多美国人没有做好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准备。
结果，中产阶级工资水平几乎停滞不前，失业的可能性却持续上升。虽然政客们能够体察民怨，但改善教育的质量实属不易，只有通过在某一地区实行切实有效的政策改变才可实现，而该地区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希望维持现状。更重要的是，任何改革都不会立竿见影，所以无法立刻解决选民的燃眉之急。因此政客们就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其他能够快速见效的方法来安抚选民。我们一直都明白一个道理，即消费能力比收入多少更加重要。说穿了就是，如果能够提高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能力，让他们隔几年就可以买辆新车，偶尔还可以出国度假，那么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在意收入是否还是在原地打转了。
因此，面对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现象，政府采取的是扩大对家庭借贷的措施，此举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政府如此应对选民的诉求，不知这是谋划在先还是顺水推舟。于是，拉动消费和扩大就业的成效立刻就显现了出来，然而人们距离偿还贷款的期限还远着呢。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级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就拿宽松信贷出来当作安抚剂。然而，政客们在表述这一目的的时候并不是平铺直叙地告诉人们要扩大消费，他们的宣传更令人振奋也更具煽动性。在美国，拥有住房被视为美国梦的重要元素，让中低收入家庭也能购买房屋是实现扩大信贷和消费的关键。一方面资金雄厚的政府积极推动宽松信贷政策，另一方面以利益为驱动的金融行业错综复杂，竞争激烈且道德缺失，当二者发生相互作用时，一条深深的断层线便产生了。
当然，这不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政府通过扩大信贷的方式来缓解一部分人因被别人落在了后面而产生的担忧情绪，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就俯拾皆是。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放松管制政策和银行业的迅速扩张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对民粹主义运动（populist movement）的回应，该运动得到了中小型农场主的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落后于队伍日益壮大的产业工人，并要求获得更加宽松的贷款。而过度的农村信贷是美国大萧条时期导致银行业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口导向型增长及其依赖性
靠借债来维持的消费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尤其是对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对消费品和服务的强烈需求使得物价不断攀升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为缓解对通胀的担忧，央行通过加息来扼制家庭的借贷能力和消费欲望。从20世纪90年代的晚期到21世纪的头十年，在美国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从国外进口得到满足的，比如说过去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现在更多是从中国进口，这些国家历来都是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并且拥有十分充足的产能。但是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讲的那样，如此强大的消费品生产能力也反映出这些国家在增长模式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过度依赖国外的消费者。这种依赖是形成第二条断层线的根源所在。
全球经济之所以不堪一击，是因为传统的出口国国内需求疲软从而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扩大开支以维持平衡。因为出口国的能够提供充足的商品，像西班牙，美国，英国这样忽视甚至鼓励家庭债务的国家，以及像希腊这样缺少政治意愿去压制政府民粹主义和工会需求的国家，就开始了长远的规划来拉动国内需求。最终，这些国家的家庭和政府都债台高筑，不仅未来需求能力的扩张受到了制约，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全面改革的阵痛。但是，只要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死守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不放，大量的商品就会像潮水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涌动，寻找政策和自制力最为薄弱的国家作为突破口，诱使其消费，直到其最后无法负担，继而陷入危机之中无法自拔。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经济体要依赖其他国家的消费才能得以发展？这种依赖性产生于他们渴望摆脱二战的毁灭性打击或者摆脱贫困实现飞速发展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和银行）广泛地进行干预，以牺牲本国家庭消费能力为代价，打造实力雄厚的企业和极具竞争力的出口商。
长久以来，这些国家建立了十分高效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行业----如佳能（Canon），丰田（Toyota），三星(Samsung)以及台塑(Formosa plastics)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为保护其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醒。尽管全球性的竞争减轻了政府干预出口领域所产生的恶性影响，但是面向国内的生产领域就难逃此劫了。银行，零售，餐饮以及建筑行业通过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限制了各行业内的国内竞争。所以，这些行业的效率很低。比如在日本，没有一家银行能在全球范围内同汇丰银行相抗衡，没有一家零售商在规模和价格优势上超过沃尔玛，没有一家快餐连锁在分店数量上击败麦当劳。
所以，尽管这些经济体能够实现高速增长并跻身富国行列，但低劳动成本优势会渐渐消失，出口也会变得愈加困难，那些效率极低的内向型行业就会成为严重制约国内经济自发性增长的瓶颈。到那时，这些经济体在正常时期获得自身发展已经很难，要是赶上萧条期，若不通过巨额财政开支的刺激作用，实现国内增长更是难上加难。当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解囊时，政府就会出于本能地眷顾那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内生产商，但是这些企业效率偏低，并且对经济的长远发展作用甚小。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依赖国外需求来使自己走出经济低谷。
前景看起来并不容乐观。随着这些国家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改革会变得更加困难，其依赖性也会日趋严重。尽管中国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目前也正走在这样一条危险的路上。中国若不想沦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则必须作出实质性的政策转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充分发挥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体系的碰撞
过去，在一些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中，尽管工厂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外的需求，但这些国家并不是净出口国。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早期，包括韩国和马来西亚在内的一些国家增长节奏较快，因此要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大量进口机械设备。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要承担贸易逆差并要从世界资本市场贷款为其融资。
甚至连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最初也帮助消化了一些剩余的出口。但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从工业化国家大规模贷款来投资无疑是自找麻烦。在第三章中，我将会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会从剩余产品的吸收国转型为净出口国，从而导致了问题的出现：从实质上说，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与其融资国的金融体系是建立在不同的基本原则之上的，而且两种体系是互不相容的。这种差异性是断层线产生的另一根源，也极大地提高了通过借债来为本国投资和增长提供资金支持的风险性。
像美国和英国这样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强调的是是透明度及合同在法律体系内的可执行性：因为商业交易并不依靠幕后的私人关系进行，这被称为“公平交易”制度。因为金融家们有能力搜集各种公开的信息，也了解借款者的运作方式，并且深知自己的债权会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执行，所以信心十足。所以他们愿意持有长期债权（如股份）和长期债务，不需要通过银行等中间机构就可以为最终受益者直接融资。每一笔交易都应该公正公平并且要通过激烈的竞标。上诉说法显然有点讽刺的意味—因为在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中透明性已经荡然无存—但这种说法反映了该体系的实质。
对于那些政府和银行积极干预经济增长的国家，其金融体系与上诉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公开的金融信息非常有限，或许是因为政府和银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直接指挥资金的流通，不需要也不想要公众监督。如今，虽然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已经放下了手中的指挥棒，但银行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信息被严密地掌控在一些内部人士手中。由于公开的信息较少，所以合同条款的执行基本上要依赖于长期的商业关系。借款方要么还款，要么同贷款方通过诚信的方式进行协商以防关系破裂产生不良后果，在这样的一种体系中，关系就是金钱。这就意味着体系外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外国的金融机构，几乎无法融入该体系。事实上，恰恰是这种差异令这一体系能够顺利地运转，因为如果借款人能够像在公平交易体系中那样让贷款人之间相互竞争，干预将失去效力。
因此，如果来自工业化国家公平交易制度中的私人投资者需要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融资—正如20世纪90年代早期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外国投资者因为不了解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内部关系，所以会采取三项保护措施。第一，只提供短期贷款，以确保能随时撤资，达到风险最小化。第二，只接受以外币标价的付款，以防该国一旦发生通货膨胀或者货币贬值时其债权缩水。第三，通过当地银行放款，如若发生撤资，而当地银行无力还款时，政府将出面协助银行以避免大面积的经济损失。所以，投资者得到了政府隐性的担保。由于担心当地经济出现动荡而受到附带性损害，这些来自公平交易体系中的投资者愿意将他们的钱委托给这个模糊的关系体系。
这样一来，东亚在9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问题，外国投资者由于受到这些措施的保护，几乎没有任何动力去审查得到融资的企业。而国内银行体系的贷款一直都是由政府来掌控和担保，几乎没有能力进行细致的评估，尤其是当贷款者运用复杂的技巧或是投资复杂的资本密集型项目时。看到信贷的自由流动，贷款者高兴都来不及，哪会有功夫去想潜在的问题。但是，当项目出现表现不佳的迹象时，外国投资者就会迅速撤走资金。因此，严重依赖外资为该国融资的发展中国家就经历了周期性的暴起暴落，最后以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而告终。
那些危机不仅极具破坏力而且令人感到丢脸。例如，印尼的GDP从峰值一路狂降25个百分点，堪比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济下滑。但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经济自由落体式的下滑，使得数百万工人失去饭碗，衣食无着，也让印尼遭遇了种族暴乱和政治动荡。最糟糕的是，印尼曾经为从殖民者的统治中获得解放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独立而感到自豪，可这时却要可怜兮兮地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其贷款，为此还不得不接受了大量的附加条件。其中很多条件都是工业化国家为满足自身利益而直接制定的，印尼虽然怒火中烧，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主权受到侵犯。
从此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暗下决心以后绝不能再靠国际金融市场（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怜悯度日。联想到印尼的遭遇，这也就不足为奇。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决定不再从国外贷款，彻底抛弃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和以借债来维持的经济扩张。此外，一些国家还决定通过低估货币来繁荣出口。他们不仅通过购买外汇来维持较低的汇率，还建立了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未雨绸缪，以防国外债主再次恐慌。所以，在9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缩减投资，从商品和资本的净进口国转型为净出口国，也就加剧了全球商品的过剩。
不久之后，工业化国家企业的投资的项目也在互联网泡沫中迅速崩溃，于是世界经济在新千年的头几年间陷入衰退期。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因其经济模式是出口导向型，所以也自身难保。刺激增长的重任便落在美国的肩上。
失业型复苏和刺激政策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美国的政治因素决定其必须刺激消费。但是尽管美国为世界经济走出2001年的衰退期提供了必要的刺激，但人们仍然发现，正如1991年的复苏一样，工作岗位并没有随之增加。由于美国的失业救济期限较短，进一步刺激经济活力的政治压力显著升高。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说，失业型复苏并不一定是一个过去时—实际上，目前的复苏情况已经表明美国迄今为止在增加就业岗位方面进步缓慢。失业型复苏是尤其有害的，因为长期刺激政策的目标是迫使私营部门非自愿地增加就业，这样做会削弱该部门的积极性，尤其是对金融行业来说。这样也就行成了由政治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另一条断层线，这一次，它随着经济循环发展到不同阶段而不断变化。
从1960年到1991年的经济衰退之前，美国的每次经济复苏都是很迅速的。经济从衰退的低谷期回升到衰退前的产量所用的平均时间不到两个季度，恢复就业所用的时间也不到8个月。但是，1991年和2000-2001年之后的经济复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尽管恢复产量的时间，1991年为三个季度，2001年仅为一个季度，但两次经济衰退之后，恢复就业的时间却分别用了23个月和38个月。确实，尽管经济回暖，但失业仍在继续，所以这类复苏被名副其实地称为“失业型复苏”。
不幸的是, 美国简直被它搞得手足无措。一般来说，失业津贴仅能发放六个月。更糟的是，医疗保健福利一直以来都是和工作捆绑在一起的，一个失业的工人很有可能无法承担医疗费用。
只有在经济回升较快且工作岗位充足时，短期的福利才会有效。工人们因为担心在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就失去失业津贴，于是就会更加卖力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但是新增工作岗位数量很少，积极的动力又沦为巨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不仅对失业者来说是这样，甚至那些拥有工作的人也担心某一天会丢了饭碗，茫然落魄。
政客们若是无视公众的焦虑，只能自食苦果。尽管老布什在伊拉克不负众望地打了胜仗，但他第二次竞选仍然失败了，大家普遍认为这是由于他对2001年经济衰退后的失业型复苏所引发的公众担忧缺少关注。政客们充分地吸取了这个教训。从政治上来讲，经济复苏的关键不是产量，而是就业，政客们愿意从财政方面（政府开支和低税收）和货币方面（降低短期利率）加大对经济的刺激，直到就业出现起色为止。
从理论上讲，这种行为反应了民主的优越性。而实际上，公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巨大压力反而让政客们可以无视美国长久以来政策制定的制衡体系。在危机的阴影下，政府出台一些长期的政策，那些在经济下滑的时期恰巧执政的政党就可以借此机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在政策制定上就会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选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同样也会招致过度开支,不利于政府长期的财务稳定。
在第五章中，我将会探讨这些政治因素是通过什么具体方式影响美国的货币政策的。货币政策当然由美联储来掌管，但美联储的独立只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若是有哪位美联储主席敢挑战政府的权威，在就业没有转好之前就提高利率的话，我们只能说，您的胆子可真大。确实，美联储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持高就业率。而且，当失业率居高不下时，工资上涨（央行的主要担忧）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美联储就会认为保持低利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一方面，一些其他的市场，包括国外市场，就会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做出反应。例如，大宗商品的价格，如石油和金属的价格可能会上扬。另一方面，资产价格，如房屋，股票以及证券，也会发生膨胀，因为投资者会抛弃较低的短期利率，转向收益更高的投资。
更严重的是，在这些时期，金融行业所面临的风险性更大。在2003-2006年间，低利率使得政府原本就鼓励的低收入购房行为更加疯狂，助长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同时也加重了美国的债务。美联储为鼓励企业投资，增加就业岗位，曾承诺会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低利率，这无疑是火上浇油。这个承诺让资产价格继续走高，并加深了金融行业的风险。在艾伦格林斯潘的最后一搏中，这位美联储主席在2002年告诉市场，如果市场发生自爆，美联储不会出手去捅破资产价格泡沫，而会通过新的扩张帮美国度过危机。如果金融市场在进入狂热状态之前需要一个证书的话，那么这番话就是那张证书。
美联储仅仅关注就业和通胀——实际上，只有就业受到了关注，这是一种在政治上缺乏谋远虑的行为。尽管这完全是美联储的职责所在，但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手中的工具有限，美联储央求别人不要一下塞给他们这么多具有潜在竞争性的目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其狭隘的侧重点对经济产生的广泛后果：尤其是，美联储倡导的低利率和高流动性对金融行业的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断层线因以政治为动机的刺激政策与正在寻求竞争优势的金融行业相互作用而产生，就如同鼓励低收入购房一样，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美国金融行业的结局
来自各个断层线的微震是如何集中爆发，差点毁了美国整个金融行业的？我认为有两点是值得一提的。首先，大量的资金从海外或通过政府扶持的抵押贷款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流入了低收入住房市场。这导致了房价暂时的飙升以及按揭贷款的质量的不断下降。其次， 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承担了大量的风险，包括购买大量为次级抵押贷款融资而发行的低质量证券，但却通过短期贷款的方式进行融资。
让我说得再具体一些。在新世纪的头几年中，发展中国家靠出口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而美国，在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尤其是在住房建设行业，于是发展中国家就扮演了美国的融资者的身份。为安全起见，外国投资者购买了由政府扶持的抵押贷款机构所发行的证券，如房利美和房地美，于是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政府的低收入住房计划。这些投资者中，很多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暗地里揣摩着美国政府会为这些机构背书，这就好像当时的工业国投资者认为会在危机发生之前得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持一样。尽管房利美和房地美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他们已经不再按照市场的套路出牌了。
还有一部分来自国外私有领域的资金流入了评级较高的次级按揭证券。此时，缺少警惕性的外国投资者过于天真地相信了美国公平交易体系。他们充分相信该制度中的评级和市场价格，并没有意识到，流入次贷市场的来自抵押贷款机构和国外投资者的大量资金已经腐蚀了这一体系。因为公平交易体系的弱点之一便是，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所说，它依赖于价格的准确性：但是当洪水般的资金必须得到吸收时，价格可能会变得极其不真实。在这里，不同金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再一次加重了金融领域的脆弱性。
然而，这次金融恐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银行将低质量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打包出售，而是银行本身就持有了大量的此类证券，并通过短期债务为其融资。说到这里，我们就又回到了我在杰克逊霍尔演讲的主题。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美国的银行愿意承担如此高的风险？
在第七章中我将会讲到，问题出在这些风险的特殊性。来自投资者的大量资金流入美国次级贷款市场，以及政府在住房市场中的积极参与，似乎暗示着在购房者没有发生违约之前，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与此相似的，由于高失业率，美联储愿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宽松的环境，因此融资紧缩的风险短期之内还不会出现。在这种环境下，现代金融体系吸收了过量的风险。
对于银行来说，通常情况下，承担的风险越多，收益越大。但也有可能损失惨重。从社会的角度看，银行不应当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遭受损失，代价是十分高昂的。不幸的是，金融体系的利润构成强调利用短期的优势，这也使得银行从业者们更热衷于追逐风险。
尤其有害的是，为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或避免政治痛苦，来自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已经或即将进行的干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让很多金融实体承担协调一致地承担同样的风险。这样一来，风险转化为损失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金融行业当然应该为风险承担主要责任。在这次危机中，金融业的失败表现在一下方面，如扭曲的动机，盲目乐观，贪婪，错位的信念以及从众心理。但是政府也难逃其咎，它让风险看上去更加诱人，妨碍市场遵守规范，甚至还违规的行为叫好。不幸的是，在危机发生之后的政府干预才可以说当上是恰如其分的。在这次危机之中，政治道德风险与金融业的道德风险一拍即合。令人担忧的是，此类情况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
换句话说，在现代民主制度中，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一直都是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很多学者都把心思放在定义两者的合理行为上，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脆弱性的主要来源。在民主制度中，政府不会允许普通百姓遭受来自残酷市场的附带损害。老练的现代金融业深谙于此，通过各种方式利用政府为不平等，失业以及银行业的稳定担忧的良好初衷。问题的症结是，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的宗旨和民主制度的宗旨互不相容。但两者却能够携手并进，因为两种体系可以互相弥补彼此的缺陷。
我并不是要为银行家们辩护，他们在危机发生之后的公共救助阶段仍然享受高额津贴，从道德上说，这是令人愤慨的，从政治上讲，这也是缺乏远见的。但是光有愤怒是没用的。尽管金融行业罪行累累，但由于它处在多条断层线交汇的中心位置，行为也会受此影响。包括银行家，政客，穷人，国外投资者，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在内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做了自以为正确的事情。但实际上，像政客和银行家这样的关键参与者极有可能无意识地分别受到了选举模式和市场认可的影响，才让他们一头猛扎进危机之中。我们无法找到真正的恶人，而且每一个参与者都没能够在断层线之间建立良好的协调，使我们更难找到解决方案。规范银行高管的的津贴只能解决一部问题，尤其是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着多么大的风险时。
我们面临的挑战
如果此次危机是由参与者的合理行为（至少从他们各自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造成的，那么我们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了。很多都是金融行业以外的工作；怎样才能让美国的那些不甘落后者拥有真正的成功的机会。我们是否应该建立更加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在金融危机来袭时保护家庭的利益，还是寻找别的方式使工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如何让世界上的一些大国戒掉对出口的依赖？怎样才能使他们完善本国的金融行业，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和风险。当然，还包括美国应如何改革金融体系，避免再次将世界经济推向深渊。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真正安全的金融体系既不承担任何风险，也不鼓励创新和增长，更不会帮助穷人脱贫，消费者的选择余地也很小。这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体系。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是从人类所面临的各项严峻挑战来看——如气候变化，人口结构老龄化，贫穷等等——满足于现状才是最大的风险，因为这会让我们无力去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我们不想再回到过去那些糟糕的日子，银行业是多么的乏味：我们总是忘记在一个严格管制的体系中，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是那么的少。我们希望金融业富有创造力和活力，但不想看到过高的风险和令人愤慨的行为。这很难实现，但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我们也应该认清，好的经济和好的政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曾经被称作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家错就错在他们相信一个国家只要建立起制度的钢筋铁骨，政治的影响就会被削弱：这个国家就会永远的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我们现在应该看清，只有当政治合理且均衡的时候，制度（如监管者）才能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深层次的不平衡（如不平等）能够在政治上掀起巨浪，也盖过了制度的约束性作用。一个国家，若是政治失衡，不管其制度多么发达，都会重新退回到发展中国家的状态。
我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改革需要仔细的分析，有时也需要对细节的观察，这是有些乏味的。我将在第八章和第十章探讨可行的改革，并会主要关注宏观政策。我希望我的建议比那些要求严惩银行家及其监管者的呼声更加简明，更具建设性意义。如果这些建议得以实施，我们的世界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将摆脱日益加深的危机，走上一条经济更加健康，政治更加稳定，合作更加广泛的道路。我们将会在克服全球挑战方面取得进展。这些改革的成功也需要各个国家改变生活方式，增长方式以及做出选择的方式。任何改革都难免会经历短期的阵痛，但是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广泛并且深远的好处。这种改革因为见效慢，所以很难迎合民众的胃口，从而对政客们的吸引力也很小。但是如果我们无所作为的话，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会比这次经济动荡更加惨痛。如果不加以补救，断层线就会日趋加深。
世界的前景并非是暗淡无光的。今天的我们有两个足够充分的理由来保持乐观：技术进步让几个世纪以来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经济改革带领大批的穷人从中世纪的生存条件一跃进入了现代经济。只要能够从危机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稳定世界经济，未来的我们就会大有作为的。同样，如果从中汲取了错误的经验，我们将会失去更多。现在，让我把这些断层线和艰难的抉择一一呈现在你们的面前，此时此刻，我的心中怀揣这一个信念，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就一定能够书写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这样做。
第一章 让他们消化信贷
简在一家非营利性的研究组织担任助理，她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32年了。她在学校的时候曾是一名出色的打字员，而且还修了一些商务方面的课程。上完大学第一学期的课程之后，她觉得对她来说大学教育的成本要高于所能带来的收益；市场对打字员的需求很大，而且薪水也比较有吸引力。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家非营利性组织，一开始她要为两位上司工作。她的主要职责是缮打报告和研究论文，整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并接听电话。
很多年之后，好多最初和简做同样工作的人都失去了工作。计算机的出现——先是大型机，然后是个人计算机——缩减了助理们的日常工作量。中层主管和经理们都学会了自己打印文件。报告和基础分析都外包给了其他公司来做，那些公司中的工作人员能够很快地完成任务。大多数过去存放在柜子里的文档现在都以电子的形式存储在硬盘里。而且，简的老板越来越习惯通过电子邮件交流，电话也就不常用了：他们的业务运转并不迅速，不需要时刻同客户保持口头交流。结果，简的秘书工作也受到了威胁，最后，她失业了。
然而，简通过重新给自己定位，顶住了来自机器的侵袭。她很快地又在这个组织中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她成了新上司们的“维修工”，协助处理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的事务——比如，挑选餐厅，为办公室订餐，邀请演讲人并负责安排日程，阻拦愤怒的客户并确保他们的问题得以解决，或是跟一个执拗的会计打交道，弄清她的上司提交的账单。因为简现在所处理的事务都是不常规的，是无法通过机器来解决的，因此她需要向更多的上司汇报工作——最近的一次计算是九位上司。由于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所以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她很庆幸自己至少还有一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简的上司们是计算机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极大受益者。他们发表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过去，他们还要把这些文章影印出来通过邮递的方式寄送给一小部分真正感兴趣的人，但是现在，他们把文章上传到一个网站上，很快就会被广泛地阅读。他们的报告更加丰富，论坛也办得更加有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经常会回答一些来自陌生人的请求，这些人在网站上读到了他们的文章，这些陌生人希望同他们交流，咨询或是征求专家的意见。
科技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秘书工作和文职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如今已经逐步被自动化所替代，他们像简一样，大多数人拥有高中教育甚至是大学教育的背景。但是那些高层人员需要处理的非常规性的，富有创造力的工作得到了技术的辅助。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CEO们在键盘上敲打几下就能看到公司目前的库存状况，分析师和咨询师的报告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读到，对于那些具有技术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增加。尽管技术的发展抢了一些人的饭碗，但是它确实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
然而，一般来说，技术的进步从长远上看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益的。它能够缩减单调乏味的工作，让工作者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充分发掘自己的才能。现在我们可以把文章直接发到网站上供人浏览，不再需要让秘书去贴上千张邮票，再把这些最终都会被丢尽垃圾箱的信件邮寄出去，这样一来，还可以保护大量的树木。但是从短期来看，技术进步也可能极具破坏效应，而且如果人们缺乏应对措施的话，这种破坏效应甚至会一直持续下去。
美国在历史上曾经对技术的变革作出了适应性的调整。19世纪中期，随着农业的主导地位被制造业所取代，美国掀起了一场接受小学教育的热潮，使美国人成为当时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厂的劳动日益复杂化，一些新兴的大公司也划分出多个部门，对能够处理大量工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需求量不断提升，拥有高中学历的工人也越来越受到欢迎。在20世纪早期，高中教育开始繁荣起来，为美国的工厂和办公室培养了一批灵活，且训练有素的工人。在1910年，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工人拥有高中学历，到了70年代，也就是简开始工作的时候，四分之三以上的人都接受过高中教育。
尽管美国早期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是成功的，但是正如哈佛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凯茨（Lawrence Katz）所言，在下一个阶段中，美国在教育方面的进展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近来的技术进步要求工作人员拥有大学本科的学历才能够胜任。但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却无法满足需求——确实，各个年龄阶段的高中毕业生比例都停止了增长，甚至和70年代的水平相比还有略微的下降。随着就业市场出现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状况，那些有学士学位或者更高学历的幸运儿们发现自己的收入直线上升。但是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据2008年的统计，占美国人口的70%——收入水平则原地不动，甚至还有所下降。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堪一击，下一波技术改革和外包热潮又很可能吞噬掉大量的工作岗位，令人愈加担忧，面对这一切，许多美国人很难对未来保持乐观。虽然大部分美国人在寻求机遇方面比较灵活——他们愿意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另一个国度去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但是时代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人不得不回到高中去充电，然后才能尝到继续教育所能带来的好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那些遥远的不确定的工作机会。有些人缺少接受继续教育的毅力和动机；而另一些人则是压根就没有资源。例如，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每月要做两份报酬很低的工作，总是入不敷出，对她来说，继续教育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由于美国的教育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存在不足，因此在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只是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平等，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左派和右派都各执一词。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近几十年大范围的放宽管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资源（如人才）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税率的变革，工会力量的削弱，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数量的增加，这些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管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已经让很多人深感不安。
美国曾被誉为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种说法曾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让美国成为自由经济的大本营，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对这一说法失去了信心。政客们总是对选民的心声非常敏感，他们试图寻找一剂灵丹妙药来应对这一发展难题：为那些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落在后面的人提供宽松的信贷资金。于是，美国在教育事业上的失败以及公民因机会难寻而产生的焦虑情绪都被间接地转化成沉重的家庭债务，也最终成为了这次金融海啸的震源。大部分观察家都忽视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恰恰说明了这些断层线隐藏之深，危险之大。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美国收入水平的不均衡状况日益加剧。工资是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资金额排在美国总人口的的前10%的人（即比美国总人口中90%的人工资要高的人），在1975年到2005年间，其工资的增长额要比排在后10%的人高出65%。（这一差异被称为90/10工资鸿沟。）在1975年，前者的平均工资比后者多三倍，到2005年，则多出五倍。这种增长主要体现在极高收入人群中：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分化并没有同高收入者之间的分化那么严重。
很多来自学术界和大众媒体的评论人士比较关注前1%甚至是0.1%的精英人士的薪水，或许是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往上看。我认为美国目前最令人担忧的趋势就是90/10和90/50工资鸿沟，这些差异真正地反应了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状态。
90/10工资鸿沟的产生的原因可基本归结为经济学家口中所说的“大学升水效应”。拥有本科学历者的工资同只拥有高中学历者的工资之间的比值自1980年以来稳步上升。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进行的人口调查结果显示高中毕业生的工资中值为27963美元，而本科毕业生为48097美元——比前者高出将近72%。拥有专业学历的人（如医学博士或工商管理硕士）的薪水则更高——工资中值为87775美元。“大学升水效应”同样也能解释为什么50/10工资鸿沟并未迅速扩大，因为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没有进过大学或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实际上，中等收入者的队伍主要由像简和她的同事一样的白领工人构成，这些人受到技术变革的冲击是最大的。
为什么“大学升水效应”会日益显著？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的发展要求工人拥有更高水平的技能，反映了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偏重于技能的技术变革”。但是戈尔丁和凯茨指出，科技的进步会对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二者之间的相对发展速度的是稳定的：在20世纪初，车辆和飞机的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不亚于出现在20世纪末的互联网和组织结构变革。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受教育者的数量。在1930年到1980年之间，30岁或30岁以上美国人的平均受教育时间每隔十年增长一年。到1980年，美国人接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比1930 年多4.7年。但是，在1980年到2005年间，这种增长十分缓慢——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仅增加了0.8年。
人才输出减速的部分原因是高中毕业率的停滞不前。尽管回顾历史，美国高中毕业生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比重自1980年以来一直岿然不动，但是其他国家却已经了赶上并超越了美国。而且，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处在20岁到24岁这个年龄阶段的美国人正在接受大学教育（这些人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比率从1980年的44%上升到2003年的61%），毫无疑问，这得益于潜在高薪的吸引力，但是大学毕业率的提高却跟不上这个速度：尽管“大学升水效应”日渐显现，但是很多像简一样的学生还是选择了从大学退学。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的大学毕业率比40年代的高不了多少——当我们联想到现如今大学毕业生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这个事实时，就不能不感到震惊。
教育发展停滞不前的一个合理解释是一国国民所能接受的教育总量或许是有着内在限制的。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写出一篇博士论文的潜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只有美国受到了限制，其他国家似乎并未受制于此。尽管美国历史上曾领先全球，如今却在四年制大学毕业率上落后于其他12个富国。我们要是也注意到美国的高中毕业率在富国排名中位列倒数第三，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不仅输给了自己的历史也输给了竞争对手。
话说回来，工资并不是收入的唯一组成部分。总收入应该包括来自股票和债券的收益，并从中去除去所应缴纳的税金。很有趣的是，在20世纪末，美国前0.01%的最富有人士的收入中有80%来自工资和自营产业，只有20%是来自金融投资。这一比例同20世纪早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那时富人的收入多数是来源于资产。现在的富人都是勤劳致富——不管是比尔盖茨一样的企业家还是像高盛集团的劳尔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一样的银行家——而不是坐享其成。这是一个有了好工作就能致富的时代，但是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甚至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那些能带来财富的好工作拒之门外。
尽管我一直都在用“教育”这个词，但是有时我所指的也包括就业的能力，其实一个更好的说法是人力资本，即广义上的能力，包括健康，知识，智力，态度，社交能力和责任感，正是这些素质让人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一份子。传统教育或许在培养个人人力资本的过程中最为关键，但是家庭，社区和雇主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在后面的内容中，我将继续关注教育的话题，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上诉其他因素。
教育不仅仅能够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拓宽就业前景，它的意义要远胜于此：教育通过其内在的价值让人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潜质。此外，据研究表明受教育者通常情况下更关注保健，参与犯罪活动的可能性更小，更愿意参加公益活动和政治活动。而且，他们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从而让子孙后代从中受益。因此，随着美国教育的衰退，整体社会的质量也每况愈下。
为什么美国会落后？
为什么美国的教育体系令人失望？美国的大学教育体系仍可称得上世界一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所以问题显然不是出在大学体系上。其实，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了三个很显著的问题。首先，很多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经历极其糟糕，很多学生没等高中毕业就退学了。其次，即使在那些能够从高中毕业的人中，仍有很多人没有准备好接受大学严格的环境。最终，随着“大学升水效应”的增加，高等教育的学费也在不断攀升：这是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提供的一项服务，但近些年来这项服务并没有多大改进。（通信技术有很大的提高并没有让芝加哥大学的班级规模显著的扩大，尽管学生的学习体验或许有所改善）。尽管美国有意扩大对学校的经济支援，但是把子女送到私立大学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甚至对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随着各州预算吃紧，连州立大学也在大幅度地增加学费。
当然，在学校的学习并不是唯一接受教育的方式。在营养摄取，学习环境和行为期待值方面的差异使得每个孩子在童年时代就显现出不同的学习能力。家庭至关重要，同时，孩子们渴望效仿的对象以及朋友们的看法也会产生关键性影响。我女儿所在的大学附属中学里，班级里一个最聪明的孩子总是出类拔萃，尽管她不是受欢迎的那种，但却是其他孩子秘密崇拜的对象。拔尖的学生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大学的课程，甚至和教授签约进行项目的研究。然而，在美国很多学校中，聪明极有可能意味着危险，因为孩子们总是对那些敢于跳出低期待值陷阱的孩子充满怨恨。还是这个道理，强者总是越来越强。富人们能够住在体面的街区，为孩子提供充分的健康护理和营养，使得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功课若是掉队了，家长也能出钱给他们请家庭教师和学习助手。如果父母有钱的话，即使是残疾对于孩子来说也不会像它看上去那么痛苦。正如政治分析家劳斯?多尔特(Ross Douthat) 和赖安?瑟拉姆(Reihan Salam) 所说：“康涅狄格州预科学校的孩子抽着大麻却仍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去读大学；印第安纳州农村的孩子吸食冰毒并且辍学；纽约南布朗克斯的孩子吸食可卡因最终死于流氓斗殴中。”
家庭的不稳定对穷孩子的伤害也更大。贫困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夫妻关系破裂的可能性更大，一旦离婚，经济的担子要比富人沉重的多：因为他们需要同时维持两个家庭，轮流照看孩子，这些就要花去他们收入中的一大块，使得其他基本需求都很难得到满足，就更不用想给孩子请辅导教师帮助孩子渡过难关了。因此，在穷人的家庭中，离婚对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富人的家庭。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不平等往往会愈演愈烈。
我们并不需要触及那些极端不平等的例子中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现象。大批的人因无法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不能够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显示出社会严重的低效性。对头脑的浪费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美国已经浪费掉了太多。
造成不平等的其他原因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更高要求的大背景下，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只是造成不平等日渐严重的原因之一。还有其他原因也助推了这一问题的加剧。在过去三十年中，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又偏逢美国放宽管制期。激烈的竞争确实加大了对人才的需求，与此同时拉大了美国人口的工资差距。激烈的竞争提高了歧视有才能的穷人所要付出的代价，本应该有助于缓解不平等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不平等仍然加剧了。放宽管制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的灵活性，放大了员工的工资的涨落幅度：一个企业家在经过若干年的颗粒无收之后突然赚了上百万，这会增加收入分布曲线最顶部和最底部的分布范围。（对于一个后来成为一位收入颇丰的教授的穷学生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影响要为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负三分之一的责任。
更大规模的移民和贸易也在这个问题上难辞其咎，因为移民直接参与到非技能性工作的竞争，而远在其他国家的非技术性工人也通过贸易间接地参与到竞争之中，两者共同压低了美国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大部分研究认为这一因素的影响比较小。然而，非技术性移民只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助长了不平等。他们基本上是位于收入分布的底端，从而使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更加严重了。矛盾的是，尽管他们在美国的收入要高于在自己本国的收入，但是他们仍然成为美国贫困人口的一员。
战后惩罚性边际税的削减（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最高税率曾高达91%，后来经过一路的起起伏伏，到我撰写本书时，已经降到了35%）刺激了人们去追求更高的收入，可能也促进了更多的企业家精神的以及更大的不平等。尽管放宽对竞争和进入的管制以及通过进口所带来的间接性的竞争是造成很多工会成员失去高薪的工作的主要原因，但是工会的软弱也削弱了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尽管只有一小部分的美国工人领取最低法定工资，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相对保持不变就意味着实际最低工资必然要下降（这样一来也能够确保那些有可能没有工作的人能够找到工作）最后，妇女也入到劳动力的大军中来，这也会对不平等性产生影响。因为具有有广泛社会关系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愿意相互结合，这种类聚婚姻也是导致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造成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原因是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被热议的话题。在我看来，一些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最令人担忧的不平等，即90/10工资鸿沟，主要是由市场对高度受教育人士的供求关系失衡所致。继罗纳德?里根总统开始执行反劳工政策以来，该政策一直都得到了在他之后的共和党政府的延续，其中，革新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保守派则通过倡导压制工资的方式来支持罗斯福提出的反竞争政策。然而，这两派都不否认教育的不平等是导致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对待不平等的态度
美国人历来不太在意经济上的不平等，除非这一现象走向极端——像十九世纪末所发生的那样。通过采用包括反托拉斯法和房产税在内的多种方式，人们确信由公司所有权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高度集中到能够左右政治力量分配的程度。为限制银行的权利，政府曾进行了多次的干预——这体现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为关闭美国第二银行（Second Bank of United States）而作出的斗争（在此之前，他指责该银行干涉政治领域），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让它成为各个银行除摩根大通之外的另一根救命稻草，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将最具实力的银行拆分开，实行分业经营的模式。同样地，通过反托拉斯调查，政府扼制了商业大鳄的实力，其中最有名的两项调查是针对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比尔盖茨的的微软公司。但是，除一些特殊时期外——如大萧条时期——政府和公众并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向富人征税，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衡。
向富人征收重税的政策并没有得到穷人的热捧，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同情富人，而或许是因为穷人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变富：赫拉修?阿尔哲（Horatio Alger） 所写的关于普通人在这片充满无限机遇的土地上获得成功的故事具有十分广泛的吸引力。尽管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一直以来都不切实际，但是或许在过去，可能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不十分大，以至于美国人可以把这个梦继续地做下去。根据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显示：高达71%的美国认为穷人很有可能摆脱贫困，而只有40%的欧洲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一差异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根据跨国研究的结果显示，美国人的收入流动性并不比欧洲人高，实际上在美国，收入位于后20%的人的收入流动性极低。尽管如此，收入流动性这一概念还是深深根植于过去的。美国伟大的社会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说，在美国，“财富流动的速度是令人震惊的，实践表明很少有上下两代人都受到财富眷顾的例子”。
在过去的25年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现实，即他们已成为教育质量不达标的受害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逊（Robert Samuelson）评论说“大体上，美国人并不十分担心不平等——即贫富差距——但他们更在意的是能否获得机会与成就：难道这说明人类进步了吗？”但是教育不平等的危害是极其隐秘的，因为它能够造成机会的不平等。一个人若是高中就读得马马虎虎的话，就很难在新兴经济的产业中谋求一份工作，这是连做梦都很难发生的事。很多美国人“将政治自由定义为完全的平等，却将经济自由定义为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实现不平等的成就，”在高质量教育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这一状况恰恰动摇了美国人心目中实现经济自由的根基，因为机会已不再平等。
如果美国人不再有机会让收入水平挤入更高的层级，他们就很难对未来保持乐观并对其他人的收入流动性保持容忍——因为眼睁睁看着别人往高处走的滋味并不好受。当其他人变得富有时，一切的价格都会上涨，而那些原地不动的人的实际收入——即通过购买力来衡量的收入——实际上就降低了。若是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资产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时，情况就更糟了，当我的邻居们都开上了现代和玛莎拉蒂的时候，我的雪弗莱就显得十分寒酸了。美国人历来不喜欢嫉妒别人，因为他们都很自信。但是当自信心即将离我们远去的时候，嫉妒和仇恨这对手足兄弟离我们还会远吗？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为参与竞争所做的准备并不充分，他们也就开始接受了对自身期待值降低这一事实，“经济自由”这两个词也不再为他们勾画出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美好愿景。它们反而成了一个可怕的梦魇，充斥着持续增加的不稳定性和嫉妒情绪，因为穷人越来越难咸鱼翻身了。如果不加以遏止，任其发展的话，毁灭性的阶级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政治回应
政客们已经意识到不平等现象所导致的问题。因为和其他群体相比，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受到教育质量低的影响更大，所以，他们缓慢的发展经常被人们同种族原因相联系。然而，政客们深知，改善教育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多位总统都曾推动过教育改革，但成效甚少。而且，即使他们的改革真的奏效，变化也会姗姗来迟，来不及改变人们当下的生活。
税收和再分配应该是可选的解决方案，但是政治学家诺兰?麦卡迪（Nolan McCarthy）, 基斯?普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指出，日益加重的收入不均问题让国会更加两极分立，从而更难在税收和再分配问题上达成一致。就在我写着本书的时候，议会中两党对医疗改革的政策和态度大相径庭，民主党一致支持，而共和党则一致反对。政客们正在学着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他说：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争吵是自然会发生的，费力地去纠正不平等的现象反而可能加剧公民所不愿看到的冲突。
所以，政客们开始寻求方式来提高选民们的生活质量。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宽松信贷一直都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解决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条障碍最少的道路。由政府提供的信贷并不会像收入再分配那样引起右派的关注——尽管，通过自身的经历，我们认识到它最后可能会成为成本最高的再分配方式，不仅危害接受者，同时也牺牲纳税人的利益。
政客们愿意让银行来扩大住房信贷，因为信贷能够同时实现多个目标。它能抬高房价，让房屋所有者觉得自己变得更富有了，还能推动他们消费。信贷还能够增加金融行业，房地产中介行业和房屋建筑行业的利润和就业岗位。而且，别担心，一切都是安全的——向房屋一样牢固——至少目前是这样。
宽松信贷真是好处多多，它收益大，见效快，而且受益面广，可是苦头还在后面呢。它的收益结构正中政客们的下怀，让许多国家都拜倒在宽松信贷的石榴裙下。一段时间以来，在很多富国中出现了一些金融行业的监管机构，它们同政客们唱对台戏，批判这种短浅的目光。然而，这次美国的问题是，政客想办法绕过了这些监管机构，而且住房信贷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以至于没有人敢提出反对。
住房信贷的简要历史回顾
美国大萧条爆发之前一段时期内同样出现了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和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或许这并非巧合。那时的按揭贷款和现在的并不一样。住宅按揭由银行和储蓄公司来提供（也称储蓄与放款机构）。按揭的期限较短，大约为五年，到期时需整笔还本付息，除非借款者能够重新融资。而且，大部分贷款的利率不同，所以借款人要承担利率变动的风险；一般情况下，贷款人只提供不超过按揭价值50%的贷款，因此，房屋所有者要承担因房产价格波动而带来的大量风险。
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越陷越深，融资干涸，房产估价骤降，房屋拥有者没钱偿还到期的贷款，大批借款者开始拖欠贷款。全国10%的房产被取消了赎回权，政府不得不介入，挽救即将跌入深渊的住房市场。房主贷款公司（HOLC）和联邦住宅管理局（FHA）是政府最初建立的两所机构。
房主贷款公司的作用是从银行和 公司手中购买违约的抵押贷款，把它们重组为固定利率的20年完全分期付款抵押贷款（在贷款期限内偿还本金）。较长的还款期限和完全分期的还款方式意味着房屋所有者不必再去面对灾难性的融资难题。政府愿意在一定时期内持有这些抵押，但并不打算长期参与贷款业务，所以政府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让私有领域的贷款者对这些抵押贷款感兴趣。那些历来都排斥长期贷款的私人贷方是不会轻而易举的信任借款者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联邦住宅管理局通过提供抵押保险来承担违约风险——主要是为了让贷款者吃一颗定心丸，一旦发生违约，联邦住宅管理局会偿还贷款。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联邦住宅管理局收取保险费，并严格设定它所担保的最高贷款上限（最初为房产价值的80%）以及贷款金额。这些限制性条件也确保了一个政府不愿担保的私人抵押贷款市场的出现。
所以，那些购买由联邦住宅管理局提供担保的抵押贷款的银行和储蓄公司只需承担利率风险——利率风险的产生是由于他们用短期的可变利率存款来为长期固定的利率的抵押贷款融资。只要短期利率不走高，这笔生意还是有利可图的。
在1936年，房主贷款公司停止运作。为了向银行提供融资渠道，政府建立了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NMA），来再次吸引长期私人贷款进入抵押贷款市场。事实上，FNMA还购买了有FHA 担保的抵押并且发行长期债券，出售给像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样的投资者，以此方式来为购买抵押贷款融资。和银行以及储蓄公司不同的是，FNMA拥有更长期的固定利率的融资渠道，所以即使长期持有抵押贷款，也不用承担利率风险。
该体系一直运转良好，直到60年代，短期利率上扬，导致存款从银行和储蓄公司流出——因为在大萧条时期，政府为防止过度竞争而制订了调控性存款利率上限，使银行和储蓄公司无法与更高的市场利率进行竞争。对抵押的贷款的融资又干涸了。为了补救，1968年，政府试图通过将房利美一分为二来加强市场的直接融资能力——新建了的政府全国抵押协会（GNMA或基利美），继续从事抵押贷款的担保，打包和证券化，房利美经过改制成为私人持股公司，通过想公众发行债券和证券化债权为抵押融资。那时，林登约翰逊总统正需要资金为越南战争中越堆越高的账单付款，私有化巧妙地将房利美的债务从政府的账单中抹去，让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更健康了。不久之后，房地美（全称美国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成立，负责将储蓄公司的抵押贷款证券化。最终房地美也被私有化了。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为扼制通胀将短期利率上调到迄今都难以想象的水平。储蓄和贷款行业的投资组合中大部分都是利率较低时购入的固定利率的长期抵押贷款，而他们在融资的过程中却要支付高得离谱的短期利率，这些机构最终都破产了。政府并没有让储蓄公司关门大吉：房地产市场太重要了，而信贷又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让纳税人去填补这个巨大的窟窿实在是难以启齿了。
为此，政治体系作出了回应，通过了1980年的《存款机构的管制取消及货币控制法案》（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和1982年的《甘圣哲曼储蓄机构法》(Garn-St. 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两部法律拓宽 了储蓄公司的贷款范围以及借款方式，帮助该行业重新赢得了稳定。后面的故事就十分令人遗憾了，尤其让人愤懑的是这些储蓄公司拿着纳税人的前在商业房地产市场上进行了一场血本无归的豪赌，我想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储蓄公司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损失，而对纳税人来说这简直是一次不可估量的损失，而政府在这场悲剧中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不用说大家也会知道结果，房利美和房地美取代了储蓄公司并在抵押融资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房利美和房地美
众所周知，房利美和房地美是受政府扶持的企业，它们是两个奇特的怪兽。尽管它们都是由私人持股且全部利润归股东所有，但它们并不完全私有。它们当然也并非公有，因为它们不归政府所有，但是它们在享受政府优待的同时还肩负着公共责任。它们享有很多优惠待遇，包括免交国家和地方收入税，董事会中拥有政府指定的董事，以及拥有美国财政部批准的信用额度。对于那些投资的民众来说，和政府之间的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意味着这些机构拥有整个美国的信用为其撑腰。所以房利美和房地美可以以只比财政部高一点的利率筹集资金。这些优惠的待遇也为两房带来了公共责任——支持住房融资。
房利美和房地美做了两件事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按照自己的设定的规模限制和信用标准从银行购入抵押贷款，从而使银行获得资金放出更多抵押贷款。接着，这两个机构将大量贷款打包，并在为抵押提高违约担保之后发行资产抵押证券。他们还直接从市场贷款，购买由其他银行背书的抵押支持。因为这些抵押贷款的信用较好，所以投资的安全性高且回报极其丰厚。但是大部分收益都得益于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实现的低成本融资。这样做是有严重政治风险的。
可支付性住房计划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量的的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看到自己的工资总是维持在原有水平甚至还有所下降，因此政治集团便开始寻找速效的解决办法——当然要比教育改革见效更快才行，教育改革要等上几十年才能看到成果。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可支付性住房，此时，房利美和房地美显然是最佳渠道。国会知道可以将房利美和房地美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因为他们从政府那里拿走了大量的好处，如果政府停止通过政府预算秘密地为“两房”拨款，那么他们的经理人一定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住宅企业金融安全与稳健法》，推行的此法的目的之一是改革对这些机构的监管，另一个目的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帮助低收入者和少数人群体实现他们的买房梦。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部（HUD）在该法案的指引下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制定了可支付性住房目标计划，并跟踪计划的实施。每当国会在某个法案中用了“安全和稳健”这样的字眼，结果往往就会和他们的初衷背道而驰，这部法律也不例外。
尽管两房不能阻拦法律的出台，却能够影响法律的制定，使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确保了法律允许其持有的资本数额低于其他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并确保新的监管机构——HUD中的一个在金融服务监管领域中初出茅庐的部门——要依靠国会的拨款才能维持运转。这就意味着，监管方若是想束住两房的手脚，他们在国会中的铁哥们就会削减对监管方的预算。国会积极的参与，由政府撑腰的私人企业对利益穷追不舍，监管者软弱且自主性差，所有这些因素摆在一起，便昭示着灾难的来临。
最初，房利美和房地美并不愿意把这些有利可图的业务暴露在风险之下。但是当看到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时，他们屈从了。上世纪90年代，《纽约时报》记者斯蒂芬?霍尔姆斯（Steven Holmes）曾警告说：“房利美进入了这个新的贷款领域，甚至可以说这是有意而为之的，该行为导致其所承受的风险大量增加，若是在经济向好的时期，这倒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经济出现衰退，这个由政府资助的实体就会陷入泥潭之中，政府救助也会随之而来，就像80年代政府挽救储蓄与贷款行业那样。”随着住房市场的繁荣，两房发现对低收入者贷款中的高利率十分具有吸引力，良好的市场环境再加上缺乏低收入贷款的经验，所有这些都蒙蔽了他们的双眼，让他们看不到其中的附加风险。
在克林顿执政的时期，HUD逐步提高了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低收入住房业务指标。两房欣然接受，他们还巴不得这样呢：他们有时似乎是在怂恿政府去委任给他们更多的权力，这样才能说服股东去冒更大的风险（除此之外，还要说服他们给管理层发放更加高额的津贴）。1995年，HUD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制定的低收入住房业务占总业务的比例为42%，到2000年（克林顿执政的最后一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0%。
一些批评家曾担心房利美和房地美对针对无还款能力者的掠夺性贷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回顾与两房之间的关系时，HUD在2000年的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承认，两房“拒绝”透露“他们所购买的高价抵押贷款”，所以HUD决定不再对两房施加“不必要的额外压力”！
居者有其屋战略
国会的努力得到了克林顿政府的支持。1995年在一份旨在扩大房屋自有率的战略性文件的序言中，克林顿总统写道：“去年，我指示住宅与战略发展部的部长亨利?G?西兹内洛斯（Henry G Cisneros）…制定一个长远规划，实现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纪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提高住房自有率不仅有利于家庭和社区，还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壮大中产阶级队伍。重新点燃每一个家庭的购房梦会让美国为迎接新世纪的机遇做好充足的准备。”这番话有何实践性意义？这份战略性文件接下去说：“对于潜在购房者来说，没钱支付高额的首付和借款手续费是限制购房的主要障碍。而另一些家庭则没有充足的固定收入，无法每月根据标准借款条件所规定的市场利率还款付息。由公私领域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和才智（文件原文并非斜体，为作者所加）而打造的融资战略应当解决购房者的这两大金融障碍。”
简单地说，克林顿政府的意思就是金融领域应该开拓创新型解决方案帮助那些无力购房者实现买房梦，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尽管该战略有别于在危机中十分显著的忍者贷款和“骗子”贷款（指不要求借款者提交资料，借款者可谎报收入的贷款），但是却给即将出现的危机定下了基调。
克林顿政府还通过其他方式对金融领域施加压力。1977年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要求银行在本地市场中运营贷款业务，尤其是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少数人群体。但是该法案并没有明确规定贷款的指标，其执行由监管者负责。克林顿政府向监管机构施压，要求其通过对银行进行调查和威胁来执行《社区再投资法案》。仔细研究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之后就会发现，在90年代，随着该法案执行的力度逐步加强，贷款也在有所增加，尤其是在那些显眼且政治敏感的大城市里，因为在那里银行最容易受到监督。
这也使我回想起联邦住宅管理局曾为这些抵押贷款提供担保。主要是针对其他金融机构敬而远之的高风险抵押贷款。该部门直接受到政府的管控，并称得上是物尽其用。2000年，克林顿政府将借款人可申请联邦住宅管理局担保的最低首付标准大幅度地削减至3%，并增加了该部门可担保的抵押贷款的规模上限，同时还将借款人所应付的保费金额削减了一半。所有这些举措都为低收入住房建设和贷款市场的繁荣铺好了道路。
所有权社会
到了乔治?W?布什执政的时期，美国房产市场的风头正劲。布什同样也认识到了如果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后果将会是危险的。正如他所说：“如果你有一些资产，这个国家的未来就会与你息息相关。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资产，那么美国就会更加朝气蓬勃，而且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在布什2002年对HUD发表的讲话中，他说：
但是我相信仅仅拥有一些资产也只是美国梦的一部分而已。我相信，只有当居者有其屋的时候，他们才算真正地实现了美国梦……昨天在亚特兰大，当我走进一个房屋拥有者的新家的时候，我对这一点则有了更真切的感受。这家的男主人对我说，欢迎来到我家，眼中洋溢着自豪感。他没有说，欢迎来到政府的家；他没有说，欢迎来到我邻居的家；他说的是，欢迎来到我家……他为此感到自豪……我希望这种自豪有朝一日会传遍整个美国。
后来，在解释他的政府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时，他说：“我要十分自豪地告诉大家，房利美已经响应了这个号召，据我所知，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他们将向借款人提供了4400亿美元的资金。他们通过影响力为我们前面所说的购房人群筹集了充足的资本。为住房市场融资是房利美的使命；现在他们必须将其付诸实施。房地美也有兴趣帮忙。我本人很感谢房利美和房地美强大的资金支持。
2004年，尽管美联储已开始加息并表达了对房市过热的担忧，布什政府还是将房利美和房地美对手低收入者的贷款业务提高至总业务的56%。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皮特?沃里森（Peter Wallison） 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卡罗米尔斯（Charles Calomiris）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这一段时期内更是脚踩油门，开足马力的原因并非是他们有无私奉献的精神，而是因为2004年曝光的会计丑闻让他们对国会关于低收入贷款的要求更加惟命是从。
到底有多少贷款从这些机构中流出，它们是什么时候流出的？我们很难得知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账本上到底有多少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正如房利美前首席信贷官爱德华?平托(Edward Pinto)所说的那样，这部分是由于在这些实体的账本上,很多贷款实质上都是次级贷款，但并未被归入到次级贷款的名下。比如说，只有当原始权益人将一项贷款归为次级贷款时，房利美才会跟着这样做。所以，很多对低信用借款人的贷款都没有被归入次级贷款或Alt-A贷款。平托发现，当贷款被正确归类后，对于两位抵押贷款巨头和联邦住房管理局来说，仅次级贷款这项（包括通过购买抵押支持证券的融资）就从1997年的850亿美元一路飙升到2003年的4460亿美元，此后，又徘徊在每年3000至4000亿美元之间，直到2007年，平托的研究结束。在这段时期，这些实体占市场的平均份额为54%，而2007年则高达70%。据他计算，到2008年6月，两位抵押贷款巨头，联邦住宅管理局和其他政府扶持的项目的总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金额将达到2.7万亿美元，约占此类贷款总金额的59%。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主要由政府投资，或由受政府影响的机构投资来做大的市场，除此之外，我们真的很难再得到其他结论了。
信贷也疯狂
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从政府扶持的机构涌入低收入住房的融资领域，私有领域也不甘寂寞地来凑热闹。毕竟，他们都很会算账，他们知道政府行为背后的政治压力不会转瞬即逝。只要有政府的支持，刺激贷款就会继续保持其流动性，低价住房的价格也会上扬。低风险高回报——还有比这更诱人的吗？不幸的是，在政府的资金的支持和教唆下，私有领域将可支付性住房指令以及建立居者有其屋的社会的良好初衷演变成了一场金融灾难。
克林顿和布什对经济增长让大量人口掉队的担忧是正确的，而且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扩大房屋自有率——也是一个合理的权宜之计。问题的出现并不在于政府的初衷，而在于初衷和结局总是相去甚远，更在于政府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所动用的组织和个人与政府是同床异梦的关系。从近期的历史中（包括 储蓄与贷款危机）的得到的教训对政客们来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政府若是强迫善变的金融领域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且代价高昂。然而，为了满足那些相信政府会摆平一切的人的需求，政府必须做出行动，通常情况下，连那些最理智的政客都不会拒绝这样做。
而且，怀疑政府的动机是容易，但建立意图确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当参与方都不愿去承认该意图时——在金融危机这个例子中。政客们把宽松信贷当成一针安抚剂。我在本书中多次地说到，很多主要参与者们很可能根据民众的欢呼和喜好行事，而并非是通过深思熟虑来做决定。即使没有一个政客想出这个马基雅维利式的计划，即通过宽松信贷减轻选举人的焦虑——有大量证据表明政客们确实努力地推动了宽松信贷——他们的行为也会被他们所在乎的选民所左右。换句话讲，政客们会试图传递不同的信息直到有一条和选民产生共鸣。那条信息——例如，承诺让选民买得起房子——就成为了他们的政治平台的一部分。事实上，很可能是选民主导了政治行为（就如同市场主导企业行为一样），而非政治行为主导选民。至于到底政治行为是出于清晰的意图还是受到无意识的引导，对于它所产生的广泛后果来说，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
阿蒂夫麦恩（Atif Mian） 和阿米尔?苏菲（Amir Sufi）是我在在芝加哥大学博思商学院（Booth School）的两位同事，他们进行了一项很有趣的研究，将危机爆发之前的一些结果进行了微观数据分析。他们用邮政编码来表示那些潜在次级借款人（低收入和低信用评级较低的借款人）过多的地区，发现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这些地区的信贷增长是优级贷款地区的两倍还多。更有趣的是，在那段时期中，次级贷款地区的贷款数量和家庭收入增长呈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在2002至2005年间，收入增长缓慢的地区反而得到更多数量的贷款。回想起我在前面所讲的内容，这一发现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这完全是由政府精心安排的，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把钱借给穷人。
在这些次优级贷款地区，随着信贷规模的扩张，房地产价格也在不断上涨，。事实上，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低收入增长地区房价的涨幅比其他地区更高（因为低收入增长地区是贷款的重点地区）。不幸的是，信贷推动了房价继续走高，使得家庭的基本收入无法负担还款的要求。结果造成违约率上升。2006年以后，次优级贷款地区的违约率是优级贷款地区违约率的三倍，和其本身的历史违约率相比也要高出很多。
难道低收入家庭贷款的增加是受到了需求的驱动？毕竟，我曾提到过，他们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很难想象这些经济拮据的家庭会主动出去借钱来买房子。并非是需求的增加推动了借款行为：实际上由于政府出台的一些重要政策推动一些金融机构主动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贷款的意愿。
并不是所有此次危机发生之前的狂热贷款行为都和低收入住房有关：很多贷款也发放给了大规模的公司收购。然而，次级贷款和次级资产抵押证券是引燃这场危机的元凶。尽管那些经济人，发放不良贷款的银行和虚报收入的借款人都难辞其咎，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不管政府的初衷是多么的良好，有证据表明政府的行为大大地推动了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一些金融机构也难以逃脱由危机带来的恶性影响。随着这些金融机构的抵押贷款投资组合损失日益加重，购买资产抵押证券的投资者也日渐担忧。2008年9月7日，财政部长亨利 ?J ?保尔森（Henry J Palson）发布的消息印证了市场上的猜测，他宣布：政府将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承担两家公司的债务。据保守估计，为救助两大金融机构，纳税人要付出数千亿美元的代价。而且，政府接管两房之后，就完全包揽了房地产市场所出现的问题。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两个由政府管理的机构正在扩大房地产市场的敞口，试图将房价维持在一个不切实际的水平，这意味着纳税人要为此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在和政府挂钩的机构中，并不是只有房利美和房地美出了问题。2007年至2008年间，虽然危机不断加深，但联邦住宅管理局仍在继续为低收入借款人的贷款提供担保。如今这些贷款的违约率超出20%。这或许还情有可原（虽然并不怎么明智），政府部门需要在经济艰难的时期通过支持贷款发挥一个反周期的作用。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皮特?沃里森指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联邦住宅管理局还要在2005年和2006年的两年间为本已经失控的次级贷款推波助澜，让这个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直到最后破灭。在这两年间，受担保贷款的违约率也超过了20%。联邦住宅管理局或许也需要纳税人的援助才行。政府扩大对低收入者贷款的行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还会持续增加，或许还会达到无法估量的水平。
有趣的美国特征
在1999年到2007年间，随着房价的上涨，美国家庭办理了房屋抵押贷款。这种贷款的范围很广，以至于尽管房价呈两位数增长，但美国现有按揭贷款的贷款与价值比率在这一段时期内几乎没有降低。房价的上涨让低收入家庭有能力获得其他形式的非抵押贷款。例如，美联储的消费者财政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在1989年至2004年间，未偿付抵押贷款的低收入家庭（收入位于后四分之一的家庭）的比例翻了一倍，而那些拖欠信用卡债务的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提高了75%。相比之下，那些高收入家庭（收入位于前四分之一的家庭）拖欠抵押贷款或信用卡债务的比例在这段时期内则略微下降，这表明，家庭负债的迅速蔓延主要是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
确实，尽管世界各地都受到低利率影响而出现了房地产热潮，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主要集中在那些以前难以申请到贷款，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的借款人中。细致的研究表明，美国此次房地产热潮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低收入群体房屋价格的涨落幅度要高于高收入群体。
相反，在美国历史上的房产热中，高收入人群的房屋价格往往比低收入群体的波动更大。包括爱尔兰，西班牙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工业国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房产价格泡沫，不同的是，美国的整体房屋价格并不像上诉国家那样同基本面的联系那么紧密。房地产泡沫发生在那些对市场崩盘抵御能力最弱的人群中。至少从一些细节上来看，美国的的房地产热是与众不同的。
一些激进的经济学家争论这次危机是否是完全由政府对低收入住房信贷的干预所导致。这当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如果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政府，这是有误导性的。但是，如果说政府完全没有责任也同样具有误导性。私有金融领域在21世纪初瞬间吸收了大量的低收入住房贷款，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要搞慈善，也不是得益于金融领域的创新——毕竟，资产证券化在那时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忽视政客，政府和准政府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对屋子里的一头大象视而不见一样。
我已经提到过，政府对不平等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回应就是推动平民领域的信贷扩张，让那些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的人也能够消费得起。很显然，是美国当时的特殊环境让这种政治回应成为可能——尤其是，政府对住房融资拥有强有力的控制，而且考虑到当时美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实行直接的收入再分配也是很困难的。而且，为实现扩大住房自有率的目标，政客们还试图把人们带回那些具有象征意味的过去，在过去那些美好的旧时光中，美国的小企业家和农场主都拥有自己的房产，并且和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这些特殊的社会环境并不一定会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
美国的过去和一些新兴市场现在的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两者都用信贷当作安抚剂。美国上一次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状况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中小型农场主发现自己已经被产业工人落在了后面时，他们借平民党之口表达了他们缺少融资途径以及希望银行业改革的声音。由于来自这方面的压力，在20世纪早期，银行业的放松管制得到了推进，银行业的规模也壮大了起来。确实，在一位平民党候选人在农场主的支持下赢得了1916年的北达科他州州长竞选之后，平民党创立了美国第一家州立银行——北达科他银行。此后，农村银行信贷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繁荣，然而，在20年代，农产品价格逐步下跌，农民失望情绪加重，大量小型农村银行倒闭。这和最近的这次危机一样，说明平民信贷的扩张有些过头了。
利用与政府挂钩的金融机构向那些信用评级不高但却有重要政治价值的选民提供贷款的传统在新兴市场中也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哈佛商学院教授肖恩?克尔(Shawn Cole)发现，在印度的州立银行会在大选年期间增加对一些农民的贷款，增加幅度约为五到十个百分点，这些农民相对贫困，但却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在选举势均力敌的地区，这种现象则尤为突出。这种贷款导致违约率大幅增加，而农产品产量却没有明显提高。由此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一种高成本的收入再分配形式。最近，印度联合进步同盟政府在2009大选之前，将中小型农户所拖欠的债务一笔勾销，评论者认为此举帮助了该政府重新当选。看来在全世界，平民主义和信贷都是一对亲密无间的伙伴。
摘要与结论
在美国，由于人们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从而加大了扩大住房信贷的政治压力。由此产生的断层线严重扭曲了美国金融领域中的信贷业务。扩大住房贷款途径，提高住房自有率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的最方便，最受欢迎，也是最快捷的途径。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借力于他们在大萧条时期为解决房屋贷款危机而一手创办的金融机构和部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组织如今反而成了此次房地产灾难的助推器。
这里并不是要怪罪他们的初衷。克林顿政府想让穷人也能买得起房，布什政府想提高住房自有率，这些初衷都是值得称颂的。他们在集中精力为落后者排忧解难的同时也在为根本性措施的奏效来争取时间。但是政府的意图和最终的结果可能会背道而驰，尤其是当私有领域在其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时。对那些耐不住性子的政客来说，越多看起来就会越好。任何政府政策工具都有其限制，在小范围内奏效的做法，一旦大面积推广，尤其是在短时间内大面积推广，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噩梦。对低收入住房贷款给与一定量的扶持，不仅能使各方受益，而且也不会引起私有领域过于激烈的反应。但是大规模的扶持政策却可以扭曲房价和私有领域的动机，这就是过犹不及。更进一步说，私有领域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并不一致，通常政策的制定都没有将这个这个差异考虑在内。于 是就出现了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
一届又一届的政府都接连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压，迫使他们支持低收入贷款。由于两房过去的业务主要是针对优级贷款的，所以他们没有发放和购买次级贷款的直接渠道，也就无法达到政府规定的指标。所以在资金最充足的几年中，他们购买了次级资产抵押证券，但并没有根据陡增的风险进行自身的调整以适应这种风险。而且，承担这些风险所带来的早期回报颇为丰厚。初期较低的违约率让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胆子更大了起来，而他们软弱且易受政治影响的监管者几乎没有限制这种冒险行为。同时，银行的经济人获悉有人愿意购买这些次级资产抵押证券，而且什么都不问，出手相当痛快，于是他们就开始忙不迭地发放贷款，根本不审核借款人的信用，信贷的质量自然要跟着下降。但是在开始的一段时期，问题被上涨的房价和较低的违约率掩盖了起来——宽松的信贷自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直到房价停止上涨，违约便如山洪爆发。
通过本次金融危机这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宽松信贷是一个成本极高的再分配方式。太多本来并没有购房欲望的贫困家庭赔掉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积蓄，现在又落得无家可归；太多的房子建好之后就得永远地闲置在那里；太多的金融机构损失惨痛，不得不让纳税人花上几年的时间慢慢地吸收这些损失。尽管住房自有率的确是提高了——从1994年的64.2%提高到2004年的69.2%——太多本来无力偿还贷款的家庭也没有抵制住诱惑，自从2004年开始，住房自有率开始下滑，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被取消抵押的赎回权，这一比率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这场教训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没有什么“解决方式”能像打开贷款的水龙头一样，在开始时给人支持与信念，结束时却只剩下相互指责和埋怨。贫困的国家现在仍在热切地希望能够得到外国的援助。现在我们知道，援助只会带给人们依赖，债务和差劲的管理，却很少带来增长。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方式是微型信贷——通过小组贷款的形式将钱借给穷人，在这个系统中，来自组内其他人的压力会增加个人还款的动力。尽管这种方式在小范围内适用，但是历史教导我们，任何做法一旦大面积推广，尤其是被当作政府的政策工具时，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看着我们的美国梦日渐衰微，看着美国民众的机遇正在渐行渐远，美国应该做些什么？对问题视而不见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不加以纠正，不平等现象只能回变本加厉，甚至会激起群众强烈的反应。在民主的社会中，当人们看到经济前景黯淡无光时，他们会寻求政治上的解决途径，如果政治不能对此做出反应，他们就会想其他的办法。在政治上充当替罪羊的第一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最显而易见，最易被妖魔化，却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非法移民和国外的工人并不参加选举，但是他们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非法移民所做的工作是正常情况下别人不愿意去碰触的，而国外的工人为我们生产了廉价的进口商品，提高了美国人，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总会有一个比寻找替罪羊更好的解决途径，我将要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法。
在这一点上，我想转向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日益突出的一个问题。正当美国在政治压力的作用下开始走上刺激消费的道路时，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靠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已经占据了全球经济的更大比重。为什么这些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经济上的依赖性，以及这种依赖性会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产生何种影响，这便是我下面将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章 出口拉动增长
由于我父亲是位印度外交官，因此我跟随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我对印度真正的记忆得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是父亲回到德里工作，而我才刚十岁出头。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我们不算贫穷，但是父母要养活四个孩子，而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父亲在政府工作的薪水。更严重的是，市面上能买到的东西很少，尤其是对于习惯了欧洲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孩子，日子更是难熬。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来到超市搜寻面包。当时，政府正在努力限制非必要消费品的生产，面包当时也被认为是非必要的。此外，由于政府对面包进行官方定价，仅有的少量面包都被那些有关系的人买走，并以黑市上的高价转手。因此，我们在空荡荡的超市转来转去，想着怎么取悦于售货员，虽然其价格是政府定价的两倍，还是希望他们会有人从他们隐藏起来的存货中卖给我们哪怕半块儿面包。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朋友的哥哥在市场上买下了一个铺位，我们都极其兴奋，这使得我们不必再去市场上苦苦寻觅了。
但是，我们在找汽车上就没这么幸运了。高额的进口税使进口汽车价格十分高昂，让人难以承受。政府只允许三家国内的企业生产汽车，而且产量有限，因为汽车也被认为是非必要商品。能够容得下我们一大家子人的唯一一种印度制造的汽车就是大使牌轿车，这是1954年款的老爷车的印度版，几乎与原版没有什么区别。虽然这种车在其他国家都被认为是老古董了，但是印度想要购买这款轿车的人却要等好几年才能轮到自己。因此，我的父亲决定买一辆小型摩托骑着去上班。因为公共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全家很少出去游玩。
政府希望限制消费，并鼓励储蓄，而家庭的储蓄的确很多。但也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后果。由于商品短缺，而价格定得非常地低，在公开市场上很少能买得到。黑市因此繁荣了起来，如果你有现金或有关系，在黑市上一切都能买到。就业机会很少。增加汽车产量就意味着对餐馆和电影院的需求增加，于是，不仅汽车工人，而且侍应生和售票员的需求也增加了。我想这种现象背后可能有我理解不了的宏伟计划，但政府的政策显然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印度依然很贫穷。我决定深入了解一下，于是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这本书也是印度政府政策无心催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三十五年之后，描述成功的国家寻求经济增长所遵循的发展道路就变得比较容易了。这种政策一方面注重政府在早期发展阶段加强干预，这正是我为什么将其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或者管制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注重出口。尽管描述起来容易，但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在关键发展阶段，政府的行为必须背离其自然倾向。我青年时期的印度就搞砸了。也许这是为什么近年来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迅速地摆脱贫困的原因。
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在得到很好实施的情况下，成为了战后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在这一战略刚出现的时候，出口国的出口量很小，使得世界其他国家能够增加支出并消化其出口商品。不幸的是，当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出口国富裕之后，他们在长期追求外向型增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和体制已经使他们无力催生强劲而持续的内需，经济增长也难以均衡化。
他们在全球市场上为其剩余商品寻找那些能够消化这些商品的国家，并吸引世界各地的国家、公司和家庭增加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担负了巨大的贸易赤字，这对于消化剩余商品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有多少国家为此而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发誓绝不再担负进一步的赤字以及不再借款。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扔掉了依靠外债增加支出这个烫手的山芋，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如希腊、西班牙以及英国却接了过来。不过，我想先描述下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以及这种战略行得通的原因。
寻求增长的不确定性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今天很多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长期的稳步增长，而不是因为他们增长的速度很快。在1820年到1870年之间，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是当时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它们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8%和1.3%。相比之下，智利、韩国和台湾这些后起之秀在短期内的增速是这个速度的好几倍，短短几十年内跻身世界富裕经济体之列。日本在1950年不是个穷国。但是在1950年到1973之间，日本的人均收入涨幅高达8%左右。这些后起之秀为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梦寐以求的发展标杆，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这些后起之秀，尤其是在增长速度方面。
那么，这些后起之秀怎么会发展如此之快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日本在1950年到1973之间的增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匹敌的。但是从那以后，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中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这个发展速度。为了了解这些发展态势，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最初会贫困，以及他们是如何摆脱贫困的。
增加资本对增长很关键吗？
任何一个从富裕国家到贫穷国家的人都会发现他们之间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实物资本的层次不同。在富裕国家，巨大的机场里停放着巨型飞机，大型的工厂摆放着高科技机器，灌溉良好的田野里轰鸣着大型的联合收割机，而且家庭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家庭用电器。这都告诉我们富裕国家的实物资本远远多于穷国。实物资本能够提高收入，因为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产效率。一个使用反铲挖土机的工人所挖的泥土比好几个使用铁铲和独轮手推车的工人完成的工作量都要多。
然而，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1990年得一份有创意的论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实物资本的多少，那么为什么富国的富余资金不流向穷国使穷国能够购买所需的实物资本呢？毕竟，资本投资每增加一点点，穷国从中得到的利益更多。在非洲一些地区，要去数百英里远的某一个非洲城市，乘飞机去伦敦或纽约，然后再转机去这个城市，比直接去还要划算。如果非洲城市之间的道路修好的话，那么非洲的商业将会得到很大的促进。但是，增加一条大路对于交通已经很发达的日本对没有多么大的作用。的确，卢卡斯计算得出，一美元的实物资本在印度创造出的价值将是在美国创造价值的58倍。他提出，即使考虑到在印度投资可能伴随着较大风险，全球金融市场也不能无视这些收益的巨大差别。
卢卡斯总结说，也许是因为在穷国的收益会比计算的少很多，因为这些国家缺少创造收益必需的其他因素，也许是教育或者人力资源的缺乏。也许，一个使用牛和耕犁（已经延续了了五千年的耕作方式）的埃及农民，在使用了拖拉机之后会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相比之下，一个美国爱荷华州的农民在已经使用了多种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之后，即使在多一个拖拉机，效率也提高不了多少。但是，印度农民也许受教育程度没有爱荷华州的农民高也许不了解废料和杀虫剂，不了解什么时候该使用这些东西实现产量最大化。因此，印度农民使用一辆拖拉机所增加的产量可能低于爱荷华州农民多买一个机器所增加的产量。
然而，即使在考虑到富国和穷国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异之后，卢卡斯断定，资本的使用效率在穷国还是要高于富国。此外，有证据显示近年来世界各国教育领域的巨额投资，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穷国可能缺少其他的要素，不利于机器和受教育的人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妨碍这些国家变富。少量的外国援助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提供这些要素。
组织资本
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没有合理的组织结构支撑实物资本的有效利用。你不能购进一个复杂高速的机器后只雇佣一个聪明的人来操作它就行了。如果想将这台机器投入使用，这名操作员周围必须有一整套组织体系。你可能需要一个可靠的供货商来提供原料，需要买家购买生产出来的商品并将这些商品应用到实际生产中，需要经历决定产品结构，需要一个维修团队来负责机器的维修，需要采购团队与供货商接洽，需要营销团队来与买家打交道，需要安保体系在夜间保护机器，等等。一个小型汽车修理铺和丰田之间的区别，或者一家小药店和 梅奥临床 之间的差别，都是相当巨大的，而且这种差别据定了他们是否能够有效使用现代化的大型尖端设备。
当然，这些复杂的组织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他们需要其他复杂的组织来提供投入以及优势购买产出。同等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金融，电力、运输以及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同时，还需要良好的政府管理体制，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并推动商业交易的进行。
起步较早的国家如何建立组织资本
奥地利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提出，资本主义是在创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来者带来了创新性的方法和技术，摧毁了原有企业的生意。工业化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很多动态确实反映了这一过程。比如，在过去很多年间，摄像行业的很多发展都由于数码摄像技术的革命而黯然失色。柯达这样的公司没有预料到这场变革会进步如此之快，结果现在苦苦挣扎力求重塑自己。
这是考虑到这一增长过程，体制派经济学家（只是宽松的定义）提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是创造促进竞争和创新的体制环境，即确保财产权、完善专利法、削减准入门槛、减税，之后再让私营部门发挥作用。但是这种观点有个小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遵循着这条道路迅速脱贫致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穷国没有必要的私有组织来有效利用这样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又不利于快速创造出这样的组织。
比如，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具有很多这派经济学家所提倡的特点：政府小而清明、国内税率低、关税低、注重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政策（甚至在处理饥荒问题上也袖手旁观）。然而，在1820年到1950年之间，印度人均收入的增长几乎停滞，年增长率仅有0.1%，因为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几乎没有培育工业，而是鼓励从国外，尤其是从英国，进口商品，引进管理经验：1880年，印度的关税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结果，印度的私营部门几乎没有赖以发展组织资本的政府鼓励和必要保护。
实际上，经济学家可能夸大了体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体制性变革通常不是先于经济增长，而是在这一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开明政府在工业起步之际不会制定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来保障知识产权，因为这样的法律将会终结对外国人的疯狂的盗版，而这种盗版对其早期的发展是很有裨益的。而他们却会在国内企业足够强大了，能够创新，而且需要保护的时候才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法。一般来讲，体制似乎是有了现实需要的时候才应运而生的。这些体制在实际运用中得以完善，并防止那些应用这些体制的组织滥用权力。在很多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挑战是创立各种有效而复杂的组织。
起步较早的富裕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都是在长期过程中逐步建立其复杂组织的。新的产业最初常常是有很多小公司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些公司经营较好，创新能力卓越。他们比竞争对手的利润更高，雇佣的工人更多，而且逐步建立了有效、稳定的组织架构。起初，这些企业发展缓慢，既因为他们需要花很长时间建立起能够确保本企业正常运作的社会关系、组织规范以及组织程序，也因为一个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使用外部融资的能力有限。最终，有些企业获得了良好声誉和财富，很多都是，像安海斯布希公司和美国嘉吉公司一样的家族式企业，它们的名誉可以代代相传。因为银行将这种名誉和财富视为融资的抵押品，这些企业就能获得贷款并实现更快的发展。然而，一般来讲，它们增长缓慢而稳定，很多公司都中途倒闭了，新成立的小公司失败的比率特别高，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一般来讲，起步早的国家的政府，没有多少能力创造一个有力的发展环境，即使它们有意为之。在大萧条期间政府支出大增之前，美国政府在1930年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4%。那是，人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就在于国防和法治两个方面，但是要加强国防，也需要财富，而且富有的人不会滋生麻烦。因此，政府的确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通融过贸易壁垒和关税的使用。
笛福是商人、记者和檄文执笔者，也是《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他在其《英国商业方略》中详细描述了早期政府扶植产业的发展状况：都铎王朝的国王如何将英国从一个依赖原毛出口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依赖羊毛制成品出口的国家。玫瑰战争后，亨利八世即位。即位之前，他曾在低地国家地区流亡。当地羊毛生产带动的繁荣令他震撼，于是他决定在英国鼓励羊毛生产。
他采取了诸多措施，包括确定适宜生产羊毛的地区、从低地国家挖来熟练工人、提高羊毛出口关税，甚至禁止羊毛出口，以及禁止出口布料半成品，同时促进毛呢服装出口。伊丽莎白一世甚至向俄罗斯、蒙古以及波斯帝国派出了贸易专使。只有当度铎王朝的统治者们确信本国的生产者能够使用到充足的羊毛，而且在出口多余原毛上具有国际竞争力，才回允许原毛出口，这充分表明了对工业的支持是多么的用心良苦和谨小慎微。这种政府管制下的竞争结果导致了低地国家羊毛业从业者纷纷溃败。
政府还竭力创设银行业和贸易领域的私人垄断。（当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对印度贸易的某些垄断权，结果摧残了次大陆的很多地方）但是，公民们将这视为一种间接的征税，而且随着民主权利普及，公民们开始反对这些措施。结果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受制约，政府几乎不干预。政府干预的程度高低，是起步早的国家和起步晚的国家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
起步晚的国家的战略
起步晚的国家，尤其是二战后独立的国家，起步时期的组织缺陷和起步早的国家当初的情况相似。印度的政治家们常常回忆到，在1947年独立时，印度不得不进口缝纫用的针线。然而，他们的政府却迫不及待地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考虑到刚刚获得自由的人们的期待。此外，当他们起步的时候，他们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竞争，这种竞争是起步早的国家当初所没有遇到的。从起步早的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到起步晚的国家开始工业化期间，运输费大幅降低，但来自富裕国家的潜在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
然而，发展的战略还是很清晰的，即沿着富裕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逐步从低端科技转向高新科技和创新的前沿领域，并利用廉价劳动力保持竞争优势，直至技术得到改进以及可用的资本储备（包括人力资本）增加。
组织资本发展的基础也不是很好。由于起步晚的国家的政府不相信本国小而且不发达的私营企业会引领经济以自己满意的速度增长，政府面临两个选择：他们可以创立官办企业来进行商业活动，或者干预市场运行，为少数企业提供优待，使其能够不受竞争羁绊的情况下实现较快发展。无论哪一种情况，国家的储蓄都是通过金融体系提供给特权企业。政府一般还会通过高关税和进口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外来竞争，给予国内企业足够的繁荣空间。
制高点
先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即设立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除了军队，政府组织通常算是最完善的了。政府很容易运用现有的组织模式（通常是殖民地时期的产物），另外设立负责管理投资和生产的部门。其实，列宁在1922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演讲中指出了这条道路，他宣布国家必须控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即他所说的“制高点”不过，这是在为其新经济政策做辩护时提出的，而新经济政策主张给农民和商人更大的自由，有点讽刺意味儿。
有些经济体依靠公立企业的巨大贡献而变富，比如法国和台湾，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且不提经营复杂的企业，修建学校、道路和大坝等政府项目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其动机不是出于高效利用资源，政府的主要角色就是确保保障公共安全、市场运行以及履行合同等私人活动的上层建筑的有效运转。这意味着政府要保持中立立场，要透明地使用权力，而不能出现权力寻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员的收入应该来自其长期的政绩、职位和为公益服务的知识，而不是来自于滥用权力。换言之，他认为缺乏金钱激励符合官员工作的性质。
此外，由于很多政府活动的表现不好衡量，政府官员通常没有金钱激励，因为如果这样，恐怕他们会将精力放在那些易于衡量的的事情上（比如，处理的文件数量），而不是有用的事情上（比如，决策的质量）。知道他们行为的准则有很多。因为如果组织内部补偿机制差异化过于明显，那么成员之间可能会出现摩擦和嫉妒，这很难处理。所以，在进行可以衡量的任务时，比如进行一个任务明确、时间明确的项目时，金钱上的激励不是很多这并不足为奇。结果，政府项目拖时太久，负责人也不灵活应变。因为这种应变意味着政府官员要发挥主动性，而这可能有悖于某个规定。
极力不足引起的组织内部的低效，被这样一个事实加重了。这个事实是：政府是垄断组织，只要纳税人还可以压榨，不必担心资源不足。激励不足，加上缺少竞争，导致政府在进行本该属于私营部门的活动时，结局往往很差。比如，20时间80年代阿根廷国营的电话系统效率低得出名，等待一根电话线的时间居然长达六年！而且有的公司还专门聘请人负责拿着电话，一直拿几个小时，知道拨通为止。
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国营企业带来发展的例子。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发展很快，而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大萧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日本固然为韩国等东亚其他经济体树立了榜样苏联也以其国营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尼赫鲁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树立了榜样。不幸的是，效仿苏联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苏联官员的动力来自于革命热情或爱国热情，另外还有一层恐怖的氛围加强了他们的动力，即如果不能按时完成项目，就会遭受搞破坏的指控，可能会被判死刑。这种氛围下，官员的精力异常的充足。然而，这种激励不会持久，热情变成了愤世嫉俗，恐怖也逐渐蔓延。
此外，即使国营企业的激励措施得以维持，但长期来看，随着国家经济实现了基本的自给自足之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日益复杂。经济增长最终不仅需要更多钢铁，还需要一些更多的详细信息，比如需要什么级别的钢铁，需要多少，何时需要以及哪里需要等等。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范?哈耶克认识到，这种信息分散在社会中，存在于全国的钢铁消费者和分销商那里。这些信息可以被计划部门所获取，但是如果要求把个人的具体感受转化成为冰冷的数字，那么就会失去很多隐含的信息。而且，报上来的数字可能因为人的不同动机而被扭曲，比如，消费者向隐瞒需求量，希望加大产量，进而降低价格，而生产者希望降低生产指标，进而减轻压力。
哈耶克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认识到市场价格可以在不受到组织缺陷或偏好的影响来搜集信息。比如，不同级别钢铁的价格每天都在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调整，有时也会根据有组织的交换来变动。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写报告，而是通过他们期望的买卖价格来表达自己的意向，这些价格反映了他们对市场前景的独立见解。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官方的要求，而纯粹是出于私利的动机。无论这些信息质量如何，无论对某些人是否有害，只要时常还运作，价格变动就能帮助搜集这些市场参与者的信息。在苏联，经济体制最终崩溃的部分原因是中央部门赖以决策的信息是虚假的，不符合实情，不过这些数据被篡改得如此精巧，就算美国中情局的人也不会知道苏联经济的真正缺陷在哪儿。
总之，确实有一些运转良好的国营企业。但运转最好的那些企业往往会远离政府那一套规则、程序以及干预，除了所有权归国家之外，一切都遵循私营企业的模式。
特权政策
很多政府不再依靠国营企业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在依靠市场信号来进行资源配置的同时，着力弥补私营部门的组织缺陷，并努力打造国内的龙头企业。这种牵线搭桥的过程常常被奚落为权贵资本主义，换个好听点的说法就是关系资本主义或管制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在鼓励企业提高效率的同时，不仅保护少数企业使其免受外国竞争，而且给予其大量特权，以使这些企业能够实现盈利，增加自己的组织资本。
20世纪50年代，台湾为了促进其纺织工业发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就是很好的例子。台湾第一批纺织企业是由中国大陆人士创办的。这些大陆人士在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而中共接管大陆时把大量的机器装到了船上，最后来到了台湾海峡的对岸。不就，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台湾当局开始提高纱线企业的准入门槛，以防止“过度竞争”。之后，为了扶植现有的企业，台湾当局直接给予他们原棉，提前提供周转资金，并购买这些企业生产的所有纱线。对纺织企业的支持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台湾当局还对进口纱线和布料征收关税，甚至在关税不奏效时禁止进口。随着纺织企业逐渐崛起，当局鼓励企业之间相互融合兼并，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一般来讲，政府使用的工具库包括设立准入门槛、提供减税政策，帮助私营企业实现更多利润并利用现有资金进行投资、鼓励银行与特权企业加强联系，使银行能够给予企业充裕（以及低息）的贷款、向企业提供原料并提供价格补助、征收关税消除外国竞争的威胁。有了政府的补助和保护，少数特权企业便能够快速发展，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获得技术、组织能力和稳定性。
政府干预的力度有时候还会更大。尹仲容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并尤其钟爱经济学著作（包括亚当?斯密的著作），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经济的设计师，被誉为台湾工业之父。他在1953年进行得一项研究中，将塑料工业确定为台湾进军的重要领域。据传，他利用自己能够接触银行存款信息的便利，敲定了一个名叫王永庆的人作为扶植对象。王永庆有一定的储蓄资金，而且浓厚的创业激情。尹仲容决定上一个塑料的项目，便指示王永庆去做。台湾第一个生产聚氯乙烯的工厂就是在政府监督下建成的，并在运转良好的时候于1957年转给了王永庆。王永庆接着打造了台塑集团，这是台湾最大的企业。
然而，政府特权政策的干预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政府腐败，那么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优惠分配给竞争力低下的朋友或亲戚，什么也阻止不了政府的这种行为。菲律宾之类的国家就面临这样的痼疾。即使政府最初的意图是良好的，而且对现有企业进行了仔细的筛选，政府的保护依然意味着慵懒而低效的企业不用遭遇无奈的倒闭。因此，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如何在让特权企业盈利并提升组织能力的同时，依然保留住市场的约束性和激励性。
有些政府努力直接增强企业的效率意识和质量意识。比如，台湾经济的设计师尹仲容曾下令在台北公开销毁两万只不达标的灯泡，并没收数吨不达标的谷氨酸一钠(一种食品添加剂，味精的化学成分)。在这些案例中，生产者能够领会政府的意图。但是政府需要的不是某些官员的心血来潮式的约束，更加系统化的约束机制，这种机制即使在特权企业面前也一视同仁。
发展中国家的特权政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家庭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导致家庭消费水平往往走低。对于新成立的企业而言，工资往往很低，因为很多在低效率的农业领域的劳动者等待着工厂的低薪工作，构成了随时可以替补的预备大军，结果妨碍了工业领域的工资快速上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有可能会干预工资制定过程，这种有利于资方而有损于劳方的行为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此外，特权企业能够以低价购买政府控制的能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政府为了弥补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损失，便加大对家庭的征税力度，而在这样的垄断市场中，企业向家庭出售的商品价格很高。然而，银行给家庭的储蓄利率是由政府制定的，非常之低，而政府却对企业贷款提供补助，这就进一步剥削了普通家庭，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总之，打造强势企业的需要，可能会导致政府在牺牲公民利益的基础上，给予企业和银行特殊利益。因此，这些经济体中的国内消费就受到了认为的压制。我年轻时候的印度与我的韩国朋友记忆中的韩国没什么两样，工资低、工作时间长、消费受到抑制。没错，他们很多人都回忆起夜色下的首尔是何其黯淡，因为明亮的霓虹灯是不准用来为消费品做广告的。宵禁既确保了安全，同时也阻止了年轻的工人将经历浪费在跟经济生产无关的也生活上。因此，管制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公司由于国内消费不足而丧失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外向型增长和管制资本主义
约束低效企业并拓展商品市场的一个途径，就是鼓励国内的大公司进军国际市场。通过出口，企业不仅被迫生产出成本更具有竞争力的商品来赢取国际市场的份额，而且国际市场还有可能使这些企业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此外，由于出口企业不再受制于国内市场的狭小，便可以加大力度生产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最有比较优势的商品。
发展中国家中，新成立的企业常常集中在技术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比如服装业和纺织业。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一旦国内企业在政府庇护下站稳脚跟，政府便开始鼓励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到1961年，台湾的纺织品出口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对台湾纺织品实行了配额制。这一现象无疑表明台湾的纺织业已然成熟。
一旦企业了解了纺织品制造的基础，便开始沿着技术的阶梯爬得更高，生产更加复杂的商品，比如，阿到1970年，韩国主要出口纺织品，但今天主要出口汽车、硅片和手机等。而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依然在竞相出口纺织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加大鼓励出口的力度，提出对出口企业提供更多的补贴。比如，在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外汇稀缺，国家便会限制进口。然而，政府会给一些出口业绩显著的企业发放进口许可证，而这些许可证一转手便能获利，因此，企业便有了扩大出口市场份额的强大动力。如果遭遇了外国的进口配额，或者原料稀缺，政府也会将这些资源更多地分配给成功的出口企业。因此，效率高的企业就这样或直接或间接地收到了鼓励。
外向型增长战略不意味着政府要减少对内向型产业的支持。的确，如果出口企业想要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确会在初期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有些国家依靠认为压低本国货币汇率，或通过压制、笼络工会来压低工资水平，以此向企业提供变相的一般性补贴。这种策略更受专制政府的青睐。还有的政府会向企业提供特定的补贴，压低关键原料或能源的价格，或直接对出口商品或进口生产外贸商品所需的设备提供补贴。
政府加强干预、做大国内企业的战略必然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推动这些企业经受出口市场的检验。管制资本主义在使国家脱贫的即期目标上确有奇效，但落实起来绝非易事。
错过转型
管制资本主义初期需要给予企业特殊优惠政策，但这种政策在民粹主义的民主国家中不容易持续下去。然后，政府尽管在企业成立初期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最后还是要将其推向出口市场的。对于台湾这样小经济体，内部市场狭小，使得出口成了燃眉之急。而对于巴西这样国内市场巨大的国家来说，内销转向出口的进程却一拖再拖。
在转型问题上的一个反面教材就是印度。在首任首相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治理之下，印度着力加强企业的组织能力。尽管尼赫鲁将钢铁和重型机械等产业收归国营，却从未大力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实行了一套臭名昭著的“执照管理统治”，表面上是为了谨慎使用国家储蓄，而实际上的意思却是引导投资撤出官员们认为不能为未来增长奠定基础的产业（甚至包括汽车这样的耐用品产业），而是将投资引向重型机械这样的能够为经济增长助力的产业。可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那些现有的企业，尤其是早已经站稳脚跟的企业，收到了政府保护，无须参与竞争。政府还设法阻止外国竞争，一次来为印度的薄弱产业提供一个成长环境，知道他们羽翼丰满并有竞争力为止。
然而，印度政府向这些企业提供的保护，却使企业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彼得潘”(苏格兰剧作家 James Barrie 所著的剧名，及该剧主角，一个不肯长大的小孩) ，即永远壮大不了的公司。汽车工业即为明证。将近四十年中，印度只生产了五种款式的大使牌轿车，而且不同款式之间仅有的区别就在于头灯和风栅得形状上。印度取得独立之后，其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现在却陷入了人均实际增长率仅有百分之一的泥潭中，这一增长率被奚落地称作“印度增长率”
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就应该像韩国和台湾那样，转向出口市场，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但由于印度国内市场受到保护，而且市场很大，至少与一般的发展较晚的国家相比，企业全然不顾国家鼓励出口的政策，而甘于仅仅开发国内市场。这不是说政府试图变革极其艰难，尤其是考虑到受到保护的企业为执政党角逐选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一事实。这一阶段的民主国家却显示了很多的缺点：韩国朴正熙和新加坡的李光耀却不必为这样的细节所忧虑。结果，在韩国等国家爱的经济腾飞了很久之后，印度依然封闭、贫穷、没有竞争力，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与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相似。
出口国富裕之后的情况：德国和日本
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功地实施外向型增长战略。而且，这种战略会随着国家的富余而逐渐显露其局限性。为了理解这些局限性， 我们需要仔细地考察一下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二战之后，两个国家都不算真正地贫穷，它们拥有受教育程度高的国民、明确的组织发展蓝图，而且一些制度基础也得以幸存，但两国的经济都在战火中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股金总额大幅减少，大型企业或联合企业或者崩溃或者被占领当局压制着，而且家庭破败，无力消费。显然，出口成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由于很多人依然在农业领域，而且劳工组织都很温顺，战后的工资最初并没有与生产力增速的迅速提高保持同步（生产力增速用于衡量生产性投入的使用效率，因此，也可用来衡量利润率）。结果，公司能够暂时获得巨大的利润。
在德、日两国，成熟的银行体系承担了国家的部分职能。企业与全能银行之间的密切合作由于相互持股而得到了巩固，催生了国内卡特尔，弱化了国内市场的竞争，这就使企业能够将精力集中于角逐国际市场上。与德国相似，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经典版的管制资本主义。日本的企业集团以银行为中心，受到财政省和国际贸易工业部的监管。
然而，一旦农业部门的劳动者被完全吸引到了工业部门，出口企业中的工资水平难免会与生产率的增长保持同步。 截止到1975年，德国每小时的工资水平已经赶上了美国的水平，而日本则在20世纪90年代赶上美国的水平。因此，出口企业不再因为低工资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相对优势。更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德国和日本的初期的发展阶段结束，赶上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人均资本水平，则其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商品的进口大幅下降。由于家庭消费在战后受到抑制而内需不足，而且历届政府关注的是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调控而增加生产，因此，这些国家难免出现大量外贸盈余。起初，这些盈余能够帮助这些国家支付外国借款，但最终会加剧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
为了保持竞争力，德国和日本不得不进入到价值链的上游和需要创新的领域，制造出更多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不得不稳步提高生产效率。当然，在贸易部门，两国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国内不可贸易的部门，问题还是出现了，比如建筑业、零售业和宾馆业这些外国竞争不存在或者被刻意消除的领域。虽然政府为了支持出口企业而对市场进行的干预受到国际市场竞争程度的制约。毕竟，无论政府提供了多少帮助，如果一个产品的生产成本过高，那么必然失去国际市场的份额，而国内不可贸易领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部门生产增长率之所以低下，就是因为迫使低效企业收缩或彻底倒闭的市场力量受到了抑制。
在这方面，日本的表现要逊于德国。德国是欧盟的一部分，在国内竞争方面受制于欧盟的规则。因为德国在欧盟内部权力很大，因此一旦自己打破规则很容易使这些规则彻底失效。而日本在亚洲则找不到任何相同的外部规则。结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内向型生产部门提高效率具有极大的危害。
很多到过日本的人都惊奇地发现，日本宾馆的电梯尽管灯光明亮，指示清晰，任何人都能看到，能听清，竟然会有专职的女士负责为宾客升降电梯。也许这些女士在电梯是个新生事物的时候有这一个职责，因为那是正确使用电梯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挑战，而且老年人必须费尽口舌才能诱使他们进入电梯。这些年来，这一工作一直都存在，也没有经过改革而保留其迎宾的必要职责，使得这些女士可以做其他有用的工作。这说明日本的服务业还没有竞争力。
确实，当壮大的理发连锁企业开始在全国迅速开设美发沙龙，提供快捷廉价的理发服务，并削减现有的理发店数量时，就引起全国理发店协会的注意了。这个协会要求加强对其管理，并提出抗议说如果没有在理发之前先用香波清洗的话，会很不卫生，并最后通过一个法令，要求所有的理发店都必须采用昂贵的洗发设备。这里既就削弱了新发展起来的企业，并打击了这些企业的低价战略。
由于外贸生产部门的工资上涨推高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高工资（相对于生产率而言）以及理发、餐馆饭菜、宾馆房价等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上涨，削弱了国内民众对它们的需求。因此，创造了出口奇迹的国家看起来有点发展畸形，颇似只有一半肢体的人：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效率奇高的生产部门和病态的服务部门想并存，即使国内需求萎靡却依然注重外国需求。
断层线：日本的案例
日本和德国对外向型增长的依赖在其发展的早期问题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们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相对较小。但随着他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它们便会给其他国家创造超额需求带来巨大的负担。
对遵循外向型发展道路的国家的未来而言，尤其有警示意义的是日本并虽然曾经努力实行变革，却没有成功。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同意允许提升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由于日本的出口面临压力，日本银行大幅削减利率。根据日本银行一位高官说，“我们打算首先提振股市和楼市。如果有这两个不断繁荣的市场作支撑，出口导向型产业会重新洗牌，能够转型适应高内市场。这一步骤之后将会推高每一个经济部门的资产价格。这种财富效应之后便会刺激个人消费和住宅投资，之后工厂投资和设备投资也将增长。最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
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的是大规模的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一时间导致人们普遍认为东京帝国广场那块儿土地比美国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还要值钱。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公司投资的确增加了，但并不是投向了内需型生产上，很多资金都投到了那些劳动成本低廉的东亚国家，其投资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增加出口。日本的建筑量和个人消费确实增加了起来，但这都是暂时的高涨。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日本央行在一片惊恐中开始加息之际，股市和楼市的崩盘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大崩溃，其影响至今犹在。
因此，依靠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非但没有在富裕之后自然而然地实现经济增长均衡化，反而发现依靠自身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难度极大，因为增加最终消费的正常渠道在着力扩大出口的过程中已经趋于萎缩。由于银行习惯了政府庇护下的市场，并习惯了根据上级命令来决定放贷对象，因此，当他们有了自主决策权的时候却迷茫彷徨，不知如何放贷了。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密切，因此，政府更容易通过国内企业加强消费引导。不过，虽然企业的影响力大，却未必有效。在日本，政府支出越多，新建的路桥越多，但多数时候是没有必要修建的。只是建筑领域的游说能力多余强大，因此，得到了大量的政府刺激资金。尽管日本国内到处都铺遍了为刺激经济而导致的混凝土，但其经济病态依旧。
结果，不仅日本这样的国家不能帮助世界经济走出下挫泥潭，反而需要其他国家伸出援手拉它们一把。这是很深刻的断层线。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弊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并没有完全克服它在1990年到1991年之间所遭遇的经济衰退，因此对日本商品的需求很小，（历史上去很大），也就无力帮助日本走出衰退。知道21世纪早期，日本为了摆脱经济泥潭的多次努力都失败之后，美国为了应付互联网泡沫破裂而采取的措施才增加了日本的出口量，再次帮助其走出了困境。
要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进而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个过程定然不会是自然顺利而没有曲折的。暂且不说出口部门的作用及其继续带来的巨大收益，但是转移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就需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政府用来扭转过去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工具也是很有限的。比如，国内部门的工资较之于这些部门的生产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允许工资差别化，虽然对于促进服务业繁荣来讲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将会使当前在服务业就业的人群的收入大幅下滑。他们反对这种变革的动力很强。此外，外国资金进入服务部门将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多年的政府保护和过度调控却很难客服，而且强大的利益集团，比如日本的理发店，就爱个年会反对竞争和外资进入的。
相似地，消费者越来越懂得谨慎消费了，而且零售金融业也不是很发达。日本家庭不同于美国家庭，他们不愿意借钱来花。老年人很难忘却战后的贫穷与不安全感，也很难忘记之后储蓄被认为是爱国行为的经济增长阶段。而恰恰是老年人最有消费能力，使他们决定了消费格局。曾有一段时间，日本的年轻消费者被寄予了厚望。但数年萧条的经济形势之后，他们似乎也无奈地退却了，或许巨大的公债和资金短缺的养老金计划会给他们造成另外的重担。日本的经济改革需要巨大的政治意愿。而由于现状令人十分舒服，而且相对衰落的速度较慢，因此，改革的政治意愿十分缺乏。
中国将会加深还是弥合断层线？
随着后起之秀不断强大，世界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平衡吗？德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给未来敲响了警钟。许多后起之秀即将加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来。他们是否会继续过分依靠出口？一旦他们富裕了，他们是否会进行经济改革让经济重新回到平衡增长的轨道上来？中国的表现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的阻碍，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虽然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它也走了外向型增长的道路。
与其他走外向型经济道路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远低于平均水平。因为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数据是不能完全相信的，经济学家经常认为中国非常规的畸形发展是数据问题。但是假设这些数据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消费如此之低呢？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家庭不能再依靠亚洲传统的养老保障，即孩子。根据政府的政策，大部分夫妇只能有一个孩子，六个大人（四个祖父母和两个父母）将来都要这一个孩子来赡养。难怪大人们，尤其是祖父母，都想快点攒钱。更糟的是，他们当中的许多曾在国企工作的人，都失去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随着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医疗等服务，价格上涨非常快。中国正在改善养老和社会保障系统，但是国家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说服公民相信政府的承诺。
中国的外向型增长战略还面临另一个更传统的问题。作为中国经济总收入的一部分，家庭收入很低。工资低是因为大批的劳动者仍然想从农业转向工业。家庭收入受限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会以低利率的形式向国有企业进行补贴，这就意味着家庭存款从银行得到的利息也低。另外，许多福利，比如教育和医疗，都不再由国家免费提供，这就进一步减少了可支配开支。
最后，家庭消费低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自己比实际上要穷。国有企业并不把红利分给国家，因为每个家庭并不是直接拥有他们的股份，他们没有看到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变成自己财富的一部分。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些国有企业创造的财富会被重新分配为公民服务。但是现在，家庭认为他们并没有从中受益，所以他们的消费比他们应该消费的要低，如果他们能把自己想的富有一点的话。
国内消费水平低使得经济过度依赖国外的市场需求。此外，即使中国能够找到合适的途径，在危机中促进家庭消费，但这种消费在全部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十分小，因此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大。因此，每当中国当局需要在全球经济下挫之际保持经济涨幅时，便会刺激投资，而且他们确实需要保持经济增长来符合民众的期待。他们把大量的贷款从国有银行体系下拨给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使其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规模，而不考虑长远的盈利能力。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功地落实了“栽好梧桐树 引来凤凰栖”的策略来发展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过快也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已经完备的情况下。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官员热衷于形象工程，建造巨大的机场、豪华的现代化大楼（尤其是官员们自己用的大楼）以及大型购物中心。这种经济刺激方式是不是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尚不明朗。过去，中国的领导层在必要的时候已经做了调整。他们能在为时已晚之前远离出口拉动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诱惑吗？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中国是深化断层线还是弥合断层线。
摘要与结论
发展较晚的国家最初并不注重创新，也没有创新的动力，因为富裕国家已经客开发了必要的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可以被特许使用或者可以借来使用。他们在处理基础教育缺失、劳动力技术水平低以及医疗保健体系不完善等传统发展问题的同时，竭力弥补一个基础性的缺陷：现有组织的缺点。它们认为，加强组织的过程需要政府进行大规模而比较慎重的干预。新成立的企业必须得到优惠待遇。然而，真正的危险在于，新成立的企业要求长期保护，并会遏制经济增长，这一点在印度20实际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中已经暴漏了出来。
其中的一个选择就是增加国内竞争，削减准入门槛，取消多重补贴。但政府认为这将浪费资源，
可能会危害到当前刚刚实现盈利的企业。此外，国内市场狭小，再加上对企业的优惠政策会抑制家庭消费，使国内市场受到进一步压制。解决之道在于发挥世界市场的约束力以及吸引力。政府运用向外资开放经济带来的威胁迫使企业实现自立，强迫运行良好的公司展开竞争，扩大出口。政府强行进行这种转变面临着强大的压力。企业希望政府能够继续保护它们，这样就能过上平静而盈利的生活。但有些政府，尤其是设法避免私营企业的影响的专制政府，会推动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变。今天让我们庆祝的就是这样的增长。
不幸的是，他们的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那些年中形成的政府政策，国内及的利
益团体以及家庭习惯的共同作用，也导致了这种依赖性。世纪因此失衡了，而市场却不易扭转：
我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的多数时间都在就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发出警告，而不是金融问题。
这两者相互关联，因为全球出口国有着大量的外贸盈余，他们迫切需要寻找那些政策不足而倾向
消费、却又能够凭借自身的信用借款的国家。，至少短期内是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的国家，因过度支出而陷于困境。这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是我
接下来要讲的。
第三章 不稳定的外国融资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德国、日本等出口大国正在努力为其过剩的商品寻找销售市场。发展中国家比较贫穷，人均消费水平及投资水平偏低，但如果能够成功实现融资，则其消费水平很可能会大幅提高。事实上，韩国等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十分注重出口型生产，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进行了较高的投资，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资本商品及机械设备。这种做法虽然令他们背负了大量的贸易赤字，但有助于消化剩余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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